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6:37:47
导语：在经济增长的利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取向关键取决于经济是否滞胀还是通胀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从来是为实施经济持续发展服务的重要工具。它取向什么样的座标，主要看计划期内经济是否滞胀或通胀。如果经济滞胀，就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反之经济通胀，就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例如近几年来，我国连续多年推行扩大的财政投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决定性因素是由于我国经济滞胀。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都是如此。因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有着共同的衡量标准，即为了实现抑制通膨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在当时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下推行的。国外，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有责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有关国家摆脱危机；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通货滞胀，这是更重要的因素，更加需要实施极极的财政政策。
实践已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由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现在，我国的经济保持了适度快速增长，有力地拉动了整个经济发展。例如我国发行的国债，从1998年至2001年4年时间里，共发行5100亿元，用于基本建设，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1.66个百分点，使我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仍呈现一枝独秀。看来，只要有利于抑制通货滞胀，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我国经济通胀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取向将会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取向还必须考虑利与弊的因素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考虑上述定性因素，还应考虑实施中的利与弊的因素。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其它政策一样，都有一定的极限。当长期实施积极的即过度的财政政策，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有弊。它的利表现在上述已经阐明的抑制通货滞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它的弊主要反映在：
1、影响宏观管理平衡。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促使投资的增速不仅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这就使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从而影响宏观管理的平衡。我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积累占国民收入中30％的比例是合适的。它既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也不会带来通货滞胀。但目前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协调。所以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带来宏观管理上的难题。
2、影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的增长就受到影响，就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带来不利。例如，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消费率的下降，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弱势群体的出现，从而拉大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已经达到了0.4的警戒线。这就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3、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由于连续多年发行国债，国债余额已从1998年占gdp的比重只有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快要达到国际公认的20％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的国债偿还，不像有些国家债务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央，债务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推行持续的财政政策，极不利于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
4、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政制度的改革。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本上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长期未解决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因而，它既不利于经济持久增长，也不利于劳动者就业，更影响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得拥有民间储蓄达7万多亿元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
由上可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考虑利弊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确定财政政策的取向是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如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多少年限为宜。否则，不掌握火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不能急下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又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和不良债务等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逐步退出，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一定不能急下。对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要提高认识。在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快五年，尽管成绩显著，但带来的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一定要看到我国连续数年发行的国债，占gdp总额比重已逼近国际警戒线；还债的依存度主要靠中央财政。这就要求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中跳出来，变成适度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就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决策，实现既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才不会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
（一）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发挥“鲶鱼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鲶鱼效应”，即通过加剧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国内银行整体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1]低成本、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作为其他产业的一种基本投入，也将会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从而最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1．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银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服务品种的增加。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并产生危机意识以后，纷纷推出和大力发展新的服务品种，增强服务意识。表1列举了国内银行参照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方面服务品种的创新。
2．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降低了我国国内银行因垄断而得以维持的高利润和高运营成本。这里引用郭妍和张立光（2000）的分析，[2]以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市场的贷款份额和资产份额来代表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程度，如表2所示，通过对1998－2002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贷款份额与国内银行费用率和利润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与中资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之间呈现了负相关的关系，即在华外资银行贷款份额每增加1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063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360个单位；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每增加1个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211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139个单位。国内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的下降证明外资银行发展削弱了国内银行的垄断势力，迫使其努力缩减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根本上看，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投入和技术与制度的进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所需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改善我国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体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直接作用。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吸收我国国内储蓄，将众多的小额存款积聚在一起形成可以利用的大规模资金。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促使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1996－2005年间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吸取的存款总额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截止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取的本外币存款已经达到近1696亿元人民币（约212亿美元）；在华外资银行对国内发放的贷款除2004年与2005年有大幅度上涨以外，其余每年的贷款数额差别不大（200亿美元左右），到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发放的贷款余额为3524．6亿元人民币（约441亿美元）（见图1）。
2．间接作用。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的间接作用表现在外资银行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上。首先，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运作以及对母国客户提供有关来华投资咨询等服务，增强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间接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起到促进作用；[3]其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便利外资企业的资金与结算等要求，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为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进一步的支持；[4]再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外资银行广泛的国际纽带和庞大的分支机构拓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技术创新
1．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直接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凭借自身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通过“技术外溢”，使得我国国内银行整体技术水平有所创新和提高。主要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示范效应”即国内银行通过向外资银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竞争效应”，即国内银行因受到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而加快自身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即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合资、参股等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时使得国内银行的技术有所创新。
2．在华外资银行发展间接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在向我国企业发放贷款和提供服务时，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关注贷款收回状况等渠道实现“技术外溢”，间接地促进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
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为我国引入大量的短期外汇资金上。大量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如果是以长期资金形式投入我国经济建设中，则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引入所需资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如果大量外汇是以短期资金形式进入我国并进行投机行为，则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大量短期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容易导致对人民币需求上升，在外汇市场上造成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的短期外汇可能造成我国局部市场的物价上涨。如北京市和上海市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爆涨，短期外汇的投机行为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此外，在华外资银行还有可能在我国经济状况发生波动时大举撤离我国市场，成为资本外逃的渠道，加剧我国经济的不稳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不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我国货币当局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截止2005年12月，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1695．5亿元人民币，这代表我国现有的M2中遗漏了1695．5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这种遗漏的金额将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带来银行支付手段的革新，使得信用卡等电子货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以及货币与货币替代品之间的转换便利，导致了我国原有货币界限被打乱，很难准确地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6]
三、结论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鲶鱼效应”的发挥以及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等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某种不稳定的因素，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总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均有，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严格控制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则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
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将有一个更大、更全面的发展，要想继续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我国目前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式的管理阶段，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并且在具体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上也有待完善。因此，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外资银行法》来进行，通过法律形式来约束在华外资银行的违法违规经营与操作，完善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在内的监管体系，加快对先进监管手段和方法的学习，加强同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共同防范银行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
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除了对外资银行的行为有所规定以外，还需要进行自身的补充，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由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修复。一方面需要更新我国原有的货币界限，完善M2的具体数值，将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数加入其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准确统计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苗启虎，王方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业的影响[J]．海南金融，2004，（12）．
[2]郭妍，张立光．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5，（2）．
[3]M．K．Leung，RickyY．K．Areforeignbankssurewinnerinpost－WTOChina﹖BusinessHorizons2006，（49）．
[4]安春梅．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监管措施[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10）．
但有一条是不言而喻的：随着中国入世的“中国”和“中国崩溃论”都双双破产。以汽车和农业为例，入世之初，中国汽车工业曾被作为幼稚工业加以特殊保护，承诺入世三年内全面取消进口汽车配额限制，但是入世第二年，国内汽车价格就纷纷“跳水”．由于汽车价格的快速接轨，到第三年，汽车进口配额几乎成了一张废纸。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轿车市场，预计2007年将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轿车市场。而国产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已由2004年的14％增长到2006上半年的28％o
入世对中国农业所产生的实际冲击也不如原来想像的那样突出。当时曾有人担心，入世将使中国农业面临满盘皆输的局面，甚至会造成1000多万农民失业。但事实并不像当初的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中国农民从小农经济中所获的那点收益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入世后中国“世界工厂”的位置也给了广大农民更广阔的进城谋生空间。事实上，到2005年底，中国的流动就业人口已达1.5亿，绝大多数是农民身份。
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都还刚刚起步，这个时候谈入世的利弊，似乎还为时尚早。但入世的的确确使中国加快了脚步，且因为这种加快，原本十年才能走完的道路，也许我们用五年时间就走了一遍；原本十年才能看清楚的问题，也许五年就已经全面、彻底地浮出水面。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原本是无需以民族主义的情怀去严格区分什么民资、国资、外资的，因为资本的天性都一样。关键问题是“资本在为哪国创造税收，为哪个地区的人民提供福祉”?如果它事实上享受着各种超国民待遇，却只给当地提供极低的税收和工资，却把污染和破坏永久性地留给了当地，那么，这样的外资，其中包括大量“出口转内销”的“外资”甚至官商们的“洗钱外资”的快速增长未必是什么好事。《北京青年报》曾列举了中国出口产品利润微薄的事实：DVD出口价32美元，利润1美元；MP3出口价79美元，利润1.5美元；芭比娃娃出口价10美元，利润0.3美元。这其间，我们还看到的是农民TT资20年来几乎无增长，而农民收入由2001年的2534元提高到了2005年的3916元。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则由1.5万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医疗、教育等费用则以百倍的速度提升。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问题已经全现显现。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了30个百分点，入世后，该指标更是迅速上升，在2002至2004年间，几乎以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使2005年略有下降，也达到了63.89％。它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背离，甚至经济越增长，民生状况越恶化。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延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进程，从而使根本的内需和民生问题暴露得更快、更尖锐，这将迫使我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
再一方面，外资崇拜和国资垄断性保护严重挤压了内生市场资源的生存环境。国内私企平均寿命只有2.9岁，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净减少135万户。
与此同时，一个平衡、稳定的市场政策环境远未形成，一些外资企业似乎得了便宜还卖乖，比如近日韩国《朝鲜日报》载文指出外企在中国生存环境不佳，他们大声疾呼“中国是可怕的丛林市场”。
关键词：外国投资 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现状概述
我国自从90年代以来，外资已从过去的以中小企业为主转变为国际大财团全面进入的格局。初期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外资增加较快，个别年份占到外商实际投资额的1/3以上，近十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累计看，投资于工业的外资仍然占最大的份额，约占60％。2000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的72.75%,合同外资的73.72%集中在第二产业;截至2000年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72.99%,合同外资的60.87%集中在第二产业。
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90年代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 ，在沿海地区的投资，累计仍占全部投资额的88％。外经贸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于东部地区占87.88%, 中部地区9.29%, 西部地区仅占2.82%。截至1999年，东部地区累计使用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7.84%,中部地区占8.94%,而西部地区仅占3.22%。
我国利用外资的来源与方式
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港澳台的资金一直占较大比重，在90年代以前，港澳台投资约占80％左右。90年代初期以来，其他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港澳台资金比例逐年下降，但累计仍占近60％。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在华投资的外商主要采取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两种方式。90年代以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较快上升，自1997年起，新设立项目中，外商独资经营的项目数超过中外合资经营的项目数，自1998年起，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合同金额超过了中外合资经营项目的合同金额。但以累计数计，中外合资经营仍然是占最大份额的投资方式，占实际投资额的近一半，外商独资经营所占比例不到1/3。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产出是资本、劳动、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函数。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作用于上述变量来影响经济增长。以下本文将从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内投资、就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关系入手，在此框架下探讨外国直接投资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4.1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GDP
下图给出我国1983-2001年经济增长率与外国直接投资依赖度的变动情况。FDI作为对东道国的投资，由于其购买各种原材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资都必然按照当年价格核算，因此以FDI与以当年价格计算并换算成美元的GDP相比的比值作为衡量外国直接投资依赖度的指标更具科学性。1990年以前，由于我国利用FDI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1%，因而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1991年以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1992、1993年，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几乎成直线上升态势，1994年FDI/GDP达到了6.22%，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渐趋明显。
图1经济增长率与外国直接投资依赖度曲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0年各卷，2000、2001年数据取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2002年第3期。
注： 左方坐标表示GGDP ，右方坐标表表示 FDI/GDP
4.2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
理论上，一国的国内投资(Domestic Investment)由本国投资（National Ivestment）和外国投资(ForeignInvestment)两部分构成。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投资总额的一个部分，其不同的投资形式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用于并购现有企业的FDI实际上并不增加国内总投资,只是用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代替了内资企业,把内资企业从国内市场上“挤出”。
IY=a+b*YG(-1)+c*IY(-1)+d*FDIY+e*REXL+f*IR+g*IF+ε，其中,IY表示投资占GDP的比重,YG(-1)表示前一期的经济增长率,IY(-1)表示前一期的投资占GDP的比重,FDIY表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REXL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 IR表示国内金融市场一年期贷款利率,IF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 ε为随机项。
根据分位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回归模型，得到回归方程I。考虑到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YG(-1)的显著性不高，不能通过检验，因而将这一解释变量舍去，得到回归方程II。从回归方程II不难看出,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各参数能够通过t检验,其中IY(-1)、REXL、IR、IF在5%水平上显著，FDIY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方程式结论被证明有效 。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国国内投资与国内利率呈负相关关系、与上年投资正相关，这与理论上国内投资应与国内利率负相关、与上年投资正相关相吻合。不过理论上国内投资与实际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不定，而对于中国来说，国内投资与实际汇率、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关系。可见，我国利用FDI有助于当年国内投资的增加，没有将本国的投资“挤出”，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设企业形式出现，而很少通过并够实现。
4.3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就业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且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于农村。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外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不同时期各经济类型吸纳的新增从业人员的数量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
5．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利弊的深入探讨
5.1 外国直接投资之利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增加国内投资和促进资本形成；
二、吸纳劳动力就业；
三、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TFP；
四、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五、扩大我国的外贸规模，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六、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5.2 外国直接投资之弊
5.2.1 明显削弱了中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某些内资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其主要表现是：在外资进入、外企林立、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融为一体且显著加强的态势下，海尔、华为、奇瑞等一批内资企业“奋袂而起”，自主创新，打造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份额的名牌产品。另一方面，在大规模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我国许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则明显削弱。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内资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利益上的矛盾。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获取长期稳定的高额利润。为此，外商要最大限度地垄断技术和市场，打败竞争对手；而绝不是要培植竞争对手，增强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陷自身于不利或败北的境地。
5.2.2 对中国民族经济形成强烈冲击
外商直接投资长时期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必然加剧外资经济与我国民族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反复较量。外商直接投资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品牌、规模等垄断优势，通过“绿地投资”和并购我国内资企业，控制了我国的某些行业和市场，大量“消灭”我国民族品牌产品，通过合法或不正当手段吞食我国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资产，已经对我国民族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一、控制了我国某些行业和市场；
二、大量民族品牌产品相继被挤出市场；
三、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四、加剧资源短缺，恶化生态环境；
五、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5.2.3 对中国经济安全和基本经济制度构成较大威胁
近年来，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愈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和及时消除与化解潜在或现实的内部和外来经济风险的能力，国民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和健康发展的态势。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经济不受分割，经济自主性得以实现，基本经济利益得到保障。
6、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我们知道FDI在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吸纳就业和提高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方面贡献都是比较显著的，同时在我们对经济增长率与FDI的回归分析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FDI在总体上比较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我们对FDI的积极影响的进一步剖析中也可看到FDI通过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和优化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上缴税收等途径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也正如上文所提，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逐步放开对外商行为的限制，出现了FDI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有目的、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产业、垄断市场和封锁先进技术的新动向。因此，我国在积极吸引外资，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同时，应该对外国投资的负面影响给予足够重视，以最大程度达到对经济增长扬长弊短的理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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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区域化 四川省 经济
一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 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
1 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 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着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 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 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 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转贴于
2 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关键词：金融创新 经济增长 效应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
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超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集中显现，“过度金融市场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引起广泛关注，如何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适度金融创新对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本文结合现有文献，通过数据图表和IS-LM模型，从分析风险投资对高科技创业的影响入手，对金融创新方式与经济增长效应程度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
文献综述
金融创新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大卫・里维（David・lierreyn）认为金融创新是指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即金融工具创新、市场创新和服务创新。而美国金融学家默顿・米勒（2000）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金融创新能显著推进金融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实际上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具体体现。因为许多金融创新措施实施后往往会引致金融增长和金融结构变化，即带来金融发展的正面效应。
目前有形成相反的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为经济带来更高的长期增长（Bandieraetal.，2000；Andersen and Tarp，2003；Bekaertetal.，2005；Ghosh，2006）；第二类观点认为，金融创新导致了过度的风险介入，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从而导致更加频繁的金融危机（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1998；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
近年研究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Jose DeGregorio、Pabl Guidotti（2005）发表于《世界发展》杂志上的论文《金融发展和经济成长》，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成正相关，而且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投资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通过投资数量的增加。Cesar Calderon和Lin Liu（2003）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杂志的论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中，考察了10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且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金融深化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Yousif halifa和Al-Yousif（2002）在《金融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金融发展和经济成长》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例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双向因果关系。与此相关的文献较为重要的是Allen和Qian（2005）在公司层面上的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的法律、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有效的替代性治理机制和融资机制促进了微观主体的发展，进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针对我国有影响力的研究仍较少见，原因是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且不断变化，造成在实践上统计资料相当缺乏，在理论上对金融创新的量化研究相当困难。
金融创新主要方式的变化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成果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使得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机构的服务生产和提供方式，促进了金融业运行模式的创新，这其中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服务技术的创新、组织形式的创新、竞争模式的创新等。
（一）金融工具的创新
科技进步使得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极大地促进了创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降低交易成本既是金融创新产生的动机，也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比如：风险投资促进了新经济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期货的出现改善了风险承担的能力，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转移、分散的方式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如果没有转移价格风险的金融工具，那么企业的融资和对外贸易都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利影响；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交易技术发展的结果，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出售贷款将风险转移出去，这一创新降低了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也便利了市场各方对风险的转移。
（二）金融服务技术的创新
由于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账务往来与日俱增，传统的手工处理手段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科技进步给金融业的服务技术手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金融从业人员从繁琐的手工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例如：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使银行的结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的通讯业务，从而提高了银行的结算速度。金融业已经实现了电子化。网络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金融业的科技水平，使金融业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三）金融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得以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全球金融网络时代的要求，实现电子化、网络化后，金融机构便可将分布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联结为一个整体，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大大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同时金融企业的组织形式趋向虚拟化、智能化，现代金融企业不再需要在地理上继续延伸，而只需连入互联网的终端即可把它的业务伸向世界各地，电子商务使21世纪的金融业由地理概念的有形化、多中心走向无形化和无中心，金融业的组织形式被彻底改变。
（四）竞争模式创新
科技进步使金融业的竞争范围不再限于传统的同业竞争、国内竞争，而且扩大到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国内与国外等多种形式的竞争。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机构业务向多元化和功能复合化方向发展，向传统业务以外的领域渗透，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界限进一步模糊，金融机构可能是贷款资金的发放者，又可能提供债券承销、收购兼并、保险产品等服务，这种竞争促进了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下的增长模式
金融创新之一的风险投资被人们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107个月保持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既高于欧盟（1.7%）和日本（1.3%），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3%），完成了其产业科技化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通货膨胀率（3%以下）和低失业率（4%-4.5%）时代，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重要推动力，那就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就是新经济，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新经济。
在美国，90%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按照风险资本模式发展起来，二战以后95%的科技发展与创新来自风险企业，这些企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欧洲，以接受调查的投资风险企业的相关数据与欧洲500强公司相比较，1991年到1995年间，欧洲的这些风险企业的销售年增长率达35%，一般为欧洲500强企业的两倍；风险企业年就业增长率高达15%，而500强公司只有2%。以上数据表明，很大一部分科技创新从传统企业转移到风险投资创立的企业中。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得到广泛证实。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大量引进风险投资推动了高科技创业的进一步发展，创业板市场逐步成为风险投资的主渠道（见表1）。
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国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数量明显超过海外市场。受益于创业板的开板，境内共有47家风险企业上市，较海外市场多出28家。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上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重大作用。
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通过金融创新的多种方式的变化和上市公司风险投资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明确二者之间是否相关、如何相关，相关程度，对理解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对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金融创新的效应是利弊共存的，按照金融创新所影响的经济指标来看，金融创新的经济效应总体上可分为微观经济效应与宏观经济效应两类。
（一）金融创新的微观效应
金融创新的微观效应主要是针对金融创新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影响而言的。在微观层面上，金融工具的创新增加了投资人、发行人在金融市场中工具的选择范围，扩大了初级证券市场的投资，降低交易成本和改善风险分配等。
金融创新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空间。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金融需求，金融创新促进了新型金融机构的产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以快速发展；同时，面对竞争的日益激烈，技术进步的不断推动，打破了金融机构分割的局面，促使金融机构进行混合经营，呈现同质化趋势，促使金融资源有效分配；此外，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呈现多元化，增强了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拓展了经营空间。
金融创新分散转移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者抗风险能力。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机构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功能更强大、品种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这不仅扩大了投资者选择的空间，还使投资者实现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变得更加容易，便利投资者分散和转移投资风险；金融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金融工具的交易，促使了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同时，伴随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金的转移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金融创新可能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进行创新。例如，产生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杠杆，对市场价格、利率都有影响，虽然他们为单个投资者分散和转移了风险，但是这无疑扩大了交易规模，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增大。
（二）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
以IS-LM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见图1）。例如，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建立，有助于价格波动的减缓和风险的降低，促进企业的投资。企业投资的增加会使IS曲线向右移动，由IS移至IS`，这将导致均衡利率的上升和均衡产出的增加，利率由i0增加到i`，产出由y0增加到Y`；同时，各种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会增加，导致货币需求对债券收益率的变动更加敏感，LM曲线趋于平缓，呈LM`状。显然，这些将导致产出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在新的均衡点E``处，产出为y``，利率为i``。虽然由于货币需求利率弹性的增大，货币政策的效应减弱，但是财政政策的效应会有所增强。
金融创新改变了投资者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方式。无论通过何种渠道，利率上升会导致实际投资下降的趋向不会变。但是有没有金融创新，结果是有差别的金融创新使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增加了（可以运用衍生工具筹集资金），为投资者增加了资金的可获得性。因此，同样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因为金融创新的影响，实际投资的下降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因而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减弱。可见，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较强，金融创新的丰富应该使经济运行更加有效。
我国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金融创新通过拓宽金融功能，便利社会的投融资，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作用于经济增长。没有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理性、适度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够动态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并优化金融体系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非理性的过度金融产品创新则会导致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失调，并波及实体经济，最终引发经济危机。我国微观金融创新主体缺乏创新动力、基础性条件薄弱，金融创新呈现区域性，滞后经济发展，这些都限制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因此，一方面，市场需要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以扩大金融服务的种类，减少某种产品或交易的拥挤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参与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
（一）金融制度环境创新，减少对经济的冲击
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环境不能承载其经济的市场规模及其特征，那么必然会引发金融体系动荡。亚洲各国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主要依靠银行融资的金融体系不能承载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度消费的美国经济同样使得其次贷市场的监管机制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产品创新的首要任务是金融制度环境创新。我们可以从契约制度、产权制度和政府干预等方面研究公司融资行为的做法。要求政府完善一系列金融创新制度，并能够根据市场状况相机调整对金融机构业务的管制，以调控市场规模，政府不但要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而且还应该建立相关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对金融创新工具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监测，从而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具体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制度创新，通过保险和证券机构分散由银行单独承担的金融风险；二是工具创新，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和排除风险成为现实。
（二）提高金融创新程度，研发金融创新产品
我国的金融开放度依然较低，我国的金融机构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对金融企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性约束，减弱了其对利润的追求动机。微观金融主体进行的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金融技术等创新，在金融创新存量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
尽管一些金融机构也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如商业银行把金融产品创新与银行业务发展相关联，在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等方面有大量的创新，但金融创新的层次较低，金融创新仅限于新的业务、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原创性的金融创新少，吸纳型金融创新多，难以像美国的风险投资那样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我国金融创新的重点应放在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的金融交易方式等方面。例如：以风险投资为推动力，技术主导型金融工具的创新为突破口，将满足需求、优化配置的原创性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才能既增强我国自身金融创新的能力，又能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三）适度金融创新，加强监管
随着全球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发达资本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呈现加速态势，金融衍生品交易已经远远超越了风险管理的要求和实体经济的规模。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在货币资本领域的集中反映。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全球衍生品规模1997年只有80.31万亿美元，而到2007年达到596.00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5％，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规模的扩张主要是在发达资本市场完成的。由此不难看出，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运行模式和金融中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得金融系统存在自我膨胀的机制；金融监管的放松、金融技术和产品创新的滥用与金融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误导等，强化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加剧了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行为，使得成熟资本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也呈现出加速态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这种挤出效应究竟是否因为“金融过度深化”所引起的，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金融创新活跃和繁荣了金融业，使资金通道更为通畅，资金运用更为有效，有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创新活动也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金融创新过度同样会给经济带来致命打击，要使监管与创新相结合，改革现有的监管体系，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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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超额；外汇储备；利弊
一、中国外汇储备现状及原因分析
所谓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
1 中国外汇储备总量及原因分析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得外汇储备在2000-2008年间数量增加很快。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
(1)“双顺差”为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奠定了基础
“双顺差”是指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顺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看出，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产生了巨大盈余，这是引起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净出口的大幅增加是产生经常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
资本帐户的顺差成为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的资本账户虽然未完全开放，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之前优惠的投资环境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的“热钱”及投资性的资本流入。
(2)中国的外贸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导向作用
中国实行的外汇管理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特定水平，政府买人大与需求部分的外汇供给，结果其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共存，使外汇储备膨胀。
2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状况
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占据绝对的比重，持有的储备资产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我国成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严重，当然这其中不排除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许多其他投资机构也会亏损的事实，但也反映了中国在投资方面人才的欠缺，造成投资收益率低下。
二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分析
虽然外汇储备的适宜规模因各种差异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我国存在超额的外汇储备的事实不容置疑，如果我国能够对外汇储备管理体系进行适当改革，在满足基本流动性和安全性后，合理运用外汇，增加外汇的收益性，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 中国超额外汇储备利弊分析
1 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的有利之处
(1)抵御经济风险，有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超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不仅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国内不测，而且可以减轻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极大的提高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安全性，
(2)增强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和对外融资的能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一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充足外汇储备增强了外商的安全感，二是超额的外汇储备会给国际市场一个信号――中国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从而有利于国际市场上融资。
(3)有利于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具有超额的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大大增强，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超额的外汇储备便于汇率的调整，避免大范围的波动。当一国货币汇率下跌时，可以通过抛售外汇，购入本币，从而使本币汇率上升，反之，则购入外汇，投放本币，使本币汇率下降。通过外汇储备的买与卖，使本国货币汇率趋于稳定。
2 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的不利之处
(1)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手段在公开市场上投放债券，以此来回笼人民币，但是，央行需要对购买债券的单位或个人支付利息，增大了央行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对冲操作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主动程度，而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减弱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2)持有高额外汇储备资产的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过多，必然会增大储备的风险，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的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和汇率波动剧烈，因此存在巨大的汇率风险，
(3)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外汇储备的迅速膨胀是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形成的。假如继续依靠这种出口产品结构，会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会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利于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激增，使中国国内的外汇市场出现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必然导致外币贬值、本币升值。这会使许多交易的付款期提前或推迟，大量“热钱”涌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
(5)境外资金流入冲击中国的企业。在中国目前具有高额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境外资金的流入而增加的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境外流入的资金夺走了中国自己的资金本来可以投资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些境外资金的流入是为了控制中国的某些产业。中国的外汇资产中多是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很低，而流人中国的境外资金却可以获得比美国债券收益率高得多的利润率。靠境外资金流入增加的外汇储备降低了中国积累的资金的回报率。
但是就目前股市及楼市的总体上涨，个人认为是短期政策效果，是流动性充足的“鸡血”效果。由于目前借贷成本偏低，很多企业选择了先占贷款额度的办法把钱借来。但由于实体缺乏投资机会，为了降低贷款成本，及处于对央行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带来未来通胀的预期，企业纷纷进入资本市场。这就造成了股市及楼市的“牛市”。一旦通胀过大，央行势必进行干预，进行加息。到时候对市场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如果经济走上正轨，资产价格还会有一定保证，但如果经济不见起色，企业贷款成本上升，势必会造成部分企业抛售资产清偿贷款，到时候房价、股价就会有一波深幅回调。
“去年11月份的信贷飙升，恰好和去年11月份的股市反弹、今年1月份的房地产转暖完全吻合。信贷飙升造成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今年下半年国际资本的流动可能再度反转。国内外两股流动性过剩叠加在一起，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将会出现一轮新的资产价格泡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表示。
不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楼市小阳春由此发生大逆转，宏观经济是不支持的。
“国家所振兴的十大产业基本都是生产型的，能创造财富的行业，但是十大振兴产业除了轻工业外，投资回报却都是低于平均水平的，比如修路。而股市和房地投资回报率高，所以信贷放出来后，就会被部分转移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张辉说。
不过，他强调，房地产实际是消费型行业，国家所振兴的那些生产型的、创造财富的行业发展不起来，房地产行业就只能是短期的小阳春，只不过中国居民储蓄额比较高，能维持得更长久一点。但是对于房地产长期形势来看，只有经济回暖，新增财富增加，房地产回暖的形势才能维持长久。
显然，经济的前景仍然是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因素。只要中国经济能逐步回暖，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回暖迹象将能得到支撑。那么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如何判断，是否还存在变数?将对楼市产生哪些利弊影响?
世华财讯宏观部分析师陈宏亮对本刊分析，下半年宏观经济会逐步向好，主要是扩内需保增长政策的推动，但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难有根本性的改善。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消费将基本保持稳定，发电量和工业产出背离的情况会逐步改善，但外需可能继续维持疲软格局。
从这一点上来说，目前房地产复苏的可持续性是不坚实的。但是由于银根放松，通胀预期下房地产似乎又出现了2007年房、地、股对赌下虚涨的一些迹象，如若短期央行的货币政策不重新收紧，通胀预期会带动越来越多的投资需求进入楼市，绝大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将不可避免。
那么在房价、股价、地价同时出现上升的趋势下，是否会再现2007年曾经的股价、地价、房价对赌局面?
北京易居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牟增彬表示了一定的担忧。“今年的宏观经济与2007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市场上大家的你涨我也涨的心态却非常严重。我接触的开发商多数比较客观”牟增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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