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12:04
导语：在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单纯的农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以移民搬迁和住房建设为契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基层治理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成都和济宁两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鉴其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社区建设不可避免会陷入如何处理新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原有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关系的困境，而且自组织程度不高已成为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公众共同享有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1］因此,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基本路径加以探讨，以期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必须履行好公共服务责任，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则始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无力从市场上获取的私人物品。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服务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政府行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庄形态的开放性。农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超越传统的村庄地域界限，村庄间的流动与土地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是乡村呈现出一个信息开放、社会多元的状态。二是人口迁徙的自由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生产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或产业，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劳务输出或者从事新的非农产业。三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农民已不是从前那种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小农形象，而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新式农民。四是村庄结构的异质性。农村社会的变化使传统农村社会迅速解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各种要素在道德、价值、情感方面不断改变着旧有的传统状态。这些变化在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得乡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村委会职能弱化。村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大量基于乡村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常陷于无组织依托的困境。农村有效资源大量流失。劳动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减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乡村的主体；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减少，农村经济基础被不断蚕食，发展缺乏动力；村集体经济空壳化。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农村的三提留五统筹、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相继取消，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林地等也都陆续承包到户，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部分逐渐消失。
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化对我国的乡村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中央l号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农民收入得到较快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也成了题中之意。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农村普遍存在村庄多、规模小，位置分散的特征，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投入成本过高，投入分散，投入效率低等问题，新建的住房、活动中心等往往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农村发展的趋势。为了寻求解决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途径，2009年，国家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提到社区，大多数人会认为它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毕竟城市社区这一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但事实上，农村社区一直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又十分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其古老在于，它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的原始部落；说十分重要，是因为从古到今，它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之一，至今仍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作用。如今，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推进，城镇一体化、农民居民化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这种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社区建设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虽然国家文化部已提出保障全社会公平享受文化权利问题，但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依然存在诸多困难。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
社区是滕尼斯提出的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类型学概念，与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的社会相比，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一个温馨美好的概念，它是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充满理性计算的冷冰冰的“社会”相对照而提出来的。借此，滕尼斯表达了一种对前工业社会基于血缘、亲情、共同习惯和传统纽带的共同体的眷恋。在此后的社区研究中，尽管关于社区的定义层出不穷，但地域、互动和认同是公认的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并且社区一直承载着一种共同体精神：人们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产生集体行动。
然而，我国目前社区建设运动中建构起来的社区未能产生一种共同体精神。在农村，由村委会动员的参与主要是个体化的离散参与，参与过程也大多是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实现社会控制目标。参与过程并没有改变村民的心理特质，没能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农村，村民们该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这样的地域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农村中该如何形成?
肯尼斯・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即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平衡的信息之流通”。依据帕特南的理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也就是说，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
社区文化是我国新时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娱乐、文化设施，还影响和包容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民情习俗、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良好的社区文化不仅有利于培育文化认同，促进人际交往，强化社区自治意识，而且具有重要的利益导向功能。具体来说，通过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农村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趣味、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使农民个体的利益冲突在观念上得以有效的溶解。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CGSS2005)的分析，本文考察了当前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对当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二、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
由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显示，在问到“你所在的社区／村庄有没有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节庆活动呢?”，87.7％的人回答“没有”，8.9％的人回答“偶尔有，但不规则”，仅有3.3％的人回答“有，而且定期举办”；而在问到“在业余时间，您有没有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培训班、教会等)安排的娱乐／文艺活动呢?”比较农村居民与其他社区居民回答的情况，我们看到，农村居民文化活动不仅绝对数量上相当少，相对其他社区类型来说更是非常匮乏。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状况的相关分析
帕特南是一位较早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学者。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南北行政区进行了研究：意大利南北不同地区治理绩效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分布的差异。充足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北方的民主制度走入良性循环，信任、互助、互惠合作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政府日趋民主。相反，稀缺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南方南部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背叛、依附、剥削、强制服从带来了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如影随形。帕特南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包括了信任、互惠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一个民众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乱无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至最低。依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本文选取以下问题来考察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
关于互惠和网络，我们选取问题“您和同村其他村民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来考察。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
关于信任，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血
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福山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因而我们选取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来考察。选项分别为：“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5个等级。
关于社区参与，我们选取问题“您对村委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您在上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来考察。回答分为：“没有”、“有，但是因为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分别记为1、2、3分)；以及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
为便于分析，我们首先采用sPssl3，0对以上各项进行因子分析，经斜交旋转后得到三个因子，结果如下所示，我们将他们分别命名为：“网络、互惠因子”、“信任因子”、以及“社区参与因子”。
再将这三个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进行相关分析。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这三个因子都与社区文化状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三、思考和建议
(一)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都已证明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意味着其关系网络内的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并保持着密切的互惠交往和互动，因此它使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摄取其中的隐性资源(如信息、技术、构思等)提供了便利，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把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动员社会关系网络能为资源匮乏者带来各种各样的资源收益，因此，挖掘、利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克服新农村建设的资源瓶颈。
第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还意味着社区成员间和谐交往，遵守规范，因此它是能够协调社区发展的剂，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以村庄共识性规范的建立为前提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在当前的农村社区，村民原有的规范意识以及村庄的治安秩序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积极建构农村社区的规范资本，能够有力推动农村社区和谐秩序的建立。
第三，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也意味着其成员具有明确的“社区归属感”，即“在这一社区中，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强化了社区成员的“我们”意识，推动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的产生，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公众参与网络，如果农村社区建立起以各种社团和文化活动为载体的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网络，那么村民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就会逐渐产生互相信任感，并提高对集体利益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进而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2，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增进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网络、互惠因子”和“社区参与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具有最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首先，构成“网络、互惠因子”的重要内容――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社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与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社区就成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纯地域性概念。频繁的社会交往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确立社会文化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条件。促进社会交往和强化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是开展社区中的“共同活动”。社区成员只有在共同的社区活动中，才能增进交往，形成社会联系。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们参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对增进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强化社区认同感、增进地缘关系和人际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其次，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活动建设的具体方面，有利于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形成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文化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例如增加村民对村委会日常活动和决策的关心程度以及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等等。有利于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这对于使村民最终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十分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乡土文化；农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卧虎藏龙。因而，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培育先进的农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即对一些农村的仪式、风俗、习惯、信仰要给予尊重和扶持，让这些传统优秀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并发挥新的贡献；而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的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这些“乡土艺术家”，也有利于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
其次，应注重发展“第三部门”性质的文化中介组织，如俱乐部、协会、培训班等等。在社区建设尚存在政府行政行为时，社区事务和生活必然存在政府全面而具体地介入，这固然可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但却占据了“第三部门”本来就不多的生长空间。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社团参与是影响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把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看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一、农村社区与农村社区财务审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不断的巨变中，中国农村社会的管理已逐步向社区化转变，逐渐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农村社区发展。
1．农村社区的涵义
农村社区主要是指居民以农业为主要职业且经济结构主要是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低且居住区与农田或其他自然形态的农业生产资料紧密联系、比较封闭、人际关系密切、基层行政区和居民自治结合共同进行治理的社会共同体。传统农村社区的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当今我国农村社区正处在向现代化、城镇化转变的进程中，社区的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向农业生产基础上的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转变。随着农村社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财务问题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农村社区加强财务审计工作是势在必行的。
2．农村社区财务审计
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依法对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资产管理等经济行为进行审查、评价和监督的手段。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加强农村社区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遏制农村腐败现在发生的有效途径。因此，不断加强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内容
对农村社区的经济行为进行审计监督，主要分为定期对常规审计项目进行常规审计和对于重要的或者是突发的经济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1．常规审计的主要内容农村社区常规财务审计事项主要应包括：（1）农村社区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及其执行情况；（2）农村社区集体资产的管理、使用和债权、债务、损益情况；（3）上级部门转移支付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4）农村社区集体投资项目的账目和损益情况；（5）农村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独立核算的村民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6）农村社区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收支情况；（8）农村社区的借入资金、代管的集体资金以及“一事一议”资金的提取、管理、使用情况；（9）农村社区财务管理制度与财务公开执行情况。审查有关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包括通讯费、干部报酬、招待费等具体规定。财务公开方面，审查公开资料是否齐全，公开时间是否及时，干部误工及招待费是否逐笔公开等。2．专项审计的主要内容除了定期对常规的审计内容进行审计监督外，对于一些重要或突发的财务事项还应该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的内容主要有对集体土地征用、对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干部任期、离任等事项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主要针对的是与社区群众密切相关的、极其重要的、非常关注的事项实施的审计行为，从而使农民群众了解重要经济事项的背景、事实和处理情况，增强农村社区经济透明度，缓解农村干群关系。以上就是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中应该进行审计的全面内容，但是现如今在大多数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过程中，并不能全面地完成，因此，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工作总是有漏洞多，不规范等问题。
三、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由于农村社区财务因其资金量小，涉及的被审计人员处在最基层，从而容易被一些专业的审计部门所忽视。因此，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农村财务委托制度，也就是“村财镇管”，虽然这一制度对于规范农村财务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也使得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制度存在很多漏洞，有的乡镇甚至没有建立相应的财务审计制度，制度的不健全必然导致集体资金的管理失效，随意开支的空间较大，民主公开的内容不全，会计处理的规范性不强。
2．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做保障目前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缺乏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法律法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还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农村社区财务审计还没有形成工作制度化、队伍专职化。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始终无法定性。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可以依据的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这必将阻碍农村审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相互矛盾的。
3．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执行力度过小各级乡镇政府对农村社区审计出来的问题处理不及时、不严格，或干脆不处理，束之高阁。通过分析现行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法定强制力、审计人员素质不高、易受到乡镇行政干预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执行力度不够，从而无法遏制违法违纪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4．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全面大多数乡镇对农村社区的财务审计工作没有制定合理的中、长期审计计划，更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且对于审计的资料和审计后的有关文件没有规范的送达文书和完整的审计档案记录。对审计通知书、审计报告、审计结论、审计取证、审计档案整理与保存等一系列审计程序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或参照国家《审计法》规定执行，审计程序极为不规范。同时，在之前提到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全面内容，大多数农村社区根本就无法完成，仅仅开展的只是财务收支审计，没有将任期内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成，村级集体资产是否增值等任期责任目标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事项纳入审计范围。
5．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审计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审计人员必须具有较为丰富的审计、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但由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及管理滞后，承担农村社区经济会计、审计工作的人员业务素质普遍较低。各农村社区财务收支的审批工作多由村委会主任承担，村委会主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数不熟悉经济工作。加之忙于各种中心工作，从而忽略了财务审计工作，工作上侧重于“批”、而忽略于“审”。因此审计质量普遍较低，达不到预期的审计效果。
四、加强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对策
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中，要求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彻底转变职能，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全新的农村基础管理组织。这也对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中，要树立以服务为主，寓服务于监督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本审计的理念，不断规范财务审计程序，完善财务审计的内容。因此，要做好现代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应加强以下几方面。
1．加快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立法，规范审计行为，加强法制化建设从目前实际来看，最迫切的需要是出台一部由权力部门制定颁布的全国性的农村财务审计条例，规范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执法标准，把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抓好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的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建设，从而真正实现农村审计工作程序化，审计处罚法制化，做到审计监督制度化，审计反馈正常化，确立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国家审计的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实施细则和相关办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社区财务审计工作的政策问题，使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严格执法，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财务审计的作用。
2．健全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体系，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提高审计质量的基础和关键就在于要建立一支政治思想坚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适应农村社区财务经济变化需要的审计队伍。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为此，要加强对农村审计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达到队伍建设标准化，业务工作规范化，工作管理法制化，政治思想现代化，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审计人员的素质。
3．规范农村社区财务审计程序，做到全面审计农村社区财务审计一般包括以下程序：确定审计对象和性质、拟定审计方案和计划、公示审计公告、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和结论、处理对接审计结果、审计材料归档等。农村社区财务审计执法过程也是行政执法过程，在审计过程中要严格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开展农村财务审计工作。同时，不能只对财务收支进行审计，要对农村社区财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计，真正达到预期的审计效果。
[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一、xx市新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一)立足市情，确立建设重点。紧密结合市情，xx确立了本地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重点。一是工矿所在地新农村社区建设。分煤矿所在地和产业集聚区内两种类型。煤矿所在地新农村社区建设侧重于净化、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实现企地融合发展、共建共赢。产业集聚区内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则按照产城一体、产城融合、以产促城的理念，与产业集聚区统筹规划、共同建设。目前，7个煤矿所在地社区基本建成(有两个煤矿所在地不宜建设社区)。二是采煤沉陷区居民安置地新农村社区建设。随着煤炭的不断开采，xx沉陷面积越来越大，目前已有9个乡镇53个行政村176个自然村因采煤沉陷。搞好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xx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也是xx最大的民生问题。该类新农村社区建设侧重于交通方便、生活便利、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生态良好。
现已建成形成规模的沉陷区安置社区6个，处在起步建设中的7个。三是旅游景点所在地新农村社区建设。结合旅游开发，将景点所在村与景点统一规划，共同建设，实现新农村与旅游景点相协调、相配套、相融合、相促进。4个旅游景点社区正在加紧建设中。四是乡镇政府驻地新农村社区建设。围绕宜商、宜业、宜居的目标，充分发挥乡镇政府驻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优势，将周边村纳入镇区规划，提高乡镇政府驻地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建设现代化小城镇网络。xx市酂城、李寨、陈集、王集、高庄、太丘、黄口、顺和、卧龙等一批现代化小城镇社区建设在短期内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五是一般村村庄整合建设中心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一般性村庄整合并点，建成一个个交通便利、生活方便、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中心村，推进农村社区化、城乡一体化。顺和乡高平房社区、太丘镇黄桥社区、卧龙乡浑河社区等一大批中心村象雨后春笋般纷纷拔起。
(三)创新机制，搞活建设方式。xx市新农村建设五个重点，在建设侧重点上各不相同，在建设方式上也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主要有工农共建、部门帮建、民企助建、村民联建、市场促建等五种类型。一是工农共建。工矿所在地和采煤沉陷区居民安置地的新农村建设与煤矿企业紧密相联，xx市五个重点新农村建设思路得到了永煤、神火两大集团的关注，他们认为该思路可以有效解决煤矿企业多年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情，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与地方群众沟通难、沉陷区居民搬迁难等长期不解的难题。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投资上形成了乡村1/3，市1/3，工矿企业1/3的工农共建共识。二是部门帮建。发挥市直部门联系面广、门路多等优势，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部门帮扶工作。xx市向新农村社区派驻了市直部门帮扶工作队，发挥了很好的帮扶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xx市通过部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累计已超过14000万元。三是民企助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家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目前已有6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如，华星集团投资50万元支持了李寨镇政府驻地社区道路建设，投资30多万元为十八里镇李窑村安装了高杆路灯100套;小龙人教育集团投资16万元为芒山镇陈楼村修建了水泥路;中州棉业公司帮助酂城镇酂东社区实施了旧房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四是村民联建。由村民民主选举成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由理事会具体负责工程预算、组织招标、资金筹集、质量监管等，所有程序公开透明，村民明明白白。如，城厢乡沱滨社区，由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公开招标施工企业、监督进料、监督质量等，农民按成本价住房，大家十分满意;酂城镇政府驻地社区建设中，通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全程参与，农民达成了一致意见，旧村拆迁和新社区建设十分顺利。卧龙乡浑河社区、太丘镇黄桥社区、新桥乡朱楼社区等，都是通过理事会管理实现村民联建的好典型。五是市场促建。即通过市场化运作建设新农村。按照群众有利益、政府有收益、开发商有利润、社区有形象的原则，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入经营城市的办法，由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参与，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推向市场，调动各种力量投入新农村建设。
(四)尊重民意，制定扶持政策。为强力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扶持政策，涉及财政、土地、税费、金融、待遇等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市本级财政每年都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今年市财政预算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2880万元，较上年增长20%。二是税费政策。新农村社区建设产生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50%以专项拨付的形式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与社区建设相关的质检费、实验费、避雷检测费、主体结构检测费、屋面防水检测费等，相关职能部门全部免收，并积极提供优质服务;到新农村社区建房或购房的农户，旧宅基拆除复垦成耕地后，市国土部门、房管部门免费为其办理相关土地使用证、房产证。三是土地政策。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治理，在拆旧建新中置换出的建设用地指标除保障新农村社区建设用地外，富余指标转让后收益全部用于整治村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对农户的拆迁补偿等。三是信贷政策。在新农村建设中符合贷款条件的，市政府协调金融部门给予小额贷款支持。今年以来，已发放新农村建设小额贷款9000多万元。四是待遇政策。入住新农村社区的农民可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实行双重户口(农村户口、城镇户口)政策。保留原承包土地，享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和国家惠农政策;在养老保险、子女入学、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等。
二、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xx市新农村社区建设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和问题：
(一)农户之间的现有经济基础差别影响新农村社区建设进程。除急需建房户外，由于户与户间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富裕的农户搬入新农村社区热情很高，较穷的农户短期内很难向社区集中。
(二)现有的大量新建楼房影响新农村社区建设进度。近年来，富裕起来的农民建房积极性很高，由于缺乏规划和管理，新建房屋秩序十分混乱，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沿路建房、村外建房现象，特别是在市南乡镇，这种现象占到50%以上，这些农户让他们搬迁到规划区建房难度很大。
(三)有限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限制了新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上级每年下达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有限，很难满足新农村社区快速发展的需要。
(四)建设资金不足成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瓶颈。新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市财政每年预算的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十分有限，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十分有限，单纯依靠农民自身建设新农村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五)各部门支农项目投入机制不协调。近年来，国家、省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但这些投入是通过多个部门、多种渠道下达的，由于没有一个正式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协调安排，存在各自为战、效率偏低现象。尽管xx市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做好项目整合工作，由于部门利益十分严重，整合效果很不理想。
三、意见和建议
(一)树立短期造局，长期建设的思想。短期内，新农村社区要规划好，启动好，着力完善规划区内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新农村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要做好打长远丈、打攻艰战的思想准备，鼓励具备条件的农户率先搬进新农村社区，不搞一刀切，走典型带动、循序渐进的路子，逐步把xx市新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
(二)深入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建设新农村社区，将多个行政村整合集聚到一起，用地问题是最大的瓶颈难题。要将新农村社区建设与占一补一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为新农村社区建设置换充足的用地空间。
关键词：自主治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较
1 什么是自主治理理论
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理论,并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自主治理理论集中体现在奥斯特罗姆1990年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她指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1965），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或者以政府途径（利维坦）为唯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途径是有问题的；然后，她通过对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难题的分析，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第三，通过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等,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其中八项原则。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与现状 1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
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但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性，农民不组织起来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因此，中央根据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决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此为背景，我国农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当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
（1）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中央要求对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改革，建立乡村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在相当于生产大队的的范围内设立村，成立村民委员会，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层次上又设立了村、组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村组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源于人民公社体制，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替代，因此残存了一些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做为一个经济组织，不仅具有经济组织职能，还具有政权组织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产权模糊、组织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随便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大批专业化的农户，但是由于农民在流通领域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现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另一种模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比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而言建立起了比较明晰的产权，但由于大多在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推动下成立，并实际处于其的控制之下，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虽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由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合作化程度却很低。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参加组织的农户仅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90%之上比率，也距巴西、智利等国80%的比率甚远，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也占30%-60%。
如何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她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这恰恰符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不能代表集体的利益，而只有农民自身才可以代表。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自己的利益自己来把握，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走自主治理的道路。
3 中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自主治理方面的比较
目前国外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建立了良好的自主治理机制，这也是这些外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奥斯特罗姆在其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总结出了长期有效自主治理的八项基本原则。笔者将这八项基本原则概括为产权明晰、集体参与、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及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四个方面。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将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外的这些组织做一个比较。
（1）产权明晰。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本应为集体财产集体所有，但实际却是大多由少数人占有和支配，造成产权模糊不清。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起来，本应建立了明晰的产权机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发展的动机，主张主要农民愿意加入就可加入，造成很多合作组织成员在加入时无须缴纳股金，这样产权就模糊不清。与此相比，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严格由成员投资入股成立，因而产权非常明确。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由农民建立的带有半垄断色彩的庞大组织体系，不仅包括基层和县级组织，还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产权归全体成员所有，也非常明晰。
（2）集体参与。这里指的集体参与是指组织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组织章程、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具有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的性质，农民自然无法参与制定和修改各项规则。我国的一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由财政部支持的）已经建立了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但大多的合作组织农民并未真正享有表决权，一般成员基本随大流。有些直接由管理层决定，还有的实行一股一票制，这样股份占大头的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就能通过这样控制合作组织。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规定任何社员都有一票表决权，只有少数合作组织规定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安排一些额外票，但为了防止有些人利用额外票谋取私利，法律还对此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通过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行使组织员自己的权利，决定农协的各项方针和重大事项。
（3）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是小数人占有和支配集体财产，农民的投票权行使起来比较困难，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者可以随意处置集体财产，管理也不科学。我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成立理事会做为合作组织的决策中心，但理事会成员受到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影响较大，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无法对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而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和平等合作，合作组织成员从普通的农场主到董事长，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董事会聘请专门的公司经理来管理组织的日常事务。而董事会是组织的管理机构，由组织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使之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有理事会和监事会来对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理事长的权力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合员大会赋予的，而监事会成员则是有全体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产生，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受到了监事会的有效监督。
（4）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这是指组织成员自己设计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自然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是独立的组织，但不管是其成立，还是建立之后的管理和经营，都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关系，自主性大打折扣。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则是由全体成员民主协商完成，并且美国国会于1922年就已将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从谢尔曼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对农业协同组合大量的支持和帮助来保证自己农业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农协的制度安排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制定。
4 初步的政策建议
为何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机制？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政府干预甚至直接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理论上来说是合适的。然而，正是政府的过多干预，造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效率低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该随之而改变。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真正农民自主治理的机制，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能顺利发展下去。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首先必须要保证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对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从与村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和政府组织混合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应变管理为服务，将管理权交给农民。而对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大力宣传和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应再根据自身意愿来干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并对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控制合作组织进行严厉的制止。
（2）其次是提升农民自主治理意愿。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合作经济组织要想发展，还应有农民的自觉参与。目前我国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成员自主治理意愿都很低，主要是因为自身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和没有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我国政府应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时向农民倾斜。
（3）另外还应提高农民自主治理的能力。无论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想持续顺利发展下去，组织成员应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而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开展一些专门针对合作组织成员的短期培训。同时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对农民的自主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4）同时政府还要加大扶持力度。第一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每年应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同时给与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的负担。第二是加强金融支持。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各级金融机构应放宽对其的贷款限度，同时培育小额贷款组织，规范和引导民间借款。第三，地方政府应积极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并加大技术支持力度。
［1］郭翔宇．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历史成就是肯定过去的指标，也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中国凭借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在各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绩。几十年来，中国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不断增长。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100多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收入的比重及其增加情况看，中国教育投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中国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更大一些。这样的发展速度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是非常惊人的。这既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是教育投入的成就。教师的人力资源储备在不断地丰富。近年来，在中国学龄人口（小学、初中）存量下降的推动下，反映教师人力资源储备的重要指标———师生比呈现出上升趋势。统计显示，1995年普通小学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量为4.29，而2012年则增加至5.76。普通初中2012年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量达到7.36。普通高中2012年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量为6.46。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生入（升）学率也呈现出上升曲线。无论是从小学入学率，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还是高中升大学，中国学生入（升）学率都在持续增长。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入学比例较低，到2000年出现一个快速增长，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占到73%（包括大专），2012年这一比例为87%。值得一提的是，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就业率不如从前，这可以看成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客观后果。快速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外国二三百年分段经历、分段化解的问题，如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社会失稳、结构失衡、环境失序，中国要在二三十年之内同时面对和解决。这增加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长久以来，我们只关注了城镇化给教育与城市社会带来的挑战，如大城市入学压力（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尤其明显）、农村教育小规模学校生源不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大城市流动人口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问题等。但农村教育城镇化给农村社区带来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很少为教育学者所关注。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是不同步的。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指标，一般是用人口（在城镇有一定居住年限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按照这个指标，完全可以认为在城镇上学的学生已经城镇化了。现在的学龄人口会有这样的流向，即流向乡镇、县城及城市学校。越低端流向越复杂，这给教育治理带来很大问题。这种现象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农村小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是下降的，到2012年，小学下降85%，初中下降89%，下降数量数字相当惊人。没有学校的农村社区的学生都上移了（流向乡镇、县城及城市学校）。教育城镇化带来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梳理，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动因分析
教育城镇化对农村意味着什么？持续的教育城镇化的动因是什么？首先是城乡生产率与生活条件差序。劳动力流动一般是从劳动生产率较低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农村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城市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是趋势，也是客观存在。农民工进城都是看到劳动生产率，但没有考虑生活条件。如果他有能力负担生活，就可以把孩子接到城里，即不存在留守儿童的问题。当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是为了追求城市生活。从总体上看，动因是不完整的，不能兼顾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条件。其次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序与优质师资流动。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
一，作为客体性教育要素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相对落后。城乡教育质量差异严格意义上表现为府际差异。由于近年来，教育整体发展速度较快，而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更新速度则明显滞后。当前，很多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教学要求，有些学校甚至教学基本用品短缺，没有电脑和必要的实验用品，也缺乏音体美等小科所要求的教学器材。在西部某些农村地区，饮水困难一直困扰着当地学校。随着校舍建筑年限的增加，一些学校校舍陈旧，出现了新的危房。从县域教育发展看，村级学校、乡镇学校、县城学校办学条件差异较大，县域办学条件的府际差异较大，也加剧了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府际差异。
二，作为主体性教育要素农村师资的逆级差流动。中国教育有三个阶段：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特色。城市教育追求特色、农村教育追求优质最核心的指标或影响因素是教师。中国出现一个城乡教育二元格局，简单二元很好办，分层二元很麻烦，带来一些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教师职称评定方面存在大中城市与县域教育的差异；县域内，县城、乡镇和村屯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城镇倾向的政策环境导致教师的逆级差流动。从教师素质来看，府际之间差异很大。
三，作为追赶性要素农村教育资源实际效率低下。近年来，虽然农村教育资源投入有所增加，但按照高质量教育的要求，农村教育资源总量仍然明显不足，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程度和使用效率府际差异明显。中国许多资源分配是从行政级别展开的，省会城市问题不大，之后还存在一个梯度分配，教育质量呈现梯度特点，教育的质量会拉扯学生去选择向城镇流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不能让城市降低发展速度，只能是农村教育加快发展速度，农村教育发展在于效率。由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造成农村学校质量在追赶效率上处于劣势。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农村义务教育自身面临的教育资源有限；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最后，高等教育资源的政策分配差序。高等教育资源多分布在城市，在城镇水平更高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集中。寒门要想出才子，现在有很多人希望走异地高考的道路。如果异地高考全面放开，高等教育资源聚集且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力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人口涌入会进一步提高这些地区城镇化和教育城镇化的程度。这种由教育带动的城镇化给城市和农村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三、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社区代价
学生到了城镇之后（学校撤并之后）农村会有什么代价呢？秦玉友认为，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社区代价首先表现在农村社区与学校疏离感增加。当学校“在那里”时，学龄前儿童和家庭也未必总到学校里去，但是他们感觉到学校“在那里”，与自己没有“距离”；村庄没有学校后，学校成为学龄前儿童陌生的、未知的世界；学校逐渐变成社区成人的一段童年回忆，当下的学校不再为他们所熟悉。其次是农村社区居民交流频率降低。在信息时代，农村社区的平面化互动（如茶余饭后的室内外小聚聊天等）特性因为现代娱乐方式（如看电视、上网等）的流行而日渐式微。农村学校作为其所在社区农村居民交流的重要内容，对维系农村社区居民的平面化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教育城镇化对当前因现代性冲击而逐步弱化的农村社区的平面化互动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农村社区与学校的仪式性联系被切断，农村社区交流频率降低。现在孩子在城镇上学，导致农村人口之间交流减少，农村社区对学校的状况缺乏了解，不能与学校同时态互动，社区了解的学校事件都是过去时的，农村社区因为对学校事件了解的时态滞后性而缺乏与他们的同时态心理共鸣。最后，农村社区文化正向引导功能受阻。从主动影响意义上看，假设农村学生当前就读学校想对被撤并学校所在的农村社区进行文化引导，由于与农村社区的距离原因，它也难以像之前农村社区学校（被撤并学校）那样方便地承担传承社区传统文化、抵御和过滤不良文化、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的功能。学校撤并后，学校时间制度的潜在规训机制对农村社区生活的影响渐趋消失。当前农村青壮年文盲所占比极小，农村学校在扫盲工作中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小，但它承载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对农村文化具有正向引导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学校培养学生“书写”交流能力等传统功能减弱，手机、微信、QQ等现代信息工具使人们交流对文字使用的依赖削弱，导致教育和知识在现在农村生活中地位弱化。传统功能减弱给人们以学校文化传播作用与正向引导功能也在减弱的错觉。从被动意义上看，农村社区的学校可以通过“场式影响”对农村社区发挥文化影响。当然，学校的“场式影响”效应最容易受学校撤出的影响。学校与学生不在场，学校的“场式影响”效应消失了，许多社区居民在言行上失去环境约束，言行的有意识注意程度和文明程度都可能降低了。无法否认的是，只要学校在，学生对社区的影响就相当大。这完全没有夸大的色彩。只要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成人的行为、社区的规范就会好一些，学校的设立对成人、对社区都是一个约束，所以对社区的规范还是有意义的。
四、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家长代价
第一，家庭的现实完整性受到影响。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的完整性。“孩子在场”，家庭的完整性才是现实的完整性，家庭的稳定性才会不断得到强化。农村孩子去城镇上学，孩子不在家或在家时间减少，使得父母角色承担的机会减少，家庭的现实完整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也弱化了家庭的稳定性。如目前农村的离婚率也是很高的。
第二，晚辈主导文化的反哺影响式微。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1970年出版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的研究》中提出了长辈主导文化、同辈主导文化和晚辈主导文化三个概念。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晚辈主导文化是主要代际互动类型。目前，农村社区在快速发展，晚辈主导文化的反哺影响成为农村社区成人学习与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晚辈主导的文化中，即使你是成人，你也要向你的孩子学习。孩子们到城镇上学，农村社区亲子交流互动机会减少，晚辈主导文化影响无法充分体现，造成了这种文化反哺影响的减弱，父母难以从孩子那里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信息，不利于家长文化知识水平的巩固提升和相应信息的更新。
第三，家长关爱需要得不到满足。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是融合生物性（客观上血缘）、社会性（亲子互动中的情感与快乐）、经济性（提供物质支持）三位一体的关系。不同经济能力的家庭为孩子教育与发展提供的物质支持不同，但是关爱孩子并从中满足需要是家长的一项基本权利。主流的宣传和认知中，总在宣传父母养育孩子的辛苦，而对关爱孩子作为父母的一种基本权利与心理需要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孩子到城镇上学后，家长除了给孩子提供必要的生活学习物质条件尽养育义务外，与孩子的社会性互动机会减少，家长在社会性意义上关爱孩子的机会减少，关爱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五、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学生代价
第一，家庭认知不良化。对家庭生活的体验减少，“在家”成为许多孩子的奢望。家庭认知不良化出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倾向是部分学生对家庭的依赖感弱化。一部分学生长期处于“离家”状态，会使他们对家庭的社会依赖感减弱甚至消失，对家庭产生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只在“需要钱”时才想起父母。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孩子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现象，即由于孩子与家庭、父母经常性的分离，使他们过分渴望来自家庭的情感。家庭成为他们的一种奢望，看到别人回家的时候就会想家。
第二，新学校适应融入困难。到城镇上学的农村社区孩子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学校到陌生的学校就读，他们普遍会面临对新学校的适应与融入问题。他们需要熟悉与适应新老师、新同学、新环境，融入新学校的文化和同伴群体。这个适应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学生往往长期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真正融入新学校的文化与同伴群体，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感，甚至可能产生自卑、排斥、逆反等情绪。来自不同社区的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农村学校学生感觉自己是“外来者”或被认为是“外来者”，学校所在社区的学生或多或少也会有“本地人”概念。“本地人”与“外来人”成为现在学校所在社区与被撤并学校所在社区的学生的标签。当前学校所在社区的学生由于熟悉等原因会产生“东道主”的优越感，可能会出现欺侮外来学生的现象。
第三，学校社会活动参与机会减少。学校撤并后，一方面，上学距离的延长使学生在路途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使被撤并学校所在农村社区学生参与学校社会活动的时间减少。另一方面，家校距离变远，有些学生到学校会产生一定的疲劳感，直接影响了学生参与学校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这些情况影响了这部分学生参与学校社会活动的深入程度，必然使他们与其他学生交流机会减少，难以获得其他同学的认同与肯定，也影响了他们的学校与群体归属感。
六、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治理思路
第一，建立多社区共享学校的理念和机制，探讨多社区共享学校的有效策略。学校与社区要建立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联系模式是一（一个学校）对多（多个社区），即多个社区共同拥有一所学校。建立多社区共享学校机制的思路是：学校创造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的条件，让各社区家长有深度地参与学校事务的积极体验，在积极体验的基础上认同共享学校的理念，最终使参与学校事务变成他们的内在需要。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体验。建立共享学校的具体策略是：服务于多个社区的学校的名字尽量不要再用某个社区的名字命名，否则就是对其他社区的一种排斥；家长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应该由各社区的代表构成，保障各社区居民对孩子所在学校重要事务决策参与机会和话语权，保证各社区居民对学校日常运行和教育活动的知情权，并对各社区居民关心和质疑的问题及时反馈。
第二，为亲子互动创造条件。政府要提供资源，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而不是简单地给钱。对交通方便的地区，要创造条件，尽量减少学生远距离上学的时间。家庭条件好的就要尽可能让孩子回家，实在不能走读就尽量配备校车，保证学生有宽裕的时间与父母相处与交流。对于交通不便的地区，应发展和不断完善寄宿制。学校可设立亲子活动日，组织开展相应的亲子主题活动；举办亲子交流培训会，提高亲子交流互动的质量。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亲子交流活动，从家校共育的高度认识到协助学校做好教育孩子的工作的意义，有意识地与孩子沟通交流，学习更多与孩子交流相处的技巧，提高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正向效果；经常到学校看望关心孩子，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第三，为学生创设“类”家庭生活环境。学校除配备专门任课老师外，还应配备专业的生活教师，管理和照顾在校就餐和寄宿学生的生活。生活教师应接受专业的培训，具备教育学、心理学、卫生学和学生管理方面的知识，能够规范地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安全卫生，能够切实关注和发现学生的心理情绪，帮助学生及时适应新学校的学习生活、融入到新同伴群体中；同时应努力给予学生个人成长引导和关怀。学校可以学习混龄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尝试进行混龄安排学校活动，对于寄宿生可尝试混龄分配宿舍。一方面，年龄小的孩子在与年龄大的孩子一起生活，可以得到大龄孩子的照顾，同时表现良好的大孩子成为年龄小的孩子的榜样，有利于年龄小的孩子模仿与学习；另一方面，大龄孩子可以在帮助低龄孩子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学会关心人照顾人。同时，被照顾者和照顾者之间动态的角色转变可使他们克服自我中心，培养良好的社会行为方式，学会与人交往，学习与人相处，特别是与同辈交往和相处。
内容摘要：公共服务社区化有助于汇聚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合力，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组织渠道，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是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农村社区 公共服务社区化 农村公共服务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存在着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资金的短缺、供给与需求信息之间的错位等是分不开的。公共服务社区化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四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构建了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组织渠道，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更好地适应与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多元化、多层次化的需求，是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效率低下的必然选择。为此，各农村地区必须积极探索与实践，因地制宜建设社区服务平台，以需求为导向拓展社区服务功能，以社区为平台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以人才培养为切入点强化社区服务队伍建设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社区化供给。
因地制宜建设农村社区服务平台
（一）社区服务模式的选择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多农村社区经过积极探索与不断实践，创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服务模式，如山东省诸城市的中心村社区或“多村—社区”服务模式、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的“村庄合并社区”服务模式、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的“一片多村”大社区服务模式、江西省农村的“村落社区”模式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此，各农村社区应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其它农村社区的实践经验，积极创新，不断实践，努力探索适应自身发展的社区服务模式，以便更好、更高效地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
（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内容的规划
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社区，可在基本社区服务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地扩大服务的领域和范围，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数量与质量，深化社区服务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提升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以及服务设施与服务组织的体系化和配套完善化。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社区应本着急用先立的原则，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放在当前社区亟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上，在保证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数量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区分公共服务设施的重点与一般，安排建设的先后顺序。
（三）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的布局与配置
由于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拆迁成本较高，在规划或调整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的布局与配置时要尽可能地基于原有服务设施进行改善，充分考虑社区服务基础设施的服务质量、设施规模、使用频率以及使用者的出行成本、使用便利性等因素，实现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布局与配置的科学性。
以需求为导向拓展农村社区服务功能
（一）基本服务功能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迫切需要的基本农村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文体教育、公共卫生、养老幼托、环境治理以及信息共享等，针对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些基本农村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应分别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
一是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公共文体教育服务的需求，应加强农村文体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农技、文化、司法及学校等各类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公共教育体系，进而实现教育公平进而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是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必须建立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引进公共卫生服务人才；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建立运转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建立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三是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养老幼托服务的需求，一方面，要对留守老人分别或配合实施经济救助、集中供养、社区居家照料等多种救助和服务方式，切实满足其日常及情感需求，基本保障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另一方面，要组建专业服务队伍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关怀以及日常照顾等公共服务，满足其日常及情感需求，切实保障其健康成长。
四是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环境治理服务的需求，应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健全农村环境建设的监督与评价机制，并全面落实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奖促治”政策，调动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农民的积极性。
五是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信息共享服务的需求，应逐步建设覆盖城乡的社区信息综合服务网络，推进各级政府电子政务、网上办事和社会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王健、徐睿、陈艺，2009），进一步强化农村社区的信息化建设。
（二）特色服务功能
各农村社区除充分发挥上述基本农村公共服务功能之外，还应创新具有社区特色的服务功能，以便更好地适应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日新月异的变化，满足其多元化与多层次化的需求。如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农村社区，可依据市场需求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特征，对其开展从业道德及各种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帮助其实现就业；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农村社区应成立灾害应急服务中心，对社区内居民开展经常性的防灾抗灾、自救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同时，建立预警救灾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农村防灾救灾能力。
以社区为平台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
（一）政府主导
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保障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各级地方政府首先应建立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同时明确服务边界，以避免因出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盲区和交叉覆盖而造成的资金重复投放和无效、低效投放；其次应着眼于当前，立足于长远，将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纳入城镇发展规划，依托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最后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扶持体系，大力引导和动员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农民自身力量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进来，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发展。
（二）市场优化
市场主体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种类的选择上更加注重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差异化需求。而且，它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往往更加懂得整合资源，积极挖掘广大农民群众潜在的服务需求，开拓未知的服务空间，能够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质量更优、层次更多样化、形式更新颖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个性偏好，有助于将传统的被动服务转化为主动服务，是政府主导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益延伸。政府应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市场主体在农村公共服务中投资项目的税收，增加它们的经营收益，提高其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同时，制定严格的产权保护法规，保证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拥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产权，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根本利益。
（三）社会协同
充分发挥农村第三部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积极作用，需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强化自律机制，积极推动农村第三部门的自身发展；其次，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鼓励农村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再次，强化乡镇政府对农村第三部门日常管理与运行的监督，强化媒体、舆论及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第三部门的社会监督意识，健全农村第三部门的内部监督机制，以完善其监督体系；最后，营造良好的政策、体制和舆论环境，为城市与农村第三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城市与农村第三部门互动的良性机制（宋巨盛，2007）。
（四）农民参与
如何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成为一个亟需破解的难题。首先，构建农民需求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有效渠道，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表达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真正需求与偏好；其次，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让农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监督参与对社区事务的直接管理，调动其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再次，引导农民建立各种自治组织，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与偏好表达的技能。
以人才培养为切入点强化农村社区服务队伍建设
（一）提升农村基层干部为民服务水平
农村基层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主要贯彻者和直接实施者，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他们为民服务的水平影响着农村整体的凝聚力，决定着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效果。推进公共服务社区化进程，进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目标，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必须要有敢于碰硬的气概和听取批评和反面意见的硬气；必须要善于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积累、借鉴并向农民群众传授致富经验，积极为民解忧；必须要挤出时间学习各种政治理论和中央、省、市、县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市场经济、法律、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切实为民谋利益。
（二）培育农村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
建立农村社区服务志愿者激励制度，疏通社会成员进入农村社区充当志愿者的通道，鼓励并引导有志于投身新农村建设以及家乡建设的伟大工作中的社会力量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活动中去，以不断壮大农村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目前，要着力鼓励和引导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医生、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复退军人等，积极参与到建设家乡、造福乡梓的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去。同时，认真培养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加大对其表彰与宣传力度，激发他们继续保持投身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热情，发挥其表率及模范作用，吸引更多的人员参与到农村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中来。
（三）引进农村社区服务专业人才
建立吸引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的相关制度与政策，优化社区服务人才结构；公开向社会招聘一定数量的专职社区工作者，择优录用，提升社区服务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扩大农村社区服务知识以及技能培训对象的范围，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持续运转储备足够的人才；建立健全农村社区服务人员的薪酬机制，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引进人才给予相应的奖励，使农村社区不仅能引进人才，而且能够留住人才。
（四）健全农村社区服务人才培训体系
依托针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的现有培训体系，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人才培训的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体系，构建农村社区服务人才的基本教育网络；加强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党校的联系与合作，建立农村社区服务高级专门人才的培训基地，开展以职业素养、服务技能和服务规程等为内容的教育培训；建立相应的培训考核机制。规定只有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社区服务人员才能上岗，而且上岗人员必须定期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以逐步建立起持证上岗和竞争上岗制度，激励和督促农村社区服务人员自主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从业道德和专业技能，以便更好地为民服务（詹成付、王景新，2008）。
参考文献：
1.王健，徐睿，陈艺.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中的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建设探索[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摘要：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指示精神，国家大力支持农家书屋的建设和管理，“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60 多亿，有效缓解了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村改居”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转型期问题，本文通过对主要行政村农家书屋建设中情况的研究，分析“村改居”社区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公共图书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对其农家书屋的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 ：村改居农家书屋文化建设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自2007 年3 月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家书屋工作，截止2012年基本覆盖了所有行政村，进一步丰富了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但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与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中村”，面临着转轨变型问题。“村改居”这种把农村社区变为城镇社区、农民变为居民、社区文化需求不断外张的新型社区，如何去建设一个良性的能为社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阅读资源和更便捷的信息服务平台，就至关重要。经过这几年的不断摸索，“村改居”背景下建设“农家书屋”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针对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完善“农家书屋”建设，这些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1.2 研究意义
一方面，本文通过对我国“村改居”社区文化需求以及农家书屋建设管理过程的研究，结合对主要社区书屋的实际使用情况的调查结论，总结出目前我国“村改居”农家书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进行优化管理的具体建议。另一方面，与时俱进，农家书屋才具有持续的吸引力。鼓励人们学习科学技术，提高文化知识，摒弃传统迷信，丰富业余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和财富的创造。
2 农家书屋发展概况与研究综述
2.1 发展概况
总体上来说，我国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家书屋是一项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国家惠民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全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结构性差异，建设资金供给能力的差异，使得东部发达省份优先完成这项惠民工程，而中西部和行政村数量较大的省份在农家书屋覆盖率上较落后。重视三农和城镇化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转型以来的历史机遇，改变了以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各大城市迅速发展，并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群。还要认清，城市化进程中群众需求问题，确保“村改居”社区公平享有社会福利待遇，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农家书屋就是围绕“生态宜居社区、兴业致富、文明和谐”的目标，积极组织开展科技培训、文化娱乐等活动，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中国梦关系到每个社区、村庄。
2.2 研究综述
近年来农家书屋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体现了相关学者对此方面改革的关注。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农家书屋”等关键字，共查找到2008 至2013 年间国内对农家书屋建设与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研究的期刊论文、重要会议论文、优秀硕博论文等共有2977 篇。其数量在2008 至2013 年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2008 至2013 年农家书屋相关论文数量表
从内容上看，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家书屋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
首先是农家书屋发展过程中的症结。李英对农家书屋运行机制的分析中提出了8 个影响因素，包括政策稳定性、资金来源稳定性、出版物市场、农民接受程度、管理模式、管理制度、资源选购与更换、管理员。目前我国农家书屋普遍管理不规范、建设资金不足、农民阅读习惯缺乏等等问题。其次，学者纷纷为此提出建议，探索适合各基层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主张政府投入为主，并增加其他融资方式，放开农家书屋经营模式，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等等。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具有其特殊性。这与我国改革开放30 余年，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的社会背景有关。在目前城镇化的进程中，办公楼，高速路等物质上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我们已经具备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技术条件，包括高铁技术在国际领域的领先。但是在社区文化方面，我们国家的起步还是很晚的。“村改居”后，农民变成了居民，身份，生活方式有所转变，但社区文化的发展与物质条件还没有协调统一。“村改居”社区由农村社区转变而来，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文提出“村改居”社区具有的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对此进行探讨及对策分析。
3 我国农家书屋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次调查时间为2013 年8 月，主要针对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内“村改居”社区进行实地调研，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共回执200 份有效问卷，根据问卷所得数据，利用软件绘制各种图形以此分析结果为基础对以社区文化需求为切入点来对“农家书屋”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的结果可以为“村改居”背景下“农家书屋”提供必要的帮助。
3.1 群众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性管理（图1、图2）
从图1、2 可以看出在200 人的调查群体中，知道并了解农家书屋的人有98 人，所占比重是49%，只是听说的人数有58 人，比重达到29%，而从未听说的人数有44人，比重达到22%。从群众阅读时间来分析，有48 人每周读书少于2 小时，占比24%，2 小时至6 小时的人数达到85 人，占比42.5%，6 小时至10 小时的人数为35 人，占比17.5%，10 小时以上的人数有32 人，占比16%。
这个数字也是客观的，是“村改居”社区和农村社区都存在的共同问题，并且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 年正式启动以来，成效显著，人们在工作之余，通过阅读书籍来扩展视野的人还是很多的，一半以上的居民了解这项惠民政策。惠民政策的稳定性要求我们继续重视该项工程。受历史及经济、社会等客观条件限制，群众较低的文化水平影响了阅读积极性的提高，这就对宣传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是目前被认同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其次，宣传受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宣传本身存在问题，农家书屋管理的工作者大多是村镇干
部，或者大学生村官。从本质上看，即使是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也缺乏公共管理的实战经验，有些只是在基层临时工作，未来一两年还是会调到上级工作。因此，管理者本身存在着工作积极性不高，专业管理技能缺乏的问题。这是规范管理，完善机制的切入点之一。
3.2 服务与需求未能及时对接
“村改居”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的不同在于，在农村社区的图书选购中，农业技术类图书居多，是基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农民科学致富的出发点。在“村改居”社区的图书选购中，由于从事传统农业的人数大大减少，许多青壮年出门务工，而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儿童所需的是生活保健，儿童文学等，这类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有限，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阅读需求，图书选购缺乏针对性。“村改居”是城镇化道路中实质性进步，不是表面上名称的变化。更深层的影响是打破了以往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的枷锁。农民身份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有一大半以上的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保待遇。在这个过渡期间，需求就随着环境发生了变化，“村改居”群众需要的一种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集体精神，共同认可的社区文化，将每个人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融入到新型的社区中。在以往的农村社区，农民通过田地里集体劳作，沟通彼此情感。而现在的“村改居”新社区大多是单元式楼房，文化活动单一，邻里之间的联系也少了许多。此时，农家书屋作为建设社区文化的载体，就要发挥其作用。
目前的管理忽略了“村改居”社区人口结构与文化需求，还停滞在农村社区的书屋管理模式中。
3.3 缺乏“村改居”社区农家书屋管理办法
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有一套运行良好的规章制度。农家书屋建设已经有8 个年头了，相比农家书屋建设而言，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打造“村改居”农家书屋是全国各基层单位的重任。而我国许多省份还没有专门针对“村改居”社区农家书屋的管理办法，也没有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做出解决方案，只是沿用农村社区时期的管理办法，未能与时俱进。
4 农家书屋的创新思路与建议
4.1 组建优良管理队伍
由于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大多学历、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大学生村官也对农家书屋的管理缺乏前瞻性的理念与实际经验。面对这个“村改居”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共同难题，首先要坚持输入新鲜血液，鼓励发挥大学生村官在这个岗位的优势，为国家基层贡献力量，继而，更重要的是对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专业技能和责任心。可以将周围各个社区管理人员联谊，线下交流，吸取经验。还可以由市县级公共图书馆组织人才培训，将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体系联系起来，由上级带动下级，并对书屋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评价，增强管理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随着未来农家书屋越来越成为当地村庄，社区的精神文化的核心，良好的管理队伍至关重要。
4.2 提升服务品质，创建和谐社区文化
“村改居”社区农家书屋不仅仅是设立在每个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它还应该是一个社区文化的象征。农家书屋工程就是帮助“村改居”的群众解决转变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让社区居民充分融入到和睦互助的环境中。摆脱“农转非”带来的不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当地政府，农家书屋工程管理办公室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制定符合实际的活动方针，将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多样化。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在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学到实用新型技术，掌握致富信息的同时，定期举办特色活动，将其写进规章制度，在社区内传承起来，互相交流感悟与心得，使得农家书屋在群众之间广泛宣传，营造积极的社区环境和文化氛围。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进展了，例如安徽省亳州市开展“文化助老”活动，把农家书屋办成老年人娱乐、求知、健身的“老年之家”。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正进行尝试，在省内试点“农民文化家园”建设，将“农家书屋”与“新华书店便民店”、“农民绿色网吧”三合一联动发展。打造一个多位一体的文化娱乐场所，村民既可以读书上网，也可以打球下棋。把农村中的退休干部、教师等“乡贤人士”利用起来，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搞好农家书屋建设。
总而言之，这些举措都是把农家书屋建设成多元文化的载体，体现人文关怀，弘扬社区文化的表现。
4.3 完善公共事业的法律规定、增强其社会地位1846 年美国就已颁布了世界第一个图书馆法，将近200 年的立法管理，使得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成熟。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立法需要人大的审批，才能通过。农家书屋作为一个惠民的新工程，还需漫长的时间去进步，现在初步需要的就是各地方政府“村改居”社区农家书屋规章条例的明确制定，才能指导基层群众建立和谐美好的社区文化。
因此，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征求当地人民意见，制定合理规范的法令条文，并坚持执行，做到责任分担，共同完善农家书屋的管理。
5 结语
在这个信息化的社会，农家书屋工程正在起步，人们需求的信息量也日益增加，信息是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是缩减城市与乡村差距的平台，人们对科学技术更加渴望。因此，在数字化升级改造，增补书刊，后续所需资金逐渐会增加，在地方债务危机的今天，对财政来说更需要增强财政透明度，公开预算，反腐倡廉，将资金切实用到百姓需要的实处。办好农村社区及“村改居”社区的农家书屋，才能增强公共精神和社区归属感，构建“团结互助、融洽和睦、和谐发展”的良好社区文化。有序组织工作，认真谋划，广泛宣传，全方位发动，切实提高农家书屋工程在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发挥人民群众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作用，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生问题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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