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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金达迈《方志文体研究》[20]从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角度和述了方志的体裁分类以及记述方法。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21]和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22]主要从考证或辑佚的角度对中国古方志进行了收集整理,但后者的辑佚有所错漏。 就国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在其《六朝之地记》[23]一文中对六朝地记作了辑佚,就当时地记之内容与着者以及时代背景诸关系,进行了梳理。以上所列举的专着对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方志的源起和发展演变有重要的意义,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还远远不够,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相对专着来说,近些年的单篇论文及学位论文对于六朝地记的研究愈加细致、深入。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论述六朝地志文学性。王琳师《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24]一文从六朝地记兴盛的原因、写景、记述传闻故事与异物、影响以及评价五个方面对六朝地记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论述。其《略说六朝地记之写景》[25]从地记中山水景物描写的空间范围、艺术手法、审美眼光等层面作了论述。唐志远在其《六朝与文学》[26]中列举了六朝《异物志》17 种,探讨了《异物志》与咏物赋之间的关系问题,较为深入探讨了《异物志》的文学性。但其对于异物志的收集还有遗漏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类记述之溯源
第一节 先秦之物类记述
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史部脱离经部的附属成为独立的门类,其中地志作品呈现出繁盛的景象。物类记述是这一时期地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 物类记述最早应该追溯至《诗经》、《楚辞》中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写,虽然其中的物类多起比兴、象征等作用,但它们对自然物性的潜在性关注是物类记述的滥觞,其中的不少物类也成为六朝地志中物类记述的对象。此外,《山海经》中大量异兽的描写,或实或虚;《逸周书?王会解》对所献物类的描述。至汉代,武帝开疆扩土,四方异物纷纷来献中原,蛮夷的物产风俗载于史册。名物罗列在西汉大赋中频频出现,题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中记述了数量颇多的异物,而东汉咏物小赋往往对某一事物进行详细描摹。沿着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东汉杨孚《异物志》的出现,直接开启六朝地志中的物类记述之先河。中国古代涉及动植物以及器物等物类的典籍较多,《诗经》、《楚辞》以及《尔雅》三书都涉及了大量的物类。《逸周书》、《山海经》中也包含了数量可观的物类记述,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述了大量的奇异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或实或虚,或进行客观详述,或具有荒诞恍惚的神秘色彩。
第二节 汉代之物类记述
[论文摘要]贾谊是汉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总结秦亡的教练,考察汉初以来黄老无为思想弊端的基础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思想以及礼治思想三个方面。贾谊的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后世所瞩目。研究贾谊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汲取更多的营养。
我国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化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挖掘、整理、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贾谊政治哲学的讨论,以期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新思维,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
贾谊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金春峰说:“先秦,以荀子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轨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为强化封建专制集权服务,从而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性质的区别。贾谊的思想,体现了《荀子》思想的这一特色。”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从学术思想源流上来看,贾谊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很大。
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础上的。贾谊认为,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废弃礼教的做法使得社会风俗大坏,宗法人伦失序,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有陈胜等的揭竿而起。强大的帝国倾刻间轰然倒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总的说来,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秦朝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应该再纯以法术诈力作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而应该施行仁政。
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贾谊认为,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贾谊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在贾谊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作为本体出现的,所以“道”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是贾谊认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终极性依据。贾谊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贾谊的“道”是“其本者谓之虚”,它落实在现实社会中是表现为儒法两家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的。所以,贾谊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实现“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实现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贾谊的政治哲学也充溢着“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的特点。关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社会政治,面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主张“儒法并用”,主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礼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想达到解决社会矛盾,扭转社会危机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论文摘要：电影《画皮》的成功与导演陈嘉上的现代性执导理念息息相关，这是以新时代的价值观、爱情观、审美趣味和商业意识对原著进行的创新性改编，将封建志怪小说，改编成了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爱情大片。
由陈嘉上执导，陈坤、甄子丹、周迅、赵薇、孙俪、戚玉武等多位著名影星主演的电影《画皮》，目前在全国公映后获得广泛好评，具有值得称道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该片的成功与导演的现代性执导理念息息相关，这是以新时代的价值观、爱情观、审美趣味和商业意识对原著进行的创新性改编，将封建志怪小说，改编成了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爱情大片。
一、改编注重现代气息
依据对原著的符合程度，改编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忠实原著与自由创造。忠实原著的改编方式，强调主旨内涵、人物形象、情节内容等与原著相符合;自由创造的改编方式，则对此不大顾忌。传统的改编原则(尤其是中国大陆)侧重于忠实原著，这和早期改编的不发达状况有关。随着改编的盛行，某个作品甚至被多次改编，后来者如果继续坚持忠实原著的方式，就会雷同，意义和价值就会大大减弱。随着改编实践的发展，改编理论也逐渐成熟，持自由创造式改编观的人越来越多。西方的改编观念远远比中国开明。贝拉·巴拉兹认为:“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的话，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舞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是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克莱·派克认为:“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决不是原始材料的一种机械复本，而是从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
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且市场经济发达，影视业以满足文化消费需求、获取利润为宗旨，形成了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改编观不受传统思维定势束缚，不死板地坚持忠实原著，而是灵活自由，大胆前卫。作为香港著名导演，陈嘉上浸染了香港现代文明，既注重电影艺术自身的特性，又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画皮》拍了很多版本，除了戏里的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创新不是很多，重拍没有创新不如不拍。”
《画皮》原著产生的时代与现在相去甚远，其宣扬的伦理道德带有明显的封建、陈腐气息，与现代文明相悖。如王生的好色和对妻子的压迫，陈氏在“三从四德”封建思想影响下，对丈夫的压迫行为不计较，陈氏为救人却要忍受人格侮辱等。陈嘉上对此表达了严重不满:“我第一次看到《画皮》原著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好烂!这个男人好烂，受到女鬼的蛊惑。这个道士好烂，每次只是飘飘然地给些意见，从来不真心帮人。老婆好烂，这样的老公让他死了好了，干嘛还要去救他?这样的故事我没兴趣去写，它的角度太封建了，完全没有一丝现代的气息。”因此，在陈嘉上看来，改编不简单地是两种文本形式的转换，主要是在文化观念上的如何处理的问题。
二、现代爱情观
主题的转换主要是因为文化观念的冲突:“时代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对很多事情有新的、比较开明的看法，尤其对人、男女关系、爱情、婚姻有很多新的命题。”从爱情的角度改编，体现了陈嘉上对现实社会爱情、婚姻的关注和思考:“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老公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关系，那么作为老婆，你该怎么做?尤其是你遇到的还是一个‘法力无边’的第三者。我觉得所谓‘妖’，不过是夫妻关系之外的另一个女人。至于这个第三者到底是妖是鬼还是人，其实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无所谓的。所谓‘妖’，还不就是心魔？”为了多角度展示爱情，影片设置了多个“三角恋”，不但有小唯、王生、佩容之间的“主三角恋”，还有庞勇、佩容、王生之间，佩容、庞勇、夏冰之间，王生、小唯、飞天晰蝎之间的“辅三角恋”，错综复杂。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情节的精心设计和演员的投入表演，使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真实感人，震撼灵魂。
原著显示了王生和陈氏夫妻地位的极不平等，王生根本就不在意妻子的感受，而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忍受。王生遇见女郎(女鬼所变)，带至家中书房共寝，而且过了几日才将此事告诉陈氏，陈氏劝说王生打发女郎走，王生不肯。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的貌似公平的虚伪:“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一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
在电影《画皮》中，庞勇作为王家军前统领，虽然爱佩蓉，但没有利用权力霸占对方，而是选择了离开，因为佩蓉爱的是王生。同样，飞天晰蝎虽然深爱小唯，法术高强，但并没有强迫小唯，而是为她奉献，甚至杀人，在情势危急的时候也不肯离开，牺牲自己也毫不顾惜。王生虽任都尉之职，但并没有压迫妻子，也没有妻妾成群，他始终珍视和妻子的感情，甚至为了妻子能够复活而牺牲自己。古代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来满足男性，双方为爱牺牲—不单单是女性，这才是现代的爱情。爱情、婚姻中男女地位的平等，不是和古代而是和现代相联系。“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的，同单纯的，同古代的，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三、时空变化的现代内涵
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看，原著并没有写明具体时代;在1965年鲍方导演的《画皮》中，女鬼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在1979年李翰祥导演的《鬼叫春》中，女鬼故事跨越千年，分别是唐朝和清朝。在陈嘉上导演的《画皮》中，故事发生在汉代，对此，陈嘉上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清朝离现在比较近，明朝又太有规范，所以索性把时间推得远一点，就放到了汉代。有一段汉代的狐仙，会感觉不一样。”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深受宋朝以来的理学影响，封建思想严重;与明、清相比，汉朝则不那么“规范”(儒家独尊的现象也只是在汉武帝出现后)，人的自由空间相对大。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汉代，能够为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时代条件。“因为汉朝的东西非常的不同凡响，那时候的人视野很大，不仅关心身边的事情，还关心几千公里外的事情”。更能够因为时代的具体化而增强影片的现实意义:“新版《画皮》的主题、年代、表现方式应该能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应该有一些现实意义，否则就又有可能走上惊惊道路，这也是以前多种翻拍版《画皮》相对雷同的原因所在。所以我没有通过虚化年代的手法去实现魔幻情节，而是选择了现实感较强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只不过是发生在己经逝去的不同凡响的时代而己。中国绝大多数观众并不喜欢纯粹虚构年代中发生的纯粹虚构的电影故事。”
从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看，原著的空间范围比较小，主要是王生家中和集市;而影片的空间很大，从西部大漠到江南都城。导演把狐妖出现的地方设置为西部大漠，这种变化，能够增强视觉冲击力:大漠上的激战，使观众欣赏到功夫的魅力。茫茫大漠，浩瀚无边，给人一种粗狂、奔放的感觉，使影片显得大气，扩大了观众的视野，这与城市的狭小空间形成对比，就像陈嘉上导演所说:“我希望西部的风情能为这个戏带来大气、宽广的视野和剧烈的反差。大漠的宽广与城市里困兽犹斗的对比。”
四、人物形象符合现代性观念
在人物塑造上，首先来看画皮女鬼，原著中的女鬼面目狰狞，阴险歹毒，血吃人心是她的目的，是她的本质。而陈嘉上导演的《画皮》，女妖小唯吃.人心是不得己的，她只是在迷失了爱的方向时，以此为手段保持人形，去接近所爱的人。她对爱情执著、为爱情献身，可爱、感人。对画皮女鬼丑恶形象的解构和颠覆，既是陈嘉上出于影响的焦虑而另辟蹊径的结果，更是来自他内心深处对婚姻爱情的现代性思考和诉求:“他(指陈嘉上—笔者注)称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爱情观—第三者并不可耻，所以周迅的角色并不像从前的‘凶狠’，反而美丽单纯，‘如果两人关系真的好，抢是抢不走的，但如果抢走了，则代表那两个人的爱情可能比你的更伟大。’他表示自己其实比较同情周迅的角色，她的错只在于她‘来迟了’。”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
【关键词】 魏晋/文学自觉/辨析
自日人铃木虎雄撰有《中国诗论史》以来，有关中国“文学自觉”的界定，向来以曹丕、陆机、萧纲、萧绎等人的相关言论为其论据及标尺。曹丕《典论·论文》说出“诗赋欲丽”的观点之后；陆机《文赋》则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而南梁萧纲、萧绎更进一步说出了“文章且须放荡”之类的话语。鲁迅进一步肯定了这样的认识，称魏晋“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更云“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①。由此，引出了以下两点几成定论的认识：第一，文学自觉是魏晋时期的专利，而此前并无自觉之文学；第二，文学自觉是从魏晋文人，尤其是上层文士开始的，其证据应从魏晋文人作品中寻找。然而细加分析上述认识，又有可疑之处。由此要提出的问题即是——“文学自觉”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吗？
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首先就要弄明白什么叫“文学自觉”。关于这一问题，自钤木虎雄及鲁迅以来，就没有解释清楚，由此亦造成了如今的歧义与混乱。从字面上讲，所谓“文学自觉”，当然是“文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若论文学独立的存在，那么衡量“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看文学是否与其它艺术形式分离。那么，文学又是何时与其它艺术形式分离的呢？
因为文学的产生是人类情感抒发的需要，它只是一种人们抒发自己情感所需要的媒介与工具。所以它一开始就与其它艺术形式难分彼此，但是文学与舞蹈、音乐毕竟不同，它之所以能与其它艺术形式分离，其对于人类必然具有其它艺术形式无法实现的功用。
文学能够弥补音乐、舞蹈的不足，三者配合起来，相得益彰，能够更好地抒发人类的情感，达到理想的境界。三者各有不同的作用，于是才有了《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所谓“载民”、“玄鸟”等名称，其实就是配上了歌词的音乐。因为人们抒感、表达自己的需要，所以才有了音乐、舞蹈、文学这样的混合载体。文学与音乐、舞蹈的不同主要在于它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及其情感。若文学能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分离出来，就说明它已具备了独立自觉的基础。那么文学又是何时分离出来的呢？从先秦至魏晋时的所谓“文笔”分离，这段时间年代绵长久远且难以准确界定，所以我们显然不能凭此来断定“文学自觉”的具体年代。
虽然我们无法凭此断言文学自觉的时间，但是在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对比中，我们显然看到了文学能够独立的根源，正是因为它具有了其它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功能。
关于文学，章培恒等人曾说：“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②显然，章培恒等人也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由弄清什么是文学开始。言下之意是当古人意识到什么是文学时，文学也就“自觉”了。由此，章培恒给文学的定义是——“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③。由此，套上曹丕等人的言论，魏晋时代自然就成了“文学自觉”的不二选择。对于这样的结论，王运熙先生也认定，“文学自觉”完全可以涵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理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并不否定、反对政教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它所重视、所探讨的，主要是与文学审美功能、审美性质有关的各种问题。相对而言，它较少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大量地探讨文学内部关系”④。
按照王运熙、章培恒等人的说法，“文学自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概念要点：一是文学已经自觉意识到要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社会，并以感情来打动人；二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文学所关注的是与自身相关的内容，而与政治教化无关。这里带有很强的反对儒家诗歌教化的意味。由这样的概念出发，章培恒、王运熙等人自然可得出“魏晋文学自觉”的见识。因为推导的依据源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有何不妥之处。于是，“就文学的自觉这个角度来看，最终完成这一历程的，是萧纲、萧绎”。王运熙等人的此类断语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若稍加留意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我们即可发现历史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的依据多少有些出入。事实上，早在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的言论之前，诗赋“自觉”在实际创作中就已经存在了。只是由于儒家学说对于思想的钳制，才导致了人们对于某些“自觉诗赋”的解释被先行纳入到了儒家的诗教范畴。这其中屈原楚辞与汉赋即是较为显明的证据。
从文学，尤其是诗赋发展的历史证据来看，与“文学自觉”不侔的情况首先体现在魏晋以前人们对于上述诗赋的解读上。因为强大的秦汉帝国存在于前，崇尚中央集权的秦朝先以“车同轨、书同文”的方式，将全国的思想文化纳入到自己的统一模式，随后又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因为楚歌楚辞传入中原之后，出于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汉人开始用中原的诗教观念来解读楚地的民风歌谣，由此才导致儒教传统逐渐抹杀了先秦以来南北诗赋本有的差异。
谈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关注魏晋之前人们对于屈原诗赋的发现与解读。以现有材料看，魏晋以前关于屈原本人及其作品，几乎都源于西汉人的介绍。如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谈到了屈原及其作品；现今流行东汉王逸十七卷本的《楚辞章句》，最早则是由刘向父子在西汉末年编纂的《楚辞》发展而来；而班固介绍屈原作品的《汉书·艺文志》也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为依据。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流传有赖于西汉文人的发现与推动。那么，以司马迁、刘向为代表的西汉学者与文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认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出于对大一统帝国的景仰。汉人一则要取媚君上，二则是要适应由于楚人掌控天下，所引发楚风盛行的时代需要。尽管《史记》中对汉武帝也有不满，然史书的写作与流布，自然要得到皇帝的允许方可，因此取媚君上，自觉将儒家思想观念溶入史书之中，自然成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朝文人的选择。此外，由于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的楚人夺取了天下，楚辞得以引入中原，也导致了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南方因素。
尽管楚歌、楚辞流行中原，然而出于汉朝大一统思想集权的需要，屈原及其楚辞必须要与中原文化结合，得到儒家学说的合理解读。于是，汉儒及中原人士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到国家儒家正统的诗教解读系统。所以司马迁解读屈原时，才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生活在北方中原，所以他对于屈原的认识只能出于中原儒家诗教的认识。随后，东汉班固、王逸沿续了这样的认识。
从司马迁的“盖自怨生”，至班固、王逸等人的比附儒教，都看出由于汉代思想文化的统一所造成的，人们对于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作品的误读。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来看，夷夏之别的传统使得人们忽略了中原诗歌与南方诗歌的差异，往往易以《诗经》的诗教特征含混了它与楚辞等南方诗歌的不同。因为《诗经》是被赋予了儒家诗教言志的、美刺的特点，由此就产生了“先秦是我们文学的自发时期”的认识，并且推导出先秦时期根本没有产生像后世那种文学观念的看法。当然，先秦时期文学自觉的观念，由于证据的原因，我们仍无法确认。然而无论如何以《诗经》模式解读楚辞，则不可避免地掩盖了“文学自觉”本有的历史真实。
事实上，楚国文化及其文学作品与中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而从实际创作上看，楚辞也明显有别于中原诗歌。关于二者的区别，从《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可以看出，诗经是刻板的四言句式，而楚辞无论在韵律和语言上都比诗经要优美得多。说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楚地歌谣的具体格式中看到这种影响。现在保存较早的楚歌有《孟子》中记载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入楚国听到当地小孩所唱。其歌云：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听闻此歌后，对弟子说道：“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这种特殊的“兮”字结构即是后来屈原楚辞常用的结构。因为“兮”相当于我们今天诗歌常用的感叹词“啊”，所以其极强的情感色彩以及五言的诗歌形式等，使得初次听闻此歌的孔子感到无比惊诧。这首诗歌内容极其简单，这种歌谣除了以此教化弟子外，当年给孔子以很大的触动，当然还包括歌谣特殊的形式或伴之而来的音乐。这种带“兮”字的五言歌谣形式是孔子和孟子在中原诗教圈子中从未接触到的，所以他们将之记载了下来，保留至今。此后楚地歌谣经过屈原等人的改造，变成了一种更适合抒感的文学样式——楚辞。而这种诗歌样式随着楚人入主中原，才有了汉代辞赋的流行。黄伯思说：“楚辞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⑤近人姜亮夫先生也说：“楚辞这个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⑥
因此，若论诗歌缺乏情感动人的自觉意识，以《诗经》论说则可，而以楚辞讲论则恐难服众。因为从《山鬼》《湘夫人》等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在“岁既晏兮孰华予”、“思公子兮徒离忧”、“思公子兮未敢言”等类诗句中，确实让我们很难否认屈原作品中，乃至司马相如的汉赋之中，早已具有“欲以情感动人的自觉意识”。
楚辞之后，南方诗歌的欲以形象反映现实，并以情感动人意识其实并未中断。这一点从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的流传即可明了。除此以外，即便是在经学繁荣的两汉时期，无论诗赋，无论官方或是民间，抒情的、给人以感动的文学作品一直在创作生产。在某种程度上，魏晋以前的文学一直在试图挣脱政治教化的束缚，还文学以本来面目。屈原的楚辞、秦汉时期的乐府诗、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东汉张衡蔡邕等人创作的抒情小赋，均有如此表现。以司马相如的汉赋为例，现在看来其创作其实早就是“诗赋欲丽”的了。
司马相如用心于文学，故在其汉赋中多见夸张的文笔和华丽的辞藻。章培恒等人点评司马相如作品时，总结说道： “无论在词汇方面，还是句型方面，简单的成分都已被摒除，表现了对文学的修辞效果的前所未有的努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司马相如的文学努力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从取媚皇帝的角度看，显然司马相如是有意识这么干的。因为这样的写作不仅令君王愉悦，也让作者自己在运辞逞文的同时，心中满是欢喜。然其“劝百讽一”的尾巴，又表明在儒术一统的时代里，司马相如在文章末尾势必要摆出符合儒家诗教的姿态。
由此可见，从诗歌的发展历史看，情感动人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客观存在。只是由于儒家诗教灰尘的存在，有意识地遮蔽了诗歌的真实情感。那么，有无可能魏晋以前的文学也有一种文学观念存在，然而证据的缺失不仅令我们无法肯定文学的“自觉”，同样也无法确认魏晋以前文学的“自发”。由此得出结论，魏晋以前的文学，在实际创作中始终存在着文学自觉。既然楚辞、汉赋中的“虚辞滥说”早已显露出文学自觉的表徵，那么所谓司马迁、司马相如归于讽谏的解释或结论，实则是适应儒家诗教思想一统的变通办法而已。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自觉”的创作事实酝酿发展至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机得到承认和提出，而这个时机得以出现就是因为魏晋以来儒家诗教传统的逐步丧失。
由于理论口号本身即是根据创作实际总结而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因此，曹丕是“文学自觉”口号的提出者，而非文学自觉创作的急先锋。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事实上是针对两汉以来的创作实践而得到的结论，而他之所以敢于明确说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本人的皇帝、皇族身份，使他言语少了许多忌讳与羁绊。
汉代乐府民歌发展到魏晋、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又形成了诸如曹操《短歌行》、曹丕《燕歌行》、曹植《野田黄雀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虽然这些作品仍然沿用汉乐府篇名，但是内容却是源于文人自己创作的、仿民歌形式的抒情诗歌。因此，从先秦、两汉至魏晋诗赋两方面的创作事实，我们知道“诗赋抒情”、“诗赋欲丽”的观念早在曹丕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民间和正统文人之间了，大量文人抒情、动人作品的出现即为明证。只不过，作为一种“文学自觉”的口号提出，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才有胆量和魄力完成，所以尽管按鲁迅等人的说法，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从曹丕“诗赋欲丽”的口号开始，然而事实上，我的观点却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并不从曹丕开始，而是早在秦汉就已经开始了，曹丕只是完成了“口号”提出的任务而已。其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只因为他作为皇族、皇帝的特殊身份，又由于他将前人不敢明确肯定的“文学独立”作为宣言的形式提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曹丕《典论·论文》所提出“诗赋欲丽”的思想观念的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此，我们发现一个尤为引人注意的现象。虽然陆机也说过“诗缘情而绮靡”，但是明确提出文学自觉口号的人，其身份均为国君皇族。曹丕如此，萧绎和萧纲也是如此。曹丕说“诗赋欲丽”，萧绎则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萧纲更是说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现在看来，他们之所以敢于说出这类悖逆传统诗教的骇俗之语，一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诗教束缚的逐渐宽松；二则是由于此三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皇族地位，所以他们才敢于将此类心里话说出来。试想，若是普通臣子，即使心里如此认为，他们也未必敢将此言论公之于众。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陆机只是一降臣，他又何以敢言此类话语呢？我们且来分析“诗缘情而绮靡”的含义。若从字面上看，这只是一句客观表达的陈述句，其意可谓“诗歌因为表达感情而绮靡”。关于“绮靡”二字，李善注云“精妙”。又一说，绮言文采，靡言声音。那么陆机此言的最终意思即为“诗歌因为表达真实的感情而精妙（感人）”。陆机将自己对于诗歌的真实看法用了“绮靡”一词来表达，又以“赋”的文章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其隐忍含蓄之意不辨已明。若将此言与二萧的“惟须”、“且须放荡”等言辞对比，显然皇族君王的身份令二萧在说出此类话语时，少了许多顾忌。
根据以上辨析，我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第一，中国“文学自觉”的创作实践早就发生在魏晋之前，而非仅在三国魏晋时才出现；第二，曹丕等人“文学自觉”言论的历史作用是在理论著述中，以口号的方式指出了切合时代需要的文学发展导向与宣言。曹丕等人是口号的最初提出者，然而并非“文学自觉”的开拓者。中国“文学自觉”和“独立”的意识，只是在魏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强化，所以魏晋文学才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异彩”。
注释：
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②③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59页。
④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关键词：湖湘文化；外交思想；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曾纪泽作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生活习惯无不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爱国主义与务实外交观，正是完全脱胎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将进行深入探讨！
一、 爱国主义的传承与发扬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比比皆是。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但这种为国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牺牲精神确是惊人的一致。“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这一点，体现曾纪泽身上，尤为明显。
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在的身上找到。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为重”的理学思想的熏陶，而“始终以宋代大儒为师，毕生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为圭臬。他将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孟的道统，而这个道统是不容改变的。” [2]这种信奉理学，以理学为重的思想对曾纪泽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纪泽自幼就在的监督下，熟读了儒家经典著作，在理学思想和的双重影响下，曾纪泽意识到：“仁着至大，而义者至高。” [3]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在曾纪泽的头脑里生根发芽，而当他接触社会后，看到列强入侵、清政府扶摇欲坠的统治，更激起了曾纪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纪泽后来之所以放弃在国内做官的机会而选择出使国外，当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外交官，这同他希望改变中国处于劣势的外交地位是分不开的。
提到了，就不能不提邵阳人魏源，他在1842底写成的《》，开篇就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的就是惊醒世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应该抛开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先是“自强”，后是“求富”，开辟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魏源的这种爱国和危机思想也影响到了曾纪泽，曾纪泽阅读了魏源《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篇》、《》等经世名篇，这些书籍有助于曾纪泽对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对于曾纪泽危机意识的产生以及爱国主义的激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立志出洋，到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列强据理力争，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曾纪泽身兼的责任重大和背负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抱着要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强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国强权，坚决捍卫民族权益。” [4]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纪泽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纪泽继承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将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外交观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的！
二、 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
经世致用，通俗地讲，就是读书要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种优良学风，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战国时的屈原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开山鼻祖，他《离骚》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最好明证。西汉时，贾谊受到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另一方面，他关心现实政治，积极为汉朝统治者建言献策，他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论，成为西汉两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因为改革失败，被贬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和讽刺小品，更写了关心百姓和批评时政的论文，如《断刑论》和《封建论》等。龚抗云教授说：“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将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入了湖南。” [6]这是不虚之论。
湖湘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胡宏、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为世所称，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学风卓然独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并为后来的湖湘学者不断地发扬光大。” [7]湖湘学派的先驱者是胡安国，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国的小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通经和致用的关系做了理论说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明体’，或者称之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致知就是为着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没有目的性地治学，或者学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种空谈，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强调‘致用’不是去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小用，而是为治国安邦利民的大用。” [8]从这段话，我们基本上能得出经世致用学风的精髓所在：读书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读死书，还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湖湘学派另一个创始人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则强调办学宗旨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治学宗旨上，他也强调力行，“贵实用而耻空言” [9]，“天下之理，惟实为贵。” [10]胡宏和张通经致用的理论对其弟子和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扎根于湖南这片土壤，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兴起。所谓“实学”，顾炎武称之为“修己治人”之学，是运用“六经之旨”于“当时之务”之学，这与空谈玄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是根本对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实学思潮，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种实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之所以会在明朝沉寂，是因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之徒宣扬的“废实学，崇空疏”的学风，有违于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时受到抵制的还有佛教和老庄哲学宣扬的空、无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作用，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这对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虚的学风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对虚伪说教；第四，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反对拘泥不化，一成不变，“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历史和时代在发生变化，那么治事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赞成社会变革的。第五，主张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气节，这与王船山的坚决反清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近代湖南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给出很高的评价：“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到他的影响。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更是传其衣钵，将其实学思潮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综观考虑，做到事必躬亲，这种实际考究的态度，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延续。
三、结论
曾纪泽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和他正确的外交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头，则是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纪泽所从事的外交事业，既是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是在将这种优秀成果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蒋作斌.略论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J].200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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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
继三年前访台后，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再度联袂现身台北书展，向读者演绎两人的新书，并且进行罕见的对谈──变局中的儒家知识分子，让外界得以窥见这双爱智眷侣所激荡出来的灵魂火花。
携新书翩翩而来
史景迁的最新作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锁定了明代散文家张岱的一生。张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经世济民为首要之务的书香门第，却始终未曾中举。在他长达80余年的一生里，体验了改朝换代的局势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这样一位中国文人的私历史，史景迁企图勾勒出大时代的全貌，也探讨儒家的传统，如何因受到政治递嬗影响而变化。
张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学作品扬名，耗费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迁选择铺陈追索这样一位与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类似的中国文人，不仅饶富趣味，也颇具自况的意思。张岱文采非凡，观点卓而不群，写史不入流俗，史景迁恰恰同属此等人物，这使得书迷在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十分过瘾。最有趣的是，史景迁写作时，仍保持他一贯的谦逊低调与活泼顽皮，并不点破或明说，也让人有更多“张岱耶？史景迁耶？”的想象空间。
金安平新出炉的书则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台湾最古老也最兴盛的孔庙位于台南，在台南安平出生、成长至12岁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这位千古以来被奉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伟人思想家呢？而庞大的、环绕着孔子所构筑起的儒家体系，在一位拥有台湾经验的华人女性历史学者眼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哲学？
夫妻擂台头一遭
史景迁笑着透露，两人在写作研究时，经常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但公开在许多人面前提出对彼此的质疑，却是破天荒头一遭。他对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观察里，孔子是怎样取得所谓的“天道”的？此外，史景迁也对孔子长达13年离乡背井、充满危险艰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议：“投入这样的旅行与磨难是必要的吗？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而在治学方面，史景迁也注意到金安平新书的文献，多提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的数据：“为何特别看重这些考证考据，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诠释经典为基础的宋明理学？”
对正史之外的文本，向来怀抱极高兴趣的史景迁，也直接问金安平，除了《论语》等“官方”经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遗留下来的竹简，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帮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与思想呢？主张写史不可尽褒无评，臧否笔下历史人物不遗余力的史景迁，更是对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性的麻辣问题：“从早宋至以来，孔子的言行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至于文人的仕进、功名利禄与儒家思想画上等号。你觉得科举造成的独尊儒术，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究竟是帮助成就，还是贬低呢？”
拥有密西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的金安平透露，历史与数学的共通点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与史景迁辩证、脑力激荡的过程。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许多孔孟老庄故事的金安平，长大后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谓孔子的“天道”，她认为是一种为学与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学与生活从未分割一样，“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学家，都深谙这个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金安平认为对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至大，而且至关重要。“当世界处于混乱崩溃之际，孔子毫无选择必须离开他的家邦，他必须带着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包括子路、子贡、颜回，沿路学习、相处，并且从中参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与苦难相伴而生，虽然是看起来很老套的思考逻辑，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在别的文化里也适用。许多西方的圣贤或者哲人，同样会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独处，以求思考透彻，体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说，宋明理学，多属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学者不厌其详、多元精细的考据，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维，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是帮助建构另一套，或者允许人们看见与宋明学者诠释截然迥异的孔子儒家哲学，“开放对孔子与儒家哲学的想象空间。”
对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钻研的金安平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她发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归：“到汉朝才出现分歧相左的学派。”金安平主张，融会贯通百家争鸣的主张，取其精华，是现代历史学者的艰巨责任也是挑战。关于中国千百年来崇孔儒成科举八股之术，金安平认为：“是两面刃的做法。缺点是让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禄的形式与功利，优点是，至少养成了中国文人表面上都必须以孔儒经世济民为本的治学观与处世态度。情操虽有高低之别，但存乎每个读书人的心里，书生自己可以取决要往上或者往下。”
处乱世，天道是他面对的最大重担与危机，“那么张岱呢？”金安平问史景迁，像他笔下的张岱这样一个文人，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艰难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史景迁笑着回答:“其实，张岱所面临的，并不比孔子简单。”他指出，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40岁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张岱衣食无忧，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谙园林布置、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赏戏，但在逐渐步入老年之际，张岱却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张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终，其藏书逸毁，亲朋好友也四散，张岱的心里发出疑问:“文人对国家的忠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不容抹灭的天性吗？”史景迁指出，张岱身旁的好友与亲人纷纷选择自杀，成了张岱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锯命题:“应该在异族的统治下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了结性命殉国？”最后，张岱选择不入清为官，但在野编纂明史《石匮书》，以自由的笔，与明代遗儒的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书写他所眷恋深爱的故朝家国，夺回并保住对于历史的诠释权。
史景迁过去专研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盛世历史，但这位史学家坦承，张岱提供了汉族与“异族”交替、朝代更迭的历史新着力点，让史景迁对明儒发生兴趣：“也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张岱嗜读历史，也着迷于写史，但他对历史始终抱持好奇怀疑的态度。”史景迁认为，张岱开始书写那些让他传颂后世的小品文学，是因为读史之余，他发现也意识到自己想解决历史中的问题，这应该也是张岱日后投身历史编纂与书写的重要动力。
关于张岱笔下的历史，史景迁说，原本是以350万字洋洋洒洒记述盛明，后来不禁写到明朝衰亡，张岱披头散发，不做满清人打扮，拖携着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见其护史之志切。
史景迁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学家，历史书写也犹如月相盈缺:“纵使月有圆缺，仍不妨人们对历史全貌的了解。”史景迁说，张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动机，并且意识到知识就是一种诠释的权力，知识如何呈现永远是最大的难题。“但皎洁的明月终究会回来，史家不必刻意弥补史缺，就像历史小说不是被承认的正史，但每个朝代，这样的文学作品都能某种程度的填补历史的空白。”史景迁说，身为一位史家，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历史的空缺：“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让历史有空缺与待填补的空间。”
关于文人学者与帝王两种不同的人物，史景迁如何描述他们的差异？他表示，这两种纪传，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可供查考研究的历史来源南辕北辙:“譬如康熙雍正这样的皇帝，自然会有许多来自官方的资料。而妇人王氏，就必须参考许多当时的地方志、税赋、震灾、法制史与犯罪史。”史景迁说，但他试图从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这是为何他偏爱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们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从他们创作的书法、艺术，甚至是以朱砂眉评批注的宫廷文件，都能观察他们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史景迁透露，他只能透过山东地区的相关记载，得知当时的妇女死亡，仵作不得亲自验尸，必须透过地方上年长且具有公信力的妇女对尸体的观察转述，才能够判定死亡的原因。“对于王氏这样一个终生没有办法书写阅读的人而言，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对于她被亲夫谋杀的原因也只能旁敲侧击的推测，想象空间很大。但是康熙雍正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评价他们，还能从其闲暇逸趣之中，得知他们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关键词：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2]赵君尧.论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学[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一、汉代葬玉的种类
汉代葬玉从其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玉衣、玉晗、玉握、玉塞、玉璧、玉枕等。玉衣、玉晗、玉握、玉塞为人体所使用,玉璧和玉枕是放在棺椁内外的,前者是为防止灵魂出窍而尸身不朽,后者则是为死者乞福以得永生。
1.玉衣
玉衣,即将玉制成片,周围穿孔,用丝线相连成衣。玉衣是丧葬用玉的极致表现,是最能体现葬玉制度的形式。但汉代的玉衣随葬是前代葬玉方式的发展,是从西周时期的玉覆面历经玉面罩、玉头套、玉衣套,最后才发展成全身覆盖玉片的完整玉衣。
玉衣从等级上可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玉衣的使用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汉书》记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只能按等级使用银缕和铜缕,只有天子才能使用金缕。但在实际考古中发现与历史记载有出入,如满城汉墓刘胜的金缕玉衣、徐州火山刘和的银缕玉衣、广州南越王的丝缕玉衣,三座墓都为西汉时期,而葬玉制度的完善和确立是在东汉时期,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有所出入,这将在下文重点阐述。
一件完整的玉衣包括头罩、前后衣片、两袖筒、一副手套、两裤筒、双鞋套六部分。
以刘胜的玉衣为例,全长188厘米,由青色或白色玉片缕织成人形,其头罩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的脸罩制出五官形状,上身由前后两衣片和左右袖筒组成,腿套为上粗下细的筒形,足套呈鞋状。共用玉片2498块,玉片分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多边形等多种形状,每片近角处均穿圆孔,以金线编缀,所用金线共1100克。当然,并不是所用的玉衣都像刘胜墓的这么完整,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多发现的是部分的玉衣,而非整套。如山东临淄刘疵墓的金缕玉衣就只有一个头罩,一副手套和一双脚套,没有四肢和上身。排除盗扰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玉衣形制的不同造成的,即部分玉衣在下葬时就不是全身都有玉片覆盖,其余部分是穿戴丝帛衣物的,仅局部使用玉片。
结合玉衣的形成过程,玉片覆盖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在玉衣形制完善的前提下,局部使用玉片的玉衣是否代表了一种等级的差别,或者说是另一套制度的延续。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玉晗
丧葬用玉中以玉晗的形式历史最为悠久,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就发现有死者口中含有镞形玉器的例子,这种玉器通体磨光,长约2.5-4.5厘米,一端有孔,可能曾被当作装饰品。但这种放在死者口中的形式可以称得上是玉晗的雏形。晗玉的种类丰富,等级性不强,使用广泛,商人晗贝,周代的种类和形式更为丰富。玉蝉在商代晚期出现,周代逐渐增多,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流行,最终成为汉代晗玉的代表。
玉蝉的使用,是古人在观察蝉蜕的过程中,认识到蝉的幼虫在泥土中成长,成熟后爬出洞穴到树上蜕掉外壳,从此出污泥而不染,高居枝头,至死不再回到污泥之中,表现出一种幻化升仙之意。古人入葬可谓幼虫入泥,终有一日可以蜕变而出,成仙飞升,“以浮游尘埃之外”。或者是看到了蝉入土为幼虫,出土成蛹,蜕化后翱翔于九天,最后再产卵到地下,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正如人的灵魂,人死入土,灵魂脱离尸体而去,又开始新的生命,从而获得新生。人们使用玉蝉随葬,期盼借玉的精气和动物的生命力,达到灵魂再生的目的。不管是期盼飞升或是灵魂再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大量出土的玉蝉,对我们研究当时的雕刻工艺有重要意义。
玉蝉在汉代的雕刻风格称为“汉八刀”,作为丧葬用玉,它的制作是一切从简的,从用料到工都比普通玉器要简化,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八”字为虚数,仅说明下刀少,有简洁之意。雕刻出来的玉蝉双目外突、翅尾尖锐,腹背都施刀、线条刚硬粗犷,熟中带拙,大气混成。将两汉的玉蝉风格比较,以西汉的更为成熟,汉代以后不见此类作品。玉蝉到魏晋时期开始消失,后世虽偶有出土,但多为生前佩戴用玉。
3.玉握
玉握也称“握手”或者“握”,是死者握在手中的葬玉。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就有发现在死者手部放置器物的现象,有T器、獐牙和骨镞等,也有个别出土有玉镞形器,这些器物可能仅是作为随葬品使用。商代死者手中多握贝,贝作为当时的货币,应为财富的象征;西周时期手中所握种类繁杂,但玉制手握已经出现;东周时期,玉握的形制开始稳定下来,以长条形圆柱状玉器为主;西汉早期玉握多用玉璜改制,中晚期开始出现猪形玉握,到了东汉时期才成为定制。
玉猪的身体一般呈长方柱形,边角圆润,猪头、猪脚等部分多用阴刻汉八刀手法,表达简练生动,猪吻部夸张地伸长,形态生动且概括力很强。同玉蝉一样,这种雕刻技法作为后世此类文物的断代依据。汉代以后猪形玉握就基本消失。
4.玉塞
玉塞是指用以塞住人体窍穴的丧葬器,又称玉窍塞,有塞眼、耳、口、鼻的七窍塞,也有九窍塞。在汉朝以前,很少见有玉塞出土,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堵鼻孔的玉鼻塞、盖在眼上的玉眼盖和耳中的玉真,这可能是作为玉覆面来使用,但也可以认为是玉塞的雏形。
直到西汉初期,玉塞才具备完整的形制,最先发现完整玉塞的是在满城汉墓,刘胜的玉塞共计九件,恰好是九窍塞的形制,其夫人也有玉塞器。其中有眼塞两件,鼻塞两件,耳塞两件,口塞一件,肛塞一件以及阴塞一件。眼塞又称眼帘,圆角长方形;鼻塞为圆柱形;耳塞为八角锥体形或圆柱形;口塞如新月形,有突起;肛塞为椎台形,两端粗细不同;阴塞男性为一短玉踪形,一端封闭,女性为一短尖首圭形。
全套的玉塞不多见,大部分的玉塞都是两三件,如口塞、鼻塞、耳塞等。用玉制的塞子塞住九窍,可使精气不外泄,而使尸体长存、灵魂永生,这大概就是丧葬玉中的玉塞的初衷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人们不再考虑死后灵魂是否永生时,玉塞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5.玉璧
玉璧作为玉中“六瑞”之首,尤受人们青睐。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大量使用,一直延用到汉代不衰。玉璧的功能也由最初的装饰品逐步延伸,成为财富、身份的象征,最终成为礼天祭祀的吉祥之器。到了汉代,在墓葬中使用玉璧作为灵魂升仙的中介,使玉璧的价值达到了极致。
玉璧在墓葬中主要在两个地方使用,一是在棺椁内,紧接人体上下,如中山王刘胜夫妇的前胸后背均置有玉璧铺垫;二是在棺椁上,镶嵌所用,可能不仅仅为棺椁的装饰品,同时应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
有学者对汉代诸侯墓出土的玉璧进行型式划分,依据其形状和雕刻技法的不同,认为西汉时期多采用素面,以浮雕和浮雕、透雕相结合的技法,到了东汉则以透雕为主。雕刻技法的不同所表现的艺术风格也是迥异的,西汉时期多追求一种神秘的意境,而东汉时期多走向写实的风格,似乎更加钟爱于繁杂的图案化、形象化。
6.玉枕
玉枕,即玉制的枕头。有实用器也有专为墓葬所用,非汉代所独有,后世亦有流传使用。
以“事死如生”的观点来看,死后在棺中置一玉枕似并无特殊意义,但它与玉衣、玉晗、玉塞等其他葬玉形式共出,说明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将玉枕也归入葬玉之列。
二、汉代葬玉兴衰的时代背景
经过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王朝的短暂统一,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急需重建社会秩序,而礼制的建立更是迫在眉睫,但这绝对不是恢复古制那么简单,历代统治者也曾多次“修礼”,但均未果。葬玉作为礼制的代表,在这种不统一的礼制环境下,它的使用自然是混乱和无序的。
“文景之治”后,战争的阴影逐渐消失,社会趋向和平、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国力逐渐增强,这是汉代葬玉发展的基础。同时,张骞打通西域诸国,使大量的新疆和田玉料涌入中原,为玉器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但真正使葬玉走向辉煌的却是西汉玄学体系的建立。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契机,儒学和玄学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五道始终”、“天人感应”的玄学体系。他的生命观认为人可以灵魂不死,从而追求长生不死和羽化登仙,以达到天人合一和永生。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人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保护尸身不朽,灵魂不灭。由此,大量的玉器开始使用,玉衣可以保护尸体不朽,玉塞可以阻止灵魂出窍,玉璧可以打开灵魂升天的通道等等,大量玉制品在墓葬中使用。但是在葬礼方面缺乏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个人均按照自己的能力来使用葬玉,这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是混乱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造就了这一时期葬玉使用的辉煌,使其成为葬玉发展史上的。现在看来,考古发现的墓葬中所使用的玉器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制度是不符的,即僭越现象的出现。虽然文献记载的为理想状态下的秩序,但在西汉初期可能社会上并没有这种可行的秩序,所以这时的僭越是无意的。
王莽的成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无序,而他的失败则是由于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导致最终没能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一味的复古是不可取的,东汉早期的统治者则是找到了新的方法,他重新建立了社会秩序,《后汉书》中明确记载各种级别所使用玉衣的等级,严禁僭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有序。这时才算是真正形成了葬玉制度,以国家力量的形式来加以确定。
制度虽然确立了,但是东汉王朝已经没有实力再继续这种辉煌了。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战乱四起,对死后这些虚无缥缈世界的追求便没有那么迫切了。民不富,国不强,没有能力再维持这种劳民伤财的葬俗。这是东汉时期葬玉衰败的客观原因。
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改变则是其走向灭亡的转折。曹魏政权推崇薄葬,使葬玉制度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社会基础,“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这一次自上而下的改变直接导致了葬玉制度的消失。
但是,实行薄葬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能力去厚葬,根本原因是社会理论体系的改变,人们不再追求永生和升仙,开始追求一种现世的享受。这种思潮的出现可能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三、结语
总而言之,汉代的葬玉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众多的葬玉品种和形式是空前绝后的。出土大量的葬玉不仅为我们了解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依据,同时帮助我们对当时的雕刻技法、审美观点等都有深刻的认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汉代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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