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7:51:38
导语：在社会治理的内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治理理念；背景；内涵
一、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它始终都是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在有关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权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治理不是规则体系，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单向的，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这些特征使治理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或管理存在本质的不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了阶级统治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统治的独立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行政权力迅速扩张，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组织工具。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结果开始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出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重塑政府。但他们在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失灵。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的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大，“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使公共管理真正成为社会的联合行动。
治理理论主导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应是多元化，政府从集权走向分权是必然的。通过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给非政府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它们在社会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由非政府组织独立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阐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现在逐渐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各方面对于治理不同的解读都是希望政府要积极转变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通过授权和分权的形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它认为管理社会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社会上还有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团体、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社区互助组织，它们运动在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社会事物的管理与调节，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领域内。（2）互动性治理。传统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统治以行政命令为核心机制，权力运行以政府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这种运行模式下，社会是权力受侵者，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权力运行的方向是双向互动的，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各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3）网络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网络。这个网络以多中心为特征，网络的各个结点就是组织之间的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各个对象参与管理，实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管理网络。
以治理理念为指导的当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西方公共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同西方国家共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中，同样要应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治理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应认真研究，积极借鉴，以改进我们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过急，要研究其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的适切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2]杨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9）.
关键词：王弼；老子注；崇本息末；社会治理
王弼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老子注》中不仅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更加表达了他个人对于社会治理的一种看法，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崇本息末”思想。“本”、“末”的概念并不是由王弼所提出的，早在中国秦汉两朝的典籍中就已经有记载，王弼在《老子注》中将其进行了演绎和提升，将其上升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本文将从王弼老子注中“本”、“末”的含义出发，探讨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崇本举末”的思想内容。
1 王弼老子注中的“本”与“末”
在王弼之前已经有学者试图通过“本”、“末”之间的讨论来需找一条适合社会发展的治国道路，这一点在汉代古籍中已有记载。例如《潜夫论.务本》中王符提到的“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1]。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也都是将“本”定义为“自然不求”，将“末”定义为“有意为之”，认为要“务本”而“后末”。综上所说可以看出，以上的观点都是将“本”和“末”两者区别来看的，但是王弼是将“本”、“末”结合来看，并提出“由本其末”的政治哲学观点。在王弼的观点中“本”是指宇宙自然的本体，是“以无为本”，这里的“无”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本来就存在的宇宙万物。在《老子注》第一章中就有“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2]。而“末”是指法律、教化等人为现象。在《老子注》第五十二章中，他还用母子关系来形容“本”和“末”的关系，“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3]也就说“本”是母亲，而“末”是由“本”所孕育的，通过这种母子关系这种形象的比喻，很好的说明了“由本生末”的这种思想内涵，同时也说明了“本”的重要性。
2 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思想
在上文中我们明确了王弼老子注中有关“本”和“末”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角度来说，王弼认为“无”就是“本”，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有“无”这个“本”存在，因此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本”认为是无形的宇宙。而“末”就是因为“本”的存在而所发生的一些世界万象。而“崇本息末”中的“崇”是指重视、崇尚，因此“崇本”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要人们重视和崇尚宇宙、自然，而“息”的意思不是说要去除“末”而是指在“崇本”的基本上让“末”得以生息。按照王弼对“本”、“末”之间母子关系的比喻来看，“本”是“末”的原体，通过“本”可以统驭“末”。而在《老子注》的第三十八章王弼提到“守母以存子，崇本以举其末”[4]。“母”与“子”，“本”与“末”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角度看，王弼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之间并不矛盾，而是一个连贯的过程，通过“息末”来达到“崇本”，而达到“崇本”时候就可以起到“举末”的效果。简单来说，“崇本息末”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崇本举末”是这种哲学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崇本息末”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来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治理效果。
3 从“崇本息末”到“崇本举末”的政治哲学
在王弼《老子注》的第57章中提到“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道”来治国的话，是一种“崇本息末”的方法以刑法来治国的话，就是失去了“本”而专注与“末”了。王弼认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以道治国”，而“以道治国”的具体方法是“崇本息末”，统治者自身要首先自己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样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引导万物万民，让万物万民恢复本真，这样就会天下无事。统治者要想让社会稳定不能只是简单的出台一些法律政策来杜绝犯罪的发生，而是应该自己首先应该做到简朴归真，心怀善念，起到表率的作用。进而通过“举末”来去除人们心中的邪念，从而最终让社会达到一个高度文明、自治的境界。而在上文中提到在王弼的“崇本息末”中“末”是指由宇宙自然的“本”而产生的万物现象。而他提出的“崇本举末”中的“末”具体的是指社会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以及统治者采取的有益于社会的必要措施。[5]因此，在“崇本举末”是指统治者自身应“崇本”要做到“简朴”，然后遵循社会伦理道德，心存善念的去治理国家，是“以德治国”的一种的体现。而在《老子注》第三十章中提到“言用兵虽趣功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后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6]由此可见，王弼同样认为当面对一些暴行时，统治者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和行为的。综合以上观点来看，本文认为“崇本息末”这种哲学思想是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是要求统治者要“崇本”，自身要简朴，要心存善念，成为万民表率，是社会治理中“以德治国”的一种体现。而在其“崇本举末”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王弼并不反对统治者的“有为”的治理国家，而这里“末”即包含了“德治”的内容，通过也包括了“法治”的内容，但是因为有“崇本”作为前提，因此这里的“法治”是在“德治”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要求统治者做好自身的“德”，心焉埔獾娜ブ卫砉家，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伦理道德、采取有益于社会的相关措施。而不是监视百姓、不相信百姓，通过严峻的法律制度来约束百姓的行为。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哲学在具体社会治理中要求统治者“以道治国”，因此“以道治国”是“崇本息末”哲学在社会理念中的一种运用，而王弼所认为的“道”即继承了老子有关“道”的“无为”思想，同时有将其进行了升华，将“道”扩大到“德”的层面，而这种“德”是通过“崇本”来实现的，可以说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思想是中国社会治理中“以德治国”的一种体现，为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4 结论
关于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思想，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两者之间“本”、“末”的异同学者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解释。本文是基于前人对“崇本息末”中“本”、“末”的概念定义，来阐述“崇本息末”思想的哲学内涵，进而通过这一哲学内涵来分析王弼所提出的“崇本举末”社会治理理念的真正的含义。在本文看来，“崇本举末”其真实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是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理论中“德治”的一种体现。“崇本息末”思想中关于“本”、“末”的概念是从哲学角度来提出的，而“崇本举末”思想是其哲学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两者之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哲学思想指导，而后者是前者具体应用的实际体现。
注释
[1]王符《潜夫论》电子书 公共版权 务本第二。
[2]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3]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5]刘季冬《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探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参考文献
[1]王符《潜夫论》 电子书 公共版权。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文化素质教育强调教育的文化性，其实质就是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对人进行教化、教育，必须在充分尊重人的内在因素，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因而，育人之根本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关注学生的成才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具体而言:第一，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自身内在的需求，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接受教育的过程。两者必须同时兼顾，因而，教师在备课时除了“备教材”，还应该“备学生”，即充分把握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专业特点，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兴趣喜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能真正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中的困惑，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成为优秀的职业劳动人才。第二，要更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不能只强调社会价值，却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要把握好两者的平衡关系，不能只喊“高大上”的口号，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使教育既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三、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多元教学法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内涵;时代背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
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从全球历史发展与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
三、全球性治理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我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参考文献]
[1]韩毓海，谢韫.传统中国的复杂性治理：经验与教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4）.
[2]钟林.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01）.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
全进行硬性规定。
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关键词】 公司治理； 财务治理； 财务管理
引 言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关系的研究散见于有关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论著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蒋颖在《构建我国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现实思考》一文中提到“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但财务治理是制衡机制，财务管理是运行机制”；杨淑娥和金帆在《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中提到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都是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财务管理是一种运行机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此外，申书海和李连清在《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了两者对接的途径；衣龙新和何武强在《财务治理、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辨析》中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两部分对财务治理、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三者的关系作了论述。根据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蒋颖、杨淑娥和金帆、衣龙新和何武强对三者关系的阐述缺乏较强的系统性，申书海和李连清对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关系的论述虽较为系统，但没有从公司治理的高度来对其进行研究。本文拟在界定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三者内涵的基础上，从具体目标、主体、对象方面讨论三者的区别，并阐述三者的联系。
一、三者内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的内涵
经济学家科克伦（Phlip L.Cochran）和沃特克（Steven L.Wartick）提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1.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收益；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收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公司治理的问题就会出现。葛家澍教授认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组织架构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与制度，正确处理好股东、董事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使所有者既能有效地监督经营者，而又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同时使公司经营者（经理层）的个人利益同公司的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能主动维护股东利益，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阎达五和杨有红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法人财产制度的组织结构形态。这一制度安排或组织结构形态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制衡来实现对管理者的约束与激励，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和相关利益者（stock holders and stake holders）的权益。杨淑娥和金帆认为公司治理是规范和处理公司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安排，称为公司治理。张先治和袁克利对公司治理的解释是：外部索取权人为了保障他们在公司的索取权不受侵犯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对整个公司进行的控制。
由学者们对公司治理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定义中都涉及了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在享有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与权力相一致的责任。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是为规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而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制衡与激励的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的内涵
杨淑娥和金帆对财务治理的理解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蒋茵认为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从而确保财务目标的实现，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财务制衡制度安排。申书海和李连清提出：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财务权、责、利关系，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袁银辉和曹立星的看法是：所谓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从而确保财务目标的实现，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就是指公司的各种索取权人为了保障他们在公司的索取权不受侵犯，利用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公司实施的控制。公司治理的最重要功能，应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最佳的相互制衡关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由学者们对财务治理的理解可以看出其共鸣之处在于都认为财务治理是通过合理配置企业财权，提高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杨淑娥和金帆强调了这种制度安排应该是动态的，申书海和李连清则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是指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通过财权在各财务利益主体间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财务目标，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财务制衡制度安排。
（三）财务管理的内涵
学术界对财务管理的理解相对一致，如荆新、王化成和刘俊彦认为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申书海和李连清认为企业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管理，而企业财务活动就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以及其所体现的企业同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本文认为，财务管理简单地讲就是对“财”和“务”的管理。“财”可以理解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而“务”的本义有“事务”的意思，在此可理解为围绕资金运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主要包含三大类：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和营运资本管理。
二、三者之间的区别
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在具体目标、主体和对象三方面具有差异性（见表1），具体说明如下。
（一）三者具体目标的差异性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组契约，管理者除对股东负责，还需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公司治理具体目标为处理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的委托关系问题。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将问题控制在较低的水平，进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更为科学。公司财务治理从财务的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出发，通过在各财务利益主体之间的财权配置，实现各财务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财务管理从财务的数量层面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其目标在于在数量上增加股东财富，并使股东财富的增加达到最大化。股东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获取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在扣除投资资本后，剩余部分即股东财富的增加值能达到最大。
（二）三者主体的差异性
公司治理主体有股东、债权人、员工、社区及政府。从法律角度讲，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有权对公司资产进行支配和处置，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从中获取收益。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属于一种契约关系，债权人通过出借资金，按期收取利息、到期收取本金，企业管理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债权人能否按期受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债权人作为委托人有必要参与公司治理。与股东和债权人投入资金或物质成本不同，员工投入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预期将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从企业角度而言，员工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实现企业、员工利益双赢。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生产经营活动与企业所在社区和当地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财务治理的主体包括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财务管理层和监事会。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财权的配置问题，在公司内部，财权在所有者即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财务管理层之间进行配置。由股东代表组成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所有者财权方面，享有出资权、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和重大决策权。董事会享有的财权为所有者财权和经营者财权的交集。因为在股东大会闭幕期间，由董事会代为行使所有者财权，包括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重大财务决策方案等。经理层享有经营者财权，具体表现为由董事会授权进行财务决策、为董事会制定财务策略决策拟订方案等。财务管理层包括财务经理和财务管理人员，由经营者授权，具体行使日常财务活动的执行权和控制权。监事会负责检查公司财务状况，对董事、经理人员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财务管理是从财务的经济属性，即从价值角度出发对企业的资金运动进行管理的一项活动。财务管理的主体就是财务活动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在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企业的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财务管理层都是财务管理的主体。这与财务治理的主体有相同之处，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财务治理是以财务的社会属性为出发点，而财务管理的视角是财务的经济属性。监事会不参与实际的财务管理活动，只负责监督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的日常经营活动，因此，监事会不是财务管理的主体。
（三）三者对象的差异性
公司治理关注的是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并且扩展到企业外部制度安排，因此，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司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司治理包括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包括股东对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及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治理。股东通过选举公司董事会代其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董事会执行股东决策，监事会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经理层的监督。外部治理是指公司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外部治理包括政府监管、资本市场监管、产品市场监管、经理人市场监管。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对财权的配置，因此，财务治理的对象就是财权。所谓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财务活动中的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因此，财务管理的客体可以认为是资金运动。通过将资金进行筹资、投资、资本运作等方式，实现资金的价值增值，最终实现股东财富增加值最大化。
三、三者之间的联系
（一）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公司治理通过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权、责、利来处理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权利的配置是前提，而财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因为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最终都会通过资金和资产的相互交换或转移而完成并在财权上有所体现。而财务治理正是处理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权分配问题。通过对财权的分配，更好地处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问题，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二）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共同构成财务二重性
从财务二重性角度来看，财务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务治理从关系层面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进行分析，而财务管理则从数量层面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研究。财务治理是从财务的社会属性来研究财权的配置问题，而财务管理是从财务的经济属性来对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资金运动进行管理。二者完整地构成了财务的二重性。
（三）三者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
三者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公司价值的持续创造和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公司治理从公司宏观发展大局出发，通过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的配置，解决各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问题，是公司价值创造和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在公司治理的宏观指导作用下，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分别通过在各财务利益主体之间的财权配置及对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资金运动进行管理，实现各财务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及股东财富增加值最大化，是公司价值创造和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蒋茵.构建我国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现实思考［J］.会计研究，2003（10）:50-52.
［2］ 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2（12）: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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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是西方学者在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原著研究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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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1治理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1.1治理理论的内涵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最早的含义可追溯到“掌舵、操舵”，意思是控制、领导和操纵，我国学者则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将其解释为统治、管理、使安定有序、使不危害并起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治理一词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
治理一词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产生初期是应用于与政治相关的管理活动中，后来世界银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报告则将治理一词延伸至经济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该篇报告认为当时非洲之所以能够摆脱危机，就在于“治理”的提出，是治理政策实现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每一种理论为了适应其不同的运用环境，就会有其不同的含义。而学者们也根据各个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特殊运用性对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治理一词从产生就有多种不同角度的解读。全球治理委员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一文，在当时较为全面地解释了治理理论：治理理论是公共机构及私人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的总和。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为了满足既定范围内广大公众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权威的管理手段。[1]
1.2治理理论的特点
治理理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治理目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增进即为治理的目的，就这一目的而言有5个特点：网络化的组织，多元化的主体，权力的依赖，分散化的责任，政府主导责任。二是治理形式。多元治理、多中心共同治理形式，权威源头不再仅仅是政府，还有各非政府的组织结构，在这一模式下，各部门、各组织结构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不再泾渭分明，多中心治理一词便是由此而来。三是治理方式。治理模式采用的是多元合作、共同协商的方式。这一方式的产生并能够实现的基础是各大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平等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目标认知。从治理的特征来看，治理理论对于高校正确定位院校与学生双方角色，培养高校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形成高校内部的多边治理秩序，建立有效的高校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理论的不同及优势
2.1治理与传统管理比较
我国高度重视治理理论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多次提到治理一词，将中国管理者的目光吸引到这一更为民主科学的管理方式上。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发展到“治理”，虽然只是语言上细微变化，但反映出来的却是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思想层次的上升。如果说管理理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一种组合与单项互动，那么治理则是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共治与双向合作；如果说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运作，那么治理则是以善治为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赢。
治理与管理虽然不是截然对立的概念，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区别：第一，两者活动主体不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管理实施者，其他的组织及主体在这一体系中都处于被动地位，即被管理者，因此传统的管理方式即为一元主体；而治理的主体则是政府与其他各大非政府组织，社会也从最初的被治理者演变为治理的主体。第二，两者的权威基础不同。传统的管理理论中，管理者权威经过法律授权，具有强制实施效力；而治理理论中，各治理主体的权威则是基于社会公众的自愿意识和共同意识。第三，两者的运作机制不同。管理活动的运行机制包括控制、规制及法制，是一种单向强制且刚性的运作模式，而治理活动的运行机制则包括服务、协调及回应，是一种复合双向并具柔性的运作模式。[2]
从一元单向强制管理向多中心交互式共赢治理的结构性转变，不但是针对经济发展变化而做出的管理模式转变，而且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社会意识的凝聚。
2.2治理理论的目的是达到“善治”
治理理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原来的政治管理方式及经济管理手段。与社会所熟悉的传统管理方式相比，这一新兴管理方式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挑战。为了将此挑战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机遇，现将治理理论与传统的管理理论进行比较，总结出治理具备以下优势：
第一，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精力应集中于提供只能并且必须由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应该向其他社会主体下放权力，调动其他主体实质性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3]
第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合作。在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存在一个与公民社会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权力的国家和以这个国家为中心是有效管理得以达成的两个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治理理论下，有效的管理必定是民主色彩浓厚的管理模式，社会事务由各主体共同管理，各主体之间也相互沟通交流，形成社会管理的各项决定，治理模式重视普遍群众的想法，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与我国的“人本和谐”理念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第三，治理理论的出现起到一种破冰作用，如果说管理理论下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两分关系，那治理理论便改变了以上主体之间存在的零和、博弈局面。在治理模式下，服务代替了控制，从组织内部解决了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问题，即打破了强制、支配的一元主导局面，多元价值追求、合作共赢的特点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的以体现。
第四，治理理论彰显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地位，号召各主体的能量释放。在全球化、现代化与社会化的今天，世界环境的复杂化与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衍生出了多样的利益及需求，治理模式下，各主体之间通过反复磋商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这能够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利于凝聚国家的力量，集中举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打造“有效政府”。
治理理论的实践目的是达到“善治”，即整个社会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善治达成的现实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存在，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有六点：一是响应，公共管理机构必须就公民的要求和建议等做出及时、负责的响应，管理机关的响应性越大，善治社会达到的程度也就越高；二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国家法律，法律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与强制保证。三是透明性，即各项政治政策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越高，善治的程度就越高；四是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一体现在管理机构设置合理，二体现在管理成本最低化，因此善治的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就越强；五是合法性，这里的“法”并非传统意义上法律的“法”，而是指社会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社会秩序的状态，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法”，合法性越大，善治程度便越高；六是责任性，指的是善治社会中的公众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公众的责任性越强，善治的实践程度就越高。[4]
2.3治理理论对优化大学生创业教育管理模式的优势
首先，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大学创业教育管理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相同的。治理理论是将政府以外的政治主体引入政治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其出现是由于政府管理和市场管理两种管理模式都出现了明显的缺陷，社会环境中的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另一方面，我国的大学创业教育管理是在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及发展的。目前我国在大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上面临着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挑战，就创业教育这一部分看来，大学生创业的初衷不同，大学生自身有着不同的经历背景等原因都造成大学生创业水平以及创业积极性方面的差异，此时将治理理论引入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很有必要。
其次，从大学生创业的性质看。大学生创业不仅是大学生自己的一项经济活动，更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领导式的管理方式难以与大学生创业的这一独特性质相融合，创业教育也不适合盈利性组织的市场化管理模式，需要对其进行规范的引导和训练。
再次，从创业大学生自身具备的素质看。当前高校“事无巨细亲自抓”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上无法摆脱被管理者的角色，思想和行动均依赖高校规章制度，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生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提高的意识得不到加强，学生无法意识到自身的优势，自然无法发挥优势，长期下来，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就得不到发展，这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而言是很大的阻碍，就这一点而言，运用治理理论，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发展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相结合，实现个人价值和组织目标，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责任意识很有必要。[5]
最后，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错位。主要体现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方面，学生付费接受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供需关系在高校的过度管理下演变为控制关系，这将直接导致：一、高校管理层的精力严重分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教育决策失误、教育管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二、这种控制关系遏制了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阻碍了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积极性，进一步阻碍了高校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而治理理论则有助于高校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缓解角色错位带来的负面影响。[6]
当前，在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组织的管理存在很强的行政性色彩，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善治理念对推动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善治理论指导下，大学生创业将实现提升绩效，高校将培育出更有素质的公民，这些公民又会促进治理的效率。因此，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应该进行改革，以引导代替控制，以公共治理代替层级管理。
3治理理论为高校优化创业教育管理模式提供新视野
纵观我国的实践历程，我们已经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运用了治理理论，不论是在建立公民社会方面还是具体的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管理方面，都出现了治理理论的广泛渗透，这一些实践说明，治理理论在我国还是很有适切性的，这对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同样适用。当前我们的着眼点是，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的理论，我们要实现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吸收和运用。深究大学创业教育管理从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治理理论指导的下的管理模式的动力，不仅仅是教育从业者思想精神层面的改变和进步，更是现有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模式和方法等实践方面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此，就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理论方面是否适用，同时也需要对具体实践方面进行相关可行性研究。
第一，合适选取适当的治理工具。凡是有助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更有效运行，有助于大学生创业目的达成更顺畅的方法方式都可以称作治理工具。一方面，高校可利用新兴媒体具有海量信息的优势，构建大学生治理平台，为建设服务型高校，推进大学生自治建立基础；另一方面，新兴媒体的互动性与治理模式下各主体间交互作用的特点不谋而合，运用这点，可以实现高校与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为创业学生提供所需要的支持与帮助。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dopt PPP mode， many of them belong to quasi-infrastructures. Some of the quasi-infrastructures in PPP projects reflect the low efficiency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hich reason is the level of project governance.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Then it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or index optimization， finally determin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关键词：准经营性；PPP目；项目治理水平
Key words：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PPP project；project governance level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22-0029-05
0 引言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进行工程建设的一种模式，以特许权为基础，由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达成的一种伙伴关系，从而达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双赢模式[1]。PPP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其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协调，而利益相关者动态平衡双赢却难以维持，据统计，从1990年至2013年，PPP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收益和成效甚微，有些甚至被暂停或取消[2]，如何在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促进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关于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文旨在寻求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为准经营PPP项目治理水平的提高提高依据，优化准经营性PPP项目发展进程。
1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只指标体系概述
1.1 项目治理水平内涵界定
“治理”这一理念在政府、公司等领域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等理论体系。但是，项目治理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提出来，目前为止对其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也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于项目治理的定义，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是Turner、Renz、Bekker等学者的界定，Turner认为项目治理是利益相关者之间设定一整套关系，并提供一种结构，通过这种结构，设定项目目标，确定实现该目标以及绩效实现的方式[3]。Renz认为项目治理是一种反映企业伦理的方式，针对复杂的环境下的项目，进行战略性指导、综合管理以及整体控制的一个系统过程[4]。Weaver认为项目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集，从公司治理的领域关注项目活动，包括项目组合的指导、项目发起人地位和项目管理的效率等方面[5]。国内以严玲对项目治理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定义项目治理是一种制度框架，在这种框架下，体现了项目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关系制度的安排[6]。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项目治理的思想主要是从公司治理演化而来的。结合不同学者之间的定义，本论文给出的项目治理定义：为了实现项目目标，构建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的体系，它规定了项目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从而在项目交易中建立一种秩序，并通过这种制度来维持这种秩序，使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并维持项目交易中一种良好秩序的过程。定义中不仅包括项目在项目契约组织形成时建立秩序的过程，更包括在项目建设管理全过程来维持秩序的过程。
根据上述项目治理的概念，本论文认为项目治理水平是过程行为，规定了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的划分，使利益相关者关系得到协调度与预期相比的有效性，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维持这种良好的秩序的效果。
1.2 建立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必要性
现如今，许多的PPP项目未能正常进行，例如杭州湾跨海大桥PPP项目，社会资本陆陆续续出让股份或者撤资，截止目前国有资产占到总资产的80%。这都涉及到项目前期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合作效率高低的问题。PPP项目中，政府与社会资本直接的合作机制如何建立、融资结构如何安排、控制权如何配置、收益如何分享、对项目的管理者如何激励和监督，这些都影响到PPP项目是否成功。需要我们从项目治理的角度来对项目进行分析，从制度层面来解析项目成败的原因。
当前关于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的研究有限，特别是评价机制的缺失，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进入运营期，以及大量的PPP项目均是准经营类，如何以项目治理为立足点，以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为出发点，提高准经营性PPP项目的运营效率成为关键。
1.3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特殊性
与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相比，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
①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收益已大于或者等于市场平均水平，政府不需要对项目进行补贴，但是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或者低于市场的收益均值。为了激励社会资本参与进来，保证社会资本的的合理收益，政府应对项目进行补贴。因此，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评价的需要对政府补贴机制、政府对社会资本的激励程度等进行评价。
②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政府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保证公众的利益，控制项目的收费价格，以致于项目的收益不高。因此，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会体现出较强的公益性，比如价格监管机制等。
2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理论分析
2.1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目标
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更加复杂，利益纠纷瓜葛更多，此时的“利益”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是个复杂的多指标体系。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评价的目标应定位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强调效用、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它们本质上是相通的。价值创造是一切组织的和核心目标，而项目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来源于项目目标的完成，当然这里所谓的项目目标包括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各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实现也就等同于其利益的实现，由此可见。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评价的目标就是达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从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
2.2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主体
如果由政府主导进行准经营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会放在社会资本满意度上，而忽略了政府本身项目治理水平高低，也不能完全反应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的真实水平。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应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这样才能平衡PPP项目众多的参与方和利益相关者诉求。国外，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成立专门的PPP管理咨询单位对PPP项目进行监管。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引入第三方进行项目治理评价，并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平性和准确性，设置独立的PPP项目监管部门，细化到每个行业，每个项目均设置监管部门。因此，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的实施机构安排第三方机构进行是最适宜的。
2.3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时点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的时点的设置会影响到指标的建立。PPP项目有六个阶段，分别是识别阶段、准备阶段、采购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和移交阶段。由于转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特许经营期较长、一般是为20年-30年。因此本论文的评价客体是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时点是从项目识别到项目运营阶段，即是项目的后评价。因此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指标设置要考虑性项目识别到项目运营结束的所有阶段。
3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设计
3.1 治理水平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本文沿袭了国内项目治理研究思路，借鉴公司治理评价的内涵，公司治理评价的内涵是以公司治理内涵为核心，以公司治理原则为评价指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公司运营的合规性、各层级利益相关者责任的履行情况、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障、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完整性以及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情况作出评价。在这种评价逻辑中，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因此，对于PPP项目治理的评价应包含治理结构的安排状态以及治理机制的实施状态，其治理目标是PPP项目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分配情况。
项目治理评价就应该将项目利益相关者纳入到统一平台，而不是将利益相关者单独切割开。这一点与公司治理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相比于公司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复杂。其一，由于“项目”比“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更加的多，评价的横向展开范围更加广。其二，PPP项目注重的是交易秩序的安排，比公司治理“独善其身”的目标更加全面。PPP项目治理的指标相比于公司治理评价指标更加的复杂。PPP项目治理评价的指标的选取，需要借鉴公司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选择，选择PPP项目治理结构、PPP项目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层面、关系规范层面）。
3.2 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文从项目治理结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三大视角来得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首先本文是根据文献综述得出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再根据准经营性项目特点，综合得出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PPP项目治理结构主要是以项目权利分配为核心的内容，项目权利分配主要是PPP项目各参与方股权分配情况。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1。
项目治理机制成为一种固化的契约关系，需要与之匹配的契约治理机制。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契约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大方面，内部治理着力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之间的制度安排，外部治理则是外在制度的安排。基于契约治理视角的准经营性基础设施PPP项目按照问下文献检索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利益分配、风险分担、激励水平和政府监管，具体指标见表2。
对于关系治理角度，严玲首先提出将关系治理纳入到项目治理体系内，认为项目的关系治理主要在信任、承诺、沟通和合作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具体的结合准经营性PPP项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3所示。
3.3 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最终构建
对于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构建的指标，由于个人主观选取的因素，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待考量，需通过问卷调查，对指标进行优化处理。本问卷涉及的调查对象是从事PPP工作的专家学者或者具有PPP工作经验的人群，因此本问卷是是网络发放问卷和线下发放两种同时进行。本问卷了200份卷，回收了178份问卷，去掉不合格的17份，剩余161份问卷，问卷回收率161/200=80.5%，符合要求。
本文运用SPSS20.0对问卷信度进行检验，问卷整体和各维度的信度均在0.7以上，表明问卷信度是处于可信区间。
将指标X7、X17、X21、X28、X38删除后，信度得到明显的提升，具体对比结果如表5，因此删除这五项指标。
本文运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所示，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969.291，伴随概率值0.000
在前置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对所有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定义了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通过最大方差旋转以后，结论见表7，根据计算结果显示，所有36个指标总共抽取了6个公共因子因子，符合了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解释总方差的贡献率累积达到64.276%，说明众多指标的6个公共因子能够较大程度综合反映评价指标的总信息量，与上述将研究将准经营性治理水平分为6个维度符合。
由于原成分矩阵中载荷系数差异较小，不能清晰的反映出公共因子所包含的变量信息，为使公共因子在不同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呈现出显著性差异，需对原成分矩阵正交最大化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中，载荷系数趋向于两极化，以便于对各因子作出合理的解释。
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经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8所示，本因子负荷表中可以发现，指标X36对本因子的的负荷量为0.477，说明对本因子的解释程度不高，故删除该指标。指标X39对本因子的负荷量为0.477，对因子4的负荷量为0.412，说明该指标对本因子解释不足且存在交叉解释的情况，故应删除该指标。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笔者对准经营性PPP治理水平的指标进行了修正：
①根据问卷信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分析，将指标X7、X17、X21、X28、X38、X36、X39删除。指标删除后指标体系更能精确地反映治理水平。
②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指标体系分为6个维度，分别是权利配置、利益分配、风险分担、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参与。
经过修正，得出准经营基础设施PPP项目治理水平的最终指标体系如表9所示。
4 结论
本文借鉴了公司治理评价的逻辑，构建了准经营性PPP项目全过程的项目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采用文献查阅法初步构建了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的初步指标，再通过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得出了准经营性PPP项目治理水平的最终指标体系，分为权利配置、利益分配、风险分担、激励水平、政府监管和利益相关者参与6个维度33个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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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nz，P.S.Project governance：implementing corporategovernance and business ethic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M].Heidelberg：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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