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19:26
导语：在服务治理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省卫生厅《关于全省开展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效益年活动的意见》，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我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层层落实，成立了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小组，逐级负责，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努力提高我院的服务水平，确保医疗质量，更好的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针对我院现状，根据《临沂市医院医疗质量检查标准》，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自查，找出了目前我院存在的问题，为了及时有效的加以改正，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关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
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及岗位责任，要求每一个医务人员掌握和遵守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及岗位责任、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热情服务。上半年院内投资万多元，把名人员送到省、市级医院进修学习，有名人员分别参加了省和市举办的妇科、儿科妇幼保健学习班期。同时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每周五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定期组织考核，为了确保学习质量，把考试成绩和个人经济效益挂钩，极大调动了一线医务人员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学习为每一位医务人员熟练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打下良好的基础。每一位医务人员都做到了对技术精益求精、潜心向学、积极进取，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月份，在职职工共撰写篇，在省级刊物篇，市级篇。并且在学习中不忘教育全体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尊重、关爱、方便、服务病人的人文精神。使广大卫生人员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和职业形象。按照“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十二字公民道德规范，采取有效措施，掀起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让每个患者感受到在我院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受到现代医院的文明之风。
二完善和开展各项医疗技术：
我院底子薄，临床工作开展比较晚，面对这种现状。领导班子没有因陋就简，而是严把质量关，全面保证业务科室建设符合国家或省的基本标准，并且严格执行各项诊疗技术操作规范，确保医疗技术安全有效。针对目前抗生素滥用的现状，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小组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严格规范使用抗生素，控制医院感染，努力减少并发症。
三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购置必需的医疗器械，全面提高诊治水平：
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以免造成资源浪费。为了不断提高我院医疗水平，满足临床医疗需要，年初院领导班子立足于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一步到位，多方筹集资金万元购置了半自动生化分析仪、麻醉呼吸机、尿十项分析仪、立式高压消毒锅等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医疗设备。对现有的设备及时进行保养维修，保证运转正常，操作规范，检查治疗效果安全可靠，计量器具精确可信。
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
实行规范化管理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我们始终抓住不放。首先健全制度强化责任。认真落实院长查房制度，行政总值班制度。医技科室强化集体审阅片制度、临床病人随访制度，实验室室内质控制度。临床科室强化首诊医师负责制，住院医师小时负责制、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制度、术前讨论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等项制度。同时认真贯彻执行手术分级管理规定，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严把术中操作关、术后观察关。上半年共完成妇科、产科手术例，无一例出现差错事故。医疗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临床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五保证药品、试剂及医用材料的质量，确保病人治疗安全有效：
保证药品、试剂、医用材料的质量，做到安全可靠，符合临床使用要求，严格执行《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条例》，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依法加强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药品、品管理工作。并且成立了药品及材料购置管理委员会，采取集中招标采购，从源头上杜绝了采购中的不正之风。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2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既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概念差异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管理？狭义的概念是指，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
广义的概念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与狭义概念的区别主要在于，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
（二）社会治理的概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管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等管理过程，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管理。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作为一种理念，二者之间在主体、过程、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区别。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创新社会治理，是指依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经验，顺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社会治理机制，对现有的不合理的治理理念和手段进行改革，形成一套新的相辅相成的高效系统，以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在于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新常态下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社会治理取得不少可喜成绩，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问题多发突发倒逼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众多、住房问题、国有企业私人化倾向、社会分配不公等等。如：拆迁自焚事件、医患纠纷案例、仇富现象……这些多发问题、突发事件倒逼我们的社会治理必须要进行创新，否则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流动性大
在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使得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社会治理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观念落后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3、公众参与治理的热情不高。
四、创新社会治理的举措
党的十以来，同志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新要求。这些新思想，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相适应，是我们党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要求执政党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就要改变原有的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确立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摒弃政府控制、管理、统治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引导、服务社会、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观念。
（二）以人为本，源头治理。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他还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社会治理的本质要义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着力点。
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当前，必须深入探究新时期新任务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改进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把群众工作贯穿于社会治理各方面、各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最根本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要把治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疏导，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真正把好源头关。
（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同志强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部署安排和重要论述，反映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体现了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到位，不能推给市场、社会；该放的权一定要彻底放给市场、社会，不能职能错位、越位、缺位。在社会治理上，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两个积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社会组织存在着功能结构不合理、作用范围有限、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使社会整合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保护与整合变得困难，常此以往，不仅部分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趋势会加剧，而且整个社会也可能陷于无序状态。因此，需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
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四）坚持民主，依法治理。民主和法治既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又是推进社会治理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缺乏民主的法治，容易走向专制，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容易走向混乱。因而，我们只有坚持民主和法治，社会治理改革才会有效地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同志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还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和目标要求，指明了开展社会治理的方向。
当前，我国的制度和法律都比较完善，但是在制度和法律的执行上、领导干部和公民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推进依法治理，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进一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逐渐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以我国现有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为基础，立足于现有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发展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形势下我们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法治 理念 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思想诞生于几千年前的欧洲，发源于古希腊的深刻思辨，成长于古罗马的优秀实践，蛰伏于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成熟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它为西方文明的繁荣打下思想与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中国，法治到底是什么样的，包含了什么，应当居于何种地位，一直是法学和政治领域的争议热点。
一、法治的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
法治的形式定义，顾名思义，就是依法之治，rule by law，这种语境下的“法治”和“法”并不带有价值倾向，只是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实行的一种治国与社会管理方式，因此，形式定义的“法治”与“法”是手段而非目的，更绝对谈不上信仰。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追求“公平正义”。实质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溯及既往”，更要求公权力以不妨碍私权利的合法行使为界限。可以说实质法治是以对私权利的保护为理论出发点和思想核心的，但是实质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和制度保证，否则制定再优秀的良法也只是一种空想。
二、法治理念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一）法治理念的含义
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是某一领域的世界观。将理念引入法治思想中，产生的法治理念是对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因此法治理念是法治思想的有序化、整体化、概念化的表现，是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石。
（二）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
法治理念覆盖的范围很广，但是一个成熟的理念应当具有一定的体系性，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精神内涵与核心就构成了法治理念的逻辑体系与主体架构，从而使得法治理念具有了体系性，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演进和内容自洽。
1、 公平正义理念——法治理念的最高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理念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念之一，具有普世性。但是在法治领域里，公平正义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将公平正义理念确定为法治理念中的最高理念是因为，公平正义理念对于法治理念范围中的各种理念具有统摄性。
2、 人权保障理念——法治理念的逻辑起点
法治思想中的“平等”、“法治”、“自由”、“保护权利”等等，甚至包括公平正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无一例外都是以保护人权为逻辑出发点，因此可以说保障人权是判断法律是否良法的首要标准。
3、 法律权威理念——法治理念的核心
法律权威作为理念强调的是树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效力的思想意识，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整个法律体系为根本的最高评价依据的思想观念，形成全体公民崇尚法律、尊重法律和信仰法律的理念。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必然具有至上、至圣、至信、至贵的权威。
4、 权力制约理念——法治理念的精髓
“法治期待于公民与官员都是对法律绝对忠诚。”事实上，法治肇始于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权力制约理念体现在法治思想的很多方面，可以说失去了权力制约理念，人权保护理念与公平正义理念的实现都会成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的政治口号，而法治也会随之丧失其原本的精神内核甚至沦为一种工具。
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现实性与必然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一个初步总结，其现实性与必然性体现在：
首先，法治进程以及立法、司法活动要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这些现实问题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就成为了“服务大局”。
其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就是“党的领导”和“执法为民”。
最后，“依法治国”的理念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公平正义”也符合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有利于缓和日趋尖锐的矛盾。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缺陷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中国未来法治化进程的观念与思路，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是当今我国官方、民众等等各方在法治问题上形成的共同信念、期盼、理解或者看法。但是概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句话”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概念被定型化、被僵化了。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概念仍然应该是“法治”，“社会主义”是对“法治”的一种政治定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法治理念”体现了太多的政治化色彩，这于法治理念对于法治思想的传播是有害无益的。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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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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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祖云.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J].公共行政,2004-12.
[6][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关键词：信息技术 治理 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甄阜铭(1966―)，男，河北定兴人，东北财经大学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IT治理相关工具
(一)COSO ERM风险管理2001年，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of theTreadway Committee)委托普华永道设计一种能被企业管理层用来评估和改善企业风险管理的框架。COSO于2004年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简称ERM)的报告。COSO ERM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四类目标和八要素。四类目标分别是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法性目标，八要素是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是企业实现各类目标的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风险管理框架还强调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实行风险管理，COSO ERM的管理层次比较高，但是目的却在于“能够向―个主体的管理当局和董事会提供合理保证”，出发点和终点都是围绕审计和会计的观点。COSO ERM把风险分为总和风险和单一目标(或事项风险)两个层次，作为总和风险与组织使命相关，是组织使命实现过程中障碍或促进，是一种综合而不确定性。风险管理在于把这种不确定性控制于组织的风险偏好，或者吸收风险(或利用机遇)。作为单一目标和单一事项而言，存在事项识别、应对和控制，风险管理把风险控制在组织的风险容忍度的范围之内。所有事项或目标构成组织的使命，所有事项和目标的风险构成的综合风险，主体风险控制是使综合风险在主体的风险偏好之内。但是综合风险不是总和风险，而是风险的组合。
(二)ITIL ITIL(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是英国政府中央计算机与电信管理中心(CCT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IT服务管理实践指南。此后CCTA在管理软件厂商近年来所做出的一系列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IT服务的最佳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流程的方法，用以规范IT服务的水平。ITIL为企业的IT服务管理实践提供了客观、严谨、可量化的标准和规范，企业的IT部门和最终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求定义自己所要求的不同服务水平，参考ITIL来规划和制定其IT基础架构及服务管理，从而确保服务管理能为企业的业务运作提供更好的支持。ITIL是基于流程的方法论，这些流程方法可用于检查是否用一种可控的和可训练有素的方法为最终用户交付所需的IT服务。ITIL合并了一套最佳的实践惯例，可适用于几乎所有IT组织，无论其规模大小或采取何种技术。ITIL已经成为IT行业服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在全球IT服务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三)COBIT美国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ISACA)从1967年成立时起，就开始研究信息技术的安全控制问题，提出了信息及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COBIT)。该标准为IT的治理、安全与控制提供了一般适用的公认标准，以辅助管理层进行IT治理。该标准体系已在世界多个国家的重要组织与企业中运用，指导这些组织有效利用信息资源，有效地管理与信息相关的风险。COBIT是COSO ERM的补充，目的是使COSO ERM具有可操作性，提供一种可用于管理的有逻辑性的结构。COBIT架构由34个高层控制目标和318个细节控制目标组成，并归集为四个控制域：IT规划和组织、系统获得和实施、交付与支持以及信息系统运行性能监控。COBIT的目标是建立IT与经营目标之间的连接，使IT与企业的经营目标一致。通过定义这些目标可以帮助维护企业业务对IT的有效控制。COBIT使IT与企业经营一致，即经营目标为IT目标。其原理在于企业经营有需求，这种需求要依靠IT资源通过IT流程来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COBIT制定了相应的信息标准：效果、效率、保密、完整、实用、合规和可靠。用信息支持企业经营目标的制定，是经营目标制定需求的一种信息标准。IT战略是企业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服务并且服从于企业的经营战略，IT目标介于企业战略目标和企业IT基础之间。COBIT的作用在于，使IT活动成为一种一般化的过程模型，IT风险能够常规化管理；识别主要IT资源的作用和功能，最大化实现IT的价值；定义管理控制的目标，风险有效控制，IT能够正常和正确被使用。COBIT应用成熟度模型，使IT能力改善得以度量；用平衡记分卡衡量IT流程与企业目标的匹配程度和一致性程度。从内容上看，COBIT覆盖了从分析和设计到开发和实施到运营、维护的整个过程。需要指出的是，COBIT可具体应用到几乎所有企业信息系统中。目前，ISACA也提供相关专业人士的认证服务，经认证的专家可在一百多个国家执行信息系统审计业务。
(四)Sysperanto Steven Alter通过对信息技术著名期刊MISQ、ISR和JMISI等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关于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和核心概念非常零散，不利于基本概念的基础的形成和IT职业人员的应用。从1992起，开始对信息系统的概念进行了本体论(Ontology)研究，Steven Alter命名其研究为Sysperant02，研究类似于应用于信息系统的Esperanto(世界语)。目的在于用商务术语解释和理解信息系统，而不是用IT专家的解释和说明。一方面为了实践人员对信息系统的沟通，另一方面有利于研究人员在理论界统一概念。首先，Steven Alter提出工作系统(Work system)的概念。无论IT在组织内应用如何，必须先假设组织内的系统应该被视为工作系统。工作系统是(Steven Alter2003 p367)：“人和，或机器参与的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资源厉行工作，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给组织内部或外部客户的系统。”任何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工作系统，也可以被分解成为工作系统的子系统。s.Alter工作系统的风险模型，是在工作系统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的一般化工作系统的风险管理。工作系统权变管理模型描述为：“目标和期望”影响“风险”和“不确定性源”，同时影响系统工作人员和管理者的热情；系统不确定性包括系统内部的生变、灾祸和内部或外部的或然事件。风险管理的目的在于使了解和吸纳不确定性，使其与企业的目标和期望一致或得以满足。不确定性源与工作系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信息系统、项目和任何其他工作系统不会独立存在，而是一直处在影响和被影响。相对于最初的目标和期望而言，后果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或然事项可能被考虑到也可能被忽略，但当事件发生过后总会对其结果进行评估。对于企业而言，
最终归结为财务成果，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S.Alter关于风险分析和管理基于一种科研文献的统计，试图找到一种在理论上的共识，消除沟通和合作的障碍，并不是给出一种方法或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框架供用户使用。其理论还是出于发展研究阶段，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五)CMM 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为美国国防部开发了一种能力成熟度模型(CMM)，目的是为了软件开发管理。该标准基于众多软件专家的实践经验，侧重于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及工程能力的提高与评估，是国际上流行的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和软件企业成熟度等级认证标准。CMM认证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软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模式是真实世界的简化表示，CMM不仅是一个模型和工具，更代表了一种管理哲学在软件工业中的应用。其管理思想来源于已有60多年历史的产品质量管理，用成熟度衡量企业的流程。组织可以利用CMM模式，设定流程改善的目标和优先顺序、改善流程及提供指引，以确保流程的稳定度、能力度及成熟度。CMM最为重要的概念是流程――在模型方法中可实施的活动的集合。活动可对应流程领域一个或多个执行方法，使得模式有效地对流程改善和评价。CMM通过管理流程的成熟度已达到组织的能力度管理的目的。CMM作为软件过程改善的指导框架，用于确定一个组织当前的软件工程过程状态及组织所面临的软件过程的优先改善问题，为组织领导层提供报告以获得组织对软件过程改善的支持。软件过程改善是一个持续的、全员参与的过程。CMM建立了一组有效地描述成熟软件组织特征的准则。该准则清晰地描述了软件过程的关键元素，并包括软件工程和管理方面的优秀实践。
(六)UML UML(统一建模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在软件工业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UML实质上是一种沟通方法。UML的目标是以面向对象图的方式来描述任何类型的系统，具有很宽的应用领域。其中最常用的是建立软件系统的模型，但同样可以用于描述非软件领域的系统，如机械系统、企业机构或业务过程，以及处理复杂数据的信息系统、具有实时要求的工业系统或工业过程等。UML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建模语言，可以对任何具有静态结构和动态行为的系统进行建模。UML适用于系统开发过程中从需求规格描述到系统完成后测试的不同阶段。UML的概念包括了UML语义和UML表示符两个部分，IYML语义定义了结构模型和行为模型。结构模型(又称为静态模型)强调系统的对象结构，如对象的类、接口、属性和关系；行为模型(动态模型)关注的是系统对象的行为动作，如对象的方法、交互、协作和状态。以此为基础，为UML表示符提供了完整的语义定义。UML的表示符包括了类图、用例图、顺序图、协作图、状态图、活动图、部署图等几种主要的图。标准建模语言UML适用于以面向对象技术来描述任何类型的系统，而且适用于系统开发的不同阶段，从需求规格描述直至系统完成后的测试和维护。软件开发方法学相对于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是超前的，软件工程学的生命周期方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在需求分析这一环节，至今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因此人们对UML寄予厚望。
二、COSO ERIVl、ITIL、Sysperanto、Alter、COBIT、CMM及VML的比较
COSO ERM、ITIL、sysperanto、COBIT,CMM及UML，各自出发点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工具应用于信息系统风险管理，事实上这些理论框架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必须将其结合起来应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侧重，因此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引发问题和风险。
通过了解，从COSO ERM到UML,每种理论模型都有自己不同的听众、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应用领域，也是由不同的理论结构，当然也被不同的团体所采用，并且不同的研发者在不断地完善和更新。共同点是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对信息化密集型的组织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用表示COSO ERM等在组织系统中的作用域。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本文分析了目前学者们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并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营服务模式；原因；问题；意见和建议
一、引言
我国传统的工业污染治理模式基本上是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以排污企业为责任主体开展污染治理。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企业的环保意识不强、专业人才不足、管理经验欠缺造成了环保设施安装配置不到位、违法偷排、环保设备的运营效率低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要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重点，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营造有利的市场和政策环境，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场，不断提升我国污染治理水平。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文献相对较少，大部分是来自一些报刊的报道。
二、关于第三方治理的相关文献
从微观上讲，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运营服务模式等方面。
（一）关于第三方治理概念的相关文献
关于第三方治理概念的理解大多是基于排污企业、专业环境服务公司和政府的关系来理解的。如骆建华（2014）[1]认为环境污染第三防治理是指排污企业以签订合同协议的方式，通过付费购买第三方环境服务公司的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并与环保监管部门共同对治理效果进行监督。常杪，杨亮，王世汶（2014）[2]认为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除污染排放者和政府监管者以外，由独立的第三方也就是专业污染治理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承担应由污染排放者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并从中获取收益的市场化治理模式。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由排污者与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签订合同协议，通过付费购买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张全（2014）[4]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单位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委托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即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由排污者自行治理转为第三方机构具体承担治理任务，实行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的有偿服务。
（二）关于运营服务模式的相关文献
多数学者认为，运营服务模式有两种，即委托治理服务与托管运营服务。如，骆建华（2014）[1]认为根据环境服务企业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权，可将污染第三方运营服务模式分为“委托治理服务模式”和“托管运营服务模式”。所谓委托治理服务模式是指面向新改建项目的覆盖工程设计、采购、安装、运营全过程，环境服务企业全部或部分拥有治污设施产权。托管运营服务是指针对现有治污装置、设施，环境服务企业不拥有产权，指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管理。李静（2014）[5]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营服务模式的划分也采用的是这种分类方法。
三、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进行第三方治理的原因、第三方治理的难点以及推动第三方治理的建设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的。
（一）关于第三方治理的原因
张聪（2014）[6]认为，环境污染交由专业化的第三方治理有利于环保部门的监管、有利于排污企业治污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李将辉，高志民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专业化程度比较强，排污企业利用第三方治污有利于提高达标排放率，同时，政府执法部门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常杪等（2014）[2]提出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有利于全面提高污染治理的效果，提高治污投资效率；有利于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第三方治理的难点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如陈阳（2014）[7]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盈利模式有待细化、治理评价标准和体系不明确、治污排污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税收、融资障碍有待进一步扫清。骆建华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障碍有责任转移、税收、融资、经济风险及技术。常杪等提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顺利实施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有排污企业与第三方治理去也谁应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认为第三方治理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污染治理责任转移问题、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尚未发挥出来、环境污染治理的价格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监管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农村环境污染专业化治理较少介入。
（三）推动第三方治理的建设和措施
邹春蕾（2014）[8]认为监管严格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了土壤。张聪（2014）[6]认为，推动第三方治理的专业化和市场化，首先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其次要有自上而下推行的配套措施，切实推动市场化进程，最后可以通过税收、信贷、融资渠道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第三方治理。骆建华（2014）[1]对我国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优势，提出了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即设立国家环保基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拓展融资渠道、实施环境保险制度、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加快立法进程、强化政府责任等。常杪（2014）等[2]在梳理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发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对我国环境管理模式转型的影响和意义，提出我国应明确划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加强政府监管部门执法能力、完善第三方治理主体的评价体系，积极引导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健康发展。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从我国法律、市场、监管等方面出发，分析了当前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需要加快调整和完善的具体政策建议，如做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培育有利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行的市场环境，强化土地、融资、财税等经济政策激励，设立环保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试点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任维彤、王一对日本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进行了研究。文章归纳了日本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要特征，分析总结了其中的先进经验。基于这些先进经验，作者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意见和建议：(1)普及环保知识，宣传环保法规，营造全社会依法治污的氛围；(2)培育环境污染治理企业；(3)建立审核、指导和监督机制，规范排污治污企业市场行为；(4)提供金融支持。郭训成（2014）[9]在总结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从市政公用事业、工业污染源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检测、环境监督管理、环保技术方面进行了国内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践和探索，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要加快推进山东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就需要抓紧制定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拓展污染治理思想，完善制度规定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化投资机制，努力把环保产业发展成主导产业。刘卫平（2014）[10]从推动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方式方面提出了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如国家应尽快出台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专项支持政策、探索设立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基金、推动政府和金融机构双方的合作能力建设等。张全（2014）[4]认为完善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运行机制，是加快推进环境治理机制改革和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向。刘超（2015）[11]从制度和法律方面研究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出了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即政府应从污染防治市场制度的体系化、环境代执行制度的改进、设立清洁水和清洁空气基金和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等第三方机构等几个方面构建体系完整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国内相关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大都研究了第三方治理的优点以及如何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而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方面缺乏相关的研究。我认为宏观的运行机制可以从融资机制、运营机制、税收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基础设施的项目融资来看，融资的类型有BOT模式、PPP模式和ABS模式。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个人认为，环境污染第三防治理更适合PPP模式。但是，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PPP模式融资机制中存在一个难点问题，即政府和私营企业如何分担风险才会激励私营企业与政府合作。运营机制则可以从委托治理模式和托管运营机制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一旦成立和运营，就需要纳税，如果纳税太高，就会影响民营企业进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积极性，因此税收机制应该从减税方面来进行考虑。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我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使排污企业和第三方治理企业做到双赢。我认为这些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
作者：陈宗雯 刘叶 单位：济南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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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概念和特点，从信息、物资和技术三方面内容着手，建立相应的服务组织以适应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逐步壮大水土保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化服务 水土保持 发展方向
在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水土保持被列为生态环境的主体工程，要求到2010年，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0万km2；到2030年，全国60％以上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基本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将得到控制：到2050年。全部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治理，生态环境有很大改观。为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逐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以适应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概念和特点
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是指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各个环节提供必要和有利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保证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活动顺利进行的一种社会性活动。
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核心是围绕促进水土保持工作而组建的服务公司或经济实体。在市场经济的调节范围内。上连水土保持业务部门。下为平民百姓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完善。不断提高服务的档次和质量。促进水土保持产业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
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特点：一是时间上的间断性和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性：二是服务内容的专业性和多样性：三是服务范围的开放性和外向性。
二、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内容
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可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供给、生产和销售分别为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中心。而信息、物资和技术这三个方面的服务既在三个阶段中贯彻始终，又分别为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主要内容。
1 信息服务
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资源，是对治理开发内容、方向和前景预测的基础，开阔开发者视野，提高治理水平，产生最优效益。
(1)规划信息。规划设计是决定整个小流域治理的指导性“文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带有战略性的全局布署。其指明了整条小流域的治理思路和方法、要采取的措施及步骤以及要达到的治理目标和任务等。因此。掌握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信息。可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流域资源进行综合分析。在治理开发过程中。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利用可开发因素。挖掘有利因素的潜能。加快小流域经济结构调整。确定当地发展方向。改善生态环境。
(2)其他信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目的在于：在治理开发的基础上。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最佳的生态效益和最优的社会效益。因此。在规划的基础上。服务组织为流域提供市场供求信息。可以为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指明方向：服务组织为流域提供名、优、特新品种信息。可以使农民生产质量上乘的产品解决农民销售难等问题，以适应流域经济结构调整，激发农民治理积极性。
2 物资服务
(1)物资供应。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一方面表现为“四荒”的拍卖，流域治理成为时间集中、规模空前的群众活动：另一方面，骨干工程实施招标承包制，决定了材料集中采购。物资供应服务组织可以按照规划用量。争取用最低的价钱。批量购进治理物资，从而降低了治理成本，扩大了治理面积，使国家、单位、百姓共同受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服务组织可以投入资金，建立完善的维修服务网络，采用出租和专卖的形式，为治理群众提供便捷的服务。
(2)专业施工。当前我国农村“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逐步取消。如何加大建设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的力度、加快防治水土流失的步伐、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标准，就必须实行专业化施工。施工组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统筹安排施工机械和物资，规范水土保持建设管理程序，按时按质地完成治理任务，从而把一家一户办不了、集体办不好的事情。由服务组织统一管理。既减少了农民不必要的投入能使单位集中资金和精力投入科研中去。
3 技术服务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水土保持事业要发展。科学技术必先行，要在治理过程中让农民学科学、用科学，提高治理过程中的科技含量。一是科技示范。服务组织要以建立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和科技示范户为主体的科技示范模式。让事实说话。把治理开发发展方向展示在群众面前。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规划建设中应该集工程整地、节水灌溉、苗木培育、名优新品种引种、规范管理、科技示范于一体，园区的治理形式、措施配置、组织方法、科技含量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建成生态环境建设的示范工程以作为指导山区治理开发的示范样板，同时也可以为广大科技人员引进新技术提供试验场所。二是技术推广。服务组织以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为龙头。以示范户为重点技术培养对象。以点带面。把流域治理开发中的实用技术推广普及到千家万户。
三、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建设是一项集社会、经济、信息与技术等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坚持“水保为社会。社会办水保”的宗旨。强化服务与经营意识。明确以下三条发展方向，在服务中壮大水土保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1 社会化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要求服务组织在信息、物资和技术上协调联动、相互支援、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为流域的治理开发、经济结构调整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服务对象扩展到流域经济的各个领域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全程化、多功能的社会化格局。
2 产业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土保持社会化服务逐渐从水土保持工作中分离出来。成为新兴的独立的水土保持服务产业。促进山区资源、劳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化经营。
3 企业化
一、审计文化理论分析
(一)文化及组织文化的界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古拉丁文中，意指耕作、教化以及开化。而现代的文化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出现，其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由知识、法律、道德、信仰、艺术和风俗等构成的，包含社会组织中个人所获得的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杂的、系统的总体。此后，根据不同研究的需要，文化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涂可国认为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条件、方式、状态和结果的综合体。马勒茨克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主要指既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中、又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构想、信念、观念和世界观所组成的系统。王善平和宋艳认为马勒茨克的文化概念包含了文明，是广义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包括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不同于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文化概念虽然广泛，但在组织层面，总体上认为文化是组织在长期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观念、传统、习惯等。Peters and Waterman认为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价值观和指导观念，这种价值观和指导观念能够促使组织保持一种上下互相协调一致的良好习惯，给组织成员构建清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组织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Kotter and Heskett提出组织文化是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这些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作为全体组织成员的一种共性通过较长的时间积淀、存留下来。由于每个组织是在自身所处的特定传统和环境下形成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文化，包括意识观念、价值偏向及行为规范等，而这又对组织成员产生影响，如果组织管理层能够对文化加以有效利用，那么，组织文化将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管理手段。组织正是依赖于组织文化引领各种力量，将其统一于共同的管理哲学和指导思想之中。
(二)审计文化的界定审计文化作为国家审计机关重要的管理手段同样受到关注，陈朝豹认为审计文化是审计组织及其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实施经济监督行为时所恪守的理念、所追求的价值、所遵循的规范、所展示的形象等，它具有独立、依法、公正、进取和奉献等特定内涵。郝振平指出审计文化是指在长期审计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为广大审计人员认可、遵循和倡导的，以审计人员群体价值观为其核心内容的，带有审计特色的价值取向、审计精神、审计作风、行为方式、道德规范、法规制度和物质形态等因素的总和。以上定义将审计实践置于较为核心的位置，较好的体现了我国国家审计的职能。考虑到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审计文化定义还应反映出以下特点：一是公共性。因为审计机关是我国的政府部门，公共受托责任强调政府通过税收筹集公共资金、对国家进行治理，理论上社会公众应与政府机关一样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而不应被排斥在公共决策之外，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和国家治理的完善;二是执法性。因为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财经秩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依照财经法律法规办事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共生性。国家审计的被审计单位以政府部门及其他使用公共资金的企事业单位为主，被审计单位与审计机关一样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完善，审计机关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促其规范管理，提高绩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实现。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将审计文化定义为：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执法活动，在服务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及审计人员所遵循的，与被审计单位共同实现国家治理为目标的制度、意识和观念的总和。由本文审计文化的定义可知，当将审计文化置于国家治理之中时，审计文化已不再局限于审计机关内部，而成为对审计机关、被审计单位及社会公众共同产生影响，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手段。
二、审计文化在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公众通过受托责任赋予审计机关的审计职能，审计机关在行使审计职能中发挥免疫系统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确保被审计单位能够正确、高效的履行相应的职能，向社会公众负责，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实现。
免疫系统的揭示功能主要体现在审计实施上，一是在审计项目选择上应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矛盾，为公众负责。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我国采取赶超式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发展的时空发生错位，本应同时出现的问题未同时出现，不应同时出现的问题却同时出现。二是审计目标的确定以纠正被审计单位违纪违规问题，共同服务国家治理为主。被审计单位同样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违规或低效使用财政资金，阻碍了被审计单位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因此，审计的目标应以对被审计单位的纠错、提效为主。抵御由审计结果的利用体现，在审计中发现问题只是手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审计报告、审计要情或审计专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形成抵御功能，为推进国家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实现。预防是国家审计的目的，预防来自于被审计单位对经常性审计监督的认知，要强化这样的认知，需要在审计立项上，做到经常性项目与代表性项目相结合，实现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服务国家治理。以上分析说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统功能应由审计机关、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公众共同发挥作用，这也为审计文化进一步推进免疫系统功能提供了现实可能。
审计文化依托于审计职能，通常由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意识共同构成，贯穿于审计实践活动全过程，其立足于审计机关、被审计单位、社会公众的需求，建立正确的思想导向、培养业务能力、提高合作精神、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和社会认同感，具体从以下四个层面发挥作用：
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作用。该层面主要包括审计业务水平、审计内外部环境、审计机关形象等，物质文化层面对被审计单位及社会公众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感召力，是不同层面的外在表现及物化成果。通过物质文化层面发挥作用，审计文化不仅会引导审计机关成员的价值观，而且对被审计单位也能起到催化作用，例如在免疫系统的揭示功能中，通过较高的审计业务水平、良好的国家审计形象影响被审计单位的偏好，使被审计单位与审计机关趋向共同的审计目标，即国家治理，从而降低讨价还价成本，配合和支持审计工作。这个层面反映出审计机关为了实现服务国家治理的目标，而要求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审计机关内外都应保持稳定且较为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当物质文化层面相对稳定时，社会各界就会对国家治理的基本使命，服务国家治理的基本运作模式形成较为一致、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所暗含的价值观也逐渐凸显，得到认可之后进一步升级、上升到制度文化层面。
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作用。审计文化中的每一条制度规范，都必须经过暗含价值认同的阐释才可能被接受为行为的规范。那些长期没有价值认同的规范会因为监督成本过高而逐渐消失或演变成其它规范。制度文化层面为审计制度提供意义。随着审计机关及被审计单位新老人员的交替，管理层和已有人员会给审计实践中形成的习惯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向新进人员宣传、演讲及教化这些被合理解释的习惯。管理层以成文的形式将这些获得合理解释的，被审计机关及被审计单位成员所认可的习惯固定下来，便形成了审计制度，审计的制度文化层面便产生了。这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各种管理和行为规范，是对审计文化的制度保障，对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行为及精神文化层面起着规范、激励和约束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的碰撞容易动摇人们的文化意识，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制度方面的文化积淀，规范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层面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如《审计法》、《审计实施条例》及审计八不准等，在审计项目选择、审计项目实施和审计结果利用上均会发挥作用，《审计法》和《审计实施条例》对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进行了规范，而审计八不准等非正式制度在对审计机关规范的同时，能够强化在社会公众中的审计形象，增强公众认同感。
三是行为文化层面作用。这是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实践活动文化，内容渗透于审计执法、审计宣传及审计机关内外部人际关系的处理活动，是审计机关的工作作风、被审计单位面对审计监督的思想态度、社会公众对国家审计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行为文化层面作用是在免疫系统中承担着重要的思想校正任务，用国家治理的文化理念渗透审计人员的思想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人，提高人，推动审计机关对国家治理整体意识的提高，并通过审计机关的工作作风，在审计实施过程和结果利用上，把影响扩大和渗透到被审计单位及社会公众中去，共同强化免疫系统的揭示和抵御功能。审计文化的行为文化层面的作用就是形成文化定势，使人们在遵守既定的思维及行动中产生自觉性，而超出定势的思想和行为就无法找到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四是精神文化层面作用。这是审计文化具体形态中的核心层面，也是最为抽象的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对于组织内外每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完全颠覆组织制度的本身，致使其部分或完全的失效，主要包括价值观、思想意识、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心理情感及精神风貌等。精神文化层面是最为牢固的文化层面，它是经过长期形成的，深深烙在每一个人的心理和精神中的文化积淀，也被称作精神世界。因为免疫系统的预防功能是审计的目的，但依赖于国家审计的震慑作用，仅能使被审计单位产生不敢违规的想法，而精神文化层面的高度发展可以在审计机关内外形成优秀的群体意识，产生持久而有效的感召力，使得被审计单位产生不想违规的想法，进而为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提供准确的帮助，这是审计文化的基本职能和作用。这样的作用源自审计实施过程产生的凝合力，通过增强情感沟通和情感激励，融合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的作风、理念和情操，培养和激励群体意识，增强各界凝聚力。审计文化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引导审计人员的心理和行为，二是通过整体的价值认同来引导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补充了制度文化的不足，对内减少了审计机关规范成员的成本，从而降低审计机关的运行成本，提高审计机关的绩效，对外简化信息处理程序，减少信息传递成本，增强沟通能力，提升各界对国家治理的认同感。
审计文化的四个层面在免疫系统功能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补充、相互影响，从整体上体现了审计文化在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其中精神文化层面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决定了审计文化的作用方向，关系到审计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制度文化层面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作用补充和制度保障;行为文化层面又是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的行动表现;以上文化层面在物质形态上最终表现为物质文化层面。
三、审计文化建设建议
审计文化的作用是在被解释、被认可、被传递、被感召及被遵守的过程中产生的。鉴于审计文化对我国审计事业发展及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增强审计文化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对内塑造审计文化的特性，对外增强审计文化的强度。威廉大内在其著作《Z理论》中提到，组织具有众多价值观，最为重要的是组织所具有的价值观对组织成员施加的影响。只有为审计机关每个成员提供稳定的文化环境，形成审计文化特性，才能使其明辨方向，在应对工作的困难过程中，使审计机关成员产生内在的强大动力，进而快速稳定的提升审计工作绩效。强有力的审计文化是审计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当审计文化非常具有凝聚力时，对外部的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公众产生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能够让外界清楚的了解国家审计的治理目标，并积极支持和配合审计机关实现这样的目标，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将对审计事业的成功有着重要影响。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审计活动总是和每个审计人员的个性联系着的。不管审计机关如何建立审计共性的文化，如何强调审计规章制度的严肃性以及国家治理愿景规划的宏伟与远大，审计人员的个性依然会努力地与审计机关的共性文化保持合理的距离。因为组织中每个人为了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需要一块私人精神领地，以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因此，尽管审计人员对审计的基本使命、服务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有共同认识，但仍会保留个体对工作及生活意义的理解，而审计文化只有保障审计人员的个人利益诉求和尊重个人的需求，使审计机关与审计人员的利益协调一致，调动大家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为实现服务国家治理的目标共同努力。
三是增强审计文化的心理积淀，形成积极心理力量。Luthans and Avolio(2003)指出一个组织想要取得持续的成长和绩效，心理积淀和积极、支持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若审计文化注重给审计人员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引导，势必会提高审计人员完成任务的自我满足感和克服困难的心理韧性，长期下去，自我满足感和心理韧性形成积极的心理力量，完成心理积淀。通过促进审计人员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积极的心理状态，在面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时，审计人员能够充满信心并为获取成功勇于付出必要努力，当被问题困扰或身处逆境时，能够具有坚强的心理韧性，对目标锲而不舍，迅速恢复并超越，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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