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07:50
导语：在农业的发展阶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分工；农业增长方式；驱动力量；阶段特征；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突飞猛进，书写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神话；与此同时，农业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但是，中国农业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还是属于“投入型增长”，高速的农业增长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获得②。21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供求状况、成本价格、国际竞争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外贸贡献时代在2004年已经基本结束，农业发展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万宝瑞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宏观探讨，指出要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这两个根本，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③。此外，科技进步和制度因素作为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业政策的总结，探讨了现阶段的城乡统筹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资本要素向农业配置⑤。除了上述规范研究外，王玉梅等还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尝试着进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⑥。而在国际比较方面，张宇萍等介绍了国外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演进，并阐述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经验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探讨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性、衡量指标、影响因素、对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转变”谈“转变”的陷阱之中，而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及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此外，我们常说的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一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用来夸张地表述农民收入增加，而非农业增长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研究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出现“失语”和“有心无力”。
*本文系2011年度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104）的阶段性成果。
要讨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农业增长的动力所在。过去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如的实施⑨、农业技术进步⑩、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带来农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隐性农业革命{11} 等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增长。然而，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还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将是当前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经营活动的合理分工，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它农业经营活动，例如农业生产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等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的个人或组织来统一经营与服务，则中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便以制针业的发展来阐明分工的意义，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种好处：（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15}。杨小凯在其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也是开篇就着重论述分工的意义，他通过中国农民盖房与美国农民盖房的效率比较，来说明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7}；实施以来，农户家庭生产的优越性也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让家庭生产解体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偿失的；而在农业经营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分工则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为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二、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一个微观案例
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
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
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
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
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
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
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
的局面。
关键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经济发展阶段；模糊评判；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8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3
长期以来，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这使得陕西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未获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模式未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作出相应调整，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西安咸阳等城市区域，这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甚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在当今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理所当然，政府就成为了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但是，在政府掌握财政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采用“一刀切”模式，供给没有针对性，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选择[1]。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作出合理选择。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看，受农村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及效益外溢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2-4]，其原因在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5]，并且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无法收费，也就是说无法控制和克服“搭便车”行为和现象的发生[6-7]。虽然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搭便车”现象的时常发生，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供给全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供给所有的公共物品，则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以及生产效率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8]。由此可见，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端，当然私有化供给也不例外，Krauze[9]认为，只有公共物品供给私有化才可以彻底解决低效率、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低等问题，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10]。Tullock[11]研究表明，政府难以将某些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内在化，而私人生产却可以很好地将其外部性内部化，并能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该如何选择呢？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实力等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人（市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探索多种供给模式的互相结合，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鉴于此，本文在阐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判断。
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型、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型、私人供给型三种类型，那么陕西农村公共物品该以何种模式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呢？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实现涉及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因素。一般而言，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涉及到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横向主要是指区域之间，即城乡之间与各地区之间等；
纵向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将会给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物品的意愿的变化及其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强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机遇。因此，陕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选择问题同样要考虑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及其陕西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匹配问题。
1.1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优化
建国后，陕西就开始实行城乡有别的发展战略，即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陕西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沿用了这种城市偏向型的供给体制，而这种体制导致了有限公共物品资源的配置偏离了社会公共物品最优生产和消费原理。这种情况本文在此用图1的原理来进行解释说明。
图1给出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图1（a）中，现阶段农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A1和A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城市偏向型发展战略，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过低以至于农村居民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产资源来生产满足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居民的生产资源即定，这使得农民对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A点上，这就迫使农民的无差异曲线向内部移动，使得农民的消费效用降低，农民本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很少甚至可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很明显，A点不是农民的最佳效用点。由图1（b）可知，城市居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B1和B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陕西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使得农村居民相对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明显偏低，城市居民本该支付的公共物品资源进入到私人物品的消费过程中，结果就是城市居民享受和消费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增加，城市居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B点上，这就造成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部移动，显然，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增加。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的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非均衡现象，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于公共资源特别是地处西北经济不发达的陕西的公共财政资源是极其稀缺的，因此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农村与城市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人均拥有量的绝对相等，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最优途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复杂、艰巨而系统的工程，从陕西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单靠农民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在遵循“帕累托最
优”原则与确保不降低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
制，就是要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对此可以通过图2来加以解释说明。
由图2（a）和图2（b）可知，在初始阶段，农村与城市私人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P和D，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A1和B1，农村与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分别为E点与B点，很显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
B1-A1。假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私人物品消费效用不降低的前提下，如果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策略，并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此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将会提高到较高的水平A2，农民的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农村居民的效用曲线将会上移至U1，最佳效用点也相应地变为E1点；同时，城市居民私人物品的消费水平将会由D增加到D1，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相应地也由B点变为C1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提高。
1.2 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关系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要慎重考虑某一时段内城乡之间的均衡问题，更要慎重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可能的供给差异，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认为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在不断的变化和转移，并且每一次重点的变化和转移都会使公共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不同阶段公共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的情况是，基础投资（起飞阶段）市场失灵之干预（中期发展阶段）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上升（马斯格雷夫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传统的、为起飞准备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和大量消费时代）简化为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起飞、中期发展和成熟阶段）。同时，马斯格雷夫马斯格雷夫的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的特点是公共支出增长，原因是通过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来解释的）。从经济不同发展水平（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公共物品供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类别、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一，各级政府的财力水平是由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是根据各级政府现有的财政状况决定的；第二，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类型的优先顺序作出判定，因为当前陕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财政状况要好于陕南和陕北地区，因此，关中地区的农民不会再仅仅满足于与基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物品，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诸如精神文化追求、政治参与等，而陕南地区和陕北的贫困地区则对基本生产性公共物品具有较高的需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应地，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和经济技术条件快速更新变化的当今时代，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会逐渐地发生变化，即由政府供给模式逐渐向私人（市场）供给模式转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原本的纯公共物品将会逐渐转化为准公共物品。我们假定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公共性将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准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动态变化过程会促使其供给模式发生相应地变化，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部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将会逐渐弱化，致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私人（市场）则会不断涌现到公共物品的供给行列中来，弥补政府无力供给的部分公共物品，即私人（市场）供给比重增加。
2 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置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主要是借鉴与沿用了刘革委，卢凤君[12]和徐丹丹，杨静和孟萧[13]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尽管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研究已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达成共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展示，经济发展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为水平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生产结构的变化，因此，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包括水平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划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水平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第二大类是结构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动。水平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结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指标四类7个指标，（1）产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GDP）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工业GDP）占GDP的比重；（2）就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3）城乡结构指标主要有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相应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拉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地逐渐降低；但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会出现反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再次缩小，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将会再次升高）和城市人口（非农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4）消费结构指标主要有恩格尔系数。以上所选取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收集了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3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对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
为了更加明确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首先根据其工业化发展进程将陕西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定义为Y，即
Y={y1,y2,y3,y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及稳定阶段。
同时，将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聚合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集，即
F={f1,f2,f3,f4,f5,f6,f7,f8,f9}
其中，f1代表陕西人均GDP，f2代表陕西GDP年均增长率，f3和f4分别代表农业和工业GDP比重，f5和f6分别代表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f7代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f8代表城市人口比重，f9代表恩格尔系数。
对9个评判因素的权重的确定主要是参考刘革委，卢凤君[12]研究中通过专家打分所确定的评判因素权重集，即
ω={0.15,0.15,0.125,0.125,0.09,0.06,0.15,0075,0.075}
在对陕西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评判因素集之后，本文依据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更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征，可以以若干年为一时段（比如5年、10年），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计算9项指标的隶属度，并运用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0个频率矩阵，以此计算综合评判矩阵，并可以据此来评判陕西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3.1 基本评判指标数据
本文根据历年《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求出9项指标数据，见表1。
3.2 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表2给出了1990-2008年9项指标的隶属度计算结果。
根据表2可知，9个指标的隶属度数值范围为（0.1-0.9），因此，本文在此根据国际划分标准和刘革委，卢凤君[12]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变动情况，根据隶属度的大小，评判出陕西农村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为：如果0.1＜f≤0.2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初始阶段；如果0.25＜f≤0.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0.5＜f≤0.7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成熟阶段；如果0.75＜f＜0.9，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稳定阶段。
3．3 计算频率矩阵
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并运用上述计算得到的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990-1999、1991-2000、1992-2001、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1999-2008共10个频率矩阵。由于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此并未列出10个频率矩阵的具体数值。
3.4 计算综合评判矩阵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
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权重集与上述计算得到频率矩阵的乘积，据此计算可以得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判矩阵，见表3。
3.5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结果的分析
由表3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
综合评判矩阵可知，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除1992-2001年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出现增长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1990-1999年期间的0396迅速下降到1999-2008年期间的0165，下降了0231，平均下降速度为927%，可见下降速度之快，这表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迅速的转变到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即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中期发展阶段；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1992-2001年期间和1999-2008年期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由1990-1999年期间的024增加到1998-2007年期间的0315，而后在1999-2008年期间出现了稍微的下降，下
降到0308，陕西农村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隶属度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隶属度较平稳，基本展现出增加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1990-1999年期间到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都在0255-0278之间浮动，隶属度从1990-1999年期间的0265增加到1999-2007年期间的0273，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有所减弱，但变化不明显；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阶段，各时段的隶属度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由1990-1999年期间的01增加到1999-2008年期间的0273，平均增长速度为1181%。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
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根据陕西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状况，农村经济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处于我国行政区划的底层，农村地区的边缘性和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分散没有规模效应，且总体质量不高，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低，加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础性，这些不利因素就决定了陕西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陕西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农民目前需求较多且需求强度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然而这些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又具有较强外溢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受益人群相对也较为宽广，但成本收益率却较低，所以，就目前陕西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实际而言，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
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作出抉择，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政府供给主要作为引导，诱导私人（市场）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不断缩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差异；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应主要以政府供给为主，私人（市场）供给只作为些许的补充，不易成为供给的主要力量，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私人由于受其财力水平的限制，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如果这时期采取私人（市场）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弱化等诸多严重的后果。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此，目前，陕西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突出农村公共物品的重点投资领域，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使政府将有限的财力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倾斜，努力改变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滞后的面貌，逐渐缩小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差距，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均衡有效供给，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与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双提升。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要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整体把握，突出重点投资领域，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从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陕西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均从宏观方面统筹安排，而很少涉及地区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的需求意愿，供给缺乏针对性，相应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同样也缺乏针对性，并没有对其作出选择。基于这种状况，陕西各级地方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时，应在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意愿，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彻底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1]。
（3）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会有所差异。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相应地，农民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如果由农民来负担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势必会加重农民负担、弱化农村经济发展能力。而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情况就是，部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由农民自己提供、农民承担供给成本，也即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例如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医疗等，如果不尽快转变这种不利局面，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受阻、“三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无法实现，因此，目前应尽力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不利局面，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朱玉春，唐娟莉.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农户的调查［J］. 公共管理学报，2010,7(3):31-38. ［Zhu Yuchun, Tang Juanli. Analysis on Rural Public Services’Satisfa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Based on Survey of 1478 Households in Northwest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7(3):31-38.］
［2］李华.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财政制度创新［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5-46, 67-80, 141-168. ［Li Hua.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and Fiscal System Innovation in China［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05: 25-46, 67-80, 141-168.］
［3］方辉振. 农村公共品供给：市场失灵与政府责任［J］. 理论视野，2007，(8):52-54. ［Fang Zhenghui,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J］. Theoretical Horizon, 2007，(8):52-54.］
［4］斯蒂格利茨. 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Stiglitz J E. Economics of Public Departments(Third Edition)［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方福前. 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1-47, 98-106, 173-310. ［Fang Fuqian. Public Choice Theory:Political Econom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47, 98-106, 173-310.］
［6］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2-33, 72-73, 92-94. ［Lu Xianxiang. Wester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vised Edition)［M］.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2003: 32-33, 72-73, 92-94.］
［7］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36(9).
［8］邢建国. 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其治理［J］. 学术月刊，2007,(8):74-77. ［Xing Jianguo. Studie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Management［J］. Academic Monthly, 2007,(8):74-77.］
［9］Krauze A. Let the Public Sector Go Free［J］. New Statesman, 2000,129:5.
［10］Shleifer A. 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12):133-150.
［11］Tullock G.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rough Privatization［J］. Kyklos, 1996,49:221-224.
［12］刘革委，卢凤君. 经济发展阶段的模糊评判方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7,2(6):1-5. ［Liu Gewei, Lu Fengjun. Fuzzy Overall Appraisal Method for Study on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997,2(6):1-5.］
［13］徐丹丹，杨静，孟萧. 北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J］. 农业经济问题，2009,(6):81-85. ［Xu Dandan, Yang Jing, Meng Xiao. Empirical Analysis of Supply Mode Sele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Beijing:Based on Apprais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9,(6):81-85.］
Analysis on Sele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Mode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Shaanxi
ZHU Yuchun TANG Juanli ZHENG Yingning HUO Xuex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关键词:工业化;货物运输需求;需求特征;运输需求数量;运输需求质量
运输需求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任何有关运输方面的战略研究都是以对运输需求的分析与预测为起点的。然而,无论是运输需求理论问题研究还是运输需求数量预测,尽管客观上存在着工业化进程对货物运输需求的影响问题,但除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外,很少有人系统探究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于货物运输业发展内在的联动关系。实际上,工业化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货物运输需求流动实体——“货物”的品类和数量不同,“空间位移”要求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的特点和内容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其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对工业化起步较晚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的“十二五”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对交通运输系统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运输需求是运输供给的依据,只有明确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特征才能提供有效的运输供给。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化规律的探求,来揭示未来我国货物运输的需求趋势,以期为政府运输发展政策制定及货物运输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从而解决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做好交通运输“三个服务”,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及其与货物运输需求的内在关联
工业化泛指一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工业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农业为主体转化为以工业为主体,并向第三产业过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第一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不断上升。
关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和划分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优点和局限性。例如:钱纳里等的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划分,将工业化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即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库兹涅茨等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包括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工业化阶段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联合国基于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比重的划分,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化、正在工业化、半工业化、工业化等4类。由于依据的理论和标准不同,结论往往不尽一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套综合评价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据此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并确定了不同阶段的标志。见表1。
这种划分方法较为科学,基于这种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工业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客观存在着的变化轨迹。由表1可见,工业化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历经“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后到“三、二、一”的转变,其间生产力地区布局也会发生一定变化。
工业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货物运输需求是一种派生性需求,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货物空间位移方面的需要。按照运输经济学理论,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3个:其一,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其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动,特别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其三,生产力地区布局。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物运输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直接影响货物运输需求结构。在整个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都处于变化之中,这使得货物运输需求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二、工业化不同阶段的货运需求特征
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之中,大多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后期;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工业化前期,少数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实践表明,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不同。见表2。
(一)前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各国经济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从原始部落到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和后来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一直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由于游牧业和农业的商品率很低,小手工业原材料多数在当地解决,货物运输需求较少。货物种类除去官僚机构、军队和城市人口所需粮食以及修建工程和其他方面耗用的物资外,很长时间内主要是商业贩运的盐、布匹、茶叶、皮毛、瓷器、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以及香料之类的货物。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织、炼铁等行业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棉花、木材、生铁等原料、燃料及其产品的运输需求量有所增加。总体来讲,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需求量较小,运输频率低,对运输服务质量要求不高,运输可靠性较差。
(二)工业化实现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时期。每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亦不同。
工业化初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50年代)以纺织、冶金原材料工业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18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工作机和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业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轻纺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783年,英国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达到35.4%。在纺织产业前向联系的带动下,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冶金业、采掘业、早期制造业等产业迅速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工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矿石、钢铁产品等大宗、远途、低值、散装货物运输的需求急剧增加。
工业化中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50年代)是以机械加工及化学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重化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以英国为例,1783-1924年,按净产值计算,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由35.4%下降到10.8%;钢铁及机器制造业比重由6.5%上升到12.5%;化学工业的比重由1881年的0.7%上升到1924年的1.1%。货物中石油、天然气、化工原料、多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比重开始上升,水泥等建筑材料大为增加。货物运输除要求继续扩大运输能力,对运输速度和其他运输质量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运输需求开始多样化,对管道、油轮、罐车、棚车等运输需求量增加,要求发展多种运输方式和工具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运输需求。
工业化后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以高度加工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产品的加工程度进一步深化,工业品价值普遍很高,技术资本含量大,物质含量相对比较低。汽车、飞机、精密仪器、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比初级产品大为提高,经济增长对原料的依赖减少。发达国家的煤炭工业以及石油天然气采掘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由1955年的2.7%和3.3%下降到1974年的0.8%和1.7%,1955-1974年煤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9%,出现了负增长。这一时期,大宗散装货物运输需求增长速度减缓,加之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运输需求数量较小,运输量的增加不再是主要方面,对方便、及时、可靠、节约等质量方面的要求更为突出,小批量、特种车、专用车的运输需求增加。
(三)后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转向更多的依赖深度加工、技术和信息。这些变化致使货物运输需求数量基本停止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连续下降的现象,但对运输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货物运输融为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物品生产方式灵活多变且批量较小,企业追求“零库存”和生产体系全球化,对小批量、集装化运输、特种货物运输和门到门一票到底的国际国内多式联运需求增加,运输速度和频率加快,要求运输服务更加及时、方便、可靠。
综上,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不同,尤以工业化初期增长速度最快,工业化中期次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增长速度最慢甚至基本停止增长。对运输服务质量一直追求更高,需求层次越来越高。
三、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2005年开始我国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进入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及工业化发展规律,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将由传统的以纺织、轻工为主的轻工业向汽车、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升级。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发展环境相差很大,尤其是资源及环境约束加强,对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应的,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既具有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又有所区别,突出表现在货物运输需求数量、类型及质量3个方面。
(一)运输需求数量
尽管我国整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8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1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甚至前工业化阶段。整体完成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长时间。重化工业发展需要强大的运输支撑,是货物运输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按产业结构划分,我国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分配到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4%、71.2%、23.4%,第二产业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最大。“十五”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稳步递增。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通道”的“爬坡”阶段,即“黄金发展阶段”。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必将带来重化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原材料等长途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旺盛。此外,经济全球化、产品品牌化使得产品流通范围扩大,产成品运输、外贸运输等远距离运输需求旺盛,货物平均运输距离增大,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长较快。见图1。
图1显示了近几年我国货物运输量的增长情况。相比货物运输周转量的高速增长,货运量增长速度趋缓。这是因为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走的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电子、医药、仪器仪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成品类物资运输需求增长更快,在总运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总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具体表现为货运量增速趋缓,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速较快。
(二)运输需求类型
发达国家重化工业时期货物运输需求的增长点主要集中在长距离、大运量、跨区域的能源运输、基础原材料运输以及外贸运输上。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晚于发达国家100多年,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处于同一时期。与发达国家当年的重化工业发展环境相比,我国处于一个生产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消费多样的时代,货物种类繁多,货物运输需求复杂多样,不像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阶段时期那样单一。一方面,我国所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了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需求。2007年我国铁路和水运完成的货物周转量占综合运输体系的86.7%,这一比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世界工厂”之称,除中西部地区的大宗能源、原材料运输外,东南部地区加工产品的货运需求量也很大,尤其是已步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阶段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数量增多,小批量、多批次货运需求旺盛,零担快运、小件运输、专业运输、特种运输、综合物流服务需求增速加快。
(三)运输需求质量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期间,社会发展对货物运输服务在方便、及时、安全、经济、可靠等方面的质量性要求将大大提高。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货物品类不同,对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的侧重点不同,中西部地区对经济性要求要高一些,东部地区则对时效性、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一些。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生活节奏加快,运输频率加快,货物运输需求将越发复杂多样,除在时效性、方便性、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外,对“异质”服务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
关键词：淮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2
淮安市位于江淮平原东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地区，是江苏省长江以北的核心地区，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区位优势独特。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淮安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在正确研判淮安所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淮安所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分析
1.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划分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结合淮安市实际，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划分为为五个阶段：即对立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基本融合阶段、完全融合阶段。为我们正确判断淮安当前的城乡发展状况提供参照系，计算出区域城乡一体化指数，以便纵向、横向比较。如下表所示：
2.淮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评价
按照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淮安市2010—2011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得出2011年淮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指数为81.86，处于基本融合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的后期，城乡一体化指数比2010年提高了3.22个点，表明淮安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大力推进。
从5个一级指标看，2011年除了生活一体化和人口一体化以外，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一体化等三个指标都在80以上，城乡一体化程度都较高，五个一级指标中生态环境指数最高，已经达到了99.58，这表明淮安市目前城乡生态环境状况融合程度高，也比较符合淮安实际。
二、淮安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根据我们研究分析，可以初步确定淮安市今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主要着力点是：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共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扶持，强化对农村公共服务；探索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快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特别是要解决人的城市化问题，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 淮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1.健全支持保护机制，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健全支持保护机制实质上是调节城乡资源配置，它可以分为政府支持和企业支持，也就是政府宏观支持保护政策和市场微观调节措施。宏观上由政府主导、负责，是政府行为；微观上由市场调节，通过工商企业广泛参与农业活动，把先进的发展理念、资金、技术、管理带到农村，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农村辐射，间接的对“三农”进行扶持，是市场行为。
（1）资金支持农业机制。资金支持农业，说白了就是政府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关键要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对淮安来说，由于长期对农业投入不足，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投入的同时，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点支持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并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突出支持积极支持现代化农业发展，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设施农业、高效农业的比重，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三是更好支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2）保护性支持农业机制。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对农业保护是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政策。农业总体上是弱质产业，抗自然风险能力差，某种意义上说还没有根本改变“靠天吃饭”局面。另外，农业生产周期长，谈判能力相对较弱，面临的市场风险比工商业更大、更为严峻。因此，对农业的保护性支持是国际惯例。参照国外做法和我国实际，我国制定和实行一系列农业保护政策，主要有农业补贴、农产品支持价格、农业税收优惠政策等。对于淮安市来说，就是要制定实施细则贯彻落实好国家这些政策。
（3）技术支持农业机制。国内外经验表明，技术进步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巨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快速发展，一是利益于农村制度创新，二是利益于农业科技进步。对于淮安来说，要加大对农业科技投入和推广应用，支持市农科院等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开发，要健全农村科技推广机构——农技站，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服务。
2.构建完善城乡网络，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城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载体。著名学者乔治.威尔文（美）曾对交通网络的重要性作如下论述：“铁路对城市人口和土地利用的转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公路的发展强化了这种效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在哪儿，高速公路和铁路所穿越的地带，都会发生城市居民、企业和工厂沿着这些交通走廊扩散的状况，通过这种道路的辐射模式，放射状的城市土地占据了原有的农村地域”。由此可见，完善交通网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淮安市的区位比较优越，位于“长三角”北部，地处我国南北分界线上，历来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现在南北高速公路多交汇于此。便捷的交通促进了淮安的经济社会发展，淮安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交通建设，全面了实现乡乡通油路的目标，初步形成了以市区道路为中心，以国、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公路为支线的路网体系，公路运输服务基本覆盖各县市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交通设施差别较大，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淮安市要以建设江苏苏北重要中心城市为契机，加大乡村交通设施的投入，完善路网建设和提高公路等级，为淮安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另外，淮安交通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加快铁路建设，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尽早建成更加便捷的交通网，为淮安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进一步奠定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2）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的基础，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媒介。具体来说，一是要依托淮安汇通市场、五金市场和食品城等比较成熟的市场，进一步完善综合、专业批发市场的功能，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重点发展城市内的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城乡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健全交易灵活的城乡市场体系，促进城乡商品要素有效流动；二是进一步规范农药、化肥、种子、农机市场，强化其支农服务功能；三是重点培育发展城乡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促进城乡之间人才、劳动力要素流动。四是政府要引导开拓农村市场，增加农村投资，拉动农村消费。政策支持大型工商企业到农村去投资，到农村去办连锁超市，建立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加速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
（3）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网络。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网络是城乡一体化的先导和推进器，淮安市应优先发展完善城乡信息网络。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大县城、乡镇、村庄的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特别是农村信息服务站、有线电视、互联网等硬件建设，奠定信息畅通的基础；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及时准确的向农村政策、就业、科技等信息，实现城乡信息资源共享，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三是基层政府要积极作为推动农村信息化，利用各种渠道和各种教育形式，强化对农民的信息技术培训，让农民尽快学会上网，学会获取信息的方法，增强致富本领，开拓致富新门路。
3.做优农民合作组织，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1）提升运行质效。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组织民主管理、利益分配、财务管理等制度，提高合作组织规范运作水平，努力提升合作组织运行质效。按照重点做强一批、联合做优一批、面上做好一批的思路，力争合作组织规范运转率达80%以上。开展创建市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示范社创建。
（2）增强带动能力。全年销售收入十亿元的合作社，引导其围绕农业主导产业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本地区合作社产品进入加工企业比重，增加合作社的收益和提高农业效益。力争年内每个县（区）建成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龙头加工企业。
（3）着力做大做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鼓励和引导服务能力强、经营规模大、产品信誉高、民主管理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区域，牵头主办专业合作联社，引领更多的农民走上合作之路。力争年内组建7个以上专业合作联社，做大产业规模，做响产品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4）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近年来，中央和省到地方制订了一系列扶持合作组织发展意见，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淮安要有关政策进一步细化，制定实施细则，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4.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1）小城镇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通过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又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小城镇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在工业化初期，规模效益、集聚效应上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时城市的地位作用明显高于小城镇；而工业化后期，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新的发展趋势，这时，小城镇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作用地位也上升。目前，淮安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既有集聚城市化特征，也有城市郊区化特点。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有条件的重点小城镇做大做强，向小城市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顺应城市郊区化的潮流，大力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数量。以此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小城镇发展规划要考虑投资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投资环境好才能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工商业才能在此集聚，才能对小城镇发展形成产业支撑。良好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才能吸引人在此居住，才能形成真正意义城镇。因此，淮安小城镇发展规划必须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等诸多因素，进行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这样，小城镇才能真正起到城乡之间的纽带作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3）小城镇发展要因地制宜。淮安市小城镇的建设要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和特色优势，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可以参考吸收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但绝不能照搬照抄。既要请专家指导，学习先进理念，但又要接“地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走差别化特色化小城镇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马成文.城市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方法[J].经济论坛，2001（23）.
[2]刘海梅.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探讨[J].今日科技，2004（9）.
[3]高珊.徐元明城乡统筹的评估体系研究明[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7）.
[4]杨继瑞.城乡一体化：推进路径的战略抉择[J].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
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探索
一、经济结构的发展现状
（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临猗县的农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但上世纪90年代初，仍主要以粮棉为主。90年代后，全县农业结构大调整，引导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形成了五十万亩高效田，五十万亩枣棉间作田，五十万亩苹果园的“三五”格局。截止2010年，全县的水果面积已达72万亩，占全县耕地的半壁江山。昔日的“粮棉大县”已经成为“林果大县”。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90年的 21.7千万元上升到2010年的49.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农民人均纯收入1990年是454.5元，到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680元，平均每年递增13.5%，农民收入中70%是靠果业收入来的。目前，临猗县农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并稳步发展。
（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90年代以前，临猗县工业主要行业是纺织、食品、化工、机电 。随着工业基础的夯实和资本积累，90年代中期，临猗化工厂、卓里集团、变压器厂等迅速庞大、扩张，占领了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工业生产中的龙头骨干企业。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十一五末，全县工业已形成化工、机电、纺织、食品、医药等五大支柱产业，这五大支柱产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很大。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虽然逐年上升，但仍只占全县GDP的 24% ，发展速度不快，发展很不平稳，而且波动较大，二产在全县经济中仍未占据主导地位。
（三） 第三产业的变化
随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仍停留在传统服务业的档次上，服务水平不高，发展速度缓慢。
二、三次产业结构现状的定位
用产业发展“标准结构”和社会经济成长论对临猗经济发展定位，临猗处于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现借鉴H·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结构标准（见表1）和罗斯托人类社会经济成长论对临猗经济予以评价定位。
表1
钱纳里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美元)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600—1200
工业阶段
工业化初期
1200—2400
工业化中期
2400—4800
工业化后期
4800—9000
发达经济阶段
初级阶段
9000—16600
高级阶段
16600—25000
2010年，临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569美元，按照H·钱纳里划分标准，尚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逐步向工业化过渡阶段，下步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业。
按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划分（见表2），临猗县处于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表2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及相应主导产业经济成长阶段
相应主导产业
A传统社会阶段
绝大部分以农业为主体
B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仍以农业为主体
C起飞阶段
纺织工业、铁路、建筑
D向成熟推进
钢铁工业、电力工业
E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汽车工业
F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服务业、城郊建筑业
从临猗县GDP的构成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高，农业为主体的局面没有改变。临猗经济的发展应该讲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下步主要任务是进入起飞阶段，主导产业是工业，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
三、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道路选择
虽然临猗县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但农业是一个基础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弱质产业，比较效益低，结构调整周期长，第一产业发展潜力及其有限。而且临猗县地处晋、陕、豫三角地带，距离运城市仅28公里，其相对发达的第三产业影响较大。加之体制等原因，一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三产隶属中央和省管理，很难在地方经济中显示威力。从旅游业来看，临猗名胜古迹少，且不集中，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生产力。所以，发展第三产业在临猗县的优势也不明显。因此，临猗县结构调整必须走工业化道路。
第一，调整治县方略。要明确树立工业强县的指导思想，制定工业强县的发展战略。在全县范围内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用20—30年或许更长的时间，完成全县工业化过程。
第二，转换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减少行政审批，切实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
关键词：转型；跨越；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14-04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5年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甘肃的GDP产出达到5020亿元，人均GDP已经迈过3000美元大关，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450亿元，甘肃经济社会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迈上了高位增长的平台，驶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标志着甘肃省经济已经具备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看，这个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也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特殊的阶段。新一届甘肃省委省政府面对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阶段与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从甘肃既处于黄金发展期、难得机遇期与负重爬坡期，也面临着观念转变期、利益调整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点出发，提出要抢抓国内外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机遇与国家宏观政策利好给甘肃所带来的政策机遇，全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发展。为此，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的发展目标，特别强调指出了甘肃转型跨越的“五个更加注重”发展新思路与聚集“六大重点”的发展新举措，为甘肃坚定不移地实施跨越式发展道路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本文拟就促进甘肃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对策设计问题进行专题分析。
一、准确把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促进甘肃从工业化成熟阶段向新型工业化阶段的转型跨越
要促进甘肃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就要准确判断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清晰地把握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实现甘肃转型跨越的根本保证。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方面，具有权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2008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所作出的评估结论。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人的评估认为，甘肃省人均GDP位于前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位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位于前工业化阶段，城镇化水平位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结论是甘肃省的工业化水平介于前工业化与工业化初期水平之间。尽管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判断笔者并无异议，但对其最终结论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根据甘肃省工信委、财政厅2010年度甘肃百强企业分析，百强企业占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5.03％，但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资产规模却分别占到92.25％，86.55％，76.22％。整体来看，甘肃省的百强企业有四大特点：其一是资源型企业占比65％；其二是石化、有色、电力、冶金、煤炭、机械、食品企业92家；其三是重工业占主导地位，占比为84％，例如，金川公司(923亿)、兰州石化、酒钢居于前三位，第100位的肃北浙商矿业投资公司产出仅3.3亿；其四是轻工业与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占百强企业的3.9％。不难看出，甘肃省的百强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化工业领域，集中分布在石化、有色、电力、冶金、煤炭、机械、食品企业等产业。从甘肃省百强企业的这种行业与产业分布特点来看，笔者认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的第四个阶段，即成熟阶段。所谓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工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部门，钢铁、煤、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型工业部门综合体系是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而这些部门的经济增长在甘肃省具有鲜明的增长主导性及发展加速的态势，这虽然表明甘肃省经济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阶段性差异，但充分发挥优势工业的带动作用仍然是甘肃省实现加速跨越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步人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以汽车生产和消费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综合体系正在成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部门，作为第四阶段(成熟阶段)主导工业部门的钢铁、煤、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型工业部门综合体系，在我国已经呈现渐趋饱和，甚至过剩的发展态势，亟需实现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事实上，甘肃省是全国较早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省份，遗憾地是甘肃省的优势工业因为以国企为主导，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甚至圈地封闭发展的态势，使得其产业的带动作用体现得并不充分，甚至在知识、技术、服务等溢出效应方面也十分局限，由于大多数又集中于资源性产业，使得工业与农业、社会服务业缺乏有效的互动和带动作用，这成为甘肃优势工业突出，但工业化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根本性因素。现在，既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战略要求，又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演进挑战。甘肃省必须通过转型来促进跨越式发展，在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中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引领作用，坚持通过工业优化与转型发展战略促进甘肃实现从工业化成熟阶段向新型工业化阶段转型跨越。
关键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特征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发展大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相对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其农业旅游仍呈现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如美国2003年有1800万人去农场度假,法国年农业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其全国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农业旅游已成为欧美国家后工业时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
欧美国家农业旅游从起步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历经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从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相对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农业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国农业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旅游景点经营的特征
私营化。欧美国家的农业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场主同时成为了旅游业经营者。这种发展历史导致了农业旅游经营方式的主体为家庭私营经营。这与我国当前农业旅游产品的经营者以国家集体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区别是极大的。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国家所有制结构体制所决定的,欧美国家的农业私有化由来已久,而我国农业至今还未彻底地推行经营的持续私营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独立可支配性使用权,这导致我国农业很少形成私营形式的农场,更谈不上独立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另外我国农业旅游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期农业旅游主要以观光为主,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更易成为首选的农业旅游目的地,而这些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旅游项目大多只有国家或集体才能拥有并经营。
小型化。以英国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为例,从面积上看,各农场面积有大有小,差别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动的空间不大;从雇佣人员上看,平均雇佣全日制职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农场为开展旅游的投资平均也大多只有5万英磅左右,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小。开展农业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既体现了农业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同时也恰好符合了市场需求的特点。现代的欧美农业旅游者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到农村去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寻觅一种自然、休闲、恬静的感受,而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农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规模建起大型旅馆、饭店、停车场、吸引来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标就必然随之破灭,农业旅游休闲、绿色、自然的优点也就消耗殆尽,丧失了应有的个性特征。
兼营化。一方面农业旅游业大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开展农业旅游也要依托农业生产,农业旅游和农业生产是不可分的,即便农业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从经济活动上来说已成为主业,农业生产需要一丝不苟、真真实实地进行,切忌将农业生产全部表演化,那样的结果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旅游效果进而损害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者来说更想了解体验的是原原本本的农业,因此农业旅游中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不能丢。
分散化。庞大的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分散化、多点式的发展格局。近年欧美国家农业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业;意大利开展“绿色农业旅游”的农庄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闲的农园有4590个,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美国纽约有1500家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更多达5500个农场。众多的农业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农业旅游群体,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遭到破坏,这种小型化多点分散布局也是市场需求的产物。
旅游者需求的动机
观光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是伴随着整个农业旅游发展全过程的一种旅游形式,人们到农村、农场去旅游或多或少都有观光游的成分包含其中,但是这种观光在不同的农业旅游景点、不同的农业旅游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地位是不同的。以观赏景观活动为主的农业观光旅游往往是农业旅游起步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主要旅游形式,此阶段人们更多的旅游目的动机是观赏农业、农村自然、人文景观,了解认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特色传统性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状况,一旦进入了农业旅游的快速发展阶段和相对成熟阶段,观光游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休闲、度假、参与体验性旅游便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来,成为市场追求的主要目标。目前,观光旅游已不是欧美国家农业旅游的主要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农业休闲、参与体验、度假等形式的旅游。
休闲旅游。在欧美国家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断增长,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多,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城市拥挤和喧闹,给人们造成的心理混乱增强,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农村、农业旅游作为自己度过闲暇时间的主要目的地。享受农村的自然风光、恬静氛围,悠闲的生活和朴实的民风,以排解心理上的压力、放松身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以求获得全新的感受。这种旅游目的需求已成为目前欧美国家农业旅游者的主要动机。
度假旅游。在欧美国家度假旅游已成为主要旅游形式,度假旅游可选取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多样的。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消费心理的转变,使适应这种心理转变需求的农业旅游日益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农村、农场成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其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心理及活动需求密切相关的场所。在农村、农场度假,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田园风光、享受淳朴的民俗民风、享受农村生活、享受恬静的氛围,使人们的度假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到农村、农场度假的旅游形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旅游形式必将得到推广。
参与旅游。欧美国家的人们到农场旅游已不甘于做农业生产的局外人,他们更愿意参与到各种农事活动当中,去体验农业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动机需求是近年来欧美农业旅游发展中的一种重要需求方式,特别是在日本已成为主要的动机需求。这种参与性旅游更加要求农场要在发展旅游同时保持农业生产持续下去,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只有实际农场才有条件发展这种旅游,旅游者更愿意选择实际农场而不是为旅游而另辟建的专门农场作为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品类型的形式
观光参与产品。到农村进行农业旅游观光有二层含义,一是观赏整体农村的自然人文风光,体验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二是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和田园风光,这种产品形式是绝大多数农村、农业旅游产品经营者都自然或不自然给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为更好地观赏农业生产、生活场景,农场主有意地将一些生产活动呈现出来,并与旅游时间结合开展,如夏威夷农民就将咖啡加工全过程有计划地展示给旅游者。参与性农业旅游是近几年在市场需求下产生出来的重要产品形式。如日本的农业旅游就十分注重这种参与性,在秋收季节、果实采摘季节旅行社便组织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活动,而有的城市居民到农村租种耕地,全过程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民成为旅游者的田地看护人。针对此种需求,各农场纷纷推出旅游者可以力所能及参与多种多样的农业活动,如动物家禽饲养、果实采摘、秋季收割、捕鱼生产等活动。
娱乐休闲产品。农场为了更好地满足于旅游者的各方面需求,往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美国有的农场举办诸如西红柿节、甜洋葱节、土豆装袋节等活动,更多的农场则推出骑马、乘马拉车、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徙步、钓鱼等活动;还有的农场推出玉米地迷宫,请专家将玉米地种植设计成迷宫形式,然后开展活动。因场制宜地开展旅游休闲娱乐活动是各农场开展旅游时所尽力设计优化推出的产品形式,虽然从活动本身看有的已超出了农业旅游这一主题范围,但是这种扩展对农业旅游或农场开展旅游是十分有益的,且又可以充分利用农场资源。
住宿饮食服务产品。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是为旅游者提供的必需基本服务。而且提供住宿和饮食服务也是开展农业旅游的最重要服务项目,也是能否接待旅游者,能接待多少旅游者的基本保证条件。这在各国对农业旅游景点的统计都以旅馆数为标准上都充分表明这一点,如意大利有6500间可住宿用农庄,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法国有16000户家庭旅馆等。当然这些旅馆同时还可提供餐饮服务。与小型化的经营模式相对应,这些旅馆的床位数也是很少的,有的就是已有农舍的改造,小规模的接待量更能体现出农业旅游的特色。
旅游商品。各农场开发旅游往往推出一些商品以满足旅游者购物需求,并籍此推销农副产品,并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些旅游商品,首先是农场出产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如蔬菜、瓜果、粮食、咖啡、干酪、奶油等特产,另外有的农场推出一些编织等手工艺品和纪念品。这些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往往成为全部农业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夏威夷农业旅游产值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农副产品的直接销售。相对于同类产品来说,游人更愿意从农场直接购买,如直接从农场亲手采摘的蔬菜水果,农场现场加工的奶油、咖啡、农场酒窖中的葡萄酒等。
旅游市场取向的特点
本地化。农业旅游市场首要特征是旅游者当中属于本地的游客占七成以上,按英国统计2—3小时车程之内、西班牙统计为景区周边100-200公里范围内是主要市场。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农业旅游景点众多,各地区广泛分布,人们在各地区内都可以有农业旅游景点供选择;二是农业旅游者对农业旅游景点的选择性不是很强,只要有相应环境、相应气氛、相应情境等就可以满足需求,不会对具体内容过分选择,这样就无需跨区旅游。
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欧美国家人口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是国家人口主体,也是国家旅游人口主体,更是农业旅游市场主体所在。农业旅游产品的市场也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日本的农业旅游景点称为“城市居民休闲农园”就充分表明了这层含义。
家庭化。据英国的一些农场旅游景点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农业旅游客人占景点旅游者大致达到40%左右,可见家庭游客比重之大。另外欧美国家近距离经常性地利用双休日进行的以家庭为组织形式自驾车旅游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农业旅游也不例外,特别是农业旅游的观光、休闲和参与特征更适合于家庭旅游。
学生化。学生是农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一原因主要是城市学生需要学习知识,认识自然,了解农村、农业、农民,因此学校或旅行社便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开展农业旅游,农场也针对学生需求开发农业旅游产品。如德国、法国等旅游农场中许多都设有农业课堂,而学生也有对农村环境认识上的新奇感觉,且学生由于出生在城市、生长于城市,对农村农业的完全陌生更增强其到农场去旅游需求的迫切性,因此学生市场潜力巨大。
参考文献:
关键词：鞍山市；休闲农业；农村
1鞍山市休闲农业的基本情况
鞍山市休闲农业经过近30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近年来，全市各地把休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拓展农业功能、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目前，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庄78家，休闲农业园区20家，农家乐514个，从业人员5718人，带动农户2.7万户，年接待游客22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重点打造了一批休闲农业品牌。“鞍山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成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鞍山东部山区南果梨花带入选“中国美丽田园”。海城市被认定为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鞍山台安大麦科湿地保护区-西平林场苹果采摘园-鞍山韭菜台渔村-海城天籁谷露天温泉-海城三星农业生态有限公司-海城天籁谷露天温泉-千山南果梨祖树园-鞍山绿泰佳葡萄主题公园-岫岩满族博物馆-中国玉雕会展中心被列入全省休闲农业精品线路。
2鞍山市休闲农业的发展阶段
2.1第一阶段：1978-1989年的起步奠基阶段
该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鞍山市经济基础还比较落后，尤其与旅游直接相关的铁路、公路、航运交通业还很不发达，人多车少、交通不便。在这一阶段鞍山市绝大多数游客对消费的期望不高，满足于吃、穿、住的基本要求，对休闲农业不是非常的理解。休闲农业未能摆脱传统农业的依赖，并未能形成独立运作的经营模式，受开发资金的制约，鞍山市休闲农业不能形成一定的开发规模，设施过于简单，经营粗放，休闲农业几乎全都是未经认真规划论证而行的，处在一种盲目状态，几乎全由非专业人员管理。度假型和租赁型的休闲农业项目自然偏少，休闲农业仍处在起步发展的阶段。
2.2第二阶段：1990-2000年的成长壮大阶段
该阶段正处在鞍山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随着鞍山市城市化发展和居民经济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开始改变，在解决温饱之后，有了观光、休闲、旅游的新要求。同时，农村产业结构需要优化调整，农民扩大就业，农民增收提到日程。休闲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农游合一”的特点。在这样背景下，靠近鞍山城市郊区的一些农村和农户利用当地特有农业资源环境和特色农产品，开办了观光为主的观光休闲农业园，开展采摘、钓鱼、野餐等多种旅游活动。这些休闲农业园区，吸引了大批城市居民前来观光旅游，体验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欣赏和感悟大自然，很受欢迎和青睐。
2.3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的秩序驱动阶段
休闲农业经过前些阶段的快速发展，供需关系趋向缓和，需求增长缓慢，而供给发展较快，整个的休闲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阶段里，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休闲农业内部的经济活动和纠纷频繁；另一方面急剧扩张导致行政机构尚未形成相应的法律框架和执法力量，市场处于相对的无序状态，急需进一步完善和管理。
3.鞍山市休闲农业发展路径选择
3.1重视农村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农村文化中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较高的文化品位，要实行农村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继承和发展相结合。休闲农业必须结合鞍山市地方文脉，研究鞍山特色、挖掘鞍山特色、突出鞍山特色，用“鞍山特色”创招牌树形象、吸引休闲者，尤其是外地游客。
3.2理念引导，政府扶持
以民间现有休闲农业发展为基础，采取企业投资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实行财政上的以奖代补政策，聘请专家和学者制定休闲农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对经过考核达到验收标准的休闲农庄以奖代补，带动资金来源的渠道，达到共赢共建的目的。
3.3树立典型，示范带动
每个县、区 先抓1――2 个示范点，政府给予立项补助，重点支持道路的整修、排水、路灯、公厕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效推动和加快休闲农业的建设。
3.4培养专业人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休闲农业是一个新兴产业，涵盖农业、生态环境、旅游、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因此，必须培训具有系统知识的专业人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保障休闲农业中所提供服务产品的可靠性、响应性和安全性。
3.5建立、健全休闲农业协会组织
在鞍山市建立、健全休闲农业协会组织，实行协会对行业的自律管理，具有迫切的需要，实行协会对行业的自律管理。
第一，鞍山市旅游局、鞍山市农委要赋予休闲农业协会一定的职权，适度地让休闲农业协会参与政府行业管理，增强协会权威。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给予休闲农业协会一定的资金支持。
第二，休闲农业协会要主动、充分地发挥协会在政策宣传和建议、协调关系、行业培训、行业自律、宣传促销、经验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即鞍山市休闲农业协会要把鞍山市从事休闲农业经营、服务、推介、管理、研究等方面的人员组织起来，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加强鞍山市休闲农业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促进学术经验交流；开展对内对外合作，实现鞍山市休闲农业资源共享，等等。
第三，为鞍山市休闲农庄树立品牌，建立典范，提升农庄整体素质，进一步推动全省休闲农业更快更好的发展。休闲农业协会在会员农庄中开展星级休闲农庄的评定工作，制定星级休闲农庄评定细则：星级休闲农庄参评对象、星级休闲农庄标准、星级休闲农庄评定时间、星级休闲农庄评定责任等。
3.6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首先要加强信息化推广，让游客对休闲农业区位置、休闲内容、交通线路、文化特色、餐饮民宿、联系办法等一目了然。其次，要加强与旅行社联系，借助旅行社对市场的开发、把握能力，由旅行社进行资源整合、组织客源、开发休闲项目。第三，要与媒体联合组织宣传促销，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和制作宣传片、光碟等方式进行大力宣传相关信息。同时，各休闲农庄应该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口碑效应”，提高游客对鞍山市休闲农业的忠诚度。最后，组建鞍山市休闲农业网站，借助于网站可以与众多的旅游者沟通，产品信息，了解市场需求，进行市场调研，让企业更多地参与休闲农庄沟通系统的运营，使休闲农庄以较低的建设、运营成本更有效地出现在市场上，为鞍山市内大量没有能力独立上网的休闲农庄提供面向省内、外旅游市场的网络平台。
参考文献：
[1]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不同文明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阶段，与之分别对应的是3类不同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状态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范式也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也不同的道路［1］。从依靠简单生产工具获取赖以生存的植物果实，到拥有大型机械，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极大增长，人类的社会生产历经了“黄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过程。就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世界农业还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所以农业社会又被称为“黄色道路”阶段。“黄色道路”阶段的农业，工具简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为主，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收获的丰欠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老天”左右。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石油农业”，又被称作“黑色道路”，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农药化等特点。由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因为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和驾驭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消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投入大量化学品，致使土质、水源和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农作物甚至因带有残留有害物质而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隐患，其负面效应和权限已日益暴露。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危及到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安定。农业增长的“绿色道路”方兴未艾。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仅靠扩大“石油农业”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告诫:“通过无节制地开发土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资源更加贫乏，环境更加污染。”世界农业发展正处于新的探索时期。人们开始呼唤“第二次绿色革命”，要求进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具有生态色彩的革命”。人类在发展农业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的协调，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夺。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走“绿色道路”。生态农业，则是农业发展迈上“绿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更迭
2．1传统农业模式传统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约公元前5～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有较大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目前传统农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
2．2现代农业模式关于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农业。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3种不同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以荷兰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短缺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土地、劳动力适中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大农业”，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现代农业之路还很漫长。国家统计局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仅走了1/3。但从长远看，我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我国农业必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2．3后现代农业模式后现代农业是相对现代农业而言，是以时间为标识，按农业发展时序而划分和确定的一种农业经济和技术形态。作为一个农业全新概念，是指以动植物的开发、培育及其产品生产为轴心，将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范畴中不同层次及环节和分属于不同产业部门与动植物培育及其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产前、产后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复合形成的一个超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或系统。后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后现代农业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工具及技术有别于现代农业，而在于其活动的内涵与形态结构不同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领域上，它是广义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融农用高新技术投入品制造与供应和农产品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农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农业信息与管理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产业。在部门上，除传统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部门外，还包括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等部门。在形态与功能上，它将众多当代已经形成并存在和未来不断涌现的全新农业形态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精准精确农业、无土农业、知识农业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产、生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与外延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是由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据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2种经营方式，即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和集约的划分是李嘉图等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起先是用于工业生产的，后来逐步延伸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马克思指出，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据此，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根据增长的来源不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2种:第1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增长，即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长);第2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即集约增长(IntensiveGrowth，或内涵增长)。具体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的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以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农业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太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其投入数量，而此时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很多，劳动力也较丰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源变得稀缺，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过粗放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为集约型增长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二是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数量扩张，不讲成本，否定利润，忽视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尽量小的投入获得尽量大的产出和利润，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