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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比较;经验
一、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比较
1.自由开放的监管模式
世界上对于金融市场几乎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管制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主要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实现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美国目前正在使用的监管信息系统主要有两个: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和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属于美联储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部分,该系统专门服务于监管职能,因此,只有美联储的监管人员能够进入和使用。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数据的共享性强,通过一些新的功能设置能有效地增进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有助于监管人员对不同机构的同种业务类别和风险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2.适度约束的监管模式
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属于这一模式,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从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已经过渡到放宽管制,甚至完全取消管制。
a.英国金融监管
在0多年的经济变革浪潮中,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始终书写着三国鼎力的鸿篇巨制。面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被推向风口浪尖的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改革的压力下,终于迈出了向“中央集权靠拢的艰难一步。
新的监管体制改革实现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他认为,英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在混业经营潮流中树立起来的,其益处在于能顺应当时混业经营潮流,有利于英国金融业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其弊端则是政府放松了管制,“亲商变成了放纵,导致金融业败德行为泛滥,英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策源地。英国央行对金融集中监管,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获取和反馈信息,避免了多方监管的低效和疏漏,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加大监管力度,并降低金融风险。
b.日本金融监管
日本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事前限制,从而形成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的监管机制,随着金融监督厅的设立和运营,金融监管将转变为注重事后监督,以国际统一会计标准和法律规范交易行为促进竞争的机制,真正建立起透明、公开、公正的金融市场。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原来均由财政部负责,权利过于集中,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997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金融监督厅设置法》及其相关法案,进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财政部的官方金融检查部和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以及银行、证券、保险各局的监督、检查职能分离出来,统一集中于金融监督厅。其目的是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增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3.严格管制的监管模式
这一类国家大多实行外汇金融的严格管制,对贸易、非贸易项下的外汇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且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不可兑换。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一般历史上都经历了或仍处在资金短缺的阶段,金融监管体系较为僵硬,不容易适应国际新情况,相应的配套法律及设施也很不完善,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很多。中国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分析学习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们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匈牙利原来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呈集权状态,因而整个金融体制以中央计划为基础,在金融结构方面,实行大一统的银行制度。最近几年,外国资本在匈牙利银行业的股权已经占到了65%左右,保险部门中外资参与程度达到了90%,70%的投资基金受外资控制。在匈牙利,外资控制金融机构已经完全合法化。这对匈牙利金融监管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消除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就变得更加重要。9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警示之一就是:只有运用综合的、有弹性的、有预防的手段进行金融监管,才能适应金融产品创新和机构交叉的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促进金融和经济有序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规则的变化。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目前国际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有四类: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如韩国;混业经营、分业监管,如美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如英国和日本;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这是中国内地采取的模式。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的金融监管必须获得法律法规的明确界定,以保证金融监管本身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执行,以杜绝随意性,维护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我国普遍缺乏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监管成本较高。在现行金融监管中,“重审批、轻管理、“重国有银行、轻其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重外资、轻中资的倾向十分突出。对此,笔者拟提出为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六点建议:
1.直接组建统一的监管机构,实行功能型监管;
2.要建立金监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定期会商机制;
3.要加强金融业的自律作用;
4.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5.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
6.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深入开展有关市场规则、金融意识和知识的教育,增强人们的金融风险意识、社会信用观念,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的社会基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在历经25年缓慢发展并且成型不久,便已经开始面临新的挑战。现在提出的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否被接纳,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用了25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还是与我国金融的发展程度和监管的水平相适应的、相符合的。这次的改革,应该会于当初的“一行三会的分离改革和当前的“分久必合一样,同具“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质量的性质,因为不论结果如果,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高效运行,才是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晓. 英美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当代金融.2009
[2] 李然.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刍议.金融家.2007
关键词：危机 金融监管 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85-03
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3）强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4）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5）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6）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监督。（7）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2.英国金融难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三个新机构的建立。第一，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掌握宏观政策工具。第二，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审慎监管局 （PRA），以促进金融公司的稳定性。第三，成立一个金融行为监管局（CPMA），以保护消费者和管理金融市场。2011年6月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服务局原有的微观监管职能划分给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同时着重规定了各类法定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3.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金融机构要给与风险管理部门应有的地位和优先性；更加关注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状况与资本充足率适应性；督促综合性金融集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2）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约束和改进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查。提出基于金融风险的薪酬调整机制，避免金融高管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金融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诚信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改进会计准则。（4）扩大监管范围，着眼于系统性风险。改变以往注重保护储户利益，重点监管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将监管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5）实施全面审慎性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
4.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创设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主要由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主要职责包括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和抑制“泡沫”，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相关情况的措施，以确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2）建立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一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责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三是欧盟保险与雇员养老金监管局，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3）把保护消费者作为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将消费者保护列为欧洲金融监管局工作的绝对核心。
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纵览各主要国家、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推出的监管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仍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从各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监管漏洞，纠正由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而非对市场自由做出严格限制，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
2.强调金融信息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金融是一个信息行业。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市场主体其工作开展及效果都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同以下两方面有关：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在未获得充分的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就参与了交易，从而产生其无法承担的损失；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当局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进而未能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重点强调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3.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金融体系中，一般都存在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也存在很多的优越性：一方面，在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依然比较清晰之时，分业多头监管的专业性依然具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可以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监管竞争，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权衡利弊，多头监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为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
4.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各改革方案都着力强化了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资本市场，这就使得后者成为了银行体系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无法建立，货币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实施。此外，在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困境时，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并且最适合于承担救助职责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了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5.突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复杂化，系统性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有鉴于此，此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很自然地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6.加强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置能力。在这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为此，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7.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在反映表外业务风险上的局限性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是此次危机爆发与恶化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相应的监管措施上则缺乏具体内容。这还需要国际协调合作与统一标准，而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和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因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是各项改革方案中的共同内容。
9.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各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自己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更多地是在实体经济层面而非金融体系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避免了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金融机构不必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金融服务多样性需求的日益增长，金融体系必将更为开放，金融市场也将更为活跃，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1.坚持金融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发展的潮流，不论是较早改革的英国、日本还是危机过后的美国，其金融改革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秉承了全面覆盖的理念，并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更应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证这一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2.坚持适度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过于松散，甚至缺位。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不发达，中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权利限制过严。虽然这避免了类似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是也严重约束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度管制很容易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导致金融资源的外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阻碍金融创新，相反，必须将金融创新的主导权还给市场。
3.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金融信息联通与共享。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对于进行宏观审慎性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建设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在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有助于监管当局通过违约率了解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审慎性监管提供支持。第二，健全支付清算体系及其信息挖掘，汇集经济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跃状况、经济景气程度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等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侧面，为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提供背景。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合与共享，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金融信息资源整合方案。
4.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但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应将协调机制法治化、实体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监督指导金融监管工作。
5.突出消费者利益保护这一金融监管目标。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是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构成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护，就会挫伤消费者的金融消费热情而使金融业发展失去广泛的公众基础和社会支持。所以，要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使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6.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与传导机制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所处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综合经营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当前发达国家进一步趋同，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会快速发展。为了应对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应在明确系统性风险标准的前提下，确立监管系统性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牵头监管”模式，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解决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区”。
7.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改进监管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表外业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之中。为此，中国必须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首先，完善资产负债表的编报规则，使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监管当局应当及时、充分掌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情况，为微观审慎性监管提供依据。再次，监管当局应该在考虑到金融体系内部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情况进行监控，并据此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作出评估，在出现问题时发出预警。最后，监管当局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会计标准的改进，消除或削弱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顺周期性，平滑金融体系运行中的波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8.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与国际金融发展步调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回应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国的及早参与有助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尽管现阶段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主要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2.10.8
2.何德旭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上海金融，2011（1）
3.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报，2009.10.20
4.史建平，高宇.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国际金融研究，2011（8）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 市场 统一监管 监管模式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s rapidly expand， the financial derivation transaction has become in the money market most to have the vigor and the influence financial product. In view of financial deri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transaction's complexity， high release lever， hypothesized， noble character danger， various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the relat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takes each measure in abundance， improves the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law supervision asthenia diligently the condition. Although our country's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still occupied the development initial period， but the market supervision question actually may not belittl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develops our country finance derivation market to choose the unification supervision pattern.
key word: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unification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pattern
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方法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金融分业经营，还是金融混业经营，抑或是我国高层强调的金融综合经营，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应用无不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借助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各种资产组合，使其经营风险特征和传统银行的风险相似，从而使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安全运行而设置的各种金融监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借助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对银行实施的审慎监管要求同样形同虚设。所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针对"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设计。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基础成分"的分别监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集团化趋势日渐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八家最大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都涵盖所有五种应接受监管的金融业务，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只经营其中一种金融业务。这些都使得单一监管或称分业监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症，从而使统一监管的实施显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创新经验表明[02]，统一监管模式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二、统一监管模式追求制度结构的内在统一和组织体系的相互协调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立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在单一制监管组织结构基础上，以有效实现确定的金融监管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及其业务等实施多层次共同监督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该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协调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自律组织、金融机构等各层次的监督管理行为和业务活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目标。
实际上，统一监管的制度结构和单一制监管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张的单一监管机构理论，在监管主体组织制度上也主张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但是，统一监管和单一监管毕竟不同，表现为单一监管制度在一个监管机构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业来分而治之；而统一监管制度则是主张以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组织和建立金融监控法律制度体系。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尔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把不同目标合并到一个监管机构中，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抵消单一监管结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配置监管职权，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和损耗。
从制度结构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追求金融监管的全面统一，其不但强调监管组织形式上的监管机构统一，而且强调制度结构以及监管目标的统一。具体说来，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机构的统一。即基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性，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监控金融系统风险。同时，为避免产生权力巨大的垄断监管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在设置一个监管机构的基础上，要通过经济责任制对具体的金融监管权限进行划分，并通过设置听证会、咨询程序等法律制度对该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从制度上有效防止权力滥用或怠于行使权力的发生。统一监管机构主要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全面监管工作。
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目标的统一。即统一监管机构在设置各个监管部门时，应当遵循部门监管目标一致的原则，减少所谓"摩擦损耗"；同时，通过内部协调合作机制的强化，将外部监管机构间的冲突通过内部机制予以消化。
三是多层次金融监管的统一。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立体监管，注重金融衍生品监管当局和行业自律组织监管、金融机构自控的合作和协调。尤其是在具体市场交易监管中，要为实现有效地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系统风险而分工协作。
四是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合作和统一。即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中，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具体内容包括各国监管制度的协调、国际监管标准的统一等。国际监管合作和统一适应金融衍生品跨国界、跨市场、跨行业的特点，在世界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近年来，金融衍生品交易频繁引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统一监管的前进步伐。
从组织体系上看，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构建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直观地看，统一监管模式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统领金融监管全局的金融监管机构，其内部根据不同的金融监管目的可以分设金融系统风险监管部门、审慎经营监管部门、金融商业行为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而基础层面上大量的自律组织管理和通过金融机构预先承诺等形式进行的自我约束，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政府设立的单一监管机构通过各种责任制与金字塔下层的各个监管机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职责。
必须注意的是，统一监管模式并不是由一个监管机构包揽所有金融监管的职责，而是将原来外部各监管机构之间配置的权利义务内化，变为系统内权责利的分配和协调，再通过岗位责任制、财务责任制、内部授权经营管理责任制等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来发挥统一协调监管的作用。经济责任制作为其制度机制，本质上要求"在其位谋其政"，它体现了人逐渐角色化和职业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反映了财产因素和组织因素不断融合的社会发展趋势。
【关键词】 金融全球化;新要求;缺陷;金融监管
一、金融全球化
1.概念。金融全球化不仅是一个金融活动越过民族国家藩篱的过程,还是一个风险发生机制相互联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有明显阶段性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最新特点就是金融全球化”,此观点将经济全球化比喻成经济金融化,并指出“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关系在经济关系中不断扩散和渗透,金融作为经济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金融政策逐渐成为经济政策核心的一种趋势和过程。
2.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一是金融国际化。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录是金融国际化走向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91年世贸组织成员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则是金融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目前,世贸组织的一百多个成员作出了在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市场的承诺,全球金融化市场的开放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二是金融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放松法律对金融的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不断深化,并带动了拉美和亚洲的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先后走上了方式不尽相同的金融自由化道路。三是金融监管规则统一化。金融监管规则统一化的标志就是巴塞尔协议体系的建立,不仅确定了跨国银行的监管原则、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还确定了对金融业全程监管的核心原则。最近更是提出了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及执行程序的评价,通过有效的信息披露来促进银行运行的安全、高效的新的监管协议。四是金融政策协调国际化。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会对其余的国家产生较大影响。五是金融市场一体化。由于电讯技术的发展,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遍布全球的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正在形成一个全时区、全方位的一体化金融市场。六是金融信息全球化。这是指随着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在进行决策时不能仅仅依据国内的经济和金融信息,必须广泛的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信息。
二、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1.概念。金融监管是指对金融业的监督和管理,是金融监管机构依据监管法律或其他规范,利用其职权对监管对象(包括被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行为)进行的监督和管理,促使其依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2.重要性。(1)金融市场失灵和缺陷。金融市场失灵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金融监管则是试图以一种有效方式来纠正金融市场失灵。(2)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金融监管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的成本,维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众对金融的信心,这是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3)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完备性和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完备和不对称式市场经济不能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完美运转的原因之一。金融体系中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现象,导致即使主观上医院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4)潜在的金融风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发生多起恶性金融事件(举例如下),在现在这个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金融风险仍然潜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98年,1991年问题初现,1995年期下属公司原糖走私案发,1996年出现债务危机和群众集资款支付危机,1997年1月4日被关闭,中央银行成立专案组。广东恩平市关闭20家城乡信用社事件。在1995年上半年建行恩平市支行因帐外高息存款出现严重金融风波,建行总行为此调集26亿元保障支付,1997年春节前后农村信用社爆发支付危机,社会秩序混乱。1998年7月,建行恩平市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市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行政关闭,损失国家资金68亿元。广西北海城市信用社整体关闭事件。1986年成立首家城市信用社,后增至12家,95～98年,城市信用社普遍出现经营困难,直至出现严重的行业性支付危机。98年10月关闭了12家,并吊销了2家金融营业许可证,城市信用社全部退出当地金融市场。
三、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新要求及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1.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实行混业经营;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交叉融合趋势也日益增强。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以防止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这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2.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央行如何对这些不熟悉的业务进行监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3.《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有专门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公布该国所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判决、国际协定等。这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律依据和监管程序不很透明提出了改进的要求。
4.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在提高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1.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2.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3.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导致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不会在监管过程中严格执法。
四、金融全球化给我国的启示
1.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根据目前国际上通常做法,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不外乎这么四种情况:其一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其二是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一一金融监管委员会,由其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其三是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其四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但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保险业、证券业则另设专门机构实施监管。其中第二种模式,既能有效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又不会出现监管机构独立性、协调性弱化的问题。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组成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由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对我国金融业行使集中统一全面的监管。
2.明确监管目标,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总的来讲,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主要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国家需要通过金融监督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维护金融稳定而言,一方面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又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需要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并购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因而目前我国基本上应将维护金融稳定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兼顾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3.改进监管方式,使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有机结合。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虽然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都被运用着,都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非现场监测的作用更加有限。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监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网络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4.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参照国际惯例,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可考虑组建隶属国务院的中国存款保险公司。其初始资金由财政部出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参保银行支付。鉴于我国己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应建立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在内参加的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要建立充分、合理、公正、透明的法律规范制度,并严格执行。
5.加强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金融监管体制是指金融监管的职责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从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来看,主要集中于市场准入监管方面,市场运作监管较弱,市场退出监管几乎是空白,而且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健全。
参考文献
[1]曾筱青.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叶陈刚,贺祖泽.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和目标[J].金融与保险.2006(5)
一、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
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
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
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
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
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风险管理;风险防范
一、在实施合规性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风险监管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20世纪末,以英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纷纷为混业经营体制所替代,各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出现了同质化,产生金融风险的单位数量迅速膨胀。现代金融风险在规模、结构、传导机制、发生频率、扩散速度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化特征,金融风险事件的爆发频率加快,数量增多,风险规模与风险损失出现扩大化的趋势,风险传导速度加快、范围扩大、系统影响加重,同时引发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技术性因素上升,风险高度复杂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逐渐认识到,尽管有些金融机构能够遵从监管当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但是仍然不能确保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加强合规性监管的同时,开始注重风险监管,注重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注重考核金融机构识别、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二、在不断完善对银行传统业务风险监管的同时,强调对银行创新业务风险监管
近些年来,金融机构以金融衍生品交易、网络化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业务快速发展,这些业务在创造更大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同时对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安全造成的冲击也更为直接和猛烈。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加强对传统金融业务风险监管的同时,开始注重对银行创新业务风险的监管,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法规和操作指引,以规范业务发展,督促金融机构防范和控制风险。
三、强调监管角度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
功能监管的提出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形式和内容存在易变性,相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形式而言,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很少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过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现在可能出现问题。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机构的名称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性质和职能已发生很大变化。二是在不同地域、法律和政策安排、人文传统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定、职能定位上可能出现较大差别。三是对金融基本功能而言,执行某项功能的载体有许多,而且同一机构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金融功能。四是从长期趋势来看,金融产品正不断地从金融中介向金融市场转移,即“非中介化”。所以,重要的是对金融功能进行监管,而不是传统上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实施功能监管而不是分机构监管,可以增强监管机构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减少寻租活动的机会,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四、强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
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开始高度关注公司的内部控制,尽管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诸多监管原则和标准,但这种监管毕竟是外部的,金融机构是否能稳健、安全经营,关键还在于其自身能否实施有效的内部管理,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控制,同时还会增加监管的无效成本,增加投入的人力物力,却达不到预期的监管效果,结果是阻碍金融机构的发展。各国监管当局在强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时,特别强调各金融机构应建立和使用内部评级体系与风险管理模型,通过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并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进行统一授信;同时,借助风险管理模型来识别、监测和控制信用风险。监管理论的发展及各国经验均证明,外部监管既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加上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发展。
五、监管区域从国内监管转向国内和国际监管并重
近年来,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不能忽视的监管对象。在监管的区域上,从一个国家的国内监管向国内和国际监管并重转变。金融业的国际化监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了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和离岸业务,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实行了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即对同是经营境内业务和境外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境内外机构和境内外业务的并表监管。目前已有的经验表明,这种跨国监管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监管真空的出现,因而是有效的。第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日益增加。因此,随着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发展趋势,监管区域向国内和国际监管并重转变是势在必行的。
六、强调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不能充分的披露金融信息将使存款人和投资人不能对银行的风险做出及时、客观的判断;使监管当局不能及时监测、评价和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使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放松,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许多国际金融组织及金融监管当局都把亚洲金融危机部分地归结为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不透明,因此提倡和要求各国最大限度地充分披露金融信息,增加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七、强调监管手段从传统监管技术向现代监管技术转变
由于金融创新和网络银行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务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量逐渐上升;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产品收益风险计量的技术性程度加深;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工程的应用,使得金融监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风险和抽象会计原则导致金融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和司法手段,或单凭直觉经验已经难以有效监管规模日益巨大和加速变化的各种金融活动,对于金融监管的技术创新要求与日俱增。监管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针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运用,监管当局开始对银行业技术进行适当监管。二是针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计算和计量技术日益复杂和精确。三是现场和非现场稽查并重,并把建立有效监管系统作为重要手段。许多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充分利用计算机或计量模型监管系统来收集和处理金融信息资料,评价和预测金融运行状况。此外,外部审计师更多地介入金融监管过程也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八、强调反洗钱与防止金融犯罪
随着制毒贩毒等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犯罪分子利用银行体系从事洗钱活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趋势使传统的银行要为客户保密的制度受到冲击。许多国家制定专门的反洗钱法,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在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金融体系从事洗钱活动方面的职责,强调金融机构要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要及时全面了解自己的客户;要具备识别判断客户的程序和能力;不得提供无业务背景的资金存取、转移等银行服务;对认为可疑的交易要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
九、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创新才刚刚开始,为适应建立开放型经济的需要,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对其实施全方位的监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吸收和借鉴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在市场运行法则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有效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目的。金融环境是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活动的特征亦是不同的,因而监管制度应该能在发展变化的环境中自我调整、自我适应,既要防止监管松懈带来的风险扩大化,又要避免不计成本的监管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实施具有弹性的监管策略,依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适时变革金融监管制度,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首先需要从强化监管的经济手段、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入手,加快各种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培训监管人员,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和国际监管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以尽快适应我国建立开放型经济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陈晓曦,林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J].经济论坛,2004.
[2]哈萨纳里•梅赫思.中国货币和外汇体制改革―一种渐进主义的实验[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3]刘恒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J].宏观经济研究,2004.
[4]栾景明.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与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1998.
[5]田桂林.我国央行金融监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构想[J].武汉金融,2002.
[6]汪应洛.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王家骥,傅敏.台湾金融与经济发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8]雷鸣.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比较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8.
[9]李连勇.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商贸工业,2008.
[10]刘军红.美国次贷危机下的日本经济走向[J].亚非纵横,2008.
[11]段霞.次贷危机下美货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8.
[12]吴敬琏.金融海啸与中国经济[J].亚太经济,2009.
[13]李俊江.金融海啸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新,2009.
作者简介:
当
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正面临重构，不久前各种改革建议说法纷纭。英国金融监管改革走过的曲折之路，是我国可借鉴的案例和模式之一。
继2015年底推动宏观审慎监管升级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进一步将多项外汇和资金跨境的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以宏观审慎的名义扩充监管范围和权限，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的经验做法，也表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应被赋予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中，英国改革力度最大，其模式的明显特征是由“超级监管者”转向“超级央行”。在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英国拆分了原来大一统的混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以增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为主线，围绕构建“双峰”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协调机制和推动银行业结构性监管改革这两大“支柱”，不断强化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
三大方面改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英国实行单一监管模式，即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市场法》，将原先的9个监管机构合并为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成为所有金融业的监管机构，即“超级监管者”。而英格兰银行，则专注于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金融危机重创英国金融业之后，曾引以为豪的金融监管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2009年，英国政府提出彻底的系统性改革，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监管体制从单一到双峰。
2010年，英国政府将FSA拆分为两个机构：审慎监管局（PRA）和行为监管局（FCA）。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下设机构并负责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的监管；而FCA则对所有公司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管，侧重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由此，英格兰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开始兼具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
二是监管方式从“三方共治”到“超级央行”。
1997年至2010年，英国一直实行“三驾马车”监管模式，即：由FSA与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共同分担金融体系保护责任，但这一“三方共治”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中严重失灵。
为消除“宏观监管缺口”，英国议会2009年2月出台了《2009年银行法》，确立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集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金融市场运行以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处置等职能于一身，成为“超级央行”，形成大一统的监管局面。
三是银行经营从全能银行模式到结构化综合经营。
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实行的“全能银行”模式造成了诸多监管难度，并产生了系统性影响。2012年，根据英国独立银行委员会的建议，英国政府决定实施“围栏法则”进行结构化监管改革，打破“全能银行”模式，在集团内部对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实行隔离，并由“超级央行”对金融集团实施审慎监管。
构建“双峰”监管新框架
回看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整个历程，主要在于其贯彻了著名的“双支柱”改革，即“双峰”监管体制改革和银行业结构性体制改革。
支柱之一，是构建“双峰”监管体制的新框架。
英国于2013年4月开始实施“双峰金融监管（Twin Peaks）”，这是金融危机以来其改革的重大成果。
在各国金融监管实践中，“双峰”一般用来代指两权分立的监管结构，可与统一监管、三方监管等架构相对比。不过，英国的“双峰监管”有所区别，英格兰银行下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与审慎监管局（PRA），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统一于央行之下；同时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组成了专司金融审慎与行为监管的两方组织架构；PRA和FCA之间相互协调合作，并受到FPC的指导
“双峰”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是，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职责全面扩充，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第一，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FPC，负责识别、监控、采取行动消除或降低系统性风险，以维护和增强英国金融系统的风险防御能力，特别是通过对PRA和FCA进行建议和指导，打通从宏观政策到微观监管的传导机制。
第二，英格兰银行下设附属机构PRA，直接负责对系统性重要的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和大型复杂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一部分，已于2013年4月正式运行，负责实施审慎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银行、房屋贷款协会、信贷公司等）、保险公司和主要的大型投资公司。
第三，英格兰银行之外设立的FCA专注于金融行为监管，以保护和增强公众对英国金融系统的信心。FCA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并接受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导和建议，对所有监管对象实施行为监管。
由此，那些系统重要的企业，包括金融公司、存款机构、保险机构和大型复杂投资企业，将接受FCA和PRA的双重监管。
这种全新的监管协调机制中，最重要的是PRA与FCA间的协调，以及PRA/FCA与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FPC、负责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协调。
其一，PRA与FCA两者存在“共同监管利益”，必须签订一份备忘录来说明各自的监管职责和协调职责。尤其是当涉及双重监管企业时，双方有必要相互协商，若无法取得一致，可选择咨询FPC；PRA还可动用否决权，阻止FCA的相关规则。其二，FPC与FCA/PRA之间的协调，表现为事关金融稳定的信息、建议和专业知识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其三，英格兰银行与FCA之间，由前者直接全面负责清算所的监管，成为清算所的审慎监管机构，且在一些关键领域需要与FCA密切合作。其四，英格兰银行与PRA之间，后者成为了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因此与其关系比FCA密切，两者之间主要是微观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结构性综合经营
“双支柱”改革中的另一支柱，是银行业结构性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重新评估全能银行开展自营交易及其它证券市场活动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发现形式上的分业监管已不适应事实上的综合经营，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应对全能银行和综合经营带来的挑战。
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对银行业实行了结构性监管，包括美国制定实施的沃克尔规则、英国维克斯报告、欧盟利卡宁报告等，其共同点在于将商业银行业务同某些证券市场业务强制分开。
其中，英国维克斯报告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围栏法则”，在集团内部隔离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两类业务：“围栏”内的业务主要是欧盟区内的个人及中小企业存贷款和支付结算服务；“围栏”外主要是证券承销、在二级市场购买贷款及其他金融工具等。零售银行业务（零售存款、个人透支和对中小企业贷款）等必须在受保护实体内。
“围栏法则”的重点就是“集团综合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它允许同一集团内部的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隔离业务，受保护业务与分属于另外独立子公司的其他业务可共存于同一集团内，但不受保护的业务必须遵从更为严格的规定，包括限制内部交易规模等。前述审慎监管局（PRA）将据此对相关金融集团进行监管，通过“超级央行”的审慎监管职能实现整体金融业的稳定运行。
事实上，结构性监管改革并非完全隔离，只是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批发和投资银行业务实行经营主体的区分，集团综合经营的格局未变，内部仍能实现资源共享，获取来自综合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收益。而当非零售业务发生危机时，不得让零售银行承担风险损失，以确保储户等债权人不因投行业务风险而受到损失，由此来保障集团内部核心银行服务的连续性。
对中国的启示
市场的发展挑战了旧的监管体系，而金融危机则是这种监管体系失灵的最集中表现。英国之改革，代表了当前世界对于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探索。中国同样存在前述的三方面问题，这是分离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之后全球的共性问题。因此，我国可获得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重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强化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
此次英国的改革，力图重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1997年英国剥离了英格兰银行监管权成立了FSA，2010年后又撤销FSA并成立PRA放于央行框架之下，其改革逻辑就是认识到危机中，如果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分离，实施监管应对风险就会存在巨大的缺陷――即监管的不协调和成本的提高、效率的降低，因此加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成为全球共同的重要趋势。
第二，重构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关系，消除金融监管真空。
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是基于监管目标的不同，即分别从审慎的角度和市场风险的角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更加重视消费者保护和对市场公平原则的贯彻。因此FCA和PRA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值得中国认真研究，这有利于消除金融监管真空。
第三，重构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管理体制。
当前，英格兰银行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这一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应对的机构，不做具体处置，而是在发现风险之后提出具体指令或者政策建议，要求各成员单位（包括财政部、英格兰银行、PRA和FCA）采取统一的、方向一致的，而不是方向相反的监管措施。
关键词：金融监管：信息不对称；激励相容；金融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8－0051－05
一、引言
一些研究认为，金融监管是作为防止由于市场失灵引起的局部或整体金融危机的一种制度安排而被引入金融系统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将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这类研究主要以市场失灵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金融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而言更具信息不对称的特征(Stiglitz and Weiss，1981)，分散的市场参与者(投资者和存款者)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因此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强制金融机构进行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模型证明即使经营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也可能由于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变或“协调失败”而陷入流动性危机，他认为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降低由于协调失败而导致的流动性危机。Dewatripont and Tirole(1994)指出分散的市场参与人还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即使在所有的信息都可获得的情况下仍难以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要求政府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防止金融机构的失败，进而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免受金融机构破产的损害。Allen and Gale(2000)、Freixas et al(2000)的研究发现，金融机构之间往往存在信息溢出效应和密切的信用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结构使得风险在机构之间传染和蔓延，从而导致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失败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政府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防止单一机构危机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转变，无疑有利于金融稳定。另一些研究则认为，金融监管可能导致市场激励扭曲和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大量证据表明，完全的存款保险不仅使存款人缺乏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的激励。而且将道德风险引入了金融系统，如Hofiuchi(1999)的研究认为政府建立的金融安全网是导致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和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资本充足率要求被视为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重要手段(巴塞尔协议Ⅱ特别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设计)，但批评者认为考虑风险权重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操作上过于复杂难以执行(Davies and Green，2008)，而且资本充足率要求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特征(Eva Catarineu-Rabellet al，2002)，可能加剧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和经济金融系统的波动。Boyd and De Nicolo(2005)的分析指出旨在通过限制竞争强化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市场准入监管，可能产生与监管目标相反的结果：他认为传统分析只考虑了金融机构负债业务的竞争，如果考虑金融机构资产业务的竞争，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金融机构的信贷比例将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承担和道德风险，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围绕上述理论争论经济学家对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方法、数据来源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
因此，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证研究，人们都远未就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认识。正如Santos(2001)所指出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对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本文从金融系统最具能动性的因素――金融企业家入手，以对金融市场中金融企业家行为的分析为出发点，揭示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激励冲突通过扭曲金融企业家的行为进而导致金融脆弱性的内在机制。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相互关系的内在机理：基于激励冲突与金融企业家行为的分析框架
(一)金融系统中的非对称信息、金融企业家与金融监管
在经典的Arrow-Deberu范式下，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仅仅市场本身就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和风险的跨期分担，无需现代金融体系(包括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金融监管存在的必要。但现实中，经济摩擦无处不在，分散化的存款人和投资者直接进行金融交易常常受到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困扰，这时金融体系就有存在必要。
但是仅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我们仍难以揭示金融系统的产生和演进，正如曹啸(2006)所指出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首先应该是企业家追求利润行为。凡勃伦在其1904出版的《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中指出，金融企业家的行为是金融系统演化的原动力。如果考虑金融企业家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金融系统产生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高昂的交易费用，内生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的组织安排的需求，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的金融企业家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推动了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
但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减少直接金融合约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同时又引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如分散的存款人和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这些信息不对称为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当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后，金融企业家成为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金融监管正是作为应对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约束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克服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引入金融系统的。但遗憾的是，正如金融中介不能消除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样，金融监管也不能完全消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与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
(二)金融企业家行为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企业家是通过与金融市场中的其他参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影响金融系统运行的。因此，理解金融企业家行为对金融运行和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离不开对金融市场参与人的认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金融市场中的参与人被假设成完全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利用和处理各类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选择，因此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但行为
金融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信息可得并不意味着充分知识，对信息的理解和预期并不意味着行为理性，其中的细微差别都会导致选择偏离最优状态”(Michaels et al，2008)。当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普遍存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只能依赖对未来的预期而进行决策，而这种预期常常是主观的、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实现性和传导性的特点，因此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偏差是可能的，即行为金融理论所描述的“心理偏差”。
金融市场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而产生的心理偏差为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控行为提供可能。换句话说，金融企业家可能利用市场中的心理偏差，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追求利润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金融市场上的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是有利的，他将引导市场放大这种偏差，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即使这种偏差可能导致投机泡沫，加剧金融脆弱性)，相反如果这种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是不利的，他将引导市场减少这种偏差，从而降低自己的风险(即使这种偏差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防止投机泡沫，降低金融脆弱性)。
金融企业家还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往往伴随新的信贷方式、新的金融工具或新的金融机构的产生。然而，金融创新在增加利润的同时，短期来看，还会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大，为经济繁荣提供融资手段，在投机需求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由于“过度交易”引发的投机泡沫：长期来看，金融创新还意味着对既有金融结构和监管制度的突破，它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使得金融系统既有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金融系统变革更加脆弱。
(三)激励冲突、监管失灵与金融脆弱性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中的市场失灵以及金融企业家对市场的操纵也经常出现，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完善金融监管是防止市场操纵以及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泛滥，降低金融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前文述及，金融监管的引入在减少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脆弱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公众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济活动双方当事人的目标函数可能不一致，这时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人)可能以牺牲信息劣势一方(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委托问题。在金融监管中，公众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了金融监管中的多层关系。即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委托问题，就会产生由于激励冲突导致的监管失灵，常常表现为更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监管滞后以及金融监管目标冲突等。
由于金融监管多层次委托问题导致的激励冲突。进而导致的金融监管滞后、目标冲突等监管失灵。使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纵与过度创新成为可能。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表明，金融企业家对市场的操纵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从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表现为：“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即金融创新会打破金融环境原来的均衡状态，产生新的风险，使原有的监管措施失效。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这种动态发展过程实际上体现了金融企业家与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因此监管当局不仅应对金融创新的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进行监管，更应该审视在一个动态演进的金融系统中，既有的监管制度所导致的激励冲突，是否扭曲了金融企业家的行为。
三、从金融监管激励冲突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首先，次贷链条加剧了金融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次级房贷经过数次打包出售，交易链不断延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同时随着次贷衍生产品的复杂性迅速增加，这不仅使分散的投资者难以了解其购买的金融产品的风险状态，即使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也难以掌握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次贷链条增加了金融产品和交易的复杂性，延长了金融市场资金供需双方的距离，使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监管当局、审计机构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
其次。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纵与过度创新行为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随着次贷产品不断复杂化、次贷链条不断延长和次贷产品规模不断膨胀，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加剧，分散化的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产品进行理性判断、做出合理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为金融企业家的操纵和引导市场预期创造了机会。例如，在次贷产品的宣传中，金融机构和经纪人主要强调产品的收益而对风险的提示不足：金融机构还通过引入信用评级等“增信”手段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等。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次贷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即金融企业家通过创新次贷产品，加剧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其操纵和引导市场预期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创造条件，其结果是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不断复杂化。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不断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和杠杆率不断上升，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不断提高。由此可见，金融机构高的风险承担和高杠杆是金融企业家进行市场操纵和过度创新的必然结果，在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和高杠杆率只是金融危机脆弱性的表现而不是原因。
最后，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的激励冲突是放纵和扭曲金融企业家行为进而导致金融脆弱性的制度根源。美国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的激励冲突首先表现在社会公众与国会以及其他立法机构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针对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失灵或者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作出发应。因此，国会和政府常常孤立地看待每一项具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很少考虑市场对金融改革的反映(Eisenbeis，2004)。这一理念使得美国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监管制度滞后于金融创新不仅可能导致金融监管空白，而且可能导致原本有效的监管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成为监管当局与金融企业家及金融机构产生激励冲突的根源。在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中，正是这样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中的激励冲突，扭曲了金融家的行为，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四、中国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与金融脆弱性
从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来看，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忽视了监管制度建
设，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普遍存在。这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而且导致金融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扭曲，使得我国的金融系统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一是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企业家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体系结构单一，金融风险过度集中。我国一直对金融业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这不仅带来了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端，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激励的丧失。一方面，过于严厉的合规性监管因为法律规章相对滞后而压制了金融企业家金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其结果是，在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中银行贷款一直占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资产发展缓慢。这种单一的金融结构使得金融风险向银行集中，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二是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从监管目标出发，较少考虑金融企业的经营目标，导致监管目标和金融企业经营目标的冲突，诱发违规行为，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金融监管目标和金融企业经营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监管力度的加大只会提高监管成本，不仅难以提高监管效率，反而可能诱发各种恶性违法违规事件，导致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没有体现分类监管的原则，缺乏鼓励好的金融企业更快地扩张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国际经验表明，在监管制度设计中，针对不同的金融企业设置不同的监管边界，体现分类监管的原则，强调对经营管理状况好的金融企业以更好的、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进而鼓励优秀企业的发展。事实上，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好的金融机构更快地扩张和创新，往往在客观上会促进差的金融机构的扩张，其结果是金融系统更加脆弱。
四是以政府隐性担保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造成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转嫁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金融监管相伴而生的金融安全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道德风险被认为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监管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我国。尽管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实际上具有“无限责任”的性质。当所有的金融机构和存款都受到了政府信用的担保，一方面存款人缺乏对金融机构进行甄别和筛选的激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缺乏强化风险管理的激励，从而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关键词】：金融市场：经济政策；金融监管
我国的金融行业在不断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承接着创新的挑战，只有站在国际金融前沿，认真审视世界金融发展的特点，进而借鉴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在才是金融创新基本前提。金融全球化的推进，使各国金融机构国际合作不断加强。毋庸置疑，面对在国内国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不断变革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需要作出重大的变革，从而推动我国金融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1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目前运作形态
1.1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银监会主要负责各类银行以及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而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基金监管，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
1.2 近几年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以后，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金融市场初具规模。为了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必定想方设法避开金融监管，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机构的创新。
1.3 当今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金融创新，这是实现在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下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但我们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因此，加强银行业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已经是势在必行。
1.4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监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给我国金融业监管带来很大的考验，很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扩大经营范围以满足客户多种多样的需求，尽可能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创新为金融机构避开金融管制开展新业务提供了手段。
2 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2.1 监管范围的真空或重复。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刚性模式下，容易出现监管范围的真空。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目前只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有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可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此备忘录并没有明确指出确定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的标准，是根据母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所持其各金融机构最大股份，其认定在实际的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混乱。
2.2 三大监管机构缺乏紧密合作与协调。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保监会就建立起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但这一机制没有达到其设计之初的目的。目前我国三个监管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平级主体，由于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不同，相应的操作方式也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监管结论也可能不同。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常常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监管过程重复、多头、互相扯皮的现象，凸显出监管环节许多漏洞，跨业违规现象频发。
2.3 金融监管独立性未实现。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主体，独立性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多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当实施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利益相抵触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施加压力，导致监管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2.4 金融监管措施不力。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以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为主，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有效的自律监管还未形成；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使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力不从心。随着金融业的日益开放，很多跨国金融集团开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飞速发展，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既增大了金融业风险，又会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失效。
2.5 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体制尚不健全。虽然我国已有不少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立法中原则性规定较多，缺少实施细则，可操作性差。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方面也是空白。
3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议
3.1 改进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改进的会议制度将以一种委员会的形式固定在规范性文件中。联席会议的职责不变，主要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监管问题，交流有关监管信息。会议参加成员除了原来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主要负责人以外，应新增加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管理员、国内有声望的金融学家。后增加的参加人数比例应小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派出人员的人数。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监督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督促联席会议制度的定期召开，多方参与制定监管决策能保证决策的明智公正。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作出的关于三方监管职能的可执行性决议，应作为立法建议及时报送国务院相关的立法部门。
3.2 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在这种新趋势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因此，我国应建立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监管模式，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方式，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减少监管真空，对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进行统一监管，使金融风险能够得到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确定监管内容合理性，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通过技术援助、定期磋商、互访及共同参与制定国际监管规则等方式，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和有效性。
3.3 全面构建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完善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监管部门首先要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那些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做到严控严管，设槛限制，让审批制度成为监管的闸门；对有利于增加企业效益、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开闸防水，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
3.4 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在金融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及舆论的倡导下，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同业工会，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对监管者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建立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机制。要求监管对象依法行事，同时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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