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29:04
导语：在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海明威 生态伦理 生态经济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受到严重威胁的今天，探究海明威生态思想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正如著名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提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如果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人类看作宇宙的最高贵者，把自然看作人类索取的对象，那么人就会榨干大自然，如同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描述的那样:“我们一旦到达一片大陆，这大陆就迅速变老。土著与之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外国人大肆破坏，砍下树木，抽干河水，因此供水情况被改变，一旦表土被翻下去后，土壤便露出地面来，接着，开始被风刮走。”生态危机必然会导致人类生存危机，海明威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担忧源于他的生态意识。了解海明威的生态思想既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海明威的作品，同时亦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们与生态和谐相处的意识，帮助人们建立与自然的文明的合乎道德的关系。
一、海明威是热爱大自然的作家
他儿童和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乡村小镇橡树园，几乎每年夏天海明威全家都到沃伦湖畔他们的田舍避暑。乡村的自然美景和乡村小镇的生活使海明威对大自然留恋忘返。此外，在父亲影响下，他很小就开始钓鱼打猎等接近大自然的体育运动海明威一生都对这些体育运动有浓烈兴趣，这些体育运动同样使海明威亲近大自然他居住的不少地方，如基韦斯特、眺望农庄、太阳谷、凯彻姆等地方，都是接近自然，风景优美的地方。大自然给海明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海明威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海明威的生态思想十分复杂
美国的海明威研究学者安・普特南指出，“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总是呈现出一种自我分裂的趋向。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的田园冲动总是与征服自然的悲剧性冲动相冲突”。“一个非洲故事”，就充分体现出海明威内心深处的冲突和困惑。
“一个非洲故事”叙述美国少年戴维跟随父亲和一个非洲向导追杀一头老公象的故事。大约五年以前，土著人朱玛在树林里打死了老公象的伙伴，现在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开始追杀老公象。爸爸和朱玛在戴维的引导下杀死了大象，取得了象牙。然而，戴维却一直在为那只老公象难过。戴维之所以同情老公象，一方面是因为它与自己一样，是这个世界上的弱者，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只关心象牙和猎杀快乐的成人相比，老公象对自己的伙伴和戴维都怀有温情。戴维亲眼目睹了那头气概尊贵威严、风度堂堂的老公象，在人类的贪婪和暴力面前，顷刻间化为了皱瘪瘪的一大堆皮肉，他感到十分悲伤绝望。
很显然，在对待人和自然、人和他者的关系问题上，“一个非洲故事”传达出两种不同的声音。掌握着话语控制权力的是爸爸代表的成人世界，他们在征服自然、猎杀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实证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以暴力书写着人类的贪婪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残酷性。而在小戴维和老公象相互悲悯体恤的情感交流中，我们捕捉到了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意义召唤。这种意义召唤指向的是史怀泽所倡导的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向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三、从海明威的生态思想中，反映出生态环境恶化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
这种问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与地球自然系统的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我们的身边总是充斥着森林缩小、土壤侵蚀、沙淇扩大、气温升高、风暴增多、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的新闻报道，这些现象，标志着经济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从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又是生产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满足的是当代人的要求，忽略的却是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这种以栖牲资源和长期发展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急需有一种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来取而代之。随之，生态经济便应运而生。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的办法，改变原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高效、生态平衡的产业，建立社会和谐、生态健康的环境，从而形成开发与保护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自然与人类高度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亦称为绿色经济。
四、结语
从海明威的生态思想到生态经济，反映了人类生态伦理观念和经济观念的巨大变革。从人与自然的视角，会发现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热爱自然，希望能与自然长久地和谐相处下去，但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的时候却由于可能是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属于人类精神世界或纯粹是出于占有欲而做出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而最终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上处于最关键的地位，人类应建立起一套符合生态伦理学要求的人地关系道德准则和完善的环境法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地关系思想以及正确的经济行为方式，使当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生态困惑得到最终的解决。也使人类能够在这美丽的自然界中与自然永久地和谐相处下去。
参考文献：
[1]刘 玉: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关键词】经管类专业 经济法 理论构建 反思
经济法经管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学科，对于法学专业“经济法”的定义，旨在从法律体系的构建中来针对经济问题而开设的法的理论和制度。经济法从确立以来，在法律体系构建中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先是与民商法的“纠葛”，再与行政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的“交错”，面对法学界对于规范社会经济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秩序来说，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应该是什么？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保障法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为此，从经济法的独立性来探究经济法理论，并从经济法的本质入手，来分析其概念和内涵。
一、对经济法本质的理解和确立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现代经济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干预社会经济的过程中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其本质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没有经济法的，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初期也是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借助于制度经济学派对社会财富与法律关系的理论阐述，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社会财富相对匮乏，而对于维护官僚机构的运行成本又相对庞大，对于所谓法律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暴力强制来实现。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来说，依靠国家暴力来实现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满足其统治要求。再加上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经济现状，本质是反对国家干预的，而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干预主要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上，这种基于小农经济下的统治力量，一直被统治者奉为立国之本而加以维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的萌芽将自然经济一一击溃，并动摇了统治者的经济局限性。为了实现对自身阶级的有效统治，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以刑制商”逐步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随着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对经济的干预还未介入商品生产阶段，因而并未体现出国家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而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来自自然经济日益崩溃而商品经济青黄不接的制约，另一方面对旧势力的反抗与对旧生产方式的影响，对于以暴力统治为特征的国家干预，其实质依然是掠夺社会财富，而并未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当社会生产条件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时，资产阶级以实行“重商”政策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国家作为维护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仲裁员”，这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必要需要从调整经济关系中来顺应市场价值规律，从而为资源配置优化创造了前提。
（二）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之法
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非效率性和非公平性，迫切需要从克服自身缺陷中来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而对于市场出现的失灵问题，国家从对市场的干预控制中，如何摆脱低效、甚至负效的危险，如因急功近利而制定的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不能有效改善经济问题，相反会加重社会经济综合症。由此可见，对于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不仅要从干预国家经济，还要从干预行为上来进行规范。现代经济法作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综合”，是在市场基础上来发挥其管理和控制职能，它不是西方垄断经济时期的国家之手，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之手，而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国家干预过度问题的综合。
（三）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法”
现代经济法从确保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干预，并从确保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其涵义主要有：一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组成来看，不仅包括国家利益，还包括地方、集体积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将社会利益延伸至全球范围内；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时代性来看，不仅包括当代社会利益，还包括发展中的后代社会，从而构成动态的社会利益；三是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来明确社会整体利益，坚持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并从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中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机平衡。
二、对经济法规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保障市场秩序的明确
（一）民法“调整对象”理论对经济法的不适性
从传统法理学来看，对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既要考虑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又要兼顾法律调整的方法。“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法律关系所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而生活关系又是复杂的，以部门划分为标准的社会关系是不确定的。为此，法理学界从调整对象的理论研究出发，运用法律调整的方法来进行枚举例证，如对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来说，可以以刑罚制裁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关系，而不能适用“国家用刑法制裁的手段来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由于调整对象是虚拟的，而调整方法是清晰和实在的，由此而引申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显然，经济法从调整对象上是不具备独立性的，也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而所谓的经济法所具有的“弹性的”、“间接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的调整方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以“主体-行为-责任”模式来构建经济法理论体系
在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多种行为的调整系统中，经济法从实质上是平衡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社会公益法。而对于处于多重关系中的任一主体，其实施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不尽相同，同样受到多重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对于个人来说，其社会角色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约束从而构成了权利义务关系，而在经济法领域内，既有公法因素又有私法因素，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传统法律关系结构，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从而确立了以“主体-行为-责任”为模式的经济法构建理论体系。
三、结语
“主体-行为-责任”结构理论体系，从主体定位、资格确定，以及框架体系的设定上，综合多重关系来完成对实体法、程序法的定位，以凸显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法律责任的立法分工和协调。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精神病
精神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科室，精神科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部分病人不仅否认患病，且在失去正常理智的情况下突发冲击行为，可对医护人员造成很大的危害。本文对2008年1月—2009年7月在我院发生突发冲击行为的33例病人的资料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33例精神病病人为我院住院病人，均符合ccmd3的诊断标准。男21例，女12例；年龄16～47岁。文化程度：初中17例，高中或中专12例，大专及大专以上4例。婚姻状况：未婚9例，已婚16例，离婚8例。职业：农民5例，工人12例，专业技术人员9例，无业人员7例。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10例，情感性精神障碍15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4例，脑外伤性精神障碍3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1例。急性起病26例，慢性起病5例，不详2例。病程为7 d～27年，其中＜1年15例，1～3年10例，4～5年3例，6～10年2例，11～20年2例，＞20年1例。有既往冲击伤人史者25例，精神症状未缓解者9例，精神症状消除和好转者24例。冲击行为发生时自知力恢复和部分恢复者21例，无自知力者12例。冲击行为原因：8例病人受被害或关系妄想支配，认为对方要伤害自己，为保护自己而突发冲击伤人；5例病人否认有病，不愿治疗而被强制住院时，病人不满加上内心恐惧而出现冲击行为；11例病人受幻觉支配而突发冲击伤人、毁物行为；9例病人处于兴奋状态，受到极小的刺激就发生了冲击伤人行为。冲击行为方式：拳打脚踢、手抓口咬、掐拿。所用工具为床头柜、输液架等。冲击行为发生时间在6：00～8：00者9例，8：00～17：00者6例，17：00～21：00者18例，冲击伤人以晚饭后最多。冲击行为先兆：大部分冲击伤人者都有先兆表现，其中兴奋躁动28例，焦虑、坐立不安4例，无先兆者1例。
2 护理体会
本文资料表明，在冲击伤人、毁物病例中以男性居多（占63.6%），其原因可能与男性心理素质低于女性，工作、婚姻受挫，社会压力大于女性有关。疾病的初期是冲击行为的高危期（78.8%），大部分伤人、毁物行为出现在急性发病期。有伤人毁物史者发生冲击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占75.8%），说明有伤人毁物史的病人在很大程度上有再次发生冲击行为可能，且大都在无自知力的状况下发生（占94.0%），需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冲击行为多发生在晚餐后（54.7%），此时白班已下班，工作人员少看护困难，容易给病人可乘之机。多数有冲击行为的病人都有情绪和行为变化的先兆（97.1%），如兴奋躁动、焦虑、坐立不安等表现，说明病人的冲击行为是可以预见的,有助于我们提高防范意识。
2.1 原因分析
①受精神症状影响：病人在幻觉支配下，尤其是出现命令性幻听时，病人就会产生冲击行为，受妄想支配，特别是被害妄想, 病人认为某人要置自己于死地，为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对被怀疑对象实施攻击； 精神运动性兴奋病人, 情绪激动，极度兴奋，易产生冲动行为；癫痫与脑外伤性精神障碍病人易出现突然伤人行为。②防护意识不强：护理人员自我防护意识不强，安全意识淡薄，对新入院、带有暴力行为的病人警惕性低，没有进行必要的保护性约束，对病人的冲动进行干预时忽略自身安全，易造成意外伤害。③环境的因素：目前对精神病人的护理,采取的是封闭管理模式，不同类型的病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易产生不良情绪，发生冲击行为。同时，病房的安全设施不尽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还存在薄弱环节，危险因素未能及时清除，当病人发生冲动行为时，医护人员显得被动。④医护人员言语不当：在治疗与护理过程中，没及时掌握病人的心理动态，对不安心住院的病人未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护理措施不到位，对于兴奋躁动病人的态度不冷静，言语不得当可能激发病人的兴奋冲动行为。
2.2 防护措施
2.2.1 做好入院评估，实施预见性护理
全面评估病人情况是防范攻击行为的基础，内容包括既往史、发病诱因、精神症状、个性特征、自知力以及有无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全面掌握病人的病情及思想动态，了解病情变化的特点，对具有幻听、被害妄想、不协调性兴奋、自知力缺乏等高危症状的病人实施重点监护，观察幻觉妄想的内容及表现，对异常行为要劝说并及时阻止，对有明显攻击倾向的病人，遵医嘱给予保护性约束。严格安全检查：对探视及外出活动的病人严格检查危险物品，严防病人将破玻璃、碎铁等危险物品带入病房；晨、晚间护理时应注意收检危险物品；病房内的设施如有损坏应及时维修以杜绝隐患；每次组织病人理发，或将指甲刀、尤其是剃须刀交给病人使用时应有专人看管，避免病人用此类利器自伤或伤人；对持什物有伤人企图的病人，要大胆、镇静地采取有效的转移病人注意力的方法将什物取下，或选择病人最相信的人进行说服、诱导，切不可强行夺取，以防意外；在工作中凡遇有病人用危险物品伤人时，要从背后或侧面阻击病人行动，不可迎面阻拦。
2.2.2 尊重病人并取得病人的信任
对病人要守信用，不答应办不到的事，以免病人因受到欺骗而出现攻击行为。对病人态度应和蔼，尽量满足病人提出的合理要求，解决不了的要耐心解释，避免用生硬的语言刺激病人。当病人处于症状活跃期时，有的会出现冲动、攻击行为，此时护理人员不能畏缩，要机智大胆，灵活果断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巡视护理：加强责任心，严密巡视观察，善于捕捉病人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暗示信息，警惕可能发生意外的迹象，如紧张、恐惧、愤怒的面部表情，呼吸急促、双拳紧握、大踏步地走动、口出威胁性的言语，对此类表现不能掉以轻心。行为干预：行为干预要重视引导病人多参加集体活动和工娱疗活动，如下棋、打扑克、听音乐、打乒乓球、健身活动等，既能丰富住院生活，又能分散其注意力，消耗旺盛的精力，从而减少或避免暴力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财富效应；微观机制；约束条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12―04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尔后在各国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已被“神化”为一种具有“点石成金”魔力的炼金术(Schwarcz,1994)，它不仅对微观实体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宏观金融制度的布局带来了较大冲击，将成为不同于传统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第三种信用制度(李传全，2003)。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可分为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宏观效应是指证券化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相关实体产业的影响；微观效应则是指证券化对各微观参与主体(如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机构、投资者以及中介机构等)的影响。
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看，原始权益人(originator)是证券化的发起人，它实施证券化的动力是整个证券化交易与市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资产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是证券化的核心效应，是其他效应得以产生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关心的问题就可以演变为：资产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是什么?该效应得以发挥和实现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影响该机制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资产证券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清楚地认识并合理运用这种金融创新，尤其对我国业已展开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与机制
(一)证券化的财富效应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比如：Schwarcz(1990，2003)采用分析性方法指出证券化使不同类型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利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低成本融资，实现“净成本节约”，创造净收益，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价值，因此证券化并不是“零和”游戏。James A．Rosenthal和Juan M．Ocampo(199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通用汽车承兑公司(GMAC)的汽车贷款证券化与同类的传统债务融资工具的融资成本进行了比较，发现证券化能为GMAC每年节省1．3％的融资成本。Hugh Thomans(1999)则将实证分析的样本扩展到1991-1996年期间美国236起非政府担保的资产证券化交易，而且不仅定量分析了证券化交易对原始权益人的股东的财富效应，还定量分析了对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的财富效应，指出一笔证券化交易能为原始权益人的股东带来平均大约5％的超额回报，样本中的137起证券化交易为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带来了不显著的0．21％的财富增加。
(二)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
至于为什么证券化能使原始权益人获得财富效应，即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问题，多数研究文献认为，证券化的财富效应是通过成本节约和收益创造这两大渠道实现的。比如，Greenbaum和Thakor(1987)、Pavel和Phillis(1987)、Hess和Smith(1988)、Zweig(1988)和Schwarcz(1990,2003)等认为证券化为原始权益人提供了一种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资产组合以及为业务拓展提供融资支持的新手段，从而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财富；Donahoo和Shaffer(1991)认为证券化使银行等储蓄贷款机构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缓解了监管机构对准备金和资本要求的压力；Rosenthal和Ocampo(1988)认为资产证券化将被证券化的资产的信用风险与原始权益人相隔离，从而直接降低了融资成本；Finnerty(1988)、Bartlett(1989)和Bernstein(1993)认为资产证券化能将资产迅速转变为现金，提高了原始权益人的筹资能力，可以去拓展更多的能产生正净现值收益的项目和业务，从而增加公司未来的收益；Lockwood,Rutherford和Herrera(1994)认为从证券化融资所获得的现金可以用于偿还现有债务，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当期收益，从而使原始权益人的股东财富得以增长；Bryan(1988a,b)认为证券化促进了应收款发放、服务以及融资的分工，使原始权益人能更专注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应收款的发放和服务业务，而将应收款的其他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分工的深入创造了财富。国内研究证券化理论的著名学者张超英(2003)虽然并未直接分析证券化的财富效应，但用7种假说分析了证券化产生的动因，包括监督技术假说、管制税假说、担保假说、道德风险假说、市场原理假说、流动性假说和比较优势假说，并对银行参与证券化的动因给出了相关的数学模型，对资产证券化财富效应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视角。
总结起来，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包括以下方面：
1．成本节约机制
(1)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机制。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来看，真实出售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之间的破产隔离，降低了证券化产品投资者面临的原始权益人破产的风险；同时，从证券化的财务处理看，真实出售提供了一种新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处理工具，提高了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比率和产权比率，也降低了原始权益人本身的破产风险。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降低了向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支付的破产风险溢价水平，进而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实现了融资成本节约，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股东财富。
(2)信息不对称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机制。信息不对称理论已成为解释证券化效应的主流理论之一。从证券化的交易流程看，信息不对称主要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的整体资产和信用状况的信息严重不足，二是投资者对特定证券化资产的信息严重不足。信息的非对称性将导致投资者必须要索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行补偿。证券化交易采取了三种微观机制以降低这类风险溢价的增加。一是“信息剥离机制”，即原始权益人将证券化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将特定证券化资产的风险与原始权益人的整体风险相分离，投资者不再需要关注原始权益人的其他信息，只需要关注与该部分证券化资产相关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范围和数量；二是“信息增强机制”，即原始权益人采取信用证担保、超额抵押、持有次级档债券等方式对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增级，这相当于原始权益人向投资者补充提供了新
的、更强的信息，以降低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信息不对称的关注和担心程度；三是“信息替代机制”，即聘请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资产、交易和产品进行信用评级，这相当于用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声誉机制这种“更值得信赖”的、透明度更高的信息替代了证券化资产的不对称信息，使投资者甚至于在可以不关心任何具体细节信息而只要知道评级结果的信息获取情况下就可以做出投资决策。因此，在“信息剥离机制”、“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这三种微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从而降低了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融资成本的增加。
(3)资本市场融资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机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制是将证券化资产标准化为各种有价证券并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般认为，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普遍低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证券化丰富了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渠道。因此，仅从市场这个层面而言，与其他融资渠道相比，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就比其他融资渠道的要低。
(4)监管成本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省的机制。对于某些受到特别管制的原始权益人(如商业银行)来说，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实现还来源于监管成本降低导致的融资成本节省。对资本充足率等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要求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成本面临增加的压力。在资本充足率水平低于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类的原始权益人在传统上要么增加资本，要么压缩现有业务量，降低风险资产规模。前者将导致原始权益人新增融资成本，后者将直接导致业务收益下降(即资本的机会成本)，还将造成既有客户资源和市场的流失。证券化却为商业银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将风险资产的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优化了资产的风险结构，从而可以在不新增资本的情况下，将原来被风险资产“占用”的资本“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自由资本”。因此，证券化的采用不仅节省了新增资本融资的成本，而且不需要压缩现有业务量，也节省了资本的机会成本。
2．收益创造机制
(1)流动性改善导致收益创造的机制。与融资功能相比，证券化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改善原始权益人资产的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动性改善甚至是证券化最主要的功能。张超英(2002)认为“流动化是一个包含证券化的概念，证券化的重要目的是实现流动化，证券化是实现流动化的一种技术法则。”原始权益人通过真实出售并证券化的方式，将回收周期较长、流动性不高的资产在短时间内转换成了流动性较高的货币或证券类资产，从而可以利用收回的货币资金开展新的业务。从财务指标上看，实际上提高了应收款的周转率。如果原始权益人连续不断地进行证券化(如循环型证券化交易结构)，其流动性的改善效应会被不断放大，会出现类似于货币乘数效应的“流动性乘数”效应。流动性改善的直接效果是提高了单位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业务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致的规模经济和市场占用率的提高，或者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新业务，可以创造更多收益。此外，流动性改善还可以降低利率敏感型资产敞口的风险，这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2)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导致收益创造的机制。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国民财富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使每个人可以专注于特定的工作，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财富。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认为，企业和市场都能具有分工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当企业的交易成本高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内部的分工和资源配置功能就会被市场替代。从分工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首先，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使应收款的发放、持有、管理和回收工作分由原始权益人和资本市场投资者来承担，改变了原来由原始权益人一个主体来承担应收款的发放、持有、管理和回收的全部工作的局面，原始权益人可以更专注于应收款的发放、管理和回收。其次，虽然应收款的管理和回收工作在证券化后大都依然是由原始权益人承担，这一点似乎与证券化之前一样，但实际上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证券化之前原始权益人对应收款的管理和回收是其完整业务链条上的内部环节，市场无法对其进行单独定价并进行监督，其效率的高低基本取决于原始权益人的内部经营管理，难以观察和评估，容易导致效率低下；证券化之后，原始权益人对应收款进行管理和回收的职责是资本市场投资者赋予的，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的这一职责按市场原则进行单独定价并实施监督，原始权益人的内部职责被外部化和独立化了。市场定价和外部监督促进了应收款业务分工的深化，市场和企业(而不仅仅是企业)共同参与了与应收款业务开展相关的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因此，证券化实际上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而提升了效率，创造了新的财富。
三、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微观效应的约束条件
(一)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在原始权益人一方面通过证券化降低证券化产品投资者面临的破产风险而实现融资成本节约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却可能会增加原始权益人的无担保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ChaseW．Ashley(1993)和Paul M．Shupack(1994)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但Schwarcz(1990，2003)却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不考虑证券化所获资金再运用的情况下，证券化只是改变了原始权益人资产的类别构成，并没有减少资产总量，因此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即使证券化后原始权益人将所获资金进行再运用而使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增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可能造成的后果，本身与证券化无关。Schwarcz的这种观点将证券化效应静态化了，只是在证券化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去进行分析，而未考虑到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并未由于真实出售而被完全转移的事实，因此难免有失偏颇。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角度对这种机制的实际效果进行重新审视。
1．证券化交易结构与风险转移
从证券化交易结构看，通过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的确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之间的破产隔离，降低了证券化产品投资者面临的原始权益人破产的风险。但是，如果认为随着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与该资产相关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经济风险就随之转移给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话，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原始权益人可以将与证券化资产相关的全部风险都转移给投资者来承担(比如自己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持有次级档债券)，则投资者一定会要求一个与承担这些风险相当的风险溢价，从而使融资成本增加而不是节约。在实际的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为降低融资成本，原始权益人一般都要为证券化资产提供信用增级或持有承担第一损失的次级档债券。这就意味着证券化交易虽然采用了真实出售的机制，但绝大部分的经济风险并没有被有效转移给投资者，而是继续保留在原始权益人那里，即证券化交易实际上并没有使原
始权益人面临的经济风险发生太大变化。如同前面提到的“流动性乘数”效应一样，如果原始权益人连续不断地以这种方式进行证券化，则由此累积的风险也会产生乘数效应而不断放大。
2．动态视野下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
从静态角度看，Schwarcz的观点是成立的。但原始权益人实施证券化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实现资产类别的转换，而是融资后运用资金获得新的收益。因此，对证券化效应的评估和考查就不能割裂证券化融资所获资金的使用而单独进行。而且，实际证券化交易的统计资料显示，同一原始权益人往往多次或连续不断地实施证券化。所以，必须从动态视野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考虑以下四种证券化所获资金的使用情形。
如前所述，证券化交易并未使原始权益人的经济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因此，情形1－4中原始权益人的经济风险并没有降低，而是基本不变或增加；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规模在除了情形3中由于偿还债务而减少以外，其他三种情形并没有改变资产规模，但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除情形1外，却都是增加的。这是因为：情形2中由于投资于比证券化资产风险更高的其他资产，虽然资产规模没有变化，但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也增加了；情形3中由于偿还债务导致资产规模减少，从而使那些未被偿还的无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偿还保证减少，增加了其面临的风险；情形4中虽然资产规模不变，但由于不断进行证券化而导致原始权益人保留的经济风险被不断累积，进而增加了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对于一个正常经营的原始权益人来说，情形1一般不会发生或者不会持续存在。因此，证券化交易的确使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增加。
一般地，既然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增加了，他们就会在后续债权契约签署的时候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使原始权益人的财务成本增加，从而“冲抵”掉了证券化通过降低破产风险而实现的融资成本节约的好处。对此可以构建一个跨期动态博弈模型进行更完美的解释。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约束条件才能正确评估无担保债权人上述行为的实际影响：(1)处于稳定业务等因素的考虑，无担保债权人是否真的愿意与原始权益人进行动态博弈；(2)无担保债权契约的期限结构，过短的期限结构将使无担保债权人无法实施第二次博弈；(3)无担保债权人在博弈中改变风险溢价水平的能力；(4)无担保债权在原始权益人债务总额中的比重，如果该比重较小，即使风险溢价水平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财务成本也不会因此增加太大，“冲抵”效应也不会明显。以上条件构成了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因此，证券化交易中破产风险的降低是否会导致融资总成本的节约就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
(二)信息不对称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前文曾指出，通过“信息剥离机制”、“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这三种微观机制的共同作用，资本市场上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降低了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融资成本的增加。毋庸多言，证券化交易的独特结构和机制的确降低了融资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但其对融资成本节约的效果还是要受到以下约束条件的影响：(1)“信息增强机制”的成本。固然原始权益人采取信用证担保、超额抵押、持有次级档债券等方式可以对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增级，但这些方式要么增加了机会成本，要么使证券化资产的经济风险无法被全部转移给投资者而是成本增加；(2)“信息替代机制”的成本。当信用评级机构用本身的声誉机制这种“更值得信赖”的、透明度更高的信息替代了证券化资产的不对称信息的时候，原始权益人也必须为此向信用评级机构支付相应的成本。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声誉机制是否足以起到这种信息替代效应；(3)原始权益人证券化之前的整体信用水平。如果原始权益人证券化之前的整体信用水平越低，则采用“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将越高，这必然会“冲抵”由此带来的融资成本的节约。如果没有这种“冲抵”效应的约束，则从理论上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命题：整体信用水平最低(如濒临破产)的原始权益人(A1)具有最强烈的证券化动力，整体信用水平最高的原始权益人(A3)由于证券化不能带来融资成本的节省而最没有动力进行证券化，整体信用处于中等水平的原始权益人(A2)的证券化动力则介乎其中，因此，实施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在证券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Al最多，A2居中，A3最少。这显然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根据统计，A2和A3都比较多，A1最少。对此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但已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证券化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融资成本的变化并不是确定的，需要考虑到原始权益人整体信用水平的影响。
(三)资本市场融资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低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是资产证券化融资成本得以节约的关键因素。证券化市场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国家，其直接融资市场表现出较高的融资效率特征。而且，由于绝大部分的证券化产品都是债券，债券市场的成熟和高效率对证券化的融资成本节约来说就尤为重要。因此，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达程度是直接影响证券化能否实现融资成本节约的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和制度基础问题。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框架和制度基础建设来说是值得深思的。
(四)其他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R749.92、R69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6-00416-01
本文调查泌尿外科医师对慢性前列腺炎(Chronic Prostatitis，CP)患者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情况及医师医疗模式，评估采取措施规范医师诊治行为的必要性。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6年10月13－15日第13届中国泌尿外科学术会议(沈阳)的部分与会代表，全部为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共调查656人，收回问卷656份，有效问卷627份。被调查者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缺香港、澳门、台湾、、青海)，141个地区(县、市)的291所医院。年龄21－72岁，平均37岁。
1.2 方法 针对慢性前列腺炎争议较大的问题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医师对慢性前列腺炎病因的认识、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心身症状发生率及临床表现的认识及诊治行为等。
1.3 统计方法 χ2检验等。
2 结 果
2.1 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 40.8%医师认为精神因素为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是继非细菌感染（64.6％）及细菌感染（51.0％）之后慢性前列腺炎的第三位病因。
46.6%的医师认为精神因素为慢性前列腺炎的重要病因，25.2%认为为非重要病因，12.8%认为仅为慢性前列腺炎的伴随症状，10.5%不确定，4.9%认为基本无影响。
2.2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精神症状的发生率及临床表现分别有8.8%、48.5%、37.9%、4.7%的医师认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精神症的发生率为0%－25%、26%－50%、51%－75%及76%－100%。认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有焦虑症状、神经衰弱、抑郁症状、疑病症状、强迫症状、恐怖症状、癔症症状、自杀倾向的医师依次分别有458(73.6%)、395(63.5%)、334(53.7%)、257(41.3%) 、96(15.4%)、38(6.1%)、24(3.9%)、21(3.4%)。
2.3 诊治行为 常规行心理分析的医师有20.7%，常规行心理辅导的医师有60.7%。超过1/4(29.2%)的医师承认由于缺乏心理医师及精神科医师的参与，工作难以胜任。认为精神因素为病因的医师比不认为其为病因的医师更常行心理分析（30.6% /13.8%）和心理辅导(73.4% /52.9%)(χ2＝25.38－25.88，P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40.8%的泌尿外科医师认为精神因素在慢性前列腺炎发病中起重要作用，71.8%的医师认为精神因素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而非结果。但慢性前列腺炎与精神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它们间的因果关系仍无定论［1］。
已有研究表明［2］焦虑和抑郁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具有普遍性，与本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中48.5%的医师认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心身症状阳性率在26%-50%，少于已有研究［2］的检出率（84.3%）。可能低估了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精神症状的发生率。
本研究表明心理辅导在慢性前列腺炎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受到泌尿外科医师的重视，60.7%的医师在治疗过程中行心理辅导，仅有20.7%的医师行心理分析。但泌尿外科医师对精神药物在伴有心身症状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应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精神症状为慢性前列腺炎病因的医师更趋向于心理分析和心理辅导。这种认知、诊断及治疗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求泌尿外科医师对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各方面有系统的认识。但泌尿外科医师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精神症状的认知及诊治行为仍充满困惑，医师的诊治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本研究属于医师的自述性报告，其结果可能与被调查者的实际情况有差别［3］。此外，样本不是随机取样，代表性可能不够。
致谢：本次调查承南京美瑞制药有限公司任阳、杨军、林志超、文静协助完成，特此致谢！
关键词：经济危机；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4-0123-01
进入20世纪之前，各国的会计准则都没有形成政策性文件性的正式规则。20世纪之初，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业务复杂化，会计行业感到了会计规范化的必要性，人们开始产生使用统一会计规范的需求。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发表《统一会计》，这是现代会计第一份权威性的指南，拉开了人类通过会计政策性规范对会计行为进行管制的序幕。
1 美国经济危机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股票大跌，一月之内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化为乌有，工厂倒闭、农产品滞销、流通手段被冻结，到处一片残骸。
全球经济专家从各个角度分析这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最后，无序的会计规章被认定为市场崩溃的罪魁祸首。纽约证交所最先提出，要求在经济危机过后尽快恢复证券市场的公允性，并及时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于是美国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这一机构的成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尽快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
2 亚洲金融危机
上世纪末，亚洲发生席卷大部分国家的金融风暴。这次经济危机最初引发于东南亚：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宣布随机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随后，马来西亚放弃了对林吉特保卫的努力，就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贬值对饿冲击。当年年底，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也引发了全国金融风暴。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迅速演变为全亚洲的经济危机。
同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袭来，会计界便总结危机中凸显出来的会计准则的缺陷并作出相应反应：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区域内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倒是被隐瞒的信息无法及时公开、披露不明确的信息被报表使用者误解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些都严重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也使得财务报告的应有作用大打折扣；二是审计准则不规范审计质量较差，导致不合规报表频繁出现而且常人无法判断其真假对错。同时，也提出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预警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了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透明度的意见。
3 透过全球经济危机理性分析会计规范发展方向
3.1 理性分析会计准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等的判断和决策往往取决于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但是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的这些判断和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可见严格的会计准则和公允的会计信息与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会计准则不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但结合经济发展的现状逐步去完善会计准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事实上，理论界无法编制全无偏完全公允的会计准则，但是理性分析会计准则与经济危机、会计准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规范意识和预警意识，是完全可以延缓危机避免损失的。
3.2 透过经济危机及时总结会计准则的缺陷
每一个时代制定的会计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符合当时的经济现状，而经济危机过后，人们会从危机残局中重新认识现有会计准则的缺陷和局限。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历史成本的缺陷，于是提出公允价值概念，认为公允价值能更真实更迅速地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而在新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又暴露无疑，金融机构的损益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条件下，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预期；在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时，核算主体的资产价值往往会被低估，报表会显示亏损。可见，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受经济环境影响过大，这便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误导，使他们或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这也意味着公允价值属性反映出来的价值也只是相对公允。
3.3 提高认识，严格构建科学完善的会计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客观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但是在经济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很可能要屈从于政治需要而偏离实际制定准则。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会计框架，并作为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依据，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更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
认清经济形势，客观看待经济危机，逐步完善科学的会计准则构建体系，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这样才会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公信性，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危机
早在2008年就爆发过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一些国际合资企业，纷纷倒闭。截止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基本上进入了经济恢复期。虽然各个国家为了预防经济危机都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的既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黄金期，中国经济近几年来出现的疑似滞涨状况，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也受到重创，特别是一些沿海发达城市，许多中外合资企业纷纷倒闭，不计其数的人失业下岗，中国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考验。但是与危机并存的是机遇，经济危机在给我国经济带来创伤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根据我们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来看，目前我们国家的机遇也有不少，首先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深度调整满足了我们国家扩大内需的需求，然后是在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增加了我国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步伐，其次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城乡就业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我们国家培养出了更多有能力、有技术的人才，最后就是金融危机调整了全球经济局势，我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
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国盛行。比如说欧洲的有条件贸易和美国的“只许买国货”条款，使我们意识到，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世界贸易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各国不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所谓的大国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已经违背了基本的经济道德原则。
近几年来，经济危机不断，范围和程度都不相同，但每次都会对我国造成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以美元为国际货币为基础的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和次贷危机后美国不负责任的将债责转嫁他国而造成其席卷全球。通过这次危机后，很多国家纷纷呼吁，取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身份，甚至有些国家提议用人民币，虽然并没有冲击到美元国际货币的身份，但其实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受到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正在提高。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1.改变外汇储备策略
截止到2013年年底，我国已经拥有超过3.8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数字似乎看起来很诱人，但是却无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虽然我们国家生产的产品远销海外，但是却无法转换成物质储备，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将大量的资金买了美国的国债。虽然我们拥有了最多的存款，却过着最贫苦的生活。而且随着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在逐渐下降，外汇储备的风险也正在增加。近年来，人民币的汇率一直上升，中国的外汇资产贬值不可避免，一些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资产很可能全军覆没。与其这样把资金借给美国去发展他们的国家，倒不如降低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内的建设中来，建设中国的城市，发展中国的经济。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控制国家的资金流出速度，以保证有更多的资金能够在国内流动，这样即使危机来临，我们也可以应对自如，减缓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2.改变内部产业结构
首先危机所带来的国际购买力直接创伤了我国的出口贸易，我国也应该对出口的模式进行调整。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是保持着高投入、高产出、高顺差的出口贸易。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建国不久，人民一直都处于一种勤俭节约、资本积累的阶段，消费能力不足。再加上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丰富而廉价，所以产品成本低、价格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具有竞争力。但其实我们国家的低成本、低价格都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基础上的，所以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大城市整日都被雾霾所笼罩，雾霾的形成就是由于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气排放物（比如说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粉尘颗粒等等）过多而形成的，严重威胁着国家人民的健康。
其实我们是在牺牲自己国家的环境和人民的健康，换来国外人民便捷的生活，我们必须停止这种自残行为。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种现状，就必须要改变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低成本、高消耗、高污染转化成低消耗、低污染的新经济。而且高出口的风险也非常大，很容易受到外界经济的干扰，我们国家有13亿的居民，所以只要拉动内需，产品的销量不是问题，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只要做好国内市场的开发，国家的经济就可以平稳有序的发展。况且，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而金融危机正是推动着一切的幕后力量。
三、结论
经济危机在给我国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虽然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但是相对而言，带来更多的还是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暴露出了一些我们国家的弊端和不合理政策，比如说外汇储备策略需要改进，国家的产业结构布局需要调整等等，为我们国家更加完善提供了依据。只要我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相信在下次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能够应对自如。
参考文献
[1]王文龙.新经济困局、新失业问题与新对策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1）
[2]王曦，陆荣，蔡荣鑫.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走势与对策，学术研究，2009（7）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波动。每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时，主要经济体都规律性地表现为增长率断崖式下滑3-4个百分点，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通货紧缩，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企业潮涌式破产、兼并，失业增加；而中国的情况却往往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同：危机的表现常常滞后几年，当别的国家增长下滑、企业破产等情况出现时，中国经济增长似乎一枝独秀，逆势而动。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反周期措施――在危机到来时既能强力刺激投资又能刺激消费。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强刺激
中国政府实行强刺激措施主要是基于中国国情。由于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多，造成就业压力大，社会稳定压力大；政府的强刺激措施是为了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为了保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强刺激能够使经济危机的表现在短期内不出现或不明显，这说明政府的措施在短期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危机的表现滞后几年出现，又说明过度反周期是逆势而为或违背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的，最终是无效的。危机的表现只是延后而已，不可能消失或避免。
如果只是滞后几年，那也只是无效而已，实际上不只是无效，而是有负效应。强刺激获得了短期增长率不下滑，却常常意味着要付出巨大代价，同时危机的损失或不良作用无法避免。
强刺激会产生负效应
第一，保护落后，使得落后产能、企业、产品不能被及时淘汰，甚至被复制和扩大。实际上这是拒绝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扭曲了资源配置。
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人类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内生的（当然，也有重大自然灾害这种外生冲击导致的危机，但是自然灾害在当今世界很难导致全球性深刻危机），是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不可能阻止其发生。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发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强烈信号。危机发生的机制实质上是淘汰落后、促进结构优化和创新的机制。
第二，在保护落后产能、企业的同时，也保护了落后的劳动技能。即人为地保护就业，也会让一些劳动者失去更新或提升劳动技能的机会。从长远看，这不利于劳动者就业和增加收入，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前者是对“物”的落后的保护，后者是对“人”的落后的保护。对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的保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应当权衡利弊和科学保护。当危机到来时，是“保就业”还是“救济失业”？对于政府而言，不同的选择体现出对政府救济的认识不同，对利弊分析的准确度和时间安排不同。更科学更合算的做法应该是以“救济失业为主”，也可以结构性保就业――通过科学的产业政策支持朝阳产业发展，使得这些产业能够吸收就业，即以“保就业为辅”。为什么要以“救济失业为主”，以“保就业为辅”？因为新产业的发展和劳动者新技能的形成，不经过淘汰机制和失业痛苦，是难以催生的。尤其是劳动者，不经历失业常常不会努力学习、提高自己适应新就业岗位的能力，这是由人的习惯和惰性决定的。政府在救济失业、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同时，也需要支持和资助劳动者培训。这是通常的、有效的做法。但是，中国政府却常常以“保就业为主”。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业可能会导致社会稳定方面的压力。
事实上，根据中国国情，老百姓有高储蓄率和高储蓄量，多数居民经过住房制度改革后，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中国城乡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都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两大有利因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储蓄，储蓄实际使用时间（如购买、结婚、养老之用等）一般与经济危机导致的劳动者失业时间不一致，那么，在失业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动用储蓄保障其基本生活；居民有自己的房子，即使失业，也不会因为不能支付房租而被房东赶出，从而流离失所。也就是说，高储蓄率和高储蓄量这两个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测算）减轻失业者的生活压力。或者说，失业者因为有存款，有房子住，从而有较大的自我保障能力。这就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失业救济压力；另一方面，减轻了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压力。两种压力的减轻，就为利用危机的优胜劣汰机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可见，中国对自己应对经济危机时客观存在的有利因素认识不够、利用不够，从而夸大了失业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经济结构的机会。所以，从表面上看，“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方式或实际操作符合中国国情，但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国情不准确、不深刻的认识。
第三，保护了落后的体制和机制。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改革本身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手段。体制改革难度不小、成本也不小，在常态下往往难以推进。而且，由于体制的一些弊端在经济繁荣时期往往会被掩盖起来，不被重视，在经济下滑时会凸显出来。因此，在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压力时，改革的决心会更大，也不得不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经济危机实际上对体制变革形成倒逼机制。经济危机不仅具有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产品、劳动技能的作用，也形成了淘汰落后体制、机制的动力或压力。可是，过度刺激而保增长，就往往保护了落后的体制和机制。
在现实中，中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保增长措施往往是：通过财政手段或间接财政手段（如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增加投资，以货币政策工具刺激投资。支持或保护的重点往往都是国有经济部门。国有或国控股企业往往不能破产，他们会受到一些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却往往在危机中被淘汰，而多数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而经营效率相对低下。另外，在危机时，为了保增长，往往会采取非常态的管理办法，在投资决策和审批环节，可行性分析往往被弱化，这就会放大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危机时期的过度保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延续了落后体制和机制，从而放大了其弊端。
根据企业人才结构调查，我们按照人才能级结构，将企业中的人才结构扩散以圆环形状呈现，处于最中心圆环的是企业的核心人才，一般是指具有特殊技能和专长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这类人员是企业价值创造的真正动力，是企业效益和利润的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这些人员；处于次环中的人才是指企业中的具有一定替代性人才，这类人才具有一定的技能，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提供服务和支持，通常是作为企业后勤部门职员或者一般行政管理人员（文秘等）；处于最外环的是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替代性较强的人员，往往自身所具有的技能和专长具有普遍性，在企业中处于一线生产岗位的生产工人或销售前沿的销售人员。从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来看，前两个类型的人才往往和企业签订的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甚至是无固定期限合同，而最后一类人员和企业的雇佣关系一般是临时的或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尽管是固定的，但年限通常较短，一般是一年，并且企业考虑到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也不愿再与其续签。（图1）
从企业人才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危机中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制定的原则不仅是控制和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还要保证企业核心人才的储备，对企业未来2～3年的人才规划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措施的制定提出建议：
一、针对企业人才结构外环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由于处于该环的企业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通常是供大于求的状况，并且由于自身技能、知识和综合素质的普遍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一线的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薪酬往往体现在企业的非固定成本中，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经济危机时期，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急剧缩减，企业对该类员工的需求大大减少，如果仍然维持原有一线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规模，势必会增加企业的非固定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在制定应急措施时需要考虑：在危机周期中，对劳动合同期已满的该类员工不再续签，或者即使未满劳动合同期，当企业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改变时，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可以协商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减轻企业的压力；从招聘的角度讲，企业在经济危机时期应该停止招聘此类员工，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一线员工，以满足市场当前的需求，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针对企业人才结构次环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该类员工在企业中一般是作为辅助和支持的角色，其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通常很难用量或质来衡量，比如企业的后勤人员、一般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原因在于，尽管该类人才在劳动力市场属于饱和状态，但由于企业在招聘此类人才的时候通常需要进行岗前培训，他们在企业中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如果企业解聘他们，再重新招聘这类人员的时候，需要再花费一定的招聘和培训成本；他们的薪酬往往体现在企业的管理成本之中，和厂房设备一样属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是企业在日常经营和运作中必须要花费的。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停止对该类员工的招聘，与此同时保持该类员工的现有数量，但为了控制企业的成本，可以在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下，向员工晓之以情，动之于理，说明企业的窘境，希望他们与企业共存亡，在薪酬制定方面，适当减薪和降低福利待遇，由于经济萧条，就业形势严峻，此类员工考虑到自身劳动市场的饱和性，往往会与企业妥协，通过降薪，避免自己失业；经过双方协议，通过减薪，可以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维持企业的发展活力。
三、针对企业人才结构中心层中的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该类员工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保持和发展的原动力，他们的存在为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往往他们通过自身稀缺的人力资本能够为企业创造独特的价值，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类员工的价值载体是他们无限的创造力，但创造力如果不加以定期的维护和巩固，就会逐渐消逝。因此，尽管是处于经济危机时期，企业也不能仅仅为了降低成本，而忽略了对核心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彼得圣吉提出，“人类群体危机最根本的症结所在，由于我们片面和局部的思考方式及由此所产生的行动，造成了目前切割而破碎的世界，为此需要突破线形思考的方式，排出个人及群体的学习障碍，重新就管理的价值观念、管理的方式方法进行革新”，因此系统论要求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必须具备系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不仅要积极应付经济危机的困难，平稳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要考虑企业在经济复苏后的发展问题，所以要求企业对企业核心人才的保留、发展、储备有一个系统认识。由于企业在针对前两类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中，能为企业降低一定量的成本，因此企业可以按比例从中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对核心人才的发展基金，其措施具体表现在：对核心人才进行招聘和补充，做好一定的人才储备，增强企业日后竞争的稀缺性；不断为现有的核心人才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比如脱产培训――送到国内或国外著名学府进行深造，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保持创造力，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同时保证核心人才薪酬和福利待遇，增强他们的组织承诺。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