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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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关键词：农村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都有了质的飞跃。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有必要立足于当前金融发展形势，改变农村金融现状，更快更好地推进相关农业经济的建设工程。
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耦合协调性 舟山市
一、引言
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稳增长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在稳增长和促增长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Caporal G M（2015）、周天芸等（2014）、陈伟（2015）等都证实金融能积极促进经济增长。但多数研究都重在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少涉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金融发展能积极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反过来，经济增长将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必然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性也将会对该区域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健康提升。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明显，因此从地区层面来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更有现实意义。由此，本文选择舟山市作为研究对象。
舟山市作为海港城市，是我国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T”形交汇要冲，我国境内的7条国际海运航线中，6条经过舟山，堪称要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进入21世纪来，舟山市积极优化经济发展布局，优先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金融、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后，随着国家战略高度意义上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推进，使得舟山市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金融总量上来看，到2015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为3152.6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了2801.64亿，金融对舟山港口经济和海洋经济的支持能力在不断增加。那么现阶段，舟山市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它们之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耦合协调关系呢？本文将运用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2002～2015年指标数据，对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验证，寻求答案。
二、模型、指标和数据来源
要对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考察，首先明确研究方法，利用物理学上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行计量;其次选定指标，确定衡量金融发展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的关键指标;最后收集指标数据。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本研究为深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反映两个系统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造了能较为全面反映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效应的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C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U1、U2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用于表示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此耦合度模型可以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的程度，但无法判断耦合是否为良性，即当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较低时，仍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耦合度，这样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就不相符合。为避免这一不足，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客观地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水平，模型表达式如下：
（2）
式（2）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为[0，1]，D值越大表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D值越小则表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低;T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在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此α、β均取值为0.5。
（二）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对于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标准。关于耦合度C，根据蒋天颖等（2014）研究：0<C≤0.3为低水平耦合，0.3<C≤0.5为阶段，0.5<C≤0.8为磨合阶段，0.8<C≤1高水平耦合阶段。而关于耦合协调度D，借鉴、丁正山等（2015）的研究，结合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实际特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区间，每个区间代表一个协调等级，每个协调等级对应一类协调状态，形成连续的等级阶梯，从而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发展程度。具体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很多，但最常用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有多种计量方法，本研究用舟山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来计量金融相关比率。因为这个指标既包括存款又包括贷款，在衡量金融资产与GDP比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国民储蓄率，而储蓄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化、金融深化及货币化的程度。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GDP增长速度来表示。上述指标数据均来源于舟山市2002～201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耦合协调性研究
（一）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
由图1、图2可知，2002年～2015年，舟山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两个阶段：2002～2009年金融相关比率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2010～2015年处于略微下降态势。经济增长水平在2002～2015年虽有几次反复但总体处于下降态势。由此可见，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影响持续存在，在全国处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下，舟山市也不例外，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发展放慢。
图1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相关比率
图2 2002～2015年舟山市GDP增长速度
（二）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性
运用式（1）可获得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见图3）。由图3可知，这14年来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始终没有超过0.3，整体上一直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耦合度处于降低状态。
图3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
为了进一步探究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状况，进一步运用式（2），计算获取其2002～2015年的协调度，见表2。有表2可知，舟山市除了2013年外，其他各个年份里金融发展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调度较为平稳，整体上处在0.5～0.6这样一个平稳的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表2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舟山市2002～2015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舟山市近年来处于金融发展放缓，经济增长放慢状态。
第二，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还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该时期，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一直徘徊在0.1至0.25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始终没有突破0.6而一直处于勉强协调耦合阶段，距离良性耦合协调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舟山市作为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枢纽港口城市，正在大力打造港口经济圈。从目前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来看，两者契合度不高，说明舟山市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由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金融发展，创新金融服务，为港口经济圈构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和保障。
参考文献
[1] Caporale G M，Christophe R，Anamaria DS，et al.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al growth：evidence from 10 new European union menb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2015.
[2]周天芸，岳科研，张幸.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4.
[3]陈伟.长潭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2003～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5.
[4]蒋天颖，华明浩，许强，王佳.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制及其空间分异――以浙江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4.
[5]，丁正山，余茂军等.基于耦合模型的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关系量化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5.
关键词：环渤海；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相关性
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为1993---2006年有关中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年度数据。我们之所以选取1993年为起点是因为我国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统计口径在1992年前后发生变化，1992年以前（包括1992年）数字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统计口径，1993年以后（包括1993年）统计范围为《银行概览》统计口径，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得1993年以后的M2与1992年以前的M2不可比。
另外，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以检验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是否适用于我国环渤海地区。或更准确的讲，本部分旨在检验在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1.问题的提出
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体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督管理者和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亦及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问题是，这一观点是否适用于我国环渤海地区？如果有的话，则表明不能否定这一观点在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适用性。
2.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我们从环渤海地区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省市作为组成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元素，即五省两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因此，在本部分环渤海地区的数据就等于以上五省两市的单独数据的加总。
为了验证我国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一些反映金融中介发达程度的指标。第一个金融中介指标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当年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我国缺乏M3的统计数据我们用M2替代。要指出的是，M2是某一时点值（期末余额），而GDP是某个时期的累计值，所以为了减轻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仿照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 1993a， p720，footnote3）的做法，对上年度末和本年度末的M2求算术平均，再除以本年度的名义GDP，从而得到本年度的DEPTH。1993年以后的年度GDP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M2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年）。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率（TRADE）。年度进出口贸易总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年）。
除了以上金融中介指标，还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指标。为此，需要计算每年的GDP环比增长率。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首先需要计算各年的实际GDP。我们先算出各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用名义GDP除以当年RPI就得到实际GDP。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还需要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年度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年度增长指标。各年的RPI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需要指出的是，在DEPTH中，我们未做季节调整这是因为DEPTH是个比值，季节因素同时对分子和分母施加影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事先只选取一个变量，那就是年度通货膨胀率（π），他在数值上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3.回归的结果及其分析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1.1：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序列π还是其滞后序列π（-1）都不显著的进入增长的回归模型中，所以我们在下表中未列出他们。这似乎有悖于常论。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年的通货膨胀率竟然对本年的实际增长率基本无影响，尽管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货币是超中性的（super neutral）——经济体系中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动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变量，而对实际变量无影响（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p162；p207，note8）。对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我们没有对π作季节调整，而对GDP环比增长率做了季节调整。
被解释变量为GY——季节调整后的年度GDP环比增长率，1993年到2006年。
观测值个数=14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
c：常数项。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年的平均M2除以年度GDP。
TRADE：每年的进出口总额除以年度GDP。
π：年度通货膨胀率，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金融深度指标DEPTH或其滞后变量DEPTH（-1）显著的进入回归模型中，说明在本年的或上年的DEPTH和季节调整后的年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率TRADE指标或其滞后变量TRADE（-1）的t-检验值低于DEPTH或DEPTH（-1）的t-检验值，但一旦TRADE和DEPTH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DEPTH单独进入回归模型中，还是DEPTH和TRADE联合进入回归模型中，DEPTH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在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若做深入分析，这种结果又不难得到解释。金融深度DEPTH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乃是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的结果。货币当局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慰平经济的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率较低或为负时），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
而滞后变量DEPTH（-1）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正相关性可以从货币政策的时滞得到解释。由于货币政策通常存在时滞，货币当局在某时期实行的旨在推动经济增长（或防止经济过热）的扩张性（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当年并不会收到效果，而是到了下一年才见成效，从而在对GY的回归模型中，DEPTH（-1）的系数为正。
4.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我国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
上述含义的政策含义很明显。既然在现阶段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那么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发展的重心应该是大力促进金融中介体的发展。
我认为，导致环渤海地区金融体系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中介体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是金融中介体的效率低下，表现在中介体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在传统体制下，金融受到抑制，政府过多的介入金融中介体的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中介体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举例来说，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偏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即便是在股份制改造以后）在存款货币银行中的比重偏高。因此，政府应出台措施以鼓励各类金融中介体的相互竞争以及每类金融中介体的内部竞争，从而促使他们发展。同时，金融中介体之间的最低限度竞争也是对外金融开放的先决条件，因为当效率较高的外资金融中介体进入后，会挤垮掉一大批效率不高的国内金融中介体，进而造成金融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所以，在现阶段应大力促进各类金融中介体的相互竞争以及每类金融中介体的内部竞争，以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教育 人力资源 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无论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劳动力的素质以及劳动力素质所决定的科学技术竞争将逐步代替资源和资本竞争的时代，人力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现代社会以来日益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人力资源的发展和提高是离不开教育的，因此，深入研究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像我国这样的人口数量众多、人口质量相对较低、人均资源量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价值。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高效、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要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发，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基数大的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以此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必须注意到直接影响人力资源的问题，要联系人口问题和教育问题进行分析。
一、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
人力资源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促进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源可具体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是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这里主要是指劳动者的质量。人力资源就是潜藏在劳动者体内的劳动能力，将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就可以实现劳动生产力。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历史上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都与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各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和状况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人力资源的积累有质量和数量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占有优势地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实行了这两方面的积累。而人力资源作为特殊的经济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也同样有着特殊的开发利用价值。
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重要的资源。首先，人力资源是可再生的经济资源，可以通过各种教育手段进行培养和创造，从而培育出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形成具有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能够成为最具有开发和利用价值的经济资源；其次，人力资源素质层次的变化能够影响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变化，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素质层次越高，其对精神的需求就越大。现代社会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健全的人力管理体制、先进的企业文化、优良的工作环境等，能够激发高素质劳动者的潜在智力和创造力的迸发，从而促进极好的经济效益的产生；最后，人力资源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开发者、产品的生产者，人的思想、观点、愿望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等意识形态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代农业经济要求劳动者还应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从事信息产业的劳动者不仅要有较高的智商，而且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储备也同样不可或缺；随着商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劳动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心理素质成日益为企业看重的首要因素；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则要求劳动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质量要求将越来越高，这必然使得高素质人才的缺口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才短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很小，高级技术人才大量短缺已成为十分严峻的问题。加大对提高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人力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已成为我国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教育在人力资源中的作用
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的作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人力资源的形成与增强，既要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更要加大对智力提升的投资，也就是在改善营养卫生条件的同时，增强并普及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的投资形式，可以视教育和其他物质投资一样进行投资—收益分析。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收入不如受教育程度低者收入水平的情况，但这只是一些非常规大量出现的反常现象。一般而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是呈正相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实际上，教育与收入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并非是一条平滑的直线。不同阶段的教育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不同，收入最高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受教育水平提高带动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产生的结果就是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大都为官方教育，这就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的需求比供给的作用重要，这也充分体现出大力发展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不仅能够增加个体和家庭收入，同时还可以改善单个家庭在医疗、教育、计划生育以及就业等多方面的态度和举措。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掌握公共医疗保健知识，并能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使子女在医疗、受教育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帮助，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能够创造更强大更有力的人力资源，从而达到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
人口问题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难题，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并使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现状和发展课题。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取决于人的作用发挥。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区域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是新时代能否占领经济市场制高点的决定因素，促进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是当务之急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重视教育在提升人力资本中的作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来解决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循环经济 新经济增长点
经济增长点理论脱胎于法国学者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自1955年佩鲁提出“发展极”概念后,欧美学者用“增长极”或“增长点”发展了佩鲁的理论。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点的深入系统研究是在1997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和启动乏力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来讲,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内涵
对于经济增长点理论,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它来源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即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在经济体的每一处出现,因而需要选择增长的触发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实质上是经济体内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发展可以向外产生扩散和辐射,进而启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然而,在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点内涵进行具体表述时,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主要是在①对经济增长点是单一的产业因素(农贵新,1999、金培1998)还是产品、企业、产业、区域、技术等多点因素(郑吉伟,1997;张耀辉,2000;张辉、,2002;张国富,2006);②对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机理是否可归纳为消费热点(余健明,1996;张秀冰,1999); ③经济增长点主要立足于现在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傅德中,1998)还是放眼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
二、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
对于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投入-产出要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弹性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试图建立起一套经济增长点选择标准的指标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净出口增长率、消费量增长率、消费效益、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指标的考察都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有意义。相关的研究如王元京、张昌彩(1996)从产业关联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品等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九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对策》的报告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弹性的预测,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结论;农贵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产率的9个指标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意识形态调整相一致、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满足供需平衡等。
综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们归纳了经济增长点选择的主要标准(傅德中,1998;张耀昌等,1999):(1)强劲的市场需求;(2)富有弹性、能有效适应市场需求扩大的潜在供给能力;(3)创新过程及良好的成长性;(4)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5)强大的经济制度潜能;(6)国际竞争力强。
三、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研究经济增长点理论的目的不是讨论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存在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试图培育一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国内的经济学者们一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从生产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为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供需互动三种形式(张耀辉,1999、2000);强调经济增长点的生产关系属性,特别是所有制属性的学者,如程必定“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中具有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全局经济发展又有较大带动和影响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种产业,一种行业,也可以是一种经济类型,一种经济组织。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蓬勃发展,占全省经济总量比例虽不大,但却日益显示出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体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途径往往是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动态地制定发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论上的分歧,学者们对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检视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献,被视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有:旅游业、生物质能源、文化产业、绿色经济、移动互联网、能源环保产业、民族医药、设计服务业、节能减排产业、休闲保健产业、国家级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区位优势、临空经济、物流金融、扩大内需、城轨经济、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会展经济、海洋经济、中药业、电子游戏产业、县域经济、生物产业、西部地区、内容产业、有机食品产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经济增长点涉及了产品、产业、区域、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甚至经济社会政策等内容,一方面反映了选择标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多成分、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必须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这就需要在发展循环经济中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要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最早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在这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概念逐渐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成为系统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占30%,水泥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这使得资源环境对我国的约束全面增强。
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目前正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走过这一阶段时有廉价的资源可以利用,环境容量也还允许,但我国显然已经不具备这种条件。这种约束已经成为我国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德国引进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确定了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并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型社会等层次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论述。代表人物有吴季松、冯之浚、钱易、左铁镛、季昆森、齐建国、周宏春等人。内容涉及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则、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等。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用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原有的线形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已经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我国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侧重点、实施原则、具体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依据。
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提出对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一些思考。
(1)新经济增长点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们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精心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2)未来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3)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的方式。循环经济式工业化与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把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
(5)把选择和培养新经济增长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和抓手。
(6)产业方面: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节能建筑产业、环保产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等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共同构成高增长新经济产业集群。
(7)新农村建设方面,农业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业经济；问题；对策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重视和支持，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发展农民、农村、农业已成为新时代农业工作的共识，我国出台了相关文件，颁布了支持“三农”发展的相关政策。
1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优势
1.1有效降低金融风险
在传统经济环境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不大，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力度不够。此外，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不公正的金融交易行为，例如人为占用农业发展资金，利用农业贷款进行违规操作等，造成农业金融的混乱和不稳定因素。强化对农业金融发展的制度约束，是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充分保障，也是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进行制度约束，可以有效避免农业金融发展中的市场混乱，对人为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进行集中治理，保障金融市场主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避免农业金融资金的不当使用，造成不必要的金融农业风险。
1.2合理引导农村金融资金流向
我国农业金融在受到政策制度约束之前，存在着资金流向不合理、资金结构不科学等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农业金融向国有农场以及农业合作社等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倾斜，而对农村微型农业企业和个体农户的支持不足，造成农业金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由于缺乏政策资金的支持，许多农业经济中小企业和农户往往面临高息借贷的困境。而且许多由于非法集资，非法套取农业金融资金的人还存在着无法偿还金融贷款的可能性，他们或成为老赖，或继续高利借贷，给农业金融发展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政策制度约束对发展农业金融、规范发展方向和资金流向、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具有特殊意义。
1.3加快农村金融资源流转
农业金融的发展逐渐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改变了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一方面，我国农业金融也在逐步规范自己的业务发展方向，积极地根据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金融服务模式，改变金融经营方式，在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配置比例上也趋于合理，促进了农业金融资金的快速流动。并且农业金融积极主动地调整业务工作方向，积极向农业农产品销售领域拓展，农业金融积极投资于农产品销售渠道，运用信息技术帮助农业经济走上网络销售模式，对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能力具有特殊的金融支持作用。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2.1定向支持重点农业产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提高农业金融发展潜力，利用农业金融服务支持农业经济发展，对我国农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农业金融支持重点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建立现代农业金融管理机制，保障农业金融具有较强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强化农业金融的发展内涵。改变传统农业金融的发展方向，加大农业金融对农业农村产业孵化项目的支持和投入，支持农业金融业务的发展转型，促进农业金融拓展发展空间，改变业务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
2.2完善农村金融资金结构
就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而言，农业金融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通过金融支持，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科技含量，改进了农业机械技术，更新了农业发展的管理技术手段，先后形成了智慧农业等项目。因此说，农业金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农业金融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金融资金结构失衡、资金向农业大行业流动、农业金融债务风险急剧上升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金融的资金结构，优化农村金融的资金业务比例，调整业务资金流向。农业金融可以根据国家政策调整资金供给方向，把资金投向微型农业企业、农村贫困人口、现代农村技术合作社等产业，利用国家的政策补贴，增加农业金融的收益点，还可以改善农业经济中资金不平衡的状况，使农业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获得资金流动，帮助这些企业和个人实现发展目标。
2.3保证农业金融资金合理流动
保障农业金融资金的合理流动，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农业金融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资金的支持，但由于资本具有趋利性，因此在农业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金融资本都被高收益的企业所占有，如国有农场等。在某些急需资金的农业经济领域，财政资金的流动性较差，导致许多农业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且，许多农业金融资金长期被大型国有农业项目占用，这些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周转时效长，造成了农业金融市场资金短缺。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农业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许多领域都存在资金分配不均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农业金融产业的资金管理能力，提高社会资金流动的效率，提高农业金融的资金流动的预见性，保证农业金融资金的周期性合理流动，使农业各领域的资金分配趋于平衡。
3结语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受到各界学者的长期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的能源危机之后，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于超等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黄玲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单根检验与格兰杰验证，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重要的双相关关系；国外学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过对印度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Mustafa Balat通过对土耳其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产出只能满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确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定性关系，对于吉林省能源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影响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因子进行了筛选，结合吉林省能源与经济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关系。利用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中都是以时间序列的预测为主，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糊数学、灰色理论等方法进行预测，缺少对能源消费源和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研究。因此，当社会发展较快时，单纯利用时间序列而不考虑机理的预测就很难满足实际要求。本研究从能源消费的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出发，利用C-D生产函数，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函数。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能源消费是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费量和GDP进行拟合可以看出，能源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R2=0.845)。经济增长对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当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具备时，必须有能源提供动力才能够运转。因此，没有能源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但经济增长总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响，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的进步等，这些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能源都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经济增长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对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作为集中考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假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且经济增长主要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费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进行衡量；能源消耗定义为单位GDP所需要耗费的标准能源并假定不变；而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资本的关系均满足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为能源消费总量，A，a，β，γ为未知参数。两边取对数，方程变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个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训练方程，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从图1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86，1980-200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2001-2005年数据进行验证(图1，b)，验证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92，这说明建立的函数关系合理。该方程能够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J，计算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实时的贡献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Ke为一定时期能源消费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能源产出率(元／kg)，
GDP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资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时贡献率。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能源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够，能源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确定在一定经济发展环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预测特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G为GDP，Q为其它能源消费来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数值来看，多年来变化不大，基本是个定值。两边取对数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函数方程(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拟合判定系数为0.7862，说明拟合效果较好。通过选取2001-2005年进行验证(图3，b)，图中拟合判定系数为0.907，表明该函数关系方程合理，可以用来预测吉林省未来能源消费量，为吉林省能源宏观调控政策服务。
三、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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