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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高法发[2003]389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各区、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已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3年12月15日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工作中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的问题，望及时报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特此通知。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
为正确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参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当前我市法院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适用范围
1、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
现有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房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形成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的，该公房使用人的权利义务等同于前款中的业主。
2、不具有物业管理资质的单位（如村委会、自行管理公房的单位等）因提供物业服务与业主发生的纠纷，不适用本意见。如果争议的双方系平等主体的，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
3、业主与业主之间、业主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的民事纠纷，不适用本意见。
4、业主与业主团体（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之间因内部管理行为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应当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处理。
5、商业物业管理区域或特种物业管理区域内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可参照适用本意见，但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二、关于管辖
6、当事人一方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造成另一方损害，发生违约与侵权竞合的，另一方可以选择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由法院根据诉讼性质依法确定管辖。
三、关于诉讼主体
7、业主委员会于下列情形下可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以其主要负责人（主任或副主任）作为代表人：
（1）物业管理企业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
（2）业主大会决定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企业拒绝退出的；
（3）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拒绝将物业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的；
（4）其它损害全体业主公共权益的情形。
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全体业主行使提起诉讼的权利。
8、业主委员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业主要求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不予准许。
业主委员会起诉且法院已经受理后，业主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起诉的，不予受理。
9、物业管理企业侵害的权益仅涉及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的，应当由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10、物业管理企业因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而起诉业主委员会或要求将业主委员会列为共同被告的，不予准许。
11、物业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
（1）物业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直接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
（2）物业使用人接受物业服务，已经与物业管理企业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的；
（3）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
（4）物业使用人违反《物业管理条例》和业主公约的规定的。
在上述（3）、（4）情形下，业主可以列为共同被告。
12、因前期物业服务发生纠纷的，业主应以物业管理企业为被告。没有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应以实际提供物业服务的单位为被告。
四、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13、物业管理企业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具备国家规定的物业管理资质的，可以确认其所签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14、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违规将物业服务全部转托给其他物业管理企业的，如果该转托行为已经公告且业主接受了物业服务的，应依公平原则确定业主向实际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支付适当的物业服务费用。
15、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内，当事人一方擅自解除合同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解除合同并继续履行合同的，视为合同自动延续。
16、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后，单个业主或部分业主要求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不予支持。
五、关于管理权纠纷
17、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物业服务合同行使管理权。业主违反规定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予以制止，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18、物业管理企业违约或违规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营利，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返还收益。
19、业主在物业共用部位搭建自用设施，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
20、业主在小区内饲养动物，构成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
21、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业主公约的规定装修、装饰房屋，损害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或构成妨害物业管理秩序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六、关于管理费纠纷
2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业主可以要求减收物业服务费用或要求返还多交的物业服务费用：
（1）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和质量与合同约定标准差距明显的；
（2）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费的。
23、业主因自身原因未居住房屋并以此为由要求减免物业服务费用的，一般不予支持。
24、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委员会虽未签订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但业主事实上接受了物业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业主交纳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法院可参照政府规定收费标准或同类物业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确定应交纳的物业服务费用。
25、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约定请求一并支付滞纳金的，应予支持。滞纳金数额过高的，可以依据欠费方的请求予以适当调整，调整后的滞纳金一般不应超过欠费金额。
26、审理追索物业服务费案件，应依照现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适用诉讼时效时不宜过苛，除物业管理企业明显怠于行使权利的，可认定其在持续主张权利。
27、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七、关于代收代缴纠纷
28、业主拖欠公共或特约服务等物业服务费用，物业管理企业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进行追索。
物业管理企业采取停止供应电、水、气、热等方式催交物业服务费用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29、物业管理企业与电、水、气、热等供应部门因代收代缴发生争议，致使供应部门停止电、水、气、热等供应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业主有权选择要求物业管理企业履行合同义务，并赔偿损失。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的，有权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30、物业管理区域实行整体供热的，部分业主要求停止供热并以此为由拒绝交纳供热费，不予支持。
八、关于管理责任纠纷
31、物业管理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约定标准，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32、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有财物保管服务，在发生财物丢失或毁损时，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依保管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财物保管服务，但物业管理企业在其职责范围内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或未配置应有的安全防范设备，对财物丢失或毁损有过错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33、物业管理企业在其物业管理区域内设有车辆泊位，并对停放的车辆收取泊位维护费用，在发生车辆丢失或毁损时，按照双方签订的停车管理服务协议确定赔偿责任。没有签订停车管理服务协议，物业管理企业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收费标准等因素合理确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34、物业管理企业或其聘请的施工人员在维修施工时，违反施工规章制度，不设置明示标志或不采取其他安全措施，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5、物业管理企业的受雇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给业主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6、因物业管理企业疏于管理，致使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娱乐、运动器材等公共设施存在不安全因素，造成业主在使用或靠近这些设施时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7、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电梯事故，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8、物业管理企业怠于行使管理职责，致使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火灾、水灾、物业坍塌等事故，造成业主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经济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它对巩固社会主义经基础,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随着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强经济司法,设置经济审判机构,积极开展经济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经济司法工作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关健是要把案件办好,讲究办案效果。
近四年来,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量的经济纠纷案件,通过案件的审理,对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经验告诉我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审判活动,制裁违法行为,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有关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生产流通领域中的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各种涉外经济案件,往往涉及到国家计划、财政、商业、供销、银行、税务、商标、专利、外贸、外汇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都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使经济司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使经济司法工作者树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从维护和发展生产的大局出发,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
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是目前经济司法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案件。这类案件情况十分复杂,有货款纠纷、产品数量纠纷、质量纠纷、价格纠纷、货运纠纷、交货期限纠纷、货损索赔纠纷等等。引起这些纠纷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企业单位管理不善,存在着制度混乱、无章可循等缺点,或者是企业管理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对工作不负责任。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可以促使企业领导和财务、供销人员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同时使他们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建立、健全制度,堵塞各种漏洞,减少经济损失。因经济合同不能履行而发生的纠纷,它本身已经影响了生产或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损失,如果处理不及时,或采取措施不当,还有可能使这种损失扩大。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对不同案件分别采取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的措施。如由于合同纠纷造成停工停产的,就采取先行给付,恢复生产,’然后再解决双方争议的办法,对季节性、时效性强以及易腐的标的物,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先行处理,然后再解决经济合同纠纷,以减少损失。如某地一拖拉机修理厂诉某港务管理处作业区经济赔偿案:该作业区为修理厂锅炉车间安装一台十吨电动葫芦,因操作不当摔坏葫芦,砸弯了锅炉底座,使这个日产值二万五千元的锅炉车间停工,修理厂向法院。法院立即调查,认为如等葫芦修好再生产,修理厂将损失四十万元以上,于是法院从减少国家财产损失出发,依照先行给付的规定,裁定先由作业区购买了一台新电动葫芦连夜安装好,恢复生产,然后再按合同规定解决纠纷。又如四川某县供销社和山东某市果品公司签订了柑桔购销合同,当货物从四川发运到山东后,由于质量争议而果品公司拒收,使近八万斤柑桔在仓库中逐渐腐烂变质,该供销社向法院要果品公司付款。法院按照有关保全程序的规定,召集双方当事人和有关单位对柑桔进行检验,要果品公司组织力量按质按量发到各果品商店迅速销售,减少经济损失一万四千多元,然后再按合同规定解决纠纷。
有时,人民法院处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可以救活一项工程。一次,江苏某地建一输油计量站,经港口建设指挥部介绍,计量站和水电设备安装公司签订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规定为计量站铺设一条三百米的室外给水管道,工程造价一万九千五百元,施工期限为二十五天,工程所需管材由指挥部提供。结果工期拖延三个多月,经过通水试压,出现十多处漏水,无法使用。为此引起纠纷,计量站向法院。经法院调查,查明供水管漏水是因指挥部提供的管材属下水管不能承受送水压力造成的。指挥部领导向法院承认了只顾本单位处理积压管材,不顾国家工程质量的错误。安装公司也向法院承认让不熟练的农民铺设技术要求严格的给水管道,因而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在弄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经法庭调解,指挥部立即以合格的管材换回不合格的管材,安装公司迅速调集熟练工人进行施工,计量站在施工期间提供一切后勤方便,结果仅用十五天时间就全部竣工,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使输油计量站及时投入正常的计量工作。
自从广大农村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纠纷案件,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前受理的农村承包合同案件,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农村社员(专业户)和工业、商业、供销、外贸、食品、粮食、水产、药材等单位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另一种是农村社员和社队签订的联产承包合同,这些合同,农、林、牧、副、渔都有。发生这类纠纷案件,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单位或社队干部随意撕毁合同,以致发生纠纷;再一种是有的社员为了卖高价而不履行合同。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在审理中总是通过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这对社队千部和社员群众是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对促进合同制在农村的推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经济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在生产、流通领域中,有不少由于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类案件有的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海损油污纠纷、商标专用权纠纷、食品卫生纠纷等等;也有的是没有单行法规规定的,但由于这类损害影响较大,因而人民法院也进行审理。在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属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占有很大比重,人民法院近几年来受理了不少这方面的纠纷案件。如工业废水流入水库、农田,把鱼毒死了,把水稻、小麦毁坏了。还有一些工业废气、废渣对大气、土壤造成了污染,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妨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审理。在实践中,我们感到,有关“三废”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容易觉察的,而对工业噪音造成的危害,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
一、 劳资、经济纠纷的特点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经济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资、经济纠纷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三）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四）寻求解决的途径转变很大。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员多，规模不断扩大。如20__年1月份来访中有11批集体访反映劳资、经济纠纷问题，人员最多的达22人。
二、劳资、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萎缩，利益矛盾冲突复杂。一些合同无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资无法兑现。一些企业停产、倒闭矿产，债权难以实现等产生劳资、经济纠纷。
（二）管理监控环节薄弱。如有的企业用工不规范，无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层层转包。
(三)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资，才来申诉，有的没有工资结算单。
(四)承包商为转嫁风险损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领到工程款为由，拖欠民工工资，把矛盾推向社会、交给政府。
(五)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资、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解决劳资、经济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在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经济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切实加强管理，创新快速调解机制，依法高效化解纠纷。要求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对劳资、经济纠纷发生较多的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同时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畅通诉讼、仲裁、、调解等渠道，创新健全调解机制，坚持完善下访约访等联系群众制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隐患。
一、纠纷的主要类型
土地二轮承包中发生的纠纷，有的与一轮承包中发生纠纷相同，也有的是二轮发包过程中新产生的纠纷，还有的是一轮承包纠纷在二轮承包中的继续。主要的纠纷类型有：
1，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明确他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律性质属于经济合同，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在订立、履行、变更土地承包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大量属于经济纠纷。比如，不履行合同而随意提高承包费的纠纷、农户不按规定缴纳承包费的纠纷等等。从司法实践看，农户状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因主要是随意变更、终止承包合同；而集体状告农户的主要是拖欠承包费的案件。某县法院今年以来就受理承包合同纠纷案件51起，其中不少是农户状告集体的案件。
2，民事纠纷。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以及农户与村组干部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多是民事纠纷。主要有在承包过程中，抢种他人承包地而发生的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因承包中各种矛盾而发生打架、斗殴、损坏财物的人身损害赔偿、财物损坏赔偿纠纷，土地调整后相邻土地的农户因争水、排水、通行等发生的相邻关系纠纷等等。
3，刑事纠纷。因土地承包过程中矛盾激化而发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投毒、放火及破坏生产经营案，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较大。比如某村民小组组长，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因界址丈量方法与一农民意见不一，发生打斗而致人死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达13年。还有的因打架造成伤害，被害人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案件也不少，尤其是轻伤害案件。
二、纠纷的主要原因
土地二轮承包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很强的工作，情况复杂，产生各种纠纷也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发包过程不规范、对政策理解上有偏差造成的。具体体现在：
1，农村干部的原因。有的乡村干部认识上不全面，认为土地新一轮承包就是全部打乱、重新发包，不管原承包合同是否到期，而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原意是稳定农村生产关系，鼓励农民追加投入，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有的干部对此没有理解。全部重分，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产生各种纠纷。而且有的村组干部法律意识比较缺乏，没有认识到签订合同双方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签订不平等的合同。有的漠视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此导致随意对合同进行修改，单方决定提高承包费，随意撕毁承包合同，随意调整承包土地的面积、范围，随意将已经发包的土地又发包给第三者承包。有的承包合同违背民主议定原则，未经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将面积大、土地肥沃、承包费低的土地根据干部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擅自进行发包，有的干部个人仗权承包，或者在丈量土地时标准不一，还有的干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令农民在承包地上种植某种作物，引起农民不满。
2，承包户的原因。有的承包户以村组帐目不清、其他农户未交承包费、村组欠其往来款等为由拒交承包费，或者拒绝承担合理的劳务、其他费用。也有的承包户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又随意将土地转包、分包给他人，从中获利或帮助没有承包权的人取得承包权。还有的承包户随意改变承包土地用途，在承包地上挖鱼塘、取土甚至烧窑，由此产生种种纠纷。
3，第三者的原因。有的土地起初比较贫瘠，承包费较低，承包户经过多年开发后获得较大收益，引起一些农户嫉妒，要求终止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单独或联合其他农户抢种承包地或瓜分承包地，或者阻止已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进行耕种，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打斗。
4，情况变化因素。在第一轮承包中，有的合同签订时承包费偏低，目前仍在合同履行期内，村组于是提出要么提高承包费，要么让给价高的其他农户承包，由此产生纠纷。有一件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签订合同时约定每亩承包费10元，随着物价的变动，明显偏低，法院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解，适当提高了承包费，双方均表示接受。有的地方由集体统一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后，地力增强，村组要求提高承包费；有的地方土地征用、村镇建设、道路建设影响到承包地时，承包合同双方经常对土地调整、补偿意见不一；还有的农户因人口变动，为增地减地而发生纠纷。这些客观情况，都会导致承包合同纠纷的产生。
5，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就各执一词。有的合同不能体现平等原则，有的直接违背法律规定。比如有一份承包合同规定：“乙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不管遇到多大的自然灾害，甲方概不负责”，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可以免责的规定相悖。还有一份合同规定：“乙方不履行合同，罚款40％；擅自取土、烧窑的罚款5000－10000元”，不仅把违约责任错当成“罚款”，而且比例过高，违背公平原则。有的采用不公平的格式合同，不少农户连合同的内容是什么都看不到，发生纠纷时才发现合同条款对其不利。在合同形式方面，有的合同用圆珠笔书写，保存时间根本达不到承包期的要求；有的随意涂改、重签合同，有一份承包合同在两年内就重签了三次。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对这些纠纷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又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加强法律和政策的宣传。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十五届三中全全精神以及《农业法》和《经济合同法》的有关内容，使土地延长承包期的政策内容家喻户晓，不断增强村组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宣传长期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坚定农民长期实行、搞好生产经营的信心。
所谓商事纠纷是指平等的商主体在正常的商事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追求更加激烈，由此导致商事纠纷越来越频繁，其独特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司法需求与法律空缺的矛盾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的是商事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商事纠纷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造成纠纷的影响因素也来自多个方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因素,也有隐含着的不确定因素等等。首先，因受到以往司法思想及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存在一些商事主体轻率诉讼及滥诉的现象。近年来,群众打官司特性逐渐由传统的“讨公道”型转变为“争利益”型,以往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司法机关负责,当中还存在部分矛盾较为尖锐，采取走司法路径不易解决的情况。例如,一些公司内部的纠纷案件，其中涉及到因公司倒闭造成的职工的安置问题，其涉案主体主要是公司，其所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集体土地，该资产存在“变现难”的特点，同时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调解难”的现象，这些都会造成案件处理停滞不前，提高其处理的难度。其次，商事法律研究的缺乏造成商事纠纷处理存在先天不足，后期补给不够的现象，从而造成局部事件存在“无法可循”的现象。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国法律历来都是民商合一。商事纠纷处理最早是由经济纠纷处理演变而来,其本质上是“大民事”格局下的民商事审判。早在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各级法院针对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开始了经济审判庭的设立。2000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将“商事审判”独立出来，初步建立了民商事并行的新式审判格局。但是，因为较全面的商事法律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下，仍存在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办案人员未能有效辨别商事纠纷的独特性，从而疏忽了对商法基本理念的分析探讨，甚至存在一些办案人员直接将商事纠纷视为民事纠纷来对待，完全无视商法的基本理念，这是与商事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也难以正确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极大的损害了涉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再次，因为商事经济活动瞬息万变，这也极大地阻碍了商事立法的进程,从而导致商法立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大背景下，商事纠纷案件日趋增多,法律未明确规定，但频繁发生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越来越多,法律有明确规定但较偏门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新《公司法》正式施行后，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方面的纷争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商事立法因其滞后性导致新类型商事案件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性,虽然能够找到有效证据，但是时常有无法有据现象发生。有些商事案件因其涉及范围较广，例如股东权益纠纷案件等，这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较高，同时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若无现成可依据的商事法,办案人员难以完成案件纠纷的及时、快速处理。最后,在实际的处理商业纠纷过程中，因商事纠纷主体数量不断增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之以往也更加复杂,更加大了其处理难度。
二、强化商法运用的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广泛存在着商法理念理解错误、商法意识不清晰、商事司法活动不规范等现象，这给我国的经济及司法秩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传统民商事一体化观念的束缚，一些人将商事纠纷简单地等同于民事纠纷，习惯于用民法的基本原理甚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导致商事纠纷处理工作遇到困难。鉴于商事纠纷处理的独特性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商法理念和商法意识，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在商业活动中强化商法运用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因目前国内商事活动日益增多，其秩序需要健全的商事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其次，商法虽与民法具有较大相似点，但其也具有自身特性，特别是在价值取向及制度设定方面存在区别于民法之处。再次，商法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合理性的精神特点，而不仅只是具有营利性及易变性。现代商事司法在商事纠纷处理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事的新范畴、新规律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必须通过严格依法办案来解决商事纠纷，保证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同时必须要不断强化商法意识，加大对经营主体的资质审查力度，重视在商业纠纷中的人身安全保护，重视对企业的维稳，重视商事合同自由的保证，重视快捷支付的安全保障，重视商事习惯的价值等等，并以此对司法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现代商事司法理念的建立
所谓商事司法理念，是指在处理商业纷争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基本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事审判便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了法院审判工作的一般理念,也存在自身独特性的理念。要想顺利地进行商事司法工作,就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指导性理念。第一,要充分肯定自身性，牢牢建立起商事主体理念。商事主体是指在法律规定允许下参加商业活动，并能够在商事活动中承担义务及获得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个人与组织。商事主体的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其行为有着明显的营利性质；二是其不能够是政府机构；三是其应当具有积极的法律行为；四是其权利及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第二,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建立起商事交易收益理念。市场经济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在商事活动中获得利益才是商事主体最重要的任务，是基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利益机制的必然结果。商事主体在处理企业体制改革、申请破产及清算公司账务案件时，要加深对社情民意的理解，积极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经济社会关系的平衡,从而有效保护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利益，这样才能够化解各类复杂的纠纷，达到有效防止突发性事件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三,要重视集约效能,建立商事交易新式高效理念。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下,商事交易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从以往的近距离交易逐渐转变为远向交易，从实物交易转变为虚拟交易,从小部分交易转变为大批量交易，从国内市场交易转变为国际市场交易，从短期易转变为持续易。第四,要做到诚实守信，建立商事安全交易理念。商事交易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既可能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也可能是因人为因素造成。“为保证交易的公正、公平及快捷，商法在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行为规则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如果缺少足够的技术性规范的保障,商法的精神便难以体现。第五,要做到人人平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商事交易理念。公正、公平的商事交易不仅是民法的精神体现，也是商法的灵魂所在。人民大众在商事公平的理解问题上与商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人民大众视角中，公平是具有很强的社会伦理性的；在商人视角中，公平在商事中主要表现的是经济公平。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理解主要表现为平均概念,商人对公平的理解主要表现为机会平等和平等交易。在进行商事纠纷案件处理时,要对公平评价、公平范围、公平主体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充分展现出商事纠纷处理的公平性精神。
目的了解医疗纠纷流行病学分布情况，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探讨医疗事故鉴定在医疗纠纷赔偿中的作用及影响医疗纠纷赔偿额度的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主要项目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医疗争议的基本情况、医疗纠纷及事故处理情况四部分。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中，286例经过鉴定的案例中，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经统计学分析，P＜0．05，具有差异。结论年龄在21～60岁之间的人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人群;医疗纠纷更容易发生在骨科、普外科和门诊;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的经济赔偿额度更高。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回顾性调查
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民事诉讼法律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就医过程中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但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趋缓，患者自费就医的经济负担比重不断加大，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医疗纠纷呈现陡增之势。近几年来，恶性伤医案件频发，加之媒体的不恰当报道，医患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如何从既往的案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善医患关系?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预防、处理医疗纠纷?这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采集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从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纠纷产生的原因、技术鉴定及赔偿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试图为医疗纠纷的防范提供科学的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调查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西安地区17所不同级别的医院(其中三级甲等医院8所)发生的440例医疗纠纷案件。
1．2研究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表，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纠纷产生的原因、治疗科室、涉事医务人员的基本情况、纠纷鉴定情况以及经济赔偿的数额等。资料收集完整之后，使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双录纠错;使用SPSS13．0进行分析，统计描述、秩和检验等。以P＜0．05作为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相关图表由Excel及SPSS13．0绘制完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2010年88例，占20．0%;2011年92例，占20．9%;2012年66例，占15．0%;2013年93例，占21．1%;2014年101例，占23．0%。其中患者为男性的264例，占60%，女性176例，占40%;经过鉴定的286例，占65%;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
2．2医疗纠纷患者年龄分布
将患者的年龄以20年为界限分为4组，分别为少年组(0～20岁)、青年组(21～40岁)、中年组(41～60岁)、老年组(61岁及以上)。其中少年组88例，占20．0%;青年组143例，占32．5%;中年组154例，占35．0%;老年组55例，占12．5%。数据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
2．3医疗纠纷发生科室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科室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骨科121例，占27．5%;门诊66例，占15．0%;普外科55例，占12．5%。总体来说，外科科室44．09%，而内科科室仅占14．52%。数据显示，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较高。
2．4医疗纠纷发生人员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人员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师418例，占95．0%，护士11例，占2．5%，麻醉师8例，占1．8%。调查显示，医务人员中，医师较易涉及医疗纠纷。
2．5当事医务人员的职称分布
在医疗纠纷涉及人员中，医务人员职称为主任医师的有121例，副主任医师99例，主治医师187例，住院医师11例，其他22例。数据表明医疗纠纷比较容易发生在主治医师，其次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
2．6医疗纠纷的后果分布
从医疗纠纷后果的频率来看，导致患者死亡的有198例，占45%;而其他的后果、未导致患者死亡的共有242例，占75%。医疗后果为伤残或者功能丧失，有55例，占12．5%。发生并发症的医疗纠纷案件也有55例，占12．5%。
2．7医疗纠纷的补救措施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后，如果医方的补救措施不力，会促使纠纷升级或者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440例中有176例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予以了积极抢救，占40．0%。此外，患者出院后再次入院治疗的有88例，占20．0%。而因为治疗不及时导致的医疗纠纷最少，仅44例，占10．0%。
2．8医疗纠纷的鉴定情况
440例中，有121例未做鉴定，占27．5%;319例经过鉴定，占72．5%，其中33例仅做了法医鉴定，242例仅做医疗事故鉴定，44例既做了法医鉴定又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在做过医疗事故鉴定的286例中，有33例仅在区县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11．5%;132例在市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46．2%;110例在省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5%;11例经过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
2．9医疗纠纷的赔偿情况
440例医疗纠纷案件都有经济赔偿，赔偿额最大的为25万元，赔偿额最小的为371元，平均每例赔偿42913．97元。将赔偿金额分为3组，1万元以下组、1万～5万元组和5万元以上组。从赔偿金额的频数分布表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多在1万～5万元的231例，占52．5%;1万元及以下，共计110例，占25．0%;5万元以上有99例，占22．5%，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55例。医疗纠纷归纳起来分为两类争议起因，一类是由于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过失或者过错，另一类则是医方无过失或者过错。本次调查发现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发的较多，有275例，占62．5%;而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起的医疗纠纷有165例，占37．5%。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对不同争议起因的赔偿金额的Mann－Whitney秩和检验得出P=0．023，说明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显著高于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的医疗纠纷。
3讨论
3．1医疗纠纷的患者年龄分布
从整体研究对象来看，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青壮年一般都是家庭的各方面主力，一旦身体出现不良后果，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很难接受，易产生纠纷，而老年人本身体质较差，大多数老年人发病急、进展迅速、临床表现不典型、并发症和病死率高。
3．2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
在总的样本当中和有赔偿的医疗纠纷当中，均表现出骨科、普外科和门诊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这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1－4］:外科特别是手术科室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手术作为创伤性治疗手段，其本身就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损害后果，如果手术失误，则后果往往比较严重，而患方对不良后果难以接受，纠纷易于发生。在本研究中发现门诊医疗纠纷发生率较高，在440例医疗纠纷案件当中有66例就发生在门诊，占15．0%，与其他研究略有不同。这可能与门诊患者就诊时，医务人员对其病情了解不如临床住院病人详细，往往出现沟通问题，加之门诊病人不停奔忙于各科室之间，排队、缴费、化验、取药等，难免影响患者情绪，纠纷自然较多。
3．3涉事医疗纠纷的医务人员分布
医疗活动本身是一项多部门及多人员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人员相互配合。根据样本调查结果，与患者密切接触并决定日常处置的主治医师涉及医疗纠纷案件的最多，这与主治医师负责患者的日常治疗，承担的责任较多有关。医务人员中医师依然是医疗纠纷涉事的主力军，同时护理及其他辅助人员也会涉及医疗诉讼案件。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4］。
3．4医疗纠纷的争议起因
医疗过失或者过错是导致医疗纠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本次调查的医院医疗纠纷中发现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也不在少数，医疗纠纷的发生并非只有医疗因素参与，而是多因素导致的，诸如部分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与患者的谈话方式不正确等都有可能引发医疗纠纷。这与张益鹄［5］、刘玉琦［6］、胡亚琼等［7］的研究发现类似。因为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经济赔偿的医疗纠纷有275例，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为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经济赔偿额度的2倍多。这表明，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赔偿体系中赔偿数额与争议的起因密切相关，尽管各地医闹现象愈演愈烈，部分医院无过错医疗纠纷也付出赔偿，但总体上赔偿依然与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后果直接相关。
3．5医疗事故鉴定结果
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大多数法官不了解医学知识，很难从医学角度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审判依据是鉴定结论。因此，当鉴定结果为属于医疗事故，说明医方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应该给患者以赔偿。在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中，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不予以赔偿”，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有165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都给予了赔偿，分析其原因，多数是医方为了避免医患双方纠纷、矛盾进一步升级，双方在法院调解下协商赔偿;部分因为医闹行为，医方被迫让步赔偿。
4医疗纠纷防范对策
4．1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调查显示，医疗过错行为是导致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医疗过错行为的根源多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及业务素质有关，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责任心的训练，可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医疗机构应该对医院的业务骨干定期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履职能力，同时，加强医疗科室的相互配合，提高诊疗效率。设立专门的医疗质量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质量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手术科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科室，医院应该加强手术参与人员的风险意识，针对术前、术中及术后易于出现问题的环节，制定预案，防患于未然，术前告知，手术禁忌症的把握以及手术操作规范的掌握都是手术科室的关键所在，应该时时注意。
4．2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素养
我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来，医疗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广大患者及其家属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医疗侵权责任案件逐年上升，涉诉案件成为困扰医疗机构的一大难题，这种变化，应该让所有医务人员尽快适应，因此，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医务人员法律知识的培训，尤其是有关《侵权责任法》中涉及医疗侵权的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法律素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4．3坚持医疗纠纷依法处理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持续恶化，“医闹”现象层出不穷，部分医疗机构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采取“私了”的方式，使医院在原本无过错的情况下也付出经济赔偿，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调查的案例都有经济赔偿，只是经鉴定有过错的案例赔偿额度明显高于无过错案例。不管是医院为尽快解决医疗纠纷，在法院调解下主动予以赔偿，还是医院迫于医闹压力而被迫赔偿，这都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所以，医疗机构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应第一时间选择用法律途径解决，这样不仅有利于医疗机构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而且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彻底解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杜绝医闹现象的发生。
作者：周英丽 冯利 张少君 王渭玲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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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市场低迷引发海事海商案件攀升
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影响，航运市场低迷不振，海事海商纠纷矛盾凸显，并以案件形式进入到司法领域。据介绍，2011年，上海海事法院共审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577件、货运合同纠纷682件，累计结案标的达4441万元；审结涉及船舶买卖、修建、租赁等交易活动的纠纷案件35件，同比上升59％；审结海上保险合同纠纷22件，同比上升29.4％，依法判决、调处保险机构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累计金额达4076万元；审结保险机构代位求偿纠纷126件，依法支持保险机构实现追偿权利累计金额达3063万元。同时，首次出现了涉及FFA远期运费协议的新类型纠纷；审结船员劳务纠纷21件、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18件和多起渔业养殖损失赔偿纠纷、渔船权属纠纷、渔船柴油补贴纠纷案件，处理涉及仲裁协议管辖争议及仲裁司法审查类案件21件。
“上海海事法院受理和审结的案件数量在全国十家海事法院中基本保持在前三之列，且每年都有大约5％左右的增量”，针对上述海事海商五大类案件高发，上海海事法院院长应新龙分析认为，近年来，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案件突出，一是受国际贸易市场不景气影响，境外买家放弃提货，导致承运人在目的港无法收取“到付运费”，转而向国内托运人进行追索的案件因此增多；二是一些承运人利用虚设关联公司的方式，隐身背后操纵实际运输事宜，一旦运输过程中发生问题或实施无单放货，便以“人”身份规避责任。
而货运合同纠纷呈激增之势，主要三个“四分之三”的特点，即追讨费、包干费或各类垫付费用欠款的占四分之三以上；货代企业之间的连环追偿占四分之三以上；案件标的普遍较小，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占四分之三以上。这些特点折射出货代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中小货代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行业现状。
目前航运保险纠纷案件中，与保险机构有关的保险代位求偿诉讼具有相当规模，共计达到196件，远高于因保险合同本身引起的纠纷数量。“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高端航运保险领域的市场份额还相对较小的行业现状”，应新龙还对船舶交易纠纷案件进行分析，他说，从案件看，相当部分涉及民间个体资本参与。这些个人投资者虽拥有一定的资产规模，但抗风险能力和融资能力毕竟有限，且欠缺涉足船舶交易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经济、法律、技术、财务运作等方面），交易不规范行为比较普遍。
创新完善海事海商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海事海商纠纷案件数量可能保持增长态势，航运对海事司法的需求将持续增加”，海事审判白皮书评估认为，航运、金融、贸易关系将日趋紧密，交叉领域新类型纠纷可能不断涌现；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将愈发敏感，利益平衡的考量因素可能更为复杂；航运市场主体的素质及参与水平良莠不齐，航运交易安全需更加值得引起关注；涉外海事案件比例将保持相对稳定，但纠纷中隐含的涉外因素可能更为多样。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上海海事法院受理的船员劳务纠纷达33起，是2011年全年的157％。“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疲软，航运业也因此遭到拖累，一些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苗头因素在航运领域已有所显露”，应新龙认为，不少中小船公司面临运力过剩、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出现严重亏损，并由此波及到了船员工资发放，船员因此申请法院扣押船舶。但有的船东因债务缠身，在船舶被依法扣押后，便以种种形式“避而不见”、“撒手不管”，船舶扣押期间的日常维护问题、船员在船的基本生活问题都可能成为影响港航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航运市场普遍比较困难的背景下，上海海事法院针对海事审判涉外因素较多、专业技术性较强、管辖地域覆盖较广等制约海事审判效率提升的瓶颈，优化审判资源和职权配置，一是缩短审结时间，去年该院海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控制在85天以内，较前一年度减少了20天；二是推进海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2011年以调解或和解撤诉方式审结的案件达到74%，调解后因义务人反悔或拒不履行而进入执行程序的仅为7.67%。三是探索开展海事纠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对派出法庭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17起海事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依法作出确认决定。
加快破解航运服务功能瓶颈
“随着上海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增长，进出口船舶日益密集，高端航运要素不断集聚，各种促进航运发展的先行政策、试点项目逐步落地，都使得航运领域中带有趋势性、规律性的现象可能会在上海较早出现，航运建设中的瓶颈、困难可能会在上海较早显露，国际航运市场的最新变化可能会在上海较早波及”，应新龙直言，这既为创新发展，加速航运中心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也提出了包括法律上诸多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继2010年首次在全国海事审判领域白皮书，本次的白皮书专门甄选了10件具有规则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用简明、易懂的“规则要旨”帮助和指引航运主体依法、合规、诚信经营，进一步提升了“白皮书”的含金量和应用价值。而通过揭示航运领域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环节，剖析航运管理中存在的疏漏和制度缺失，还“把脉开方”，重点提出了亟待加强航运服务功能建设的五个方面。
一是航运法律服务队伍规模较小，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据统计，2010-2011年在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担任过诉讼人的律师不足百人，涉及的律师事务所仅30多家。从航运发展趋势来看，数量、规模难以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海事法律服务需求。
二是航运专业鉴定、评估机构可选数量有限，其中个别机构的商业化色彩过重，影响了其作为第三方的中立性和权威性。应从政府层面推动建立具有行业指导性和较高权威性的管理、复议、协调机构，增加航运专业鉴定、评估机构的数量，有效引入市场竞争，促进提升诚信度和公信力。
三是航运及航运法律方面的翻译水准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尚有差距，去年由于合同关键条款翻译有误而引起多起案件纠纷。因此，必须加快对专业领域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加强对国际通行示范合同文本的译法研究。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2010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我庭一
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把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我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帮助企业把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围绕审判实践开展调研工作
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保险合同纠纷中关于保险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保险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保险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报告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严抓队伍建设，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我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程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部署，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我们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我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全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理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全庭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庭通过选派人员参加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加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加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加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加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我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引导全庭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法律价值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新近产生的诉讼程序，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下面从诉讼效益以及正当性两个方面了解一下小额诉讼程序。
一、诉讼效益价值
效益顾名思义指的就是投入成本与收益回报的比，小额诉讼程序的效益价值就是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为司法成本减少与司法收益的增加作出的贡献。具体来说，小额诉讼程序即提高了社会诉讼效益也提高了个人诉讼效益。
小额诉讼程序实现了社会诉讼效益的扩大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而，司法资源都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的解决纠纷，稳定其需要的经济秩序，那么对这些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总是必要的。正是从有限的司法资源为着眼点，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才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比如涉案数额、案情、案件性质等设定不同的诉讼程序与之相适应。小额诉讼程序就因此产生，实现了社会诉讼效益的扩大化。
小额诉讼程序实现个人诉讼效益的扩大化。在民事诉讼中当小额诉讼案件当事人面对普通或简易诉讼程序来解决小额诉讼纠纷时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是进入诉讼程序但是要承担诉讼收益低于诉讼成本的结局。二是在考虑到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后放弃诉讼。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正好解决了这个两难得问题。小额诉讼程序不仅降低的小额诉讼的成本，同时还提高了诉讼效率，这样一来使得更多当事人能参与到诉讼中来，最终实现了个人诉讼效益的扩大从诉讼程序的经济成本看，经济成本即整个社会为诉讼所耗费的资源，主要包括当事人的投入和法院的投入两方面，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同时还包括因诉讼而造成的损失，如诉讼保全造成的损失等。另外，还包括错误判决的成本，既因为法院错误判决带来的资源浪费。影响诉讼经济成本高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诉讼周期持续的长短，诉讼程序的简繁及诉讼水平的高低是最主要的三大因素。
从诉讼的收益来看，收益指的是诉讼制度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诉讼制度运作成本投入固定的情况下，一种诉讼程序越是有利于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这种程序的效益就越高。
就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而言，司法资源总是稀缺的，要实现司法制度收益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解决纠纷，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对那些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是必要的。用花费较多的普通程序处理数额较大、案情较复杂的案件；用花费较少的简易程序处理数额较小、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用花费最少的小额诉讼程序处理数额很小、案情很简单的案件，正是出于这种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考虑。从司法效益来看，设置小额诉讼程序是符合效益价值要求的。若能在小额诉讼到简单程序再到复杂程序的案件类型曲线中找到合理的“分界点”，将能达到既节省司法资源，有将错误成本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从而将大大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
二、接近正义的价值
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使更多的当事人有机会利用诉讼程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纠纷，实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平正义。
1.保障“接近正义”的机会
小额诉讼程序为更多的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经济高效的途径，保障了当事人“接近正义”的机会。通常，当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会根据纠纷所牵连利益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将纠纷诉至法院。对于标的额较高的案件，因为收益明显大于成本而乐于诉诸法律。而对于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因为产生的经济效益与诉讼成本相当甚至低于诉讼成本，当事人同样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会选择放弃诉讼。“一种真正现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可以接近”。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正好填补了民事诉讼制度此处的缺陷，完善了民事诉讼制度。小额诉讼程序在设计上就是针对小额纠纷，其设置目的就是高效、经济的解决小额民事纠纷。其在程序设计上对于小额纠纷当事人给予特别的照顾，使得那些标的额较小纠纷的当事人也愿意将案件诉至法院，请求司法救寻求平等的司法保护，实现了司法有效为所有人接近这一基本特征，体现了世界民事司法制度所正在经历的“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运动“保障民众的裁判请求权以及司法大众化”的主旨保障了当事人“接近正义”的机会。
2.实现“接近正义”的实质意义
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特点使得小额诉讼程序能够实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正义。如上所述有时虽然赢得诉讼却再次受损，长此以往会使民众对诉讼产生负面心理，会使民众质疑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性。对小额纠纷案件当事人来说，其之所以选择将纠纷向法院提讼，无非是基于对司法裁决的信任，并且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通过司法裁决能够获得合理、合法的诉讼结果，最终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但以往的诉讼程序却并不一定能实现。就法院一方来说，在小额诉讼中其投入的司法资源同样要远超过诉讼所带来的现实价值，这种不平衡性导致法院一方面没能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司法正义的，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指控。究其原因，就在于原有的诉讼程序不能满足现有的社会纠纷，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正好弥补了原有诉讼制度的缺陷解决了面对小额诉讼时法院与当事人的困境。当事人获得的实质利益和法院裁决对社会产生的实质利益是小额诉讼程序设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经济适用是小额诉讼的生命力的体现，费用相当原则是小额诉讼始终坚持的原则。综上，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接近正义。
3.实现司法大众化的价值
小额诉讼程序实现了经济效益同时也满足了“接近正义”的要求，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起到了推广民事诉讼的作用，起到了扩展司法大众化的作用。当代社会，法治是一种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提出并实现着“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小额诉讼程序正好为司法大众化提供了途径。小额案件虽然标的额较小，但是却广泛的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满足了普通民众利用司法解决纠纷的心愿，让适用司法解决“琐事”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章武生.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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