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37:32
导语：在经济学博弈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鲁桂华,会计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自动化专业,1999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金融保险系获经济学(金融学)硕士,1999年至2005年任教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学)会计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05年至今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获优秀博士后称号,同年7月起任教授。现兼任《经济学季刊》、《中国会计评论》、《南开管理评论》和《南方经济》等国内多家知名学术期刊审稿人,国家商务部与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合作研究项目“出口管制与出口企业内部控制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鲁桂华教授学术研究功底扎实砥砺,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三个领域: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侧重于运用博弈论这一分析框架,研究特定制度安排的经济效率;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务、会计与审计问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盈余管理、公司重组的动机与绩效、股市操纵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审计意见决策、审计收费等;战略管理与战略控制体系,鲁桂华教授侧重于战略分析、战略规划、基于战略的业绩评价与控制体系等研究。鲁桂华教授已出版《企业财务分析:原理与应用》、《经验会计与财务研究方法:原理、应用及SAS实现》等多部著作,在《管理世界》、《中国会计评论》等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股票价格操纵行为的度量、手段与经济后果:基于中国市场的经验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股票价格操纵行为的定价含义和财富分配效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十七批资助项目“红筹股回归问题研究”等科研项目,先后为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某飞机发动机企业、某传媒企业和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过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全面预算管理、薪酬与激励计划、管理层收购与管理层激励计划等专家建议。
鲁桂华教授在实证会计研究领域颇有造诣。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基于大样本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实证会计研究是以经验一实证法为基础,主要以数学模型为工具,目的是通过对会计现象层面规律的揭示,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大批国内会计学者采用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相继在国内外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基于中国背景的原创性研究成果,鲁桂华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实证会计研究所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所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复杂,鲁桂华教授潜心扎根于治学之中,耐得住寂寞的毅力使得鲁桂华教授的专业研究能建立在广博与专业精深的知识基础上,以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的现代科学精神,在资本市场等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不俗成果,如《审计覆盖率与审计处罚强度间的替代关系及政策含义》、《商业银行行为与资产市场泡沫:一个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均衡模型》、《“庄”与会计盈余的定价含义》、《庄的度量及其定价含义:来自沪深两市的经验证据》、《博弈规则与税的决定,兼释黄宗羲定律》、《非诉讼成本、客户相对规模与审计意见的决定》等文的学术成果深受学界的肯定与认同。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鲁桂华教授仍然醉心于三尺讲台。他善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讲解透彻,举例生动,循循善诱。鲁桂华教授在中央财经大学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财务管理”、“跨国理财”、“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会计百年”、“个人理财”,为博士生开设“经验财务与会计研究:原理、应用及SAS实现”等课程,鲁桂华教授还曾经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会计与资本市场(Accounting andCapital Market,)”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MBA课程。鲁桂华教授无论在天津商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还是在清华大学,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业绩,2000年获天津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2006年获中央财经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二等奖。
【关键词】道德风险 非自愿失业 博弈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的分析可知，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因此基层员工中必然存在非自愿失业。
4 对策建议
4.1 m度增加报酬可增强员工工作努力程度
在模型分析中可知道，当工资水平低于保留效用将招不到员工；当大于等于保留效用时，即使招聘到员工其努力程度也会很低；当工资水平大于等于四倍保留效用时，员工最大努力程度也只能达到1，因此这完全属于无效工资。根据上述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可知，当用人单位的工资水平2■是时，员工会付出2/3的努力程度，此时达到均衡。
4.2 合理利用非自愿失业增强员工积极性
在第三章分析可知，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并且市场出清价格与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存在偏差，因此非自愿失业必然存在。正是因为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也给在职员工一定的压力，如果他们偷懒被抓住解雇立马就有员工来顶替他。所以用人单位可以借此来激励员工，使其增加工作积极性，减少监督成本。
4.3 用人单位健全监督检查机制
通过以上两点对于增强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用人单位还应该健全其监督检查机制，增强监督检查力度。在第二章中分析可知，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中用人单位有1/3的概率抓住偷懒者并解雇他，员工的努力程度也只有2/3，那么如果用人单位增加监督检查力度，那么员工在非自愿失业等因素的压力下自然会增加其工作努力程度，从而给用人单位带来更高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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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成“十一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降低20%的既定目标,拉闸限电正在以一种心知肚明的态势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风起于下半年伊始。随着节能减排的压力增大,江苏、浙江、河北、山西等省份先后开始对一些高耗能企业实施强制性拉闸限电或提高供电价格,而在河北安平县,拉闸限电甚至超出工业用电,连居民、医院乃至红绿灯都开始被停电。
很显然,地方政府最担心的莫过于被问责。于是,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拉闸限电这种强制性行政手段,因为这种方式是能最直接、最立竿见影地达到节能减排效果的。当然,节能减排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目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十一五”节能减排看作是政府在追求政绩,自愿的、积极主动的节能减排行动,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良性社会的必然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减排的目标切实有效地完成。所以回过头来需要探讨的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减排任务,为什么会压到最后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为什么不能在5年的时间里均衡分配?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在近两年推出了一系列保增长的产业振兴计划,这些产业振兴计划中有很多产业本身就是耗能比较多的。受此影响,上半年全国单位G D P能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0.09%。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政府需要复苏经济,但复苏经济就面临着增加节能减排的难度;而当需要进行节能减排时,地方政府也只能采取诸如拉闸限电等“一刀切”式的行政手段以保障政绩。
这种政绩实际上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权益有所保障,而老百姓同样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两者的利益不一致时,矛盾就发生了,而博弈中的受害者往往都是老百姓。
一些被关停的企业只能是祈祷将这几个月过完之后,待地方经济走入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寻找再运转机会。
毫无疑问,“拉闸”式节能减排的做法从短期来看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放到经济领域考量,采取这种过渡的行政手段显然也有它的缺陷,因为这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同时也损害了企业和民生的利益,为了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付出的代价显然较大。
拉闸限电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手段,可以肯定的是,“十一五”之后很多东西又将恢复,政府不可能总是拉闸限电,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要正常进行。
“十一五”是我国第一次明确界定节能减排的目标,还带有相当的实验和探索性质。进入“十二五”,节能减排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一味的拉闸限电显然不可取,要达到更为长久的节能减排,最为有效的选择是进行必要的市场化调节。
而市场化的核心是价格和规则,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针对节能减排的价格机制和交易规则,这是“十二五”期间亟待补充的探索。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机制；博弈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3-0020-03
[作者简介]幸志键，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生，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财科技处处长，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江西南昌330029)
徐菲菲，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2007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朱金生，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湖北武汉430070)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关税壁垒逐步弱化，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离我们而去，相反，它正以一种更隐蔽、更强大、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的方式――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阻挠着进出口贸易。据有关资料，当今世界贸易壁垒的80％来源于技术性贸易壁垒。
伴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广泛使用，国内外学者也对此作出了一些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Peter Swann(1996)等人对1985―1991年期间英国的净出口、进口、出口与本国的标准数目及英国和德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数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英国的标准对其进口和出口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Barry Krissoff、Linda Calyin和Denise Gray(1997)采用静态局部均衡模型研究了美国苹果在日本、韩国、墨西哥这三个不同市场面临的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情况，并计算出了限制出口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等价关税率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的限制程度。Johannes Moenius(1999)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1980-1995年期间来自12个国家的471个行业的国家特定标准与双边共享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双边共享标准对贸易量有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学者王志明、袁建新(2003)分析了技术贸易壁垒对进口商具有数量抑制效应、价格抑制效应和动态抑制效应。张海东(2004)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国内企业提供的保护程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何元贵、陈洁(2007)对我国出口贸易遭受美欧日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分两个层次作深入探讨。虽然国内外学者针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集中使用定性与定量、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研究的方法，应用博弈分析的较少。本文主要从国家间贸易政策博弈和各国内部政治与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角度，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制及对各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理：进出口双方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博弈
众所周知，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前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产物，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上说，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不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各国所获得的利益较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利益会减少，那为什么各国还是会倾向于选择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呢?
一个很重要且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进口国的企业或相关行业，特别是那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影响，其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害。也就是说，设置壁垒根本上是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和行业。由于各国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需求偏好与经济禀赋等客观条件上存在着差异，使得各国的技术性措施之间产生着分歧，为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各国间必然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
假设：A国和B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A国在甲产品生产上有优势，B国在乙产品生产上有优势，两国分别从对方进口自己的劣势产品，即A国从B国进口乙产品，B国从A国进口甲产品。A国和B国只允许采用技术壁垒方式(TBT)来限制对方出口，它们的策略及利得如下图，所示，
理性的国家知道，如果双方都不设置技术壁垒，他们都能够从贸易中获得0.5个单位利益，这对双方来说，是一种“双赢”的格局。但是，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他们的占优策略。因为，在一方设置技术壁垒行为被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对方选择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那么他将获得1个单位利得；如果对方选择设置技术壁垒，他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则会使自己造成1单位利益所得损失。相反，如果他选择设置技术壁垒，他的利益所得损失为零。根据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一个理性主体都会剔除严格的劣策略(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去选择设置技术壁垒。因此，尽管各国都知道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但考虑到在其他国家设置了技术壁垒之后自身的利益会有损失，所以，为了能够回避这种风险，各国最终还是有很强烈的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意愿。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理：壁垒设置方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
技术性贸易壁垒既是各国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各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中，多数人的意愿应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当少数利益集团受到损害时，迫于政治压力或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府往往采取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建议。这与关税的实施是相同的，关税的采用必然导致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技术壁垒的设置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较少的产品选择和较高的消费价格。但不同的是，技术壁垒的设置常常是符合了或者至少表面上符合了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消费者生存环境的洁净和安全等)，相关的压力集团有更好的口实来要求技术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市场结果，对经济个体(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有资源配置和福利影响，理性的经济个体对不同的政策及其市场结果也有一定的偏好，必然会通过施加各种政治影响以实现自己的偏好，获得利益最大化。消费者人数众多，利益分散，每个消费者难以察觉自己在贸易保护下的福利损失，而且消费者更多的是注意他们在生产方面的地位，这个地位的维护和提高经常得益于进口保护政策。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是一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与平衡的结果。
假设1：一国政府G有设置和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两种选择，国内生产者P有生产和不生产产品两种选择，但生产的产品在同国外产品的竞争上没有优势，国内消费者C有购买和不购买国内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两种选择。那么，我们可以建立如图2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由图2模型可知，当政府选择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时，该种产品可以自由进口，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国内生产的也可选择进口的该种产品，由于进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国内生产者的价格，消费者当然会倾向于花费2个单位的利益损失购买进口产品，但此时国家和国内生产者什么都得不到，则国内生产者就会要求国家对该种产品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也会认为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则会导致进口产品对国内的垄断，国内生产者的大量倒闭，造成国家巨大的逆差，不利于本国该种行业的发展，从而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当政府选择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会对该产品的进口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减少进口产品的数量。此时，尽管国内该种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但会低于进入到本国市场的进口产品价格，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选择购买国内生产的该种产品，会造成自己3个单位的利益损失，国内生产者会得到2个单位的利益，政府得到1个单位的利益；如果消费者选择购买进口产品则会造成自己5个单位的利益损失，国内生产者什么都得不到，政府能得到3个单位的利益。由于设置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后，消费者购买该种产品的支出增加了，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要求国家取消技术性贸易壁垒，从而形成了国家――国内生产者――消费者三方的博弈。但只有当国家认为国内该种产品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才会逐步取消技术性贸易壁垒。
假设2：一国内有两个企业A和B，企业A已经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并且在市场上具有稳定的销售份额，且企业A可以通过要求政府是否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来打击其他竞争者。企业B打算从事该种产品的生产，但是对企业A的竞争实力不完全了解，无法判断企业A在企业B进入市场后的反应，此时，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一是企业A是属于行业领先企业；二是企业A是属于行业一般性企业。具体博弈策略及利得见图3和图4：
在图3中，由于企业B是该行业的新来者，在技术、销售渠道等各方面都不会比企业A更有优势，而企业A是该行业的领先者，企业B的进入对企业A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当企业B选择进入市场，且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国外企业也会进入本国市场占去一定份额，所以企业B一定会倾向于要求本国政府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从而获得更大收益。当企业B认为进入该市场所得到的收益太少而选择不进入该市场时，对于企业A可以在本国市场上得到绝对多的收益，但是，如果要求本国政府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A便可以取得本国市场上的绝对垄断。所以，无论企业B选择进人还是不进入该产品市场，国内总会有企业要求政府要求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图4中，因为企业A在该行业的竞争实力一般，所以企业B有可能在进入之后与企业A一统市场，由于这两个企业本身实力都一般，会做各方努力，为自身减少竞争对手，扩大所得收益，所以，无论企业B进入市场与否，企业A都会要求政府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阻止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而当企业B进入市场后，就会同企业A一起要求政府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获得最大收益。
总之，对国家而言，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可能地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又为了保护那些缺乏国际竞争优势或者幼稚产业，不得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而言，设置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无疑会为自己的产品减少竞争对象，可以得到更多利益；而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国内同类产品更强烈的竞争，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品选择和较低的消费价格。所以，由于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弊不一致，一个国家是否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设置何种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都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预算管理；博弈；过程；关系
一、博弈论概述
最早的博弈论思想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前，孙膑利用博弈论原理帮助田忌赛马取胜，就是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博弈论（GameTheory）是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主要是由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vonNeumann）所创立的。他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erMorgenstern）在1939年合作，使得博弈论进入经济领域，并于1944年合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成为现代经济博弈论研究的开端。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问题及均衡问题，也就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的理论。博弈论试图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理性化、抽象化，以便更精确地刻画事物变化发展的逻辑，为实际应用提供决策指导。
博弈论中的个人决策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中论及的个人决策相比，都是在给定约束的条件下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但其约束条件却不尽相同。通常，传统微观经济学中论及的个人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个人收入的条件下，使其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此，既不考虑自己的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也不考虑他人决策对自己决策的作用。与此相对照，在博弈论中，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而该理论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考虑了人们决策的相互影响，并把他人的决策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更接近于现实世界。
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约翰·纳什1948年作为年轻数学博士生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在其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1950）中闪耀的亮点。
纳什均衡定义：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
二、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博弈活动
预算管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过程①，按加拿大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A.Atkinson）的定义，“预算博弈指管理者会通过操纵信息和目标以达到个人尽可能高的奖金收入”。预算管理中的博弈活动主要发生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博弈的存在，是经济理性人合理逻辑思维的结果。建立责任中心的企业，其预算管理体系中的组织形式有各级责任中心、预算管理层和企业决策层。由于预算是在总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不同责任中心可支配资源的安排、配置和调整，对于本责任中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动机使得不同责任中心的目标出现差异，因此只要存在责任中心的目标差异以及他们赖以活动的平台空间，就会有博弈活动存在的可能。
从预算目标来看，企业在确定预算管理目标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股东、董事会、总经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博弈结果就会对谁有利。从公司治理来看，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过程。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各个机构的职责设定，特别是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兼任、董事会内部各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在预算管理目标的确定过程中发言权的大小。例如，如果董事会由大股东所操纵，则在此情形下确定的预算管理目标将对大股东有利而可能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一人兼任，董事会中内部执行董事占多数，那么总经理在确定预算管理目标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此情形下确定的预算管理目标将对总经理有利而不利于股东和债权人等。
预算管理过程是在两组参与者之间展开的，他们分别扮演企业资源的委托人和人两类不同的角色。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预算管理的每个层次上。从预算管理的程序看，预算管理的实质是企业的委托人和人利用企业预算这一工具，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场博弈活动。这是因为（刘凡，2007）：
第一，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委托人和人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和角度出发，根据对方的行动决策来进行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选择。在预算管理过程中，委托人和人各自决策的选择都受到另一方决策选择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其各自的决策也相应影响到另一方的决策。企业最后通过并将实施的预算方案是在汇集双方决策的基础上确定的，是双方在企业预算管理这一博弈活动中的均衡结果。在预算管理的博弈过程中，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具有互补性，他们之间发生的互动作用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算框架。博弈双方各自坚守自己的立场，申明自己一方所能实现的目标，最后在双方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提高预算的专业性，增强其可预见性，降低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和预算决策的复杂程度。他们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并且在客观上形成某种协调或制衡机制。显然，只有经过职能专门化的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博弈，经过利益交锋和制度协调，最终形成的预算才是最理想的。
第二，预算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不同的预算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的作用大不一样。预算使得个人行为符合企业决策标准，或作为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路标，但由于不可能平均地分配预算的效益与成本，因而能够得到所有参与者支持的预算极少。因此，谁能够在预算的制定中拥有发言权，谁便能够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预算将企业资源转移给自己，谁便能够在利益分割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因而预算的制定过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场政治博弈。从预算的经济后果及其政治化过程可以看出，预算的制定与完善涉及到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某一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只有考虑到他人决策行为时，才能有比较合理的基础。现代非合作博弈论就是专门研究在人类行为发生交互影响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决策及如何使决策达到均衡的一门科学，而预算制定与完善过程中的“攻”与“防”行为，适当提供了博弈论发挥解释功能的舞台。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个多重博弈过程，预算作为一种契约制度也是如此。有限理性决定了预算的制定与完善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预算如有漏洞，利益相关者便会乘虚而入、为己谋利，而一旦预算的制定者发现便会调整预算或重新规制加以堵塞，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企业预算制定者与执行者就预算进行的博弈过程。一次“博弈”过程的完成，预算暂时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任何改变预算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然而，这种均衡状态不会长久，一旦新技术、新经济业务出现，便又会引起新一轮的预算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博弈均衡”状态。预算经过多次博弈便会不断得到完善，“纳什均衡”点便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②状态。尽管预算博弈的过程会产生一些摩擦费用，但一个经过多次博弈而得到“公认”的预算，其运行交易费用的节约足以抵消这些“摩擦费用”。三、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三类主要的博弈主体，即预算管理决策层、预算管理层和预算管理执行层。这些主体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刘凡，2007）。
（一）预算管理决策层与管理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是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决策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负责制定预算管理目标及方案，并对其整个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考评。企业预算管理层是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制定战略导向及对目标调整时，需要面对不同的管理阶层，而不同的管理阶层往往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可能和决策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产生了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2.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协助和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管理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决策层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3.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管理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各个管理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管理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管理层和决策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二）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的一种整合性管理系统工程。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的每一个决策最终都是要通过执行层的努力才能实现。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层在执行预算管理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如果本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虚假信息较多，将会受到决策层的处罚。这种确定何种惩罚和何种惩罚程度的过程本身就是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过程。
2.企业决策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执行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执行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执行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执行层和决策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3.企业决策层在协助和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执行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执行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决策层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产生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
（三）企业预算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执行层负责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执行得好坏直接影响到预算管理的成败，而预算管理层是这种基础性工作的制定者和评价者，其制定和评价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这种基础性工作的进程。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层和执行层存在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算管理层在制定本部门战略导向及对目标调整时，需要面对不同的执行阶层，而不同的执行阶层往往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可能和管理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执行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2.企业预算管理层在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执行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执行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管理层形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执行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3.企业预算管理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执行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各个执行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执行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管理层和执行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4.执行层在执行预算管理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如果本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虚假信息较多，将会受到管理层的处罚。这种确定何种惩罚和何种惩罚程度的过程本身就是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过程。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博弈关系外，其他一些比较微观的博弈行为还有很多，如企业预算管理不同执行层之间的竞争，不同预算管理层之间以及不同预算管理决策层之间的不同意见与冲突等。可以说，没有人能将其中所包含的所有博弈关系都列述出来，即使是一个极简单的现实经济活动，也包含着许多博弈关系，只不过有些博弈关系主要些，有些则是次要些。这些博弈关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使得预算管理的结果趋于更加合理而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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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产业升级模式 选择 博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随之而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利用、有限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渐凸显，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党的十报告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经济转型中的重中之重，是关乎我国当下经济运行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产业升级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上市公司相较于传统企业而言，拥有融资、并购优势。其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时，不仅可以通过新建、自主创新等直接运作，而且还能运用资本市场，由并购其他目标企业间接升级产品结构，可能降低运营成本，提前完成资本回报。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大背景下，从上市公司入手，研究为了实现不同的产业升级目标，上市公司在与并购目标公司的博弈中如何选择升级模式，维稳企业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结构转变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综述
产业在英文中翻译为“industry”，含义有“产业”、“工业”、“行业”等。我国学者一般定义为“产业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说，产业是“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技术或生产相同用途产品企业的集合”。它既可以指一、二、三产业的广义概念，又可以指钢铁产业、石油产业等狭义产业概念。
产业升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直到现在，学者们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界定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存在诸多分歧。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升级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过程，表现为产业之间优势地位连续不断的更迭。随着研究深度的进一步拓展，产业升级的内涵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效能两方面表示为：产业由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演变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实现产业内产品质量、生产工艺、产品附加值、技术密集度等不断提升。
本文侧重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理解和诠释产业升级的内涵，并将其与基于升级形式划分的中观、微观视角相结合，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的结构升级。而产业的结构升级，更多的是指产业内的结构升级，如产品结构的升级等，在某一产业内部展开，强调资源集约度、生产能力、价值创造程度从低向高过渡;强调产品类型从单一向丰富过渡;强调产业竞争力从一般竞争力向核心竞争力过渡。[1]此含义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明显区别。张明志和李敏（2011）提出，产业内升级，即在同一个产业内部由低技术层次向高技术层次，由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层次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层次发展。[2]
升级模式是指针对特定的产业特征、产业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设计出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的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和方法。我国学者对产业升级模式方面的研究不足，主要研究样本包括某一产业（产业集群）或某一区域，如：朱卫平等（2011）归纳出广东省三种产业升级模式，分别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3]王欢芳（2012）从产业结构视角构建我国产业集群的低碳升级模式，包括：直接淘汰模式、选择淘汰模式、重度改造模式、局部改造模式和低碳定位模式。[4]
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的结构升级研究更多倾向于理论分析及地域、产业视角下的模式分析，从企业内部发展入手剖析产业如何升级的成果较少，实证分析更少。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博弈方法运用于企业产业升级过程，为说明上市公司升级模式中复杂的双向选择机制提供模型依据，不仅对产业升级理论在信息经济学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而且为企业产业升级模式机制设计的改善提供实证案例支持。
三、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的博弈模型
博弈（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的影响时，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5]博弈论分析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博弈中的参与者各自追求的利益具有冲突性;第二，博弈是一个过程集合;第三，博弈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策略的相互依存性。[6]博弈包括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本章中重点运用的静态博弈法，是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具体到博弈中，指博弈中的一方掌握与博弈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情，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成本昂贵而无法知晓。当上市公司进行产业升级时（此时目标公司由于经营困难也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既满足非对称信息情况，又符合静态博弈的行动特点，与动态博弈的有先后顺序的行动博弈相区别，非对称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即能完全阐述和解释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在产业升级方面的博弈行为。
上市公司在产业升级时，可能选择并购或自建两种方式，同时，目标公司可能选择被并购或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自建来渡过难关。其中，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在与目标公司的并购谈判过程中，由于上市公司往往通过中介机构完成对目标公司情况的尽调，而目标公司并不能掌握上市公司的并购底价，因此，上市公司相对于目标公司而言，在并购过程中拥有完全信息，即双方处于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图1为上市公司和目标方产业升级中的博弈模型，博弈的参与人包括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两方，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是并购或自建，目标公司的战略选择是被并购或贷款。
图1 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模型
假设上市公司采取并购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市场收益为RM，并购成本为CM，其中，CM=C’M1+C”M1+CM2，C’M1和C”M1分别为上市公司并购融资本金和利息，CM2为并购的中介公司费用，R*为溢出收益，即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上市公司由于委托中介公司（例如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而拥有相对于目标公司而言的完全信息，此时，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信息获得是不对称的，因此，上市公司并购时能得到一个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上市公司采取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假设其获得的市场收益与并购时相同，自建成本为Cc。假设目标公司愿意采用被并购的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其收益即为上市公司并购的融资本金（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时收益与被并购时收益相同），此时，如果上市公司不愿进行并购，目标公司只能继续搜寻新的并购方进行并购，其搜寻成本为C’T。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市场收益为RT，自建成本为CT。
设α为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β为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
给定β，上市公司选择并购（α=1）和自建（α=0）的期望收益为：
解：令Π（1，β）=Π（0， β），得β*=（Cc-CM+R*）/CM2。即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小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最优选择是自建;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大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最优选择是并购;如果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等于（Cc-CM+R*）/CM2，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可随机选择并购或自建。
给定α，目标公司选择被并购（β=0）和贷款自建（β=1）的期望收益为：
解：令Π（α，1）=Π（α，0），得α*=（RT-CT-C’M1+C’T）/C’T。即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小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选择被并购;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大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选择贷款自建;如果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概率等于（RT-CT-C’M1+C’T）/C’T，目标公司随机选择被并购或贷款自建。
最后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α*=（RT-CT-C’M1+C’T）/C’T，β*=（Cc-CM+R*）/CM2，即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以（RT-CT-C’M1 +C’T）/C’T的概率选择并购，目标公司以（Cc-CM+R*）/CM2的概率选择贷款自建。
四、结论
由此可见，公司产业升级模式选择模型的纳什均衡与上市公司采取并购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的并购成本CM、上市公司并购融资本金C’M1、并购的中介公司费用CM2、上市公司并购时得到的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上市公司自建成本Cc、上市公司不愿进行并购时目标公司的搜寻成本C’T、目标公司采取贷款自建模式进行产业升级时的市场收益为RT、自建成本CT相关。上市公司并购时的中介费用CM2越小，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越大;上市公司不愿意并购时，目标公司的搜寻成本C’T越小，上市公司的并购概率越大，说明如果目标公司在并购谈判中拥有确定的优势，上市公司一旦决定不进行并购，目标公司只需花费极少的成本就能重新获得并购资源，那么，反过来，会推动上市公司采取并购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对模型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产业升级时采取并购的概率与目标公司选择自建和被并购（此时上市公司不愿意并购）时的收益差正相关，收益差越大，上市公司并购的概率越大，说明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收益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面。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与上市公司的自建与并购的成本差（Cc-CM）、上市公司并购时得到的在并购底价和实际并购价格之间的溢出收益R*正相关，成本差越大，上市公司越愿意选择并购，此时，由于上市公司的融资本金C’M1越小时，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获得的收益越小，因此，目标公司不愿意选择被并购，而愿意贷款自建。溢出收益R*与目标公司贷款自建的概率也正相关，R*越大，目标公司在并购中越处于劣势，倾向于选择自建，说明的是同样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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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责任；合作博弈；旅游
从国际方面说，不管是《寂静的春天》公开出版，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现 “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在此之前的环境污染（如伦敦烟雾事件等）已经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不管怎样，生态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当然随之出现的种种迹象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美国社会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郑重地指出：“我们花很多时间为经济赤字而烦恼，但是威胁我们经济长远前景的是生态赤字。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于子孙后代”贾中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写作的初衷正是来源于此。当然作为当今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其生态责任的研究便成为重点。
一、合作博弈的评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称为联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协议、承诺或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可以强制执行的，合作利益将大于内部成员各自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同时对于联合体内部应存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也就是说合作博弈是针对结果而言，是把合作视为先验条件或者前提而对联盟收益分配的处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与其他局中人甚至竞争对手共同努力争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为可传递效用博弈（联盟成员的效用可以叠加）与非传递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编辑支付性质）。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会有出现“双赢”的可能，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与效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生态责任的国内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提出生态责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样关注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态问题。但是，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在生态问题方面的责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太重视基本原理，范畴和科学体系的探讨，而比较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所谓的“全球问题”的研究，他们较早的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国起步早些。
国内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谢菊（2007）在论生态责任中提出生态危机已向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政府、企业和普通公众等生态责任主体必须切实履行各自的生态责任：政府应该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完善政府生态制度，推进生态和谐的法制建设；企业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企业间的生态和谐入手来从而达到个体、社会、生态的三赢效果；公众应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另外通过环境NGO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外禾（2007）在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着重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定位为“政府调控行为，科技能力建设和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系统复杂工程，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系统观的相关理论。李晶（2009）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设生态文明中政府应具备的责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其次，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营造生态文化与道德体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态制度；另外，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最后，强化生态国际合作，注意保护国家的生态资源不被掠夺，警惕各种掠夺生态资源的形式，防止国家的流失，维护国家的环境权和发掌权。毕铁居，吴绍琪（2006）在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介绍了和谐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构架制度化的生态责任政府，首先政府树立新的生态观念，倡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矫正错误的自然观念，坚持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与自然公平的辨证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其次，建立生态责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态责任，，明确资源产权关系，建立广泛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等张存良（2007）在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中，提出政府实现领导者生态责任问责制和丰富政府生态责任履行方式等措施冯清（2007）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中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府、生态责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政府生态责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生态问题及其原因，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生态责任的培育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应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走生态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实现旅游资源“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抓住时机，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等措施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2007）在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中，运用企业生态责任战略地图模式，分析之处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从长期看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探讨了应如何增强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贾成中（2009）在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直接执行者――企业的行为是直接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改变企业的行为模式，通过制度性约束改变企业的经营理念，变原来的“经济人”为“社会人”，再向“生态人”过度，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并据此得出结论：企业变“经济人”为“生态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的一种责任体现。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引导将是企业生态责任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会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其次，产业政策、区域性政策以及行业协会管理等中观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发展，是政府宏观政策制度作用于企业微观行为的“中介”传递功能实现的保证；最后，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企业生态责任的内生决定因素，企业生态化建设是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同时，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绿色选择等外生变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静（2006）在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就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人性的视角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指出企业本质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人性实现的场所。人性是企业责任的哲学基础，人性的生态本质决定了企业必须对自然界承担道德责任。从四部分来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首先，企业生态责任的提出;其次，从企业本质着手寻求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再次，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论述人性限度内的企业生态责任。
（二）博弈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博弈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旅游现象和问题，博弈的经济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经济管理和应用数学专业为最多)。由于经济模型能更为全面、更为便捷的反应研究对象的特性.因此，简单的博弈经济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相关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纯策略博弈为主(局中人具体明确了一个非随机性的行动计划，即选择一个策略的机率为100%，其它则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旅行社与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的博弈模型，运用成本理论和博弈树(序贯博弈)进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场效率的最佳策略选择以及齐子鹏、黄昆(2003)建立旅行社间的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并进行需求分析得出纳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释旅行社业发生价格竞争的原因和价格联盟终遭解体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迈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复博弈发展，同时由原来的纯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随机地从纯策略集合中选择一种纯策略作为实际行动，即选择一种策略的机率为0.4的条件下，选择其它策略的机率相加为0.6发展。如:田喜洲(2004)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监督人员与旅行社，运用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策略，来解决旅游市场效率低的问题而梁艺桦，杨新军(2005)通过合作博弈与竞争博弈的优劣对比，运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企业产品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对旅游企业模型研究，提出单纯的合作战略或竞争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区域旅游活动，合作竞争战略才是新阶段我国区域旅游活动开展的首选策略春宇，黄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达到一种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动态均衡状态。
三、结论
伴随着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研究的重点，生态责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热点，但是当前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基本上归属于纯理论学科领域，还没有构架起通向实践领域、指导生态保护实践的桥梁，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业或者社区居民或者旅游者单个生态责任研究，并没有就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四者之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体系，对旅游景区的长远和谐的发展和解决当代民生问题的实践并没有搭建一个明晰的生态平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野中，如何确保生态和谐，如何构建生态和谐的责任体系，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应该承担哪些生态责任，怎样实现其责任及其这四者之间的应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来确保生态和谐等等问题，都是现阶段旅游景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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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保贷款；动态博弈；小组规模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0-013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区域差异与农民增收的对策研究”(批准号：04XJY03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农村信用融资现状与对策研究”(批准号：06Y135F)；贵州财经学院博士基金“农村信用社股权结果对其行为与绩效的影响研究”(批准号：2006016)
[作者简介] 江 能，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投资；
邹 平，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博导，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投资；(云南 昆明 690093)
王泽丽，贵州财经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贵州 贵阳 550004)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 and 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 and 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
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实际问题作如下简化假设：单个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违约概率P；联保小组成员人数为n；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且都为理性的经济人；联保贷款只存在违约(完全不还款)与履约(完全还款)两种绝对情况。
从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可知：由于联保小组成员对联保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讲，只要联保小组不集体违约，联保贷款都还是正常贷款，则有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Pu为至少存在一个组员不违约的概率：
Pu=1-Pn(1)
传统个人贷款还款率Pc=1-P，而联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单个组员违约概率P∈(0，1)，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组员人数n而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的理论还款率，此即联保贷款的规模效应。得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与联保小组规模具有正向指数关系。
(二)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令联保小组中单个组员真实信息被信贷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d。由于联保机制的聚类作用、联保小组的组建遵循“自愿”与“双响选择”等原则，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信贷机构只需发现联保小组中一个成员的真实信息，就可依此类推其他成员的真实信息，即联保小组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ud(定义为联保贷款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为至少一个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
Pud=1-(1-Pd)n (2)
由于传统个人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cd=Pd，而联保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2)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1-Pd)∈(0，1)，因此，可以扩大联保小组规模n而提高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即：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本如下假定：联保小组由同质的两个借款人组成，定义为成员1和成员2；博弈开始前，已实现投资回报，分别为R1和R2；成员 1和2分别从银行获得1个货币单位贷款，联保贷款应还本息为2r；只存在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绝对情况；信贷机构对违约组员的惩罚b(Ri)正比于其投资回报Ri；社会对违约组员的惩罚S(i)正比于其违约行为给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带来的损失和其投资项目回报。
由于联保机制中的连带责任，内生有组员帮助同组其他组员还款的内在激励，与此相对应，同样内生有期望其他组员代为还款的负向激励。因此，联保贷款还款决策是联保小组成员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推理，本文借用二人动态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该博弈模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每个组员同时决定是否偿还自己贷款；偿还用P来表示，不偿还用N来表示。如果两个借款者的选择相同，则均衡结果较简单，都选择还款，均衡收益为[R1-r，R2-r]；都选择不还款，均衡收益为[R1-b(R1)，R2-b(R2)]，博弈结束。如选择不同，则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还款的组员，第二阶段需作出是否帮助不还款组员代为还款的决策。帮助还款用A来表示，不帮助用D来表示。如组员1在第一阶段选择还款P，第二阶段选择帮助A，由于不存在银行惩罚，存在社会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2r，R2-S(2)]；如在第二阶段选择不帮助D，由于存在银行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r-b(R1)，R2-b(R2)-S(2)]。得该博弈模型存在六种均衡结果，其均衡策略与收益如表1所示。
上述推理只讨论联保小组成员还款意愿，并未考虑其还款能力。只有当条件Ri-r≥0得到满足时，联保小组成员的还款意愿才能转变为还款行为。
就该博弈模型而言，当R1-r
PL=1-(1-P)n(3)
考虑到联保贷款在我国实践中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我国农户投资的模仿性、集中性和区域性，个体工商户、农业企业及中小企业收益的关联性与风险的同质性。加上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连带与推委机制导致联保小组组建过程的选择性和组建后成员之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即联保贷款的聚类效应。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从而造成联保小组成员收益(Ri)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联保小组成员收益相关系数γ>0的情况下，得：
P{Ri-2r≥0|R1-r
即在组员1无力还贷的情况下，考虑到组员之间投资回报的正相关性，其他组员具有帮助投资失败组员还贷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大。
当R1-r
均衡结果表明：在出现个别组员投资失败的情况下，由于联保成员投资回报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联保小组成员的最优选择是违约，联保贷款还款率为0，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较大可能性。
由于(1-P)∈[0，1]，由(3)式可知：随着联保小组规模n增加，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增大。即：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
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
对联保小组规模进行理论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联保小组的最佳规模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组员违约率与联保小组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还取决于信贷机构对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的预期。本文以损失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的乘积为组员违约率(4.66%)，假定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0.7，运用MATLAB模拟得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联保小组规模大于2人联保贷款还款率为1；联保小组规模大于4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接近于1；如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在0.25以下，则联保小组规模须小于6人。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还款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性风险诱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一)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
(二)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控制联保小组规模，能有效降低联保贷款整体违约的可能性。
(三)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
(四)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回收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系统性风险引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
参考文献：
[1]刘晓昀，叶敬忠.小额信贷的小组贷款与信贷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02，(3).
[2]张改清，陈凯.小额信贷的小组联保机制运行机理与创新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3，(3).
[3]林海.农民模仿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3，(6).
[关键词] 企业并购；定价博弈；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 F27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2-0056-03
[作者简介] 王昌林，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工业技术经济、人力资源管理。(重庆 400067)
一、引言
一般来说，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内部扩充(Internal Expansion)和外延发展(External Expansion)。企业并购属于后者。狭义的并购(M&A)主要包括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广义的并购还包括合并(Consolidation)、混合(Amalgamation)、接管(Takeover)等。在全球范围内，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合理化经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虽然企业并购能通过减少成本或重新配置企业资源来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并购并不一定能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65%的并购是失败的，并购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已有的研究表明成功并购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点:在策略上，寻求建立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在价格上，避免超额支付过高的溢价；在后期实施整合时，要有高层管理人员的投入，严格执行整合策略。合理的并购定价是避免掉入并购陷阱的关键因素。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谈判的焦点无疑是目标企业价格的确定，目标企业估价主要取决于并购企业对其未来收益的大小和时间的预测。因此，并购价值评估可以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并不是可以随意定价，而是有一定的科学方法和长期经验验证的原则可依据，这些方法包括:收益法(市盈率模型法)、贴现金流量法(拉巴波特模型)等。而在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目标企业实际情况信息的缺失，这可能是目标企业故意隐瞒或透露虚假信息；二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也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另外，并购定价也与并购双方的谈判能力有关。因此，目标企业定价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并购定价存在较大的变化空间，受到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并购双方的谈判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二、企业并购定价博弈分析
财务实务对并购交易中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有很多(如收益法、贴现金流量法等)，得到的目标企业价值具有一定客观性。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并购交易成功与否仅仅由双方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高低来决定，如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高于被并购方的评估，则交易发生；而当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低于被并购方的评估时，则交易不会发生。在实际的并购交易中，并购定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关于目标企业实际情况和未来收益预测信息存在的不对称以及双方谈判能力的差异，是影响并购定价的两个主要因素。在这里主要分析和讨论以下问题: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谈判能力对并购交易及并购定价的影响作用。
四、结束语
已有的研究表明:合理的并购定价是成功并购、并避免陷入并购陷阱的关键点之一，而并购定价的确定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购成交的可能性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成反比，而并购定价是由双方谈判能力来确定的。这一结论说明了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要避免并购定价陷阱，除了要完善企业现代经营管理机制外，还要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这对于并购交易成功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Joel F.Houston，Christopher M. James. Where do merge gains come from？ Bank merg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iders and outside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1，(60).
[2]张军，陈宏民. 企业兼并模式抉择策略[J].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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