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55:05
导语：在社区治理问题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大型居住社区的公共治理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对其历史沿革的阐述以及管理模式的研究。在探讨国内外理论研究之前，首先必须要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之一，也就是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笔者在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09年编制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中找到定义，即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从这个具有官方色彩的定义中不难看出，2009年上海的大型居住社区概念还仅仅停留在住区功能的层面上。另外，学者刘华钢对大型居住社区的定义描述则是：相当或者超过现行国家规范规定的城市居住区级用地规模或居住人口规模，且没有城市道路穿越的单个完整的居住区。而李鸿新和李钊对大型居住区的界定是：总建筑面积大于50万平方米规模的居住区。对于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社区，则称为超大型居住区。从上述的各项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大体上是以居住社区的体量规模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不难发现，从城市规划角度方面，国外研究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和代表时代特点的经典理论。从整体概念上讲，大型居住社区应当是属于居住社区的一种。作为体量巨大的一个存在，国外理论界的研究将其归纳于城市地理学研究范畴之中，其核心理念通常是以人为本。这其中主要包括：在1882年由西班牙工程师玛塔提出的带状城市（Linear City）构想，接着在1902年由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第一次提出了在欧洲大陆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田园城市”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在兼具城镇的社会基本架构的同时又拥有乡村自然风貌的城市。到了1929年，美国建筑师佩里（C.Perry）根据其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居住空间组织方式。而在1928年设计的美国新泽西州新城之际，美国人Radburn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街坊（Block）”概念，而在当今社会中，被人广泛接受的Shopping Mall就是配合大街坊应运而生的。
此外，对于居住社区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究，笔者发现其大多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因众多社会学家所持观点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区管理理论。这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国农村社会学家C.J.加尔平、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古典学派的R.D.麦肯齐等为代表人物提出的社区区位理论，以美国学者I.T.桑德斯、W.萨顿、J.克拉扎，以及社会学者E.O.莫依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体系理论、还有以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J.伯纳德、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W.A.葛木森等一批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互动理论等。
相比较国外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对居住社区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国内理论界对大型居住区的相关探讨更多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类是针对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原因、存在问题和建设对策的研究。其中主要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叶荣责(2002)通过对广东地区的大型居住区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的影响、公建设施建设模式和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郑新明(2003)对广州番禺北部的大型居住区进行了全面研究，从其形成的背景、发展动机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大居存在的问题，对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合理性建议，并对番禺北部大型居住区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刘华钢(2003)对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和影响进行了研究，从多元主体参与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城郊大型居住社区的形成机制，以区域性视角审视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问结构和形态发展、城市运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规划控制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此外，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3年提出了上海大型居住区的选址布局建议，对大型居住区综合开发(包括规划设计、开发机制和配套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朱小地(2005)选取了北京市三个代表不同时期的城市边缘大型居住区(方庄地区、望京新城和回龙观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罗长海、华晨(2005)以杭州市为例分析大规模城郊住区开发中景观资源的私有化问题，从社会、市场和政府行政3个层面研究景观私有化问题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应摆脱小农意识、积极引导市场运作及改善行政方面的对策。
第二类是对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功能定位的分析探讨。陈天等(2005)认为在进行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时，单从设计层面来进行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区生成与发展的需要，而应找到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开始阶段规划师就应该对设计项目进行策划。陈瑞莲（2005）对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李鸿新和李钊(2006)总结了目前国内大型居住区设计开发的各种理论，提出应把绿色生态设计和新城市主义作为大型居住区设计的理论基础，并在一系列规划项目中对其进行实践。
第三类是部分开发企业与项目策划机构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对大型居住区 的设计和开发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例如夏南(1999)介绍了万科地产在城市近郊开发大型居住区的选址理由，提出近郊大型居住区应选择较低的容积率和有组织的人车共存方式，并以深圳四季花城为例指出围合型规划方式的设计要点并介绍万科地产未来的发展方向。赵路兴(2002)总结了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基本特点，分析其形成机制，指出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产后访视是社区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访视可了解产妇的生理、心理、哺乳情况以及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对产妇提供全面、连续的、主动的健康指导，促进母子健康。对近两年来建立围产保健册并接受3次(出院2～3天、14天、28天)正规上门访视的482例产妇的随访调查统计，85%的产妇在母乳喂养、婴儿健康问题、常见病的处理及预防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
常见问题
产妇方面：①问题：母乳不足、胀奶、皲裂；②便秘及痔疮；③不良习惯；④腹部及会阴伤口护理不当；⑤产后焦虑抑郁。
婴儿方面：①新生儿黄疸；②红臀；③皮肤湿疹；④脐部感染；⑤眼部分泌物过多。
指导对策
对于访视中出现的较为普遍问题印制了关于母乳喂养、婴儿保健、产褥期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等宣传材料，在建立围产保健册时发放到她们手中并定期举办母婴保健知识讲座，使产妇及家属对产褥期的基本知识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从而减少由人为因素而出现的产褥期疾病。
针对产妇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①加强母乳喂养的宣教，进一步指导哺乳的技巧和方法及护理的方法，及时纠正凹陷；出现奶胀时及时热敷按摩，加强吸吮，帮助吸出多余的奶汁，指导正确的挤奶方式；母乳不足除加强吸吮并给予饮食指导外还要多给产妇鼓励和支持，保持心情舒畅，让产妇明白下奶要一个过程只要坚持勤吸吮，奶量会逐步增加并充分满足婴儿的需求，必要时辅以中药催奶，每次哺乳后挤一滴奶液涂抹在上以防皲裂；②主动讲解产妇的合理营养搭配，重视维生素、纤维素的摄取，鼓励产妇下床活动，多饮水，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每次便后温水清洗。痔疮外涂痔疮软膏，严重者及时就医。③指导产妇如何观察护理切口，保持切口清洁干燥，切口轻微疼痛及牵拉感都属正常，如疼痛难忍及影响行动应就医。④指导产妇进行心理情绪的自我调控，积极主动的与家人沟通交流，保持良好愉快的心情；加强与家属的沟通为产妇和婴儿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修养环境，使产妇尽快适应婴儿的睡眠习惯，调整作息时间。⑤指导演示如何做好婴儿护理，如婴儿沐浴，婴儿抚触以增进母婴感情。
针对婴儿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①教会产妇及家属如何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黄疸及判断黄疸的程度：如黄疸的面积、是否进行性加重、婴儿精神状态、吃奶量等。如何使黄疸减轻：加强喂养、多喂葡萄糖水、若疑为母乳性黄疸则可建议产妇暂停母乳喂养3天或隔次喂母乳，若黄疽不断加深且精神状况不佳、嗜睡则应嘱其就诊。②告知产妇婴儿的衣服、被褥、尿布应用专用婴儿洗涤用品，在太阳下晒干。婴儿大便后应做好臀部护理并适当使用护臀霜，特别是婴儿腹泻时。若发生红臀，更要保持臀部的清洁、干燥，每次便后给予鞣酸软膏外涂。使用棉质尿布。③湿疹是婴儿常见的皮肤问题，主要原因是过敏，特别是对母乳成分的过敏，应帮助产妇找出原因，进行饮食指导及婴儿皮肤护理的指导，并告知婴儿房间应阳光充足，保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④解释婴儿特别是经产道分娩儿易发生眼部感染的原因，注意提醒家属应将婴儿用品单独放置并注意消毒，避免交叉感染，指导产妇及家属如何正确进行眼部护理及滴眼药水的注意事项。⑤告知脐部护理知识，教会产妇及家属如何辨别脐部感染的征象以及脐带脱落的时间。
世界各国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都十分重视城市绿地，把绿化作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部分。联合国生物圈与环境组织就首都城市提出了“城市绿化面积达到人均60平方米，为最佳居住环境”的标准后，不少国家的城市纷纷进行园林绿地建设，使人、建筑、城市、自然融为一体。新加坡城市规划要求绿地面积占城市住房面积的65%，基本上是“两分绿地，一分房屋”。日本东京采用大厦屋顶的现代庭园绿化，大楼间庭园绿化，通道、天台绿化，垂直绿化，室内绿化，形成具有独特风貌和艺术风格的空中花园。近年来，我国城市绿化发展较快，但是总体上看，城市人均公共绿地仍较少。而且城市绿化尚有误区：一是普遍重草轻树，一些城市热衷于大种草坪，尤其在新建的广场中草多树少。二是绿地设计贫乏，样式单调；重视外来树种，轻视本地树种，绿地失去特色。三是急于求成，有的城市不惜工本，大搞“大树进城”，到农村和山区购买大树，移植进城，结果死亡率超过70%，既没有增加城市绿色，又破坏了山区和农村的生态。
城市绿化必须摒弃那些“推山造山、填塘挖塘、砍树栽树”等大挖大填和斧凿痕迹，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其一，找到经济、生态和居民生活三者共赢的平衡点。许多城市注重景观效果，偏重快速郁闭成型的造林绿化方法，树种单调、径级较大、规格近似，群落结构比较单一，稳定性和抗逆性较差，管护难度较大；草地和一些引进树种，投入成本高，管理维护费用大，还不能很好地凸显绿化的功能。笔者认为，城市绿化要注重生态适应性，确保树种的成活率和寿命；要注重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科学选择运用树种，发挥树木观花、遮阳、环保、引导行人和车辆等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提高生活环境的舒适度；要重视发展乡土树种，充分体现一个城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用计算器计算”是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内容。其基本的教学目标如下：（1）初步认识计算器，了解计算器的功能，会用计算器进行较大数目的一两步连续运算，并通过计算探索发现一些简单的数学规律。（2）体验用计算器进行计算的方便和快捷，感受计算器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会灵活使用计算器，进一步培养分析、综合以及简单推理的能力。（3）经历计算工具的演变过程，丰富学习体验，感受人类的智慧，培养学习兴趣。
为此，笔者尝试在电子白板的功能支撑下，使40分钟的课堂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让学生经历计算工具的演变历程，感受从算筹、算盘到计算器、计算机等的纵横跌宕；使数学史的介绍不再是数学课堂的“时尚外衣”，而变成数学课堂的“思想线索”，让学生体会人类是如何不断思考、不断超越的，认识人类智慧的伟大，产生对未来学习的憧憬和豪情。
同时，笔者尝试在电子白板的功能支撑下，使“认识与使用计算器”的学习过程成为由不断深入的问题驱动的探究过程，让学生在直观的展示与丰富的素材中唤醒知识和经验，激活双手与大脑，打通联系，获得通透感，并且在不断深入的操作与思考以及更为自由的呈现与表达中获得解放，提升创新力。
由此，具体的教学设计与思考如下：
一、追寻历史，感悟智慧
（一）课堂引入
揭题：孩子们，今天我们研究“用计算器计算”。
引入：计算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一种计算工具。说起计算工具，它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看看古人是用什么来进行计算的。
（二）认识算筹
出示算筹：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介绍。
播放：这叫算筹，是咱们的祖先在周朝时发明的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它是一种用竹、木或骨制成的小棒。计算时通常编出一套口诀形式的算法，一边计算一边不停地重新布棒。
提问：听清楚了吗？这就是古人用来计算的算筹。如果用算筹计算213+121，该怎么算呢？一起来看。
演示：（如图1）先在上位用算筹摆出213；同样的方法，在下位摆出121；最后将上位的213和下位的121都移到中位，合起来，能读出这个结果吗？——334。
（三）认识算盘
谈话：用算筹计算是人类伟大的创造。不过，遇到大数目计算，会怎么样？是啊！经过研究，人们发明了比算筹更加简便的计算工具。
出示算盘：认识吗？
提问：你了解算盘吗？用算盘怎样进行计算呢？我们就一起来用算盘计算746+837等于多少。
演示：（如图2）确定个位后，先拨746，再加837，可以从高位加起。加的时候还有一些口诀呢！八去二进一，三下五去二，七上二去五进一。结果是多少？
谈话：看了刚才的计算，你有什么感受？是呀！到现在还有人用算盘来计算呢。
［设计意图：四年级的学生一般对计算器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初步使用，然而对计算工具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并不了解并且充满好奇。引领学生穿越时光隧道，看看古人是用什么工具进行计算的，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算筹和算盘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从算筹到算盘则是人类计算工具演变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但是现在的学生对于算筹和算盘知之甚少。利用多媒体白板，还原真实的历史，再现摆放、拨动的生动画面（以及音效），带领学生认识算筹、算盘，了解如何利用算筹、算盘进行计算，简便快捷、妙趣横生。让学生在观察、操作、欣赏、参与中经历计算工具的改进过程，追寻前人的足迹，了解古人的智慧，
从而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触动了学生的心灵，点燃了学生的思维火花，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
二、尝试实践，积累经验
（一）认识计算器
提问：同学们，计算时你会选用什么计算工具？
出示计算器：计算器是现代人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同学们都带了计算器，谁来介绍一下你的计算器上都有些什么?
提问：你的计算器上哪里是显示器、键盘？哪里是功能键、数字键、符号键？找一找。
小结：计算器功能键所包含的功能有很多，今天这节课我们只研究一些基本的功能，以后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二）使用计算器
出示范例：154×76=；896＋1123=。
提问：会用计算器计算吗？谁愿意到前面来算一算？
交流：用计算器计算，感觉怎样？
出示练习：2800－1798=；3363÷57=；126×7÷18=；6848—579＋386=。
交流：使用计算器，有哪些注意点？你能给同伴一些建议吗？
［设计意图：由于学生对计算器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因此，让学生自己介绍、相互补充对计算器的认识，促使模糊、肤浅、零散的认识清晰、深刻、结构化。通过一组较大数目的一步、两步计算，让学生动手操作，亲身体验，并作出评价、进行交流，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使用计算器解决较大数目计算的优越性（快捷、方便、准确），并扎实地总结出使用计算器的注意点。这里，多媒体白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电子白板的演示，不仅清楚地呈现出计算器的按键步骤，而且充分体现出计算器的使用技巧；同时，能将学生思维中内隐的规则外显化，使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点拨和指导。］
三、解决问题，提升思维
（一）一定最快吗？
出示竞赛题：560÷70＝；9876－9870＝；976×56×0＝；25×83×4＝。
谈话：看大家算得这么起劲，老师也想和大家一起算，行吗？
交流：我已经算好了，一起来看看我算得对不对？刚才我看到也有同学很快就算好的，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快？
小结：看来，计算器只是帮助我们计算的一种工具，并非所有的情况都需要使用它。
出示练习：810÷9＝；10902－3887＝；9756×1＝；3888÷108×156=。
提问：都是用计算器计算的吗？为什么？
小结：计算时，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学会灵活合理地使用计算器。
（二）键坏了怎么办？
出示情境：周昊使用计算器时，突然发现数字键“8”坏了，他能用这个计算器算出“456×18”的积吗？
探究：先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再用你的想法算出结果，然后小组讨论、集体交流。
小结：同学们想出了这么多好办法，真厉害！虽然大家想的办法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避了数字键“8”。看来，计算器只是一个计算工具，当它出现问题时，还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才智来解决。
（三）只能计算吗？
出示游戏：从1～9这九个数字中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数字，在计算器上连续输入9次，然后用它除以12345679。只要告诉我商是多少，我就能猜出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几。
活动：根据学生说出的结果，猜测他们喜欢的数字。
提问：我算的商是81，你知道我喜欢的数字是多少吗？为什么你能一下子猜得很准？有什么诀窍吗？
小结：其实，将喜欢的数字乘以9，就能得到上述除法计算的商；反之，用上述除法计算的商除以9，就能得到喜欢的数字。看来，计算器的用途真大，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规律。
（四）无所不能吗？
出示挑战题：11111111×11111111=。
谈话：8个1乘8个1，会算吗？
提问：答案为什么会不一样？
小结：不同的计算器，显示器显示的位数不一样。当结果较大，超过显示器显示的位数时，就显示不下了。看来，使用计算器时，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提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介绍：遇到较难的问题时，可以从最简单的方面入手。8个1乘8个1有困难，我们可以从1个1乘1个1开始算起。
提问：找到规律了吗？
小结：使用计算器难以计算时，解决问题更多地要依赖我们的智慧。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人的智慧是天下最伟大的力量！”
追问：如果是9个1乘9个1，结果是多少呢？如果是10个1乘10个1呢？
提示：老师告诉你，10个1乘10个1时，规律变化了。变成什么新的规律呢？课后同学们可以继续去研究。
追问：是不是所有的计算器都不能计算这道题呢？用这个计算器来试试？
小结：计算器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的计算，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计算器。比如，进行较大数目的计算，可以用这种计算器；计算个人所得税，可以用个税计算器；贷款买房，可以用房贷计算器。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许许多多不同功能的计算器，它们大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设计意图：活用计算器环节共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一些可以直接口算或巧妙口算的计算，以师生竞赛、人机PK的形式，让学生动手操作，亲身体验，并分享、感悟老师、同伴的智慧，使学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情况都需要使用计算器，并学会灵活合理地使用计算器。其次，创设按键坏了的情境，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明白计算器只是一个计算工具，解决问题更多地依赖人类的智慧。第三，设计猜数的游戏，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用计算器计算的趣味性，并体会计算器对于探究计算规律的作用。第四，设计大数的挑战，让学生在矛盾中感受计算器的局限性，然后引领学生从简单的情况入手，自主、自然地发现规律、解决问题，从而巧妙地渗透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转化思想，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人类智慧的伟大力量。以上环节的设计层层递进、波澜起伏，结合电子白板的标注、拖拽功能，将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帮助学生灵活使用计算器真正落到了实处。而且，“计算器是快捷的，可是人脑有时能够战胜它”“计算器是方便的，可是按键有时会坏掉”“计算器是准确的，可是数目过大时也会失去准确性”等正反两面的辩证思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入性、系统性，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计算器。］
四、续写历史，激发热情
（一）了解计算机
谈话：进行一般计算时，人们通常使用计算器，但是要进行一些复杂计算，计算器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时人们又发明了计算机。
播放：计算机操作简便，且计算速度快，能达到每秒钟几百万次。过去人工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计算，现在只要短短几秒钟就能完成。
提问：听了介绍，感觉怎么样？
谈话：而今由大型计算机组，人们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云计算。
播放：云计算是一种基于因特网的超级计算模式。在远程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台电脑和服务器连接成一片电脑云，甚至可以实现每秒10万亿次的运算。拥有这么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模拟核爆炸、预测气候变化和市场发展趋势。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接入数据中心，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运算。
提问：听了这段介绍，有什么感受？
（二）畅想新工具
提问：孩子们，未来的计算工具会是怎样的呢？后面的书本上又会怎样续写呢？
谈话：这些，有待于大家去研究，去发明，去创造。老师期待着！
（三）课堂小结
提问：学了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关键词：江南产业集中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
一、引言
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安徽皖江城市带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了一场规模化的以承接产业转移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在皖江沿岸规划建设地区高水平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动沿江城市跨江联动发展。由于开发区建设需要大量征地而导致了梅龙及集中区周边村落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如何在保证集中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同步配套出一系列适合当地的征地补偿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具体分析江南产业集中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现状以及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二、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现状
伴随着集中区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当地村落的拆迁转移安置工作正逐步推进，部分回迁安置小区陆续建成。截止到2014年，迎宾花园回迁安置小区基本已实现100%入住率。据悉，2014年7月中旬，500余户回迁农民已经领到了观港花园安置房的钥匙，部分回迁居民也开始着手装潢，观港花园区内基础设施正逐渐完善。2014年6月25日至30日，集中区相关部门组织安排589户拆迁户进行了选房工作，并于7月17日正式组织回迁安置，其中观港安置小区589户拆迁户中已经有510户办理了回迁结算手续，只有剩余的几十户因涉及到门面房还房问题，正待门面房正式交付以后回迁。
三、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征地补偿标准不够高，补偿标准前后不统一
以下是2015年5月政府批复的对梅龙镇先进村、梅龙村、新湖社区、郭港社区等四个村子的征地补偿标准：
表1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资料来源：江南产业集中区官网
从表1政府对四个村子的征地补偿标准来看，征地补偿标准分为39600元/亩和41280元/亩两个档次，以梅龙村为例，每家每户常驻人口大约为3-6人，每户人均土地亩数在1-2之间，那么梅龙村人均补偿水平就在40000-80000元左右。由于大多数失地农民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再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低，缺乏对补偿资金合理利用的计划，大多数失地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坐吃山空，最终陷入贫困。这种“一次性买断”的征地补偿标准加大了农民的生活负担，一次性到位的补偿资金根本无法保障这些失地农民后续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缓和财政资金压力，拆迁转移安置工作是分批、分阶段进行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先拆先吃亏，后拆受益高”的情况，也就是说后拆的补偿标准要高于先拆的，这就使得先拆迁的农民对此极为不满。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内容单一，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不充分
据资料分析，池州市贵池区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文件中涉及的主要两项内容是“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按照“群众自愿、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利益引导”的原则，既被征地农民自愿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加上政府配套的等额资金共同进行参保。
在当地“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的，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农民都参保了，而“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类似于商业保险性质，所以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失地农民医疗方面的保障主要还是以以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而大多数转移农民还没有真正被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范畴，形成了一种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中间的社会角色。其余保障措施，比如“就业培训”、“城乡低保”、“失业生活补助”等方面，政府落实力度也不到位，一些保障制度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有效的保障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利益。
3.当地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民自身素质不高，转移难度大
课题组于2015年8月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观港和迎宾两个转移安置小区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打印问卷调查表400份，回收问卷374份，其中废卷15份，即有效问卷为359份，问卷回收率为95.99%。以下仅提供问卷中安置小区居民文化程度柱状图及数据分析：
图2 被调查农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根据图2所示，在样本区内被调查的有效的359户居民中，其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占13.92%，共50人，小学学历占27.85%，共100人，初中学历占30.38%，共109人，高中学历占22.78%，共82人，大专学历占3.8%，14人，本科及以上占1.27%，共46人，从中可以看出住户居民文化水平在小学、初中、学历偏多，整体文化水平不高。
4.拆迁转移组织形式落后以及政府、园区企业与农民之间信息不对称
江南产业集中区现行的拆迁安置措施主要是农民先征地拆房留出土地给政府建设规划，然后政府给出失地农民一部分租房费，让他们暂时先去外面租房住或投靠亲友，等过了18个月的交房等待期，他们再搬进新建的回迁安置小区。然而据回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反映，他们实际的交房期要远长于18个月，并且小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还尚未完善。这样的拆迁安置措施，使得很大一部分当地失地农民去投靠外地亲戚，寻找就业机会，只有很少一部分会选择去园区已入驻企业就业。据集中区已入园企业管理者反映，他们企业现在的劳动力存在短缺情况，并且企业目前的就业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外地，当地的失地农民很少一部分在他们企业就业。另外，当地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可能过于形式，实际效果并不佳，并且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使得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农民找不到工作，间接导致了大部分失地农民选择外出就业。
四、建议与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和结论，为了提高当地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转移意愿，有效保障失地农民在征地拆迁转移安置前后的合法权益，从而推动集中区的经济建设与后期发展，使得后续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能高效、有序、顺利的开展，我们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适当提高当地征地补偿标准，规范征地补偿措施与行为
至于征地补偿合理性，早先戴中亮（2004）就指出要从加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调整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方式等方面重构我国失地农民的补偿模式[1]。毋庸置疑原先的那种仅以土地价值为征地补偿标准已不能完全保障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征地补偿制度必须要去成革新，形成一种独具集中区特色的创新性征地补偿制度，另外土地的增值部分以及土地未来可能升值这部分所产生的利益也应该在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中体现出来，所以集中区适当提高当地征地补偿标准，规范征地补偿措施与行为，有效的提高当地失地农民拆迁转移安置的意愿。同时政府执行人员也要确保征地补偿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避免再次出现“先拆先吃亏，后拆受益高”前后补偿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知道，以前，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来源的可持续性一般是终生的，然而现在，政府通过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征收其土地并发放征地补偿款，如果补偿不够合理就会挫伤失地农民拆迁转移的积极性，也会对集中区后续的拆迁转移工作产生阻碍，严重的还会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
2.建立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内容，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内容是集中区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安置的重要保障，我们知道，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失去了象征其身份的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直赖以生计的经济保障。从全国各地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看，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再者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技能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弱势使其在失去土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很快的融入城市生活，农民们幸福感大大降低，而失地农民们仅靠着一次性到账的征地补偿款根本无法保障其后续的生活需求，征地补偿款一旦耗尽，农民们没有技能，没有工作，无法保证其正常的生活需求，必将严重威胁到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理论上说，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该至少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等较为完整的保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也才有可能真正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迈进[2]。当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应要考虑到现实的国情以及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地政府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更为全面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例如直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失地农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对于已经失去土地且无一技之长的他们很难快速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3]。当然一系列就业保障政策的出台也会加大农民们的转移意愿，使后续的转移安置工作能更有效的完成。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失地农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积极制定实施失地农民的保护性就业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去自谋职业，创新创业，大规模极力发展失地农民就业再就业工程。政府一方面在鼓励农民再就业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在农民工创业就业的问题上给予实际的帮助，比如像从事个体经营，实行税费减免。拓宽就业渠道，营造就业空间；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业，支持失地农民开办企业，鼓励用地单位优先安排失地农民[4]。
4.规范农村劳动力转移次序，合理有序的转移以及增强农民与企事业间的信息透明度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次序是考虑到政府政策的实施是否有配套性、难易性以及政策成本收益等要素进行的转移安排[5]。首先政府要承担劳动力转移的组织者，合理规范劳动力转移的次序，合理有效的进行转移安置工作，其次政府还加强对当地失地农民的就业引导与就业培训，政府应当主动充当园区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桥梁。据悉，目前当地大部分失地农民都选择去外地就业，很少一部分选择在当地企业就业，与此同时园区入驻企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情况，这种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匹配，将会影响园区企业和集中区经济的后续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与失地农民自身的素质低和思想观念落后有关，更重要的由于是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就业信息传递的不对称、不及时。企业招工时对劳动力自身有一定的技能要求，政府安排的就业培训不到位、不充分，导致失地农民结构性失业无法缓解，不得不选择去外地就业。然而，失地农民选择去外地就业不仅会增加就业成本，也容易使他们自身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五、结语
失地农民生存现状问题一直是社会乃至国家关注的焦点，为了使失地农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会陷入最终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本文以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现状为研究个案，简单粗浅地分析了在现实案例中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其研究结果与相关分析可以为江南产业集中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参考意见，有利于集中区制定更加合理的劳动力利用政策，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也可以为皖江城市带及其他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 戴中亮.我国失地农民补偿模式的重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6）：35-37
[2] 陈绍军.失地农民和社会保障：水平分析与模式重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183-185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民参与；参与现状
一、问题背景
十之后全国各地以社区为突破口，纷纷进行创新社区治理的社区改革，要破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优化社区治理能力，就必须更深入准确的把握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我国社会学者潘小娟将“社区”定义为：“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组成的、具有相关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层的单元，很多资源、问题、矛盾都积聚在此。在社区治理改革的背景之下，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究竟如何，这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深化认识，从而更好地以改革促动成效。
二、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概况问卷调查
（一）秦淮区概况
秦淮区地处南京主城东南，是南京市四个主城区之一，区域面积49.11平方公里，区域户籍人口71.62万人，常住人口103.2万人，辖五老村、洪武路、大光路等12个街道，106个社区、6个行政村，1个省级开发区――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12年3月，南京市秦淮区被民政部批准确定为首批“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秦淮区打造的“中心制―耦合型”社区治理模式，以主体重塑、多元互动、共建分享为目标积极推动了街道社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形成了社区治理的“秦淮模式”。秦淮区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下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构建了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和提倡，但是社区治理的改革究竟对社区中公民参与产生了多少影响，仍未可知，因此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对秦淮区社区公民参与现状进行深入调研。
（二）秦淮区的调查问卷及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共计200份，回收率100%。对回收问卷进行初步筛选并去除废卷9份，有效问卷191份，有效回收率为95.5%。经过问卷数据的初步统计和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了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191），从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数据统计得知，被调查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占总人数的50%，18-24岁的被调查者占10%，44-55岁的被调查者占16.7%，55岁以上的占23.3%。在选取被调查对象时，倾向于男女数量相近，女性占总数的53.3%，男性公民占46.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和中专或高中占被调查对象的多数，46.7%的被调查对象受过本科教育，这也是与被调查对象趋向高知化、年轻化的现象相符的。本调查对象中66.7%是本地人口，另外居住在本地超过5年的比例是53.3%，这与本小区地理位置、周边企业、学校环境有关，不少住户是租住于此，或因拆迁在此过渡住家。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体制了解情况（N=191），在针对社区居民对我国现在社区治理体制相关情况的调查中发现认为社区居委会不是自治组织的被调查对象比例竟然高达56.7%，另外有30%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并且被调查对象中的70%居民表示自己没有参加过选举，这与我国历来社区选举出现的高投票现象相违背，其中有过投票经历的受访者中有仍有55.5%的人表示是在社区居民的要求下或社区邻居和他人的带领下参与的投票。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N=191），在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中，26.7%的受访者表示在社区联名反映和自身利益无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会参加，60%的受访者表示会视情况而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当自身不是直接利益主体。在社区举办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上，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83.3的居民只有在宣传动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常常积极主动参加的只占6.7%，甚至有1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动员自己也不会参加。关于您希望在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吗？这一问题，有66.7%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说明居民希望在社区事务中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大家知晓，甚至得以采纳，但仍有33.3%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三、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从问卷调查及社区访谈的反馈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的缩影：（一）社区治理理念的宣传不够，动员不足[3]。从维度一、维度二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受访对象有60%受过高等教育，但这60%的受访对象并未体现出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并且他们对社区治理的体制及现状并不了解，其中高达81%的人不知道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可见社区治理中居民对社区性质认识不清。即使在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在学界、政界都有大篇幅的宣传，但在社区居民中对此的感受度并不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该加强理念和基本概念的深化，从意识上和实践上同步提升。（二）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信心不足。从维度一、维度三的调查结果可知，60%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在谈及不参加社区活动的原因时有31%的人表示没有时间，15%的人认为自己的参与与否对社区治理影响不大，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并且参与信心不足，造成参与广度不够。在社区治理存在两种消极的现象：一是部分民众在前期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在参与行为受阻或维权失败后变趋向于消极被动参与；另一种是本身就没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在被动的参与氛围中越来越消极。目前在社区治理中应充分调动维护这两部分群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三）公民参与机制的联动性不足。民生工作站机制的创建已三年，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民众的知晓率不高，只有5%的受访群众表示非常熟悉。同时在社区治理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各个社区、街道在进行创新组织设置的探索中，并不断有新的创新项目上马，便会形成新的组织资源的倾斜。在社区治理中因工作人员有限、工作精力有限、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等诸多原因，多项参与机制的联动存在困难，也就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渠道化带来困境。
四、结语
新时期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民自身和参与环境的因素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大的治理改革背景需要公民参与的提高，同时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现有参与水平的限制也触动了公民参与模式的改革，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要从多个方面来提升社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为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就必须深化了解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从而对症下药，才能破解参与困境。
参考文献
[1]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一社区治理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夏晓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山东大学政治学理论，2011
[3]颜晓峰.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治理价值[J].决策与信息，2014（6）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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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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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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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政府管制；市场调控；社区参与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平衡，对农村居民的个人生活和未来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长此以往，这种影响会造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滞后。因此，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社会公民关注的重点话题。保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消除我国城镇一体化发展障碍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政府和市场是带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和负责人，但无论是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还是市场调配治理模式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社区参与机制的出现有效打破了僵局，促进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持续开展。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优缺点
1.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
在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是主要的2种控制方式［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管理和负责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并配合行政手段监督相应法律条例的施行。由于政府属于当地的行政机关，所以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享有者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对环境治理的实施具有强大的动员力，使得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可预期性。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是以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城市环保机构的设置比较完整，但是农村环保组织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乡镇一级基本没有相应职能部门，或者一些乡镇设置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但大多徒有其名，并不负责农村环境管制和治理工作，致使农村生态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1.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
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有效地弥补了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缺点，避免行政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单一性［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原则在于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转化为私有问题，发挥市场职能，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产权进行界定和规定。激发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理性，其坚持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可通过私人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更倾向于重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在以城市发展为先的理念支配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受到一定限制。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在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城市和农村先后顺序，也未规定城市与农村有任何的轻重缓急之分。但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却有谁受益、谁补偿的条例，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应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对象。另外，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工业化污染造成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城市有义务对其产生的污染现象进行补偿。若不能明确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轻重缓急，则不仅会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居民个人利益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严重影响，阻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难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3社区参与机制
由于我国还未形成充分公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所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大量资源仍处于免费使用状态，从而出现城市向农村排放工业污染却不用支付相应费用的不良现象。农村具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且土地资源价格低于市场均价，尤其是在资源交易中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普遍偏低，这些均是滥用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体现。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主体“失言”现象。为解决主体失言现象，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引入了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参与机制强调的是利用社区力量规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外部破坏力量。社区参与机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的主动积极性，让社区居民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社区负责总体统筹调配工作［3］。相较于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而言，社区参与机制降低了命令性，真正做到站在农村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最终应由农民自己主导，每一个农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均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管理体系。
2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社区参与机制完善路径
2.1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
做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基础是要依法行事，让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4］。首先，要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法，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核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具体角色和任务，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居民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的应有权利。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各类纠纷调解规定，着重制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单行法律规范，针对我国农村农业污染、生活污染、城镇污染、畜牧业污染等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理和惩处条例，以弥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空白，推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2.2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参与机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社区居民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为保障社区居民能够顺利行使主体权利，有效参与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健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明确社区成员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范围，做好过渡工作。公共参与机制要明确规定农村居民有权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在解决环境纠纷问题时农村居民有权使用主体权利等。另外，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参与机制，通过社区现场说明会向社区居民介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或问题，由参会代表现场投票或提出个人的建设性意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资源网络征求覆盖区域内社区居民的意见，并通过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将统计结果和决策公之于众，保障整个过程公开公正。与此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开放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接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进行核实，经由社区核实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可通过新闻曝光的形式公布解决方案和处理惩治结果。
关键词：石油企业 综合治理 社区化 网络化
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原则上是围绕石油生产与管理开展的，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挑战，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也从以往只注重自身的内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逐步向所辖社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来。本文对新形势下石油企业所面临的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分析与探讨，为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1、石油企业综合治理面临的问题
1.1单一企业厂区向多功能社区转变
石油企业大都建立在地理位置较偏远、周边交通生活环境不便的地方，以前的石油企业主要是针对厂区方面进行的综合治理，综合治理也大都局限于企业的社会治安方面，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加之石油企业自身内部环境的不断改善，石油企业的社区化功能不断凸显，这就与企业的业务功能与服务功能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由于石油企业作为一个生产企业，其性质限制了自身的综合治理工作内容，依照市场规律，石油企业只能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工作进行管理，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社区化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了提高了石油企业员工的生活环境，方便了大家的工作，但社区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强加给石油企业，这就给石油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同时增加了石油企业综合治理的难度，比如社区化后，小区内的闭路电视信号、小区大门外的交通拥堵、小区的盗窃、医疗卫生服务、学前教育服务、老年工作服务等问题，都会让石油企业来解决，这使得石油企业在管理自己的同时，还要承担政府的职能，与石油企业的实际性质冲突较大，也相应地让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额外增加不少。因此，社区居民对石油企业综合治理寄予的这种高期望，希望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能够附带解决社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把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从“重管理”转变到“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状态，也使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从以往只注重企业自身的内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逐步转变到社区所辖居民小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理上来，为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与挑战，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将很多难题摆在了石油企业综合治理工作者的面前。
1.2 社会治安环境日益复杂
社区化给石油企业周边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也让石油企业周边的环境变得复杂，石油企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复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这种复杂化程度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方面。一是新型违法犯罪案件不断出现。例如近年来出现的短信诈骗、银行卡诈骗，同时，伴随着这些新的违反犯罪案件的发生，在社区发生多发财案件如“盗窃机动车”等也呈现出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等特点。这些新型的违法犯罪不断给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带来新难题。二是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随着石油企业周边环境的好转，社区居住人员的多元化，带来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需要协调好的关系更为复杂。三是移交社区负责的特殊群体人数众多，管理难度大。按照石油企业管理的统一部署，社区化后接手管理的特殊群体有：退养家属、协解人员、企业失业子女、改制单位移交油田人员。这些特殊群体在油田每个社区人数都数以千计，是社区在职职工人数的数倍。巨大的人员底数，带来的是管理难度的增大。
2、石油企业综合治理措施探讨
2.1 完善综合治理机构
为适应新形势，保证综合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应改变思想观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成立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班子成员副组长，具体分管这项工作，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人及工作职责，并把综治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之一。
2.2 加强保卫队伍的建设
加强保卫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综合治理工作在新形势下的适应能力。一是加强思想建设，将综治工作与党政工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经常开展“爱企、敬业、守法”教育。坚持正面引导，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思想教育，尽量多照顾有困难的职工，让他们安心工作，增强保卫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二是加强作风建设，从抓保卫人员风纪入手，严明组织纪律。从军事训练入手，使保卫工作真正成为半军事化组织，把保卫队伍建设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懂业务，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为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内外治安环境，为构建和谐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2]。
2.3 利用信息化网络辅助管理
由于社区化的功能增加，给石油企业的综合治理工作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因此，石油企业内部的综合管理就相应的会减弱，而在工作人员不能快速扩充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一些高科技的辅助手段来加强综合治理工作，使用信息化的监控网络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也可以利用其他的防控措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1）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防联动。石油企业综合治理工作依靠公安机关的支持与配合，增加企业周边联网防控，才能真正震慑犯罪，打击犯罪，确保企业平安（2）加强人口流动密集区域监控。在企业与社区人口流动密集的区域，重点加强视频监控，对可疑人员随时掌握动向，必要时，通过视频锁定可能带来综合治理隐患的人员。（3）与地方政府的联防联动。由于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隶属于一个地方政府，搞好好社区的综合治理工作，还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并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综合治理工作专项行动。（4）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联防联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本身就是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对象，社区居民是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不可或缺的一只重要力量，吸引居民参与到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中来，做到治安一起管，防控一起抓，社区治安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才能真正铸就抵御违法犯罪的铜墙铁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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