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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 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 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内容；影响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其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的保护贸易的思想，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来源
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欧洲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贸易是使德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的最优选择。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倾销。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状态。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实行统一的御外关税。李斯特“从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特别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场手工业的艰难处境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教导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责斯密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利益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张建立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观点。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加强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其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地自由贸易信条。
（三）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晚期正是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竞争，普遍实行高额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工业原料则不加限制，甚至以优惠税率鼓励输人。同时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厂商发放奖金或者补助金，以鼓励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和输出。这些措施都体现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中了，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补充和改进。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国民经济学说
李斯特把经济学划分为“私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且又把后者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者“万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教导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明和力量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正确了解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指导他们摆脱落后状态。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学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而变化的。
（二）贸易保护学说
李斯特认为只有两个国家在工业发展阶段上大致处于相等的水平时，才能从自由贸易中双赢。否则，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才能发展“幼稚”的民族工业。如果国家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以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外国竞争压力下必然夭折，本国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建立起来。李斯特主张贸易保护，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政策是受本国具体情况决定的历史性政策，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发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将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建立并发展本国工业，从而最终实现工业化。李斯特强调对工业的保护力度不应该一样，应当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生产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和对国家独立自主有着重大意义的部门。其它的部门可以适当让其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三）生产力学说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个人或者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力，而是“国家生产力”，它是由一国的科一学技术、国民个人素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自然资源及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重要得多：“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再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作为财富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基础
李斯特认为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如国家离不开个人一样，个人也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如国家的独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个人力量的充分发挥的外部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工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存在着私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虽然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时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目的是抛掉保护主义这根拐杖，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在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时，或者说市场失灵时，他主张的还是国家干预。更何况，李斯特定义的生产力里还包括制度的因素，这更离不开国家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种方法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的结合。他考察了英国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的历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英国的强大与贸易保护的作用分不开。他还将经济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在相应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策略。这些成为李斯特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鲜明例证。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三）给制度学派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学说史上，他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的，强调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四）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他是第一个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上展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经济学家，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若干在当今仍然极具价值的途径。比如主张关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争取工业进步，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具有进步性，因而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五）生产力概念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产力概念引人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在长期内提高生产力比短期内的财富的增长重要得多，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放弃短期的物质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了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的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仅影响力德国崛起，也影响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应该会对我国的崛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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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验经济学;规范实验;最后通牒博弈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26-02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 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 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 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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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策略分析
一、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基本概况
我国高职院校经济学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各个高职院校的特色来设定具体的课程，尤其是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水平尤为重要。但是通过课程分析的特点，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因此，培养高等的技术应用人才，教师教学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但是，经济学的课程强调概念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无法实现理想的效果。为了更好的提高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这就需要在了解经济学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人才的应用培养模式。提高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率，关键要使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服从于应用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只有在教
学中积极探索实践，才能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才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经济学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基本特征，高职院校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集中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理论，尤其是结合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征，这是使得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更加要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从而才能够使得教学效果得到一定的成果。
二、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
1.经济学课程本身的问题
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这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讲解带来了很大的论难。而在教学的过程中，经济学主要是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教师对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理论采用多种分析方法，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
2.经济学在实践中的问题
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的人才为培养目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济学的教学方向。可课程的设置也要突出一定的实践能力和训练，这就需要培养能力的同时在实践的岗位上更多的具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但是经济学的系统性特征使得教师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授课的内容需要很大的难度。尤其是高职院校开展经济学的时间较短，无法使得学生能够全面的消化专业理论课程，从而导致了部分学生无法的实践中发挥经济学的知识能力。
3.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得不到体现
经济学在注重理论的同时，更注重对于实践能力的把握，尤其是从方法论上来讲，大部分的教师教学方式停留在了灌输理论的基础知识上，而忽视了对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就导致了对于基础理论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而经济学的学习过程是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为了更好的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经济理论的价值。但是由于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得不到重视，从而导致教学方面存在多种问题。应通过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高职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三、提高高职院校经济学教学的策略分析
1.对经济学的教学课程进行改革
经济学内容作为经管类专业的课程之一，不仅仅只对于学生对于学习知识和内容的掌握程度，更多的是对于该课程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面对多种问题对于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改革，尤其是加大对于实践课程的比例，由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有限，所以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要根据实践能力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有比较的设置课时，所以对于内容的选择要结合高职院校教育的根本目的进行课程的安排，从而突出一定的应用性和针对性。
2.采用多种辅助教学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的教学手段为课堂的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条件，这就需要利用多种辅助教学来提高经济学的教学。多媒体能够运用图像以及动画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从而能够吸引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运用这种手段使得难以理解的抽象化理论能够生动化，从而加深大学生对于经济学的理解。
3.在经济学教学评价上，采取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得学生能够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来思考问题，从而能够运用市场的经济规律来更多的指导实践。因此，在考试和考查的范围之内，要结合学生的特色修改评价体系，能够全方位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考查学生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在教学的课堂讨论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要加大对于实践能力和灵活性把握成绩的比重，这对于学生日常的学习也是一种督促作用。这种考查方式的综合运用能够使得学生在掌握基本概念的同时，能够提高思维能力和灵活性。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分析
边际效用作为微观经济学中消费理论的基础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边际分析法作为标记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分析作用，所以，经济学家只有掌握边际效用的相关知识，才能够对微观经济学具有更好的理解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关于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的相关概念
1、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又被称为个体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是一门以社会中的单个经济单位所产生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主要目标的科学，因此，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市场经济学。
2、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的含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消费者新增的一个单位的商品或是服务所带来的相关的新增效用，也就是说，在外界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商品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从此件商品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之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被称之为边际效用。在边际效用中，商品的消费量是自变量，由商品消费量增加而产生的效用是因变量。
3、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
首先假定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消费量保持不变，那么，该消费者从此件商品所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中所获得效用的增量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对该规律的透彻掌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消费者所进行的消费行为。
二、在微观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边际效用的意义
1、边际效用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效用对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俗的来说，正是由于边际效用的出现，才使得商品使用价值、消费者消费目的以及消费者消费感受三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同时，经济学家也通过边际效用的帮助对消费者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针对商品价格的约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消费的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边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微观经济学从传统的唯物主义的困境中得以解放，使微观经济学成为一门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科学。
2、边际分析法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分析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针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方法，通过把进行追加的支出和收入进行比较，得出数值相等时的临界点，也就是所得利益、投入资金以及输出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相等时的点。随着边际分析法的逐渐普及，对不同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对于微观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各种经济学现象进行解释，同时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均衡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除了应用范围最广的递减规律以外，还包括成本的递增规律、产品边际转换率的递增规律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对边际效用中递减规律问题的分析
1、边际效用是否唯心
虽然消费者自身的心理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感，即商品的边际效用，但是，由于消费者具有个体差异性，所以不同的消费者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倾向，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同样一件商品在效用评价方面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并不能因此把依存于让消费者心理而产生的效用评价与心理学或是唯心主义划上等号。虽然社会的经济和科技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但是在现阶段人类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仍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无法直观的对消费者在进行商品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应的边际效用进行衡量，但是并不能以此而否认边际效用的存在，因为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效用是可以被消费者所感知的，商品关于物质方面的属性以及消费者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观感受都是有客观依据所支持的，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是客观存在的，而并非是由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所虚构出来的，但是想要对边际效用的存在进行否定却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作为具有客观存在性的边际效用与唯心主义从本质上就背道而驰。
2、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否唯心
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消费者所共有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因，这里需要重点进行强调的是，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依托于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而产生的，但是这与唯心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无法通过实质性的物质进行准确的衡量，但是，通过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已经将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进行了证实，这说明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不能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的产生是以消费者主观的心理感受为基础，就认为该规律是主观唯心的，如果仅仅因为无法被衡量就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唯心主义的，那么我们就会进入思想的误区，从而影响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运用。
3、货币在应用边际效用时是否遵循递减规律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FO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11-09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纯技术性的、无关乎价值观的科学，它只关心方法手段而不关心基本目的。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被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不过，这种观点是将本来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过于简化了。由人类互动形成的经济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选择问题，因而这种分析注定是要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即使从增进福利水平这一狭义经济目的上理解，经济学也必须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即工程学和伦理学是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关涉到的两个内容。正如森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把伦理学内容包含在经济学对象之内，就意味着对经济学的特性应该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它不仅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而且包含了人类在社会持久方面的动机和批判的问题。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并主张舍弃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但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正如哈丁指出：“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而且，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它也会不由自主地由“是什么”的命题滑向“应该是什么”的命题。譬如，作为经济学三大研究内容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应然性内容：一方面，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为谁生产。而为谁生产，则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另一方面，决定生产什么的因素是人的效用，而效用是主观、不可比的，因而也必然会涉及到效用的取舍问题。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显然，由于经济学所内含的这两方面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所对应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中，主要涉及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它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因而更偏向于规范的分析，需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在研究生产力的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涉及资源如何更好地配置，它更偏好于基于效率的实证研究，从而比较适合抽象研究。
一般地，我们可以把不涉及价值判断的资源配置问题看成是依赖于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涉及价值判断的分配等问题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的。显然，工具的使用往往离不开目的的设定，因而这两方面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认为，公司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但实际上，这个信条本身也是一个关于商业活动应该如何行事的规范性命题，它规定了企业治理的基本方式。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要把这两方面内容割裂开来，并将其研究内容内缩于工程学这一个方面，以便采取抽象的逻辑处理分析：在一种十分简单的行为假设下，探寻最有效的达到外界给定目标的手段。然而，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社会实践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都产生了相当多的问题。究其原因，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的动机也是丰富多样的。这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社会历史因素、国家政治因素、文化伦理因素，乃至自然地理因素等。因此，基于抽象的理性分析，根本无法揭示真实的世界；相反，它依赖于研究者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
二、经济学研究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
经济学要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而这又是服务于提高人类福利这一根本目的。显然，经济学要探究如何实现福利增进的途径，其研究就必须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即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是探究如何更有效地配置稀缺性资源，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它关涉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问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即社会关系方面。主要是探究如何更有效地分配创造出来的财富，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它关涉到特定个体福利的提高问题。
关于经济学的这两方面研究内容，实际上在经济学出现之初就有学者提出了，并一直受到经济学大师们的强调。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就曾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则把这两方面的内容区分得更为明确：“制度学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工程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程师关于财富的概念派生出了所有有关所有权经济的东西，而所有权经济是关于各种权力、义务、自由以及承受风险的演化之历史和制度的经济。”
正因如此，雷斯曼曾指出，经济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研究，但也是关于人和人的研究；两者一起，而不只是绝对的配置，划定了可以被经济学家正确地称为自己的领域。事实上，基于这两个方面内容的考虑，博学的经济学大师森将经济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关于经济学内涵的这两方面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任何经济学分支都不能舍弃伦理学内容
事实上，尽管现代学科已经高度分裂了，但是，无论哪一个具体学科分支都不能完全忽视这两方面内容的任何一方的。尤其是，经济学要探究人的经济行为以及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按照白暴力等人的看法，整个世界可以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本位世界，其中，自然科学所探究的世界是自然世界，这里没有“主体”，一切都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形式；相反，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即在人类看来，这个世界中的人是主体，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物则是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研究人类生存为目的的经济学所无法回避的，这一点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例如，生物学家哈丁强调：“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而布隆克则指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那些方法的限制下来促进目标的设定。”
显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价值判断就是
伦理问题，如梁漱溟所说：“是关系，皆伦理。”事实上，《说文》中就写道：“伦，辈也。”也就是伦理关系，古代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就反映了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既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一定的伦理价值，那么，经济学也必然包含了伦理学内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是更重要的方面。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包含了伦理学内容
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专注于自然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张撇开伦理因素而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实证经济学胜过规范经济学的老生常谈的主张。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仅仅是一种天真的主张”。布伦南和布坎南就指出，主流经济学喜欢拿鲁滨逊的故事切入他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因为，鲁滨逊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决定在各种竞争性的用途中如何分配自己稀缺性资源(包括时间)。但是，这种分析思路用到社会问题上时，就忽略了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现实中的人所要面临的各种制度的约束要比自然界的物质约束重要得多。
另外，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不否认，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应用。尽管一些学者把应用政策经济学视为实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根本上就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和纯客观的应用研究。因为，纯粹的实证分析仅仅告诉“是什么”，而根本无法提供政策建议。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产物，都渗透了研究者的价值观。如，“那些主张特殊的经济政策(例如，私有化、解除管制，等等)的人，就是在主张并宣扬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用政策经济学本质上更倾向于属于福利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例如，科兰德就强调，应用政策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公开他的“社会目标、现存制度的价值以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因此，经济学的实践性也离不开价值判断。正如森指出：“这些事实是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该书将经济学科和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了。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学科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甚至直到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还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一门课程。例如，亚当・斯密就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课程，也没有教过经济学课程；相反，他是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所写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道德情操论》。大河内一男就写道：“当斯密执笔时，必有人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不以这种社会人和由他们构成的人类社会为前提，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经济理论与经济伦理――虽然斯密本人使用这一概念――二者是不可分的，对于斯密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经济理论离开经济伦理不可能得以形成，而经济伦理离开经济理论所指示的方向，则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力量。”
此外，以后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明确无误地表明，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那些经济学大师所长期关注的。哈耶克就指出：“在英国这个经济学长期领先的国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而且至少在过去，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当然，哈耶克把李嘉图和马歇尔视为仅有的两个例外，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算是例外：第一，尽管李嘉图开创了经济学抽象分析的路径，但他也非常关注分配问题，因而在他的学术中也暗含了对人的关注，这体现在他的制度改良主义态度上。第二，马歇尔本人也是非常关注人的福利，其理论也是与实践密切相关，并一直强调生物学是经济学的麦加。因此，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及其演变，现代经济学家才最终把自己的精力限制在理论的精炼上，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已经越来越狭窄，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但是，这既非经济学的原本特色，也非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是特定阶段的一种异化状态。如森所说，与经济学家相关的事物，其范围十分狭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代经济学家的。
(四)伦理学与工程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尽管基于个人的理论素养、偏好，以及社会环境的要求的差异，那些伟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往往各有不同。如亚当・斯密、施穆勒、约翰・穆勒、马克思等比较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魁奈、李嘉图、瓦尔拉斯、古诺等则更重视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但是，他们几乎都同时关注伦理学和工程学两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经济学毕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现实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
另外，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社会互动又不断地推动制度的变迁。因此，人类的社会制度无不包含伦理的因素。事实上，制度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取决于它的伦理观念，而经济制度甚至比其他人类制度更多地受制于惊人的文化多样性。显然，这种文化多样性也就是伦理的差异性。而且，自斯密率先探究内化了社会伦理的人类行为之后，尽管继承了李嘉图路线的主流经济学家逐渐撇开了行为中的伦理关系，但是，仍然有其他经济学家或流派不断地对经济伦理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例如，施穆勒就指出：我们称作“经济”的是指由相互联属的个人所构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联属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其中，尤其是伦理道德因素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基础。其实，在历史学派看来，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都不仅是技术范畴，而且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不过是为伦理道德规范所制约的一种秩序，经济问题也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如工资就是一种体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
可见，无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那些试图割裂两者的努力本身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如果淡化了经济学中工程领域的研究，往往就会造成在实际问题处理上的无能，而使经济学理论流于道德的说教；相反，如果忽视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常常会使得工程技术的实际效果低下，甚至出现诸多无效和反效的结果，从而造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背离。斯密德曾指出，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都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同样，陈惠雄也指出：“经济学如果离开其他学科，尤其是有关人类行为问题科学的帮助，把人情、伦理统统疏忽，于自身的经济天地，或仅仅借助于数学逻辑而使自己变得更加‘经济’，它将被事实证实是最不经济的。”因此，正如卢兹和勒克斯所说：“只进行纯客观的描述听起来令人敬佩，在物理学这样
的学科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研究人的科学与研究事物的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就往往会把人看成物，而这实际上就成了第一个价值判断。如果社会科学真的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潜在的危险就不是来自于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对那些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观的忽略。”
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知识要求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如何更理智地利用自然以满足物质的、生理的需求，而且包括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满足精神的需求。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促成经济现象发生的人类行动；不仅仅要解释行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揭示人类行为的内在机理。奥地利学派就一直强调，经济理论就应当以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为基础，只有基于真实人性进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经济理论，才是可信的。而且，这一点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如经济学之父斯密就特别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正是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个方面，因此，它对研究者也提出了非常高的知识要求。例如，科兰德就指出，在把经济学应用到实际中时，“经济学家必须考虑模型的所有假设，这些假设是在模型被提出时做出的……应用政策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社会科学的知识要求要远高于自然科学
任何学科所要求的知识类型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两者的要求也很不一样。一般地，自然科学要求的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多，从而要求更扎实和严格的训练；相反，社会科学需要更广泛而全面的知识，这不是仅仅从课堂上学习就能获得的，更重要的是需要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需要建立在自身博学所形成的个别知识之上。正如哈耶克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兴趣是集中在一般规律上，而我们(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说到底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理论距现实更加遥远――我们的理论在能够应用于具体的事例之前，需要更多额外的知识”，而“在把我们的知识应用于几乎任何具体事例时，我们能够用来研究这一题目的某一门学科中的知识，甚至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仅仅是我们思想基础的很小一部分。”这意味着，社会科学注重充分地利用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显然，这体现了知识之间互补和协调的要求，要求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已知”知识领域。哈耶克写道：“科学家们喜欢强调我们知道的东西，这只是在自然领域，而在社会领域，经常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重要，若继续强调我们知道的东西，便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二)经济学的知识要求尤其广博
尽管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但经济学对其理论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有更高的要求。究其原因，经济学是一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物质利益的学科，它与社会实践更为密切相关，经济政策会引发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哈耶克就强调：“经济学家发现，如果他试图从其技术性的知识中推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事务相关的一般性结论，他就必须试图去理解许多经济学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而且，如果缺乏渊博的知识而热衷于现实分析，甚至开出治疗药方，那么，往往会带来或反道德的结果。哈耶克特地告诫说：“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大可断定，如果他牺牲自己的一般教育，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他会成为更出色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但是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却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它不仅妨碍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伙伴或良好的公民，并且可能有损于我们在自己领域中的能力。一名物理学家即使仅仅是物理学家，仍然可以是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个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同样，主流经济学的提倡者罗宾斯也强调：“经济学家若仅仅是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碰巧不是天才(谁要是认为自己是天才，那才愚蠢呢)，便是个可怜虫……仅仅包含经济学的教育是很不完善的教育。”
(三)经济学大师大都具有渊博的知识
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凡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倾注很大热情的大师，无不具有广泛的知识。例如，哈耶克就指出：“今天我所接触的大多数问题，既表现为经济学问题，也表现为哲学问题”，而且，“只提到那些最重要的名字：洛克、贝克莱、休谟、斯密和边沁、贝利和穆勒父子、热旺斯和西季威克，最后还有凯恩斯父子，这份名单在哲学家看来会是一份重要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名单，而经济学家也会把它看作是一份主要经济学家的名单。”同样，熊彼特也指出：“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哲学家们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单元……自然法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休谟、斯密、杜尔阁、贝卡里亚等人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熔于一炉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大师不但广泛吸收当时盛行的理论，而且从思想发展史中吸收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往往建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社会伦理联系在一起。例如，经济学方法论大师布劳格就指出：“当代的理论解决了过去遗留的问题、更正了过去的错误。如果没有继承过去的理论，当代的理论将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究其原因，这些经济学大师大多数都关注现实问题，希望将经济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积极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提供有效思路和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者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王。这不仅体现在西方的哲人身上，而且中国古代的“博士们”也必须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渊博知识。
(四)知识的狭隘严重伤害了现代经济学
约翰・穆勒很早就指出：“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地理解。”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为追求所谓的客观和科学而逐渐把自己当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越来越抛弃了其他人文社科的知识，反而抑制了现代经济学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可以找到了明显的证据。例如，一些经济学者机械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相应理论，在市场机制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肆鼓吹由供求决定的社会现象的合理性，甚至把已经到达危险界限的收入差距扩大也视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从而都是合理的。但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财富分配本身仅仅是特定分配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规章的产物，而根本不是体现贡献的分配正义。
一般地，尽管任何法律往往都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但特定时期的具体法律条文往往是由社会强势者的意志决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
从而规定了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分配制度。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越集中，那么，社会成员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之间的偏差就越大。显然，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正是由于权力日益集中的结果。又如，基于工资不断上升这类数据的简单统计，一些经济学者热衷于为曾被定性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翻案，甚至重新把它称为农业革命。但殊不知，即使工资有了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改善。原因为这些工人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即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购买的生活资料，而现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货币了。正是因为生活的恶化，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工资基金说”或“最低生活费说”。
可见，由于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如此复杂又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研究内容远不止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从某种意义上讲，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例如，哈耶克写道：“在理想世界里，难以想象会有不了解法学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经济学的人类学家、不懂哲学的心理学家或对其他课题一无所知的史学家。”事实上，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深刻烙印的经济学大师无不具有渊博的知识，如亚里士多德、斯密、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霍布森、马歇尔、加尔布雷斯、凡勃伦、哈耶克、森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都只是把经济学当成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例如，孔德及其追随者就坚持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而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科学的重新契合，尤其是在对社会科学其他分支领域所积累知识的借鉴和吸收方面。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性
上面的分析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但遗憾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对已经逻辑性的问题进行思维加工的产物。例如，人们的真实行为中总是掺杂着这样或那样的伦理因素和价值观，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无视人性中的社会性以及行为中的利他心，并偏重于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研究经济。这样，不但逐渐忽略了经济现象中的伦理因素，而且还进一步地将两者割裂开来。为此，早期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切尔就叹息道：“他们很少意识到：他们成长的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以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倾向呢?
首先，从思维基础上看，工程学与伦理学相分离是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二元论相适应的。正是基于这种二元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和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掩盖它，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并列也无法跨越它。”例如，基于这种二元论，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不违法，企业任何的逐利行为都是无可厚非的，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进行伦理道德的考虑则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弗里德曼就曾宣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其利润，而对于其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不良作用和弊端，则最终由法律和法院来负责解决。事实上，在他看来，法律构成了自由企业行为的前提与限制，而经济和伦理往往被当作人类生活中两个根本不相干的领域。然而，正是由于工程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割裂，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内容，从而走上了畸型的发展道路：一是它妨碍了经济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如新古典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内缩在稀缺性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从而导致它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二是它所指导的社会实践也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如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企业诚信危机就是一个证据，它不但损害了单个企业的利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其次，从社会环境上看，工程学与伦理学相分离是与西方学术的革命性转折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引发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使得研究内容局限于工程学一隅。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使得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被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从而使研究方法日益形式化。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发展被打上了明显的“印记”：一是由于这些复杂的技术日益代替了以前那种简单的技术，经济学家日益专注于狭窄的技术性工作，以致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懂的学问，而从斯密到穆勒的经济学则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就可以掌握的。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展与工作质量的提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探究诸如社会自身问题的作者以及追寻诸如社会结构因素这一类问题的学者，与研究诸如货币、利息、就业之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分道扬镳了。这意味着从今以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越来越分离了。所以，由于这种趋势的持续演变，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对“工程学”的研究，越来越忽视了伦理学的内容。这种“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
显然，由于研究对象的内缩，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也逐渐单一化，并最终蜕化为一个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因此，一方面，它割裂了与过去思想的联系，把过去的思想都看成是错误的、天真的、无知的、甚至是愚蠢的，而自认为只有当代经济学才发现了真理。例如，萨伊就质疑：“研究那些很久以前已经被并且应该被的荒谬的观点和教条有何用途?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会尝试去复活它们。一门科学越完美，其历史也就短暂。”另一方面，它越来越割裂了与现实的联系，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看成是纯粹逻辑的产物，把对尚未解决的悖论的发现和解释视为理论进步的主要原因。例如，斯蒂格勒就宣称：“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仅起微乎其微的、甚至是偶然的作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术共识。即使在某些情形下，最初的环境因素对特定理论具有明显的激发作用，如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但很快专业化的重新表述方式使之远离了当时的情况，直到最后最初情形与理论的本质或使用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宣称，为了建立一个普适性的经济理论，就应该与历史和社会环境相脱离。显然，这恰恰是源于这些学者狭隘的知识结构所致。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经济思想发展史中那些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与其知识背景就明白了。
目前基于高度专业化的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非
常狭窄的工程学领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缺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深知对经济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的了解也越来越模糊不清。然而，他们却往往不愿承认其研究的有限性。究其原因，如阿克洛夫所说：“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他们认为，经济学能涵盖所有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意识，主流经济学往往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就指出：“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而且，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意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学教育越来越专业化，而很少强调它与哲学、法律、历史学的关系，而仅仅赋予了数学以决定性的角色。更有甚者，经济学教育也抛弃了自身的历史，或至多将思想史作为较进步理论的前身而提供在教学上的意义，以致阿克洛夫所说，目前“事实上已经找不到通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生了”。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偏向就是：越来越强调数理模型的构建，而越来越忽视了经济理论的真正目的。同时，那些偏重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被视为异端而为主流所抛弃。所以，科斯感慨说：“一种对真实世界中发生具体事件的蔑视态度，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习惯，且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主流经济学向来重理论而轻事实。”
事实上，科斯之所以能够跳出教条主义的窠臼而独辟蹊径地提出交易费用学说，就在于他的学术背景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凡是有志于学问的真正追求者，都应该努力从经济学以及其他更为广泛领域的学习中挖掘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把自己异化成为了获得别人“认可”而陷入狭小的模型摆弄之中。一般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于自然科学及自然现象，它需要不断积累起丰富的知识；相应地，社会科学中成就的取得也往往比较漫长。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却是，越来越多的成果主要来自年轻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所建立的数理模型，如阿罗、萨缪尔森、贝克尔、乔根森、克莱茵、卢卡斯、斯彭斯、格罗斯曼、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曼昆等都不到“不惑之年”就名扬寰宇了。显然，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充满了嘲讽。一百多年前，经济学家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当时经济学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就要遭受非议。但现在，一些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著作如果没有模型和数据，就不成为真正的经济学著作了。在以前，斯密因为博大精深，拥有广泛的伦理学、历史学的知识而备受尊重；相反，李嘉图由于知识短浅，他的抽象演绎法也就广受攻击。但现在，那些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不再称为正统主流经济学家，而那些毕生在搞几个模型的人被吹捧为大经济学家。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盛行数理模型化的研究方式，也正反映了现代学者自身知识素养的狭窄性。
可见，要理解和解决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这必然不是一个基于几个数理模型的理性计算就可以的；相反，它需要用到非常广泛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以及政治的等学科知识。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由于日益局限于工程学一隅而热衷于数理模型的构建，从而忽视了其他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等因素，因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脱节。关于这一点，阿克洛夫就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的不幸之处就在于，只有少数结果能使用各种有意思的数学研究。我早先提到的增长理论是另一个例子。出于某种原因，人们竟然写出了上百万篇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其中写得最好的当然很有意思。现在，理性与其理论的情况也有些类似，研究这些东西你几乎用不着数学。这里面惟一有一点点意思的地方主要是它可以作为练习之用。然而，重要的研究和有意思的习作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事实上，即使是应用政策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数据之间关系的分析。科兰德就对应用经济学和注重检验的实证经济学进行了区分：“应用政策经济学不是对一个理论的检验，而是将对该理论的认识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当中”，这就涉及到理性的个人对具体事例的不同判断；而“为了使学生掌握一般化的模型，从形式上对一般化的模型进行修整以适合特殊的案例，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个有益的练习，但是对于从事应用政策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它不是一个好方法。同样地，一旦一般化的模型被发展了，对该模型的具体含义进行检验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把它当作教学的练习”。
五、简短结语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经济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现象，根本上就与伦理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凯恩斯甚至指出：
“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但不幸的是，在功能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将伦理排斥在经济活动的分析之外，以致越来越无法回答自身的问题。古莱曾写道：“当今的经济学说在工作方式与产品分类方面并不像遥远的过去那样，几乎总是与道德准则密切相关；相反，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已变成了最抽象的数理科学以及最实际的应用学科。在方式与方法上，它的成就最大，但在评估目标与理想方面，它却显得无能为力。然而，不管怎样，由发展所带来的新目的问题唤醒了经济学家，使他们又重新注意到已经被遗忘的与道德哲学家之间的血缘联系。”特别是，随着数学开始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越来越被抛弃在一旁，以致经济学说越来越不能整体性地考虑社会问题，甚至不能抓住问题的症结，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越来越下降。斯蒂格勒写道：“随着专业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令人畏惧的数学技术，结果，经济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的能力，似乎还不如以前的。”显然，这种状况使得经济学的思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窒息。如阿克洛夫指出：“对最大化的研究引出了一些不足道的习作，当人们用数学等方法来表述这种习作时，它看起来是那样简洁明了，但它不会使人更加聪明，我们总想在分析中有某种能让人稍稍聪明一点的东西。”
正因如此，要求改革经济学思维和纠正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卢兹和勒克斯就写道：价值观“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与大多数人发生着联系，因而最不该忽略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竟然把它排斥在该学科之外达一个世纪之久……如果社会科学真的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潜在的危险就不是来自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对那些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观的忽略”。显然，重新将伦理因素纳入考虑，就是经济学健康发展的合理方向。事实上，巴斯夏很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存在着难以胜数的接触点。鉴于两个真理不可互相对立，因而如果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某个现象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伦理学家却认为效果将会更好，这时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二位
之中必有一位错了。各门科学就是这样互为印证。”同样，亚瑟・里奇在其2卷本《经济伦理学》中就指出：“经济上不合理的东西不可能真正是人道主义的，而与人类正义相冲突的东西也不可能真正是经济上合理的。”
在实践中，当前美国凡是想要得到正式认可的商学院，即想要从AACSB(美国批准、认可大学教学大纲的机构)获得合法性的学院，都必须把经济伦理学列入它们的课程；而“经济伦理学首先必须努力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未来的)雇员和经理人我们应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世界’。”关于两者的重新结合，凯恩斯在70年前(1930年)就有了深刻的预言：“我认为，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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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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