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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 科学 关系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9-173-02
1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关系国家兴衰的重要地位上予以大力扶持。一般来说，高等教育主要承担着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的职能，本文中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近代高等教育和古代高等教育不同，近代高等教育是以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课程为标志的。在这以前，大学排斥在大学中教授自然科学。从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大学以来，它在大学中获得了与人文社会学科同样重要的地位，而由于自然科学对社会生产力的直接推动作用，它在大学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文社会学科则受到了冷落。因此，近代高等教育与科学的发展相伴而生，二者相互依存。然而，近年来，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却呈现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通过对高等教育与科学的关系发展进行综述，理清二者目前的发展现状，以期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2 研究背景
2.1 高等教育与科学的结合过程
17世纪，人们发现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的生活生产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此，近代科学教育拉开了序幕。18世纪，科学知识加以普及得以向普通大众渗透。在这之前，科学技术处在萌芽阶段，还未摆脱传统的哲学与神学，从而未能与高等教育紧密结合，相互影响各自的发展。1822年德国成立德语国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实现了高等教育教学与科学的第一次有机结合。后来，在美国，研究生院设置科学研究专业，同时进行经典的专业教育。19世纪之后，工业革命迅速开展，社会对科学技术依赖性大大提高，当科学技术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时，大学不得不向科学技术敞开大门，科学技术深入大学内部使得大学在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变革。21世纪，高等教育受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革，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更注重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传统的通识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社会分工与科学技术的细化，促进了大学中大量新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以及不同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涌现。
2.2 二者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洪堡提出教学和科研相统一后，科学研究就成为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和教学一样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在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普遍意识到了教学和科研的相互促进作用，也意识到教学和科研在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工作者时间利用与分配中的冲突和矛盾。教学与科研的价值目标本就不同，教学的目标在于传播知识，而科研的目标在于发现知识以及创造知识。高校科研工作日益趋向功利化，教育工作者将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分配给了科研，而分配在教学工作上时间不断萎缩，导致了本科生教学质量的下滑，为此，国内外不少学者呼吁重新确立教学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不难看出，在近当代高等教育的实践中，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机构，科学技术本身则是另一种事业。然而科学研究却逐渐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大学与科研相互影响，由于对大学的科学活动的认识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于高等教育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现实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综述。
（1）从大学的职能以及高等教育与科学的相互影响来分析，认为高等教育与科学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二者的结合符合时代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科学应该进入大学。
19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洪堡认为，大学和一般的学校的区别在于大学是具有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在大学里，研究者们共同探索新的知识，教学和科研相互统一，不可分割。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充分肯定了洪堡的观点认为，19世纪德国大学崛起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洪堡思想在实践过程中的正确性，他还发现优秀的研究者倾向于是优秀的教师，洪堡思想同时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美国的伯顿・克拉克教授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到，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院组织、专门学院以及许多其他特殊机构，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科学事业都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回报，现在科学对大学要求经费、声望和自治起着重要的合法的作用。可见，高等教育和科学的相互促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认为，研究成果应成为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实习练习应让学生直接接触事物并研究知识的根源，科学与教学毫无疑问应该紧密结合。英国学者贝尔纳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起初是教学的产物，但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他主张让研究控制教学，以科研作为教学方法。我国学者和飞（2007）指出，世界科学中心由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四次转移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规律：大学的发展与科学中心的形成呈正相关关系，发展教育是促进科学繁荣乃至国家昌盛的必由之路。王永、刘兴全、潘敏（2011）认为，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研水平决定了大学对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程度，也决定了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位置和层次。
【关键词】国内；狄金森；研究述评
引 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她被誉为“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萨福以来西方最杰出的女诗人”。她影响了20世纪的庞德、艾米・罗威尔、威廉斯、桑德堡、斯蒂文斯、弗罗斯特、艾略特等一大批诗人，架起了通向现代主义的桥梁。但这么一位死后声名鹊起的女诗人在生前却默默无闻，发表的诗作寥寥无几。上个世纪30年代，狄金森的经典地位才最终确立。随后，狄金森的翻译与研究形成一股难以退烧的热潮。我国的狄金森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学者才开始对其研究。21世纪以来，我国对狄金森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一、狄金森作品的译介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狄金森的译本相继出现，如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江枫译《狄金森诗选》，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张云译《狄金森诗钞》等，这些译作都给狄金森的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也为新世纪的译本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我们无法猜出的谜―狄金森选集》，2004年上海外语出版社《艾米莉・狄金森》，2008年江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暴风雨夜，暴风雨夜》这是在上个世纪的译作基础上翻译的。201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狄更生诗歌精选》，2010年蒲隆（译）译林出版社《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这个版本可与江枫译本并驾齐驱。2011年周建新（译）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艾米莉・狄金森诗选》，2012年江枫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狄金森诗选》，2013年康燕彬（译）漓江出版社《不是玫瑰，如花盛开》等。
二、狄金森作品的具体研究
新世纪以来，关于狄金森作品（包括诗歌和书信）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2012年，北大出版社《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刘晓晖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狄金森在后浪漫主义中起的作用。2006年，在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狄金森研究》刘守兰对狄金森生平、诗歌等作了较为宏观的论述。在思想层面对狄金森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的是王金娥《孤寂的风景：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孤独意识》。研究著作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上个世纪。
上文笔者已列出了部分研究狄金森作品的专门著作，除此之外，据笔者不完整统计，以狄金森为其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有数十篇，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而同样可观的是发表在报纸期刊的论文有近千篇，核心期刊的有近百篇。这无疑说明中国学者对狄金森作品的研究有所加热。
研究狄金森作品的主要成果是论文，这些论文聚焦于主题思想、艺术风格以及狄金森与其他作家、文化思想的关系方面。
（一）狄金森诗歌主题有思想方面：范春香《美国诗人狄金森创作主题新论》一反“常态”，论述了狄金森诗歌与外面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在此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科学技术及南北战争对其诗歌有着重大影响，并且都对其诗歌有着不可磨灭的体现。朱莉在《对艾米莉・狄金森生死心理的现代阐释》中论述了狄金森对死亡的态度：她诗意化死亡的到来，意象化死亡的体验；追真求美追述死亡的意义。狄金森面对的最后时刻，“所做的是让出她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杨甸虹在《爱情・死亡・永恒――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解谜》一文中指不能简单的将她的诗歌分类，因为诗歌与诗歌之间内容是紧密相联的。傅柳在《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则剖析了造就狄金森矛盾的自然观的原因。从诗中可获知狄金森认为自然对人类时而慈善友好，时而敌对仇恨，既带给人类愉悦与和谐，又给人类以巨大伤害。而傅柳从社会经济、超验主义思想的渗透、文学的思潮以及宗教文化意识四个方面对狄金森在自然主义诗歌矛盾的自然观进行探索。发表于2009年《外国语文学（季刊）》作者是向玲玲的《论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中的时间观》提供了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具有较大的开拓意义。论文中提到狄诗往往存在着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的双维度，并得出结论：狄金森突破了人类时间（线性时间）与自然时间（循环时间）的二分法，且更青睐自主的循环时间。对于狄金森宗教观研究一直是狄金森研究的一个争论点，有的人认为狄金森信仰基督教，还有的人认为狄氏是宗教的反叛者。而顾晓辉在《上帝与世人――试论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宗教观》中论证了狄金森独特的宗教观――她弃绝了宗教仪式，而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另外，薛春霞《艾米莉・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提出狄金森诗歌“反崇高主题”特征，并且推测原因是“因她视传统自然为男性化的产物”。
（二）狄金森诗歌艺术研究：在诗歌艺术这一方面，成果远不及诗歌主题方面的研究，但还是有些许亮点。最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晖这个学者，他的《文体越界与意义空白：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非常翔实地论述了狄金森书信文体越界情况。刘晓晖认为狄金森的书信世纪成了虚构作品，并且指出狄金森“有意隐去相关背景，避免直接挂涉具体人和事。”在《从比喻手法看狄金森的认识论思想》中，刘晓晖论证了狄金森比喻手法与狄金森认识论思想的关系。李玲的《论艾米莉・狄金森的隐晦艺术》以狄金森的隐晦诗学理论为切入点，对她诗中的意象、不规则的语法和韵律、含糊的影射和特殊的修辞风格等隐晦艺术进行了梳理。
三、狄金森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方向
新世纪以来，狄金森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多不足，而这些不足又是其他研究大问题的恶性种子。
首先，原著的引进和著作的译介存在着致命伤。狄金森诗歌和书信全集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风行。但是直到今天，狄金森诗歌全集还没在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中文翻译的诗作还是少数，全集更是空缺。
其次，研究狄金森的方法和手段落后于国外。原因可能是研究者与作家地域文化差异较大导致的。未来关于狄金森研究，可以加大国内外研究交流，拓展国内研究的视野，学习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最后，狄金森研究的资料过于陈旧。纵观国内十多年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学者采用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上个世纪的，并且非常局限。未来同样可以加强国内外交流，国内互联网数据库第一时间更新最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范春香.美国诗人狄金森创作主题新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2]朱莉.对艾米莉・狄金森生死心理的现代阐释[J].国外社会科学，2009（05）.
[3]杨甸虹.爱情・死亡・永恒―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解谜[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03）.
[4]傅柳.神秘瑰丽的大自然的歌手―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作初探[J].南京师大报（社会科学报），2000（4）.
[5]向玲玲.论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中的时间观[J].外国语文学（季刊），2009（4）.
关键词产品设计价值工程人性化价值观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建启，李君华．新论工业设计融合价值工程的理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2
关键词:大学校园;生态文化;评价指标
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研究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代表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演进的生态化潮流趋向，另一方面体现了对人与教育和环境的浑然一体关系的重视以及在新的基础上的重新构建。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环境因素，其生态文化也相应的表现出特殊性，需要我们具体探讨。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大学校园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内涵所谓大学校园文化是指以大学校园为环境载体，以校园群体思想观点、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实践为基础的，以大学历史脉络，人文积淀等为核心并以具有校园特色的生活方式，文化活动、专题讲座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形态。而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经历近现代以来大规模工业化发展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后、在不断探索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种高级文化形式，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全新文化理念与行为模式。将生态文化创造性地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界定所谓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大学人与大学校园以及相关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过程中所产生的能够直接反应大学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等。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化，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建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是符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客观规律的新型文化形态。
二、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现状
1．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理论教育取得进展。大学校园作为当今时代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校园开展生态文化教育已成为各个大学的共同价值追求。当代大学生态文化教育主要专注于理论教育，即通过学校固定的教育方式和教学环节，教育者被要求将系统的生态理论知识通过教学灌输给受教育者，以此来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生态文化教养。实践证明，这种生态文化理论教育对于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2．大学校园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有所改观。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现今很多大学开始筹划并实施校园改建、扩建工作，同时，很多新的大学校园也陆续涌现。在校园生态规划和环境建设方面，原有的以功能实用为主的校园生态规划和建设理念已经慢慢被兼具生态、文化、娱乐和教育等多功能的文化理念所取代。在倡导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众多大学开始关注校园自然生态与和谐环境建设，这些大学在充分尊重生态文化理念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协调统一的生态大学校园。在这一生态理念的指导下，现代大学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在新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与德育建设孤立发展。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不仅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大学德育建设的新课题。生态文化是人类在新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模式下所做的一种道德选择，生态文化与道德是一种相互包容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应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然而事实上，不论是校园领导者、管理者、还是教师队伍，对于生态文化的理解普遍不够透彻，因而导致了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将其与德育建设区别对待的现实态度，这种态度也就造成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德育建设孤立发展的结果。这种结果的直接影响就是生态文化建设在大学校园缺乏实现路径。
2．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其在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构建科学合理的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有利于加强生态文化教育，还能更好的保障生态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高校一方面对于建立生态校园有着良好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过程是否科学合理、结果是否尽如人意以及对于这些方面如何衡量、评价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大学校园生态建设评价指标薄弱仍然是大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3．大学校园生态建设规划缺乏合理性。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校园生态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功能能否有效发挥。然而当下有不少的高校在进行校园建设规划过程中，对自身的办学特点与建设目标不能进行准确的定位、对校园生态规划与所处的区域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协调程度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只是片面追求校园环境外在的美感和视觉效果，盲目追求大规模和大气势。这就导致校园环境杂乱无章、古板单调，缺乏校园的独特个性。另外，在功能系统规划上，现在的大学校园往往过于强调功能分区，忽视整体而片面强调局部，导致各个功能区之间联系不足或是互相干扰，也使得校园内设计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校园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探索。
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一)用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引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
1．用儒家生态思想指导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在自然观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人道与天道合一;二是以一种折衷调和的生态观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儒家思想重视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生态观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
2．用道家生态思想指导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道家思想体系中也包括非常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道家主张“道法自然”、“齐同万物”。它要求人们遵循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顺应自然法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道家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着，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致力生态和谐。这种哲学观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3．用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影响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佛教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有“缘起论”、“宇宙图示论”等。佛教主张世间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人类众生与宇宙自然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佛教认为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宇宙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尊重自然规律，人类才能和谐永生。佛教生态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校园文化生态创设了美好前景。
(二)将生态文化教育融入高校德育课程体系之中
1．提高德育教师的生态文化素养。大学德育教师队伍是承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工作以及学生党团建设工作的中坚力量。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要求德育教师在其特殊岗位上发挥作用，促进生态文化建设取得理想效果。要想有效发挥德育教师的教育功能，就必须致力于提高德育教师的生态文化素养。首先，对德育教师进行生态文化教育培训。生态文化观念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思维观念，它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很多德育教师不能自发的形成这种生态意识，就必须通过外在的教育和培训使其产生生态思想观念，并将其传导给学生;其次，增加德育教师实践锻炼。生态文化起源于人类实践的需要并且可以指导实践，只有立足于实践，回归自然，加强德育教师对生活的体验和生态思想的领悟，将生态实践内容内化为自身道德意识，才能够对教育对象施加积极正面的影响;最后，德育教师应当不断进行自我教育，用生态文化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身的生态道德素质，用实际行动使自己成为学生自觉学习的榜样。
2．德育教材内容的编写体现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将其融入德育建设是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作为大学一项新的文化教育内容，生态文化在大学教育现有的理论知识体系中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内容编排。因此，将生态文化理念贯彻于德育教材的编写中，是促进生态德育建设的必然选择。努力实现生态文化建设与德育工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
(三)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学校园生态环境
1．开展生态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大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子系统，它与大学校园外在系统进行着物质、资源和信息的广泛交换。因此，利用大学校园这个开放、民主的交流平台来进行是生态文化宣传，是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大学应采取正面宣传的方式来进行生态文化教育。可以广泛地开展生态文化知识讲座、党团活动、生态知识演讲和竞赛等形式进行生态文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文化素养和生态道德素质。
2．完善校园生态系统布局和规划。大学校园生态包括大学校园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空间配置等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大学校园生态规划和布局的质量，因此，建设生态大学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在校园生态系统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校园的土地状况与自然环境条件，如校园的地质地貌、气候类型、水文特点、人文精神等，综合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进行合理的利用和改造，使大学校园的生态系统趋于合理化，从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校园环境。
(四)建立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1．建立目标评价指标体系。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应当是一个多维的目标系统，它包括校园环境生态化、教学目标生态化、行为实践生态化等方面。考察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校园环境建设应坚持生态性、人文性原则，旨在通过创建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校园氛围使校园群体受到感化和熏陶，自觉的树立生态意识;其次，教学目标应贯彻生态理念。将生态文化融入大学德育课程中，使生态文化与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融为一体，共同作用于大学教育教学过程;最后，生态文化实践目标。大学生在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中，应文明做人，文明做事，注重保护校园环境，自觉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建立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生态文化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生态文化建设过程评价是所有评价体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环。进行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过程评价，对正确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出现一些严重的决策失误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过程评价主要通过对生态文化建设过程进行动态监测。评价主要包括对生态文化建设方案执行情况评价、对重要决策的评价、对工作作风和管理方式的评价。
3．建立结果评价指标体系。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结果评价对于衡量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结果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校园生态环境评价。一个大学的校园环境能直观体现一个校园的整体风貌，环境的和谐与否，也比较能进行直观评价。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环境评价应切忌主观随意性，对大学校园环境应进行客观的整体性评价;二是对大学生生态文化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评价。可以采用诸如生态知识竞赛、生态知识问答和考试等方式进行评价;三是对生态道德实践行为进行评价。实践行为是生态文化建设结果评价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学生只有将自身的生态意识外化为相应的实践行为，生态文化教育过程才算最终完结。对行为的评价应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实际的行为表现进行划分，做出相应的评价。
四、结论
作为生态文化建设子系统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人类为适应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求、保证大学生乃至整个大学群体更好生活而做出的文化价值选择。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大学教育应努力实现的目标，构建良好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需要我们立足于大学生态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新路径。［注释］①曹瑞明，百里清风，裴宇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新论》［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0:144．
作者:汪杨燕 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曹瑞明，百里清风，裴宇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新论》［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0:144．
关键词：中医生理学；内容；特点；渊源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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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身体观;武学;修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9-0001-03
Selfeducation of the Marti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Concept of “Body Outlook of the Chinese”
XU Weiju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bodyoutlook of the Chinese ” on the martial arts, the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a tive analysis to define the cogni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Westerners and clarif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ody outlook and martial arts.It reckons that the body outlook is the voluntary 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 o 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one’s body. And the martial arts isa “Tao,” or a way, of physical and mental self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Wu shu, or Chinese martial ar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influe nce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bodyoutlook on selfeducation of martial arts f rom the macro state and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to propose suggestions of the selfeducation of martial arts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of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Key words: culture; body outlook; martial arts; selfeducation
身体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东西方关于身体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西方的身体观认为身 体是由部分构成,可以把身体分解为器官和系统来认识生命整体,所以说,西方的“身体观 ”是以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医学理论。而中国的身体 观却不同,基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身体的认识,是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个整体,从而形成 了与西方医学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概念相对应的“精、气、神”等生命范畴,它构成 了中华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物质基础。[1]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医家、儒家和 道家各自 的身体思想文化,集中表现为医家的“整体性身体观”、儒家的“社会性身体观”和道家的 “自然性身体观”。众所周知,体育是以身体为载体实现的,武术作为武学修为的一种手段 ,也是以身体外练的方式促进身体内在自省,实现自我教育。因此,构建武学之身体哲学, 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极为重要。
现今,全球化进程使世界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各个 领域都试图探索“身体”的本质,毋庸讳言,当前对于身体观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真正“身体 哲学”的理论高度。基于此,本研究从历史学、文化学视角,对中西方身体观进行比较,阐 释中华身体观的理论及其在武学修为中的作用,这对建构武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
1 身体释义
1.1 对人的认识 对身体认识基于对人的认识,那么人是什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在人类的进化与发展过 程中,一直是我们思索的问题。西方学者试图揭示人的真谛,自苏格拉底起,他借用了底比 斯神庙的碑文“认识你自己”,明确提出了人的问题,后苏格拉底时期人类转向认识论,认 为理性是人的本质,随后便出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到中世纪时,人成为上帝的奴仆,服从上帝的理性就是人的本质。从“人是上帝的造民 ”,再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绝对理性”和黑格尔的“必人乃是能思维 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2]都是对人本质的反思,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 陷入了唯 心的迷惑。后来,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生物性、社会性 、精神特性。
而中国很早就对人和生命有了客观的描述,《周易》以阴阳的变化来揭示包括人类生命 在内的天地万物变化,有从人类生育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天地自然的化生是其本性,所谓 “生生谓之易”(《系辞上》)。从先秦时期起,诸子百家的争鸣为我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它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形成了对人的基本认识。道家把人和自然万物纳为一 体,认为人是自然的,应该服从自然法则,魏源《老子本义》引宋程俱之说云:“天地人一 源尔。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固同。”可见,道家认为人与自然都是同源的。儒家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人进行了阐释,强调道德的自律,孔子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人”。说 明孔子把“仁”与“人”放在一个维度,人应该是社会中的人,形成儒家身体哲学的原则。 医家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生命实体,它不仅具备外在的形,也包括内在的神,认为“形、神” 统一为“命”合于“身”。中国古代医家对人的认识是世界少有的切实关注身体本身的流派 。
1.2 对身体的认识 身体作为人和生命存在的实体,从不同角度来看,它具有生理的、文化的、自然的、物 质的和精神等属性,身体折射出了各种文化的关怀,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对身体概念有着 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文化视野中的身体(body),表示纯粹的物理性身体,由一堆血肉组成 ,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l)等认为身体是以其空间性而具有广延性的本质,用来 专门指人的物理组成部分。[3]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是承载主体性、符号、意义的 个体和社 会存在。[4]尼采则从实用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身体的意义,即人类“只是身 体,别的 什么都不是。”而灵魂不过是“有关于身体的一个词儿。”[5]很多西方哲学家把 身体与精 神对立起来,苏格拉底最先把生命二分为肉体与灵魂,而灵魂才是这“人”的本质。笛卡尔 身心二元论认为,身体是一个具有广延性的实体,心灵则是一个思考着的实体;心灵的本质 在于思维,身体则不能思维;身体的本质在于广延,而心灵则没有广延,不占据任何空间, 心灵和身体在本体上属于不同类型,是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实体。[6]柏拉图更为 极端,他 始终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二元对立,身体只是简单的表面,因此,他否认身体的积极意义。 他主张人要获知真理,必须“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眼去看”,“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 沾肉体的情趣,保持自身的纯洁”[7]可见,西方的身体哲学是以二元论为基础, 大致将身体分成身体、心理两个维度,并认为两者是对立的。
中国的身体观却不同,它讲究形神兼备,身心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属于一元的身体论 ,把“身”与“体”区别来看,但不是把它们割裂,而是将其统一起来。认为“身”与“体 ”是有差别的,“体”即血肉之躯,四肢、五官、五脏、躯体皆可指,除此之外,有时也可 指心思;“身”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则涵义甚广,除去表形体外,更体现了与“自我”、“心 灵”乃至生命整体与宇宙万物之联系。医家在生命整体观念的基础上,将气与身体结合,提 出了中国传统的经络学,并成为武术、养生等运动的基础。道家主张不对自然的生命活动以 任何主观的干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身体观语境下形成了武术拳法自 然,以形喻势、情景合一“的美学价值趋向。认为人的生命发生、形成与宇宙的发生形成原 理完全符合,人的身体运动节律与宇宙的运行和谐一致,人体生理构造乃是宇宙的缩小,并 由此探索了人类身体现象的奥秘。[8]与道家的自然性身体观相比较,儒学更强调 身体的社 会性,即身体的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境下形成了武术“尚武崇德,内圣 外王”的人格情操 。如《论语》中有省身、正身、修身之说,《孟子》中则屡屡出现守身 、安身等等。综合中国传统的身体思想认识,可以发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认识是包涵着肉体 与心灵、道德与情感的统一存在,不存在与心无关的“身”,也不存在可以将肉体完全剔除 的“心”。正如美国学者费里乔夫・卡普拉在《转折点》一书中指出:“由于东方哲学和宗 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作一个整体,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 识的技术是不足以为奇的……[9]
2 身体观的涵义
2.1 身体观的定义 鉴于上述关于身体的不同认识,我们把身体观定义为:是人对身体外部特征与内在特 性及本质的自觉意识。
身体的外部特征包括具体的骨骼、肌肉、器官等解剖学结构,也涵盖了人的行为举止; 内在特质主要是人的精神、情感、道德等思想层面,并借助身体行为表达;身体是一个生命 体,它的本质是内外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而身体自觉意识,则包括身体之生命自觉意识 、身体之责任自觉意识和身体之自由自觉意识。生命自觉是指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具有生物 属性,是一种生命现象;责任自觉是把人的身体纳入到社会当中,强调了身体对国家、对集 体的责任,也是人区别与动物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由自觉在人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身体 和自然一样,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而自由发展的。
2.2 身体观的维度 很显然,身体观折射出了生命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人的生物性。人的本质是一种 高级的生命本体,人在进化的过程中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生物的本质没有变化,包括 人的物质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和千万年来与自然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性,如食欲, ,自我保存能力等等。第二个维度是人的社会性。人生活在社会中,不仅是生物意义上 的人,更是社会伦理规范下的人,必然会受到权利、等级制度等的约束和规范。第三个维度 是人的自然性。人具有自然属性,属于宇宙的一个部分,天地宇宙是作为人的存在境域来体 现的,这也为中国身体哲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认为人作为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中 国人对身体的价值取向,是尽乎人道合乎天道,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身体的本质是一种生命现象,在后天生命的基础上会衍生出许多间接属性,表现为生命 的功能,这些功能源于身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和自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体认识。习武要求 性命双修,形神兼备,践行了身体的生物属性;习武强调自强不息,内圣外王的人格情操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己任,践行了身体的社会属性;习武要情景合一、道法自 然,践行了身体的自然属性。
3 身体观对武学修为的影响
3.1 武学的含义 身体作为人生问题之一,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重点,由此而形成的身体思想 对武学产生了诸多影响。
武学中的“学”并非指一门学科之学,而是一种身体修为之学,是身体自觉意识下的身 心自我教育。故,武学是指“以武术为对象的身体修为之道”。武学的最终目标是得“道” ,道家学派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求道是一种对真理的体认过程,武学是以身体修为 来实现对道的追求,身体修为则通过身心的自我教育来实现,这一过程是以武术为内容和手 段的,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在中国古代身体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武术从军事格杀技 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育文化形态,并在历史的延续中保持了多元的文化属性,这为 武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对人教化的方式。武学一方面以身体技术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另一 方面,通过习武来培养道德情操,提升人格价值,以规范人的日常行为;此外,它还是通过 对武术“技艺”的修为而渐悟道的过程,最终使身体获得自由。
3.2 武学之“内外兼修、神形兼备”的整体训练观 中国医家认为人的身体是由意、气、形三个层次的物质构成。这里“意”指意识,是脑 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气”是维持人体的能量和信息,是生命的基础;“形”为人体生命之 所载,它以脏腑为核心,赖以经络而维系。“意”出自于“气”而寓于“形”,身体之“意 、气、形”和谐统一,表达出生命的整体性。
武术训练围绕意、气、形三个层面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包括“意与形”、“意与气” 、“气与形”。其中,意与形的关系为“意动形随”,强调意识对技术动作的控制;意与气 的关系为“以心行气”,强调沉着专注的良好心理状态;气与形的关系为 “以气运身”, 强调体内能量在呼吸配合下的运动效能;意、气、形三者之间的关系乃为和谐,这些整体训 练理念都被具体地归纳到武学的“内外三合”理论之中。从中不难看出,在武学修为的过 程中,从未像西方运动训练理论一样,把精神、意识、呼吸等生命运动要素排斥在身体之外 。可见武学的身体运动思想有着丰富哲学内涵,它的技术手段有着雄厚的人文、生理、心理 学基础,它的运动效果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和巨大的健身价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武学之 “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整体训练观。
3.3 武学之“入世进取、内圣外王”的尚武崇德观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伦理道德是社会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以此来规范人 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行业领域内都形成了被恪守的职业道德,如师德、医德 、武德等。武学修为过程中,习武者树立以武修身,以武卫国,以武除暴的社会己任,会使 个人身心在“尚武”和“崇德”的观念教育下,养成入世进取的精神和内圣外王的人格情操 ,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无疑对社会进步会产生积极的影 响。
另外,武学修为强调个人自律、内省,以“武不犯禁”的各种武德戒约来规范个人行为 ,弘扬尚武精神和实现人生价值。这对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入世进取,内圣外王”的尚武崇德观,维系了武学的道德体系,体现了习武者的社 会责任和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
3.4 武学之“情景合一、道法自然”的拳法自然观 武术运动中“以形喻势”、“以心喻境”的身心运动体验,是武学修为的一种人文积 淀,主动用自然界中的各种形象、功能来隐喻动作技术,发展拳法技艺的行为,依然超出武 术技击的本意,这是崇尚生命,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一种美学追求和身心超越。在各类 拳法套路的演练中,由于主动切断身心与社会的各种联系,身体处于无为的自然状态,即所 谓“形无形、意无意,无意当中是真意”的拳法自然之境,身体的自然属性获得了自由和解 放,动作技术和运动状态已不再受人为的物理参量的制约,身体转向对“动静”、“虚实” 、“刚柔”、“疾缓”等非物理参量的感知,这种身体性感知形成了武学之“情景合一、道 法自然”的拳法自然观。如“十二型”中,有三种是以自然景物、五种以自然现象,四种 以动物功能来隐喻动作。这种“以形喻势”,“以心喻境”的情境体验,会把习武者的心境 提升到自然事物的功能上,摒除人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限制,使人的身心回归自然,最终 达到对“道”的感悟,使身体获得自由。4 结 语
目前,体育类学科虽然引入生理学、解剖学和心理学等其他门类的学科作为体育的基础 学科,但这些学科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体育是通过人 身体参与的,应该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并能体现出体育本身的规律,然而在体育学科领域 中往往忽视对身体理论的研究,这实为一种缺憾。武术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身 体实践性,而武学则是关于身体修为的理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身体哲学”为基础,所以 建构武学的身体论,是今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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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生态危机；文明；生产观；文化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63-04
一、生态文明：破解生态危机的时代选择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2007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统计，1990至2005年15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3％，而且目前仍然以每年73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同时，全球有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由于持续扩大的荒漠化，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估计，到2020年，将约有1.35亿人面临着被迫离开家园的危险。不仅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江、河、湖、海在污染中哭泣，森林、草地、耕地在沙漠化中呼号，生物资源在浩劫中走向灭绝，矿物、能源在滥采中走向枯竭；自20世纪末以来，洪涝、干旱、沙尘、酷热、奇寒、地震、蝗虫、赤潮、泥石流、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灾害在地球上蜂涌出现。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愈来愈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危及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进而直接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只一有个地球，如果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生态安全，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其结果必然是使人类失去赖以立足的地方，导致全球性的毁灭。这给陶醉于征服自然巨大胜利之中的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不得不对这一时代性难题以及导致其产生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甚至支撑这一发展模式的人类文明形态进行深刻地反思。
所谓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包括生态秩序紊乱、生物演进退化、生态圈质量下降、生态范围萎缩等在内的一种自然生态的退化现象。生态危机并非自然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危机，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危机。它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具体表现是在人类创造辉煌经济文化奇迹的同时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由此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态系统“透支”过多，“亏空”过大，产生了巨额生态赤字、环境欠债。
生态危机的出现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是时代难题，首先就要从人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入手，消除这些消极的环境成果，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主张人们将生态纳入发展的思维,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运用高科技，按照生态化的原则组织生产，形成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把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挑战”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在生态文明社会里，人类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在生产方式上它要求转变工业文明时代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特点，主张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并使这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使人类生产劳动向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上转化，向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面对当代环境危机及其导致的人的“生死之忧”，从文明重建的高度审视和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生态文明之路，无疑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最终破解生态危机这一时代性难题，将自身从以往的发展悖论中解脱出来唯一出路。
二、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的全新阶段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需要永恒面对的矛盾，在连绵不断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力同自然力相比非常微弱。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自然是主宰者，人类在巨大和神秘的自然界面前,显得无知、不解、困惑，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任由其摆布。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自然基本没有被触动，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自然可提供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扩大对自然的索取，这一矛盾给人类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帮助他们克服无数艰难和险阻，最终从自然荒野跨入农业文明的门槛。人类主动利用、改造和开发自然进而让自然更加符合自己的意愿。
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和原始文明人类依附于自然的被动状态相比，这时的人类驾驭自然、做自然主人的思想有所强化，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也有所加快,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但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限制，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始终依赖和顺应自然，遵循着自然韵律，人类依然相信有天神的存在，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认为人仅仅是“神支配下的自然主人”。人类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尽管在这一领域也曾人为地导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导致诸如古巴比伦、哈巴拉、古希腊、玛雅等文明的衰落，但这种破坏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的，从全球范围来看，也仅是局部现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破坏。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生物型”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不大，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激化，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
在人类社会不断的演化进程中，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适应，从崇拜、顺应自然走向改造、征服自然，人类在自然面前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照亮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金光大道。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权取代了神权，人的理性取代了神的理性，这时自然不再令人敬畏，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农业文明时代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相比，工业文明采用机器大工业取代了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人类通过机器而延长了自己的手臂，机器为人类解决了力量不足的缺憾，使人类劳累和艰辛的工场手工业劳作得以解脱，更有能力伸向大自然去索取。于是，在短短的300多年内间，大自然的财富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不断地向人类滚滚而来。凭借着所生产的足以维持并满足几十亿人口生存的欲望的巨量物质财富，工业文明极大地稳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并借此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农业文明，使整个世界得到了迅速的改变。
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文明演进的结果，总是在不断践踏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使自己暗淡无光，以至走向穷途末路；这时新的文明就出现了，每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伴随着新的文明人类继续向前发展。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更替莫不如此。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自己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必然产生的更高程度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在文明形态、发展状态、道路和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从现实维度来看，也归因于工业社会自身的缺陷和约束。工业文明否认自然界自身的价值，因此在赋予人类极大的改造自然力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繁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欲望，进而引发人类为了眼前物质利益的享受，只考虑自已的生存，很少考虑“自然界的生存”，以征服者的姿态不断地掠夺、损害和破坏自然界，忽视对自身行为的调节的控制，不尊重自然规律，轻视、主宰、奴役、支配大自然的行为大量出现,最终激化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导致人类的生存面临以“问题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不仅使经济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
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没有文明的转型，人类就没有出路；只有促进和完成这种转变，人类才能自我拯救。工业文明的危机绝不意味人类文明已经走上了绝路，建设生态文明也不是要结束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态文明观是对以增长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观的扬弃。这不仅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的科技成就、科学思想、民主制度、不朽的艺术成就和空前的社会财富的充分肯定和继承，同时也包括对工业文明时代关于人类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要主宰和控制自然的思想的根本性改造。
三、生态文明：超越传统生产观的深刻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理解一方面把生产力范畴建立在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基础上，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无视或忽视二者的统一；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把自然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中完全排除出去，只承认和肯定社会生产力，无视和否认自然生产力。并据此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改造的程度越深，则生产力水平越高，也就越能推动社会发展。
这种生产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解读。这样的生产力是只考虑人类利益的“自私”的生产力，是对自然只有“索取”没有“奉献”的生产力，是只求“自然为人”不求“人为自然”的生产力。这种意义下的生产力在衡量标准上只能采取以劳动工具为尺度的技术标准，或以劳动生产率为尺度的经济标准，从劳动品质方面来理解生产力水平，却不可能着眼于“劳动”与“自然”的结合，也不可能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职能定位上也仅仅局限于通过对自然界的无限度开发，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求。
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讲生产力必然要涉及客观存在的这两个方面。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上，只讲社会生产力，不讲自然生产力，处理不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内在辩证关系，无视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而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人类在发展中只强调对自然的索取，却不注重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考虑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或者至多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而不考虑其生态效益。这样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可持续性，其结果只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终演变为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成就。它的提出和实施，是人类对长期以来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对传统生产观的重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理念的一次创新。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一切成果的总和，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它不仅说明人类应该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而且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崭新视角。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的不再是以传统GDP为核心的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反对过度消费倡导人类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克服异化消费追求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而非以往对简单需求的满足和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
四、生态文明：标志未来文化的核心理念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是最有活力的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丰厚土壤，是综合国力的基本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从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将体现在人及其生产的物质产品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这一方向来看，未来人类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哲学认识将从以对立性为主体地位向以同一性占主体地位转变，未来人类的价值取向必然要从以人为核心转移到人、社会和生态谐调发展。未来人类的道德认识必然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协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对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态化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求深入到人类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传统哲学之中，对支撑这一生产方式的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自然观，建立一种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价值，而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一生态一自然”复合系统的全新“大自然观”，并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侵害后代人生存发展权的道德观以及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培养和谐相处理念，在生产方式上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生活方式上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使社会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下转第67页）
（上接第65页）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更是一场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于一身的人类文化价值和文化战略的深刻革命。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观点，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对物质产品的追求和消费将不仅以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为衡量标准，还要考虑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否符合生态保护，是否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生态文明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它引导人类在进行某一经济活动时，成为生态结构的调控者，对自然负有天然的道德、责任、义务，使人在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境界、开拓新道德新境界，实现“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建设生态文明的提出，还把人与自然的伦理文化研究提高到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崭新战略高度，并作为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对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创建人、社会和生态环境共赢的生态文化体系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树立和发展生态文化观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而对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肆意挥霍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式进行彻底变革，从而将人类从以往的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随着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必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引领人类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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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头等大事。本文对近十年来广西粮食生产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粮食生产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稳定粮食生产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粮食 生产 收益 对策建议
一、广西粮食生产现状
近年来，广西各地充分发挥生态、资源、区位等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作物生产，积极开展粮食作物高产创建活樱实施“千万亩超级稻示范推广行动计划”等示范工程，始终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重中之重，全区粮食产量稳步上升。
2006年广西粮食播种面积3133.2千公顷，为十年来最高水平，虽2011年、2013年广西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增长，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6年水平，2016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3023.6千公顷，比2006年减少109.6千公顷。粮食总产量2006年-2009年间波动较大，2010年-2014年实现粮食总产量“四连增”后逐年下降，但总体呈上涨趋势，2016年粮食总产量1521.30万吨，比2006年增加93.70万吨。从总体上看，十年间广西粮食播种面积逐渐减少，但单产得到较大提高，粮食总产量实现低速增长。
二、广西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
（1）农资价格上涨，挤压收益空间。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农资和农业生产用工成本上涨快，种粮成本节节攀升等因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销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压缩了种粮收益空间，对粮食生产形成较大压力。
（2）劳动力缺少，新技术推广困难。粮食生产收益偏低，外出务工收入远大于种粮收益，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粮食生产出现了结构性、季节性劳动力紧缺。再加上农村土地分散经营，粗放型粮食生产模式仍占较大比重，农业新技术推广存在一定难度，制约种粮收益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弃粮而改种其他作物的田块增加，撩荒和改种造成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导致粮食产量下降趋势难以逆转，稳产、增产难度加大。
（3）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抗灾保丰收压力大。虽然广西农业基础设施逐年改善，但仍旧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生产要求，表现在水利设施不健全、田间道路失修、电网改造滞后等诸多方面。受此影响，粮食生产抗灾害能力较差，受干旱、强风、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影响明显，特别是近年来异常气候增多，抗灾保丰收压力大。
三、稳定粮食生产对策建议
（1）稳定农资价格，确保农民收益。目前，广西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不够健全，农资利用率比较低等问题严重。因此，首先要加强农资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农资经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一是要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把不符合要求的企业挡在市场门外；二是建立以现代物流技术为支撑的连锁经营体系与销售模式，以减少销售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第二，要加强对农资市场的调控力度。一是通过价格监测，了解农资市场的行情并对其进行监管和调控；二是通过监测和即时公布农资市场的价格信息，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来鼓励和推动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的发展。第三，要维护农村市场价格秩序，稳定农资市场价格，严格价格检查制度，大力打击各种扰乱农资市场价格秩序的违反行为。第四，要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储备制度。为平抑农资价格的波动，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农资储备制度以及以平抑农资价格为目标的价格调控机制。第五，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资流通中的作用，提高农民的购买水平，有效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2）加强种粮农民培训教育，用科技武装头脑。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制约着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只有提高种粮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成为生产力。一是要围绕粮食主要品种，以绿色证书工程、示范基地等为载体，采取多种形式，适时开展各种内容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技能，并逐步渗透绿色、标准的理念，使农民实现“绿色粮食”生产，并从中获益。二是加强新型种粮生产经营主体的培育。引导大中专毕业生、有文化的中青年和返乡农民工从事粮食规模化经营，鼓励他们牵头领办粮食生产合作社，支持他们进行粮食生产技术培训和进修、与科研单位专家建立紧密联系，使他们成为未来粮食生产经营的创业人才。
（3）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确保粮食生产稳步增长。加大对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力度至关重要，一是加大对农作物育种育苗研究，特别是优质早、晚稻品种的研发力度，大力培育和推广以超级稻品种为代表的高产、优质和多抗品种，并有针对性地开展薯类、玉米、豆类等鲜食作物和小杂粮作物品种的培育，运用科技手段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二是应尽快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和利用中心，加强对粮食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使种质资源能为广西作物育种和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以超高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突破口，以改善品质、提高产出、省工节本、降低能耗为目标，针对广西不同地域的生态特点，建立和推广互补性强、兼容性好、操作简单的生产技术和无公害生产管理技术模式，确保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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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领导；课程管理；职业学校；角色；转变
作者简介：周文清（1972-），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0－0021－02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那种“一朝受教，终身受用”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职业岗位。为了使培养的人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职业教育展开了课程改革，该改革涉及到课程的诸多方面，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在其中。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理念――课程领导。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课程领导是确保课程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课程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课程领导的涵义
领导是引导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某种目标的行为过程。课程领导属于课程管理范畴，是课程管理的重要职能。课程管理的领导职能是使整个管理过程中其他职能得以实现的起主导作用的推动力量。美国课程专家兰姆博特提出了课程领导的几点涵义：（1）一个团体，而非个别的领导者（如校长），且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能和权利；（2）团体内的所有成员一起学习、一起合作地建构意义和知识。领导者可以促使建设性转变的学习，学习具有共同的目的。（3）透过成员间的交谈，把观感、价值观、意念、信息和假设表面化，一起研究和产生意义，在共同信念和信息的情景下，反思工作并给工作赋予意义，促进有助于工作的行动。（4）要求权利和权威的再分配，共同承担或共享学习、目的、行动和责任。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重视个人的思考，引导他们发挥才能和潜力；（2）以组织目标为中心实施合作，使参与者积极奉献；（3）使参与者认同、适应组织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并与个人目标形成联系。综合上述，课程领导是指组织的每个成员都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学习、合作。
二、课程领导与课程管理的区别
钟启泉指出课程管理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监控、监管，学校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令之后才开始围绕学校的课程展开活动和运作，学校的动力来自于上司和外部。而课程领导是从经营或是领导的功能出发，强调诉诸自身的创意和创造力，自律、自主地驱动组织本身运行，把日常的课程实践活动作为自身的东西加以自主、创造性实施。课程管理是一种以纵向行政命令的形式对课程进行管理，实施的是权力集中的层级式管理。而课程领导除了纵向沟通外，还强调校际间、校内以及与企业、行业间的横向沟通，是一种权力共享的、民主的管理，目的是激励与课程有关的人员积极的、主动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共同推动课程改革。
三、课程领导下职业学校的角色转变
课程领导是对传统的课程管理的革新，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它需要一切与课程有关的人员（如学校、学校校长、教师等）参与课程领导。
在传统的课程管理模式下，学校是无条件地、机械地执行由上级行政部门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达的教育任务，学校内部实施是等级式的垂直管理模式，扮演的是“工具型组织”的角色，之所以称之为“工具型组织”，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学校是外控式的组织，没有自主决策权，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管理机构以规章制度等形式规定的权责，且学校履行这些权责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上级管理机构和外部的监督检查；其二，学校只是课程任务与学生之间的中介，国家制定的课程任务、目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达给学校，由教师在学校中实施，毫无更改的传递给学生；其三，学校内部是一个机械化、分散的等级体系，校长的作用只是外在目标、任务的守望者和人力、资源的管理者，教师的角色只是课程政策的消费者和执行者，校长与教师之间是权力―服务的关系，教师无权参与学校管理，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工作以分化居多，缺少交流和切磋的机会。
在课程领导下，学校的“工具型组织”的角色阻碍了课程改革的进程，因为课程领导使学校成了课程权力的主体，权力和职责都大大地增强了，如我国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故职业学校必须改革原来的等级式的垂直管理模式，建立以权力共享和民主参与为基础的自主管理模式，增强学校内部横向沟通，以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鼓励校外人员如学生家长、社会代表等参与管理，齐心协力推动学校工作前进；另外，职业学校必须注重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发展，鼓励教师不断研究进修，以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同时，职业学校还必须与本地区企业机构、行业协会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关注经济发展状况和职业结构变化的特征，变原来封闭的、机械的“工具型组织”为开放的、灵活的、民主的、学习型的组织。
随着职业学校从“工具型”组织向学习型组织的成功转变，学校的校长以及教师也必须随之转变角色，以建立共同愿景，共同参与课程领导，从而更好地推动课程发展。
（一）职业学校校长角色的转变
校长是职业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者，其所扮演的角色取向，影响着学校课程的发展。在传统的课程管理体制下，校长的任务是全校的行政工作安排、管理，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督查和监管和一系列的外务活动，以及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各项指令性任务等，其扮演的是“执行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实施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的“监管”，不参与课程改革与课程建设，对课程发展的专业知能不足。校长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在课程领导下阻碍了课程的发展和课程改革的进程，必须转换角色，实施校长课程领导。所谓校长课程领导是指校长对学校课程的设计、发展、实施和评价进行一种沟能协调和支持的专业性领导，其目的在于改善课程的内涵和运作机制，进而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效。因此，校长在课程领导方面应扮演以下几个角色：
1.设计师：校长须掌握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最新信息，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设计出学校发展的蓝图。
2.改革规划者：校长必须掌握当前课程改革的动态发展，制定出具有本校特色的改革方案，并组织相关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课程专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
3.改革促进者：校长应充分相信教师、行业专家和课程专家，将权力下放给他们进行课程发展，并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和配合。
4.信息反馈者：校长要善于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供教师和专家们参考，同时，校长还应对新课程是否达到了教育的目的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及时将评价信息反馈给教师和专家们，为进行改进提供参考。
课程领导下校长所扮演的角色，要求校长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素质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必须掌握最新的管理和领导理念，了解未来课程的发展趋势，故校长必须加强自身的专业学习，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课程专业知能以促进校长课程领导的专业发展，同时，校长还必须学习管理和领导方面的知识，更新管理理念，从而有效地实施校长课程领导。
（二）职业学校教师角色的转变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力量，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既具有宽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还必须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了解行业最新的技术动态，这样才能在劳动力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教师工作在教育第一线，与学生接触和沟能的机会最多，了解学生的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课程最适合于学生，应该是课程改革的主力军。然而，传统的课程管理体制认为教师不具有课程决策和课程开发的能力，教师只是课程任务的执行者，更是课程改革的“旁观者”，他们的任务是按规定完成教学任务和一定课时数即可。课程领导要求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和课程发展，实施教师的课程领导。什么是教师的课程领导？扎佩达（Zepeda.S.J）等学者认为：教师的课程领导是以教师作为课程发展的领导者，教师的课程领导并不是教导、指导教师，而是更重视教师教学经验的分享、教师群体间的互动、生命经验的相互述说以及经验的连接；其主要任务是作为教师的亲密伙伴，由教师帮助教师，改善教师的处境，并作为教师群体与学校领导之间的联系者与转化者，同时也是教师群体间的知识管理者与协助转化者。故本文认为教师课程领导在扮演好课程实施者的同时，还应扮演以下角色：
1.参与者：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改革，视课程改革为己任。
2.开发者：教师应深入社会和企业，了解经济发展状况和技术发展趋势，结合本校的专业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原有课程，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
教师要称职地当好课程领导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专业学习，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深入企业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技术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发展能力。
职业学校、校长以及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对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故在课程领导下，逐渐实现职业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角色转变，改变以往的官僚管理形式，消除校长与教师的管理层次距离，加强学校内部的横向沟通，使教师能体察到校长的决策意图，而校长也能了解教学第一线的动态，获取第一手信息，从而共同推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促进职业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进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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