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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产值和税收的关系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税收负担;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下降，中国制造业原来所依靠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形势下亟需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税收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引导着资金、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布情况，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化来调控各产业的发展方向。税收负担的轻重不仅反映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更与相关的产业政策相配合影响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通过相关税收政策的有效引导，加快产业升级速度对于制造业以及整个工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目前，对于税收负担如何影响产业升级较少有学者展开研究，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较低的税收负担让企业停留在低附加值、依靠劳动和资源的大量投入的产业链的底端，应该提高税收负担从而实现优胜劣汰，最终达到产业的升级。正是针对这一理论的空缺，文章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再通过实证模型来进行验证，从而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
二、 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理论机制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行业或者微观企业主体的l展方向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出国家对于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引导着社会资源的流向和聚集。一个国家税收政策直观、定量的体现就是各经济主体所承受税收负担的轻重，合理的税收负担不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其更好的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税收政策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税收政策也要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向产业链条高附加值区域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助推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最终可以归结为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或行业之间动态配置过程，那么税收政策对于相关生产要素的引导作用就成为影响产业升级关键，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产生影响。我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就对税收政策进行着不断的完善，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日渐改善。从供给的角度而言，税收政策对于产业升级从要素供给侧来发挥作用。从需求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支出的以其收入为基础，当政府的收入充足时，其可以进行的投资范围就有扩大的空间。而政府的投资和税收负担的过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私人的投资空间，从而引起微观主体投资需求的降低，进而改变产业的结构。
基于上面关于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知道，税收负担的轻重对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水平和速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运用相关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税收政策的改进和加快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高技术产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测度
建国以来，中国的税收政策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原来分散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接下来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理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再就是2012年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些税收政策的变化无疑会对制造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上。将高技术行业的税收负担界定为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即税收总额与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对与产业升级水平的界定则沿用大多学者的测算方法，即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中对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界定，另外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只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分析。表1具体列示了1995年和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和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而税收负担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四、 实证分析
1. 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本文以1995年～2012年高技术产业的5个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税收总额和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数据均来自2002年～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鉴于2012年各行业总产值数据存在缺失，使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替代。一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将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非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能够更加准确的对行业税收负担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非市场化程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进行测度。表2对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了列示。
为了检验行业税收负担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水平的影响，文章在用面板数据经常用到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了杨广青等（2014）在研究宏观税负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时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Upgradingit=α0+α1tax-burdenit+α2unmarkit+α3rdit+εit（1）
Upgradingit（τ|tax-burden，et al）=βi+βτ1tax-burdenit+βτ2unmartit+βτ3rdit （2）
其中，Upgradingit代表产业升级水平，由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tax-burden代表行业税收负担，以相对额来表示;unmark代表行业竞争程度，反映了市场力量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力;rd代表了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部分，反映了行业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εit为干扰项;Upgrading（τ|tax-burden，et al）代表因量的条件τ分位数。i代表不同的行业;t代表不同的年份。
2. 实证结果与分析。在对于回归模型选择时，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反映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再就是所在行业的非市场化程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以及国有企业在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等存在很大的关系，进而延伸到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着何种角色的问题。最后，行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也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有所差异，当涉及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大多会提及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研发费用的支出，出现这种回归结果是由于样本选择行业均是高技术产业，因此它们在研发费用的投入方面已经经过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
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检验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面板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的对于产业升级水平的不同分位点进行了检验，这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下何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对于0.2分位点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产业升级水平较低时，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和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仍然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明显;再看当位于0.6分位点处时，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负相关关系开始在10%的水平上显著，随着分位点的增加，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不断增大;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则恰好相反，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在不断降低。这同上面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中，研发费用支出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果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之间得到了印证。国有企业在行业中所占比重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这在不同的分位点上均有所体现，这也反映出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
通过对于三个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行业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存在负面的影响，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影响力在增大;国有企业在其所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对于产业升级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最后研发费用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推动作用，其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而降低。
五、 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以1995年～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相关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对于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和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并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产业升级和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因此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应该继续推行增值税改革。我国从2009年开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将原有的增值税进项抵扣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起到了降低企业增值税负担的作用，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仍然有一定的距离。2012年开始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主要是针对服务业进行的减税政策。从整个产业链条上而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税收负担的降低，也有利于制造业税收负担的降低，只是存在着间接性和局限性。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阶段，应当针对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实行不同的增值税征收政策。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呈现出以间接税为主，特别是增值税所占比重较大的税收结构，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将有利于税收结构的优化，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
（2）对于高技术产业试行准备金制度。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其研发活动存在着高风险性，投资的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这一类型的行业或者特定项目可以尝试设置准备金并可以在税前扣除，这一准备金制度在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早就开始实行。这一举措既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又可以有效的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在创业期或者新产品开发阶段，从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现行的产业结构，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
（3）针对各行业产业升级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鉴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上，会有不同的因素对于产业升级的速度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等在采取政策措施时要将各种刺激措施综合运用，针对处于产业升级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而对于产业升级水平较高的行业则从税收优惠方面进行有效的刺激，从而对不同的产业升级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形成相互辅助，相互结合的政策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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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 GDP 协整误差模型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税收是政府取得公共收入最有效、最主要的形式。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又来源于经济发展，只有当税收收入与经济实现协调增长，才能说明税收收入取得的巨大发展是合理的。为探究玉溪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文章采用协整误差模型，对1994年至2009年玉溪市经济综合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由于分析对象，税收和GDP都属于时间序列数据，存在数据非平稳现象，如果实证只停留在线性回归阶段，则无法避免“虚假回归”导致的短期均衡状况，为了更深层次探究这二者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下文将对1994-2009年玉溪市税收（TAX）与GDP做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二者数据分别取自然对数，降低数据的波动程度，使得他们呈现更好的性质。得到序列ln（TAX）和ln（GDP）。再分别对原始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确定两组序列的平稳差分模型，结果如下：
Lntax的ADF检验
Lngdp的ADF检验
Lntax的ADF检验结果中，二阶差分模型t统计量（-3.658）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拒绝零假设，此时差分序列平稳，带有截距项、时间趋势、和一阶滞后项。说明序列lntax二阶单整。
Lngdp的ADF检验结果中，二阶差分模型t统计量（-5.959）大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拒绝零假设，此时差分序列平稳，带有截距项、时间趋势、和一阶滞后项。说明序列lntax同样二阶单整。
二、协整检验
经济理论指出，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即使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只要能在它们中找到能够降阶和稳定的线性模型（可能不唯一），就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亦可以说这两组序列是协整的，并且两个序列的单整阶数必须相同才能构建协整关系。
由上ADF单位根检验后，发现lntax与lngdp两组序列均为二阶单整，此时满足协整前提条件，这时可对二者进行协整回归，并检验其合理性。
协整回归模型：LNTAX■=α■+α■LNGDP■+μ■
Lntax与lngdp的协整模型
上述回归结果lngdp的t统计量显著，截距项t统计量基本通过10%的显著水平，拟合优度较高。
对模型残差做ADF检验，模型仅有一阶滞后项，无截距，无时间趋势。结果显示t统计量为-2.18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此处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平稳。证明lntax与lngdp构建的协整模型为0阶单整，它们之间是（2,2）阶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Granger表述定理认为，如果两组时间序列数据是协整的，则它们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将二者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成误差修正项，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连同其他反应短期波动的解释变量一起，建立短期模型，即误差修正模型。
首先，对协整模型的残差做序列相关检验，以确定差分滞后项的滞后阶数。LM统计量为9.641，F统计量为9.097，变量显著，残差存在二阶自相关，以残差的滞后二阶变量作为误差修正项；lntax与lngdp同为二阶单整序列，差分形式亦为二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TAX■=β■ΔLNTAX■+β■Δ■LNGDP■+β■ΔLNGDP■+λECM■+μ■
Δ■LNTAX■=－1.03ΔLNTAX■+0.57Δ■LNGDP■+0.83ΔLNGDP■－0.422ECM■
t =（-3.57） （1.79） （2.49） （-1.61）
=0.71 D.W=1.81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基本通过显著性10%的检验。各项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整体效果较好。误差修正模型将税收与GDP之间的关系分为长期和短期均衡两部分。
协整回归模型提供了长期均衡部分，LNGDP的回归系数为0.689（t=7.169），即税收对GDP的长期弹性，表示税收随GDP变化的长期趋势，GDP每增长1%，税收相应增加0.68%。
误差修正模型中，Δ2LNGDP的系数为0.57（t=1.79），即税收对GDP的短期弹性，表示平均水平下，税收对GDP变化的敏感程度，GDP每增长1%，税收相应增加0.57%。
误差修正项ecm的参数大小为-0.422，这一值反应了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42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负号表示负向调整纠偏机制，即当期短期波动高于长期，下一期值就会降低，当短期低于长期，下一期值就会升高，如此短期波动将时刻与长期趋势保持一致，不会偏离均衡状态。
结论：
首先，模型的结论基本符合经济规律，玉溪市税收与GDP呈正向因果关系，总产值的增长对税收贡献较大，每单位基本在0.5～0.6之间，这样大比重的影响力与玉溪地区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玉溪市的税收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烟草业，故而烟草业产值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地税收。
其次，实证还发现，除了GDP外，其余理论上影响税收的经济因素皆没有突出表现。经济理论指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消费、出口。由于云南地区整个经济发展较全国水平落后，产业结构简单，消费水平低下，其主要经济增长依靠投资，但从实际分析来看，玉溪地区投资对税收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和样本区域小，统计口径出入有关，小范围的数据难以达到理论上大样本呈现出规律。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仅适用于玉溪地区，代表性不强。
最后，影响玉溪市税收的主要经济因素是地区总产值，这个结果从两方面提示我们，第一，玉溪市的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一种产业独大的格局不利于地区全面经济发展。在保证支柱产业贡献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其他产业，以构建多样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内需不足，有效投资不足。从回归分析中看到，虽然玉溪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上升，却未能对税收做出有效贡献，这就牵扯到投资有效性问题。包括投资的方向，渠道和方式等等。
参考文献:
[1]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高铁梅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5
关键词：丹东地区；财政收入；小城镇；职能类型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26-03
引言
在研究小城镇的类型、特点的工作中，比较多的是利用人口、产值等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如小城镇规模用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进行分类；县城以下小城镇的经济职能可以划分为如下基本类型：交通枢纽型、工业型、旅游型、商贸型、集贸型等[1]。但是在目前的统计资料中很难进行细化。另外，我们在丹东地区的小城镇研究中，发展目前在乡镇一级的统计资料中，往往工业和农业产值等数据上下级口径不统一，但是在财政税收方面相对统一。我们试图利用财政收入的一些数据去进行小城镇的经济职能类型分析。比如，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中国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各项税收收入中，又以工业增值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为主[2]，并且，这两项税收主要依据以价格和利润多少来征收。可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与工业经济关系度极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一个地方企业的生产能力；营业税是在企业征税中除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外的主要税种，其中服务业最为广泛，包括旅店业、饮食业、旅游业、其他服务业等等，它主要体现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的程度。而资源税从1994年中国开始以量计税，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山，目前资源税依然采取从量定额征收的办法。以煤炭行业为例，原煤每吨征收资源税2元～5元，焦煤8元，综合起来平均每吨3.5元。资源税征收不足每吨煤销售价格的1%[3]。但是，它间接反映矿业产值。本文通过对2008年丹东地区小城镇的总人口、非农业户口、一般预算收入、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等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去分析不同类型的规模和结构。
一、区域特征
丹东地区位于辽东半岛东北部，东南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望，南临黄海，西与大连市、鞍山市相接，北与辽阳市、本溪市交界，东北隔浑江与吉林省集安市相望，丹东地区东西最大横距19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60公里，总面积15 22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834平方公里，丹东大陆海岸线长120公里。丹东地区是辽东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属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支脉或余脉。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按高度和地形特征，可划分为北部中低山区、南部丘陵区、南缘沿海平原区三类规模较大的地貌单元。其中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主要分布在中北部的凤城和宽甸地区，占70%左右；阶地、盆地、台地、沿海平原占30%左右，沿海平原分布在南部的东港地区。
丹东市辖二市（东港、凤城）、一县（宽甸）、三区（元宝、振兴、振安），61个建制镇，4个县级市的城关镇的管理区、5个民族乡，2个办事处，其中，元宝区1个镇；振兴区2个镇；振安区5个镇，2个办事处；东港市19个乡镇；凤城市21个乡镇；宽甸县22个乡镇；总计72个乡镇单位。
二、丹东地区小城镇的经济职能类型
关于小城镇经济职能的划分，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我们这里根据财政数据统计，一是根据某一指标所占总体指标的多少，二是同类指标在区域乡镇中的位序或比重，由于数据较多，我们取前不同类型的前十位进行说明。
1.工业型乡镇
工业型乡镇的主要指标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和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最大和税收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两项指标来确定，共有31个乡镇，主要的工业型乡镇（见表1）。
2.矿业型城镇
矿业型乡镇的主要指标是资源税在所有税收类别的位序在前两位，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也有资源税的影子效应，资源税额至少在100万元以上，且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至少占15%来确定；共有个19个乡镇，这类城镇应以采掘和原料粗加工为主（见表2）。
3.工矿型乡镇
工矿型乡镇的主要指标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及资源税占各种税收的50%以上，在表1和表2中工业和矿业都具备的类型，共有12个乡镇。
4.商贸型乡镇
商贸型乡镇的主要指标是营业税在所有税收类别的位序在前两位，以及营业税额在200万元以上，一般预算收入在1 000万元以上。共有个19个乡镇，这类小城镇大多是商品集散地和集市贸易区，是区域性中心小城镇。
5.工贸型（综合型）乡镇
各种税收较多，在各个乡镇系列中居前列，只有资源税较少；共有11个乡镇，主要是东港市（大东街道）、凤城市、宽甸（镇）县城。
6.其他类型的乡镇
由于农业税的减免，也造成农业经济数据的缺失。虽然也有农业方面的统计，但是，由于一般农业的附加值较低，对农民纯收入的增加较少。所以，根据各个乡镇的统计，其工业产值都大于农业，没有农业型乡镇显然不符合实际的；而旅游业税收含在营业税中，加上有些服务性营业税收是死税，难以体现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把上述五种类型以外的都列为其他类型，本类型主要指旅游和疗养型、农业型乡镇，共22个，有青山沟、汤山城、蓝旗、长安、杨木川、下露河、八河川、黑沟等乡镇。
三、以财政特征进行经济职能分类问题的探讨
1.财政统计数据口径问题
小城镇按照职能及发展的经济动力模式，可以把小城镇主要分为五类：综合型小城镇、旅游型小城镇、矿产资源型小城镇、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农业特征型小城镇。由于税收业务的要求，一些税收不能体现经济特征，如资源税的七个税目虽然覆盖了大部分已知的矿产资源，但仍有许多自然资源未包括在内，如水资源、黄金、地热资源、森林资源等；又如，资源是从量计税，由于不同矿产资源之间价格的差别，仅从资源税还不能体现其产值、从业人口等信息；又如旅游型、交通枢纽型、农业特征型乡镇很难用专项税收来体现，有些税收往往包含在增值税或营业税中，很难分离开来。另外，税收的按级分解和比例留成方式的不同，也影响到经济本质的体现。
2.各级城镇发展不够协调
目前，丹东地区城镇化水平从指标上看比较高，但城镇化的质量和城镇经济发际上仍较低，使得城镇化指标与实际城镇发展水平相背离，造成城镇化的虚高。地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不尽合理，整个城镇的层次不完整，小城镇为数众多，但是规模较小。
与全国发达地区比较，财政收入差距较大。据江苏省财政厅最新统计，2008年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亿元乡镇（含辖村街道办、开发区）达到245个，比2007年增加47个，已占全省乡镇总数的1/5。而丹东地区的乡镇一般预算收入才达到8.01亿元，超过1亿元的只有一个，为1.18亿元的大东镇，差距极大；区域内一般预算收入最高与最低相差143倍。
研究结果表明，在丹东地区乡镇税收总额中，按大小分别为增值税（15 615万元）、营业税（14 124万元）、资源税（6 210万元）、企业所得税（3 939万元）、个人所得税（2 540万元）。而经济发展较快的小城镇主要是一般工贸型和工矿型乡镇为主。
3.税收数据问题
税收数据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发现在某些乡镇，搞所谓的“吸税”、“引税”活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下达“买税”任务。“买税”主要涉及建筑安装业、货物运输业等营业税行业，也有像商贸等部分增值税行业。由于近两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一些乡镇财政收入来源逐渐枯竭，买税的乡镇往往采取返还的方式来吸引税源，有的以“技术改造”、“创新鼓励”等名目返还，有的能给卖方20％～30％的优惠。从买税的乡镇看，往往是乡镇经济不够发达。另外，不排除偷税漏税和无税源凭空虚增财政收入现象。虽然财政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实际状况。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般乡镇的预算收入以及内部税收留成数量还是大体上能够体现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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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韬，萧艳汾.增值税收入增长与工业经济增长关系浅析[J].税务研究，2009，(1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关键词：电力施工总承包 税务筹划 财务
一、电力施工总承包企业税务筹划的意义及原则
税务筹划是纳税义务人在国家政策的许可下，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导向，通过对筹资、经营、投资等活动进行合理的事前筹划和安排，取得“节税”效益，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当前电力施工企业的利润率一般都不高。对于这些企业降低税负、控制成本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税务筹划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首先，税务筹划不能违背法律规定，尤其是税法规定；其次，税收筹划涉及企业管理、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必须是事前谋划；最后，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目的减小税负、降低税务风险。
二、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中的税务问题及应对方法
（一）增值税的税务筹划问题及应对措施
企业在经营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时，项目总承包合同一般包括设计、基建和设备的采购和安装，所以经常会遇到混合销售的情况。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增值税的不断改革，逐步实现了税收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比较明显的反映就是在增值税的征收过程中允许对企业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总承包范围内的设备部分业主都需要总承包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电力施工的总承包方一般不是设备的生产企业，如果不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一方面可能增加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可能加大电力工程总承包方的税务风险。在税制改革以前，总承包方采用的方法是在签订的合同中，添加部分条款，进行文件支持。使工程的总承包和混合销售行为得到明确的区分。税制改革以后，要解决这一问题，电力工程的总承包方要按照商贸企业在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和增值税申报工作，必须要处理好设备的销售和安装的关系，根据所承包的电力工程的具体情况采用如下措施。
1、成立专门的子公司
电力工程的总承包方可以成立专门的子公司，用以经营总承包业务中的设备采购。因为产生混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销售和安装之间的关系。成立子公司以后，设备的销售和安装就可以由两个不同的公司来具体执行，这就使得被认定混合销售行为的可能性被基本消除了。
2、由设备生产商直接给客户开具发票
通过同发包方协商，在电力工程的设备采购过程中由设备的生产商给客户直接开具发票，这样设备部分金额就不会一并计入总承包商的合同收入。总承包商与发包方实际只签订EC合同，而电力设备采购合同交由发包方与设备厂家直接签订。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混合销售的认定问题，总包方只需要负责采购业务的实际管理承担采购风险。
（二）营业税的税务筹划问题及应对措施
营业税是电力总承包企业纳税额最大的税种，营业税与附加税一起，能占到 4%左右的比例，因此，营业税的纳税额会对于整个工程的核算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由于营业税与收入关系十分紧密，基本没有筹划空间。但是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在营业税方面是存在一些可以利用筹划手段的。
（1）由于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把设备部分的产值分离出去。设备产值已经不构成施工产值的。那么这一设备产值就不必进行纳税。
（2）因为营业税按照各税目不同，其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相同，在签定工程总承包合同时根据税目不同进行项目细分，把以扣除实际发生的相应费用后的净值计算纳税的项目单独罗列出来，单独确认收入并计算交纳税金。
（3）总承包方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由于新的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对于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不在由总包方实行代扣代缴，在实际操作中，根据签定的建筑合同，由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出据外管证，总包方和分包方凭此和合同在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达到差额纳税的目的，降低总包方的税负，采用这一方式一个较大的施工项目，节约税款十分可观。
三、电力施工总包方的账务处理
（一）建立新账
新项目开工都要建立新账，其中的关键是做好会计科目的设置。如果部门较多或项目较多的情况下，应采用辅助计算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总包方的财务核算可以采用公司本部的集中管理模式和项目的分公司单独管理模式。
（二）会计科目设置及核算
电力施工总包与生产企业不同，在成本核算和收入确认上与销售企业也有很大区别。考虑到其特殊性，在会计项目设置上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工程施工科目；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工程结算；主营业务收入。然后再根据企业的管理需要设立科目明细。
四、结束语
近年来总承包模式已经成为电力施工中的主要承包模式，但对于总承包企业来说，尤其对于设备采购占比例较大的企业，既不属于生产企业，也不能完全按建筑业予以界定，因此，按照哪一条款纳税，既存在一定依据，也存在税收风险，对企业的税负产生影响较大。作为电力施工的总包方如何适应我国的税制改革，就成为当前的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本文对总包方的税务及账务处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分析不够深入，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张立新，范卿泽，郭秀荣.工程施工中分包商的合同管理研究[N].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3年04期
[2]北京瑾瑞律师事务所；王惠萍，成鹏.工程总承包税务筹划问题浅析[N]；中华建筑报；2011年
一、实现工业强县目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工业的现状和特点
1、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加大，县域经济质量提高。2002年县工业在三次产业中比重为18.0，较之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工业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了一、三产业的发展。一是推动了城镇的扩容提质。2002年全县26个乡镇工业投资4456万元，包括在集镇兴建工业厂房和农民进城建房办厂在内，年内新增城区面积1平方公里，新增城镇人口0.66万人，人口城镇化水平达14.1，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三是带动了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2002年全县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为18524人，个体工业户从业人数8581人，合计27105人，占在县内从业的劳动力总数的7.5。2002年全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672元，其中从工业企业得到的劳动报酬和家庭工业经营收入达352元，占现金收入的4.8。
2、工业经济总量加大，增长速度加快。2002年全县工业企业发展到2789个，完成总产值9.89亿元，同比增长10.0。其中规模工业实现产值1.76万元，完成销售产值1.78万元，产销率为100.6。规模工业占全社会工业的比重为17.8，同比提高7.1个百分点。2002年全县工业增加值2.78亿元，增加值率为28.3，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水泥、机制纸、化肥、煤炭、硫铁矿、砖、复烤烟叶、电石、水电供应量等几大支柱工业产品产量均有所提高。
3、工业企业税收比重增大。2002年全县全部税收为10168万元，同比增长16.4。其中工业税收3165万元，同比增长38.0。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31.1，同比增长4.8。全县13家规模工业实现税收增长684万元，增长61.6。4、国有企业改制步伐加快。今年以来，县国有企业改制步伐明显加快，后山铁厂、水泥厂、丝绸公司、后山茶厂、食品公司等重点国有企业先后改制，“三个百分之百”全面实现，企业存量资产处置取得明显效果。到今年10底止，全县48户国有企业改制已完成60％，安置职工人数已达到4409人，完成60％以上。
总的来说，工业从量的增长方面来看尚可，但从质的提高方面来看尚存较大差距。还处在刚刚走出发展低谷和以量为主的初步发展阶段，仅是低水平的增长，我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2.9个百分点。
（二）制约工业发展的几大症结
1、体制不活。
2001年我县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工业企业改制开始启动，但两年来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我县原有县属国有、集体工业企业177家，截止2002年或承包经营，没有触及产权制度这个核心，同时数量更大的乡镇企业改制改革刚刚起步。企业改制还应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产权制度滞后，抑制了企业竞争活力，影响了企业的结构调整，约束了企业的机制转换。2003年以来，由于加大了力度，国有企业改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已成功转制22户，尚有23户正在改制中，改制后的企业由于民营资本进入，充分显示出了体制活力。
2、资金不足。
调查表明：企业的最大困难是缺资金。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我县通过招商引资，盘活存量资产，争取信贷支持解决了部分资金，两年来仅招商引资这一块就引进县外资金1.07亿多元，但是整个工业企业资金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主要原因一是信贷支持不够，银行投资去向主要是农业贷款和商业贷款，2002年末工业贷款额为1372万元，仅占整个贷款总量的1.82。二是本地民营资本投入少，企业直接融资能力差。民间资金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储蓄、教育、建房，每年全县民营资本对工业的投入不到5900万，计算到每个人，尚不足全年人均总支出的2。
3、环境不优。
的发展环境通过治理整顿，虽已出现明显好转，但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政府优化环境的政策不了解，内容不熟悉，或是担心落实不了，缺乏信心，没有抓住机遇加快自身发展。二是对违规行为缺乏抵制力。调查表明，对违规行为表示拒不接受的占37，表示勉强接受的却占63。
4、产品不“强”。
近年来，我们一是抓企业技改，扩大了产品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二是抓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了产品结构。三是抓产品的扶优扶强，形成了一批名优产品。但是的工业产品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主要表现有：一是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品种不多，涉及行业也不多，以矿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居多。二是产品不丰富，矿产品是的主导产业，但矿产品的加工率只有20左右。三是名、优、特、新产品少，没有形成自己的区域优势和强势产品。对工业原料的加工大都停留在粗加工上，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产品更新换代周期长，能力弱；产品出口少，在省外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不高。
（三）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今后20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保持这种较高的发展速度，以传统的、常规的经济发展思路和举措是不可能的，根本思路在于创新观念、突出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发展工业是解决县域经济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从工农业质量效益比较来看，发展工业有五大优势：一是比较效益高；二是税收高。据统计分析，每百元净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工业是农业的22倍；三是可带动农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也在工业；四是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五是有利于农民增收。从我县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县是山区农业县，工业先天资源虽然较好，但制约因素很大，工业实力薄弱成为导致全县民穷财弱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工业强县”意识，用工业化的思维谋划县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突出工业的主导地位，坚持县内各种资金向工业倾斜，各方面工作和各项服务向工业集中，各项优惠政策向工业聚焦，干部力量和各种人力资源重点向工业摆布，使工业经济真正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
（四）县工业经济面临的机遇和优势
一是西部大开发进程加快的机遇。国家进一步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纳叙铁路、古叙矿区开发、泸州火电、西部化工城等一批国家、省、市重点工程建设已经或即将动工兴建，特别是古叙矿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和纳叙铁路的动工修建，将对我县经济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二是我县具有加速工业经济发展的区位、交通比较优势。县县城作为西部出海大通道的四川南大门，是川滇黔结合部的综合交通枢纽。大纳公路横贯县境，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交通条件。三是具有资源富集优势。县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16.9亿吨，硫铁矿储量15亿吨，水能可开发量8万千瓦，水力资源可利用达21亿多立方米，理论总储万千瓦。此外农副产品加工优势较为突出，拥有195万亩林竹资源，是全国的烤烟生产基地县和养牛基地县，也是全国200个煤炭生产基地县之一。
二、实施工业强县的具体措施
到2007年全县要实现建成3－5户产值超亿元、利税上千万元的大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9.78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5.56亿元，平均年增长15％的目标，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观念，加快整合“大工业”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急剧加快，迫切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按照“大工业”思路，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两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县工业经济优势，充分发挥地处古叙矿区前沿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矿产、林竹和农副产品等优势资源，发展好特色主导产业，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进一步夯实工业强县的基础。一是要正确对待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发展关系。要冲破思想禁锢，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等不同性质的企业全部纳入“工业强县”的大旗之下，努力促成各级各类企业在信息上互享、市场上互帮、管理上互学、发展上互比的新格局。二是要加速工业、农业、商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围绕社会化生产、组织化销售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工业、农业、商业的协调互动关系，加速农业向工业靠拢，加快工业向农业渗透，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二）扩张总量，狠抓工业投入
采取多种形式，引导企业、社会、金融单位多元化加大工业投入，扩张企业规模，扩充经济总量，关键是要创新思路，拓宽发展县域工业的投融资渠道。一是借助外力。精心包装项目，尽可能多的争取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性投资。依靠优势项目、优良环境、优质服务，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二是启动民力。要努力激活民间资本，培植多元工业主体。据调查，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63亿元，加上各种形式的社会闲散资金，可用来发展工业的民间资本总量较大，启动民间资本的关键是给它们提供商机，同时，要舍得把好的企业、项目、场所拿出来，使投资者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三是激发活力。要用改革的办法整合企业有用资产，盘活资产存量，推进机制、管理和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建立投资担保公司、投资开发公司、租赁公司等投融资体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深入推进信用工程建设，加强企业经营者诚信教育，协调改善银企关系，争取更多的金融投入。
（三）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工业经济
对优势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在领导精力、资金投入、政策支持上实行“三集中”。
一是坚持效益优先，强化企业管理。要引导企业全面加强基础管理，努力实现管理理念、方法、手段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加大对优势企业、名牌产品的推介力度，切实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大胆探索新的营销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运行质量和整体效益。二是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人才服务中介机构，为企业大力培养引进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中高级技术人才；加大投入，重点扶持对我县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技术创新项目，抓好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国家、省级技术创新项目的实施。三是突出重点，抓好煤炭采掘业，火电、水泥、造纸、化工和农副产品加工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做大做强工业经济。
（四）创新机制，走县域工业民营化之路
按照县域经济民营化的政策取向，大刀阔斧地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优化股权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力争经过3到5年努力，全县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一是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国有股的退出步伐，把一批县域工业真正改造成为100％的民营工业。二是建立全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扶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积极扶持一批优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三是帮助民营工业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庭式管理模式，实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四是强化“五放”措施，即：“思想上放胆，政策上放开，经营上放活，准入上放宽，工作上放手”，为民营经济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五）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工业和配套工业依托煤炭资源，重点扶持煤炭采掘业和加工业
帮助四川投资集团投资煤炭行业，解决泸州大火电原料需要，力争原煤产量到2007年达到500万吨；积极扶持双桥火电项目建设，保证2004年开工发电；新建两个30万吨/年洗选煤厂，提高煤炭商品附加值；以金虹化工为龙头，大力发展煤化工业，加速22万吨/年纯碱项目建设，形成产值上亿元、税收上千万元的龙头企业。依托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加速整合水泥优势资源，新建60万吨干法旋窑项目，到2007年全县水泥产量达到100万吨以上，税收达2500万以上；依托丰富的竹木资源，以江门纸厂为龙头，积极推进20万吨/年竹浆项目；充分发挥全国烤烟基地县优势，积极推动三友打叶复烤公司实施二期技术改造，达到60万担/年复烤片烟生产能力，创建产值上亿元、税收上千万元的龙头企业。
（六）依托载体，培育工业发展增长极
要倾全县之力把龙凤工业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工程来抓，高起点、高标准搞好5平方公里的园区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制订优惠政策，创新园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快项目、资金、人才向园区集中，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招商引资，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力争到2007年培植2个产值上亿元，利税上千万元的骨干企业，园区产值达到5亿元；力争到2010年，工业园区产值达到10亿元，上缴税收突破1亿元，使工业园区成为全县工业发展的龙头。
关键词：电力施工企业 税务筹划 探析
随着新税法的实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思路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加大基建投资规模、拉动内需的历史性机遇面前，施工企业作为纳税的主导产业之一，合理地进行纳税筹划，对于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竞争力以有利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税务筹划是在不违反国家税收法律的前提下，纳税人通过对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进行调整，以达到减轻企业税负，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一种企业管理行为。税务筹划不同于偷漏税行为，主要就在于其是遵守了国家相关税收法规的前提下的合法行为。
一、企业税务筹划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效益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企业效益的取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进行科学的决策。为作好科学决策，企业必须关注税收因素。通过进行税务筹划，有利于帮助企业投资者分析税负轻重，做出正确、合理、科学的经营、投资决策，以提高投资效益，减少经营风险，获得最佳效益。而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就必须建立健全规范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形式，增强企业投资、经营、理财的预测和决策能力，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二）有助于企业更加灵活地调度资金企业可以根据税收政策规定，实施合理的税务筹划，使其经营活动当期享受盈亏互抵之优惠，在纳税期间减少纳税金额；企业还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如加速折旧、坏账备抵、提取退休金准备等会计方法，使其享受赋税延期待遇，相当于企业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从而使企业能更加灵活地调度资金。
（三）有助于加快依法纳税进程税收待遇在不同纳税人、不同征税对象、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为纳税人事先做出税务筹划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税务筹划是企业的一项理性经济行为，税务筹划择优的结果必然是以企业有税负能力为前提。在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充分考虑了税收负担并合理安排履行纳税义务的时间，这样，企业不会因税负过重而甘愿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由于税务筹划是企业在税法许可范围内的一种对税收法规的自觉遵从和选择，因此有助于企业自觉遵守税法，增强纳税意识，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从而加快我国依法治税的进程。
（四）有助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税收兼有经济调节和法律约束两项功能。国家为了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和高速发展，必然要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通过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使之趋于合理。正是由于企业自身具有强烈的节税欲望，才使国家能够利用税收杠杆来调整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二、电力施工企业税务筹划方法浅析
（一）营业税的纳税筹划
营业税是施工企业纳税最大的税种，在整个工程核算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连同附加税一起，将近4%的比例。尽管营业税的比重较大，但是与收入关系紧密，似乎没有筹划可言，但是，经过分析发现，也有一些方面的优惠可以利用。一是施工产值的构成中，有时包含设备产值，而设备产值并不构成施工产值，只是作为一个名目列在施工中，那么这部分的产值就不能进行纳税，应从合同造价中分劈出去。二是设备代办费、设备保管费、看管费用、倒运费用等，从建设单位取得这些费用后，应扣除发生的相应费用后的净值纳税，而不应是取得的全额费用纳税。三是代扣分包单位的税款，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与地方税务局商谈发票事宜，由于总包单位将整个合同的收入进行了纳税，分包单位就不应再进行纳税，那么作为总承包单位就必须代扣税金，负责给分包单位提供发票，使企业降低税负，这样一个大的施工项目下来，可以节约税金几百万元。四是与建设单位签定零星合同时，可以采取其他不同的合同方式，例如，委托加工类合同，可以签定分包合同，降低纳税对象的税率。
（二）个人所得税问题
1、利用计税依据及税率的税收筹划（利用起征点进行筹划）。个人所得税中对工资等项目课税均有一定的起征点，并且是累进税率，纳税人应尽量避免一次取得大额收入，在合法的前提下节税。
2、利用公积金进行税收筹划。按照公积金有关文件规定，职工个人与其所在单位，各依职工月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按月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个人每月缴存额等于职工每月工资总额乘以个人缴存率，单位每月缴存额等于该职工每月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存率，两笔资金全部存入个人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
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是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是正确计算纳税的关键，也是实施纳税筹划的核心，要取得节税的效果，重要的是降低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的关键在于合法地放大成本、费用，或者放大本期的成本、费用。另一个方面，扣除的费用分限制性费用和非限制性费用，那么就应该控制限制性费用，减少纳税调增额。
对电力施工企业来使，本身利润率就比较低，如果再不考虑纳税环节进行筹划，就会大大调增应纳税所得额，那样使企业增加了负担，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后劲。一是对开具发票的管理。日常经济活动中，开发票有很多节税因素，尤其对于施工企业而言，诸如会议招待、外出培训等费用较多。有必要进行筹划。二是可以根据已完工作量，预提部分分包人工费。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先进行施工，然后结算的现象，可能这种结算很滞后，有时可能要拖几个月，这样就有了跨年度的问题，如果当年收入全部记入，而成本没有完全统计，那么施工企业必然要多纳税，这时我们可以按对应的收入，预提部分费用，降低应纳税所得额。当然我们预提费用应有充分的依据。三是尽量降低预交所得税，因为所得税是按季度预交，年末汇算清缴的，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要严肃对待预交所得税，不要认为交了也无所谓，而放松平时的会计核算，造成年底多缴退税的现象，容易引起税务部门的重视。
四、延期纳税
延期纳税可以把现金留在企业，用于周转和投资，从而节约筹资成本，有利于企业经营。在利润总额较高的年份，延期纳税可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同时，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纳税人得到的延期税收收益等于延期缴纳的所得税乘以市场利率。
总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税务筹划更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在电力施工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税务筹划的任务很重，广大财务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项责任，为企业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陈晓瑜.个人所得税的税务筹划[J].时代经贸,2007，(9).
[2]孙瑞标，缪慧频，刘丽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与纳税申报实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3]陈晓瑜.个人所得税的税务筹划[J].时代经贸,2007(9).
[关键词] “4E”标准 财政支农
一、综述
经济、效率、效益、公平，简称“4E”，该评价体系是包含了不同价值观点的标准体系，这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能较好地反映组织机能。该标准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公共项目评估过程中，属于前沿公共项目评估标准。本文主要参考该原则，对财政支农项目进行评估。
二、对于财政支农资金绩效的评估
1.经济性评估
根据对一些国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农业投资资料分析得出结论是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1%，农业GDP占全部GDP的比重下降0.49%、农业投资占国内总投资比重下降0.1998%。根据我国1952年～2000年的资料分析的结果，人均国民收入每增加1%，我国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下降0.23%，即相当于世界水平的一半；而我国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础设施总投资的比重下降0.45%，相当于世界总投资份额下降值的2倍多。这两项差异说明随着国民收入增长，我国农业的贡献大于世界各国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的贡献，同时我国社会对于农业的再投入逐渐小于世界各国在同等水平时对农业的再投入。
目前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结构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总体上是脱节的。水利建设占有最大比重（60%以上），而从受益范围来说水利工程是通过江河治理，以确保城市的安全。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水利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相对水平将大大降低。
我国的农业科研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农业科技支出占全国科技支出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左右,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0.1%,低于发展中国家的1%的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为42%，欧洲国家都在70%以上，美国高达80%；发达国家的农业成果转化率在60%左右，我国仅为30%至40%。
2.效率性评估
农业产值贡献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为评估财政支农绩效，笔者选取31个省市的数据参考C～D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InY=11.41782+0.095185In（buget）+0.459688In(capital)-
0.525513In(labor)
(11.9657) (6.9763) (9.1949) (-3.4854)
R-squared=0.9971D W=1.6057
农户投入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约0.46说明了资金投入的巨大效用。这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投入方面。而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达到0.1。说明财政投入对于农业产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认识到财政支农投入中存在的问题，说明财政投入的方向和使用有待于进一步规范。而在模型中，劳动力的投入和农业产值的变化在2000年～2004年呈负相关，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同时农业产值逐渐增加，在趋势上体现出一种反向变动关系。
3.效果性评估
农民增收方面：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消费结构不断优化。2004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23%, 比1995年下降了11.39个百分点。该指标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世界小康标准。2006年中国结束农业税为农民减负1000亿，增加了农民收入。然而，从1990年～2002年数据来看，全国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都是递增的趋势，表明农民收入水平处于社会较低层。
农村城市化建设方面：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率上看，1992年到2004年间，该转出率逐年提高。在12年里，从23.65%提高到43.11%。这说明了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逐步展开。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约为5.3亿，其中有2.3亿左右已经实现了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当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为3亿左右。按照生产力水平计算，我国现有16亿亩耕地仅需要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2亿农村劳动力处于潜在失业状态。
农业生产方面：我国三种主要粮食的平均亩产一直维持在350公斤每亩左右。数据表明，我国的土地生产率提高缓慢，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的不足。
4.公平性评估
尽管西部地区单位耕地面积财政支农投入每年呈持续增长趋势，但每公顷耕地财政支农投入量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从1996年到2000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由1996年的276.9元扩大到2000年的434.5元，扣除物价因素差值扩大了1.07倍，仍然呈逐年拉大趋势。2001年～2004年间差距大体维持在450元左右，总量差距维持在50亿元。
城乡差距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道路，依靠农业资金积累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1979年～1994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从农业取走约15000亿元，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约12986亿元。 这种重工抑农政策在支持我国工业发展的同时，导致了我国工农业结构失调。
三、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农业法规定：“各级财政每年对于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该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能力逐年提高，为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合理规范财政支农的投资结构，明确资金投放重点。由模型分析，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大，而我国在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方面不足，这降低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值的提高。同时近几年我国耕地面积不是农业产值主要影响因素，而增加农业产值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就要求农业科技的推动作用。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建立地区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借鉴德国的经验，根据不同州的税收能力和标准税收需求，通过测算和和对比来确定是接受转移支付还是上交税收。我国可以根据地区间财力的强弱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确定支付资金的结构比例。
参考文献: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税收拉动;影响力系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59-05
一、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历史回顾及现状
(一)装备制造业行业分类介绍
装备制造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提供装备的企业的总称,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设备制造业、武器弹药制造业等类中扣除了有关消费类产品制造小类后的185个小类。本报告中的装备制造业行业范围不包括武器弹药制造业,仅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七个行业,核算的范围为规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二)历史回顾
沈阳工业历史悠久,在“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把沈阳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进行了大规模投入和建设,将156个重点项目中的6个、694个限额以上项目中的26个摆放到沈阳,重点发展了航空、机床、风动工具、电线电缆、重矿设备、通用机械和电力机械设备等机器制造工业,改扩建、新建了一大批全国工业骨干企业。
凭借着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沈阳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制造了我国第一台精密丝杆车床、第一台1.25万吨卧式挤压机、第一台巨型变压器、第一台大型斗轮挖掘机、第一台超高压油路短路器和第一台高压循环离心压缩机。截至1984年,全市大型机床产量占全国的18.3%,大型压缩机占48.6%,矿山洗选设备占30%。
(三)发展现状
1.制造业。作为沈阳经济的主导产业,沈阳的制造业覆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全部制造业的29个大类,目前沈阳市产值超过百亿元的制造业行业共有15个,主要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通用设备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主要产品有数控机床、变压器、输送机械、水泵、风机、矿山设备等。2008年,沈阳市制造业增加值1 631亿元,同比增长25.5%,规模以上制造企业4 547个,同比增加271个。
2.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沈阳制造业的核心产业,在沈阳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工业总量占到全市工业的50%左右。2008年,沈阳装备制造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3 148.2亿元,同比增长28.9%;实现增加值804.1亿元,增长21.9%,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9%。截至2008年末,沈阳市装备制造业企业数已达2 023户;资产总额达2457.8亿元,比上年增长26.5%;从业人员数34.9万人,比上年增长13.3%。
二、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
(一)分析方法
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拉动作用,主要是指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增加直接导致沈阳GDP总量的增加。装备制造业增加值越大,对沈阳市GDP总量的贡献或拉动作用就越大,这种拉动作用具有可加性和可测度性;二是间接拉动作用,主要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体现出来。由于装备制造业在沈阳市整个产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前向及后向关联程度都非常高。在产业链中,位于装备制造业之前的产业,为装备制造业提供中间产品,装备制造业自身需求对前向产业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而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对位居其后的产业提供生产装备,对后向产业起着巨大的支撑、推动作用。为科学、准确地反映沈阳装备制造业对全市国民经济的拉动程度,报告将通过多项统计指标进行测量,并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产业关联分析等方法,综合计算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
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GDP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通过本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量占上期GDP的比重指标,描述装备制造业产出增加直接导致沈阳市GDP的增加,这里将其称为拉动作用;二是通过本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量占本期GDP增量的比重指标,描述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称为拉动幅度。
2008年,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804.1亿元,增长21.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6.9%,占全市GDP的20.8%,对全市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为6.0%,拉动幅度为23.4%。
序时看,2001―2008年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GDP的拉动作用呈明显增大趋势,从图1中能够清楚看到,2006年以来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GDP的拉动幅度远大于2006年以前,2006年拉动幅度高达66.7%,2006―2008年三年平均拉动幅度(37.2%)为2001―2005五年平均拉动幅度的5.7倍。
分子行业看,八年间(2001―2008年)装备制造业七个子行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对经济平均拉动作用最大,平均拉动幅度为6.1%,且其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波动程度最小,变异系数为0.72,说明该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稳定而可靠。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对沈阳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小,平均拉动幅度仅为0.3%。
(三)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增长全部拉动作用
在国民生产体系中,一个部门最终需求的变化会引起本部门总产出的变化,并由于生产中所消耗的中间投入的变化引起其他部门总产出的变化,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投入产出系数模拟出来。同时,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两个方向:一是后向联系,即一个部门生产过程中由于消耗其他部门的产品而引起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由于其他部门消耗该部门的产品,或向该部门提品而引起的联系。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可以揭示部门之间的这种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感应度系数是指当每个其他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需要特定部门提供的产值量。感应度系数大于1,表示该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该系数越大,表明全社会对该行业的需求越大,即其他行业发展受该行业的制约越强;影响力系数反映某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需求程度。它是从增加供给的角度衡量一个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该系数大于1,表示该生产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影响力系数大,则该生产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就大。
根据投入产出表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经济含义,完全消耗系数不仅反映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还可反映总产出与最终需求的关系,据此可计算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拉动作用。
计算装备制造业贡献率的方法如下:从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即列昂惕夫逆矩阵)出发,用装备制造业各个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列和做分子,用所有部门列和做分母,求得各个部门的贡献率,最后将七个部门的贡献率汇总。
■
根据2002年和2007年沈阳市投入产出表,计算得2002年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的全部拉动作用为14.1%,略低于全国同期18.5%的水平,而2007年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的全部拉动作用达32.5%,五年间装备制造业对全市经济拉动作用提高了18.4个百分点。
在表7中,能够看出2007年装备制造业七个子行业中,有六个行业对经济影响力系数远大于1,只有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行业影响力系数略小于1,说明装备制造业整体对经济影响作用明显大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对全市经济的影响和拉动作用最大,分别为7.8和7.6,而金属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对全市经济的影响作用提高最快,分别提高了5.5和4.9个百分点。而通过观察装备制造各子行业感应度系数,发现除金属制品业外,其他行业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最高,为4.4,电子通讯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也分别达到了4.0和3.8,后向关联度很高,对全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和战略意义。
三、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税收贡献分析
前面分析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沈阳市经济的直接拉动和完全拉动作用,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装备制造业对沈阳市税收收入的影响和贡献。
(一)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税收收入总体情况
2008年,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实现税收收入89.05亿元,同比增加10.46亿元,增长13.3%,占全部制造业税收收入54.7%,占全部行业税收收入的17.0%,对全市税收收入拉动作用为4.9%,拉动幅度为15.6%。2009年1―4月份累计实现装备制造业税收收入33.40亿元,占2008年全年的37.5%。
(二) 装备制造业子行业对沈阳市税收贡献及弹性分析
1.税收贡献分析。从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税收收入情况来看,2008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最大,分别为42.1和15.4亿元,占全部装备制造业税收收入的47.2%和17.3%;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加最多,占全部制造业税收收入增量的90.5%,对全市税收收入拉动作用分别为1.3%和1.1%,拉动幅度为4.0%和3.5%。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减少5.82亿元,下降12.2%,拉低全市税收收入1.5个百分点;金属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税收收入增幅最高,分别为99.2%和83.8%。
2.税收弹性分析。利用2008年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税收增幅与增加值增幅分别计算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税收弹性系数,以反映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税收收入对行业景气的敏感程度。通过计算发现,装备制造七个子行业中有三个行业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其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税收弹性系数最高,达26.6,说明该行业税收收入对其经济景气程度高度敏感,其次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税收弹性系数3.2,为全部行业税收弹性系数的2.6倍。装备制造业中税收弹性系数最低的行业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0.7,说明该行业税收收入受经济影响程度较小。
四、主要结论和建议
1.装备制造业整体对沈阳市经济和税收收入拉动作用巨大。2008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例为20.8%,税收收入占全市税收收入17.0%,对经济和税收收入拉动作用分别为6.0%和2.6%,拉动幅度达23.4%和15.6%。利用2007年沈阳市投入产出表,计算得2007年装备制造业对沈阳GDP的全部拉动作用达32.5%,较2002年提高了18.4个百分点。
2.装备制造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前后产业关联度最高,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别达到7.8和4.4,对全市经济的影响和拉动作用最大。
3.装备制造业中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加最多,占全部制造业税收收入增量的90.5%,对全市税收收入拉动作用分别为1.3%和1.1%,拉动幅度为4.0%和3.5%。
4.装备制造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税收弹性系数最高,达26.6,说明该行业税收收入受经济景气程度影响明显。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税收弹性系数为3.2,是全部行业税收弹性系数的2.6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税收弹性系数最低,为0.7,行业税收收入受经济影响程度较小。
5.建议在巩固和加大装备制造业在沈阳市工业乃至全部行业中基础和核心地位的同时,应结合装备制造业各子行业产业关联度和税收贡献及弹性分析,重点发展前后产业关联高的,对经济影响和拉动作用大、税收贡献率高的行业。并针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经济增加值下降等问题,由相关部门重点分析,查找原因,并辅以适当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以尽快启动和重新发挥其在装备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2002年沈阳市投入产出表、2007年沈阳市投入产出表,沈阳市统计局编制.
[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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