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19:30
导语：在经济发展机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我国也越来越意识到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着迫切的需求，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是通过降低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降低社会总体环境成本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碳金融是指由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中介机构、碳金融政策制度等构成的金融服务体系。广义而言，凡是涉及到碳排放量减少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金融项目都可以归结为碳金融的研究范畴。曾刚，万志宏(2009)…介绍了国际碳金融交易的市场结构、参与者和交易工具，认为国际碳金融交易存在市场分割、政策风险、交易成本巨大等问题，提出各国应该统一认识和强化合作为碳金融发展扫清障碍。吴玉宇(2009)分析了我国碳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应该推出CDM机制项下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为企业提供碳金融服务。鄢德春(2010)围绕清洁发展机制，从国内碳排放定价权、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模式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讨了我国碳金融发展战略问题。孙力军(2010)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碳信用市场发展状况及主要碳金融产品交易和开发现状，指出我国碳信用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我国碳金融产品设计对策。目前对碳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体系对于碳交易和碳融资服务功能的应用性研究，但对于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路径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本文旨在研究碳金融如何发挥其资金筹集、资金融通、资金配置、风向管理等作用，解决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二、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低碳产业投资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经典的经济学通常假设，资本的利润率在各个领域投资会大体趋于相等，这也应该表现在低碳技术开发和低碳产业投资上。如果在低碳产业上的投资利润率高于其他产业，低碳产业的投资应该就会增大，低碳产品将会增多，低碳产品供给量将会增多。但是现实中往往表现为低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较高，但是却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这其中原因在于低碳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低碳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较高，在获得相同收益率的前提下，资本倾向于选择其他产业，这造成了低碳产业的投入不足。
(二)低碳产业进入门槛较高
碳减排项目需要较大的技术投入，如果项目达不到一定规模，往往无法获得盈利。例如，小于年减排2万吨的CDM项目就完全没有盈利的可能。因此，从现实来看，已经成功开发的CDM项目大部分都属于大型项目。这表明低碳产业不是个自由进入的市场，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导致了碳金融的供给不足。碳排放额度是一种虚拟商品，其开发以及交易要求相对较高，碳交易合同的签订涉及跨国交易，整个交易过程都相当复杂，这都导致碳排放量交易过程较高的交易成本。例如，来中国风电企业的CDM项目在碳交易市场上无法获得核准，结果无法实现交易，该项目的收益无法实现。这样的不确定性必然大大的打击企业开发CDM项目的积极性。
(三)碳交易市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导致了碳金融供应量的不足
碳交易市场的产品价格波动仍然较大，而一些碳金融交易项目本身就是远期交易，碳排放量交易价格在未来的波动性较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未达成实质性减排目标，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就出现了显著下跌。碳交易市场的波动性导致了碳项目开发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四)碳交易市场分割和信息不对称
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碳交易平台，例如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Climex交易所、亚洲国际碳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美国洲际气候交易所、澳大利亚气候交易所等。这些交易所有的是针对本区域或者本国的碳交易者，有的是针对更大范围的交易者，其中也不乏针对全球范围的交易所。但是这些交易市场分别有自己的入场标准、交易制度、交易规则。有的排放配额在有的市场能够获得认证，有的交易所则不允许这些排放配额交易。这造成了各个碳交易平台之间无法实现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市场分割，一方面造成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碳金融交易成本的增加。一个碳项目在项目过程中只能按照目标交易所的入场标准进行开发，以获得碳排放份额的核证；但是该项目在其他交易所则难以上市，客观上造成了该项目能够交易的对手非常有限。信息不对称也是低碳产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碳排放份额的认证和核准需要较高的技术标准，这导致碳排放份额的交易中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如果核准机构在排放量的审核中为碳排放份额的出售者隐瞒信息，甚至提供虚假材料。将会造成排放份额购买者具有较大的损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交易成本影响了低碳市场的发展速度。
(五)政策的不确定性
低碳政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低碳产品供给的不足。首先，很多国际公约的可延续性以及可执行性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间仅为2008—2012年，之后该公约的相关规定能否延续在未来还是未知数。而在这段实施期间，也有可能出现国家不遵守合约规定的情况。这导致碳金融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明朗，相关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因此也将大受影响。其次，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是较大的风险。也就是，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期限，当项目成功后，项目的减排量究竟能够通过认证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要取决于当时的政策和相关标准，如果政策和相关标准发生变化，即使项目成功，也有可能这些原始减排单位无法获得认证(曾刚，万志宏，2009)。_l三、碳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被众多学者论述过，早期一些经济学家如格利和肖(GurleyandShaw1955)、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麦金农(Mckinnon1973)等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的分析开始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后来的莱文(Levine)、金(King)和孑L特(Kunt)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如莱文(Levine1997)提出，金融通过便利交易、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促进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五大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碳金融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仅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金融因素对低碳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邓小东，2010)。碳金融市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一)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
低碳技术的开发往往风险较大，周期较长。在低碳技术研发企业的初始阶段，银行信贷资金并不会介入。而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低碳技术开发企业寻找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基金，使低碳技术企业在初创阶段能够获得发展的资金。在低碳技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以选择在创业板上市，这一方面可以令更广大的投资者分享低碳技术企业的成长收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低碳风险投资者资金的有效退出。可见，金融市场有利于帮助低碳企业获得长期发展资金，有利于低碳技术的研发。
(二)促进低碳技术的推广
金融市场能够引导资金向低碳项目聚集。银行可以通过限制对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企业的贷款，或者对这些企业收取惩罚性的高利率；同样，资本市场可以减少甚至是禁止对该类企业进行私募股权融资，或者禁止该类企业公开上市募集资金。通过这些手段来抑制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企业或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惠利率对使用技术或者从事低碳项目的企业进行补贴，以及成立专门的低碳发展基金引导该类企业的发展。
(三)优化环境资源配置
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碳排放额度的交易。减排能力较强或者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业可以把通过减排技术而剩余的排放额度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出售。而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购买额外的减排额度；两种企业通过碳排放额度的买卖实现了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对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引导低碳消费
金融市场同样可以通过利率的调整引导居民进行低碳消费，对低碳型的消费信用给予利率优惠，例如，对购买新能源汽车贷款给予低利率；对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信用收取高利率。可以通过信用额度引导居民进行低碳消费，给低碳消费以特定的信用额度，发行低碳信用卡，该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可以购买指定的低碳产品和销售指定的低碳服务。通过金融交易系统创新引导人们低碳出行，ATM、网上交易、电子账单、手机账单、信用卡消费有效的降低了人们在取款、购物、余额查询、理财投资等路途上产生的交通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电子化的交易方式也降低了填写、打印、复印结算交易单据等产生的纸张、油墨、人工等能源密集型的消耗。
(五)风险管理
首先，企业面临减排风险，由于各个行业的碳排放情况不同，其减排成本也不同。有的企业的减排成本相对较高。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断推出，一部分能源密集型的企业和高污染的企业随时面临减排成本提高的风险。对于有些企业，如果只能通过自身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有可能面临损失甚至是停产。但是碳金融市场提供了碳交易途径，使高排放成本企业能够买入碳排放份额，降低其生产的减排风险。其次，低碳技术的研发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开发风险是仅仅通过内源融资的企业无法承担的。金融市场能够把低碳技术的开发风险分散给较为广泛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的分散化。第三，低碳技术开发以及碳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为碳交易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碳金融市场能够通过金融工程开发碳金融衍生品，包括碳金融产品的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套期保值、风险对冲、风险转移等。实现碳交易的风险可控和风险管理。第四，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保险产品来进行风险管理，通过设计天气对冲保险产品、灾害保险产品、低碳保险产品等，可以通过保险手段发挥灾害管理、防灾减灾等功能。
四、发展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绿色信贷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
所谓绿色信贷，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何德旭、张雪兰，Z007)。
1．创新绿色信贷产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银行可以通过设计绿色信贷产品引导低碳技术、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生活等低碳经济的多方面发展。首先，在充分评估家庭或者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通过把节能减排因素纳入到向家庭和企业的贷款信用评级当中，引导家庭或者企业减少碳排放；其次，可以通过与节能低碳型产品的企业签订营销合约，向购买指定节能低碳产品的客户提供融资额度；第三，进行低碳营销，设计低碳信用卡，承诺按照某个比例把该信用卡的业务利润捐献给低碳方面的公园基金会；第四，对开发低碳技术的项目或者是具有节能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2．采取绿色贷款政策措施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通过明确的政策法规明确银行信贷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责任，约束银行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贷款。制定对绿色信贷的担保计划，规定对有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项目和企业的发放贷款提供担保，推动银行对环保型企业发放贷款。实施绿色信贷的国家财政补贴政策，银行在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时不仅获得社会责任上的无形收益，同时保证银行不会遭受实际的利润损失。制定覆盖面广泛、可行性较高的绿色信贷标准，增大银行的违规成本。使银行在进行具体信贷流程时有清晰的操作指南可以遵循，引导资金流向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和项目，促进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绿色信贷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环保部门要能够向金融机构提高真实和完备的信息；第二，各个银行统一绿色信贷的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估标准；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银行遵守绿色信贷的执行原则。
(二)碳基金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
所谓碳基金(CarbonFunds)，是指由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个人投资设立的专门基金，致力于在全球范围购买碳信用或投资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经过一段时期后给予投资者碳信用或现金回报，以帮助改善全球气候变暖(严琼芳、洪洋，2010)。_7目前全球范围内碳基金的发起者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世界经济组织、政府和企业。世界经济组织成立的碳基金主要目的是实现《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目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促进低碳交易框架的发展，使各类机构更多的参与到低碳交易中。例如，在世行的系列碳基金中，4个特别基金的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京都机制下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6个国别基金的主要功能在于帮助相关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履行《京都议定书》约束下的减排目标；2个面向2012年以后的碳基金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广近年得到重视的“从减少采伐森林和森林退化中获得减排的机制”(REDD)以及为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碳金融进行示范和探索(鄢德春，2010)。政府成立碳基金的目的在于履约，通过对减排项目的投资和CDM产生的减排份额的购买，最大程度上减少碳排放量，并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例如，中国绿色碳基金是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下的专项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为企业、团体和个人志愿参加植树造林及森林经营保护等活动，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搭建一个平台(孙力军，2010)。企业投资的碳基金目的主要在于盈利，通过对CDM项目的投资获得CERs，对这些可核证的碳排放份额进行出售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基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对项目实现的风险识别、筛选、资金投资，在项目过程中的技术支持、法律帮助、项目开发的辅导，最终实现项目核证减排量的收益。碳基金对与减排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选拔了最有减排效益的项目，实现了碳基金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不同的发起人成立基金的目的以及投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但是客观上都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碳金融工具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
1．基础碳金融工具。排放权是原生交易产品，或者称为基础交易产品。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IET市场，主要从事AAUs及其远期和期权交易；EUETS主要交易EUAs及其远期和期权交易；原始和二级CDM市场交易的主要是CERs相关产品；JI市场交易ERs相关产品；自愿市场则交易自行规定的配额和VERs相关产品，所有这些产品，在减排量上都是相同的，都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但基本都还不能进行跨市场交易(曾刚，万志宏，2009)。…这些排放份额的交易使碳减排量具有了流动性和收益性，使具有减排能力的企业积极运用低碳技术降低排放量，并通过碳交易市场把产生减排份额出售给其他碳排放份额的需求者或者是相关的低碳基金，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低碳技术的创新、开发和应用。
2．碳金融衍生工具。碳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碳远期、碳期货和碳期权等。这些产品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为碳交易企业提供资产的风险管理功能。碳远期和碳期货能够为碳交易者实现碳资产的套期保值，碳期权能够锁定碳交易者的损失规模，并且也不降低碳交易者未来可能获得的高收益。这些碳金融衍生工具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低碳产业的资金融通市场上，扩大了碳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3．碳金融保险工具。由于很多碳交易都是远期项目，合同签订后并不能立刻实现碳排放份额的交易，而是在项目实施成功后，碳交易买方才可能获得碳排放交易份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这项目失败和碳排放份额卖方违约的风险。碳金融保险工具能够为碳交易的买方提供保险。如果买方不能按期获得协议上给定的碳排放份额。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条约提供相应补偿。另外，一些金融机构以及世界金融组织，为减排份额的最终支付提供担保，也具有上述的保险工具性质。这都会大大降低CDM项目开发的风险，促进低碳项目的开发。
4．碳资产证券化工具对于节能减排项目的投资或者贷款在项目实施期间内，资金没有任何流动性。可以对这部分投资或者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设计，提高这部分资产的流动性。一方面，能够把这部分通过证券化获得的流动性投入到新的节能减排项目中去，并实现资产投资的风险分散化；另一方面，证券化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投资于低碳项目，分享低碳经济发展的收益。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紧密相连。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基础，同时社会保障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不断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且，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也是相互制约的，社会保障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本文将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进行简要研究与探讨。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互动机制
一、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它既不可以赶超经济发展速度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
1、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工业革命后资本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由于长期以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始终持续不断，资产阶级为了阶级统治，于是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来缓和这一局面。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
2、社会保障的结构
一个国家的政治、人口、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才是影响社会保障发展的根本因素。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能力和政府的支付能力等都由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以欧洲国家为例，欧洲的高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是以雄厚的物质作为基础的，究其原因还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再以日本为例，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让日本成为了一个富裕社会，这也使得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和完善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并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民经济和国家财力不断得到增强，社会保障事业才能顺利发展。相反，如果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也只能是低水平的，同时也就反映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低层次和不完整，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国民需求的增长。
3、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遭遇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时，经济会出现发展缓慢或者停滞的现象，然而社会保障却需要庞大的开支，面对此种情况，各国政府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重新部署。一些国家会把完全公费医疗改为国民支付一定费用比例的医疗保险制度，从而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显而易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当然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的设置健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它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由于社会成员的自身条件、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不同，有些劳动能力弱的群体收入相对较少甚至是没有收入而生活贫困，而有些社会成员则收入颇丰，生活富裕，长此以往就会产生贫富差距，激起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二，社会保障在调节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帮助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此外，社会保障制度是扩大总需求规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工具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消费结构与社会需求进行合理调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不仅可以起到调节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同时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为促进劳动者技能素质与自身素质提供了有效保障与重要途径，从而实现直接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第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对解决当前就业难的局面也有很大帮助，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就业率。社会保障事业既可以解决社会成员面临的生活困境，同时缓解了当前就业难的局面，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保障和良好条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力度与经济发展应当在同一水平线上，社会保障力度发展过快，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担，从而会破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是如果社会保障发展过于滞后，就会阻碍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总之，从总体上讲，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促进发展的。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就需要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不可否认，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承受力弱，所以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还需要从我国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大局出发，进而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共同推进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与其他经济制度相互呼应，共同协作，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涛.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及影响[J].学术月刊，2009（11.）
关键词：甘肃；循环经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096-04
1.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背景和基础
一是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据测算，全省煤炭探明保有贮量86亿吨，人均拥有量330吨，不足全国人均水平700多吨的一半；石油探明贮量人均13.8吨，人均拥有量为全国平均水平15.4吨的90%；人均水资源拥有量1 1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2 200立方米的一半。在关系国计民生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除有色金属等少量几种资源的贮量相对比较丰富外，铁、铅、锌、滑石、硫、磷、钾盐、芒硝、石墨等主要矿产资源后备资源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
二是经济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甘肃省在轻工业发展方面尚不具备全国竞争力，而重化工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是甘肃省的主体产业。全省工业属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特别是有色，冶金、电力石化、机械、建材等支柱产业，都是资源、能源和基础材料消耗的重点行业，资源依赖程度较大。
三是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利用方式粗放。2005年，全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2.4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43吨标准煤高出近70%；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6 000千瓦时，是全国平均水平2 750千瓦时的2.2倍；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640立方米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80%。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不仅使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加大，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难以为继。同时在矿产资源开采中，滥采乱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全省煤炭资源的综合开采回收率30%左右。资源的加工利用基本上仍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一次单向粗放型利用方式。
四是资源型城市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金昌、白银、嘉峪关、玉门、窑街等重点资源型城市（矿区），都面临资源日益枯竭的严峻形势。按照现有生产能力，白银公司铜的服务年限只有5～8年，铅、锌各15年左右，金川公司镍铜资源服务年限40年和30年左右，酒钢集团铁矿石服务年限40年，玉门石油服务年限13年左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
以上情况表明，甘肃传统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经济模式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尽快转变为现代集约化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模式，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甘肃尽管面临着各种约束环境的制约，但从现实看甘肃发展循环经济已拥有一定的基础支撑：
一是近年来甘肃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开展节能降耗，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工业经济朝着以较低投入获取较高经济增长的节能型经济发展目标迈进。“十五”期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稳定降低，2004年分别下降到2.55吨标准煤和4.68吨标准煤，比“九五”初期的1996年分别下降35.10 % 和31.78 %。
二是重点企业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成效明显。全省加快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目前，金川公司已能提取回收15种伴生元素中的12种元素；白银公司在铜、铅、锌冶炼中年可回收伴生元素金1 000公斤、银100吨、精硒10吨、硫酸40万吨、高钴渣1 000吨、精镉64吨。
三是废旧物资综合利用工作起步良好。以物资和供销系统为龙头，初步建立了废旧金属、纸张、玻璃和废塑料的回收体系，废旧物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收和利用。同时共生企业间初步形成一定的有机产业链。有色、冶金、电力、化工等传统重点行业所产生的废渣，已经广泛用于建材、修路、筑坝等。
四是开展清洁生产和实现全过程污染控制工作稳步推进。全省确定了清洁生产首批27户试点企业（园区）和33户污染物零排放试点单位，多数企业在制订发展规划和实施重点项目时，充分考虑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因素。全省15个燃煤电厂安装了粉煤灰干灰回收装置。
五是区域循环经济试点的基础较好。全省已确定了武威市、嘉峪关市、白银市、平凉市崆垌区等4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城市。
从上述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潜力来看，循环经济是甘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
选择。
2．国内发达地区循环经济推进机制对甘肃的启示与借鉴
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省级层面和县级层面，由于各方面的政策、经济、技术等约束集合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循环经济推进机制也不尽相同。了解发达地区的循环经济推进机制对于指导甘肃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本文中的发达地区主要指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一市，重点探讨这些地区省级层面的循环经济推进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即政府要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当前，发达地区纷纷加快编制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项目规划，研究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 比如广东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建设绿色广东的重要内容来抓，成立了广东省加快循环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出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为全面推进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提供法制保障。上海市发改委同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组织编制《上海发展循环经济白皮书》和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规划将包括评估体系、政策体系、社会支持体系和技术支持体系等，并研究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订。该项目已被列为上海“十一五”规划的重点专项规划。
在发达地区，由于总体经济实力雄厚，在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落实国家关于推进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各项优惠政策，从而引导和鼓励企业自发地实现循环式生产。比如，江苏省灵活运用资源综合利用税收减免、清洁生产资金补贴、技改贴息等政策性措施，有重点地支持一批企业实现了循环式生产。 另外，发达地区由于区位优势，依托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能够开发出有效的节能降耗，提高产品利用率等等的先进技术，为实现循环经济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1]。
从发展阶段看，循环经济发展与这些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是同步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制度条件都较好，即使没有循环经济理念，产业升级和效率提高的方向也会朝着循环经济某些方面的要求靠拢，但有了循环经济的理念，这种升级和提高会更快、更全面，目前发达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是自发战略转型模式。
与发达地区相比，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在政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约束环境和发达地区差别非常大。一是政策环境困难。从日本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看，建立一套法律法规体系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保障。甘肃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推进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环境困难。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仍然以GDP增长为导向，看重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由于区位劣势，在项目选择中与企业相比、与发达地区相比处于劣势。没有项目选择的权利，即使是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对于甘肃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利税大户，一个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同时由于在引进项目上的短期行为，难以在工业园内部形成行业间的互补，及延长产业链。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甘肃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是科技环境困难。循环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技力量的推动，不仅体现在节能降耗等生产方面的科技实力，同样也体现在了解全区域的物质流、能量流、废物流等管理能力上。目前，相当数量的县级区域对于所在区域的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2]。
通过与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研究，甘肃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2.1 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尝试，是一种典型的跨越式战略转型
即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之前选择了先进的发展战略和道路。其面临的技术经济困难自然要比发达地区大得多，虽然在循环经济的企业层面和某些生态工业园的建立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全区域内全面推进循环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2.2 在甘肃面临的诸多约束中，法律层面的困难应优先解决
没有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强力干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欠发达地区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创新比技术更重要。包括生态环境要素的定价和有偿使用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消费者责任制度、政府责任制度和对循环经济企业的激励制度等等。
2.3 改革政府政绩考核机制，逐步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
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建立一套能够使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考核标准。对环保考核，特别是各级政府签订的环保责任书，要严格考核，严格奖惩，以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
2.4 加强环境和资源监测的科学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发展循环经济不是目的，而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推进循环经济需要有效率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真实而充分的信息是提高管理水平，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应该加强环境和资源监测的科学化、信息化和网络化[3]。
3.推进甘肃循环经济跨越发展的机制性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是要解决机制问题，因为它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甘肃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建立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法律规范、市场推进、政策扶持、科技支撑”的长效推进机制。
3.1 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
鉴于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到甘肃全面实行小康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大事，建议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政府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量和污染产生量纳入全省发展的战略目标，高度统筹规划循环经济的总体发展框架和战略，制定循环经济的推行与实施方案和计划，从根本上创造实施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政府能力[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编制《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规划》，加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指导全省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在努力实现经济总量目标翻两番的同时，有效控制和实现资源消耗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在此基础上，应根据甘肃自身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特点，按照循环经济所遵循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从资源开采、资源消耗、废弃物产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着手，抓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大力推行节能、节水、节料、节地，推行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笔者认为当前应把产业结构调整、矿产资源开发、高耗高污染工业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土地利用管理、农村资源综合利用、资源型工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作为推进甘肃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
3.2 通过立法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建议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研究制定能力建设、科技开发、税费改革、投融资机制等清洁生产配套政策，尽快出台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细则，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和实施力度。同时，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议制定一些循环经济的单项法规，如：废旧包装容器回收法、废旧家电回收法和废旧汽车回收法等。加快《甘肃省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办法》《甘肃省资源综合利用条例》《甘肃省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法规的立法进程，把约束和激励结合起来，争取出台有“含金量”的政策，依法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已出台的《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甘肃省实施节能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监督管理。
3.3 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用GDP衡量经济发展和考察政府政绩有很大的片面性，建议结合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建立一套包含经济增长、资源消耗、环境质量和人民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实行绿色GDP核算体系，表达式为:绿色GDP=GDP-经济增长负效应。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应当包括：自然资本的损耗、当前环境服务的损失、劳动的负效应等，这些在目前GDP中被完全忽略，甚至被隐性地作为了收入。为此，建议统计部门建立相应的综合性的数据统计和信息系统，收集整理经济、资源、环境和人民福利等多方面的信息，确保各类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可靠性和及时性。针对目前缺失的物料和能量利用的数据，借鉴德国和日本经验，建立国家和地区等多个层次上的物流能流平衡模型。同时，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制度，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的水平。研究制定全省重点行业单位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消耗标准、用电指标、用水标准、废弃物最终处置率、水循环利用率、资源综合回收率等管理指标体系，严格市场准入管理[5]。
3.4 建立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政策应包括类：生态工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政策、清洁生产政策）；生态农业政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政策；绿色消费（包括政府绿色采购）和绿色服务业政策；环境友好型产品标识政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和建筑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再生能源和资源能源节约政策。
循环经济基础政策是指更大程度为循环经济重点领域实践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政策。循环经济基础政策可以大致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性激励政策和考核政策等三大类。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经济制度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绿色贸易政策和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产权制度。基础性激励政策包括绿色财政、绿色金融、绿色税收和绿色价格政策。考核政策包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和绿色干部考核制度[6]。
3.5 加强科技进步和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
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建议将对循环经济各个方面的研究纳入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应着重于从甘肃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需求出发，辨识已经或正在成为制约社会和经济发展瓶颈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出应加以重点研究开发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理清、辨识和开发支持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转变的关键技术。重点关注大幅度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技术；先进的、与环境友好的制造业关键技术；以废弃物为原料的新型工业技术及体系；以市场规律推动构建物质循环体系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体系；循环经济的跟踪评估机制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和开发符合循环经济基本原则的新工艺和新技术，为实施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持。围绕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城市(区域)、重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重点领域，在资源节约和替代、能量梯级利用，延长产业链、相关产业链接、“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降低成本技术等重点环节，组织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并引进、消化和吸收一批国内外先进技术，突破重点技术瓶颈，不断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开拓新的发展领域。
3.6 构建甘肃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机制
由于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异性，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导致公众的消费观念、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转变，进而推动公众消费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创新。当然，调动这样的一个积极因素，首先要从调动公众、企业和政府的积极性入手，通过广泛吸引公众参与，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和政府问责制度，逐步构建以人为本的、三者有机结合的动力机制。因此在研究建立循环经济动力推进机制中应当注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价格问题。甘肃目前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价格偏低、形成机制不合理，没有真实地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开展利用的环境成本，对投资者和消费都缺乏应该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也是造成资源浪费、低效的重要原因。因此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的研究，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价格体系形成中的作用，建立全面反映应有各种成本的资源价格体系是推进循环经济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二是财税政策问题。这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企业经济行为最有效的措施。比如，适当提高资源税和改进计征办法，使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比如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物品开征环境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或将费改税，从严征收，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扩大综合利用"三废"税收减免的范围，对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免税收；比如加强对资源性产品和开发生产过程中高污染的产品进口关税或出口退税的调节力度，等等。总之，通过有增、有减的税收调节，起到限制和鼓励某种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省财政支出在向公共财政转变，应更多地关注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投入，更加注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投入，更加注意资源价格改革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根本解决目前企业清洁生产、环境保护信贷资金落实难的问题。
三是金融政策、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效的激励机制等，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促进甘肃循环经济发展的机制性问题[7]。
基金项目：2007年甘肃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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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1.1公共交通方面
临沂市第一产业比重较大，通过开展公共交通建设，开通城县客运和县际快运，初步形成了“内成网、外成环”的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实现了农副产品的便利销售，对于进一步加快构建“农-超联合”、“农-企联合”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教育科技方面
教育事业和科技发展是提高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力流失现象严重，农村人口以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以及管理方式的影响，农村地区儿童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辍学率较高，这就更加凸显了开展农村科教事业建设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年底，临沂市共有各类学校1781所，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生的入学率达到100%，有利推动了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完善和教育事业发展。
1.3环境卫生方面
由于环保意识淡薄、缺少必要的污染处理场所，农村地区的生态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临沂市积极开展农村环境专项治理工作，建立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点、沼气池等，大大改善了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医疗卫生方面，实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高效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残暴人数达到916万（201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升到85元。
2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瓶颈
2.1整体水平落后，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近年来临沂市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视，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偏低的客观情况，基础设施的全面普及仍然面临巨大工作压力。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逐年上升，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仍然滞后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除此之外，农村地区需要发展的基础设施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提出了较高要求。
2.2缺失政策支持，资金管理困难
如何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最大利用价值，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所必须考虑的焦点问题之一。客观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前期投资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乡镇企业，都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中来，以便于在短时间内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建议
3.1适当增加投资，优化资源利用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政府增加必要的财政支持，也需要相关建设部门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以便于利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取得最高的建设成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除了中央财政部门划拨的专项资金外，还可以倡导地方企业进行融资，并给予地方企业一些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近年来，临沂市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采用"旅游反哺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协同进步。
3.2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管理体制
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增加了某些地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政策的失效，所以必须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应将政企分开，企业应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为农业生产提供的各种服务都要收费。所有农村基础设施要尽可能实行资本化和价值化管理，实现保值、增值。农村各类小型基础设施可改建成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明晰产权，按企业化原则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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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佳慧,张婷婷.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博览,2014(14):131-133.
[关键词]体育经济；奥运经济；发展机制；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4-0079-03
一、体育消费的实证分析――以烟台市为例
体育消费是体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体育消费对体育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鉴于体育经济的广泛性，本文仅就体育消费部分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了解体育经济的现状、问题以及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根据烟台市辖区划分情况，采用比例分层随机抽样和整群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随机抽取烟台市辖区的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法，主要参考消费学、体育产业学、地方统计年鉴；问卷调查法，依据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基本要求设计调查问卷，使用5级量表，聘请7名相关专家对问卷的结构和内容效度进行检验后，采用比例分层随机抽样和整群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于2007年3～5月对烟台市城镇居民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1279份，回收率85.3％。其中有效问卷1116份，有效率87.3％。问卷发放15天后，通过再测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R=0.87，P
2、实证调查结果及分析
(1)烟台市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基本状况
随着东部崛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近几年来，烟台市经济的发展已取得让人为之欣慰的喜绩。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2002～2006年烟台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长。但是，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2002～2006年烟台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储蓄的比例关系已发生变化。2002～2006年烟台市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仍有增长，说明教育文化娱乐在居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分析
调查发现，50.5％的烟台市城镇居民认为体育消费在日常消费中的地位很重要，另外，认为一般、说不清分别占42.2％、4.8％，2.5％的居民认为不重要，这一现象说明近半数烟台市城镇居民对体育消费的热情有待提高。
(3)体育消费分析。烟台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但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仍见逐年增长。半数烟台市城镇居民普遍认同体育消费。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动机呈多样化，但锻炼身体、休闲娱乐、治病防病和缓解压力是人们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明显高于体育服务消费，两者消费水平发展不协调。烟台市城镇居民有经营性体育场馆消费的比例很低，影响城镇居民未有经营性体育场馆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场馆少路途远耗时多、居民缺乏余暇时间及经济条件不好，但有与未有经营性体育场馆消费的城镇居民在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无明显差别。有经营性体育场馆消费的烟台市城镇居民每周消费频度与每次消费水平偏低，城镇居民季均体育消费总体水平不高。影响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呈多元化，缺乏闲暇时间与经济条件不好是影响烟台市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烟台市体育消费水平基本上是在不断增长，但仍有很多制约性因素亟待解决。
二、我国体育经济存在的问题
1、管理还不健全，产业化水平低
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管理尚缺乏高层次立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甚至法规性文件很少。管理权限不很明确，法律责任的界定不是十分清楚，体育市场管理不很规范，有的体育项目还存在交叉管理。比如同一个地区有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甚至在同一地区有不同的部门同时管理；但另一方面，有的体育项目却没有人管理，对消费者的利益带来了损害。因此，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对体育市场管理进行立法，使体育产业的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体育经济更加健康更科学的发展。
2、体育经济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体育消费属于第三产业范围内的消费，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引导如何增加体育消费，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手段鼓励社会兴办体育产业和引导扩大体育消费。我国的体育彩票是由政府给予的一项很优惠的体育产业政策，而且目前情况下也是增加体育消费的一项有效的途径，但是体育彩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稳定的发行政策，在发行销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影响了体育彩票的顺利发展。
3、体育市场职业化程度低
体育市场主体主要指体育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市场反应速度，以及创造需求的能力等方面与市场的需求有很大的差距。体育消费者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消费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此外，我国高素质体育经营人才也存在明显不足的问题。我国体育市场人才严重不足，目前缺乏知识结构合理、能力素质全面的体育企业家队伍和经营管理人才，这也严重的制约了体育产业市场化的发展。
三、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机制
本文从系统学的角度提出体育经济的发展机制：
从系统理论来讲，这四种机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体育经济发展的大系统。在这四种机制中，体育职业化是运行机制，体育产业化是经营机制和必然趋势，奥运经济是当前主要的推动机制，体育发展保障机制是重要保证。四种机制相互作用，彼此促进，最终目的和结果是推动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提升。
1、经营机制――体育产业化
体育经济的经营机制是指决定体育经营行为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体育经济经营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发展机制；约束机制。所谓的体育产业化，就是将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体育的模式转变到适应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优化配置体育资源，并大力挖掘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增强体育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体育产业化是未来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2、运行机制――体育职业化
体育职业化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系统，应从总体上把握和协同解决各主要发展要素：(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运动项目的管理体制和协会的实体化进程。由于职业体育是竞技娱乐产业，其运作方式与一般竞技项目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就需要全国性单项组织更多应侧重于在宏观上实施监督和管理职能，而把更多的具体管理权下放，以维护和增加投资者的利益，提高职业体育的市场吸引力。(2)建立和完善
法律框架下的联盟自律机制。联盟自律机制是体育职业化和俱乐部发展的重要机制，目前我国职业体育尚无真正意义的联盟，该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职业体育中的恶性竞争。(3)政府积极稳妥的采取有效手段加强对职业体育的管理。建立职业联盟后，职业体育的各种组织将被作为企业、社会团体来对待，主要依靠立法与司法系统对职业体育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颁布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均适用于职业体育的各种法人与自然人，在税收、合同、贿赂等问题上均应依法行事。(4)深入拓展和不断完善职业体育的商业经营机制。除了做好电视转播权转让收入、门票、赞助、运动员转会、标志产品开发等职业体育的几大支柱性收入外，解放思想，积极开拓更广阔的职业体育市场，不断增加职业经营收入。(5)加快经纪人队伍建设。体育经纪人是体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产物。体育经纪人在激励体育消费、繁荣和规范体育市场，以及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我国体育经纪人刚刚起步，一批既懂体育规律又懂市场规律并深谙国际游戏规则的经纪人的介入是职业体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发达的体育经纪人市场是我国体育职业化和职业体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人力支持。
3、体育发展保障机制
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战略”。奥运争光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不仅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宗旨，而且关系到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的保障问题。全民健身战略给奥运争光战略提供了强大而可靠的基础，奥运争光战略激励带动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二者对立统一，相互促进，共同持续的推动着体育经济健康和谐的发展。以全民健身战略为基础，以奥运争光战略为重点，两个战略的协调发展。国家体育部门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下放对具体竞技项目管理的权力，从运动项目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脱出身来，实现“政事分离”，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宏观体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群众体育的促进、协调与指导，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使中国逐步成为体育强国和体育经济强国。
4、推动机制――奥运经济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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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城镇城市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小城镇发展潜力和持续发展前景的重要支撑，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小城镇建设也出现较大差异。“强者愈强”的现象使得一些小城镇迅速崛起，如江苏昆山、太仓等县城。同时西部地区小城镇则“空心化”十分严重，资源匮乏、人口短缺成为常态。可以明确的是，小城镇建设明显地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依赖性。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和集聚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由于农业经济是农村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因而小城镇建设的顺利程度也与农业人口是否能脱离农业生产并转移到小城镇有关，这不仅需要小城镇需要有相应的产业吸引力，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和经济吸纳能力。农民进城之后失去了以往的经济来源，而同时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入，城镇中对粮食及蔬菜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这就要求城镇具有相应的食品加工业和流通产业作为支撑，否则农村城镇化将失去依托。小城镇建设对工业发展的依赖性。从世界各国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助推的城镇化发展大都较为迅速，城镇化发展略弱于工业化水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城镇化水平达到0.667，且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产业的集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富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速度，导致城市化超过工业化，产生过度城镇化和虚假城镇化的情况。
2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工业依赖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
为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产业升级的过程，随着第一产业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影响性的下降，工业产业成为连通农业及服务业的桥梁，农民进入城镇后有事可做才有可能在城镇中定居，否则便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现象。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小城镇建设水平y大致与乡镇企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x（一般用来指代小城镇工业化整体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拟合效果较为一般，回归效果不显著，说明小城镇建设水平虽然受到工业发展的影响，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而普遍未能更好促进城镇化，从曲线的波动变化趋势也可发现，在过去的18年间，样本小城镇的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波动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小城镇建设对服务业发展的依赖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与整体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其行业特点而言，商贸流通业比制造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相比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小城镇依托周围农村，将农民受众的农产品通过流通渠道转移到城镇中参与更高级别的商贸过程，能够稳定地为农村居民带来收入，因而其促进小城镇产业和资源集聚的效应也将愈发明显。在本研究选择的50个典型小城镇中已经大部分发展起了现代服务业，部分小城镇依托核心城市产业集聚的辐射，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基地，并具有成熟和稳定的服务业发展经验。小城镇建设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y）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X1）具有对数函数关系。在样本数据中，服务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性，拟合度达到96.1%，说明该函数较好地表现了小城镇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小城镇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小城镇的建设符合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是区域经济水平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文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外在体现。同时，小城镇建设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表现为能够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带动区域金融发展。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是关乎地区综合发展和经济金融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良好的区域金融格局具有很强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对金融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相关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等。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也与诸多相关要素有关联，比如企业的创新程度、金融的政策支持程度、劳动力良性发展程度等。而小城镇的建设在规模上虽然无法同大城市的城市化建设媲美，但是在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层面却俨然是核心城市城市化过程的缩影。城镇建设依赖于各种资源的聚集，而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源首当其冲。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推进，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聚集，使得小城镇呈现出金融发展速率较快、质量较高的现实特性。小城镇建设提高了区域内金融结构的合理性。金融结构是金融组织、工具、金融商品价格和金融业务等的组合，不同形态的金融结构体现着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反映了金融部门对地区经济构成的影响，一般而言，金融结构越复杂，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的配合和组织越多样化就会使得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格局更加高级，金融功能越强，同时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就越高。通过对样本城镇的分析，目前以农商银行、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小城镇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小城镇经济的活力。小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及品牌集聚。区域品牌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品牌是指在某个行政（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产业产品”，是区域内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消费者能通过该区域的名称联想到这类产品（李世杰等，2009）。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而形成的。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不断为品牌的市场扩容提供空间，波特认为“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品牌的建设具有外溢效应，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关联，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建设水平。小城镇建设带来创新人才。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企业的创新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创新的要素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创新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驱动因素，而深化创新的基础便是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一直以来，人才随着产业向经济发达区域流动的趋势都十分明显。通过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小城镇容纳了更多产业，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由于小城镇在区位和资源富集程度方面还不如核心城市，因而优秀人才在享有便利的产业资源的同时也不必为高房价压力和环境因素烦忧，因此近年来不断有人才向中小城市及城镇回流的情况。人才的集聚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促进性因素。
3提升小城镇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小城镇人口管理体系建设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建设的经验中不难看出，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是关键的资源，但其同时也具有流动性和较大的管理难度。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在明确小城镇建设关键层面的基础上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应该明确的是，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机构建设需要正确的建设理念和相关工作人员正确的工作态度作为基本指引。需要相关机构落实完善基础政务服务模式，增加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区域内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中心，将居住证办理、数据分析、服务咨询、教育培训、政务宣传等不同部门整合到一起，提高管理制度运行效率。同时要加强对人口管理制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制，提高管理效率。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具有相当的综合能力和业务能力，具备娴熟的政务管理能力与为流动人口服务的技能，拥有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还应熟悉掌握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发展状况，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良好的个人信誉，以便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综合服务。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源集约化发展
在优化小城镇的区域优势、深化经济发展之时，要明确其发展的劣势所在，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与第三产业密切配合，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深化与金融业的相互交流，促进地区资源优势的合理分配与流转，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进。同时，小城镇也要改变以往产业发展相对闭塞的状态，积极引导地区优势产业向外发展，如深入学习区域核心城市依据地区区位优势与外部城市或经济体进行合作，将产业集聚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对弱势产业进行相应的经济扶持与金融支持，形成地区产业结构的集约化，进而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带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小城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
总结
关键词：高职职教育；区域经济；良性互动机制；
自1985年建校以来，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始终围绕服务业开展专业建设，服务面向明确，办学目标定位是立足湖北及武汉，面向现代服务业，以管理学为主体，突出服务业管理特色，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具有独特的优势，该校学科专业建设优势明显，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已经成为行业的知名品牌，同时，顺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求，对接湖北及武汉的优势、支柱、新兴产业，该校及时设置了一批符合社会需求的新专业，该校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办学实力，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院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中起到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笔者以武汉商业服务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建设为例，就高职教育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问题谈点浅见。
一．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市场的走向
（一）酒店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从全国范围来看，截至2010年，我国星级旅游饭店共14639家，其中包括：五星级酒店535家、四星级酒店2057家、三星级酒店6215家。我国现有星级酒店14639家，比1999年的3856家激增280％，近11年来年均增幅25%，可谓增长速度迅猛，由于饭店总量的增大，近些年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维持在10%以上，但是每年新开酒店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尤以高档豪华饭店的投资升温为明显，如五星级酒店从1989年的3家、1999年的77家，再到如今的535家，预计2015年我国的五星级酒店将达到或超过1000家。从2000年到2011年，国内仅五星级酒店的投资额就增长了361%，四星级饭店投资额增长312%。
总体来说，全国酒店行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高星级酒店发展迅速；酒店集团化进程加快和规模不断扩大。世界上排名前十位的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已经进入我国市场，40多家集团的70多个品牌进入中国，共管理近千家饭店。2010年中国国内饭店管理公司（集团）规模均实现了增长。其中，锦江国际、山东蓝海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94.5%、178.0%。锦江国际、港中旅维景、首旅建国客房数量均超过2万间，南京金陵客房数量也已逼近2万间，这4个集团共拥有客房151169间，占全国29家饭店集团客房总量的42.5%，在规模上较其他集团有一定优势，形成了我国本土饭店集团的第一阵营，规模向国际水平进一步靠近。
从湖北地域酒店行业来说，2009年全省星级饭店602家，其中包括：五星级饭店11家、四星级60家、三星级226家、总客房52586间，总床位96476张。由于全省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酒店行业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旅游酒店总量持续增长，高星级酒店继续增加。2011年全省星级酒店70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16家，四星级80多家。我校所处的武汉市截止到2011年，现有酒店企业500多家，挂牌五星级酒店有12家；四星级酒店有26家，另有三星级酒店50家。高星级酒店中，香格里拉、华美达光谷、新世界、马哥孛罗、明珠豪生等5家年收入破亿元。
（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现状分析
从对武汉市酒店行业的调查来看，年龄结构上，21－30岁这一年龄段的员工最多，占36％；31－40岁的占25％；20岁以下的占17％，41－50岁占12％，50岁以上的最少只占6％，从业人员以青年为主，从性别结构上分析，女性占59％，男性占41％，整个中高级管理层以男性高学历者居多；从人员层次上来看，整体员工队伍中，高中或中专学历所占比例最高为28％，其次是大专占11％，初中居于第三占18％，本科占9％，其中50%以上著名本土酒店总经理、总监级管理人员和部门经理级管理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达到了50%以上；从人才类别上看，酒店行业需要经营部门的服务与管理人才、职能管理（如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如厨师、财务人员）、营销策划人才、综合性营运管理人才（如酒店筹备、设计规划），其中职能管理人才（如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如厨师、财务人员）、营销策划人才中80%是非酒店管理专业出身，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为酒店服务与基层管理人才，而综合性营运管理人才（如酒店筹备、设计规划）是十分匮乏。
（三）市场需求情况
关键词：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厦门市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二者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则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公共管理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必须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保持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本文力图在对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影响程度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厦门市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进行实证检验，明确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公共服务领域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从而构建一套关于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互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以期实现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同时，课题组立足现状，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技术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厦门市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经济发展是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促进公共服务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经济发展是公共服务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公共服务的发展。没有可靠的财政保障，政府的公共服务便无从谈起。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正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政府财政吃紧，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公共服务因而转变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动公共服务的发展。经济发展不仅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更多的财政保障，同时也促使公众生活水平提升，从而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经济发展要求公共服务的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产生更高的要求。民选政府因此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出现“政府超载”。由此，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蕴藏着因期望落空而出现革命的危机。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扮演了社会“缓和器”的角色。此外，公共服务还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对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领域的投入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
(三)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之所以对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是由公共服务自身的功能决定的。一方面，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身发展、保证有效市场需求、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功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作用。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必要性条件。
(四)公共服务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若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可能导致公共基础设施滞后、收入差距扩大、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若公共服务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则意味着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超出了政府正常承受力，势必会加重企业和公民个人负担。同时，过于完善的福利制度会带来“福利病”。
二、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机制建设国内外经验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英国、北欧以及我国神木、吴起等国家和地区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以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应有主次之分。具体来说：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维护性公共服务是基本，政府应以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经济性公共服务为辅。尤其要注重对社会性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的投入和关注；在经济衰退的阶段，维护性公共服务是基本，应着重发展社会性公共服务(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经济性公共服务；在经济低靡阶段，国家财政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应首先保证对维护性公共服务的投入，其后应以经济性公共服务为主，社会性公共服务为辅。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从短期来看，我国应积极的社会政策，完善医疗、养老、职业发展等社会保障体系；从长远看，我国应考虑如何控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避免陷入“福利国家”的困局。
三、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通过对厦门市公共服务支出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课题组对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厦门市基本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整体而言，厦门市公共服务的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供给状况较好，市民较为满意。但在个别领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就业易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影响较大，而且就业方式以亲友委托为主；二是社会保障领域中住房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方面还存在不足；三是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城市与乡镇、岛内与岛外差距较大。
通过对厦门市1981年至2011年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课题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研究发现，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指数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服务项目三十年来发展的基本情况相吻合，且综合指数的趋势在2001年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这表明厦门市政府致力于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改善民生实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也进一步说明厦门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其合理性与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厦门市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GDP)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指数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三，厦门市公共服务相应领域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根据线性规划的数据结果，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七个领域的最优投入，分别为：公共安全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例4.31％，公共教育则占13.03％，文化传媒应为6.49％，医疗卫生3.87％，社会保障和就业占2.43％，科学技术2.67％，基本建设与公共交通18.04％。就当前而言，厦门市正走向大众高消费时代，公共服务应从以社会基础设施为主的服务结构转向以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
为主的公共服务结构。这也说明厦门市“十二五”规划在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投入的合理性。需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领域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发展水平下降6.4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大多投资巨大、建设期长，由政府投资建设必然挤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务所需开支，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进一步预测厦门市未来五年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影响的相关趋势，判断二者是否依然呈现相互适应的均衡状态，课题组依次采用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函数、方差分解与外推预测来构建出“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动态均衡”模型。
近30年的数据表明，厦门市经济发展水平(GDP)有76％左右的比例是由自身及其它因素所决定，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解释程度在13％以上。这表明，厦门市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对宏观经济有相关影响作用。由于过去30年厦门市公共服务投入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所以13％的贡献率也主要是基于基础设施的投入效应。随着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厦门市将进入内生增长形成的可持续发展中，公共服务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要注重对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应投资，以期扩大厦门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模式。
依据厦门市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互动关系的外推预测，2011－2016年，厦门市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和GDP的发展情况为双向持续增加。但在2015年将会出现一个稍有减弱的趋势，2016年该减弱趋势将反弹上升。结合公共服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及滞后性特征，政府应准确把握公共服务投资及其他投资的适当合理时期，以此来避免经济衰退。
四、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效机制
课题组在结合前述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动态均衡模型的基础上，依据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构建出了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制框架。
(一)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制框架
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的机制表现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公共服务体系自身建设的完善，并为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动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则意味着财政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能够进一步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基于上述作用机理，课题组进一步构建出了厦门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制框架(图1)。
在这一机制下，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动态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沿革与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并且，从公共服务效应的滞后性来看，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才有助于政府准确把握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入的合理时期，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的要素：
首先，应当确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明确不同时期公共服务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此为基础，应当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
其次，服务型政府在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投入(支出)中的合理规模与结构。其中，尤其要关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公共服务支出中的合适比例。
再次，在重点发展的公共服务领域中还必须确定最优的公共服务水平。
最后，在明确合理的基础设施投入与最优公共服务水平后，政府则应当通过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实现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则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合理机制。
(二)实现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对策思考
根据W.W.罗斯托和马斯洛雷夫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结合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当前厦门市社会发展处于成熟期，并正走向大众高消费时代。在这一时期政府公共服务从以社会基础设施为主的服务结构转向以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为主的公共服务结构。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点推进：
1、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一是要树立公共服务理念，重塑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安排者”和“提供者”角色，承担起财政筹措、业务监督和绩效评估的责任；二是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按照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实行责任分担；三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由“建设财政”向“服务财政”转变，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2、制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明确未来发展重点
政府有必要在“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厦门市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五年规划”，科学把握公共服务投入的合理时期与重点领域，消除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波动影响。针对“厦门市2012～2015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一方面要突出关键领域，将文体休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等民生领域作为未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加强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谨慎确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在公共服务支出中的合理占比。对于由此而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可通过完善投融资体制，利用“准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来加以弥补。
3、确定公共服务支出的合理规模，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
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长与规模并不是无限度的，存在一个最优公共服务水平。过多的公共服务支出不仅会挤占经济发展资源，同时也会因过多的税收而产生效率损失。对此，课题组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基于厦门市特定技术、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相关的系数等因素，研究和构建厦门市公共服务最优供给模型得出：公共安全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例4.31％，公共教育则占13.03％，文化传媒应为6.49％，医疗卫生3.87％，社会保障和就业占2.43％，科学技术2.67％，基本建设与公共交通18.04％。并建议推行“厦门市公共服务持续改进计划”，利用市民态度调查或市民满意度测评等技术，定期(每年)对厦门市公共服务发展质量的总体情况及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状况进行测评，从而及时调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范围。
4、完善制度与组织建设，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当前，主要工作有三个方面：第一，加强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管职责，可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并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第二，采用公司合作、特许经营、凭单制、志愿服务、自我服务等方式，培育市场和社会力量，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竞争机制；第三，通过引入市民满意度、专家评估、效益审计等多种手段，对单项公共服务和综合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过程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估。
针对厦门市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十二五”期间，厦门市应
当重点关注文体休闲、就业服务、住房服务以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合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加大对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为经济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医疗卫生、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虽然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解释力，但现有水平已经位于全国前列，今后应侧重于保持。
文体休闲领域：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岛外”和基层政府文体休闲服务供给能力；二是加快以动漫产业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打造“创意城市”；三是开展各类文体项目，促进市民全面发展。
就业服务领域：一是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合理控制失业率；二是降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及时调整最低生活标准和市民工资水平，确保市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工作，建立和完善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运行机制，着力提高城乡各类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
住房服务领域：一是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促使房价回归理性；二是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通过调整住房服务支出结构或创新以房租补贴等形式资助有住房困难的低收入群体；通过新建、改建、置换、收购等方式多渠道提供各类保障性安居房。
基础设施领域：“十二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有的放矢，重点保证对“厦漳港”、城市圈交通网、岛内外交通网的支出；水质综合达标率、燃气普及率等基本生活设施应保持现有的支出水平；万人公厕数量、每万人占有城市公共交通营运车船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并且该类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厦门市城市品牌维护和公民满意度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应逐步加大该类基础设施的投入。
环保服务领域：一是加大财政支持，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二是扩大森林覆盖率，美化城市环境；三是针对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滞后性，要坚持长远发展的眼光，确保环境保护政策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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