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54:37
导语：在离婚案件法律程序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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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离婚程序
诉讼离婚的条件
诉讼离婚程序:
诉讼与管辖
离婚诉讼由一方当事人提起。案件管辖的一般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即原则上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都是军人的,一般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被告所在部队团以上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一般由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满1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上述地域管辖是离婚案件管辖的一般原则,特殊情况下,按照《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以及被劳动教养或者被监禁的人提起的离婚诉讼,由原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辖。
调解
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由于其发生在诉讼过程中,所以也叫诉讼内调解。
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调解,有利于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指导工作,妥善、慎重地处理离婚案件。而且对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一般愿意执行,这不仅有效预防了纠纷的进一步恶化,也减少了法院的执行工作。
人民法院在调解时必须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同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要分清双方的是非责任。必要时可与当地的基层组织、有关单位密切合作,共同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促成和好或达成离婚协议。
调解有三种结果:第一,调解后双方当事人和好,原告撤诉,诉讼结束;第二,双方当事人达成离婚协议,人民法院按协议制作离婚调解书,调解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婚姻关系自此解除;第三,调解无效,应立即进入下一诉讼程序。
审理与判决
一、公告的适用范围和方式
公告是指国家机关、组织、社会团体等针对特定或不特定的对象,发出书面告示,告知特定或不特定的对象相关事实、权利、义务以及主张某一权利或实施某一行为的期限等事由的一种告知方式。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采用的公告多种多样,有合议庭公告、开庭公告、破产程序公告、执行拍卖公告等等。其中,离婚公告是法院常用的一种公告。对每一个公告离婚案件,法院一般要作出两次公告:第一次公告是向下落不明当事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等;第二次公告是向下落不明而未到法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就婚姻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后可主张公告离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婚姻存在的基础是夫妻双方的相互关爱、相互扶持,严格的执行下落不明满两年后可主张公告离婚的规定也是不客观的。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采取的公告方式和范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即法院打印公告若干份,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或者其父母住所地、单位所在地以及村、组、乡(镇)范围内张贴公告;有的在报刊上登报公告。
然而此类案件的关键是外出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判定依据,公告离婚案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外出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婚姻一方当事人提出公告离婚时必须提供外出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有效证明材料。审判实践中,主张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对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证明材料多种多样:有的向法院提供村组证明,有的提供乡(镇)政府证明,有的提供当地派出所证明等等。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户籍和人口是由公安机关管理,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证明材料应由公安机关出具。一方婚姻当事人外出后,在经过一段时间无音讯时,另一方婚姻当事人要求离婚的应要求原告提供户籍地基层组织及派出所出具下落不明的证明方可启动公告程序。
二、公告离婚案件审理中的难点与对策
法院审理公告离婚案件中的难点问题在于公告离婚案件中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离婚的目的识别、婚姻案件的调解前置程序落实难、婚生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努力
(一)多做被告近亲属的思想工作。对确需公告送达诉讼材料后被告仍不到庭应诉的案件,应多做被告近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明法院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离婚案件适用的程序及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从而引起被告及其亲属的重视,争取通过被告的近亲属通知被告到庭应诉。
(二)认真审查证据材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审理涉及公告离婚案件缺席审理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证人证言,应该通知出具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对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最好通过当地基层组织调查核实,同时,加强与被告亲属的沟通,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出现的缠诉。
(三)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父母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对被告下落不明而判决离婚的案件,原告有先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令子女由原告携带抚养;若夫妻有共同财产的,对原告应当多分;若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可判令被告负担部分抚养费,待其出现时再申请执行。
论文关键词 登记离婚 诉讼离婚 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1.建立专门的诉讼程序
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因为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主体是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这与其他民事关系明显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离婚纠纷中基于亲属身份而发生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探视等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宜采用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对家事纠纷进行专门立法，如颁布家事诉讼法或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在程序上突出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司法保护。
2.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构建适度司法干预的诉讼模式
目前离婚类家事诉讼程序混杂在通常诉讼程序之中，其特有的程序法理尚未体现出来。应依据婚姻家事类纠纷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在诉讼模式上遵循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原则，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进行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案例二 张某、李某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存续期间经营一家服装店，张某分别向甲信用社借款4万元，向乙信用社借款4.5万元，由于经营不善，贷款未能偿还，夫妻共同财产只剩下大约5000元的过时服装，该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法院判决解除张某和李某的婚姻关系，剩余服装各得一半，由张某负责偿还乙信用社借款4.5万元；由李某负责偿还甲信用社借款4万元。
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约定财产归一人所有，债务由另一人偿还，他们认为找到了法律上的空子，为什么法院也如此办理，这不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吗﹖笔者认为这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因为离婚案件中的财产权利有些是一种预期权利。案例一中袁某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案例二中张某免除向甲信用社清偿债务的义务、李某免除向乙信用社清偿债务的义务，他们取得的财产权和义务免责权都是一种预期权利。案例一中袁某要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其前提是金某已偿还银行的借款；案例二中李某要免除向乙信用社还款的连带责任前提是张某已偿还该借款，张某要免除甲信用社还款的连带责任其前提是李某已偿还该借款，这种权利是一种负有一定义务的权利。
离婚案件的实质
离婚是夫妻双方通过有关法律手段解除合法婚姻关系的一种行为，离婚主要解决的是夫妻关系中的人身关系，其次才是抚养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离婚案件首先是解除夫妻在法律上的人身关系，男女双方因结婚而形成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需要在离婚时予以解决，其次附带解决抚养关系和财产关系，在处理财产关系时属于内部分割和分担。第三人债权只与原家庭形成关系，与夫妻内部重新分配债权债务属于两个法律关系，离婚案件中关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必须遵守其他法律的规定，离婚案件在对第三人有其他债务或其他义务时夫妻一方获得的权利是一种预期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物权和义务免责权。
与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异同
离婚案件中的预期权利是在夫妻一方或双方履行了某种义务后才能获得的权利，为了更进一步地理解这种预期权利，我们比较一下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异同。首先，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约定一定条件，并以此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作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而离婚案件中的法律事件在离婚前已经成就（如案例中的银行借款）。第二，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双方预先约定某一条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成就的重要条款，约定事件发生在约定之后；而离婚案件中预期权利的成就条件早已在离婚之前已发生（如案例中的借款）。第三，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成就条件由双方当事人约定，而离婚案件中的预期权利由其他法律规范，民法通则规定，双方之间的债务清偿协议不能对抗债权人，他们之间的免除责任条款效力只及于其内部，由此明确了离婚中的财产权利的限制性。第四，所确立的关系不同，离婚案件中的预期权利虽然必须在离婚前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关系消除后才得到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夫妻离婚协议和法院判决离婚时就确定了下来的，案例一中袁某将房子卖了偿还银行的借款后，她仍可以向金某主张自己的权利，重新买一套房，案例二中张某偿还了甲信用社的借款后，可以向李某追讨，即最终他可以拥有该项权利。而附条件的法律关系由约定的事件决定产生或不产生新的法律关系，是选择性的，事先不能确定。
关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有人认为这是为恶意逃避债务提供了保护，离婚时可以由当事人约定偿债份额，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没有债权人抗辩的情况下判决分担债务，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有人提出离婚案件增设第三人。有的学者撰文提出对该法条的修改意见，建议增加保护债权人的内容，在理解了离婚案件中财产权利的预期权利后我们对婚姻法的这一条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婚姻法是民法法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婚姻法的立法基础是宪法和民法的有关精神，受民法的约束，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夫妻关系在其家庭财产经营内容方面是一种典型的合伙关系，夫妻离婚时财产的处理总的原则是以民法合伙关系为前提的，离婚时夫妻有权利对内部债权债务进行分割，这是合伙人的对内治理权。法院的处理也是对合伙人内部责任的分担即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是处理夫妻内部事宜的程序法，由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来处理第三人等外部事宜，因此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并无不妥。
第三人债权的执行
从上述两则案例中人们不难看出，案例一中某银行要追回金某8万元借款将遇到困难，案例二中甲信用社向张某主张债权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乙信用社向李某主张债权也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目前法院在难以执行的案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与离婚案件中应该负连带清偿责任而不愿承担连带责任的离婚案件有关，由于人们把离婚案件中的预期权利等同了现实的权利，假离婚恶意逃避债务的案件的执行和法院办理的离婚案件涉及第三人债务的执行严重困扰着法院的执行工作。对此，笔者认为法院对这些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况按以下方法执行。
离婚案件中和好协议的效力初探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网站
该案虽系一起事实清楚的借贷案件，却引发了笔者的很多思考。原、被告间是否存在事实的借贷关系？吴某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吴某与时某在和好协议中对财产的约定是否系对夫妻存续期间财产所有权的约定？吴某与时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将来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离婚案件中和好协议的范围与效力作一些探究。
和好一词，根据词典的释义，为恢复和睦的感情。从这一含义理解，和好协议的内容应限定在夫妻双方就修复夫妻感情而达成的协议。从民事诉讼诉的分类分析，离婚之诉属变更之诉，只有在离婚时才涉及财产的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故调解和好系维持双方业已存在的夫妻关系。
和好协议在诉讼程序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从上述法条及有关法条规定，和好协议的效力有以下方面：
一、维持婚姻效力。离婚诉讼系变更之诉，双方在诉讼中达成和好协议并经法院认可，即产生维持双主业已存在的夫妻关系的效力。故和好协议的效力相当于原告撤回。
二、终结诉讼的效力。双方当事人经调解过成和好协议后，即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受理人法院可以调解和好作为结案方式结案。
三、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告在调解和好的案件，原告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在六个月内又的，不予受理。这一法条的规定，系对原告在达成和好协议后的一定期间内诉权的限制。
以上列举的系和好协议在诉讼程序上的效力，对和好协议是否具有实体上的效力，相关的法律尚鲜有涉及。审判实践中，法院也确实因对和好协议的内容及效力厘定不清而出现无所适成的困惑局面。如有的当事人以双方在和好协议中约定一方对另一方给付扶养费或子女抚养费，要求法院予以执行，有的以双方在和好协议中约定了一方的回家次数而另一方以其不回家而申请法院执行，及本文提出的案例，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是否有效等，这就出现问题，如承认和好协议在实体上的效力，则法院应否以和好协议为执行依据而进行强制执行，如不承认其效力，这是否与民诉法九十条的规定相悖。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出台的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准许。这一规定，似乎又给和好协议在实体上的效力找到了法律依据。
要分析和好协议是否有实体上的法律效力，首先应明确婚姻法的性质与规制的范围。我们知道，婚姻法是一部强行法，其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对婚姻主体间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是由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加以改变，当然，婚姻法中也有一部分任意性规范，如夫妻财产问题的约定、离婚时关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协议，但也必须以婚姻法的有关原则与规定为依据，当事人选择的余地是不大的。从婚姻法调整的对象看，婚姻法主要调整的系人身关系及与从属于人身关系的财产关系，故婚姻法本质上是身份法而非财产法，以意思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合同法在婚姻法律关系中一般不能适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婚姻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对涉及人身性质的约定，因与婚姻法相抵触，故是无效的。对因夫妻间扶养关系及对子女抚养关系而因此对扶养费的约定，因系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当事人不能任意约定，故对该约定在实体上应没有约束力。对夫妻财产的约定，当事人在不违反强行法的情形下可任意约定。故婚姻当事人间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其范围是很窄的。
对最高法院关于对调解工作的解释，其性质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对当事人超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一方面受到相应实体法的规制，也受到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及所争议标的的限制，故对当事人在和好协议达成的有违婚姻法及相关实体法规定的约定，法院不应予以准许，对当事人达成的有关夫妻财产的约定，实际上系双方当事人创设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不符，不能产生合同法关于合同上的效力。
对本文案例的分析
案例中吴某与时某在离婚案件中达成的和好协议，和好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超出了离婚案件审理的范围，且该约定以离婚为条件而对夫妻财产进行处分，违反了婚姻法强行性规定，故第二条的约定是无效的。吴某的哥哥在借贷案中能否承担责任，要看吴某与时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财产是否作出约定，如没有约定，则应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吴某与时某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权利，时某的哥哥以借条的形式向吴某取得100000元后交由时某，对时某与吴某的共同财产并未产生影响，故在借贷案中时某的哥哥不应承担责任。当然，如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作出约定，则应另当别论。
对审判实践的思考
在离婚案件中，法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批案件经调解和好结案，对维护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对调解和好协议的范围与效力缺乏有效的规制，也出现了如前文所列的负面效果。建议在审判实践中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好时，就有关约定尽量不要载入和好协议中，如需要记入，应尽量引导当事人订立一些倡导性条款，对当事人有关对财产的约定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应引导当事人另行协商。对当事人达成的违反强行法规定的内容，审判人员应进行审查，并予以剔除。
本文作者：肖文 查字典原创投稿
我国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及对策
肖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还改变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离婚案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从20xx年至20xx年底我庭所统计的数据来看，20xx年我庭共受理民事诉讼案结案213件，其中离婚案件61件，解除婚姻关系的43件，撤诉10件，调解和好的8件。离婚案件案占案件总数的28.6%，解除婚姻关系占离婚案件案总数的70.4%。20xx年我庭共受理民事诉讼案结案176件，其中离婚案件73件，解除婚姻关系的52件,撤诉20件，调解和好的1件。离婚案件案占案件总数的41.4%，解除婚姻关系占离婚案件案总数的73.7%。20xx年我庭共受理民事诉讼案结案128件，其中离婚案件63件，解除婚姻关系的50件，撤诉12件，调解和好的1件。离婚案件案占案件总数的49.2%，解除婚姻关系占离婚案件案总数的79.3%。由以上数据可见离婚案件的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婚姻是两性结合的方式，是家庭的前提。家庭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婚姻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离婚率的逐年上升自然会给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离婚率持续上升呢？下面从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来探究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及对策。
一、结合我庭受理案件的情况，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离婚双方的个人因素
1、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结婚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的人生大事，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和现状却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不断变迁。近几年来形成的“超脱”婚恋观，网恋、、“闪婚”等现象不断出现。而且主要集中在年轻的新新女性身上。这是由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特质所决定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多，模仿能力强，社会道德观念不高，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新新人类认为，现代社会的恋爱、婚姻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自己的感觉最重要，如果不合适就散伙，快结快离，互不拖累。婚姻观念比较淡薄，在对待离婚上态度不慎重而导致离婚可能性大大增加。
2、草率结婚导致婚姻品质的下降。随着现代思想观念的解放，婚前性行为增多。未婚先孕呈直线上升。双方在一时冲动没有准备时怀孕，会导致强迫结婚。这样茫然结婚使得婚姻变得很牵强，因为也许对方在思想、性格、习惯方面并不适合你；也许他并不是你理想中的对象；也许小孩会成为你们生活的负担，种种不良因素为婚后的不幸埋下了种子。而且未婚先孕往往表现为闪婚，即双方从认识到结婚很可能不超过半年，这样草率的结合为日后的离婚埋下了隐患。
3、相互了解少性格脾气不合。在现在的农村由于是中间人介绍而且相互见面的机会很少，相互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有的还保留着相亲、下聘、给彩礼等习惯，而且彩礼数额也相当“可观”在结婚前男方父母东拼西凑把彩礼凑齐，结婚后生活困难，俗话说：“贫贱夫妻百日哀”。夫妻之间也就会因为生活中琐碎的小事而大打出手而使婚姻无法维持。
4、家庭暴力日益增长，使得婚姻难以维系。
家庭暴力是家庭生活中最危险的“杀手”，在结婚后由于、第三者、经济问题、心理变态等而实施对对方使以暴力，它对婚姻的伤害是致命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在家庭中常常发生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形式，那就是冷暴力。即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得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如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等。这些表现形式使得双方的交流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导致交叉线变平行线，走向离婚的边缘。
（二）、社会因素
1、家庭功能的改变，家庭的重要性减少，聚合力减弱。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组织。它提供了社会教育、宗教、娱乐、经济、性节制等功能，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转变，在今日高度分工的社会，家庭的多样功能已逐渐为社会其他的制度所取代，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少，不少人仅把家庭看成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家庭的重要性不复从前，同样会导致离婚率的提高。
2离婚法律手续简化，导致离婚率增加。从20xx年10月1日起，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婚姻登记手续相对简化，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当天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以前很多人没有选择离婚主要是因为手续的繁琐，而且在法院办理也有好多相应的程序，现在手续简化后再也不想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这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
3、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法律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规定。对损害赔偿的范围、数额都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赔偿，我国只规定了可 以有相应的补偿，但没有一定的标准，实际操作很难。只规定配偶有过错一方的损害赔偿，而没有规定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这对于仍想维护现有婚姻关系的受害配偶方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婚姻的继续维持。
二、针对原因提出降低离婚率的对策
（一）、应不断完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制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物质损害赔偿是由一方的行为造成另一方财产上的灭失或毁损、减少，主要是不忠的一方配偶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作第三者的供养费用。精神损害赔偿，即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配偶的婚外不忠行为中受到的精神伤害。人民法院应该根据有过错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决定赔偿的数额。但是仅仅将不忠行为的责任方式拘泥于金钱上的赔偿，或是赔礼道歉这些轻而易举的民事责任方式，受害方大多会由于并未遭受太多的损失而重新踏入“雷区”。如此治标不治本。只有加大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我国相关法律还应规定其他责任方式，婚外不忠行为给受害方的人格尊严遭到一定程度的践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恢复了受害方的名誉，也使侵害方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严厉的法律约束之下，对婚外不忠行为三思而后行。
关键词: 离婚/自由/保护/救济
当面对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更多的因父母离婚而受到伤害的儿童以及因离婚而陷入贫困和痛苦的一方当事人时，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应该建构一套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将离婚给当事人的伤害降至最小程度，并切实保障离婚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不因离婚而陷入贫困。
一、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限制
（一）自由的相对性特征
“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1] 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要求行为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妨碍、不损害其它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以说自由就是社会正义，或者说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说要准确把握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二）离婚自由的相对性表现
离婚自由相对性主要表现在婚姻法自身的约束。
首先，婚姻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离婚自由是对结婚自由的补充和完善，是对婚姻自由的保障。无论结婚自由还是离婚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和离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指明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因此不得滥用离婚自由这一权利损害配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利益。
其次，婚姻法在属性上虽是私法性质，但亦应该看到婚姻家庭主体之间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利益价值运行规则，人身依附关系、伦理关系强烈，家庭成员间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所以2001年修正《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在一定程度上对离婚自由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和必要的调整。
最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对婚姻自由的理解上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离婚自由的相对性、地域特性、特殊性更为强烈。所以2001年《婚姻法》第五十条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婚姻家庭法作出允许变通的规定。
（三）正确理解离婚自由应有之意
真正做到离婚自由将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应有之意应为：
1、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为基本前提，这是由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结合）和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2、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埋葬死亡的婚姻，是为了解除双方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而不应该因为离婚而加重痛苦或造成新的折磨。
3、离婚自由体现的是社会正义，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特有的生活困境，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其他成员创伤式的精神伤害。
4、结婚意味着爱情的结合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承担，离婚也应该反映爱情的破灭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应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缺失。[2]
二、离婚具体法律制度的相关构思
（一）离婚原因立法宜采用概括的破绽主义
婚姻法关于离婚原因应采用概括的破绽主义，即以婚姻破裂为离婚的惟一充分而必要的理由，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双方当事人就离婚达成合意即可申请离婚，由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申请，领取离婚证。如仅就离婚达成合意，就财产的分割没有能达成协议的，由婚姻当事人单独向法院提起分割财产的诉讼。
2、婚姻双方当事人均无证实对方有过错或因犯罪行为造成婚姻破裂的义务。
3、“婚姻破裂”的标准确定为配偶一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无效。除法律明确规定外，婚姻当事人无需向法院说明离婚理由，法院只审查确系婚姻当事人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确认。
4、不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有过错而剥夺其提起离婚的权利，否则在当事人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这一死亡婚姻将无法解除。
5、应当尊重婚姻法对离婚权的限制，如在女方怀孕、哺乳期内，男方不得提起离婚诉讼等。
（二）确定共同财产分配的按需分配原则
离婚财产分割方法是离婚自由利益衡平机制的重要一环，生活中有人极端地认为“离婚官司就是分财产官司”，而现实也表明多数离婚诉讼的财产分配左右着当事人对待离婚的态度。
夫妻财产制度及其离婚时分割方法的演进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社会正义理念的逐步实现。从妻子离婚后一无所有的财产并吞制到可以拿回部分嫁妆价金的统一财产制、从夫妻各自所有的分别财产制到离婚时有权获得一半财产的共同财产制，直至结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离婚时有权分享增值的分享财产制，更多的国家对家务劳动给予与职业劳动等同价值的评价。无论夫妻双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经济收入，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视为相同，因此，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离婚时公平财产分割法，一方仍有权分得对方的财产。中国2001年修正《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离婚时适用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等原则，但这些貌似公平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所引致的后果常常使当事人感觉不公平，违背正义的理念。因为尽管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分割的原则隐含着保护无社会工作、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一方的利益的理念，但这只是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对家务劳动付出的回报。但是，从事家务劳动一方减损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补偿，也无法分享因其贡献而提高了人力资本一方的预期利益。
笔者认为，中国婚姻法应当采用公平财产分割法，公平分割财产的机制就是要在离婚时，主要不考虑婚姻期间财产的状况和财产的来源，而重点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因此，各方面条件处于弱势的一方，不仅可以分割一半共有财产或分享对方增值的财产，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比例：
1、分割财产时首先区分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区分的标准有（1）当事人约定，婚姻当事人就全部或部分财产的性质进行约定的，从其约定；（2）取得时间，结婚之前取得的为个人财产，结婚以后取得的为共同财产；（3）财产性质，专属于婚姻当事人一方的财产为个人财产，其余均为共同财产。
2、对共同财产的分配不再与过错相联系，分配的标准是以当事人当时或未来的财产需要和收入能力为基础。分配时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夫妻双方各自的就业能力、商业机会；（2）夫妻双方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3）夫妻双方各自的身体状况、年龄差异；（4）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质量；（5）婚姻持续的时间和各自对家庭的贡献。
（三）确立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原则
对于有未成年子女而需要离婚的家庭，现行2001年修正《婚姻法》没有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角度进行规范，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从程序和实体诸方面设计，保护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的离婚过程中受到最小的伤害。
1、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进行。
与诉讼离婚相比较，两愿离婚更不利于社会对婚姻的挽救，婚姻登记机关只要审查离婚合意是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同意离婚，发给离婚证，并不问双方当事人对离婚引起的其他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有没有尽到责任。现实中，有很多的当事人为了尽快达到离婚的目的、或为了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甚至迫于对方的压力等原因，会主动放弃代未成年子女向对方索要抚养费或足额生活费的权利，表面上是自愿的，但其实质是违反婚姻法精神的，将未成年子女置于危险困境的边缘，极易导致未成年人陷于贫困和痛苦之中。强制通过诉讼程序离婚，法院会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减少其因父母离婚陷于贫困和痛苦之中的可能性。
2、采取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为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暂缓离婚。
可由法律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凡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要离婚的，配偶双方必须先就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达成一个令社会能够接受的合意，由受理离婚诉讼的法院进行审查，在配偶双方没有就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达成一个令社会能够接受的合意之前，离婚诉讼中止进行。
（四）建立配套的离婚辅助救济制度
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应当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离婚救济制度通过损害赔偿强制过错方补偿无过错方的损害，抚慰受害者的精神，达到明辨是非、分清责任的目的，实现法律正义；通过离婚扶养费、补偿费和经济帮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时的弱势一方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综观各国立法，离婚救济制度有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扶养、离因补偿和离婚经济帮助等多种形式：
1、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3] 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因为，过错可以不作为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法律对确因一方过错所引起的离婚不应无所作为，只有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但是，近年来，对在无过错离婚的背景下是否还应采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思与讨论。有学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背离了无过错离婚原则，加大了离婚成本，有使纠纷时间延长、扩大当事人之间的鸿沟，延缓当事人走出阴影之嫌。[4] 这种反思在制定法律上得到了反映，如2000年修订的瑞士民法典亲属编取消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设立了易于操作的离婚扶养制度，对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一方生活困难者与遭受损失者通过离婚扶养予以保护和救济。
2、离婚扶养
综观现代各国的离婚扶养制度，原则上是基于需要，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情况，是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原配偶提供的必要的救济方法，以公平和补偿为理念。离婚扶养与夫妻之间的扶养性质不同，离婚已解除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双方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即已消灭。但对于因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或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一方，则通过离婚扶养的方式，补救因离婚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补偿当事人一方因结婚所产生的对婚姻信赖利益的损失。设立离婚扶养制度意在确保离婚自由的同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婚姻关系中弱者的利益，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减轻社会负担。所以有学者认为，离婚扶养请求权是因夫妻身份而生之扶养义务在离婚时的延伸和表现，或者说是离婚导致的婚姻生活保持请求权的丧失之填补或救济，是对离婚不良后果的有效弥补。[5] 离婚扶养制度变化的趋势是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逐渐摈弃过错理念，不拘泥于形式平等。
3、离因补偿
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离因补偿重在公平，保障离婚当事人不因离婚而造成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减少离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离因补偿的请求权人无须负担他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判。如法国民法典第270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配偶得向另一方配偶支付旨在补偿因婚姻中断而造成的各自生活条件差异的补偿金。补偿的数额，依受领方的需要以及给付方的收入情况而定，但一般应当考虑离婚时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种情况的变化。
4、离婚经济帮助
离婚经济帮助是指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一方，另一方有扶养能力的应当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困难方一定的资助的制度。离婚经济帮助是中国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一直沿用的离婚救济方式。
2001年修订《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应对困难一方给予经济帮助的基础上，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强化了经济帮助的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它反映了我国有关离婚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由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发展为保障离婚自由、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不可否认，这一离婚救济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立法观念仍显落后，一些法律条文只注重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未充分考虑实际结果的公平与平等，这就使表面上公平平等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身处弱势一方的利益难以得到救济。如修订后的离婚经济帮助仍然存在条件苛刻、帮助时间短、适用范围窄，受助者难以得到真正帮助的问题。其次，各种相关规定仍过于抽象、有些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关于离婚时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规定就几乎是形同虚设。[6] 再次，程序公平的重要性没有得到重视，如损害赔偿的取证难就是由于举证规则没有从受害方的视角为他们着想，其结果必然造成离婚损害赔偿难以真正实现其本应有的作用和价值，甚至引起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如何将公平原则、补偿原则、衡平理念实质性地体现在我国的离婚制度和保护妇女离婚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制定出一套不拘泥于形式平等，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周密严谨，操作性强的离婚衡平制度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与完善
（一）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1、婚姻案件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分析
婚姻纠纷属于民事关系纠纷的范畴，但与其他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的普通民事案件又有所不同，因为婚姻关系是以人身关系为主、财产关系为辅，财产关系大多带有强制性，且权利义务的对等互动要求低。[7] 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制度已作了某些特殊规定，如起诉权的特别限制、必须的调解程序等，然而这些特殊规定并不能完全适应婚姻案件审理的需要，因为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的普适性与婚姻诉讼的特殊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1）普通民事诉讼的对抗性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婚姻案件虽然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是比较激烈的冲突，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自然属性、人身和伦理属性，使他们之间的争议不仅需要运用事实和证据加以解决，更重要的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此处理案件时要考虑合情合理合法，要考虑他们日后生活的和睦相处，以对抗式诉讼处理婚姻案件，容易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案件向极端方向发展，造成当事人之间互不相让、彼此敌视。
（2 ）普通民事诉讼的公开性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婚姻案件一味强调公开原则，对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许弊大于利，尤其在我国“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文化影响下，婚姻纠纷本来就是不可示人的私事，在大众面前论争，会使双方受到很大的伤害，一旦公开审理，双方为了面子都想胜诉，其行为可能会走上极端，结局可能会只剩离婚一种了，婚姻关系改善几乎不再可能。
（3）普通民事诉讼对审判效率的追求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强调“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是正确的，但对于婚姻案件强调效率未必有益。有时，婚姻诉讼的发生是出于当事人的一时激愤，对这类案件除了依据事实和法律处理外，时间也是很好的方法，给当事人较长时间思考、反思，也给了当事人自己妥善处理矛盾和亲友协助转化矛盾以较充分的时间，所以对婚姻案件宜拖延不宜速决。[8]
2、建立婚姻案件专门民事诉讼程序
制定专门的婚姻诉讼法或者民事诉讼法中的婚姻特别程序，建立专业化的法官和法庭。
（1）离婚案件的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前提条件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一般而言，在离婚诉讼中导致双方当事人无法就离婚诉讼达成协议的情形主要包括有是否同意离婚、子女由谁抚养、抚养费用的确定、夫妻财产如何分割以及共同债务的承担等问题。有的就其中一个问题争执，有的就多个问题争执。实际生活中，大量的普通的离婚案件不属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
（2）离婚案件的审理不设最长期限。
就离婚案件个案而言，没有审理期限的限制，给当事人较长时间思考、反思，也给了当事人自己妥善处理矛盾和亲友协助转化矛盾以较充分的时间，要求承办法官高度的自我约束。
（3）强化法院审理期间的调解力度。
调解是离婚诉讼法定的不能省略的必经程序，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贯彻调解原则，从受理案件开始到判决前为止，审判人员都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调解。[9] 同时，调解不仅是审理离婚案件的程序性要件，也是判断应否准予离婚的实质性要件之一，只有当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时，法院才可以准予离婚。
（4）对离婚案件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判决，实行一审终审。
离婚诉讼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有关身份关系的判决应当确定一审终审原则，避免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否则对社会、对他人均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二）加快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1、实施自由离婚制度与发展社会保障机制的关系
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结婚、组成家庭是婚姻当事人减轻社会对个人不利影响的堡垒，离婚使得婚姻当事人抗击外部对己冲击的能力减弱，如果社会保障体制能够及时弥补所丧失的婚姻家庭的这一功能，对于平衡其利益、慰抚其精神，尽可能减少离婚事件给当事人的生活以及社会安定带来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使当事人不必因离婚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长期忍受配偶的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能够让当事人在这些行为发生之初即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从而真正实现离婚自由。
2、加快发展与离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离婚后社会保障救济制度。对离婚后造成的一方陷于贫困，可以通过离婚辅助救济途径解决，如果不能使生活困难者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国家应当承担离婚后的社会保障救济责任，即离婚后生活困难的或在社会上失去竞争力的一方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救济。
如英国现行的法律在处理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上，强调要把这些问题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去考虑，因为英国离婚的人群当中大部分是收入较低的平民，在离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付比较高的抚养费几乎是不现实的。相当一部分英国妇女在结婚以后，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照顾家庭，失去了必要的在社会上竞争劳动岗位的能力，或者说她占有的社会资源与其他人相比要少得多。 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妇女离婚后就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救济，她也不必因为担心离婚之后得不到生活保障，而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中继续迁就下去。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婚姻家庭的立法有深远意义。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建设绝对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步发展，因为家庭物质生活的内容与社会保障制度息息相关。这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以对离婚之后的弱势一方提供更趋公平合理的法律救济。
注释:
[1] [英]埃德蒙·柏克著，蒋庆、王瑞昌译，《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106页。
[2] 梁冰、王道强：“论 ‘离婚自由’的’必然性’和’相对性’”，载中国法学网，iolaw.org.cn/shownews.asp?id=12503，2005年7月4日。
[3] 《法国民法典》，罗洁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4] 罗丽：“论日本的离婚抚慰金制度”，载《法学评论》2002年卷第2期。
[5] 陈小君著，《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6] 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7] 曹诗权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关键词：离婚自由保护救济
当面对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更多的因父母离婚而受到伤害的儿童以及因离婚而陷入贫困和痛苦的一方当事人时，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应该建构一套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将离婚给当事人的伤害降至最小程度，并切实保障离婚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不因离婚而陷入贫困。
一、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限制
（一）自由的相对性特征
“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1]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要求行为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妨碍、不损害其它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以说自由就是社会正义，或者说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说要准确把握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二）离婚自由的相对性表现
离婚自由相对性主要表现在婚姻法自身的约束。
首先，婚姻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离婚自由是对结婚自由的补充和完善，是对婚姻自由的保障。无论结婚自由还是离婚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和离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指明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因此不得滥用离婚自由这一权利损害配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利益。
其次，婚姻法在属性上虽是私法性质，但亦应该看到婚姻家庭主体之间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利益价值运行规则，人身依附关系、伦理关系强烈，家庭成员间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所以2001年修正《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在一定程度上对离婚自由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和必要的调整。
最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对婚姻自由的理解上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离婚自由的相对性、地域特性、特殊性更为强烈。所以2001年《婚姻法》第五十条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婚姻家庭法作出允许变通的规定。
（三）正确理解离婚自由应有之意
真正做到离婚自由将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应有之意应为：
1、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为基本前提，这是由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结合）和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2、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埋葬死亡的婚姻，是为了解除双方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而不应该因为离婚而加重痛苦或造成新的折磨。
3、离婚自由体现的是社会正义，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特有的生活困境，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其他成员创伤式的精神伤害。
4、结婚意味着爱情的结合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承担，离婚也应该反映爱情的破灭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应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缺失。[2]
二、离婚具体法律制度的相关构思
（一）离婚原因立法宜采用概括的破绽主义
婚姻法关于离婚原因应采用概括的破绽主义，即以婚姻破裂为离婚的惟一充分而必要的理由，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双方当事人就离婚达成合意即可申请离婚，由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申请，领取离婚证。如仅就离婚达成合意，就财产的分割没有能达成协议的，由婚姻当事人单独向法院提起分割财产的诉讼。
2、婚姻双方当事人均无证实对方有过错或因犯罪行为造成婚姻破裂的义务。
3、“婚姻破裂”的标准确定为配偶一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无效。除法律明确规定外，婚姻当事人无需向法院说明离婚理由，法院只审查确系婚姻当事人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确认。
4、不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有过错而剥夺其提起离婚的权利，否则在当事人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这一死亡婚姻将无法解除。
5、应当尊重婚姻法对离婚权的限制，如在女方怀孕、哺乳期内，男方不得提起离婚诉讼等。
（二）确定共同财产分配的按需分配原则
离婚财产分割方法是离婚自由利益衡平机制的重要一环，生活中有人极端地认为“离婚官司就是分财产官司”，而现实也表明多数离婚诉讼的财产分配左右着当事人对待离婚的态度。
夫妻财产制度及其离婚时分割方法的演进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社会正义理念的逐步实现。从妻子离婚后一无所有的财产并吞制到可以拿回部分嫁妆价金的统一财产制、从夫妻各自所有的分别财产制到离婚时有权获得一半财产的共同财产制，直至结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离婚时有权分享增值的分享财产制，更多的国家对家务劳动给予与职业劳动等同价值的评价。无论夫妻双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经济收入，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视为相同，因此，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离婚时公平财产分割法，一方仍有权分得对方的财产。中国2001年修正《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离婚时适用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等原则，但这些貌似公平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所引致的后果常常使当事人感觉不公平，违背正义的理念。因为尽管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分割的原则隐含着保护无社会工作、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一方的利益的理念，但这只是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对家务劳动付出的回报。但是，从事家务劳动一方减损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补偿，也无法分享因其贡献而提高了人力资本一方的预期利益。
笔者认为，中国婚姻法应当采用公平财产分割法，公平分割财产的机制就是要在离婚时，主要不考虑婚姻期间财产的状况和财产的来源，而重点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因此，各方面条件处于弱势的一方，不仅可以分割一半共有财产或分享对方增值的财产，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比例：
1、分割财产时首先区分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区分的标准有（1）当事人约定，婚姻当事人就全部或部分财产的性质进行约定的，从其约定；（2）取得时间，结婚之前取得的为个人财产，结婚以后取得的为共同财产；（3）财产性质，专属于婚姻当事人一方的财产为个人财产，其余均为共同财产。
2、对共同财产的分配不再与过错相联系，分配的标准是以当事人当时或未来的财产需要和收入能力为基础。分配时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夫妻双方各自的就业能力、商业机会；（2）夫妻双方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3）夫妻双方各自的身体状况、年龄差异；（4）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质量；（5）婚姻持续的时间和各自对家庭的贡献。
（三）确立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原则
对于有未成年子女而需要离婚的家庭，现行2001年修正《婚姻法》没有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角度进行规范，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从程序和实体诸方面设计，保护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的离婚过程中受到最小的伤害。
1、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进行。
与诉讼离婚相比较，两愿离婚更不利于社会对婚姻的挽救，婚姻登记机关只要审查离婚合意是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同意离婚，发给离婚证，并不问双方当事人对离婚引起的其他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有没有尽到责任。现实中，有很多的当事人为了尽快达到离婚的目的、或为了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甚至迫于对方的压力等原因，会主动放弃代未成年子女向对方索要抚养费或足额生活费的权利，表面上是自愿的，但其实质是违反婚姻法精神的，将未成年子女置于危险困境的边缘，极易导致未成年人陷于贫困和痛苦之中。强制通过诉讼程序离婚，法院会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减少其因父母离婚陷于贫困和痛苦之中的可能性。
2、采取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为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暂缓离婚。
可由法律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凡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要离婚的，配偶双方必须先就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达成一个令社会能够接受的合意，由受理离婚诉讼的法院进行审查，在配偶双方没有就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达成一个令社会能够接受的合意之前，离婚诉讼中止进行。
（四）建立配套的离婚辅助救济制度
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应当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离婚救济制度通过损害赔偿强制过错方补偿无过错方的损害，抚慰受害者的精神，达到明辨是非、分清责任的目的，实现法律正义；通过离婚扶养费、补偿费和经济帮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时的弱势一方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综观各国立法，离婚救济制度有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扶养、离因补偿和离婚经济帮助等多种形式：
1、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3]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因为，过错可以不作为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法律对确因一方过错所引起的离婚不应无所作为，只有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但是，近年来，对在无过错离婚的背景下是否还应采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思与讨论。有学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背离了无过错离婚原则，加大了离婚成本，有使纠纷时间延长、扩大当事人之间的鸿沟，延缓当事人走出阴影之嫌。[4]这种反思在制定法律上得到了反映，如2000年修订的瑞士民法典亲属编取消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设立了易于操作的离婚扶养制度，对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一方生活困难者与遭受损失者通过离婚扶养予以保护和救济。
2、离婚扶养
综观现代各国的离婚扶养制度，原则上是基于需要，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情况，是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原配偶提供的必要的救济方法，以公平和补偿为理念。离婚扶养与夫妻之间的扶养性质不同，离婚已解除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双方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即已消灭。但对于因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或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一方，则通过离婚扶养的方式，补救因离婚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补偿当事人一方因结婚所产生的对婚姻信赖利益的损失。设立离婚扶养制度意在确保离婚自由的同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婚姻关系中弱者的利益，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减轻社会负担。所以有学者认为，离婚扶养请求权是因夫妻身份而生之扶养义务在离婚时的延伸和表现，或者说是离婚导致的婚姻生活保持请求权的丧失之填补或救济，是对离婚不良后果的有效弥补。[5]离婚扶养制度变化的趋势是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逐渐摈弃过错理念，不拘泥于形式平等。
3、离因补偿
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离因补偿重在公平，保障离婚当事人不因离婚而造成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减少离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离因补偿的请求权人无须负担他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判。如法国民法典第270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配偶得向另一方配偶支付旨在补偿因婚姻中断而造成的各自生活条件差异的补偿金。补偿的数额，依受领方的需要以及给付方的收入情况而定，但一般应当考虑离婚时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种情况的变化。
4、离婚经济帮助
离婚经济帮助是指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一方，另一方有扶养能力的应当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困难方一定的资助的制度。离婚经济帮助是中国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一直沿用的离婚救济方式。
2001年修订《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应对困难一方给予经济帮助的基础上，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强化了经济帮助的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它反映了我国有关离婚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由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发展为保障离婚自由、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不可否认，这一离婚救济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立法观念仍显落后，一些法律条文只注重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未充分考虑实际结果的公平与平等，这就使表面上公平平等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身处弱势一方的利益难以得到救济。如修订后的离婚经济帮助仍然存在条件苛刻、帮助时间短、适用范围窄，受助者难以得到真正帮助的问题。其次，各种相关规定仍过于抽象、有些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关于离婚时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规定就几乎是形同虚设。[6]再次，程序公平的重要性没有得到重视，如损害赔偿的取证难就是由于举证规则没有从受害方的视角为他们着想，其结果必然造成离婚损害赔偿难以真正实现其本应有的作用和价值，甚至引起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如何将公平原则、补偿原则、衡平理念实质性地体现在我国的离婚制度和保护妇女离婚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制定出一套不拘泥于形式平等，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周密严谨，操作性强的离婚衡平制度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与完善
（一）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1、婚姻案件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分析
婚姻纠纷属于民事关系纠纷的范畴，但与其他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的普通民事案件又有所不同，因为婚姻关系是以人身关系为主、财产关系为辅，财产关系大多带有强制性，且权利义务的对等互动要求低。[7]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制度已作了某些特殊规定，如权的特别限制、必须的调解程序等，然而这些特殊规定并不能完全适应婚姻案件审理的需要，因为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的普适性与婚姻诉讼的特殊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1）普通民事诉讼的对抗性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婚姻案件虽然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是比较激烈的冲突，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自然属性、人身和伦理属性，使他们之间的争议不仅需要运用事实和证据加以解决，更重要的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此处理案件时要考虑合情合理合法，要考虑他们日后生活的和睦相处，以对抗式诉讼处理婚姻案件，容易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案件向极端方向发展，造成当事人之间互不相让、彼此敌视。
（2）普通民事诉讼的公开性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婚姻案件一味强调公开原则，对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许弊大于利，尤其在我国“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文化影响下，婚姻纠纷本来就是不可示人的私事，在大众面前论争，会使双方受到很大的伤害，一旦公开审理，双方为了面子都想胜诉，其行为可能会走上极端，结局可能会只剩离婚一种了，婚姻关系改善几乎不再可能。
（3）普通民事诉讼对审判效率的追求不适用于婚姻案件
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强调“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是正确的，但对于婚姻案件强调效率未必有益。有时，婚姻诉讼的发生是出于当事人的一时激愤，对这类案件除了依据事实和法律处理外，时间也是很好的方法，给当事人较长时间思考、反思，也给了当事人自己妥善处理矛盾和亲友协助转化矛盾以较充分的时间，所以对婚姻案件宜拖延不宜速决。[8]
2、建立婚姻案件专门民事诉讼程序
制定专门的婚姻诉讼法或者民事诉讼法中的婚姻特别程序，建立专业化的法官和法庭。
（1）离婚案件的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前提条件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一般而言，在离婚诉讼中导致双方当事人无法就离婚诉讼达成协议的情形主要包括有是否同意离婚、子女由谁抚养、抚养费用的确定、夫妻财产如何分割以及共同债务的承担等问题。有的就其中一个问题争执，有的就多个问题争执。实际生活中，大量的普通的离婚案件不属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
（2）离婚案件的审理不设最长期限。
就离婚案件个案而言，没有审理期限的限制，给当事人较长时间思考、反思，也给了当事人自己妥善处理矛盾和亲友协助转化矛盾以较充分的时间，要求承办法官高度的自我约束。
（3）强化法院审理期间的调解力度。
调解是离婚诉讼法定的不能省略的必经程序，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贯彻调解原则，从受理案件开始到判决前为止，审判人员都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调解。[9]同时，调解不仅是审理离婚案件的程序性要件，也是判断应否准予离婚的实质性要件之一，只有当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时，法院才可以准予离婚。
（4）对离婚案件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判决，实行一审终审。
离婚诉讼审理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有关身份关系的判决应当确定一审终审原则，避免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否则对社会、对他人均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二）加快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1、实施自由离婚制度与发展社会保障机制的关系
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结婚、组成家庭是婚姻当事人减轻社会对个人不利影响的堡垒，离婚使得婚姻当事人抗击外部对己冲击的能力减弱，如果社会保障体制能够及时弥补所丧失的婚姻家庭的这一功能，对于平衡其利益、慰抚其精神，尽可能减少离婚事件给当事人的生活以及社会安定带来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使当事人不必因离婚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长期忍受配偶的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能够让当事人在这些行为发生之初即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从而真正实现离婚自由。
2、加快发展与离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离婚后社会保障救济制度。对离婚后造成的一方陷于贫困，可以通过离婚辅助救济途径解决，如果不能使生活困难者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国家应当承担离婚后的社会保障救济责任，即离婚后生活困难的或在社会上失去竞争力的一方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救济。
如英国现行的法律在处理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上，强调要把这些问题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去考虑，因为英国离婚的人群当中大部分是收入较低的平民，在离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付比较高的抚养费几乎是不现实的。相当一部分英国妇女在结婚以后，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照顾家庭，失去了必要的在社会上竞争劳动岗位的能力，或者说她占有的社会资源与其他人相比要少得多。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妇女离婚后就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救济，她也不必因为担心离婚之后得不到生活保障，而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中继续迁就下去。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婚姻家庭的立法有深远意义。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建设绝对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步发展，因为家庭物质生活的内容与社会保障制度息息相关。这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以对离婚之后的弱势一方提供更趋公平合理的法律救济。
参考文献：
[1][英]埃德蒙·柏克著，蒋庆、王瑞昌译，《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106页。
[2]梁冰、王道强：“论‘离婚自由’的‘必然性’和‘相对性’”。
[3]《法国民法典》，罗洁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4]罗丽：“论日本的离婚抚慰金制度”，载《法学评论》2002年卷第2期。
[5]陈小君著，《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6]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7]曹诗权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关键词：婚姻案件；结婚证；婚姻法；瑕疵；处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月，我国离婚率连续六年呈现递增状态，到2012年，我国离婚率仍然继续攀升。不完全统计，有47.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也就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五千多个家庭解体。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线城市的人群来说，离婚率遥遥领先。在某些城市，到民政局离婚人员远比结婚人员多。相应的由于各种矛盾导致的离婚案件也越来越多，有效的结婚证是处理离婚案件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很多结婚证存在着瑕疵，使得大量离婚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一、当前婚姻案件结婚证存在的瑕疵
近年来，我院在在审查离婚案件时结婚证存在瑕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当事人虚报结婚年龄办理结婚登记的；②当事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结婚登记的；③未按照相关程序合理领取结婚证；④结婚证登记信息与本人身份信息不符的。行政机关颁发的结婚证是确认双方之间具有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只对结婚证上载明的主体有约束力。
二、针对结婚证存在的瑕疵提出相关途径来救济
结婚证有瑕疵，有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有的则是婚姻登记部门工作不规范造成的瑕疵，是否据此认定双方不具有夫妻关系，不予立案受理，当事人又通过何种途径来救济？本人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情形而分别作出处理。
1.当事人虚报结婚年龄办理结婚登记的
主要表现为：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未到法定婚龄，虚报结婚年龄办理结婚登记，结婚证上载明的主体与实际共同生活者一致。
当事人虽未达婚龄领取了结婚证，但其提出离婚时，已达法定结婚年龄，无效婚姻情形已消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的婚姻不属无效婚姻。无效婚姻的判断，应以时的情况为准。为此，应以离婚案件立案受理，无需再补办结婚登记，也不应以无效婚姻来处理。当事人因感情破裂，导致一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如强调双方重新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再来离婚，而另一方往往处于不配合的状态，不愿重新办理结婚证，那么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就无从得到救济。
2.当事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结婚登记的
主要表现为：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时未到法定婚龄，用姐或哥的身份证办理结婚登记，导致结婚证上所载明的主体与实际共同生活者不相符合。
由于结婚证的效力主要是针对结婚证上的双方有一定的约束力，对于实际生活者并没有起到有效作用。若实际共同生活双方请求离婚时，法院应该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由于该种情况冒用了别人的身份，因此，该结婚证对当事人无效，但对他人是有效的。根据相关婚姻法规定，若他人和结婚证上的配偶不是因为自愿而结婚的，则视为无效，不能够形成夫妻关系。对于此种情形，他人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提讼。
3.结婚证登记信息与本人身份信息不符的
主要表现为：结婚证登记的婚姻当事人的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与身份证上记载的同类信息细微差异，有的两者名字相同，但身份证号码有差别；有的身份证号码无差别，但两者名字有差别；有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均有差异，但照片相同，属同一人。其特征为结婚证上婚姻登记的主体与现实婚姻生活中的主体一致。
立案时不能简单的以结婚证登记的婚姻当事人的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与身份证上记载的同类信息有差异而拒绝立案。此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婚姻登记机关的失误所造成的，这与当事人没有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不完善时期，该种情形表现的尤为明显。有关婚姻登记的信息完全是人为填写，一旦工作人员没有较强的责任心，就会导致姓名中的字、出生年月以及出生地点等信息的错误，也就加大了后期离婚案件的处理难度。针对此种情形，应有办理结婚证件的单位出面进行说明，由于信息不符的主要责任在于婚姻登记机关，而不在于当事人，不能因为结婚证件的瑕疵而不予以立案。因此，瑕疵立案的情形消失，即达到符合立案的条件，就应当予以立案。
4.当事人未按照相关程序合理领取结婚证
主要表现为：其一，当事人同意结婚，但是为了图方便，自己没有亲自到民政局进行登记，而是依靠关系或者拿钱到民政局得到结婚证；其二，当事人不同意结婚，他人冒名顶替到民政局进行登记；
对于第一种情形，当事人没有亲自到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当事人是愿意与另一方结婚，是自愿的，因此，不影响该结婚证的效力，应当按照离婚的相关法律进行立案。对于第二种情形，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该种情形应视为婚姻不成立，按照《婚姻法》中有关胁迫婚姻的规定：自结婚之日起，应撤销结婚登记，恢复当事人的人生自由。如果当事人只提起离婚诉讼，没有其他任何要求，法院应按照正常离婚案件处理即可。若当事人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撤销该结婚证件；若当事人坚持离婚，法院应按照正常离婚案件进行处理。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离婚案件已经数见不鲜，尤其是遇到结婚证存在瑕疵等问题，法院人员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法律客观合理处理，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田家根，任雨霞.档案证明民政部门无过错后的思考——对婚姻登记工作谈几点设想[J].档案与建设，2005，（9）：50-51.
[2]王春荣.关于补办登记问题[J].法学杂志，2001，22（6）：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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