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6:45:31
导语：在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农行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深化“三农”服务
依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农行西藏分行持续加强组织领导，树立明确的思想信念，凝心聚力，切实做好分内工作，将服务“三农”与支持西藏经济发展作为工作基础。现阶段，农行西藏分行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营业网点针对县域开展“三农”业务，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者奋战于“三农”一线，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务资源为西藏“三农”金融保驾护航。目前，在西藏个别地区用作基层营业所网点建设的资金投入超过三亿元，而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农行西藏分行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上市商业银行，并深化了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遵循全行服务“三农”的工作原则。
（二）保障金融扶贫的全面推进
现阶段，农行西藏分行正处于治理、稳定以及振兴西藏的政治高度，全面贯彻上级系统有关扶贫攻坚的政策部署，遵循总分行的相关扶贫金融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实施细则，以“普惠制、广覆盖、商业化”的基本理念为导向。同时，“双联户”的“双基联动”贷款及领导挂点服务三农工作等多项政策，从根本保障了金融扶贫受益人群的广度。二零一七年初，西藏省部分农行分行投放涉农贷款超过十六亿元，余额五十七亿元，共发放1.09%扶贫贴息贷款近五亿元，余额超过三十一亿元，惠及多个乡镇。二零一六年开始发放精准扶贫小额到户贷款数十万户，超过二十亿元。
（三）扶持西藏贫困户致富
对于现阶段西藏的实情，农行西藏分行持续推陈出新，找到匹配于自身的普惠金融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政策与产品创新。对于农牧民缺少有效抵押物的情况，农行推行“钻金银铜”四卡农牧户小额贷款、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贷”等专属产品。在此基础上对个别县市的经济“融资难”问题，农行在和各级政府予以全面对接后，控制了准入标准，出台“贷款对象+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的扶贫产业贷款机制，现阶段发放精准扶贫产业贷款近百笔，金额超过十亿元。同时对于西藏信用环境普遍偏低的问题，农行出台三级信用机制，从根本深化了金融环境，构建了命中守信的还款观念。
（四）做实服务
西藏基础金融服务存在的内质弊病大多处于农牧区，而金融服务的基础也在农牧区。农行主动履行政治职责，通过非常高的成本深化西藏部分区域的金融服务供给，以期达到西藏地区偏远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根据“金穗惠农通工程”基础，构建有指向性的三农金融服务，进而达到西藏偏远行政村的金融需要，农牧民即使在村子中，也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经建设“自助银行+物理网点+流动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点+互联网金融”五位一体的金融服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西藏个别农牧区金融服务的有效覆盖率。现阶段，在西藏地区总计发放超过三十万张惠农卡，三农金融服务超过三千个，行政村覆盖率超过百分之八十。对于高寒乏氧、地理与社会环境复杂的西藏地区，农行西藏分行全体工作者均发扬“走村串户，背包下乡”的奉献精神，在个别地区通过“背包银行”以及“马背银行”等形式深化流动金融服务，而近年来，农行在左贡县下林卡区域，波涛滚滚的怒江上方，藏东农行工作者冲破千难万阻构建了“索道银行”，而“索道银行”从根本促进了此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意义深远。
二、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农行未来工作的建议
农行西藏分行在全面贯彻西藏各级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的基础上，从根本落实依附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方针，匹配于基层“三农”金融服务的实情，遵循对党与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持续深化和西藏扶贫工作的有机融合，阶段性和西藏各级政府予以协调，构建周期性的沟通模式，主动落实普惠金融工作，同时为政府的扶贫方针提供建议。
农行西藏分行在未来的发展中会侧重于基层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的培养，做好基层工作者人文关怀，紧抓“三农”队伍构建。经各种有效的途径，切实深化三农条线业务工作者的培训，侧重于对现阶段业务发展所需的三农信贷政策体系予以培训，让“三农”条线工作者全面了解“三农”金融服务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规章，进而从根本促进农行西藏分行“三农”金融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匹配于实情，在完善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基础上，构建三农客户名单管理体系与责任追究体系，做到奖优罚劣，进而构建一支靠得住、用得上、业务精湛、素质过硬、具有担当的高效“三农”队伍。
在未来的工作中，依附于西藏“带动两翼、强工重镇、构建基地、东西发展”的基本方针，根据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绿色食品以及林下资源优势全面发展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可复制、便于整体推广的项目。主动探索西藏农村产业金融新体系，同时了解相关政策，开发新市场，引导各级客户经理走进园区，了解企业，主动扶持市场前景广阔、具有一定经营实力的农业产业化领军企业。在此基础上将市场予以全面且精准的定位，要体现其专业化、产业化以及品牌优势，要将信誉有保障的特色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作为主要的扶持对象，为推动西藏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农牧区创业就业服务铺平道路。
建议西藏省上级系统全面深化公共基础条件建构，进而为普惠金融发展夯实基础。建议西藏上级系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条件价差县域的调研，特别是农牧区，要对此类区域进行全面的分析，从根本掌握民众之需，进而因地制宜设计改良措施。持续加强对交通、水电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科学调整西藏公共基础水平，在便捷民众的基础上，也利于普惠金融的纵深，进而为深化西藏金融体系奠定基础。同时建议西藏上级系统加强对基层“三农”金融服务工作的调研，第一时间制定出有关“十三五”的相关扶贫攻坚策略与实施明细，同时农行西藏分行需要提高对“普惠金融”工作的监督力度，进而使西藏金融业有更为明确的政策导向。同时，西藏上级系统要提高对农行的扶持力度，根据实际情况配置优质信贷以及存款等政策资源，因此确保普惠金融的全面进程。
三、总结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农村经济；促进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7；F832.3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2
“服务三农”的政策我国实施已久，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仅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完善和优化，并且对“三农服务”政策予以支持。本文对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一、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1.农村金融总量现状
金融总量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条件下金融发展所能容纳的金融资产的总数，一般来讲金融总量的内容包括金融机构总的投资总量、居民的储蓄能力、以及金融机构的存货总量等。它反应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总量体现在农村存款、农村贷款、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差和农村居民储蓄存款等指标上。自1990年之后，金融资产总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稳健。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农民收入日益增多，农村金融各项衡量指标稳步上升，这种发展态势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趋向基本相同。
2.农村金融机构现状
我国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共有六种组织形式，分别为：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及其它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就分布情况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分布在城市区域内，偶有设置在农村地区，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多设置在县以下的区域内。在农村金融机构的六种组成部分中，农村信息用社占有较大的比例，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其余的金融机构虽都是为农业服务，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农业银行侧重于工商业的资金投入，邮政储蓄只具有存款功能，不能给农户发放借款，开放服务的局限性，大幅减弱了邮政储蓄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3.农村金融政策现状
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对推动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给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对农村金融政策进行总结，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构建更多的新金融机构，恢复原有的旧金融机构，使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并刺激农村金融的市场竞争；第二阶段（1994-1996），明确了农村金融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思路，并提出了要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该体系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第三阶段（1997-至今），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对金融风险的控制，进一步保障农民权益。
二、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1.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
农村金融机构是国家银行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在向农民提供金融方面各类服务的同是地，还能够将农民手中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其他的农业生产投资上。可以说，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民手中资金与农业投资之间的纽带，经由农村金融机构连接后，农村经济得以实现循环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经济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平滑过渡。投身于农业的农民应对自己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使资源变为具有价值、且不断增值的资产。当前，农村生产经营业务不断拓展，其中农村金融机构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使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更为密切，资金供给更为平衡，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作用
农村信用社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农村资金十分短缺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村扩大再生产及农户积极创业的积极性。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农户办理贷款带来了便利，为新农村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的小额贷款服务，给农民扩大农业产业规模，或是自主创业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对贷款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并且办理流程简便，使农民自主创业的渴望成为了现实。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风险管理上存在些许不足，近些年，我国对信贷制度进行了不断完善，农村信贷管理的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但落实情况不尽理想，信贷管理的方法和模式还需进一步优化。
3.农村金融机构的减少民间贷款作用
在农村民间贷款现象较为普遍，在农民需要用钱时，民间贷款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方案，但民间贷款危害巨大，其存在较大风险，不但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并且阻碍金融体系建设。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解决农民资金问题，但却非农民的第一选择，理由在于：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不尽完善，未向农户主推小额贷款业务；二是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超出农民的承担能力；三是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时，需要农民以物抵押，但对于农民来说，通常除了几亩田地之外再无长物，所以农民通常不采取向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转而向民间贷款寻求资金帮助。对于上述问题，金融机构对贷款服务做了适度调整，农民在贷款前，农村金融机构会对农民经济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并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在一定金额、一定时限内，取消以物抵押的规定，在农民通过信贷审核后立即放款；在利率方面，根据农民投资产业的生产周期，确定不同的借款期限，在利率上给予农民最大的优惠。经过上述措施，农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对民间贷款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
4.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定经济作用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发展休戚相关，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为农民创业、农业发展提供各项金融服务，为农村经济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使农村经济由内向型转变为外放型，由单向经济转变为循环经济，稳定农村经济发展态势。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为农民，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后，还会对资金的使用进行一定监督，在农民遇到经济上的相关问题时，也可向农村金融机构咨询，享受农村金融机构的配套服务。农村金融金融机构的监督并非管理约束，而是为农民的投资安全提供一定保障，为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5.农村金融机构的促进建设作用
在为农村农民提供贷款业务，满足农民自主创业资金需求的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还对农村基础设计建设给予了资金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的有关人员会深入到农村，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解，如果发现某地由于资金问题导致基础设计建设无法开始或无法继续建设，农村金融机构就会调配资金，对建设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资金到位后，农村金融机构还要做好跟踪确认工作。一是对建设工程的开展进度进行确认，二是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确认。比如，水利工程建设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一些农村地区没有资金兴建水利工程，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了解到农民用水困难后，便对当地的水利建设进行拨款，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农民用水的难题，而且改善了农民耕作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6.农村金融机构的推行政策作用
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服务农村的政策，在这些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农村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为金融政策的推行作出了贡献，具体如下：首先，农村金融机构促进“三查”制度推行，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要作到：贷款前详加调查、贷款前时严加审查、贷款后细致追踪。在每次办理贷款业务时，都要将“三查”制度贯彻到底，对贷款的风险进行预估，如果此项贷款存在风险较大，则应出具书面风险报告，为存款用户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其次，农村金融机构促进责任追究制度推行。为了降低信贷业务的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执行，对信贷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责任进行追究，对主责任人的行为进行约束，避免由于个别工作人员个人因素导致农民无法贷款。
金融市场运行主要由价格机制和金融制度两部分组成，这种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就决定了金融套利行为也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价格套利和制度套利。本质上讲，金融市场运行中的非均衡是与一定市场运行规律相违背的现象，而套利者正是利用这一现象而对违反市场定律的运用，但这种利用对恢复新的均衡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辩证的态度。一方面，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对于促进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促进现代金融经济的有效运行，为其提供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主要是在两个意义上来表现的，一是对提高金融经济的定价效率、制度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都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升；二是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提升，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自由化发展，这对金融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也具有消极意义，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负面作用，这主要表现为过度的金融套利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金融套利行为扩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这种市场的波动也不利于宏观金融市场的管理，也进一步增加了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甚至这种金融风险还会诱发金融危机。因此，投资者和国家金融经济管理者都应该充分认识到金融套利行为的两重性，既要合理利用引导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促使其正面作用的发展，来推进金融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提高金融经济发展的质量，还要充分估计和预测到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的消极影响，对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监控，预防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经济的负面作用。
金融套利既是金融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现代金融经济市场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通过在不同市场上同时进行投资活动，在尚未投入实际成本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无任何风险的利益。对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的种类划分有多种视角。按照传统视角来划分套利行为的种类，可以有三种主要的金融套利方式：即跨期套利，这是一种以时间为标志的套利方式；跨市套利，这是一种以空间为标志的套利方式；跨商品套利，这是一种以商品为主要标志的套利方式。具体来讲：跨期套利，这也是一种根据市场运行非均衡现象而进行的套利行为，即当某一种商品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不同的价格，有时这种价格差异还较大，投资者利用这种时间上的价格差异的机会进行套利，这种套利主要是依靠“低买高卖”的方式进行各种交易活动以获取利益和利润。当然，这里的不同时期的价格差异应该排除正常情况下出现的价格差异或调整。
这种跨期套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产品衍生品与产品所标的资产价格的不一致而进行。这种跨期套利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有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较强的融资优势，充分发挥这种优势能力，通过高利房贷，或者是低吸融资等方式来获取利益或利润也都属于在时间上的跨期套利。跨市套利，这种套利方式是通过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出现的不均衡而实现的套利，通常是在同一种商品由于其所处的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而导致价格不一致，这种市场变化一般有市场制度、交易方式、政策环境、法律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当同一种商品由于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导致价格不一致时，个人、企业等投资者就会利用这种不均衡、不一致而在市场上以相对较低的市场价格买入，同时在价格较高的市场卖出，如此形成差价而套取利润。跨商品套利，这种套利模式则是在商品之间出现的套取利益或利润的情况，即当两种或多种商品之间出现价格变动，但这些商品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投资者利用这些相互关联的商品之间的价格变动来获取利益或利润。
以上三种套利模式都存在着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市场中非均衡现象的发生，这是金融套利得以进行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一个市场运行处于均衡状态的良性发展中，金融套利是难以实现的，金融市场上也不存在着金融套利的机会。然而，金融市场的完全均衡是一项非常严格的条件，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概念，这要求金融市场中的所有方面、各个因素之间全部能够实现协调，才能实现金融市场的均衡。因此，现实的金融市场中出现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状态，甚至是一种主要的状态，而出现绝对的均衡状态则是一种偶然的、短期的状态。而金融市场上的非均衡状态又通常以价格的非均衡和制度的非均衡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为金融套利提供了机会，金融经济中的套利机会的存在说明可以进行各种金融套利行为。这样一来，金融市场的金融套利行为则具有发生、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对这一行为却不是可以任其随意发展的，对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应该有科学的监督和监管，对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进行辨证的具体分析，科学对待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正确处理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关系，这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金融套利管理的基本思路有：
第一，着力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在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性，提高金融市场的活力，逐步减少金融监管，建立有效的制度反馈机制，促进金融资金在市场内外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维护市场必要的、有效的竞争。
[关键词]金融演进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金融演进及其解释
金融演进是指金融体系中的规则等环境因素的变迁过程；各行为主体对此的适应与反应以及其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在此，‘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是指以有关法律和行为惯例为主的环境因素变化；‘适应与反应’既包括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也包括非适应性调整；而‘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指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所包含的经济乃至更广泛领域内思想变化的认同与非认同的心理反应。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金融演进的结果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包括金融体系中政府、银行、企业三大行为主体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也包括作为行为客体的利率形成、信贷调控、资本市场发育、外汇体制以及外资问题等的变化。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演进在时间上是长期的、连续性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只要金融存在一天，这一过程就回不间断地持续下去；而其进程可以理解为有关金融演进的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状况。由于事件发生在时间轴上的分布不是等距的，并且每一事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时限各不相同，所以金融演进的过程不是平均的。而目前为人们所关注的‘金融改革’从运用情况上看，依据上述定义可以解释为‘在特定时段上集中发生的对金融体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但是我们在讨论金融改革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它只是金融演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样将金融演进片断化、静止化了。基于这一误解，我们比较注重制定新的金融法规，但对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效果，以及因情况变化所应进行的相应修正工作重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政策应有效力的正常发挥。所以本文提出了‘金融演进’这一概念，以全面动态的角度考察金融体系变迁这一复杂事物的实际情况。
一个新的视角：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我认为运用计划经济或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是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合适的分析与解释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主义者看来，个体的人，乃至银行和企业只不过是整体经济中的一个零件，只应按上级命令行事，对经济产生上级规定的作用。而所有的经济活动不过是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而已，这一体制限制甚至反对人类最重要的创新能力，同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化了，在理论上是幼稚而错误的。计划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限制甚至否定金融演进，因此不能用它作为分析框架。主流经济学在此问题上虽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分析框架。为研究方便，他们将一些经济变量，有时甚至是一些自己无法解释的经济变量作为固定不变的前提假设（如被简化的‘经济人’；被视为‘常量’的人类的创新能力---这一点其与计划经济区别不大等等），然后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最后实现‘完美’的均衡。这实际上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精确性的根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为经济学家的假设舍弃什么的，‘完美’的均衡状态难觅其踪，不均衡状态倒是随处可见。在此我们不想否定主流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理论的结论大多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话，我们不认为这种理论可以在长期内有效地解释、指导现实。因此，我们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
这就是约翰荷兰德提出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社会学、生物等领域，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是有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组成的网络。
第二、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层次的作用者对于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系统能够吸取经验，具有‘学习’能力，从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他们的建设砖块。
第三、所有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未来。
第四、这样的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小生境。每一个这样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中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这些系统具备发展的能力，总是处于不断展开与变化之中，因此讨论这样的系统的均衡是无意义的，因为该系统一旦达到均衡进入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死系统。
第五、这样的系统中的每个作用者都是自主实体，他们不只是环境变化的反映器，而且拥有各自的特定利益及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角度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能够是分析和结论更接近于现实情况，进而切实把握其本质。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和参考材料的限制，下面的分析不能完全达到‘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要求，但是这一视角的引入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从政府、银行和企业这三大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入手，以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为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运行机制。[NextPage]
金融演进中的政府、银行和企业
在金融演进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在对规则的改变方面比后两者有更大的主动权，银行和企业则是金融演进过程中利益---风险的主要承载者，是政府经济、金融目标实现的桥梁。银行和企业相比其在金融演进的作用更为重要，而企业对金融的作用主要以间接的方式出现。三者作用的差异使之在金融演进的过程重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
政府是国家的统治机构，具有复杂的政策体系，经济---金融政策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政府以其国家强制力成为金融演进过程中规则(主要是法律)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在制定或变更规则时，一般按下述程序进行：
（1）规则制定。
政府首先收集信息：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景气状况和经济结构状况，微观方面的来自与银行和企业的对于金融体系现状的意见和变革要求，然后以自己的经济指导思想为评价标准和分析工具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形成相应的判断。进而对原有关的政策加以调整或者向立法机构提出有关法律的建立、修正、废止等要求。
（2）规则执行。
在做出相应的变更后，作为行政执行机构的政府便将之付诸实践。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对于规则变更的执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政府经济力量的大小。如果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控制着整体经济的较大份额，这部分经济成分能够较快地执行新的规则，同时对其他经济力量产生执行压力和示范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快规则变迁在整体经济中的速度。否则其执行效果就主要是看其他经济主体对规则变迁的认同程度。这里我们排除了政府运用其强制力执行其规则变迁的情况，因为这样往往会造成微观经济主体对有关变迁的规避与反抗，难以实现其经济目标。二是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安排。这取决于规则变迁的内容和执行机构的分工状况，有时需要设置新的机构，有时则需对原有机构的权责范围进行重新安排。三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威信。这一点对于长期性规则变迁的执行绩效尤为重要，因为长期性的规则变迁一般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风险状况有重大影响，人们在不信任政府时是很难对此表示认同的。
（3）对规则的事后评价。
本阶段的政府行为与规则制定阶段的基本一致，可是为是新一轮的规则制定过程。政府对有关规则变迁的绩效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以确定有无做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银行和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是金融演进的具体实现者，他们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运行，同时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金融演进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下述三方面：
（1）银行和企业主动推进金融演进。
首先，银行和企业在金融活动中形成的惯例是金融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的决定权由企业和银行掌握，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变更惯例对金融演进施加直接影响；其次，通过向政府提出有关要求，从而影响规则的变迁，对金融演进施加间接影响，在考察这一作用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银行和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情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作为自主的经济实体可以自由地向政府提出其对金融演进的意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被视为是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表达其意见的机会较少，而意见又经常包含许多非经济成分，造成信息失真，使相应的规则变迁与实际经济需求出现偏差。二是银行和企业经济力量的强弱及其对规则变迁的迫切程度。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在制定规则时都会考虑到主要经济力量的要求，而迫切程度决定了银行和企业为实现其有关要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2）银行和企业对规则变迁的适应与反应。
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符合其利益取向，他们就会接受这一变化，使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实效；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不符合其利益取向，银行和企业就会对此加以抵制：向政府提出进一步修正的要求，或者采取规避和反抗措施---计划经济下的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下的某些金融创新活动。无论何种措施都会使规则变迁对于金融演进的实效受到损害。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区际差异，影响到金融运行的效果，进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区际间的差异会逐步拉大。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无疑为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统筹区域发展作用显著。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理论。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分析，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达成共识。决定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两个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决定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靠国家政策倾斜，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区的投融资体制。
2．金融压抑、深化与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只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金融创新。欠发达地区金融压抑体现在：金融组织体系设置较为单一，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贷分配政策与发达地区没有差别，政策资源的作用受到压抑，金融市场机制对社会资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金融管理与资源配置受到体制上的影响而被压抑，金融体系对外不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统一的金融政策必然会给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造成伤害，压抑其金融创新的动力，阻碍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为经济的腾飞营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金融发展举足轻重，由政府制定实施特定的有差别的金融政策比竞争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着眼点在于，政府为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部门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来使金融机构获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区资金吸纳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4．西方的信用理论。西方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及信用调节论都强调金融对区域经济的调整意义，即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要求，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使金融调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只有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全国的金融资源，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才能找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因此，通过制定区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资源和工具来促成资本的形成，促进资本的区域性流动，提高区域金融相关比率，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统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10693．4元、5380．8元、4283．3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59．9％。截至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66．9％，可见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与各自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文化背景和市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统一的金融政策无疑对差距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统一的金融政策在东部和西部产生的效果不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力度不同
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场较西部成熟，货币传导机制较为灵敏。因而，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东部的作用效果强于两部。
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它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是衡量货币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指标。如表l所示，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东部地区，而且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速小于东部地区，两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货币供给被经济货币化进程所吸纳，货币乘数因而小于东部，同样的基础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供给数量东部地区大于西部。
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间的拆借、质押式回购、现券交易额占有绝对比重，各项指标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区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较少，因而东部地区货币传导较为顺畅，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传导机制极不灵敏(如表2所示)。
可见，西部地区货币乘数较小，而传导机制又不灵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区域间呈现出较大的效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供不应求。
2．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国有经济经济效益高，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其内源融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我发展能力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对银行的依附程度较高。紧缩性货币政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来进行。
第l章主要考察了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因素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过程，研究金融在500年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金融作用性质的两次质变，即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到“主动性作用”，再从“主动性作用”到“先导性作用”。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从经济与金融的逐步融合分析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从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国际化分析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长，并在这种分析中，考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寻找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金融原因。第3章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分析金融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量增长、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比率。第4章主要分析金融效率。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历史分析和数量分析基础上，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第1章的研究是从货币和信用最初发挥的作用开始的。
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初是通过货币与信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现出来：货币以其自身的属性方便了交换和贸易，提供了财富积累的新形式-积累货币，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信用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及时充分地运用，并且使生产者能够超过自己的资本积累从事扩大再生产，同时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但在15世纪之前，由于商品经济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上，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还很狭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只是“适应性的”。
15、16世纪，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急剧扩展。货币积累代替实物财富积累成为主要的积累形式，同时，信用的发展又使不流动的货币积累转变为流动的货币资本，既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又增加了生产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和信用逐步融合为一体并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金融。金融范畴的形成使货币和信用在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以它们的结合提供了新的作用力，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金融作用的性质尚未发生本质的转变。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一次质变是在17世纪初，其标志是新式银行的成立。其中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这一质变的转折点，也是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银行券的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它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作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所谓“廉价货币”，有两重涵义：其一是相对于金属货币来说，银行提供的信用货币（最初主要是银行券）是“廉价的”，并且在技术上可以超过金属货币量的限制；其二是相对于高利贷而言，新式银行促使借贷利率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所提供的货币是低利的。银行廉价货币的提供，使经济发展在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之外获得了新的货币支持。英格兰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扩展到用于向新兴工商业提供贷款支持，并把经营获利作为中心目标，又开辟了银行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新式银行的成立。银行券的发行和银行把货币资本投向新兴工商业，不但加快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进程，而且使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转变为“主动性作用”，金融地位发生了一次重要质变。
金融地位的上升和作用性质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作用力度的迅速增强，促进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建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走向成熟。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二次质变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标志是金本位制的解体和金属铸币流通的终结。在二战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方世界虽然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就经济总体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还是以上一世纪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本位制度逐步走向解体，不兑换信用货币代替金属铸币面广泛流通。从国际支付体系看，这一变化似乎是破坏了原有体系的稳定性，给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而实质上，这却是一大进步。金属铸币的流通，黄金与信用货币（银行券）的自由互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支付体系的稳定，但也限制了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因为在信用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条件下，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兑换信用货币的广泛流通为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其不再受各国黄金储备数量的制约，信用货币可以在生产潜力允许的条件下先于生产而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并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重要转变使金融在经济发展全部推动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便从“主动性的”转变为“先导性的”。
70年代，随着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的彻底脱钩，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在技术上已无限制，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随着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金融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更加突出出来。
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但新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以保持良好金融秩序，为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提高发展效率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在国家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大大突出了。
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
在现代经济中，尽管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差异还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金融已经与各国的经济密不可分。现代经济基本上已不存在没有金融的纯实物经济运行，金融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货币信用经济、金融经济的提法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经济这一基本特征。
对现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西方经济学者在起始点上都是通过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逐渐被采用，并呈现出统一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在这种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资金运行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传送带。而在资金运行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有着较高的效率，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资金从盈余部门向赤字部门的转化，即最大限度地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很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便会受到约束。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差额是闲置储蓄，这意味着社会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从而可得一个重要结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状况以及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
对现代经济中金融重要地位的上升和经济与金融的交融运行，可通过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分析来考察。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重要地位的上升，一个主要的标志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快于经济本身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衡量，可借用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来进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曾对美国和英国1870年以来100年间的货币量和经济量进行过统计分析，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在120多年前的1871年，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货币化比率已达到0.516，美国则为0.216。到本世纪40年代初，货币化比率英国和美国均在0.7左右。从发展过程看，在起始点上，英国的比率远比美国为高，直到20年代初期美国的该项比率才达到英国1871年的水平。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国的货币化比率提高的速度远比英国为快。这一分析结果与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状况大体吻合。
按照经济货币化的定义，经济货币化比重的理论极限值为1，并且事实上不可能达到1。因为不论经济和金融发达到什么程度也总会有一部分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是非货币化的。但分析中借用的货币量与经济量的比值却完全可能达到1和超过1。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采用另外的途径对60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的货币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60年代，美国货币化比率在0.85-0.93之间，日本则为0.85-0.88，这个比率在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在欠发达国家，该比率要低得多。平均在0.5-0.6之间，大约与90前英国的水平相当。货币化比率的差异反映了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地位的差异以及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经济货币化比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实证分析还表明，当经济货币化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该比率的提高便会放慢，也即经济实现了货币化或货币化了。那么，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货币的作用范围与作用力度是否也就不再增长了呢？不是！它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增长。在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现在被称之为金融创新的一系列带有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70年代之后再次掀起并且一直持续着。金融创新使一大批新型的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反映在统计数据上，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迅速增长而原定义下“货币”存量增长的相对放慢。虽然大的金融变革自17世纪新式银行出现以来发生过多次，但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那些变革基本上都反映在不断扩展的“货币”范围之内，而50年代开始的金融变革已扩展到“货币”之外。由于各类新型金融工具难以用“货币”的概念所涵盖，所以，经济货币化分析便不能准确地反映金融对现代经济作用的增长。由此，把不断扩展和迅速增长的全部金融工具（包括广义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与经济总量联系起来分析，也即分析“经济的金融化”便是观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作用增长的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
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指标可用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分析开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金融化”这一概念。在戈德史密斯的分析中，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是用金融工具总值与国民财富总值的比率衡量的。根据他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在110年前不到0.2，到1963年已增长到1.5，即金融工具总值超国民财富总值的50%。由于国民财富和金融工具总值的统计数据在各个国家都比较缺乏，为便于分析比较，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国民财富，用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代替全部金融工具。从替代计算的金融-经济相关比率看，发达国家在1880年大约平均为0.78，到1963年，该比率上升为1.55；而欠发达国家分别为0.025和0.54。1963-1993近30年间，世界所有国家的金融化趋势都在加快，发达国家已达到2.2，比较发达国家达到1.6，欠发达国家也已超过0.8。中国在改革之前的1978年，该项比率仅为0.57，15年后，迅速提高到1.5，高于欠发达国家，接近比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业也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有规律不断推进着自己的发展进程。金融产业的初步形成是在17世纪初，而过渡到现代金融产业则经过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现代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使金融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产值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直接作出贡献。在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
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这种趋势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跨越国界的金融业务已占据很大比重；二是金融机构的跨国设立；三是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金融的国际化既是金融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又是国际经济发展和金融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金融国际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又为金融的国际化创造着坚实的基础。
第3章重点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认为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各占一半。按照这一思路，对金融贡献的分析也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和在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是一个重要产业，对金融贡献的分析还应包括金融业自身产值的增长。
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主要通过促进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系数和就业量的增长体现出来。
金融发展能够促使社会储蓄率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二个原因：一是金融的发展使储蓄转化为未来消费变得非常容易，如货币储蓄显然比实物储蓄更为方便；二是利息的存在使储蓄能够带来增值从而为将来更多的消费创造条件。虽然金融发展（如提供消费信用）也有促使消费倾向增加的可能，但就总体说来，金融对消费一储蓄天平的改变是向储蓄一方倾斜。因此，金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储蓄率上升，从而为投入量的增加提供源泉。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1965-1991年的26年间，全世界平均储蓄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年均0.114个百分点。虽然储蓄率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金融这一个因素，但金融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第二章第三节曾分析过金融量与经济量的增长关系，结论是金融机构资产量的增长和各种有价证券余额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快于世界银行分析的平均储蓄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促使社会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不但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使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而且还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任何社会中，在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可以提供超过储蓄量的信用货币投入，那么金融对要素投入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
如果用储蓄率的年增长率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系数的提高率代表金融对资本投入量的贡献，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7.36％。
金融促进劳动投入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比重的提高体现出来。金融不能使人口增加，也不能使劳动力增加，但可以使总劳动力中的就业比重增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就业量。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在不断上升。如果用金融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增长率代表金融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一因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2.5%。
把金融对资本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和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一并计算，则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10%。
金融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理论上分析并不十分困难，但作定量分析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分析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可借用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比重来进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一般地，边际投人收益的提高意味着投资主体具有更强的投资欲望。在投资主体自有资本积累一定的情况下，会通过外部融资扩大投资。因此，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金融机构借款，即间接融资；二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产权证券（股票）和融资证券（企业债券），即直接融资。企业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股票债券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根据所能得到的有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金融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程度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约占1.3%。
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分析比较容易，可用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率来衡量。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在60年代该项比值大约为10%，到90年代初，上升至15-20%，平均每年上升约0.3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程度约为8.6%。
总之，金融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自身产值的增长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占到1／5。
第4章重点分析金融效率。
在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很难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第一层次便是金融作为一种现代产业，金融机构作为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它基本上代表着金融的微观效率；第二层次是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运作中的效率，也即金融市场效率，它反映了金融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结合；第三层次是通过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效率，也即宏观金融效率；第四层次是国家对金融的调节控制效率，反映着国家对金融的管理能力。
1．金融机构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体现出来。经营效率包括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业务能力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银行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盈利能力建立在业务能力基础上，主要通过资产盈利率和资本盈利率来衡量。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是指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产业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开创未来的能力，它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资本的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能力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体现出来。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效率都有了较大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2．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通过5个方面体现出来：①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②金融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③金融商品数量及创新能力；④市场剔除风险的能力；⑤交易成本的大小。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能力突出表现在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融资的方便程度这两个方面。
按照上述衡量标准进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得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达到目前这样高的程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出现过数次大的金融市场危机和几十次小的金融市场动荡。欠发达国家在确定本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和提高市场效率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必要的。
3．金融的宏观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对金融宏观效率的分析可通过货币一经济比率、货币结构比率、货币乘数等来衡量。
（1）货币一经济比率。
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既是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也是从宏观上衡量货币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标。货币的作用效率越高，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小，货币量对经济量的比率也就越低。货币一经济比率可再分为三个层次考察，即通货一经济比率、货币（通货十支票账户存款）一经济比率和广义货币（货币十准货币）一经济比率。这三个层次的比率分别反映了不同货币口径下货币的作用效率。从通货一经济比率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分析，1965年发达国家的通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为0.079，低于其他国家约1／3。到90年代初，该项比率在发达国家降至0.054，而欠发达国家则上升为0.12，比较发达国家该比率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0.1左右。发达国家的该项比率与比较发达国家相比大约低80%，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则低1倍多。中国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该项比率为0.077，到1993年，上升为0.187，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也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比埃塞俄比亚低一些。如果把通货一经济比率反算为经济一通货倍数，货币作用效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看得就更加明显。例如，1993年美国用3275亿美元的通货量实现了63779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货与GDP之比为1：19.5，而中国同年实现3138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需要5864.7亿元的通货量，通货与GDP之比为1：5.4，经济-通货倍数反映出两国的通货作用力相差2.6倍。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因此在使用货币一经济比率分析金融效率时，还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2）货币结构比率
货币结构比率是指货币内部通货占货币的比重、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和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随着各国金融化程度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货币结构比率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数量分析表明，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货币结构比率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
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各国金融制度的差异，用货币结构比率衡量金融效率，需要把3种比率统一起来分析。可用3种比率之积代表货币结构综合比率，此值越低，意味着金融的宏观效率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近30年来，该项比率在三类不同的国家全部下降了，发达国家从1965年的0.073下降到90年代初的0.029，比较发达国家从0.172下降到0.068，欠发达国家从0.346下降到0.143。说明近30年间，所有国家的宏观金融效率均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水平衡量，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3）货币乘数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越高，货币乘数也就越大。因此，货币乘数的大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宏观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报的数据计算，在1965-1993年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5.53上升为93年的12.9，增长1.3倍；比较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2.9上升为93年的6.1，增长1.1倍；欠发达国家则从1.85上升为3.4，增长约80%。虽然三类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但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出约3倍。
4．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对货币的调控能力看作金融效率的一个指标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金融效率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也越强。这是由于高效率的金融运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具有灵敏的反映度。因此，提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必须着眼于提高总体金融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操作。反过来，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越强，也意味着金融的效率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全部数量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从横向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而不应单纯依靠数量扩张。
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金融效率的提高远没有金融数量扩张那样显著。以金融数量扩张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使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以致有人对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归结为“功在金融、罪在金融”。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金融地位迅速上升时期，金融效率的提高慢于金融数量的扩张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也不可能跳出这一规律，但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已处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主题。本章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1．应该把金融业真正作为现代产业来发展。西方经济和金融发展史表明，金融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在自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金融效率也只有在产业发展格局中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中国的金融效率不断提高，就应遵循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律确定金融发展战略。①真正把货币、资金作为“商品”来对待，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取消用行政手段分配资金的办法;②金融商品价格的形成应逐步市场化；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且具有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体系；④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规范化的市场金融运作机制；⑤把金融市场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业整体发展之中；③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
2．从紧控制货币、着力搞活金融。主要依靠金融数量扩张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伴随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用创造多种非货币性金融工具而少扩张货币的办法满足投资需求，则能保证在低通货膨胀下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方面从紧控制货币，一方面着力搞活金融。
3．调整金融市场发展重点，规范金融市场运作。发展金融市场的本质意义在于为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环境与条件进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状况有脱离真实经济发展的趋向，其主要表现是二级市场的独立发展和企业在一级市场上筹资困难并存。要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脚踏实地，立足于基础，而不能弃本求末，追求虚假繁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起飞中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提供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应转移到以融通资金为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与实质投资直接相关的证券一级发行市场上，在此基础上再稳步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用了几百年时间，虽然我们不必重走几百年的西方金融市场发展之路，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金融市场现有的一切做法。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信用基础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状况相联系，并应带有中国的一些特色。
4．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起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虽然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也是关键的一环。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管理的科学化还只是刚刚起步。
5．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金融监管着眼于金融运作，金融调控着眼于金融总量。加强金融监管，是在市场金融运作中保证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加强金融调控，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不是限制金融发展的因素，面是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和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措施。要使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6．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金融国际化是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的接轨，国内金融机构必须为此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还要积极创造条件。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关系；策略
近年来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市场上的一些金融企业满足于钱生钱的游戏，没有真正地发挥金融经济的服务作用和价值，导致不少实体企业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振，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我国积极地发展内需市场，但是在新旧经济政策衔接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发展中的困难。2016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地认识到了我国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的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更好地理清二者的关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功。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简介
金融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广义的虚拟经济指的是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通过交换和分配来进行，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增值，在定价上使用资本化的方式。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实体经济为人们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所有物质，同时也包含了文化等精神产品。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讨论
(一)实体经济决定了金融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能够满足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提到了物质是决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资本论》中直接指出了在人类社会中，不管财富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使用价值是构成物质的重要内容。实体经济作为马克思《资本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人类财富的发展积累的影响，它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对再生产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实体经济通过相关的生产行为，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例如实体经济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的需求，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建国以来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地成为了制造大国，目前正在向制造强国迈进。从金融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金融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经济的出现大大地降低了商品经济的交易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金融经济是围绕着实体经济而不断地发展的，这就要求金融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会产生经济上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
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例如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能够帮助实体企业从市场中募集到大量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能够从社会中合法地吸收和募集资金，当这些资金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金融经济也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金融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否则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借贷，会产生比较大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使市场中的每个人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银行、债券等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资金需求方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它有效地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为资金的提供者和借贷者都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在金融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的交易风险，从而激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得到资金，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社会融资的成本，使实体经济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这也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银行将资金借贷给企业的过程中，能够获得高额的回报，当回报越高、规模越大时，就会进一步提高银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此外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走进了市场，例如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实现对市场风险和收益进行了有效的分配，分散了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衍生品能够满足市场中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风险与收益的相对应，能够使不同的市场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满足了市场中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能够使实体经济从多个方面来获取资金。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了资产定价的效率，从而使价格更好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经济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
随着金融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当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导致实体经济缺少金融经济“活水”的支持，例如实体经济面临资金困境时就难以扩大投资和生产，或者面临着市场困境资金周转不利时就可能发生破产，这就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金融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例如资金在金融经济中打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的意愿不强烈；或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误导了市场和投资者，导致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的不断发展，对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冲击，甚至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再加上金融经济与市场的关联度比较高，当金融经济发生一定的风险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当债券违约等金融违约事件发生时，会在市场中产生比较大的波动，而且其风险也比较大，最终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中，例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在房地产次级债券中，最后扩大到了全世界，导致全世界的需求不足，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其风险管理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市场监管的滞后性，当风险大量积累或者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时，在经济繁荣时其风险不明显，在经济下行阶段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导致泡沫的破灭，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
三、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一)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不同产业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落后产能的淘汰，都对实体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实体经济面临着新常态，在告别过去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转型之痛深刻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再加上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占用了市场中的大量资金，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不足，而且增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本，我国社会面临着脱虚向实的巨大压力。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社会中的资本越来越涌向金融经济，“钱生钱”的游戏也愈演愈烈，例如今年年初的宝能与万科之间的控股大战，以及不久前宝能大力扫荡格力电器的股票，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市场上的恐慌，导致实体经济面临着野蛮人等困境。此外我国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税负重、政府费用多等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经济比较好时企业还可以承受，当经济下滑时就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最近我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关于实体经济的论述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人们都在不断地思考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对策。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策略
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认识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隔离局面，提出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策略，国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了不少的支持，而且还将进一步地加强支持力度。在新时期下，要进一步地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从而提高金融经济的服务能力。尽管国家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应当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中，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国家应当对实体经济中的不同行业采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例如对于金融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对于农村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应当加强政府在金融政策中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地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研究，探索二者的发展规律，从而协调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使金融经济能够不偏离正常的轨道。此外，国家应当加强对金融经济特别是对金融产品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创新的支持，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不断地提高金融经济中的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充分地了解金融经济的风险，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隔绝，防止金融风险在市场中的蔓延。通过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束语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如何有效地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发挥金融经济的长处，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的重要经济任务。面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2016年国家在营改增、社保改革等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实体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经济负担，相信2017年在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下，将会有更多的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作者:王韵琪 单位:石家庄市河北省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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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利用样本县的经济与金融数据，对鞍山市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及村镇银行等新型金额机构对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明显，而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弱化。同时，提出加强县域金融制度与渠道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完善担保体系与政策支持等对策。
关键词：
县域金融；县域经济；实证分析
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基础、以实现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产业高度聚合为途径的，既相对独立又高度开放的一种经济形态，是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叶兴庆《以创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数据，中国有2070个县域经济单位，县域国土面积910万平方公里，占95%；国内生产总值6.1万亿，占59%。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县域经济体吸纳了65%，其中乡镇企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80%[2]。可见，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县域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资金短缺、县域金融支持不足的制约，尤其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并逐步退出县域的过程中，其服务县域经济的职能明显弱化，信用社在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的同时，地方性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其它商业银行也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中央政府“三农”政策的指导下，新型县域金融机构不断诞生。新型金融机构也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本课题选择鞍山县域地区（海城、台安、岫岩三县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机构贷款与金融机构存款）与县域经济发展指标（GDP指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县域金融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剖析县域金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县域金融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也为政府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制定县域金融发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变量选择与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依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县域产出、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资本投入规模3个指标是定量化分析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假设产出为Y，劳动力投入数量为L，资本投入规模为K，因劳动力具有相对富足性，而金融资源具有稀缺性，假设资本为主要的决定因素，因而本课题研究选取产出Y和资本投入规模K两个指标。本课题以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鞍山市海城、台安、岫岩三县区1990-2013年县域年度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在变量选择时，用县域内的生产总值代表产出，表示县域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代表资本投入规模，表示县域的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县域内的存款总额也是代表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样以县域内的存款总量代表县域资本投入规模，与县域内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共同表示县域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二）实证检验首先，对县域内的生产总值原始数据序列和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县域内的存款总量进行对数平滑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县域内的生产总值用符号GDP表示，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用符号LOAN表示，县域内的存款总量用SAV表示。其次，对变量GDP、LOAN和SAV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计量经济学Eview6.2统计软件，对GDP、SAV、LOAN序列进行了分析。对各统计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是，各统计变量的t统计值均大于t统计量的临界值，表明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对原序列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测，检测结果见表1。从GDP序列一阶差分看，因为-2.889400<-3.004861，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GDP的一阶差分序列拒绝原假设，即GDP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从LOAN序列一阶差分看，由于-3.332221<-3.632896，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有假设，LOAN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从SAV序列看，其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SAV的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序列。上述分析可知，GDP与SAV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存款序列之间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GDP与LOAN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且同阶平稳，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基于DHSY模型构建GDP和LOAN之间的基本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模型可以看出，县域内的前期GDP对当期GDP增长的影响较强，影响系数达到0.846769，表明前期GDP对当期GDP的传导值达到0.846769倍，说明当期GDP的增长对后期GDP的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金融机构的前期贷款对GDP的影响是正的，且贡献系数接近18%；而当期贷款对当期GDP的影响为负，表明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此结论与经济现象相吻合。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GDP与LOAN之间是否存在伪相关关系。经检验，得到GDP序列和LOAN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蒽从表3看出，贷款不是GDP成因的概率为0.0320，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县域金融机构贷款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原因，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而GDP不是贷款成因的概率为0.1196，表明GDP增长不是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但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影响作用明显，表明GDP的增长也会带动LOAN的增长，此结论同样符合实际经济现象。国有商业银行不断撤出县域地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信社、地方性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本课题利用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完整的鞍山县域金融机构1990～2013年的贷款额与县域GDP数据，构建GDP与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变量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模型的相关系数（R）=0.996751022864792，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高。决定系数（DC）=0.993512601582009，表明模型的精度极高。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见，x4（建行）的系数a4为负数，表明建行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为负，呈现历年减少趋势。除建行以外，其它各商业银行与农信社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它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为正向的。其中X1（工行）、X2（农行）、X3（中行）的系数都很小，表明这些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小；X2（农行）的系数最小，表明农业银行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没有发挥与其战略定位相一致的作用。X5（农发行）的系数为0.1，表明与其它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比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更大的作用。在鞍山地区，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贡献率到达53%，成为县域金融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次是其它商业银行包括鞍山银行、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它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30%以上。
二、基本结论
（一）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互相促进模型分析看出，县域GDP与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县域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同时，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影响作用明显，这说明县域金融供给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表明县域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有力地支持县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县域经济的增长又能带动县域金融机构对县域地区增加资金投放，二者互相促进，良性发展。
（二）大型国有银行服务县域经济的职能弱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出现负贡献的现象，这表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职能明显弱化。这一分析结论与鞍山县域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实际相吻合。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4~2013年，鞍山县级和县级以下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大规模撤并调整，有效性贷款机构大幅度缩减，县域金融机构对县域地区的存贷比由1994年的97.8%下降至2013年的34.1%；1994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存贷比高于1，表明对县域的贷款投放高于存款的吸收。具体统计数据见表4。五大国有银行吸收的县域地区存款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对县域地区的贷款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自2008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地下降。
（三）农信社与其他商业银行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鞍山县域地区，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鞍山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共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模型数据分析表明，在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农信社、鞍山银行与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80%以上。其中，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高达50%以上，成为促进鞍山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表5显示，鞍山的农信社与其他商业银行（鞍山银行、村镇银行）在服务县域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存贷比基本在50%以上，对县域的贷款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看出，随县域存款量的不断增加，存贷比也随之增加，表明农信社、鞍山银行、村镇银行等县域金融机构始终以服务县域经济为核心，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三、促进县域金融发展的对策
实证分析表明，大力发展县域金融是解决县域金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不断退出农村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渠道萎缩不畅、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县域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功能弱化、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此，对促进县域金融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县域金融制度创新，促进金融服务渠道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金融资源能够在管理层实现共享[4]。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鼓励县域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保险、担保机构与县域民间金融进行战略合作，创新服务渠道形式，探索构建综合性县域金融服务渠道体系模式，形成县域银行类正式金融服务渠道、民间非正式金融服务渠道、保险与担保体系统一和谐的多渠道体系兼容的县域金融服务渠道体系，实现渠道体系资源与结构的优化，有效发挥县域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县域金融制度创新，促进县域各类金融服务渠道的融合，创新渠道形式，优化渠道结构，完善服务功能。
（二）构筑完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为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强县域资金流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县域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构建由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或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组织与民间金融组织和谐共存、层次分明、功能补充、结构完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6]。通过政策引导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县域新型中小金融机构，发挥民间金融在服务县域经济中的重要补充性作用。积极促进县域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服务县域经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三）加快县域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县域金融机构要适应县域金融需求的发展，深入研究县域金融市场特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差异化、多元化的县域金融需求。积极推行各种创新性的信贷模式，设计适合与满足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作、错位竞争、差别服务，避免金融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的恶性竞争。积极开拓服务县域的中间业务或理财业务品种，满足县域居民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四）创新担保方式，建立有效的担保体系构筑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信用担保体系，为畅通县域金融服务渠道提供有效保障。县域金融机构要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探索发展基于订单与保单的金融工具。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信用担保体系。积极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通过探索“银行+信用村+农户”“银行+合作社+社员”“银行+公司+农户”或“银行+担保公司+农户”“银行+特色项目+农户”等模式，实现商业银行在支农服务方面多品种“集团作战”方式，化解市场风险[7]。探索发展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参与的多种形式的信用共同体，加快担保方式创新，建立与完善有效的县域担保体系，增强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功能。
（五）继续加大政策支持与扶持力度在中央政府“三农”政策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要在差别性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等制度支持县域中小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向县域地区延伸，发挥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经济的主渠道作用，满足县域中小企业来自各类金融机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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