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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1
一.律、律学------------------------------------------2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2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2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3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4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5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6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的历史性终结--------------7
尾论---------------------------------------------------- 7
内容摘要：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法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法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律学 律学成就 阶段分野 再认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引 论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 。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 。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 。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 ，“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 、“霸王道杂之” 、“德主刑辅” 、“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 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 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 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 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 ，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 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 论
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 ，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
[参考书目]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
何勤华 《略论明代中国律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沈家本 《刑法杂考》
薛允升 《唐明律合编》
官修正史《晋书-刑法志》 《旧唐书-刑法志》
《清史稿-沈家本传》
1. 有必要说明，尽管在此笔者对古代律学发展的脉络予以了阶段化的描述，但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对各个时期律学发展主要特点的一种粗线条的勾勒。历史的发展、学术的演进其事实的状态应是曲线而非沟壑分明的梯级。3.这一点可以从《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因为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学说，也包含有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墨家的观点。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从中国与东亚各国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居于向外辐射的中心地位，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神话、和歌、物语文学)有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的影响，对朝鲜、越南等国也是如此;中国与印度之间，则凭借佛教这一有力的媒介，达到了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中国文学也从语言、内容到文学形式受到佛教的激发，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16世纪曾经存在着“东学西渐”的趋势，西方很多国家曾发生过“中国热”，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个热潮中也被介绍到西方，影响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和思想。比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受到孔子道德思想的影响;德国的大文学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也与其对中国作品的阅读分不开。如果把这种广泛的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贯穿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能够打破封闭的民族文学视野，让古代文学课程拥有国际的视角，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广泛联系及其穿越时空的魅力。
如讲到古代戏剧，就可以将中国古代戏剧与异域文学的联系考虑进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堪灰阑记》，是最早传到欧洲的中国戏剧之一，也是对欧洲戏剧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中国戏剧。剧本写妻、妾争夺一儿，各执一词，官司闹到包公面前。包公划一灰阑，让两位母亲用力争夺孩子，胜者将拥有孩子。生母张海棠因为不想让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弃。但包公最终认定输掉比赛的人正是生母。剧中“二母争子”的故事，与《旧约全书•列王纪》、佛教《本生经》中的《大隧道本生》、《贤愚经》卷十一中的相关故事极为相似，已成为世界文学著名的母题。《包待制智堪灰阑记》与佛教故事的渊源已有学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已有成果，对古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深入分析。“灰阑记”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古代世界有过小范围的旅行，在现代世界，这一故事跨越了亚洲和欧洲的界限，并在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笔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布莱希特在戏剧的楔子里写道:“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交代了其创作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二母争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国杂剧，再到欧洲戏剧，让我们看到了文学跨越国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间智慧的沟通。
在中西戏剧间进行移植的还有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其中最有名的是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中国孤儿》将故事时间由春秋时期移至成吉思汗时代，将动作时间由二十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地点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情节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妇救孤的冲突，并引入了爱情主题，删除了孤儿复仇的情节。这样的改动，从思想上说，是将原作的歌颂忠义与复仇精神变为对理性和仁爱的礼赞。在伏尔泰看来，大宋王朝及其遗民代表的是人类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则是落后的野蛮文化。于是，宋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理性与偏执的冲突。而剧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婴变为母亲伊美达，也表现出剧作重心由伦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转移，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从艺术上说，这种改动则是严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原则。在讲授上述两剧时如能引入西方可资比较的作品，就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阐释、互相说明的效果。依此类推，其他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
二、借鉴比较文学成果更新文学史观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文学史与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的特点。传统的文学史在看待作家时，更多是在民族文学范围内，考察作家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因此，文学史的内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种唯一的标准或许评出了民族文学的经典，但是却忽略了在异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学的样貌，在培养学生丰富的审美经验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容的更新必须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启发，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很多启示。比较文学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关系的文学现象，因此，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传统文学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在法国学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许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赢得国外读者的关注。如唐代诗人寒山，在古代文学的课程中几乎没有地位，课上几乎不讲，但是寒山的诗却在日本、美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小说《好逑传》、戏剧《赵氏孤儿》也有类似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这些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学课程之外，那无疑是一个缺憾。从《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较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来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寻找沟通对话的平行比较。《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等研究都为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古代文学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把在国外具有崇高声誉的作家也纳入讲授的视野。一方面，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逐步树立多层面多角度理解文学的意识，摆脱唯一的文学价值观。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较中总结特色
民族文学的特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系的教学就是指导学生去逐步认识这一特性。有学者提出了“宏观比较文学”的概念，强调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比较中总结民族文学的特点:“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别文学的研究，都必然需要给该国文学加以定性与定位———就是要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下，对该国文学的特色和特性、对该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的地位作出判断。而要概括某国文学的特性时，如果没有外来参照与外来比较则完全不可想象，也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了中国文学的精华，在文学形式与思想方面都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在古代文学课程之中，我们除了给学生介绍具体的作家作品，还需要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给学生一个宏观的总结。那就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是什么?让学生在学完一个个作家之后，能够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古代文学的总体印象，比如，中国诗歌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小说的特点是什么。而要总结这些特点，没有比较的视野是无法完成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一是认识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二是深入认识民族文学的特色。在比较中方能见出不同民族文学的特色。如上文提到的关于中西戏剧移植的例证，我们在课堂上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总结出中西戏剧的不同，那样诸如中国戏曲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系，中国戏曲的中和含蓄之美、空灵的舞台设置、开放式结构等问题都会在比较中得到更深刻的说明，进而帮学生树立起关于世界戏剧的总体观念。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一书中，作者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总结了中国文学的特征:“一、官吏作家化与作家官吏化;二、现世主义态度;三、非个性主义倾向。”这一总结或许并不能完全客观地总结中国文学的特点，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性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唐代是我国文化繁荣的朝代之一，比较闻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杜牧、岑参、韩愈、柳宗元等等。比较著名的诗有《春晓》《望庐山瀑布》《登高》《使至塞上》《长恨歌》等。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谓是唐诗，唐朝著名的诗人层出不穷。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本文是宁夏大学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之阶段性成果。）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教育体制近十年来出现的新尝试，如何建设自己的办学内涵，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全新的完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学生的知识现状、学院的教学现状，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符合独立学院特点的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本文针对笔者在独立学院承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推行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提出若干粗浅的看法。
一、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切合学生实际知识结构与学习诉求的最佳教学途径。
毋庸讳言，独立学院所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基础知识的掌握较为薄弱。笔者曾在汉语言专业四个年级的班级进行过问卷调查，问卷中罗列的问题从中学阶段是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无兴趣？是否主动参加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上大学之前是否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到进入大学以后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无变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学习古代文学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85%以上学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由此可见，中学阶段以高考取得高分为目的语文教学使得一部分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兴味索然，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学就等同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是老师强行灌输、注入于他们心田的，学生只需要机械地去背诵、接受即可。因为学生并没有被激发起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没有养成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学精品的浸润、熏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怀，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学生头脑中关于古典文学零碎的知识碎片，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荡涤殆尽，他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与领悟力存在着先天不足，故而，进入大学后，他们会带着某种成见来面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独立学院教学对象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笔者的调查问卷中也涉及到了独立学院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学习诉求与最佳教学途径。下列问题引起了接受调查的学生较为深入的思考：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学，你对此抱有何种态度？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古典文学并没有过时，学习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的为自己修身养性；你希望教师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讲授古代文学？98%的学生回答是，联系现实，古为今用；你觉得采用n+2教学改革模式①的学习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很好。
通过调查了解，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有着比较强烈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愿望，只是他们更加渴望这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能够立足于他们自身的知识现状，能够为他们健全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进而为将来步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提供实际的能力培养。
二、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性教学目标不明确。
独立学院要创出自身特色，培养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它的“新”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的，体现在教学上就是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面转型革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新闻、文秘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学时较长，内容广博，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独立学院在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流行的教学模式，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以“史”为主，许多学校甚至将这门课程直接当做“中国文学史”。既然是“史”，所讲就多为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宏观问题。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与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缺失对古代文学优秀作品魅力的直观感悟，凌空蹈虚的理论概述不但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会引导学生去应付教学、应付考试，使得他们只须死记硬背文学史上归纳的条条款款就能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轻松过关。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与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愿望想去甚远，而且学生走出校门也定会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构不完善。
独立学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学，所以其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先天嫁接母体，教学基本上延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素质培养的问题比较突出；实践教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实践教学的环节，也往往多半浅尝辄止，缺少系统性、多层次性和相对独立性；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较单调，达不到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需要；课程考试多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法，实践教学的成果无法反映到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中。
（三）实践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学院发展速度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种量的增长，不乏一些学校在盲目地扩大招生规模、拓展招生专业，无暇顾及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无力量投入经费保证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实践教学需要的图书资料及相关的教学辅助设备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生实践训练不足，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四）实践性教学所需要的指导教师较为匮乏。
由于独立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师资力量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进的老师都比较年轻，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外聘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固定的教学团队，良好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又对教师的教学技巧与自身的知识储备、科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因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或是指导实践的教师频繁变动，实践教学自然会失去对学生应有的吸引力。实际上，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质量，已然成为了能否推行实践教学的瓶颈。
三、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一）确立以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模式。
笔者认为，独立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不应该简单地把这门课程当成“史”或“论”来教学，而应该着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应该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操。“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不仅具有开拓新知识的创造力，而且具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具有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一分子，他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应该具备乐观豁达，积极向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内涵，不但完全能够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还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优美意境，润物无声地发挥对学生理想人格的熔铸作用。袁行霈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创作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时是自己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有时会对一种新生活、新的性格，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2]
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重点要求学生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从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实上，独立学院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主要是社会各行业包括国家各级机关广泛需要的文职人员，而不可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学批评家。众所周知，作家或诗人无法由高校批量生产，而文学批评家则社会所需有限。所以，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既务虚又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等为主要目标。
在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要求根据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以就业作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具的具体要求，着重培养学生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是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能力：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能力和分析归纳与综合鉴赏作品等专业技能。第二是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通过古注阅读古典文学原著，具备文本解读的基本能力；能够检索使用文献资料，并且把握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具备独立撰写文学专题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的能力。第三是从事其他行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从事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职业，诸如文秘、新闻、传媒等职业所具备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与听说读写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措施。
独立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如何对学生进行实践训练？通过我们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以下措施效果颇好：
首先，任课教师要对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有明确的认识，课堂教学要围绕形成学生能力为核心而展开。具体做法是，通过古典文学原著的精讲来建构学生听说读写实训的基本内容。譬如古典诗词的讲读，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鉴赏和了解古诗词体制常识层面，而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古诗词鉴赏技巧的同时，能够自己去作诗和填词，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训练，以学生的古诗词创作代替传统的课后练习，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了学以致用，强化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学习兴趣的目的；“文读百遍，其义自见”，古典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诵，课堂教学中，适当组织学生学习吟唱古典诗词作品，或者进行诗词的背诵与诵读比赛，让学生在朗朗读书声中去体验作品的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以及对传统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播放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声像资料，以更加灵活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片段排练成话剧或情景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演出，通过场景的再现，真正引领学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们作品所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笔者曾在讲授屈原《九章》和司马迁《史记》的时候，就曾让学生自导自演过《山鬼》和《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学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学生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为目标，拓展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要时常有一种引起学生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意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并给学生提点一些思考的门径，让学生课下去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方案。另外，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骤与计划让学生参与一些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让学生去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而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师要注意培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的氛围，注重发挥一种积极参与的群体效应。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组，以团体的形式让学生分工协作去制作一些课件在课堂上进行演示；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兴趣成立读书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阅读感受；也可以组织部分学生成立古典文学研究小组，由教师给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利用团队的优势去锻炼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教学效果的检查。独立学院课程改革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种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实处并且使任课教师和学生都看到实效。从学院教学管理的层面来说，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的办法，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常态化，从具体任课的教师来说，不但要担负学生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而且也要负责考核检查学生的实践成果。
（三）完善实践性课程的管理体系。
独立学院推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着眼于课程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建构，制定好本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教学质量规格、反映实践教学成果的考试大纲、实践性教学指导纲要等教学文本，从体现实践性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出发，不仅结合每章的教学内容，设定考核目标作为评价实践性教学效果和实践性教学目标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统一的实践性教学质量规格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课堂延伸的学习内容的指导，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和具体学习要求，使学生的学习有明确的指向，真正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能将自己锻造成为人格健全、具备一定实际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释
①“n+2教学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种教学、考试模式。其中n是指教学的动态化管理或教学过程考核，包括课堂实践、讨论、考勤、作业等，原则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读书笔记加期末考试。这三项考核成绩构成本课程最终成绩，其比例是40%+20%+40%。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学语文》 运用 审美
引言
《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科目，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如何从文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历来是困扰《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教学呢？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教学内容有重点
我们调查了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发现不同教材中的选篇基本上都在五十篇以上，但是各个高校配给的课时却很少，绝大多数院校教学培养方案中的课时设置都是一学期，每星期两课时。面对如此多的教学内容和如此少的课时，如何进行教学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针对这样的教学现状，我们在课堂中均采用非重点篇目学生自学、教师指导，重点内容教师讲解的原则。也就是说教研组需要选取不同时代的既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又能为学生所喜爱的作家作品，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从而解决课时少的现实问题。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内容究竟指哪些呢？
（一）古代文学部分
闻一多先生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史诗。”[1]所以我们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时，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重点是为学生分析诗歌，一般来说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时期的诗歌进行分析。《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两者一个代表了现实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了浪漫主义风格，所以两者选择其一进行讲解对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学是非常必要的。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选择一位唐代的诗人进行讲解是必不可少的。唐诗发展之末，词这种文体应运而生，到了宋朝达到鼎盛，因此有代表性的宋代词人的作品也是《大学语文》课程中必须分析的。
随着文学和历史的发展，元代时期兴起了“曲”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建议在教学中进行相关作品的讲解。这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古代叙事作品的内容，也有助于学生进行传统文学的传承，并培养其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欣赏能力。
（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2]作为新文学的主流，文学启蒙开启了它的现代化主题，而将此推向高峰的是鲁迅先生。钱理群先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作品是应该终生阅读的。”[3]所以我们主张讲解现代文学时不能够跨越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这对于学生了解整个新文学的精神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文学是从清末文坛中西交错、雅俗共赏、新旧结合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民族革命浪潮和文学市场机制的双重语境下，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主义文学和继承了古典气质的通俗小说在文学界不可避免地相遇了。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通俗文学与现代学生的生活接近，在《大学语文》课上为学生讲解通俗文学作品，如张恨水、张爱玲甚至是金庸的作品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诗文，与其相对应的现当代诗歌、散文也应当选择其一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我国文学的整个传承，那么古今诗歌的对比教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现代文学中著名诗人徐志摩、戴望舒，还是跨时代的穆旦、艾青和冯至，甚至是当代优秀诗人舒婷、海子等，都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作者，对他们诗歌的进一步讲解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更能让他们在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掌握新诗特色。
（三）外国文学部分
除了我国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吸收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学成果，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生的文学知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课时不多的情况下，在古代文学部分传授诗词曲赋，在现当代文学中分析小说诗歌，再补充以外国文学的内容，将文学史的知识穿插其中，就能够有重点地进行《大学语文》的教学了。
二、教学目标能运用
很多人都以为《大学语文》就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其实这只是其最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已，我们还应当在课上培养学生运用文学知识、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一）文学鉴赏能力
教师每讲完一个文学经典专题，就要求学生掌握一种文学鉴赏的方法。《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学会文学探源，指导学生理清文学发展脉络。讲解唐朝诗人的时候，要将诗人置于整个时代文学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指导学生学会将作家作品与同时期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宋词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词理论中有过重大建树的作者，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让学生明白理论的重要性。随后进一步发展使得一些民间文学走进了艺术殿堂，很多戏曲作品都有其故事来源，从故事形成的来源上进行文学分析也是很多曲艺理论家们重点研究的内容。
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和启蒙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当时文学界翘楚的鲁迅先生，应当将其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这就教会了学生在社会历史中寻找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在学习通俗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学生从分析作家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研究其文学作品，张爱玲如是，金庸也是如此。另外，诗歌是我国古今共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学习现代诗的时候，通过不同时期的诗歌比较可以教会学生历时地看待文学的方法。而外国文学的讲授则让学生学会在横向上做文学比较。
由此可见，经过不同专题的讲解可以将不同的文学鉴赏方法传达给学生，这比单纯地进行文本解释和文学知识的传授要高明得多。
（二）写作技巧运用
我们通过对《大学语文》课程期末考试试卷的调查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校的试卷最后一题都是写作题。可是在《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却没有专门的写作教学过程，这样就使得教学和考试脱节，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一定的写作技巧培养，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将所学的文学转换成语言文字的运用。
学习先秦文学有助于学生掌握“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学生在学习中完全可以掌握相关的语言能力。唐诗宋词各有特色，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他们往往直抒胸臆，所以从这里学习正面描写的手法是很有必要的。与诗对比，词相对来说比较委婉，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全都采用背面铺粉的写法，所以在鉴赏词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会侧面烘托的写作手法。现代诗歌明显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新月派的“三美原则”、艾青的“太阳”“土地”意象，无不指导学生写作时候的语言风格。而元曲、明清传奇故事的曲折性、鲁迅小说主题的深刻性、通俗小说与读者的互动性、外国文学心理独白的描写等都能在不同的教学中影响学生。
因此，我们说《大学语文》的授课过程不但是传递知识的过程，更是培养能力的过程，这个能力不仅仅是鉴赏文学的能力，更是将知识转换成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三、教学效果会审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姚斯和依塞尔创立了接受美学理论，该学说认为美学研究应该更加重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效果，也就是说读者应该能够与作者产生“共鸣”。在教学中，学生对文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还应该产生涤荡心灵、提高审美情趣等精神方面的效果。
（一）艺术美的欣赏
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这其中不乏描绘大自然美丽风光和讴歌祖国的作品，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本身的雄壮和秀美。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我们会领略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因此，比如讲解金庸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学生比较喜爱的影视剧作、漫画、连环画甚至网络游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进行对比，让学生欣赏到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美感。
（二）人文美的赞颂
美国学者艾德勒・范多伦认为阅读文学名著能“使你成为一名智者，对人类生命中永恒的真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们能够发现作家对人生的追求。在屈原的作品中学生看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格魅力，在陶渊明的《饮酒》里学生明白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境界，在杜甫的诗歌中学生追寻到了历史的影子，在苏轼的词作中学生感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在鲁迅的大作中学生遇到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内心孤独无助的彷徨，在艾青“太阳”和“土地”的吟诵中学生了解了每个人内心对祖国赤诚的爱……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予学生心灵上的震撼。所以，经过《大学语文》的讲授之后，学生应当具备也必定能够具备人文层次上的审美能力。
（三）文化美的传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不但要与现代文化相适应，更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因此我们要加大正面的宣传力度，梳理传统的文化资源，综合运用大众传媒等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我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我们在课程中的古代文学部分的讲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我国很多优秀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从古代典籍中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学习《大学语文》课程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它担负着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和培养审美情趣的三重作用，我们在教学中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三点就一定能够使得《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作用。语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谭少元.高校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语文建设，2013（02）.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文化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64
Abstract Cultural course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culture cognition and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culture
汉语国际教育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要求该类本科生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国家汉办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根据教师标准，我们认为设置课程要围绕三个板块：汉语语言学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文化、现代教育。其中第一个板块为主，第二、三个板块为辅。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口语交际课程的地位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一，要尽力挖掘语言类课程文化内涵；第二，要建立文化类课程体系。
1 尽力挖掘语言学课程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生在学习中国语言过程中，将自然接触中国文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干巴巴的语言本体教学。为帮助学生理解语言与文化关系，本专业语言学课程要注意与文化理论认知相联系。
1.1 汉语基础课的文化内涵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其中古代汉语课程尤其需要体现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差异性。
比如文选要注意加强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讲解。如《之战》要突出中国姓氏文化。“邴夏御齐侯”，邴夏是齐国大夫，邴是氏，夏是名。上古时代，姓与氏不同，姓是族号，氏是族的分支。一般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明贵贱，姓别婚姻。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以后姓氏不分，且百姓也有姓氏了。这些知识对学生探索中国人种起源与发展很有帮助。
再比如古代汉语文字学部分，选取字形分析结构时，应注意选取与中国文化元素有关的例子。如“赤”，《说文》云：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火盛则色赤，故“赤”从大火会意，表示火盛。古代五行说，以五行配五方之色，南方属火，所以许慎说“南方色也”，即红色。阴阳五行，反映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尽管可能学生通过本课程了解的只是零星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但总是能使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更深一层。如果把精力过多集中于文选细读以及文意涵咏上，着意强调培养文言文语感，则会偏离汉语国际教育培养目标。
1.2 汉语选修课的文化内涵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语音学、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其中文字学应该设置汉字与中国文化专章。主要内容应该涉及汉字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功能；汉字与汉字文化圈；汉字书法与中国审美文化；汉字形体记录的中国古文化等内容。
由于汉字认知付之于视觉，因此不管哪个人用何种方言说都无关紧要。只要写出来，双方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超方言性，在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过程中，才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汉字最强大的文化功能。
汉语和汉文化对周边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辐射。主要表现为越南、韩国、日本等文字中保留大量汉字。汉字书法讲究疏密相映的形态美，气韵流动的线条美，富有感情的意境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文化：楷书多儒家严谨济世精神；草书多道家放浪自由精神。
汉字中还包含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比如《说文・玉部》共214个汉字，涉及玉石形状、加工方式、品质、功能等多方面内容。如“璧”、“瑗”、“环”为玉石形状差异；“琢”、“h”、“理”为玉石加工方式差异；“珍”、“g”、“瑶”为玉石品质差异；“琥（用于发兵）”、“珥（耳中玉）”、“H（死人口中玉）”为功能差异等。这些字能反映中国玉石文化开始得很早，远古时代玉石具有祭祀鬼神、充当礼仪、美身、殓葬等文化功能。后来成为权力、品德、财富的象征。
汉语词汇学也应该设置词汇学与中国文化专章，内容涉及词汇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如华表、月饼、花轿、旗袍等；词汇与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如避讳、禅让、八卦、比兴等；词汇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如梅雨、梯田等；词汇与中国风俗习惯，如清明、作揖、乞巧等；词汇与中外文化交流，如葡萄（来自西域）、世界（来自佛教）、胡同（来自蒙古语）、沙发（来自西欧）、物理（来自日本）等。
语言类课程虽然可以贯彻传播文化的意图，却不能太多，以免妨碍学生认知语言本体。
2 文化课程
在本专业中，文化课程应包括文化素养课、文化理论课、文化技能课三类。相对于语言理论课难度不大，应于低年级开设。教学应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特征的认知能力为目标。
2.1 文化素养课
这一板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这些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区别，简化文学史，弱化文学性批评研究，强化风土人情与文化价值研究。比如诗人笔下的秋，往往与离别相联系，因此常常传达悲伤凄凉的感情。秋天之景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符号价值。比如王维作品，多与中国佛教相联系，于景物描写之中展现禅宗机理。再如张爱玲、钱钟书作品，总是与现代都市相联系，传达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记载着民族的沧桑与耻辱。本专业文化素养课与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文化学等文化理论课相联系，而不是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与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联系，因此教学重点应有明显差异。学时也应该大大缩短，有些高校将中国古代文学设置为255学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完全相同，这就无法使该课程真正为培养国际汉语教师服务。
另外还可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中国文化解读，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中国文化解读等选修课，加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化的感性认识。
2.2 文化理论课
这一板块在本专业文化课中应具有核心地位。包括核心课程：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选修课程：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国别文化、国外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主要讲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儒家文化、中国宗教、礼俗、衣食、中国科技、教育、语言、中国艺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等内容，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宗教为重点。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儒家的道德准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些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除了在本课程中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选修课，以便加深学生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
另外一个重点是佛教文化。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西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发，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佛教自汉代开始本土化过程，最早翻译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带有中国本土黄老思想痕迹。到唐代产生禅宗思想，算是完成宗教本土化过程。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本为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产物。这些内容除了在中国文化概论重点讲解，还可以开设佛教与国际文化交流选修课，以便于学生理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宗教思想上的联系与差异，为将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西方文化概论主要概括性介绍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成就、自然科学成就等内容。为进一步拓展本课程，还可以开设国别文化选修课，主要讲解基督教与西方社会、东正教与俄罗斯、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犹太教与以色列等内容。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风俗，特别要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关注一带一路国家宗教文化，为汉语国际推广与传播开拓道路。
国外汉学研究也值得关注，这一课程将为学生展示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他们的研究哪些符合中国事实，哪些扭曲了历史，使学生了解被派往地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帮助他们提前准备相关交际策略。
2.3 文化技能课
国际汉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的中国文化技能，比如书法、国画、中国乐器、传统手工艺、中国茶道等。这些技能课的开设要配合文化理论课同步进行。使学生理解中国书法与中国思想、国画艺术以及民族乐器与中国式审美、传统手工艺中国结与中国式情感表达方式、扎染与中国纺织技术、茶与中国古诗等的内在联系。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与国外学生交流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一个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在自然真诚交际过程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若在课堂上不顾教学目标，大谈中华文明，极有可能引起所派国家人民的警惕甚至抵触情绪。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技能课虽小，但功能强大。
关键词：南宋；咏史组诗；特点
南宋是继唐代之后咏史组诗发展的又一高峰，它是在继承汉魏六朝唐代咏史组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繁荣的，因此它具有前代咏史组诗的某些特点，同时它又与南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糅合而形成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题材上南宋咏史组诗主要以贤君能臣、隐逸之士、女子、儒生文士、本朝历史事件和人物为歌咏对象。
项羽、光武帝、孙权、刘裕等君主都建立了赫赫功绩，成为南宋文人歌咏的对象。歌咏项羽的主要有朱淑真《项羽二首》、陈淳《西楚霸王庙二首》，前者侧重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对他的悲剧给予深深的同情，后者侧重写项羽的赫赫武功，表达对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的渴慕与向往。光武帝在汉末动荡的社会脱颖而出，再建汉室江山，成为南宋文人心目中的能君明主，曹勋《题光武庙二首》写光武帝征战生活及对他的评价。王十朋《光武二首》评价他为中兴之主、谨厚之人。孙权和刘裕为偏居南方的六朝君主，与南宋政权非常相似，但他们都建立了一番功绩，刘子《建康六感・吴》写孙权“一呼定南国，再战威强邻。抗魏既摇岳，攘刘亦披鳞”的历史功绩，评价其为“大皇、英材”。《建康六感・宋》写刘裕“南勘奠番禺，西狩澄泾渭”的巨大功业，赞美其为“伟人”。这些君主的功绩是南宋帝王无法比拟的，南宋文人对他们充满了向往，把他们诉诸笔端，赞美他们。
贤臣是南宋文人歌咏较多的一类人物，他们品行高洁、忠心事君，堪称古代臣子的典范。王庭《和赵叔清登殷仲堪读书台二首》、《和郑元清同游殷仲堪读书台二首》写晋朝贤臣殷仲堪，他为官清廉、喜好读书、精通医术、关心民生，成为晋朝能臣良吏的代表，为南宋文人推崇。朱淑真《刘向二首》写刘向精忠为国，多次上书，终不被所用。程洵《用韵题诸葛武侯二首》高度评价诸葛亮的“精忠、大义”，赞美他的历史功绩。周密《子房二首》写张良的聪明才智和他晚年学道求仙得以善终。《七爱诗赠程乡令赵君》写周、汉、唐三个时期七个基层官吏，勉励赵君要以此为榜样。
隐逸之士主要歌咏严光、严君平、韩伯休、向子平、陶渊明等，其中歌咏严光的组诗最多。张浚《过严子陵钓台二首》赞美严光不慕富贵，甘愿隐居养真。滕岑《题钓台对严氏楼三首》以严光为例，劝告严氏不须苦要为官，隐居青山也是人生的乐趣，借此表达作者隐居的愿望。陈著《题严子陵钓台二首》评价严光“大有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续评史二首》写严君平和韩伯休，严君平卖卜于市，韩伯休卖药长安，作者高度赞美他们的隐逸之举。冯时行《忆渊明二首》表面上回忆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其实是自己隐居缙云山中的生活写照。此外写隐士的还有叶茵《吴江三高祠》写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不恋官位、激流勇退的智士。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歌咏女性的组诗，数量之多超过了前代。女性主要写两类：宫女和孝女烈妇。前期主要写宫女，主要作家是曹勋，《楚宫词三首》和《汉宫词三首》写古代宫女孤独寂寞、倍受冷落的命运。《王昭君四首》写昭君远赴大漠的悲剧，同时也指责统治者昏庸。
南宋后期出现的以女子为题材的组诗带有强烈的伦理说教色彩，这可能与南宋后期理学发展有关。这些女子多为孝女烈妇，她们成为南宋文人心目中女子的典范。刘克庄是这一时期创作此类组诗较多的诗人，主要作品有《广列女四首》、《广游女三首》、《又六言二首》、《处士妻十首》这些女子有的为孝女，有的为烈妇、有的敬夫、有的不慕名利、甘愿贫贱，有的拾金不昧。此外这类组诗还有蒲寿k《咏史八首》分别写陶侃母、谢道韫、蔡文姬、鲍宣妻、乐羊子妻、朝鲜妇、孟光、黔娄妻。释云岫《曹娥江泊舟二首》写孝女曹娥。林采和李壁《黄陵题咏二首》写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
对儒生文士的歌咏侧重点不同，有的写儒生的智慧学识，有的写文士的文学成就。刘克庄《陆贾》二首写他出使南越，不辱使命及他为陈平出谋划策。《题放翁像二首》、《题诚斋像二首》主要写陆游和杨万里的文学成就。王应麟的《配食大成乐章》和陈淳的《训儿童八首》分别写儒家的代表人物曾参、孔澈涂鬃印⒀兆印⒃子，这类组诗主要赞美先儒，带有很强的说教功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歌咏本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组诗，他们回顾本朝历史，总结本朝历史教训，通过歌咏表达作者的历史思考。刘克庄《感昔二首》写北宋历史，总结了北宋在军事上经常失败的原因。《读崇宁后长编二首》写北宋徽宗年间腐败的政治，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原因。《即事十绝》主要写南宋的军事形势。《端嘉杂诗》回顾了南宋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表达了作者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信心及对腐朽政治的不满。郑思肖《五忠咏》歌咏本朝五位忠义之士，他们在南宋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拼死抵抗，不屈服于元朝，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南宋的忠心。
体裁上，南宋咏史组诗以近体诗为主，有律诗、有绝句，形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
南宋咏史组诗大多具有浓郁的咏怀成分，作者不单独吟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媒介，抒发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情怀。他们歌咏贤君能臣，赞美他们功绩、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贤君能臣的渴望。他们歌咏隐士，表达了对隐士高洁品行的赞美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通过对本朝历史事件的歌咏，抒发了强烈的感情，如刘克庄歌咏本朝历史事件的组诗，流露出作者内心的苍凉和无奈及对本朝腐败政治的愤慨之情。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85.
[3]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李似珍.《中国学术编年q宋元卷》[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朱易安.《全宋笔记》[M].大象出版社，2008.
关键词 王十朋；夔州诗；内容；艺术特色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乾道元年（1165），王十朋知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在夔州任上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受民众爱戴。同时夔州雄奇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民俗也大大激发了他诗歌创作的热情。他在夔州期间写了315首诗，是有宋一代以夔州为背景写诗最多的一位诗人。
王十朋在夔州诗歌主要分为五类：怀古诗、政治诗、景物诗、民俗诗和赠答诗。
1.怀古诗
怀古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而宋人又好评古论今，而巴渝大地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例如夔州的白帝城、蜀汉皇帝刘备的庙堂、永安宫诸葛亮的八阵图和武侯祠等等。他创作了四十多首诗来凭吊先贤英雄们，他对诸葛亮的才智、忠心是十分钦慕的，未到夔州时已先梦见八阵图，作诗《梦观八阵图》感叹到“奇才盖三国，壮志吞两都。惜哉功不遂，英雄为欷欺”，既表达对诸葛亮的雄才伟略敬佩之情，又为其未能完成统一大业遗憾不已。亲见八阵图、凭吊武侯祠后又作《八阵图》、《题诸葛武侯祠》、《卧龙山有武侯祠再用前韵》、《昭烈庙》、《诸葛武侯》等诗抒发缅怀之情，其中《题诸葛武侯祠》写得尤为出色。
2.时政诗
王十朋为官清正，在夔州任上为民尽职尽责，做了不少实事，深得夔民爱戴。其有十几首诗谈及治理夔州的措施和对国家政事的关心。他两次上《论夔州马纲状》，敢于直谏，指出川蜀马纲改移夔州水路的不妥，对夔州造成的沉重负担，后被孝宗采纳让马纲复行旧路；整修戒石以自警，“尔俸尔禄民膏脂，下民易虐天难欺”，“勿谓苍苍不吾知，与尔同僚共孜孜”，表明要为民做事，尽责尽力治理好夔州。夔山皆无草木，他就买山植木，绿化荒山，作诗《买山》，以告诫后人“但遣牛羊勿践履” ；夔州缺饮用水，百姓皆须用钱买水，其以已俸补公帑，免城中水钱，作《给水》，希望后任官员沿袭这一措施，能够“长使义泉名不断，莫教人费一钱求”；
3.景物诗
巴渝地区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吸引着王十朋，艰辛的旅程、夔州悠闲却有些艰苦的生活触动着他的情思，前后创作了一百七十多首写景咏物抒怀诗，真实记录下了其在夔的所见所闻所感。
4.民俗诗
王十朋作为夔州长官，十分关心夔州地区的社会风貌、民情风俗，创作了十多首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优秀诗歌，为后世了解南宋巴渝地区社会风貌留下了重要资料。诗人记录了夔州过节的民俗活动，如正月初七有着踏碛的习俗，《人日游碛》中“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今日日为人，倾城出江皋” ，谈到了夔民无论贫富，千家万户外出踏碛的热闹情景，而自己也与百姓一同出游。
5.赠答诗
王十朋还有五十多首与亲朋好友及同僚之间的赠答酬和诗，如送与离别的友人，祝贺友人生日的赞歌，宴饮应酬之作、哀悼同僚好友的去世等。
他在任上与同僚交游甚好，分离时所作送别诗中抒发了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及怀乡、思归之情。如《韶美归舟过夔留半月语离作恶诗二章以送》感喟“可怜滟灏双蓬鬓，会合无多又别离” ；二、王十朋夔州诗的艺术特色。
（1）题材丰富、写实为主
王十朋的三百多首巴渝诗，题材较广，内容丰富，有景物诗、怀古诗、民俗诗、时政事、唱和诗等，广泛深入地表现生活，具有明显宋诗世俗化倾向，可谓是每件事、每一物都可用诗表现。无论何种题材，诗人都秉笔直书，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常在诗前添序，诗题、诗中、诗尾加注标明写作时间、地点、目的等。如《初到夔州》在诗前有序，说到“乙酉十一月朔至夔，水落沙露，宛然在目，所历山川，皆少陵诗中景物也”，记录了到夔州的时间，并将所见景物与杜甫诗歌描述相印证，表明其求实的态度。《给水》诗题下加注说到“以水给民，惧后人废之，故作是诗”，说明作诗目的希望后任州官能继续“给水”这一措施，为夔民解忧。
（2）语言平朴，崇尚理趣
从语言风格来说，用语平实自然，正如汪应辰所评“不为浮虚靡丽之词”。如《上元山中百姓出游作三章谕之》劝诫百姓“但须及早输租税，莫要勾呼到讼庭”，祝福他们“家家饱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圆”，非常口语化。从表现形式来看，崇尚理致，以议论为诗。如《三峡堂》“世途险更胜三峡，多少人怀积羽忧”，由三峡的险峻想到世途的险恶，《介福》由一坊名谈到“神虽能介福，福亦自须求”，表现出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还有前已述《滟预》、《白盐》、《巫峡》等诗亦然，体现出宋诗议论化的典型特点，且条理通畅。
王十朋的诗歌正如朱熹所称誉的如其为人――“光明正大”、“疏畅洞达”，从其夔州诗已可见一斑，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忧国爱民的情怀，在艺术特色上具有宋诗议论化的典型特点。虽然他在文学成就上可能算不上一流作家，但是其夔州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初期巴渝地区的特色，是南宋时期巴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这也是个体创作的重要阶段，故其夔州诗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十朋全集》
[2]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宋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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