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1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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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企 成本 精细化管理 策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时代，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存在很多问题，并不能真正起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意识到企业成本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管理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精细化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运用。
一、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概述
随着企业管理成本意识的提高，成本精细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已经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并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发展运用。成本精细化管理，主要通过细致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各项管理措施，运用多种集约化的技术手段，来达到企业各部门、各工作单元之间高效率、持续规范化的运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可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中资源浪费问题，有效节约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持续而重要的支持。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要获得持续高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收益，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二、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出现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处于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虽然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者逐渐意识到成本精细化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实现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转变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
（一）缺少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专业人才
虽然大多国企管理者已经意识到成本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现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在我国，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缺乏专业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而且极度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目前，我国对成本精细化管理人才培养上还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对策，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培养人才机制，进行相应的人才教育。只有培养大批量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才能够适应国企对成本精细化管理人才的需求。
（二）国企对成本精细化管理执行能力较低
由于国企长期沿用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企存在投入与成本问题严重不足，生产效率低下，企业发展缓慢。而成本精细化管理则可以从根本上对成本进行管控，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资源浪费、并提升企业成本效率。但是虽然国企引入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不能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进行有效把控，还是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三、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策
（一）加强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的观念
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虽然在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国企并不重视。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以及企业执行者树立全新的精细化管理观念，重视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强化每个成本管理者对成本精细化管理的理解和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观念的转变和发展，才能更好的迎合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成本精细化管理观念，才能更好的坚持实行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将成本精细化管理贯彻实施在国有企业管理之中。
（二）提高财务管理队伍素质
在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中，财务管理工作是重中之重。财务专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财务管理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并且具备较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进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中，财务人员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熟练运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国企管理者更要注重企业财务人员培训工作，只有掌握相关的管理方法，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才能够切实推进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进程。
（三）制定科学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制度
国有企业在开展成本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同时，除了培养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还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制度。在制定新制度时，需要对企业资产进行精细化风，进一步加强企业资产核算，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需要的工作人员职责进行精细划分，责任到人，并且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现并能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
（四）改革创新完善成本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基础阶段，需要企业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摸索进步，改革创新。在国企执行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摒弃原来不利于企业成本管理的模式，探索适应企业发展的新模式，并不断探索创新改革，逐步完善成本精细化管理系统，创新基础上进行成本精细化管理，需要国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去进行相应的改革模式，只有这样国企才能真正实现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体实力。
四、结束语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长期保持自身的地位，就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使企业的运作更为有效，低成本、低消耗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所以说国有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是当前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张海文.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33）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集约型;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21-01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进程遭受了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把握科学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加快现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未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目标。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全力保证生产的高效性,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对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产能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予以兼顾统筹考虑。
(1)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和优化经济产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非常突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过快;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加工业过度、低效率的扩张带动了需求膨胀的压力;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要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必须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发展经济的主线,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划,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同时,还要加强基础产业和设施的建设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规划结构,避免各地经济结构都采取以工业为主的模式,形成各自独立具有特色的产业经济体系,并加强区域协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确保区域发展进程统筹兼顾。
(2)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中心环节,它需要进行如下举措: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大对创业风险的投资力度,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服务;完善与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努力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相应法律法规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前,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进行经济建设,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长效机制,逐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将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有效结合,实现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3)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对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这导致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如果继续沿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导致子孙后代生活环境恶化。因此,我们必须倡导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逐步淘汰浪费和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节能减排宏伟目标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王珏.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学术月刊,2007,(01).
[关键词]后发展;社会管理;抗争政治;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D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45-05
一、后发展视域下的双重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
综观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说先发展国家，按照时间序列依次是美、法、德、日等国先后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根据发展理论，从时间维度来看，后发展国家有其明显的劣势和相对的优势。1962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优势可以汲取先发展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后发展国家可以走捷径，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发展国家的道路前进，即所谓的“跨越式发展”[1](P25)。
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从比较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入手，在对战后兴起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典型案例（叙利亚、土耳其、韩国和台湾地区）分析基础上，揭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先发国家设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走出边缘”之路中普遍面临的双重集体困境，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提法受到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的启示，这一困境来自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会引发新的投资和工业生产的扩张，或者说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卡尔多集体困境则来自于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卡尔多的发展理论，“卡尔多集体困境指的是提高效率和实现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产生的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2]（P175）。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涉及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问题，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转变是自然而然的最优理性选择，而如何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何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失败了，这绝非简单的经济理性问题，从发展政治学和经济社会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策略和机制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一个社会多方力量博弈和政治选择的过程。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一转型过程中涉及的社会转型路径和政治发展道路的诸多困境，由此也会忽略由此困境产生的抗争政治引发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国家构建模式的选择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都必须度过的难关和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国家构建与后发展》一书中，戴维?瓦尔德纳以叙利亚和土耳其为一组，以韩国和台湾地区为另一组作了对比。他指出，针对阻碍新工厂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解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推动投资，却无力使投资带动的产业运转良好。与此不同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既克服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又克服了“卡尔多集体困境”，从而走出了后发展的困境，超越了“刘易斯拐点”，迈向了发达国家的行列[2]（P8）。
关键词：单位生产总值耗能；全要素增长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单位生产总值耗能（Total Energy Consumption/GDP，）反映了能源的使用效率，通常定义为每万元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它的单位是：吨标准煤/万元。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缩写为TFP）则是指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等开发利用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一般被视为技术进步的指标。
技术进步看似会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从而使单位生产总值耗能降低。但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来源的技术进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且充满不确定因素，国民经济的产出和增长也是多部门、多层次的，同一部门间对生产技术的运用也是千差万别，导致其生产耗能也不尽相同，所以上述猜想不一定匹配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
就云南省近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而言，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云南省2006-2012年间的这两个指标做相关性实证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描述。
一、变量及其数据的来源和处理
云南省当年单位生产总值耗能（ECpUG，意即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RP），定义为当年云南省能源消费总量比当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即TEC/GRP。其中TEC是云南省当年能源消费总量，它包含了煤、石油、天然气以及一、二次电的成分，为了便于处理，将这些能源消费都折合成标准煤单位。这样，另外，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还需要用到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数据。本文劳动投入采取各年年末就业人员总量，资本投入采用云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以上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13》，所有涉及的产出均平减为2012年价格。
二、模型及输出结果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云南省2006年至2012年间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关系并不显著。
2009年云南省的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同方向下降趋势。两者间的这种正相关特性并不是无迹可寻，工业化对于能耗的影响，可以从冯飞和扬建龙在《2006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找到一些线索。该书认为这是工业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伴随着单位生产总值耗能的上升，同时工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还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工业化是能源消费高速增长的原因，也造成了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与全要素生产率同方向上升。反之，去工业化，有时候就会导致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方向下降。对照云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2009年国家下达给云南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非常重，在全国落后产能淘汰任务中排名第五，有1708.01万吨标准煤，涉及10个工业行业、165家企业、273座装置（生产线），覆盖了13个州（市）和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具体任务分别为炼铁200.3万吨、炼钢15万吨、焦炭681万吨、铁合金5.22万吨、电石1.25万吨、铜冶炼7.44万吨、铅冶炼7万吨、锌冶炼0.8万吨、水泥789万吨、造纸1万吨。其中，云南原材料企业成为淘汰落后产能的主力，炼铁、焦炭、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等5个行业任务量占全国比例较大。
三、结论和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近年的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有效地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研究同时也显示，短期内去工业化在单位生产总值耗能下降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云南省在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期间，全要素生产率一度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同步下降，随着新型集约型产业产能逐步替代粗放型落后产能，单位生产总值耗能继续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又会再次上升。这是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相比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而言，能源消耗较高，单位生产总值耗能相对较大。
从上述结论出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市场化、城市化、人力资本积累，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增加生产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
第二，调整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淘汰其中的落后产业、产能，上马新型集约型产业、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国民经济能保证长期有效地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其在总产出中的占比持续增加，发展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能够有效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耗能，并且降低第二产业调整阶段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2]冯飞，杨建龙.中国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3-69.
关键词：生态建设 经济建设 协调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高速度运转阶段，人们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却忽略了大自然的变化，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地球出现了多种生态环境危机，白色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的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这一现状，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要想使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首先应当看清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的认识到要想和谐发展必须要走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必须依靠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
1、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富裕多彩，一方面破坏了环境，污染了大气，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世界经济发展史向我们诉说着粗放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人类对自然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改造带来的，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最终的结果将是人类的家园环境不断的被污染、生态退化，为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短期的收益行为，无法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恶劣之后人们面对的将是千疮百孔的地球，人们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最终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甚至导致世界的毁灭。同理，生态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落后的时代，人们的生存尚且存在问题，人们也就不会注意生态的建设。总而言之，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因此，为了建设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了解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而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放在相同的位置，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2、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目前关于经济和生态建设道路问题的理论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2.1、先发展后治理。一些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是第一要务，首先应该发展经济，在经济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再进行环境的治理。这是大多西方工业化国家提出的理论。经过多年的研究可以看出环境一旦遭到了破坏，想要完全恢复很难，甚至有些是不可恢复的。并且事后治理的费用更高，代价远远高于所获利益，因此，这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和谐发展观。
2.2、任何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为了环境必须停止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提出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示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针对于尚未脱困的地区这种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式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现状。
2.3、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在多年的探索中发现的新的一种经济和生态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要求人们以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为共同的目标，决不能忽略其中任意一个，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促进二者在性质上互相适应转换，在数量上保持适当的比例，在功能上配合促进。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以生态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为中心，促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促进生态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策略
3.1、发展生态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对其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加强生态建设，促进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确立以生态为导向而不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危害。首先，生态文明由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部分组成。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生态经济就是在这种实现经济增长、生态良好的目的下产生的，就是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产物。在一些地区政府引导实行“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由企业在农村建立生态基地，并对从业者进行专业技术的培训，实现企业带动农村发展。同时，加大环境补偿机制的实施力度，坚决取缔危害环境较大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实行污染治理。
3.2、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发展。促进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变产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加大服务型行业的投入，促进经济向污染少，附加值高的方向发展。其次，生活富裕。调节人们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对过多收入者实行累计税额收取，平衡贫富差距，同时，积极地引进先进的技术理论，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生活富裕。最后，生态良好，建设生态保护统一标准。对严重不达标的企业统一淘汰取缔，增大污染治理的投入，扶持生态治理企业的发展，对其就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对那些污染企业实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企业积极的进行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创新。
4、结束语
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终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人力资本;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78-04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生产力发展迅速,经济成就显著,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初步凸现,经济增长方式正向积极方面转化。2009年全省单位GDP能耗比2008年降低了6.16%,“十一五”的前4年,全省单位GDP能耗下降17.19%,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但应看到,河南省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源和环境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加明显。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和人口大省,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省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研究并界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科学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河南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目标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增加产品数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推动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同,经济增长依次经历4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矛盾导致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不同步,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并没有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在第二阶段,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作为分析这一增长特征的工具应运而生。在第三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效率大幅度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均产出增长是由外生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变化带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卓元(2005)认为应进行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价格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金碚(2006)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依靠观念的转变。林毅夫等(2007)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目标增长方式,而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则是当前中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卫兴华等(2007)认为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路所在。王小鲁等(2009)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与城市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以及加速的科技研发的贡献越来越愈大,外贸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则逐渐弱化。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范围经济
早在1998年，就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惟一途径；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新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并因此得出结论，“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正是技术创新，促成了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样事物能比创新显得更为重要，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也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因为创新，使众多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并走向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使我围经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在从大的流域经济、省级经济到县级经济乃至更次一级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展开。区域创新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推进器”．区域创新能力也成为区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蘑要标志。
1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闪以知识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显著地区别于以土地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农业经济和以资本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
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都是以稀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存在收益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增长的极限，并且随着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替代，其发展动力就有枯竭的可能。但知识经济却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和知}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无穷性和可再生性等特点，使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创造和开发，从而避免了传统经济的各种弊端。与传统经济依靠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其实质就是依靠不断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创新驱动下．知识产品的成本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知识越使用价值越大，从而冲破了传统经济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收箍递增的特征。时，南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是无限的．创新主体的创新产品——新知识和新技术理论上讲也是无限的．这就使得以其为基硎：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具有无限性。在创新驰动下，经济发展永无止境，既不会枯竭，也不会中断，而是持续不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2区域创新提高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
区域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根据这个概念可以推断，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人的增长，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型约增长方式。在区域经济的增长过程中，速度和质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之所以对立。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常常不可兼得．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却损失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却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若要统一，就必须两者兼顾，而其关键就是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注重的是速度。而忽视质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速度和质量都无法顾及；相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却可以达到速度与质量的统一。集约型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效率，而这种效率的改善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因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改善上能够发挥三重作用：①技术创新能够以知识和信息等无形生产要素部分或者全部地代替自然资源等有形生产要素；②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有形生产要素的反复和循环使用；③技术创新有助于开发新的生产要素或寻求替代生产要素。显然，技术创新有利于区域经济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降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技术创新是提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手段。
3区域创新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区域产业结构是特定区域内务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符行业及企业问的构成及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区域经济增长是以区域内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区域内各产业部门增长过程的综合结果，因此区域经济增长要求区域内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合理和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能使区域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符产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不合理、低级化的产业结构会降低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最终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要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如国民经济增长水平、资源条件、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经济政策、投资结构、劳动力流向等。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其中技术创新是关键的因素。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就是导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可大大地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手段，或者说，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技术创新的展开过程和逻辑终点???。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包括落后产业的淘汰，还包括新兴产业的创生。
4区域创新推动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其基本要求是人类能动地调控“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扩大资源供给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而言，资源的供给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众多制约因素中，一个关键的囚素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水平。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资源供给增加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使几年前人们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绝对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资源供给的相对数量增加。
4．2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表明．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创新乏力是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经济决策失误的直接症结。此，保护生态，减少环境污染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环境污染：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够帮助人们治理环境污染：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树立持续发展的观念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3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社会文明的变革力量，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改变着人的价值观+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着人类的理想和信仰：第二，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帮助实现正确的领导与管理，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调整；第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使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学习时间，使生活更加丰富。总之，社会文明程度与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水平成正比。
所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
5区域创新有助于创新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获得范围经济
【关键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启示
目前，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结构优化、地区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以开放的眼光审视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充分借鉴发达国家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寻求实现河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行之路。
一、发达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做法
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它们都经历了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一场涉及质量、效益、环境、民生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1、美国的做法。美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在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二是以优秀人力资本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三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四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保障。
2、日本的做法。战后日本的发展经历了由统治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三个阶段，主要经验有：一是侧重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二是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三是实施有效的政府干预。此外，为确保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政府还十分重视建立市场秩序。
3、北欧各国的做法。北欧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形成，并不源于历史和自然生态，主要是自觉利用了现代产业和科技发展提供的机遇，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其经验做法在于：一是重视国家的宏观指导；二是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三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四是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国际市场。
4、亚洲“四小龙”的做法。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过程中显示出大体致或相似的过程，且这几个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与河北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对河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殊的借鉴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起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尽快形成科技产业化；二是积极推行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三是适时适度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四是高度重视资本积累和提高投资效益；五是重视全民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综上所述，以上各国虽然有着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但它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发展经历和成功经验，如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注重转变产业结构以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适当的政府干预；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这些共性特点对河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对河北的启示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规律，是实现社会、经济高效性和永续性发展的根本途径。河北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资源条件、技术水平、文化背景、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走渐进式发展的道路，先从数量增长型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从粗放增长型向粗放、集约并重转变，最后实现质量增长和集约增长。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构建以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系统
借鉴美国多元化发展目标的做法，河北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平衡与共同发展，即不是简单的线性增加，而是一定条件下有关联的整体最优。这就要求各部门进行高度整合，协调发展。在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中，经济发展是协调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建立能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让人们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当前，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生态和社会的发展提出过高的要求，会淡化、模糊甚至冲击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所以，在协调发展中，既要克服在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又要防止过分要求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努力实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环节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根本推动力，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科技研发和应用，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做法和经验：一是重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应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科技经费呈现逐步增加的态势，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R&D投入占GDP比重都在2%～3%之间。二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三是重视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的应用，促进技术商业化。特别鼓励中小企业不断应用新技术和革新生产方法，支持和鼓励大型企业的研究和开发，倡导国家实验室与民间企业合作，实现民、军民技术结合，以及不断更新设备、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极大地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转变经济发展方必须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和合理化
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使其合理化，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国外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条通行的做法和重要经验。但是，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合理化以及产业类型的演进，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而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使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并且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要做到这些，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国家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来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不足。首先，政府应确立产业目标，对高科技产业进行统筹规划与政策支持，提供一揽子保护和扶持目标产业的综合支持措施，如金融、税收、折旧等优惠。其次，政府应提供给企业能够按政府导向运行的刺激，但不能取代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最后，努力创造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并借助产来政策来推进市场机制的完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通过产业技术政策的推行，来提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当今世界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曾经面临过经济增长引发的资源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生态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情形。发达国家为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轻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压力，都曾强制性地推行过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如从国情出发，选择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发展目标；以立法为先导，依法规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制定相关政策，重视宣传教育、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重视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重视发挥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的核心作用等。这些做法对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但需要引进注意的是，发展循环经济取得成效的国家都是在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基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才着手进行的。由于目前河北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均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走一条特色之路。
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表明，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上，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来完成的，但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实施有效、适度和适时的干预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以规范和鼓励竞争，保证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还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资源的、环境以限制市场盲目性对人类长期发展的破坏作用，减少负面外部效应。二是政府大力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福利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此外，政府还大力投资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开发，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速技术进步。三是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避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同时，政府还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以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四是政府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产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消除瓶颈产业，扶植和发展有前途的重点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五是政府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支持企业提高规模效益，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经验对河北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发挥政府作用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十二五”时期是河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河北要抓住环渤海、环首都、冀中南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良好契机，依托优势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加速自身转型升级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曹成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特区经济，2010（5）.
[2]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政府职能[N].西安日报，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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