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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源泉

时间:2023-08-29 16: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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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源泉

第1篇

关键词:新疆能源;全国经济;支撑;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70-03

矿产资源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在当前和可预见将来的技术条件下,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和气态的自然矿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会发现更多的资源,对同一资源会提炼出更多用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但从时间维度考虑,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它只能是一个存量,而不是增量。新疆幅员辽阔,矿产资源富集,有“油盆煤海气库”之称,同时是我国地处第二亚欧大陆桥通往中亚和欧洲的桥头堡。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两大因素成就了新疆作为中国矿产资源接替区的地位。

一、新疆资源概况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人口2000余万,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地缘和区位优势明显,承担着中国能源战略供应和运转通道的重任,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我国最大的资源后备区。新疆矿产资源丰富,共发现矿产地5000余处、已发现的矿产有138种,探明储量的有117种,发现矿产占全国已知矿种的85%,列全国第二位,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达到43种①。资源富集的新疆一直被称为我国能源的“第三梯队”,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目前世界上成矿最有远景的地区之一,被国外学术界称为世界三大巨型成矿带有两个穿过新疆。据预测,目前,新疆煤炭预测储量2.19万亿吨,占全国预测总量的40%,位居全国首位;新疆境内5000km2以上的含煤盆地有7个,即准南煤田、准北煤田、准东煤田、吐—哈煤田、巴里坤—三塘湖煤田、伊宁煤田、焉耆煤田。1000km2以上的煤田有5个,即昭苏煤田、尼勒克煤田、尤尔都斯煤田、羊布拉克煤田、库车—拜城煤田②。石油远景资源储量213亿吨,占全国陆上资源总量的20%,未动用的石油储量居全国各油田之首。新疆原油生产方式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原油生产中自喷井比例为59%,远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新油区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已占到49%,居全国首位,并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③。天然气远景资源储量10.84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资源总量的32%④。

新疆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在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上涨与我国能源资源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新疆的资源、地缘优势更加凸显,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二、新疆的能源通道建设

制约新疆能源大规模开发的重要因素是能源通道问题,作为未来中国能源基地,必须规划公路、铁路、管道、输电线路、运输等能源通道建设以保障能源顺利东运。随着我国能源供给体系的不断健全,新疆在内外两种油气资源战略互补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天然气输送方面,2000年2月国务院第一次会议批准启动“西气东输”工程。 2004年10月1日西起新疆塔里木轮南油田,向东最终到达上海并延至杭州的西气东输工程一线输气管道全线贯通并投产,途经11个省区,全长4200公里,设计年输气能力120亿立方米,最终输气能力200亿立方米。2011年6月30日其干线全线投产的西气东输工程二线是我国第一条引入境外(中亚)天然气资源的战略通道工程,全长4978公里,从新疆输送主要来自中亚的天然气,以满足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能源需求。西气东输三线有望在今年(2011年)开始建设,整个项目将可能覆盖国内十个省市,其首站仍然与西气东输一线与二线一样,设在新疆,且部分管道走向与西气东输二线并行[注:sina.com.cn.西气东输三线投资或突破千亿元有望今年开建.2011年07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西气东输工程保证稳定供气30年以上。

煤炭输送方面,2009年11月4日,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在开工。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点项目,将在新疆、甘肃、宁夏三省区之间形成一条新的大能力快速铁路运输通道,有望加快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和外运,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国家发改委提出,到2015年

将把新疆准东盆地建成大型煤电煤化工基地,而正在建设中的运煤铁路专线还可将新疆吐鲁番—哈密的大量煤炭运往甘肃、青海、江西等6个省区,每年4亿吨的运力可大大解决内地的用煤难题。

此外,从可持续发展和地缘经济角度出发,单靠新疆地区很难完全实现西部对东部的油气开发和煤炭能源的战略接替,新疆周边中亚和俄罗斯是能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我们要建立以新疆为核心的面向中亚、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陆路能源输送网络,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与需求。确立立足自我与利用境外资源兼而并蓄的战略,变传统的资源开发区域为同时利用邻国油气资源的“桥头堡”。减缓我国西北油气开发强度及生产压力,确保这一地区油气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中哈石油管道的投产运行与西气东输二线与三线工程的设计和投产,是我国发挥新疆能源优势并结合中亚地区能源优势为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成功范例。在新疆构建我国陆上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已成为中国建立稳定、安全多元的国家全球能源资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的地缘战略选择。

三、新疆能源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保持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对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与大宗支柱性矿产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能源与消费现状是:中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迅速,油气、煤炭资源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能源资源却相当丰沛,这就形成了中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调”、“西气东输、海油登陆”、“西电东送”的能源输送大格局和大规模、长距离的能源运输体系。科学合理地利用西部能源资源事关我国经济建设大局。 源非常丰富,而自身消费有限,新疆以主要矿产的保有储量计算出的潜在人均拥有量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4倍,新疆的能源丰度高达4500吨标准煤/人,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6.5倍[注:刘志山. 关于新疆矿业开发战略的构想.2011年第3期/第32卷黄金.经济管理.]。作为我国典型的矿产资源大省区,全区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不仅可以保证新疆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可以支持全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基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矿产资源蕴藏量的不可替代性,新疆不仅可以发挥向内地输出能源资源的作用,还可肩负引进中亚地区能源以支撑全国经济高速发展需求桥头堡的使命。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新疆建设成全国大型油气生产和加工基地、大型煤炭基地、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全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示范基地、进口能源和紧缺矿产资源的陆上安全大通道的战略目标[注:sxcoal.com.2010-05-14.新疆能源“孤岛”困局如何破解.国家电网报.]。

新疆能源给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截至2008年年底,新疆年原煤外调830万吨,占当年煤炭产量的13.69%;输出原油861万吨,占当年原油产量的31.71%;生产天然气236.03亿立方米,输出157亿立方米,占当年总产量的66.52%。目前,仅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4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有力支撑点。2011年新疆计划煤炭外调量大约2000万吨,这比2010年1600多万吨的煤炭外调量增加近400万吨[注:前四月新疆外调煤炭641万吨.2011-06-03 09:13:22,亚心网.]。同时,新疆首个750千伏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输变电工程已全线贯通,并自2010年11月与西北电网联网工程建成投运,截至2011年2月18日,该工程已累计实现“疆电外送”10.01亿千瓦时,相当于向华北、华中输送电煤40.04万吨,极大地节省了铁路公路运力,提高了能源输送效率[注:国家电网新疆西北联网工程输送电量超10亿千瓦时.2011年02月21.国资委网站.];据新疆电源建设规划,预计2015年新疆总装机容量可达3460万~3950万千瓦,最大外送电力920万千瓦[注:2010-05-14.新疆能源“孤岛”困局如何破解.国家电网报.]。

四、利用新疆能源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新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自身优势将进一步提升。但作为重要的能源输出省份,新疆的能源开发没有带动中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地方政府仅获得少量的资源税和增值税的分成收入。国家对中央税收和垄断行业尤其是能源企业的倾斜政策富足了国库,养强了企业,造成了垄断者坐享行业“暴利”的结果,使得“富矿”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优势并未能造福当地民众,即便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由于缺少地方财

补贴,新疆的天然气价格竟高于西气东输的终点上海。新疆居民人均个人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及地方财政收入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步扩大,新疆正陷入“富饶的贫困”状态。新疆能源富国却未富疆的现实在这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一些百姓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使民族关系潜伏危机。基于此,中央政府重视新疆在全国未来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并充分开发新疆能源资源以保障全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应当认真研究、检验新疆在此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民生问题,切实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使当地民众感受到公平并使其能平等地参与新疆的发展进程,从本地区发展中受益才是根本之策。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状态下我国政府应谨慎处理的问题,如何在保证当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又促进全国经济整体得到发展是需要认真研究以对的问题,只要措施正确得当,完全可以把民族问题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当前,中央已意识到并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和富民问题。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做出决定,新疆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定在5%。未来,中央政府将在平衡利益保证稳定方面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新疆作为能源基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the sustaining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xinjiang’s energy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ang huan-li,zhu hong-ju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hebei, china)

第2篇

杨瑞龙较早地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制度供给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的结论。王小鲁评价了改革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认为资本形成加速对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更重要的贡献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傅晓霞等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指出体制改革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班玲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支持,即使经济一开始有所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制度创新非常必要。聂艳晖以索洛纳尔逊同期模型为基础,建立包含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而对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测度。薛宏雨以所有权、交易费用和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含制度要素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型,考察了1978—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定量测算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得出市场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张新杰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考虑到了地区间的差异性,因此他对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综合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论述和理论性的总结,对于沈阳经济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又上升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老工业基地,还没有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的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对CD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引入制度因素,构建广义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计量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经过数据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除多重共线、序列相关等问题后,方程整体和各个指标变量显著,符合各自的经济意义。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比较合适,能够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产出弹性为0.487,即资本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GDP变动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2012年沈阳经济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199.6亿元,比1999年的576.85亿元增长了近18倍,年均增长率约22.77%,远远大于GDP的增速。投资拉动了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投资过热现象出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62,与资本投入弹性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沈阳经济区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最小,说明沈阳经济区依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沈阳经济区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沈阳经济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结论

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构建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广义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①沈阳经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仍需提高,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②沈阳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带相比,在吸引外资、人才等方面竞争力不强;

③政府角色还没有向“服务型政府”真正转变,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第3篇

关键词:天津;经济发展模式;内源性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36-03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将各地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持续大规模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外源型”或“外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广东和深圳。另一种是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内源型”或“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浙江。有人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老天爷经济(自然条件逼出来的)、老祖宗经济(历史上有传统)、老百姓经济(来自于民间的普遍性)。从理论和实践看,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但各地区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地区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的使然。如选择“外源型”经济发展方式,基于本地区的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原有的地理位置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外来人才。因此这种“外源性”也称为“输入性”经济,其经济资源配置空间大,发展速度快,是欠发达地区迎头追赶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其经济战略目标首选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输入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受国际经济影响大,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运行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相比较而言,“内源型”经济发展有其原始积累的艰难起步阶段,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因为本地区资源配置空间较小,有一定局限性。但是这种内源性经济一旦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其经济运行的基础比较稳固,主动权比较大,增长波动小。因此,结合“外源型”和“内源型”优势的混合模式,具有抗风险能力强,活力强、适应力强和发展后劲足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内源性”经济紧紧扎根于本土,吸收、消化“外源性”经济的有益成分,有利于依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增长。

二、天津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天津作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城市,具有港口经济和轻工业优势;重工业雄厚基础和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缺少的是资金和高新技术支持,为此改革之初,市政府确立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故此天津经济运行一贯执行的是“外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三十年来,外来资本和外来企业为天津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开发区经济;滨海新区经济;空港经济;生态城经济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曾给天津这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重新审视天津经济发展模式,认清天津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是保持天津经济增长良好势头首选目标,也是天津市今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天津经济发展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继续推动天津经济运行的均衡发展,就要重新调整天津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理论上和观念上理应有所突破。技术创新是保持天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后工业化时期知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罗默在1986年《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默的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内生变量,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知识积累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重视研究开发部门的作用,增加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投入,提高知识积累率。而卢卡斯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天津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技术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必然。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回顾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局面,天津市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且采取了助推天津经济增长的五大具体措施:第一,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第二,在工业方面加强经济运行调节,广泛开展“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活动,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提振了信心。第三,在服务业方面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一大批商业服务设施先后投入使用和运营,促进了快速发展。第四,在扩大内需方面,始终坚持抓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五,强化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信贷规模实现了新突破,使企业的经济运行不会因为资金而成为问题,这也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作用。五项助推经济具体措施使天津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成绩:全年GDP完成7 500万亿,增长率达16.5%,增幅位居全国第二位。2009年天津经济增长可谓上了新台阶。为全国经济保八的目标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但是,从天津经济运行实践考察,2009年天津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非天津经济的平稳发展。其GDP的增长60%以上是政府新投产项目带来的,而非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效益拉动的。因此,从总体考察天津还存在综合实力还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大不强,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形式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保持天津经济运行稳步平稳前行这一常态发展,而非追逐跨越式增长,是我们每个天津人要思考的问题。所谓常态可理解为事物的正常状态表现。经济常态运行可理解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速度相同间隔的平稳增长;二是一定期间内经济运行的速度相同间隔多为平稳增长偶有大的起伏。一般以五至十年为一考察的期间。所以,要保持天津经济的稳定增长,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如何积极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推动天津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当然,保持天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是目标;而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是更高的理想境界。为此,如何树立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新理念是问题的关键。作者认为,首先,抓住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滨海新区为龙头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具体分析天津市经济增长点。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作为天津经济增长的龙头,滨海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25%。滨海新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强力引擎的作用日益彰显,生产总值增长23%以上,占全市的比重超过50%,龙头带动作用突出。所以,要重点抓好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其次,在全市各区以点带面抓典型行业企业。天津共有13个区3个县,而市内六区以第三产业为主;三县以开发区经济发展为主兼顾农业;除滨海新区以外的6区,处于城乡结合部。既有开发区经济,又有宅基地换房城市化问题,同时还有农业走集中化现代化发展问题。各区政府要针对天津市各区县的具体情况设定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再次,对天津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进行投资与整合。树立正确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粗犷经济模式。在这里,讲质量指的是既要优质优产又要保证产业的先进性和技术的创新性。最后,发挥好政府的经济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政策保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服务的,弥补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缺陷和不足是政府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四、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改变天津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惯性发展模式,创造条件使外来资本、外资企业、外国商人本土化、国民化,从而实现变“输入性”经济发展为“内源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这就需要天津市政府在制定长期经济规划和战略时,要有针对性的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1.做强外来企业龙头使其扎根生息成为天津内生力量。科学地策略性地利用输入性经济增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始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资本、技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经验的短缺,如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进一步实施的过程中,从政策上有的放矢的针对外来的龙头企业国土化和国民化,利用天津地理人文优势吸引其长此以往根植天津使其成为内生的经济增长力量。

2.注重做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来自于本国、本地区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是经济竞争的根本源泉。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应当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和振兴成长。

3.政策倾向培育和扶植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政策优于中国民间资本的政策应当进行必要的反省。既然GDP是国内企业制造的,就应当对于国内资本包括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区域流动的政策更为宽松。

4.利用天津宜居优势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定居。天津绿色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必须要兼顾硬环境的建设和软环境的营造,才能吸引的海外有识之士和国内优秀人才居家定居或成为他们的度假居住之所。才能成为天津的内生发展的要素资源。

理论指导行动,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只有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才能保证天津经济的稳步平稳的增长从而避免经济增长链条断裂。

五、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思考与选择

1.路径思考。基于对天津经济运行的现状分析,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需要直面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重视“内源性”因素的公共选择问题,即是政府资金投向选择问题。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甄别和选择真正的战略性新技术产业,才能投入其引导启动资金,正确的公共选择决定正确的资金投向,一旦判断有误不但会产生资金的挤出效应,而且还会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消弱地方城市的竞争力;第二,鼓励和奖励助推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性新技术研发问题。一是职能部门的技术鉴别问题;二是研发部门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无论是鉴别还是研发,如若还是依赖国外,改变不了给别人打工,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局面;第三,市场运作中政府的作用问题。首先是实现技术转化政府需要参与与否;其次是需求市场的重点是国内还是国外;最后是市场运作的产业链衔接问题,这些需要政府部门考虑和认定是否进行必要的政策支持的前提条件。

2.路径选择。从天津市支柱产业入手,要全面掌握其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技术。虽然,天津市业已形成了支柱产业,并且积极进行产业集群的园区建设。但是目前天津经济运行中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困境并未摆脱,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产业就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产业又没有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培养天津“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为此应该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结合天津的实际发展制定长远战略发展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占领新技术作为战略重点,建立天津战略性新技术产业作为引领未来的天津战略性科技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侯晓斌.论政府在发展文化经济中的作用[J].沧桑,2008,(5).

[2]刘玉,冯健.创意北京发展: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J].城市发展研究,2008,(6).

第4篇

Abstract:The western Green Party and the position have the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has the support, the promoter action to the low-carbon economy. This article in the absorption profits from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found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i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profits from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low-carbon economy and even th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关键词:绿党 绿色政治 低碳经济

key word:Green Party green politics low-carbon economy

随着全球的绿色革命风靡各国,绿党作为当今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愿望的代言人,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渴望建设一个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社会更加平等、公正,没有军事结盟、核武器和战争的新世界。绿党在当代西方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对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又刮起了一阵低碳经济风,“低碳”主张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不可否认,绿党政治理论对于低碳经济战略具有思想先导、理论源泉的意义及支持、促进作用。

不少西方学者预测,21世纪决定哪个政党能够上台执政的关键因素是看这个政党是否能够恰当地实行绿色转向,并同绿党进行有效的合作。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对低碳经济的形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何种意义呢?

绿色政治理论对低碳经济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为低碳经济提供了思想先导和认识基础。60年代形成的绿色意识形态,经过70-80年代环保运动和绿党的政治实践,已对西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们把生态环保问题当作自己的施政纲领之一,企图通过打“生态品牌”取得广泛的政治支持,或作为自己取得政绩的突破口。例如,吉米・卡特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更是极力把自己描述成“环保总统”。通过上述事例可见,在绿色政治理论的影响下,70-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明显地具有了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而且把这一观念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正是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为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理论、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积累了必要的思想底蕴。绿色政治理论对低碳经济的意义还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直接为低碳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要素和理论范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源泉之一。因此,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绿色政治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和理论要素都被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吸收和借鉴,成为低碳经济的理论源泉之一。

绿色政治理论中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对我国实行社会经济低碳经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当我们选择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绿色政治理论,努力吸取它的合理因素。

虽然中国将毫无悬念地踏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但是考虑到中国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有必须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只能是贯彻在消除贫困、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节能减排等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中一个,而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而简单地无条件地服从于低碳目标,而迷失发展的正确方向。其二,在争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同时,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掌握主动权、话语权,在此基础上积极进行生产领域的节能减排;实施固碳技术,如碳转化、碳锁定、碳捕捉等,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那么,中国的低碳道路究竟该如何走呢?笔者认为,在策略上应该循序渐进,从稳碳到减碳再到低碳,其中,首要的任务是稳碳,完成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转变,逐步将碳排放控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对友好的阶段,然后进一步实行减碳策略。结合国外绿党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笔者认为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应处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目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等为数不多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我国还没有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因此,制定和完善合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制度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保障。

二是要积极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和研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一方面积极争取先进技术的转让,另一方面着力研发关键技术,并推广使用。

三是以政策倾斜和利益为导向鼓励发展低碳产业。可以通过一篮子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激励相关主体增加对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如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环境税,以达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是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普及低碳知识。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真正使经济实现向低碳模式转变,公众的行为方式和消费选择的改变引导企业的供给和政府的决策,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低碳消费行为和的共同认识,从根本上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穆勒一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欧洲执政绿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5篇

关键词:高校教育体制;区域经济发展;开放型高校教育体制

随着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有鲜明个性的区域经济正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落脚点,因而实现区域经济快速而高质的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高智力发展和创新重要发源地的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高校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高校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加油站”

1.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区域的经济实力和水平,而作为这个时代的劳动者要想生存并发展下去,自然离不开知识和技术的武装,高等教育正好成为“生产”这样的知识型劳动者的基地,而且随着它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其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更加与时俱进,“生产”出来的知识型劳动者也更加合乎社会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高校教育是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由于区域经济所具有的多样性,使得对各区域进行统筹规划十分困难,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知识,是人力资本的素质。因此我们也就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诉诸”高等教育,期望高等院校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利用人才的优势来协调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内务要素之间的关系,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成为集约型经济,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优势,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3.高校教育是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高校教育的发展能够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校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生产知识,因此必须将这些知识切实地应用于社会之中,在这些方面国外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从世界范围来看,选取高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许多国家经济腾飞的制胜法宝。高等院校就是利用其较强的知识、技术力量及其对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特色的了解,成立各种机构,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当地企业生产,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利用本地资源,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建立以区域经济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使高校教育成为促进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与不竭动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是高校教育的“催化剂”

1.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据统计,我国区域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为:经济发达地区占45.58%,中等发达地区占32.38%,欠发达地区占22.03%。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越快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就越多,而且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能够极大地刺激该区域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也符合恩格尔系数的规律,即可以解释为一个地区越富有,这个地区公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此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也会促使高等院校转变人才培养方式,提高发展速度。

2.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到高校毕业生的未来发展前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机制也在进行改革,尤其是实行大幅度扩招后,大学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直接导致人才市场超载,这也成为导致当今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调查,地区经济越发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就越高,二者呈正相关。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越好,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大学生就业的前景也就越好。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到高校毕业生未来的发展前景。除此之外,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仅通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影响到毕业生的未来,而且影响到人们对地区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

基于对高校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二者是互相依托而存在、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想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就要以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创新为重点,从其内在体制入手,创新高校教育体制,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创新高校教育体制,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嬴

(一)建立开放型高校教育体制

这一体制建立的核心就是加强高校与外界经济的联系,建立的基本条件是加强学校与区域社会各部门的紧密合作,基本途径就是使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相互轮换,基本要求就是高等院校应当及时地深入社会,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了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并通过双方合作直接作用于人才培养过程,从而充分提高高校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科研水平,满足区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学生以在校学习为主,教学实习为辅,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体,企业、政府是学生实习的主要基地,加强学校、企业及政府的公共关系建设。这种体制就是要把学生的培养过程分为理论学习、工作实践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校内进行课堂学习,后一阶段在企业、政府机关进行训练或实践(时间及强度根据专业特点、区域情况制定)。这种开放式教育体制体现了一种“多赢”的原则,即校、企、政、生都从中获益,使学生真正走出纯理论的束缚,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更增长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同时,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流动人力资源,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实现品牌效应,并获得一些切合企业需要的科研成果;政府也可以得到理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的知识型人才。即在提升高校教育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了高校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

(二)建立内涵式高校教育体制

建立内涵式高校教育体制就是要将产、学、研充分结合到一起;就是要强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就是要注重对教育资源整合力、组织执行力、教学力、科研力等的整体提高。因此,建立内涵式高校教育体系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系统的自发组织、自觉调控来提高高校学生的质量和素质,从而促进高校教育的发展。这种体制下的高校能够“生产”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优良的专业素质的人才,而他们也必将服务于区域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从而实现高校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建立学习型高校教育体制

当今社会,谁拥有的知识多,谁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占有主动地位。高等院校作为高新技术的源泉、人才生产的基地,其发展的潜力取决于能否实现知识的及时更新与优化。同时,要想实现知识的及时更新与优化就要将学习的观念贯穿于高校教育的始终,建立学习型高校教育体制。这一体系的建立就是要使在校生能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的理念。这种理念一旦建立,就会使高校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状态之下,促进高校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与此同时,当具有这种理念的高校人才步入社会之后,也必然会将这种学习的理念带入其所处区域,从而使整个区域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时刻进行社会资源的动态更新与优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双赢。

(四)建立横向扩展式高等教育体制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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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旭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J].苏南科技开发,2007,(4):1.

[4] 邢诒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支撑能力[J].今日海南,2009,(9):32-33.

[5] 毕亮亮,李强.中国县域创新能力提升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7):37-40.

[6] 科技部.2011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Z].

[7] 傅晋华.提升中国县(市)创新能力的科技政策需求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0,(10):81-86.

[8] 毕亮亮.科技进步示范县(市)提升县域创新能力的建设经验与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1,(10):131-136.

第7篇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陶静,梁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J].决策与信息,2009,(4).

第8篇

引领新常态要以转方式调结构作为路径和手段。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明显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一系列国内外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导致的,其中主要因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由于劳动力短缺日益加剧,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企业用工成本不断提高,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受到抑制。这些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的减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应地,实际增长率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符合我国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

根据十确定的目标,2020年我国GDP总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要求“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6.5%―7.0%的中高速。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如果不能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限制、实现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逐步减缓,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也可能受阻。只有通过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发掘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源泉。所以,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转方式调结构要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转方式调结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部门向生产率更高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大规模流入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改善了产业结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近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减慢。这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我们仍然处于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窗口期,近年来第三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各产业中所占比重在较快提高。

第9篇

【关键词】金融资本形成 经济增长

一、金融资本形成特点及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一)金融资本形成特点

我国金融资本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资本形成主要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来,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加强对金融资本形成特点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面对各类金融问题,降低风险对我国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的变化,我国固定资产规模逐渐得到拓展,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呈现出逐年倍增的增长趋势[1]。

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投资结构的变化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方面,结合经济类型标准,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可以分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2]。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我国投资主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我国国有经济在投资中的比例逐渐下降,而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逐渐增加。

其次在资金来源结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流程和收入分配结构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当我国预算内投资经济呈现出理想状态的时候,非国有资金投资也会扩大,易于造成投资过热的问题;而当非国有资金投资减少的时候,则会出现总投资下降的情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企业自筹与其他资金资金来源占比明显上升和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逐渐减少,充分说明企业投资主体的地位逐步得到强化[3]。

最后在城乡投资结构变化这一方面,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深入实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城镇投资和农村投资力度逐年上升,越来越发挥着与足轻重的效果。

(二)经济增长源泉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逐渐倍增,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9%,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实体仍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生产率的提升等面。

二、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主要可以通过金融资本适度形成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最优状态的偏离及其恢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金融资本适度形成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

微观经济学认为生育价值的创造和视线信用支持的金融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宏观理念下,又该如何正确证实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针对于这种问题,可以首先给予一定的假设。首先假设经济是封闭状态下的,国民经济部门中只有金融部门和真实部门,其中真实部门中包含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那么社会总资产可以分为真实资本和金融资本,各种资本之间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加以调节。其次可以假设经济结构和规模经济保持不变,资源流动性较高,资本和劳动力等呈现出最优配置状态,那么社会总产出则实际由社会总资本在金融部门与真实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进而得出生产函数:

Y=F[Kr,Kf]

s.t.Kr+Kf=K

在公式当中,Y代表着社会总产出,是真实资本,Kf代表着金融资本,K代表着社会总资本,规模经济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产出函数即为一次齐次函数,资本同质。

(二)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最优状态的偏离及其恢复

金融资本的适度形成,会使经济增长呈现出最优状态,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在实际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当中,也会由于各项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性、信息的滞后性或者是各类决策的失误等问题,造成金融资本形成难合人意的情况。

基于不存在制度等意外冲击的影响下,金融资本和真实资本向合意比例的调整过程是通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如果金融资本不足,那么就会造成金融部门发展滞后的问题,影响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以及金融市场中服务的质量。

与此同时,真实部门当中如果投资所形成的真实产品及服务难以达到既定收入水平的实际社会消费能力,那么也会造成真实产品以及服务价值下跌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收入,造成收入效应问题。消费者会因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降低消费支持,提升金融资产的投资力度。但是如果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部门,也会使金融部门发展速度过快,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也会造成金融资产价值出现泡沫化或者膨胀化现象,金融资产价格将会与实际资本价值相互背离,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泡沫经济形势由此逐渐发展而成。

在金融资本转移不会受到影响的基础上,真实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技术水平以及规章制度等内容产生一定变化的时候,则需要结合这些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形成一个新的利润平均化模式,有效分配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达到资产的有效转移。金融资本的形成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结合资本的发展和变化情况,结合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情况,不断开创调节性的模式,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金融资本的形成能够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需要加强对金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在明确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等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借助金融资本适度的形成以及促进经济最优增长的理论逻辑,使我国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能够呈现出最优状态,降低金融资本发展轨道偏离等问题的发生几率,促进我国总体经济水平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