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29:00
导语: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英文题目:An Explanation of Biology and Economics to Altruistic 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 互惠利他 纯粹利他 隐性遗传 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 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 ,1984)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 lorenz)、威尔逊(e· wilson)、爱得华兹(w· 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道金斯,1998b)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能源消耗 脱钩
有专家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起源表面上看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前世界一次能源日渐枯竭,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而引起的能源危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管理等多方面遗留的痼疾,使中国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能源压力。
一、前言
“脱钩”理论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理论产物,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包括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区域经济等现论。“脱钩”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coupling。而英文中“decoupling”一词是缘于“coupling”(中文是 “耦合”)提出的。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发展水平类似于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脱钩”研究对于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关联分析
1.能源消耗总量分析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高达28.5亿吨标准煤,仅次于美国,成为为世界能源消耗第二大国。以9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中国GDP变化情况来看(图1):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整体稳步上升,但其增速低于中国GDP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并且越来越大,两条曲线呈现出喇叭口形状,表明中国已具备了“脱钩”理论图形的基本特征。
2.能源消耗弹性分析
根据西方学者“脱钩”研究经验来看,单纯以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脱钩”研究的惟一指标显然不太科学,还需要另外一种或几种衡量指标来界定,本文还采用能源消耗弹性 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指标。从图2可以看出,199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耗弹性数值位于-1与2之间,显现出震荡态势。其中1990年~1997年,1998年~2002年,能源消耗弹性位于0到1之间;1997年和1998年能源消耗弹性数值小于0,能源消耗弹性很好地反映了二者的脱钩情况。
综上说述:同时使用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弹性两个因子作为脱钩研究的衡量指标,更有利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更便于对“脱钩”类别和特点加以区分,GDP总量、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消耗弹性和脱钩类型如表所示:
三、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的具体措施
虽然中国经过20余年的努力,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能源、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以及管理优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改革能源管理体制
目前,中国的能源管理采取的是低级别分散式的管理体制,能源管理机构众多,各部门分而治之,而且这些能源管理机构普遍属于低级别部门,宏观调控能力不够。因此,应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多种能源行业管理权集中起来,从欧美国家能源管理的先进经验来看,在中国设立国家能源部,统筹电、石油、煤炭、核能等多种能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实现中国能源脱钩的体制保障。
2.促进产业结构转变
不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普遍较低。因此,应大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小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权重,鼓励和推动符合减量化和非物质化的第三产业发展;同时以推广绿色经济为契机,开发推广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用低碳生产、低碳生活替代现有的高能耗生产、生活方式。
3.调整能源消耗结构
中国的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相应水电、核电、风电比重较小,但相对欧美国家来说,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需要对现行能源消耗结构加以调整,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时注重对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
4.发挥技术创新作用
国内外众多理论均认为技术进步是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并非单向和无条件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极有可能带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带来更广泛的能源需求。针对具体的节能目标,开发有针对性的绿色技术,以减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理念来引导技术创新。
5.普及节能减排教育
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工作,不但要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节能减排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而且要在全民个人生活中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能源、爱护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强化节能观念,树立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总之,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只有充分认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能源消耗特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最终达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突破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相对脱钩”乃至“绝对脱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测量指标;驱动机制;张家界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7—0064—10
1 引言
環境问题从边缘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旅游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旅游地所面临的各种環境问题也备受关注。资料显示,旅游业排放的CO:大约占CO:总排放量的5%,该排放量所造成的影响大约可以达到全球温室效应的14%。鉴于旅游业与環境和气候的密切联系,旅游业被认为是一个脆弱和具有高度气候敏感性的经济部门。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饭店企业在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线性开放式运行模式下,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特点,是旅游产业中能耗强度高和碳排放密集行业,因此,各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環保部门都将饭店企业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世界遗产地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生态建设和環境质量是其旅游业得以永续发展的生命线。长期以来,相关部门采取了大量措施保护遗产旅游地的生态環境,但这种以政府规制为主的传统污染控制手段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与实践,使得環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降低,環境管理成本也随之增加。有鉴于此,本文从微观动力学角度探讨世界遗产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倾向性及其驱动因子与影响机制,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環境行为的最优方式,以期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和旅游企业環境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依据。
2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研究
企业環境行为是指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压力,基于自身条件及发展战略所采取的对環境产生影响的措施和手段的总称。旅游企业既是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介体,又是環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在不同的環境政策和旅游市场需求约束下,旅游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而旅游企业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環境表现,进而影响旅游目的地環境质量。因此,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当前摆在业界和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西方发达国家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关注较早,介于旅游行业结构的特殊性,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其中的饭店企业而展开。凯米里亚和哈塞瑞博(Khemiria&Hassairib)对突尼斯饭店的能源使用效率与节能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卡西姆(Kasim)探讨了中小型饭店環保理念与实践的影响变量,并进一步预测其環境行为;阿尔瓦勒兹和伯格斯(Alvarez&Burgos)量化分析了饭店企业积极環境行为与经营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埃尔多安和托森(Erdogan&Tosun)构建了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指标体系,并以土耳其格雷梅国家公园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波丹劳威茨和马丁兰克(Bohdanowicz&Martinac)通过对欧洲184家连锁饭店的调查,对比分析了分属于高端和低端市场的两类饭店资源消耗总量及其影响因素。可见,国外学者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化,运用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占据主流,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国内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的研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学者们对饭店企业環境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環境管理体系构建、绿色饭店打造、绿色营销等宏观层面的定性描述,部分研究涉及饭店企业节能减排潜力核算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但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系统分析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污染控制、清洁生产等環境行为的动机及其驱动因子的研究成果当前还极少见诸各类文献。
2.2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有关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的理论分析,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7个假设,并据此构建出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及其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
H1:饭店档次越高,其環境行为表现越积极;
H2:高星级饭店、低星级饭店以及社会旅馆在環境行为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
H3:饭店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H4:管理层環境意识越强,饭店企业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環境行为;
H5:受到的環境规制压力越大,饭店企业采取积极環境行为的倾向就越强;
H6: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绩效越关注,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就越积极;
H7:社会责任驱动因素对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倾向有直接、积极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研究案例
本研究以张家界市旅游饭店等住宿设施为调查对象。张家界是我国首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近年来,在“旅游立市、产业兴市”战略的推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2010年,全市旅游景点接待人数达到2404.8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5.32亿元,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51.67%,旅游业已成为张家界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张家界的饭店数量从2001年的381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452家,平均每年新建饭店13.4家,其中,星级饭店和待评星级饭店有143家,经济型饭店26家,社会旅馆283家,共拥有客房床位数5.3万张,旅游接待能力空前强大。随着旅游者和旅游企业活动强度的增加,张家界面临的環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近年来環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但张家界的酸雨频率仍然高达76.9%,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城市区域環境噪声等均处于轻度污染水平,環境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初步测算表明,旅游饭店和交通运输企业是张家界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環节。
3.2量表开发
本研究充分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的特殊性进行量表开发。为了提高量表的针对性、适用性与科学性,笔者咨询了饭店管理领域的有关专家,并对张家界20位饭店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前期结构性访谈,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设计测量指标。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与增减。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饭店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饭店等级、规模和接待旅客类型等统计指标;第二部分则由饭店環境行为测量指标组成,包括6个度量项目共计33个测量指标(参见表2);第三部分为饭店環境行为影响因素,包括1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尺度度量法进行测度,即依据对各测量指标认同程度的强弱划分为5个等级,1至5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关人员据此进行打分。
3.3样本结构
本研究将张家界绝大部分星级饭店都列入调查范围;其他按抽样法选取其中代表性较强的饭店企业进行调查。数据收集工作分3次进行:第一次利用笔者所参与的《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总体规划》课题组2011年2月27日~3月2日在张家界考察期间收集研究资料和发放问卷;第二次借助该规划项目市场调查之机于2011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作了有针对性的补充调查。两次共发放问卷280份,有231家饭店同意提供信息并完成问卷的填写,剔除回答不全、填写不完整以及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14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17份,占回收问卷数的93.9%。为了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本文第二作者结合学位论文的外调工作,在适度对量表进行微调的基础上,于2012年元旦期间组织12名本科生对上述调研对象饭店进行了回访和补充调查,并逐条核实、校对前两次的问卷调查内容。
全部调研对象饭店按照等级高低分为3组:四星级及以上饭店为A组;三星级及二星级饭店为B组;未参与评星的经济型饭店以及社会旅馆为C组。接受调查的217家饭店中,五星级饭店10家(4.61%),四星级饭店21家(9.68%),三星级饭店32家(14.75%),二星级饭店59家(27.19%),经济型饭店22家(10.14%),社会旅馆73家(33.64%)。A、B、C三组饭店的比例大致为1.4:4.2:4.4,与张家界市饭店企业的档次结构基本一致,也与我国主要旅游热点城市的饭店档次结构特点大致吻合,调查样本在我国同类旅游目的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4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经赋值后将结果录入计算机,经人工核对确保录入信息无误后,采用集中趋势和指标平均分析方法,即先确定研究量表中每个指标的均值,然后根据各个指标均值确认每个指标大类的组均值,通过分值的大小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表现进行系统分析,并对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进行检验;以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评价指标得分均值,即環境绩效(EP)为因变量,以企业環境行为的驱动因子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二者进行回归拟合,以实证结果检验假设3~假设7。
4 实证分析结果
4.1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Combaeh’s a系数评估测量的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信度为0.813。其中,问卷第二部分6个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指标组的Combach’s仪系数基本上均大于或接近0.70;问卷第三部分的饭店行为影响因素的信度为0.821,表明各度量项目的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认定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的量表设计基于相关文献,并根据案例地实际情况和前期访谈结果对相关评价项目进行了反复修正,尽量使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构造效度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体现。使用LISREL8.54软件分别对各度量项目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测量指标在各自计量的变量上的因子负载都高度显著,各变量的AVE值大于0.5的临界值,而且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问卷的会集和判别效度较好。
4.2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总体特征
饭店企业環境行为6大类度量项目及其33个测量指标的均值、组均值以及总体均值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据此从整体上分析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现状特征。
(1)绿色建筑设计建筑是饭店整体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结构与外观对饭店经营绩效以及企业形象影响巨大。表1显示,绿色建筑设计5个指标中,“建筑风格与周边環境相协调”的均值最高(2.33),说明张家界在近30年的旅游产业发展中已逐步形成了景观保护意识,相当一部分饭店的建筑风貌吸收了本土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建筑与周边環境的共生相融;同时,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部分饭店的建筑设计也考虑到了自然采光与通风,并通过外墙颜色设计或改造来减少能源消耗(1.90,1.84);但是,大部分饭店在建造过程中新型環保材料使用率较低(1.33);一些星级饭店的建筑设计过于注重外表的富丽堂皇,多采用玻璃幕墙等制造视觉效应,忽视了建筑材料的保温效果及声光污染等问题(1.69);实地调查中还发现,许多新建高档饭店片面追求天井式大堂,这不仅造成了空间浪费,也加大了饭店营运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
(2)节能管理
由表1可知,张家界的饭店企业中,室内声控或人体感应节能灯、智能节电高压开关系统和低能耗设备等普及率较高,3个指标的总体均值分别达到了2.71、1.92和2.18,其中,A、B、C3个组别的饭店在“室内使用声控或人体感应节能灯”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都超过了2.0;但只有少数高星级饭店在公共区域安装了智能调光系统,并配备了中央空调变频节能装置、太阳能多功能系统以及对门窗玻璃进行了节能保温改造,这4个指标的总体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1.36、1.35、1.78和1.55;另外,由于技术和设备要求较高,锅炉等设备的废气余热再利用技术在张家界饭店行业尚未得到推广,该指标总体均值仅为0.75,在节能管理8个评价指标中得分最低。能源管理是饭店企业节能减排的核心领域之一,但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节能管理度量项目总体得分并不高(1.70),这一现象值得引起关注。
(3)节水管理表1中数据表明,测度张家界饭店企业节水管理状况的6个環境行为指标中,“控制有害污水排放”和“废水处理后回收利用”的均值都达到了2.00左右,这说明随着遗产旅游开发中環境问题的凸显和政府環境规制的日益严格,多数饭店已开始注重排污量的过程控制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多数经济型饭店和社会旅馆没有使用锅炉和空调冷凝水回收装置以及智能感应式节水控制系统(0.38,138),许多饭店清洗布草和食材的技术滞后(1.61);此外,3组饭店在“征询客人意见减少布草换洗频率”指标上的得分都很低(1.13,1.14,1.91),其中,高星级饭店所在的A组均值竟然在3个组别中最低。从访谈中得知,减少布草换洗频率以及对客人设定用水限额等措施可能会影响到人住旅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因而饭店企业很难在水资源管理与顾客满意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4)废弃物减量统计结果显示,张家界饭店企业废弃物管理指标组的总体均值为2.02,在6大类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得分最高。而且A、B、C 3组饭店在多个指标上的得分均超过2.0,说明资源节约已成为张家界饭店业界的共识,且已付诸实际行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张家界近年来環境整治的绩效。但是,部分低星级饭店和多数社会旅馆均未实现在局域网内无纸化办公,办公耗材浪费较大(1.49);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大部分饭店在倡导简约务实消费方面也表现较差(1.60),说明张家界旅游业在与国际接轨上还存在理念上的差距。实地访谈中得知,很多中低档饭店均未及时对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造成可利用率下降;部分社会旅馆没有配设专门的封闭式垃圾房,垃圾随地露天堆放,造成空气和视觉污染。这些现象都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環境管理规范和環境质量要求存在较大的落差。
(5)環境管理沟通从表1可知,“環境管理沟通”是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6大类度量项目中得分较低的一项,总体均值仅为1.59。除部分高星级饭店在员工環保培训和对客服务沟通等方面做得稍好以外,多数饭店均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環保管理体系(1.38),也大都没有扮演好遗产旅游地企业本应承担的環保知识宣传者角色(1.65);饭店之间環境信息与環保经验交流较少(1.25)。良好的企业環境行为要以企业上下一致的環保意识为依托,行业内各企业之间的横向沟通也十分重要。饭店规模和设施配备的不同必然导致能源消耗和排放总量上的差异,如果行业内部缺乏经验与信息交流,管理者就难以判断本饭店的能耗与排放是否合理,从而导致饭店企业在環境管理工作中无所适从。
(6)環保知识掌握国内外相关環境管理标准以及国家環保政策法规等是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实施環境行为的重要依据和保障。统计分析表明,“環保知识掌握”在6大类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得分最低,总体均值仅为1.43;而且,A、B、c 3组饭店在各个评价指标上的得分无一超过2.0,可见调查对象饭店对環保知识和政策了解甚少。其中,3个等级的饭店除了对ISO 14001国际環境管理体系相对熟悉以外(1.97,1.41,1.82),对于《绿色饭店实施细则100条》和《旅游饭店节能设计标准》两个国内環保标准的了解程度都较低,其中尤以B组和C组饭店为甚,得分均值都未超过1.5。
整体看来,张家界饭店企业6个環境行为度量项目的总体均值较低(1.72)。其中,除了废弃物减量指标组的组均值得分达到2.02以外,其余5个指标组的总体均值得分都在2.0以下。6大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饭店環保知识掌握最为欠缺,组均值仅为1.43;其次为環境管理沟通(1.59)。此外,作为饭店企业节能减排重点板块的水资源和能源综合利用与管理两个指标组的得分也不高,分别只有1.63和1.70。由此可知,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总体上表现欠佳,仅部分饭店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并据此调整其资源管理和環保设计以改善其環境行为。
4.3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差异分析
从表1可知,张家界3个不同档次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总体均值分别为2.21、1.65和1.32,A、B、C3组饭店在環境行为表现上按照档次高低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差。但是,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对33个環境行为测量指标进行检验时发现,只有12个指标在3组饭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为了进一步厘清张家界不同档次饭店在環境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性,本文运用邦弗朗尼(Bonferroni)多重比较检验方法对33个测量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上述12个環境行为指标中,A组饭店较其他两组的得分整体偏高,而且基本都高于B组和c组1分甚至2分以上,c组饭店的指标均值得分在3组饭店中最低。其中,“建筑门窗采用隔音设计减少噪声”、“合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中央空调安装变频节能装置”等3个指标的组间差异最为显著,尤其是A组和c组饭店之间,均值差异系数均在2.0以上(2.29,2.48,2.18)。相比之下,A、B两组饭店的環境行为指标差异略小。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3组饭店得分差异较大的12个指标大都指向当前饭店业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成本过高是制约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关键因素。相比较而言,高星级饭店在融资、人员配备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能更敏锐地感知到饭店企业发展对技术进步的依赖性;低星级饭店大多规模较小,受限于新技术设备的高成本以及管理层的環境意识水平,推广节能技术的积极性不高;社会旅馆对環境行为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表层,甚至将能源与资源节约简单地等同于“节俭主义”,多数业主更关注眼前利益,而且这类饭店的实力也不足以支撑整个高新技术体系,因而对上述12个環境行为指标的响应较弱。
4.4饭店企业環境行为驱动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以及管理层環境意识等的差异,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表现也不尽相同。企业如何根据外部環境和自身条件合理地选择環境行为?这就需要在明确企业環境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本文正是基于张家界饭店企业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动机,构建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影响因素量表,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驱动因子,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4.4.1因子分析
在提取環境行为驱动因子之前,首先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影响因素样本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其基本原理是,KMO越接近于1,表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33,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量为488.694,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
4.4.2回归分析
为了探究各驱动因子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对本研究建立的因子内部结构关系进行初步判断,得出5个環境行为驱动因子与環境行为绩效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从表4可以看出,5个驱动因子都与環境行为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以5个驱动因子为自变量,環境行为绩效为因变量进行一般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各驱动因子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分析过程中,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估计偏差,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循序导人自变量,通过检验确认后,剔除效应不显著的自变量,从而得出最优方程。
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发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拟合优度(R2=0.661)较理想,且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残差D-W值高达1.894,表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F检验统计量值为58.078,p值为0.000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对前文提出的假设3~假设7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假设3成立。利润动机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贡献率最大(0.699),说明利润动机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作为“理性经济人”,饭店企业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选择都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面对有关部门在水、电等能源费用征收上的双重标准,张家界饭店企业长期以来在高成本下运营,饭店企业本着“节约的就是利润”的理念,必然要采取相应的環保措施以减少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采用環保新技术可以获得创新优势、效率优势和先动优势,并在中期或长期内能够实现成本节约,这也是许多高档饭店采取自愿環境行为的重要动因之一。
假设4部分成立。管理层環境意识与環境行为绩效呈现正相关,但其t检验结果不显著(0.103),表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饭店企业在应对環境压力时,经过一番预算和成本收益分析,更倾向于利己的環境决策。
假设5成立。政府環境规制压力与企业環境行为绩效在0.002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539,仅次于利润动机,说明饭店业节能環保的推广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有效激励。饭店企业受到的環境规制压力越大,其采取积极環境行为的倾向性就越强。但实地调查中发现,张家界在相关環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惩治”而轻“激励”,事前预防和事终控制难以到位,因而相关環境政策在饭店企业中的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假设6成立。“其他利益相关者压力”是最后一个进入回归方程模型的因子,回归系数为0.294t,检验结果显示在0.013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绩效越关注,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就越积极。饭店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環境行为选择;饭店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对各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竞争对手的環境行为取向也会对饭店企业产生示范作用。
假设7部分成立。事业动机与環境行为绩效呈现正相关,但t检验结果不显著,假设7只获得部分支持,说明张家界饭店企业管理层的環境意识还没有真正上升到道德层面,远未达到将環境行为纳入履行社会责任范畴的思想高度。
5 结论与讨论
企业環境行为是一个理论探索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前沿命题,国内学术界近几年也开始了对该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针对世界遗产地这一特殊类型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的实证研究至今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探索性地对我国世界遗产地张家界市的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现状进行量化评价,辨析出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关键影响变量,这对政府環境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的选择优化,并进而促进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在環境保护和行业发展上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在普通人的概念里,银行是一个赚取利润的金融机构。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机构之一,世界银行把“消除贫困,提高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作为其宗旨。
1995年,按照世界银行组织项目的方法和程序,结合中国扶贫开发的实际情况,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和实施了中国世界银行西南扶贫项目和秦巴扶贫项目。
《对外大传播》记者在采访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之前,从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到世界银行的“中国西南扶贫项目”做得很成功,在2004年5月上海全球扶贫大会期间,西南扶贫项目作为世界扶贫成功的典型案例在大会上进行了广泛交流和展示,在与会的130多个国家的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谈及世行西南扶贫项目获得成功的原因,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总结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这个项目采用了综合式发展的模式,也就是说项目涉及不同的方面,像道路的建设、学校的建设,以及各种不同的方面。发展项目通常侧重某一领域,比如说,教育、卫生,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集中于一定的领域是比较利于管理的,但是如果采用综合的方式,它会带来更大的效果,更大的影响。比如说,道路的建设、学校、供水设施同时开展的话,它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在中国第一个采用参与的方式,也就是说世行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广泛地听取当地社区的意见,一般的发展机构做项目时一般都倾向于自己设计项目,然后去实施,但最好的方式是让当地的人们参与,让他们谈谈他们希望在哪些方面获得改观。在西南扶贫项目之后,世行在中国的其他项目之中采取了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让当地的人投票决定资金用在何处,是用来修路还是建学校。所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进去,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第三,过去认为当地的老百姓会留在当地的社区,所以项目目标就设定在改善当地的环境,在西南扶贫项目上大部分内容是用来改善当地农村的条件,但是其中也有一项项目内容是帮助当地愿意出去的人到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这个内容是这个项目中非常成功的内容之一,因为这些人大都能在沿海地区找到工作,他们把挣到的钱寄回来,这样在四川、广西这些项目省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减贫的作用。所以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看,要想继续减贫,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鼓励一部分人到另一个地方去。
在援助中国贫困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世行给当地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思想理念上的改进。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世界银行参与黄土高原的治理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过去,黄土高原上的树木被砍伐,有很多的草地变成了荒漠,当地的人们很难维持生计。另外这个地方也是北京和中国的西北地区所经历的沙尘暴的源头之一,所以世行与陕西、内蒙古当地的社区合作,寻找一些可行的方式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那里的问题不是投资建一些基础设施,而是帮助人们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如,过去人们养羊,结果羊把绿色植物都吃掉了,现在,当地有的老百姓停止养羊转向养猪,这样可以使一些地方重新变成绿地。而且有的地方还可以种植一些不需要太多水资源灌溉的作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人们转变生活方式的过程,再加上一些道路、学校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结合在一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样就使中国的很大部分地方实现了减贫,同样也非常有利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这种模式如今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得到了推广和复制,主要是在一些农村自然环境退化的地区。好的方法思路再加上一些基础设施的辅助,确实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在加入世行以前,杜大伟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任教,1986年有一个学期来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课。教课结束以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周游中国,其中一段时间是在四川、云南坐当地的汽车旅游。那时候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和当地的老百姓聊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当时和一个四川的妇女聊天,她讲自己如何从一个地方买东西,再到另一个地方卖东西。她也讲她的生活比改革开放之前有了很大改观。加入世行以后给杜大伟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忆是第一次参观世行的黄土高原项目。他说:“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当地的老百姓在管理,他们对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从他们给的一些照片中,我看到在这个项目实施前当地的山沟都是褐色的,还可看到山坡上有窑洞,当时人们跟我说过去很多人都是住在窑洞里。由于这个项目的实施,当地的黄土高原的很多河谷都变成了绿色。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五倍,现在他们已经走出了窑洞,修起了自己的房子,窑洞仅仅用来储藏东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援助也在发生着变化,如从1999年对中国的“软贷”就已告结束,但作为世行成员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日后的发展和世行仍然关系紧密。
关键词:高位结扎;点式注射;硬化剂;静脉曲张;可行性
静脉曲张在生活中又被称为“炸筋腿”,属于静脉系统中的多见病,主要是因为患者本身血管壁膜较薄弱或者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导致血液长时间蓄积在下肢,使静脉瓣膜受损引起静脉压过高,从而使血管突出于皮肤表面[1]。我院对静脉曲张患者采取高位结扎加点式注射硬化剂进行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我院2012年5月~2014年6月收治的100例静脉曲张患者,随机将其分成两组各50例。
1.1.1观察组 患者50例,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22例,年龄37~68岁,平均年龄为(51.97±15.49)岁。静脉曲张I期为15例,静脉曲张II期为13例,静脉曲张III期为10例,静脉曲张IV期为8例,静脉曲张V期为4例。
1.1.2对照组 患者50例,男性患者26例,女性患者24例,年龄39~69岁,平均年龄为(52.36±15.73)岁。静脉曲张I期为16例,静脉曲张II期为14例,静脉曲张III期为11例,静脉曲张IV期为7例,静脉曲张V期为2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在手术开始前均进行常规化验检查、大隐静脉瓣膜功能试验以及深静脉通畅试验。参照患者静脉曲张程度以及检查结果选择麻醉方式。对照组患者采取高位结扎治疗静脉曲张,观察组患者采取高位结扎加点式注射硬化剂治疗静脉曲张,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使患者的大隐静脉在其腹股沟的底部显露,再切断患者的大隐静脉,近端采取双道结扎,远端将剥离器插入患者体内,最后剥离部分大隐静脉。寻找患者曲张静脉皮肤明显的地方并标上记号,取一点,将注射器注入到静脉血管并抽出血管内的血液,再对该血管注射NaCl溶液(浓度为0.9%,5 ml)进行冲洗,抽空血管内的液体,最后再依次对患者标记的各点注入鱼肝油酸钠(浓度为5%,1 ml),使用无菌棉球按压注射部位。两组静脉曲张患者均随访6个月。
1.3评估指标 依据患者的临床情况来评定,若患者的静脉曲张消失,或长久站立后下肢酸胀感明显缓解,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显效;若患者的静脉曲张基本消失,或长久站立后下肢酸胀感部分缓解,生活和工作受到少部分影响为有效;若患者的症状未改善或存在加剧的现象为无效。
1.4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录入至SPSS 17.0软件中,计数资料运用χ2检验的方式进行比较,其中结果用例数、率[n(%)]来表示,若P
2 结果
两组静脉曲张患者的疗效比较,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为80.00%,而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98.00%。经过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存在明显差异,P
3 讨论
静脉曲张的病变部位在临床上多见于下肢,下肢静脉曲张属于血管外科的常见病,其发病率位居我国血管疾病发生率中的首位。此病的病因较为复杂,寒冷、潮湿、外伤、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等都可能引起机体出现静脉曲张。若不及时治疗易导致机体血管发生溃疡、栓塞、坏死,严重者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2]。
与高位结扎手术相比,采取高位结扎加点式注射硬化剂治疗静脉曲张,不仅治疗效果好,不容易出现复发,能够完全清除曲张的静脉,并且在点击注射硬化剂的作用下,机体的静脉内膜发生炎性改变,出现粘连、溶合以及纤维化等现象从而使机体生成新的静脉网,使得机体的皮肤表面光滑平整无明显术痕,不影响整体的美观[3]。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为80.00%,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98.00%。经过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存在明显差异,P
综上所述,对静脉曲张患者采取高位结扎加点式注射硬化剂进行治疗,疗效显著,安全可行。
参考文献:
[1]张秀江,王丽.下肢浅静脉曲张高位结扎联合硬化剂注射治疗的护理[J].新疆医学,2014,44(3):105-107.
关键词 MgO-Al2O3-SiO2,晶化时间,抗弯强度
1引 言
微晶玻璃又称玻璃陶瓷,是一种多晶陶瓷材料,其在机械性能、化学稳定性、电性能等方面均优于一般玻璃及某些其他无机材料,广泛地应用在结构材料、复合材料、功能材料、生物材料领域[1]。其性能取决于主晶相的种类、晶粒的尺寸和晶相含量[2]。要使制备的微晶玻璃材料性能优良,其晶粒的大小和含量是关键。而晶化时间又影响着微晶玻璃的晶粒尺寸和晶相含量,因此研究晶化时间与显微结构、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2实 验
2.1 试样的制备
基础玻璃的组成如表1所示。
配料混合均匀后,用铂金坩埚在硅钼棒电炉中熔制玻璃。熔制温度为1550℃,保温2.5h。熔制好的玻璃液浇铸于事先预热的不锈钢板上成形,然后迅速置于600℃硅碳棒电炉中进行1h退火处理,随炉冷却后取出备用。
2.2 差热分析(DTA)
以α-Al2O3为参比样,将基础玻璃粉末在ZRY-2P型差热分析仪上进行差热分析,升温速率为10℃Mmin,差热分析曲线见图1。
2.3 基础玻璃的热处理
以DTA曲线为参考,根据试验确定基础玻璃的核化温度为820℃,核化时间为1h,晶化温度为1100℃,现选取晶化时间分别为0.25h、0.5h、1h、1.5h的样品进行热处理,最后试样随炉冷却。
2.4 X射线衍射法物相分析
采用D/max-rB型X射线衍射仪对经过热处理的样品进行X射线衍射(XRD)分析,判定物相组成。实验条件为Cu靶,Kα射线,为了做相对比较,所有衍射实验保持相同条件:扫描电压为40kV,电流为100mA,扫描范围为5°~75°,扫描速度为4°/min。
2.5 显微结构分析
样品经1%HF溶液腐蚀后,对其断口进行喷金处理,用KY2800B型扫描电镜(SEM)观察试样的显微结构。
2.6 抗折强度测试
采用(INSTRON-5566型)万能材料试验机测定。将切割的试样研磨抛光,用三点弯曲法测试,跨距为30mm,加荷速度为0.5mm/s。
3结果与讨论
3.1 晶化时间对晶相含量的影响
在1100℃晶化时,试样的主晶相为α-堇青石相,不同晶化时间下微晶玻璃的主晶相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衍射强度不同。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化图谱的衍射强度逐渐增强。其中0.25h晶化的试样衍射强度最低,1.5h晶化的试样衍射强度最高。从衍射线强度理论可知:多晶混合物中某一相的衍射强度,随该相的相对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0.25h晶化的试样由于晶化时间太短,晶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生长,使得试样的晶相含量较低。晶化时间为1.5h时,晶体完全成长,使得试样的晶相含量增大。
3.2 晶化时间对微晶玻璃显微结构的影响
不同晶化时间下微晶玻璃试样的SEM图片如图3所示。晶化时间较短时,基础玻璃中的晶核还没有完全长大。在晶化时间为0.25h时,微小晶粒均匀分布于连续的玻璃态基质,轮廓比较模糊;0.5h时微晶体已经开始长大但没有发育完全,可以看见晶粒的大体轮廓;晶化时间为1.5h时,晶体已经完全长成,分布均匀。可见晶化时间对晶体生长有重大影响。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体的生长逐渐完全、晶相含量逐渐升高。
3.3 晶化时间对微晶玻璃力学性能的影响
对微晶玻璃试样进行抗弯强度测试后发现,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试样抗弯强度逐渐增大;时间由1h增至1.5h时,强度增加幅度最大。晶化时间为0.25h时,晶化时间太短,晶体不能完全长成,导致抗弯强度最低。晶化0.5h要比晶化0.25h时发育好,所以强度增大。晶化时间为1.5h时α-堇青石相完全长成,因为α-堇青石有好的力学性能,所以晶化时间1.5h的试样抗弯强度最高。
4结 论
(1) 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体逐渐长大,抗弯强度逐渐升高;
(2) 晶化时间过短不能使α-堇青石相完全长大;当晶化时间为1.5h时所得试样的抗弯强度最大。
参考文献
一、健全工作机制,落实经常性工作为主
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各级目标管理考核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实行“一票否决”,在工作实践中,必须坚持“经常抓,抓经常”,才能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为推动全镇计生工作,我一直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推动经常性工作。今年以来,党委、政府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考核办法》、《关于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补充规定》,镇人民政府以《督办通知》的形式对节育手术实行月清月结。这一系列措施强化了责任区和村支两委的工作责任,基本做到每月一小结、每季一考核、年终大评估,从而真正实现了计划生育“以经常性工作为主”。同时,镇里还出台了《关于计划生育重大责任追究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机关干部职工计划生育管理的规定》等,使全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度管人,有人做事。
二、完善村为主和村民自治机制,实现工作重心下移
计划生育村为主和村民自治,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之路、改革之路、必由之路。我镇自去年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5月31日,在全市的“计划生育村为主村民自治经验交流会”上,洪山殿镇作了经验介绍。会后,镇党委、政府又对村民自治工作作了专门部署。按照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我着手起草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协议书》的指导性条款。各村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如:柞子村、前塘村规定对两女户的小孩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免费入学;永忠村规定对两女结扎户一次入500元养老保险,并在其小孩义务教育期间每年补助100元学费;梓木村规定对自愿放弃再生育的家庭一次性奖励1000元……到7月底,已有37个村按法定程序通过了新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有26个村与农户签订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协议书》,从而使我镇的计生工作走上了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升基层基础工作水平
流动人口管理一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镇的违法生育90%以上是流出人口造成的。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积极向县局请示,县计生局于4月7日到新檀村就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办点示范。5月13日,全镇流动人口管理现场会议在新檀村召开,之后,“八个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迅速推向全镇。现在,每个村的流出已婚育龄妇女,都按照上级要求与村上签订了合同书,找出了担保人,并按时向村上通报居住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及时寄回有效的孕检证明;村上也及时为每个对象办理了婚育证明,建立了计划生育管理卡,流动人口以户籍地和现居地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为基础,我们对基层基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上级指示,对村务公开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并督促责任区、村对环境较差的服务室进行了整体搬迁。
四、抓好奖励扶助和整治两非,促进工作全面发展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缓解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难,引导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按照上级要求,计生办于元月24日组织摸底培训,2月24日进行二次复核,4月29日以后又进行多次核实,先后共进行了五次调查核实,三次村组公示,最后确定了22个村的37名对象享受奖励扶助金。
集中整治“两非”是贯彻落实省政府194号令、有效遏制性别比失衡的一项重要举措。4月份以来,我们先后对扶冲村吴爱香等13名对象终止妊娠的情况展开调查,并于7月8日对洪山实业公司职工医院的b超医师王计华进行立案查处,在全镇形成了集中整治“两非”的良好氛围。
经过计生工作工作和全体镇村干部的努力,我镇计生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到7月底,共出生婴儿479人,其中计内457人,计划生育率达95.4%,比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村为主比率达93.2%,比去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婚育新风进一步深入广大农户,几个月来,有68对育龄夫妇自觉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42对两女户主动落实了结扎手术。
经济危机下创新品牌营销模式的典型即是快速时尚品牌,它们也是逆时代成长的企业范例。人们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如果能做出具时尚功能且价格低廉的物品,这样肯定会受到大众追捧。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快速时尚品牌真正的参考目标。这使得快速时尚品牌拥有了发展契机,大规模的企业实力提供了足够的能力紧紧跟随时尚变化。
本文将针对世界三大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历程及经营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总结出快速时尚品牌的品牌特点,以此展望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经济危机;快速时尚品牌;多元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8 (B)-0000-00
引言:服饰流行是时代的镜像。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而经济因素又是影响服饰流行的主导方面。每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极大地改变着服饰流行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服饰品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方向。本文以经济危机这一全球性事件为背景,研究服饰品牌的发展能体现出当今社会服装流行品牌千变万化的发展现状。
1 经济危机对服装的影响
1.1 经济危机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整个世界逐渐联系在一起,地球村的概念逐渐显现出来,贸易交流的频繁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影响愈加强烈,经济对国家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逐渐蔓延到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产生在1825年英国的货币经济危机,其次是1929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直至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称次贷危机(或信贷危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危机呈周期性发生且周期越来越短,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人类社会影响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复杂。
尽管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带给社会的影响大致一样,即:“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剧增,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经济危机可以带给企业、品牌以巨大打击,例如,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已经创立近一个多世纪身居世界第四大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见一般。
1.2 经济危机对服装行业的影响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范围,而是通过经济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延伸品上,例如服饰文化与服饰品牌。一般情况下,服装业的业内人士会总结出一系列受经济危机影响给服装销售带来的打击与挫折,例如销售渠道萎缩、客户数量和交易率下降、顾客群消费率降低等等。理论与实践上都证明服装市场肯定会受到消极影响,这是不争事实。但经济危机对服装业除了消极影响之外也能为服装新兴品牌产生提供机遇。例如老牌传统服饰品牌的下滑使服装市场得到重新分配,给新兴的服装企业带来可供发展的空间。
从消费者的观念、消费动机、消费倾向考虑,保守型的消费在经济危机下会使人们更加崇尚理性消费,消费者会用他们认为适量的资金购买适合且值得的产品,“物美价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我们可以说,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时候,消顾客对服装品牌产品的定价是否合理考虑的并不多,而当消费模式转变为保守型消费时,这种考虑成为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这样就促进了一些价格偏低的新兴服饰品牌有机会进行资金积累,吸引其他品牌的顾客,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内使市场生产资源提供分配,并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自身实力和传统品牌平齐甚至超越,这也就使得经济危机下一些品牌反而能在不甚活跃的市场中扶摇而上。
从品牌的角度考虑,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当传统品牌开始削减预算、减少开支、简化运营流程时,在市场上的宣传力度也会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在顾客方面的影响度会逐渐下降,会带给消费者以品牌下滑、运营不善等种种印象。此时,新兴的品牌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消融对手的经济实力,扩大自己的市场占领比例。对比之下可以看出,经常持续性出现在市场的蒸蒸日上的新兴品牌肯定比阶段性季度性出现的传统品牌在消费者之中影响更大,这就造就了品牌发展的逆转。
简单的用价格来衡量新兴品牌在经济危机下的发展筹码是单一的,新兴品牌的崛起虽借助于经济危机,但在经济危机过后的时间里依旧能飞速发展,这归根于新兴品牌的新型营销模式。
2 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发展的快速时尚品牌
服装企业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例如Chanel、LV、范思哲等,这些品牌具有品牌价值,企业的发展核心也是其品牌价值,这就要求必须具备最高质量的设计团队和前瞻性的流行导向,企业产品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时段,人们普遍会降低对服饰功能性的需要。服饰更多情况是心理需求的体现。奢侈类的产品就是这种心理的至高追求产品。
另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快速消费品牌,它们是建立在价廉、量大的基础上以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成长起来的。因为价格便宜,人们对其只会产生最基础的功能性需求,大众买的起,且对产品质量要求也不高,一旦产品损坏,就可重新购买。这类服装的对流行的敏锐度很小,基础产品居多,经营重点放在大规模生产上,产品设计要求较少。
《营销三维论―低成本打造强势品牌之路》中认为创新是一个品牌生存和发展的根源,而在今天只有创新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市场上立足,也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保留住顾客的忠实度和偏爱度。那些逆流而上的服饰品牌正是借助经济危机产生巨大的能量从而建立了新形势下的品牌营销模式,用创新品牌经营模式逐步扩大品牌影响以致席卷全球。每次经济危机的到来都会产生一些理念:例如“裙边理念”到后来的“口红效应”。尤其是“口红效应”,这个和快速时尚品牌借经济危机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的时候,如果能做出具时尚功能且价格低廉的物品,即“看上去很美”就好,这样肯定会受到大众追捧。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快速时尚品牌真正的参考目标。
和上述两类服装企业做比较可以看出:快速时尚品牌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品牌模式。经济危机下创新品牌营销模式的典型即是当下流行的快速时尚品牌,它们也是逆时代成长的企业范例。快速时尚是这些品牌的理念定义,其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称之为平价时尚。我们称他们为快速时尚品牌的原因是它们如同快餐一样的时装消费模式,速度与价格结合的方式使得这类品牌的优越性应运而生。由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市场消费者的反应直接体现在消费心理上,这种消费心理即称为:"平价时尚"。
2.1 日本优衣库发展模式与商品特点
UNIQLO是日本的服饰休闲品牌。坚持将现代、简约自然、高品质且易于搭配的商品提供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衣服是配角,穿衣服的人才是主角”突出了其以人为本的穿衣理念。 2009年日本福布斯富豪榜上,UNIQLO的品牌创始人柳井正登上了首富宝座,柳井正的名言:“经济危机是我的好朋友。”优衣库是借经济危机发展的完美典型。
从美国大学内仓储式CD销售的模式中收到启发,认为服装也可以采取自助购物大卖场的方式销售。优衣库采用的是服装大卖场的销售方式,减少的租金压力,且提供了数量多、款式多的服装展现方式,使服装的目标消费者争取最大化,优衣库的产品可以卖给所有人,并且可以与其他品牌随意搭配,这种消费模式带给优衣库巨大的经济利润。优衣库所属为速售集团“FAST RETAILING”。这个单词简单明了的说明了这一企业的经营理念。快餐文化这样一种类似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饮食快餐先驱的成功范例被用于服饰上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也更加坚定了优衣库的品牌信念。
2.2 瑞典H&M营销模式和产品特点
海恩斯莫里斯(Hennes&MauritzAB,简称H&M)于1947年由Erling Persson在瑞典Vsters市创立。海恩斯莫里斯拥有遍及世界各地的专门营销店,大量工作人员的储备支持是其优越的法宝。与众不同的是,海恩斯莫里斯没有自己的工厂。H&M买最便宜的布料,所有代工加工点都选在劳动力最便宜的地区,比如中国、土耳其等。1997年H&M承诺,所有商品全部标注生产地。就H&M看来,最迅速的策划时间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做好时间、价格、质量三方面的平衡。H&M的品牌经营模式认为,产品再好,没有人购买的话就只是废品,而且还占用库房容量,压滞资金流通,这样的话不如进行尽快处理,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到撇清多余,且回笼的资金可以促进二次生产。
2.3 西班牙ZARA营销理念与商品特点
ZARA是西班牙Inditex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它既是服装品牌,也是专营ZARA品牌服装的连锁零售品牌,成立于1975年。ZARA拥有庞大的设计师群;公司本身拥有9家成衣厂,从新款策划到生产出厂,最快可在一周内完成;ZARA的送货速度快;采取多样少量的经营方式,每隔3周其服装店内所有商品一定要全部换新。 ZARA深受全球时尚青年的喜爱,品牌设计师以其独有的年轻人激情与动力设计最为流行的新品,这与其设计团队常年集聚一线流行前沿是分不开的。ZARA的设计团队可以根据流行前沿的趋向、销售情况,包括饰品搭配等方面的收集与分析形成时尚前沿的最新数据,作为ZARA不断快速品牌推出的动力。
3 快速时尚品牌的特点
综上三个快速时尚品牌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快速时尚品牌建立了服装行业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简单概括快速时尚品牌的特点:
1、一流的形象、二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
2、快速、时尚、平民化
3、强大的实力提供超强的信息与物流支持
4、超高薪水聘请奢侈品设计师、国际巨星加盟
5、选址于奢侈品为邻,不惜工本
6、买手制,不是制造时尚,而是紧跟时尚
4 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
得益于经济危机的快速时尚品牌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我们可以笼统的概括为:因为它廉价,所以穷人可以购买;又因为它时尚,所以富人也乐于购买。
快速时尚品牌崛起于二战后的经济危机,发展于20时间80年代,成熟于21世纪,在多元化企业发展模式下,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之时,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庞大的生产规模使之有更好的应变与创新能力来面对未来挑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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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丽.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企业营销渠道优化.山东纺织经济[J].山东防止经济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3]李光斗. 经济危机让谁成为日本首富.中国机电工业[J].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4]无. 唐. 舒尔茨论述中国转型大趋势.电子商务[J].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5]孙参运. 洞悉顾客的购买过程洞悉顾客的购买过程.商场现代化[J].中商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4年2版
关键词 胆道结石术前 胃镜检查 必要性 过度医疗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06.264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月~2009年12月对术后仍有饥饿痛及饱胀及返胃镜检查患者120例,男39例(32.5%),女81例(67.5%),年龄14~82岁,纳西84例,汉族20例,傈僳2例,白族11例;彝族3例。幽门螺杆菌监测阳性118例(98.33%),阴性2例(1.67%);2010年1月~2011年8月胆结石术前患者行常规胃镜检查患者662例,男211例(31.87%),女451例(68.13%),纳西568例,汉族39例,傈僳13例,白族29例;彝族9例,普米族3例。傣族1例。幽门螺杆菌监测阳性617例(93.2%),阴性45例(6.8%)。病程6小时~11年。
材料及方法:用潘太克斯电子胃镜及幽门螺杆菌快速监测试纸条。记录有、无典型疼痛、反酸、嗳气及胃镜检查前服药情况。对胆道结石术前后的入选患者进行常规胃镜检查并记录归档。
结 果
幽门螺杆菌监测阳性735例、阴性47例。伴有消化道反酸34例、嗳气23例及典型疼痛6例,合并胃溃疡14例;食管疾病24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48例;胃癌3例。
讨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