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37:37
导语：在社会治理的手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既有一定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借鉴的就是在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旗号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交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元。如何管理好一个现代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获取管理对象的准确、完整的信息。不了解管理对象，一切管理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定是无效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管理“熟人社会”与管理“陌生人社会”不同。管理“陌生人社会”首先要让“陌生人”现形，首先要掌握“陌生人”的确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摘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明晰治理理念、强化法治理念、深化民主理念、发展互动理念、提升服务理念、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等方面来创新执政理念。
关键词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 世纪80-90 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第七，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社会治理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状况与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才能解决信息社会下的各种问题。因此，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等已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媒介，电子政务等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路径与手段，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人民沟通联系的有效桥梁，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成了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现代技术治理能力，努力学习和掌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
关键词：档案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档案馆
截至2019年底，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共4234个，其中，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专门档案馆256个，部门档案馆140个，企业档案馆181个，省、部属事业单位档案馆320个。从事档案主管工作及综合档案馆业务工作的专职人员4.15万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档案馆是收集、保管档案的机构，负责接收、征集、管理档案和开展档案利用等。档案馆已经成为集中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的基地，是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中心。档案治理体系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事业发展，以档案管理为起点，以档案治理为过程，并以档案治理现代化为终点。本文基于档案馆视角，探讨了什么是档案治理，档案治理体系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构建档案治理体系等问题。
1“档案治理”概念的内涵
借鉴治理核心内涵，结合档案馆工作特性，新时期，档案治理是指在党政机构领导支持下，由档案主管部门主导，档案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促进档案馆事业发展，提升档案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能力的过程。档案治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1治理主体。档案治理主体涉及三个方面：党委政府、档案主管部门、档案机构或社会组织。其中，党委政府在档案治理中担负着领导者与支持者的职责，通过政策引导、监督激励等，领导支持档案治理，使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协调一致；档案主管部门在档案治理中担负着主导者与执行者的职责，通过完善档案治理机制、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档案机构或社会组织主要是档案治理的执行者与参与者，档案主管部门指导下，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实现档案公共利益最大化。1.2治理过程。档案治理是一个不断完善、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档案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档案治理法律法规、健全档案治理领导组织机构、完善档案治理制度体系等过程，以不断提升档案主管机构、档案管理机构能力为核心，营造良好档案事业发展外部环境为手段，推动档案机构在更加高效、开放、法治的环境下运行，在权责明晰、合作顺畅、运行法治化之路上不断促进档案事业整体水平提升。1.3治理功能。档案治理的功能价值在于利用各种治理制度的构建，以及档案治理法规体系的完善，为档案治理实践中各方主体参与提供便利统一准则；利用档案主管部门、档案机构治理能力建设，提升档案主管部门档案业务指导能力和档案机构社会服务水平，繁荣档案事业发展，不断提升档案部门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大局的能力和水平。有效破解新时代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需求不断增长与馆藏资源不够丰富、服务手段不够创新、信息共享不够充分之间的矛盾。
2档案治理体系内容
新时代，档案治理是依法依规治理，治理体系与资源体系、服务体系和安全体系密切相关，也是档案治理体系的具体内容。2.1档案资源体系。各级档案馆作为档案接收、收集、保管和利用的机构，无论是档案资源的接收，还是收集，以及后期的利用和销毁，都应依法依规进行，不断构建治理体系的核心———资源体系。根据新《档案法》的规定，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源体系应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做到应收尽收。作为档案治理的重要载体———档案资源，要求各级档案馆根据其职责使命，依法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收集、移交进档案馆，丰富馆藏档案结构和内容。2.2档案利用体系。档案价值之一在于利用。根据新《档案法》相关规定，档案馆档案治理体系中的档案利用体系包括：档案馆档案开放审批制度、档案馆档案开放制度、档案馆利用服务制度、档案利用投诉救济制度、档案馆未开放档案利用制度、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制度、档案馆档案公布制度、档案馆档案编研制度、档案馆档案宣传制度、档案利用监督处罚制度等。应以利用服务作为工作导向，加大档案开放力度、提高档案咨询服务水平、加强档案资源开发、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2.3档案安全体系。根据新《档案法》规定，档案馆治理体系包括档案安全体系。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档案安全体系：安全制度机制建设。如，档案安全方面的制度、工作机制。“硬件”建设。档案馆应配置与档案安全相适应的保管库房和设施、设备。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档案馆应着重加强档案安全风险管理，提高档案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档案数字化外包档案信息安全监督。档案馆档案信息安全保障，如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档案信息安全、电子档案安全。加强档案安全监管，如，加强档案安全监管与处置。档案馆应认真落实上述规定和要求，提升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能力。
3档案治理体系构建对策措施
新时代，档案馆档案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认知视角，解决“档案治理是什么”；关系视角，解决“档案治理怎么样”；过程视角，解决“档案治理怎么做”，进行整体规划、统筹推进，并做好档案治理效果的评估反馈，不断纠正偏差，动态完善。3.1构建档案治理制度体系。制度体系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技术规范等组成的一套保障档案馆档案治理高效运转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其中，基础为法律的权威，手段则是法规和技术标准的适用。依靠制度规范调整档案治理中的不同社会关系，明确档案馆档案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利责任及活动边界。目前，构成档案馆档案治理的制度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包括《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档案馆工作通则》《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等。3.2构建档案治理结构体系。档案治理结构体系解决的是档案治理主体，以及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档案馆治理结构体系中，始终坚持党对档案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实行分级管理的工作格局。因此，新时代，从档案治理主体的结构上来看，尤其是在倡导“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馆合一的发展背景下，整个档案治理结构体系中具有多元性，且治理主体间关系复杂，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下的档案主管部门主导、多元主体协作。3.3构建档案治理运行体系。构建档案馆档案治理运行体系，是档案治理主体在档案治理行为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及相互作用的方式。新时代，我国应在各级档案主管部门（主要为国家、省市县档案局）主导下，深化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引导和法律法规制定实施，自上而下管理运行，将档案馆调整为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参公管理，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突出档案馆的公益属性。还应积极构建由档案馆、机构档案室或个人参与的治理运行体系，组建跨部门、跨机构，甚至是跨区域的馆际间合作，实现横向互动运行模式，发挥档案馆档案治理中的应用功能和作用，扩大档案馆在档案治理中的影响力。3.4构建档案治理方法体系。构建档案馆档案治理方法体系，则是档案馆作为档案治理主体之一，推动档案治理工作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和策略的总和。其中，档案治理技术体系包括各种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应用等；档案治理手段体系则包括法律手段，如制定实施《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等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行政手段，如实行局馆协作，强化档案馆服务功能；经济手段，如实行经济预算核算，贯彻经济效益原则，实施奖惩机制等，不断提升档案馆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档案治理策略体系，则包括积极鼓励构建治理主体参与合作，推进档案馆档案治理扁平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等。3.5构建档案治理保障体系。档案馆档案治理的相关保障体系，则主要包括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过硬的人才队伍体系、先进的技术体系，等等，通过各个体系的构建，织密织紧档案馆档案治理综合保障体系。目的在于推动档案馆各项档案治理运行及方法的有效实施，凝聚档案治理思想共识，确保档案馆在整个档案治理中的公平参与，实现治理成果的共享和最大限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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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 整体性治理 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区域公共管理是我国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公共问题的手段，通过对区域内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干涉，妥善解决好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公共问题，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在进行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过程中，要想推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顺利进行，就要构建完善的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监督机制，通过对区域公共管理手段的合理利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
一、我国政府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概述
（一）我国政府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现状
从现阶段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情况来看，还是存在着很多的缺失，比如单一的治理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区域公共管理的方向等[1]，都是影响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效果的因素，长此以往，区域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由此可见，要想充分发挥区域公共管理的效果，就要不断深化区域公共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完善的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监管体制，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二）我国政府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中的一个分支，只有将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才能促进其发展。区域公共管理弥补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劣势，是解决社会、政府、经济之间的公共问题的基本手段。区域公共管理不仅传承了现代公共管理中的优点，还具有自己的基本特征，一般情况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分为三种，下面笔者将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
1.从政治治理的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
区域公共治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应现阶段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而形成的。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拓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赖关系[2]。
2.从政治治理的价值导向的角度来看
现代化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是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与传统的公共区域管理相比更加灵活、外向，改善了单一的治理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政府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时候，要将“合作治理”作为基本原则，将大量跨国界的公共问题和跨行政区划的公共事务都作为区域公共管理的内容，从而实现社会、政府、经济三者之间公共问题细化治理的目标。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的性质，因此，不管是官方的政府组织还是非官方的民间组织，都在区域公共管理的范围内，在区域公共管理的实际运行中，其覆盖范围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很多。
3.从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的角度来看
区域公共管理将“合作治理”作为基本原则进行发展，而“合作治理”的本质在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之间的相互合作。在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面对复杂的跨国界的公共问题和跨行政区划的公共事务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区域公共管理来解决，所以才需要不断深化区域公共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打破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单一化，向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目标[3]。
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意义
“整体性治理”是政府改革与创新过程中的新举措，是一种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新理论，比如犯罪、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近几年来，“整体性理论”在我国政府发展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方面。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核心，通过协调社会、经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既要改善政府内部各自为政的现象，也要促进市场与政府的合作[4]。
三、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监督机制的作用
（一）监督机制是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中关键的环节
监督机制是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中关键的环节。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为了个人利益而奋不顾身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都不是非常的圆满。由此可见，只有理性地、科学地追逐自身利益，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会造成经济、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构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监督机制十分重要。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监督机制是政府行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的保障，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整体性治理的影响下，政府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社会对于法律、法规的落实方面也更加完善，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增长，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使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1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现状
据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较好的地区多为一线城市，一些经济欠发达区域在建设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制约着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如下：
1.1存在“两种模式”的弊端所谓的两种模式。一是在资金投入上存在困难，费用花费较大。二是，相关治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有限，很多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关，地区之间的治理和管理也具有双重标准，无法保证城市污染建设的正常运转。
1.2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有限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手段，无法保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也不能发挥管理的效力。例如，我国南京在2012年治理水污染中，虽然运用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治理对策，但是却没有形成制度规范，在实际管理中缺乏效用。
1.3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化起步较晚，在众多排污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交给专业公司运营的企业。但是从中国大环境上着眼，很多城市的认识还相对薄弱，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理能力和技术手段都有待提升。
2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应该采取的有效方式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在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我国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建设工作，根据污染设备建设的实际，完善相关管理对策，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
2.1加强社会城市环境污染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法律是规范行为的基准，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建设问题的核心，也是引导工作积极开展的重点，有助于规范运营单位的工作流程。因此，我国相关管理机构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鼓励城市开展环境污染治理，通过法律的制定明确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为城市环境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2环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励政策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与社会管理发展的政策还不完善，必须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上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的治污能力，使城市环境污染与社会管理服务尽快实现市场化。例如，国家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根据城市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运营服务方法，形成良性竞争的机制，充分发挥治理功效，为相关机构提供一定政策上的优惠。
2.3强化监督职能有效地监督监管是保证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良好运转的保障，也是做好管理的有效环节，对此，环保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运营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定期检查设备使用情况，保证管理运营朝着专业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4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环境污染治理要注重双赢，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使城市环境治污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需要平衡双方的利益，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在优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空间。另外，治理机构还要确定合理的、科学的运营经费，这项经费的开支必须要低于排污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从而取得运营市场的最终认可，实现运营公司与排污企业的双赢。
3结语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国家治理 战略意义
一、国家治理的概述
我国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是上层建筑，是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等，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动态过程，当然也包括信息化管理技术对经济社会的调节作用。国家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国家职能的发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根本属性和国家的本质一样，具有阶级性，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在我国社会当中，国家治理强调的阶级性代表着人民大众，主要通过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职能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
关于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刘家义审计长指出，“从深层次原因看，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缘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审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演进，其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都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说，国家审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产物。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决定国家审计的发展进程，国家审计不可能超越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而先行发展。国家治理始终对国家审计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国家治理发展的阶段性和所处的地域性，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大小。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良治的内在需求。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国家治理内生的、不可或缺的组织细胞，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发挥制约和监督作用，促进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为国家治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有效的信息。因此，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是主与从、决定与隶属、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三、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的战略意义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法也会明显不一样，但是良好的治理方法和取得好的国家治理的效果，是每个国家实施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治理“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其应该具有预防和防范国家风险的功能，应该发挥宪法赋予的国家职能，监督国家的经济发展运行情况，促进国家治理的完善和效果的增强。
（一）发挥国家审计的预防职能，保障国家治理的安全
国家审计的预防功能指的是国家审计凭借其自身优势，以及发挥特有的经济职能，能够起到防范国家经济风险，对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潜在问题进行预警的作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各方面的危机层出不穷，如自然环境恶化，金融危机以及国家安全危机等。这些危机和突发性的事件，是人们的和不重视所造成的，国家审计通过职能的发挥，及时揭示国家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经济的隐性风险，起到了悬崖勒马的作用，促进了国家治理的有效发挥。
国家审计过程中，国家审计部门通过审计职能的履行，全程监督和观察整个经济运行的情况和安全，并着眼于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资产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方面，及时反映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局性的以及战略性的大问题，预警各种重大经济风险，以减少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促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提前预警，把恶劣的问题控制在萌芽范围内，防止事态的蔓延和趋势性的发展，把一般违规行为控制在初级阶段，防止转化为违法行为，杜绝小范围内的问题演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二）发挥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提高国家治理方法的执行力
国家审计机关的职能包括监督职能。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审计机关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对国有资产的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依法治国战略的贯彻实施，审计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国家审计的职责进一步的强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社会团体的监督以及各派的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政府各部门的监督，如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等建设，形成有效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很好地起到监督权力的作用。”审计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审计监督要化被动为主动，破除权力的阻碍和干扰，所以，在国有资产使用的很多方面，审计监督通过职能的发挥，能够及时地发现各种经济重大违规甚至是违法犯罪问题，把国家经济损失降低在最小范围内。
在国家审计的工作中，审计机关通过义务的履行，相继查处了很多经济违法犯罪案件，有力地惩治了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反腐倡廉建设，增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党员的纪律观念。通过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独立的监督和评估，及时揭示和反映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严肃查处各种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确保中央决策和部署的执行力。
（三）发挥审计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国家治理方针政策
国家治理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体等各个方面，这些都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体制的完善以及国家的廉政建设的成果。国家审计作为具有预警和抵御风险的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坚决执行国家治理相关的决策和方针，力求审计工作的创新，加快国家审计工作方式的转变和升级，服从于国家治理。在今年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做好下一阶段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工作的大局观和整体功效。
从国家的审计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出，审计机关始终做到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国家的大局出发，重点监督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以及在实施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审计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不断地完善国家治理。
四、结语
国家审计的水平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国家审计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在推动国家治理的程度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需要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提高政治决策的透明度，真正做到通过国家审计部门的职能发挥，起到高效的监督作用，提高我国政府的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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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财务治理 企业财务治理 国有企业财务治理优化 现代化
1.财务治理的概念
“公司财务治理”的概念由1992年英国《凯德伯瑞报告》（Cadbury report）首次提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公司被指引和控制的体系，并强调公司治理中的财务手段。后来，学界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探讨财务管理问题，却很少对公司财务治理进行系统研究，也就是说，并没有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公司资本结构及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国外对于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的研究，如英美国家主要重视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因而主要研究这类冲突的财务治理。而日德国家主要重视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因而主要研究这类冲突的财务治理。[1]
近年来，国内对公司财务治理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然而关于什么是公司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的具体手段如何，公司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什么地位等问题，却仍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具体手段是通过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具体来说，财务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财务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它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股东、债权人、职工的关系，以期提高企业理财效益。企业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2]有人认为，财务治理作为管理体制的一个方面，会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直接影响：“理财是企业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而是公司管理的重点。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组织的结构形式必然影响公司的理财，公司融资、投资、股利分配三个方面都受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3]也有人认为财务治理不能被局限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内，它“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从内涵角度看，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深化，延伸至企业内部财务体系。从外延角度看，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广泛，财务治理除强调通过治理结构等制度安排形成有效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强调了治理行为规范的作用，财权在企业内部初次分配后形成了以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为核心的双层财务治理模式。”[4]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学界对财务治理的地位、手段及其与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第二种观点却认为它只是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财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公司治理。虽然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却并没有将财务治理的诸多内涵和外延做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实践手段上还缺乏明确的论述。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应该分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和运用，而不能笼统地进行教条化的理解。财务治理的第一个层面是财务治理结构，也就是以财务治理结构为手段，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进行合理的财权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有序高效的财务决策、契约、激励和监控机制，并与公司的整体治理体制相融合。第二个层面则不限于财务治理结构。从财权配置来看，不仅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而且还要顾及企业员工、债权人等对企业运行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利益主体。由此形成以财务治理结构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体系和企业治理体制。在当代社会，最高意义上的财务治理应该是第二个层面。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基于特定的企业治理目标，根据具体的企业治理体系，选择不同层面的财务治理模式。具体地说，是通过建构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财务治理结构，建构相应的财务治理体系，根据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的配置，由此形成以财务治理结构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体系和企业治理体制，从而实现企业财务资源配置和企业治理的最优化。
2.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障碍
首先是产权和经营权界定不明确。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得其在股权分配上形成了“一股独大”的特点。国家是公司最大的控股股东，但是在实际操控上又要依赖相关部委以及各级政府，致使“政企分开”的理念始终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却又无力直接进行实际上的经营管理，这就导致管理层面和经营层面的脱节，从而使企业在控制权分配上无法跟上管理现代化的节奏。具体的表现是董事会由政府任命的董事控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在财务权、用人权甚至生产经营权上都没有实际的决策权，形成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代表政府权威的于是上述“公司财务治理”的理念便无法实现，公司财务治理的制衡功能自然失效。就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来说，由于习惯于以往的垂直行政管理模式，因而忽略了现代企业管理上的专业化分工问题，又缺乏对所属企业之间协作关系的重视，导致种种新的问题出现：“母子公司产权关系无法完全取代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母公司作为出资者，其财务决策权、财务监督权不能很好通过实施财务治理得以落实，因而容易造成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关系不顺，成员企业各自为政，集团资源缺乏整合，因而也无法形成集团整体的协同效应。”[5] 国有法人股在总股本中的绝对优势是体现“全民所有制”的重要途径，但政府及其委任的官员却没有直接操控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这种情况有可能直接导致实际经营者而导致公司利益的损失。一旦这个问题产生经理人员会利用国有法人股在产权上的绝对控制而转移风险。
其次是企业目标转向缓慢。一般来说，企业的目标都是实现企业利润、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之和的最大化。但是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利润追求目标，被称为“国家工厂”或者“生产车间”；1980年以后，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承租的经营模式，于是又被称为“租赁工厂”。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成为企业目标转向的重要手段。即使如此，国有企业仍然要完成政府的多重社会治理目标，例如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与跨国公司抗衡、出口创汇、实现充分就业等等。众多的非利润目标使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创新方面失去了太大的动力，而过于缓慢的目标转向进程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制度和利润分配制度及其执行力度上都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学者指出：“由于非利润目标与利润目标并存，使得出资人无法准确考核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导致了一个中庸的报酬制度，加上内生于社会性目标的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提供社会产品和利润产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萎缩，这迫使政府进行改革。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国有企业目标进行调整的过程，政府不断交替地降低对国有企业的社会产品和利润产品的量的要求，并且在国有经济以外寻求实现社会目标和获取资金的途径，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6] 因此加快企业目标转向是实现财务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是缺乏强有力的体制构建。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何在财权配置上协调政府控股、董事会决策、企业中层干部管理、员工参与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能在体制构建上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创新，则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诸多体制改革， 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 几乎直线下降，从1996 年开始，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7] 出现这种局面与企业体制改革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激励机制，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特点之一，可以使不同层级的受益者会自觉发挥主人翁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共同目标奋斗。因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隐藏在有感觉有思维的人体内，要得到这种生产要素的合作价值，只有依靠“激励”把它诱导出来。[8] 又如监管机制，由于债权人与公司地位上的不对等，无法参与公司的治理，也由于虚拟财务利润、违规担保、互保、假账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投资者或债权人往往无法及时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因而极有可能使公司权力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制衡，公司的风险成本相应加大。作为公司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自董事会，下至中层管理者，乃至主要债权人，都应该享有不同等次的财务监管权，这有利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所以如果能够在健全内部审计机制的前提下，为每个部门、每个阶层配置应有的财权，使财务管理的功能在整个企业治理中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最大发挥。
3.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优化
首先要明确财务主体，实现多元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来说，国有法人“一股独大”是公司实现财务治理的“瓶颈”。研究标明，内部治理效率在如下情况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员工持股比例不同、改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和董事会、监事会作用发挥的不同；改制企业不同股权结构在市场绩效、收入满意度、管理者满意度、参与性和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改制企业联合持大股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内部治理最有效率，而一人持大股的股权结构则反之。[9]因此要实现财务治理的优化，就首先要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准确定位不同层级的财务主体。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严格按照《公司法》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班子等治理机构，逐步弱化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合理减少国有法人股持有的股份，通分散股权来引入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要让主要投资者、银行等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的智能和特长来参与公司监管甚至决策，如此将股权结构的科学配置和监管体系相结合，则可以有效实现股东大会的应有职能，也可以使公司的管理机构不断系统化和科学化，防止控股股东的非正常干预，防止“内部人控制”，优化资本结构，最终优化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
其次要根据改制后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构，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而科学合理地配置财权。如前所述，财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治理的核心，是企业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的首要任务。具体来说，是要在符合企业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上述因素，让股东、债权人，尤其是中层管理者甚至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享有不同程度的财务治理权，并通过财务治理权来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以及日常经营管理，尤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实发挥监事会、员工董事制度以及合作者等利益主体的监督功能。比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中国石油集团。大股东要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和质押。同时大股东为公司进行担保或者质押的业务也很多。“在这种方式下，公司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使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大股东也可以在年终制定股利政策时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例如大股东采取高价配股和不分红利的鼓励政策。”[10]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具有行政地位和财务掌控的双重优势，于是小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财务治理方面不仅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且还要为大股东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买单。虽然大股东也可以与小股东相互提供担保和质押等方面的便利，但是这会给企业乃至整个系统带来更多的或有负债风险。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以保证上述不同利益主体实际上的财务监控权。
第三是在改制股权结构和配置财权的基础上，通过财务治理手段不断完善财务激励和约束等机制。如前所述，只有通过激励才能将“人力资本”的潜力诱导出来，这正是全面提高企业运营水平的有效途径。就是说可以通过薪酬等财务手段使经营者利用个人效用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通过经理人员的股票奖励、现金奖励以及精神激励等方式的实践，探索和完善适应时代要求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等。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让员工更好地投入工作，在分配上注重向科研骨干、基层一线和关键艰苦岗位员工倾斜，提高野外一线员工和关键艰苦岗位员工的岗位工资标准。并广泛开展岗位练兵、专业技术比武、职业技能竞赛以及评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青年创新创效人才等活动，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对员工进行激励奖励，搭建了各类人才展示才能、交流技艺、共同提高的平台，也建立了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为主要内容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从而提高了企业内部工作效率。[11] 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国有企业的用人模式依然是党管干部原则与企业经营者配置市场化相结合，这虽然有利于大股东对企业的行政性控制，但是却容易使企业管理者产生身份上上的依赖感和优越感，由此带来的人事管理弊病也容易滋生腐败，从而给企业治理的优化造成障碍，因此还必须建立长效的约束机制。就此来说，除了通过人才市场机制来改变管理人员行政任命体制之外，还应该通过建立切实有效的远期责任追究制来约束管理阶层的行为，则管理人员的决策失误或恶意损害企业利益等信息会进入人才市场的信用评价系统，由此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4.结语
在国有企业积极进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产权制度、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等方面正在探索中发生着变化，但是国有企业固有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股权和管理权的不对等、财权配置的单一化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僵化等问题，使得财务治理的诸多功能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在以后的改革中应注意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通过财务手段，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监督体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 例如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来实现产权的多元化，或者实现国有企业的集体所有化。研究表明，国有独资企业无论运行效率还是功能效率或是总效率与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都较低。[12] 这恰恰表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也表明上述财务治理为核心的企业治理体系势必成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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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 施教需要； 学生成才需要； 转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70-03
近些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经过学科整合、课程重组以及各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质量和效果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改进。但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投入、改革教学方式的努力，相对于教育教学的效果而言，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如教学理念相对滞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稳、教育效果难以持久等。在一般讨论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等研讨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导入机制的维度，探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及其转型的思路与路径。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挑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宣传党的科学理论和创新理论的主渠道，也是体现高等教育社会主义属性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着全面的转型，在新世情、新国情、新社情、新党情的历史巨变中，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行为特性也已发生了相应的变迁。新的形势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培养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合格劳动者，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培养掌握科学理论、具有理论素养、具备实践能力的合格公民，是高等教育也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神圣使命。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学的核心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价值主张，以获取更广泛、更稳固的政治认同。这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最主要的取决并体现于政治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对执政体系政治价值取向的政治认同。所以教学目标的设定要凸显学生对于政治理论主张以及政治体系的信仰和忠诚。多年以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囿于教学模式的局限，基本成为了政治理论知识层面的教与学的过程。其中，单向的输出、灌输式的教学、内容形式的重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更加突出的矛盾。固有的教学模式与现代生活背景的学生，教与学的对撞与张力，生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悖论现象：如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考评、官方调查的统计数据、学生提交的学结等方面呈现出教学效果稳步提升、成效明显提高的反映和描述。但是，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状况中，政治理论教育的生态却处在愈加困难的境地。如在大学生实际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在私密、匿名与公开、正式的不同场景中，较多表现为双重性和游移性，甚至还有不少截然相悖的取向；政治意识淡漠、政治疏离和政治信仰缺失，则成了正在蔓延、较为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正式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功能有所弱化”，[1]在某种意义上，理论认知、政治表态与现实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的较大差异，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功能和价值的实现仍有较大差距。
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党和政府最为重视、直接进行顶层设计和决策的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师们想方设法、殚精竭虑，不可谓不努力。在许多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育教学方面，几乎成了手段最多、花样最多、形式最丰富、翻新最快的课程之一。各级教育管理机构设立的评奖评比、树立典型、示范教学、创办工作室、政策倾斜等等，也是所有课程中最为特殊的。这一切努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之间的悖论，至少显示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绩效尚不是理想的状况。
传统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侧重于强调理论框架的结构完善、体系的完整、话语的规范、理论设想的完美。这种教育的吸引力首先在于满足人们对于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期许。所以，追求目标的完美与合理，自然就成为核心价值。三十多年来，现实的中国社会处在全面的转型之中，在摆脱经济困境、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新的矛盾和问题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甚至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呈现尖锐化趋势。大学生早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甚至成为一些社会问题和压力（如大学生就业难等）的直接承受者。学生对于社会的感知首先直接来自于社会现实，家庭、社会的种种实际境况，是他们认知、了解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比较性也是学生认知的重要特性。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民族、各国家的现实与发展，几乎呈现透明状况地在进行着展现和竞争；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认知、比较、分析的维度更加多向化；也使得获得信息的手段、时间上已无差异。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或现象，信息社会即时提供着比照双方或多方的各种信息、背景资料。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和维度中形成正确的、合理的判断，既是学生成长中必定经历的过程，又是困扰学生成长的瓶颈。虽然说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必然存在，但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完美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极易引起对于理论的怀疑，事实上降低了理论的可信度，这也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育效果脆弱、难以持久的主要原因之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教育教学的手段、方式等技术层面的困难，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切入点如何契合学生成长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方法论是否支撑学生发展的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从传统的施教需要，向耦合学生成才需要进行转型。
二、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转型的必然性
大学教育是青年成才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和路径，大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养成高尚的品质、具备专业的技能，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然要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满足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的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在个体性上，首先是学生成才发展的需要。学生的需要，无论从成才还是发展的意义上，最主要、最直接的莫过于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学生成才，无论对于学生个体，还是对于社会发展取向，是最大的实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认识来自于实践的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本来就是的基本观点，因此，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现教育目的、提高教学成效的必然取向。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是大学生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和路径。向大学生宣传和灌输执政政治体系的价值主张，既是执政党、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和期望，也是大学生养成政治意识、培养政治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形式和环节。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化是大学生政治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特色。由此形成的教育模式，基本是以“施教需要”作为开展教育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了教育的归宿。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原有大一统的主流价值观消解，各种价值观在社会中激荡交锋，社会价值观流变中呈现出多元、交织的趋势。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又使得大学生在人生追求、社会定位、价值取向上呈现多样化状态。“学生这一大主体除被规定为被教育者或被育人之外，学生这一大主体必须明确其通过学习而成才之大义，通过自身努力学习而成为人才就是作为学生的历史使命与根本任务”，[2]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凸显，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上的选择也呈现多向、多样化的趋向，在政治行为上也更多地与利益实现密切关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定仍要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体现高等教育社会主义属性的核心内涵。实现这个教学目标，既要以政治理论的科学性为前提，又要以社会进步的实际为支撑；既要满足社会化中社会的需要，更要满足学生成才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教学的成败更有赖于学生愿否、能否接受的“内因”。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关键内涵，在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公民”。在“劳动者”的意义上，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专门的劳动技能、形成较高的实践能力是其要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应该能够提供和满足成为“劳动者”的支撑和所需。在“公民”的意义上，良好的公民意识、公民操守必定会促进社会政治价值的进步，提升社会政治文明的程度，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提供最大、最重要的保障。
三、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的实践探索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常见的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学生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中理论学习与学生认知社会以及实践运用相脱节。究其原因，传统的教学目的主要源于“施教需要”，以理论的完备、自释为取向，自然就容易形成教师输出、学生接受的单向运行机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学多停留于背诵概念、原理，应试色彩浓厚，呈现出“熟悉的话语”与“陌生的原理”相悖，政治理论学习几乎处在被动状态。政治理论教育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导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不少学生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分析中缺乏客观、科学、理性的立场和方法，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虚假认同、政治疏离、政治冷漠等现象。
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长效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中，构建施教需要耦合学生需要的双回路教学模式，不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确立以成才内需为本位，以学生参与为抓手，以教师导向为调控，以促进发展为目标的教学理念；将课程教学的目的与学生成才的需要这两个方面双向联动，形成双向调控、交互回馈的机制；整合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挖掘学生内需，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的需要，实现政治理论教学从学“答”到学“问”的教学转型。在新的模式中，探索启动、挖掘学生学习的动力、促进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利于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能力，养成理性的政治素养。
第一，以专题化教学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经典理论及其发展结晶，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在专题化教学中，将教材体系中的理论框架，以主线索、大背景、关键命题的形式，整合教材内容，以专题教学的方式重点突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第二，以研究型教学促发问题导向式的学习特性。以团队研究重要问题的形式开展的研究型教学中，以核心原理、理论疑难点、创新理论等问题为导向，帮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中，通过自主学习、自助研究，在探究中理解并掌握政治理论的精髓。第三，以多向互动促进学生广泛参与和交流。构建学习、研究、讨论交流的多重平台，如以网络社科论坛、现场社科论坛的形式，以专题式、答疑式、辩论式等多种交互方法，对于课程相关的关键命题、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教师在导向中贯彻政治理论的价值导向和科学原则，以学生成才、学生关注、社会聚焦的问题为切入点，以学生参与为抓手，实现学生的广泛参与，塑成并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角色及功能。第四，以社会实践提升理论的运用能力。在教学中设计社会调研的环节，开展社会调查、实证研究、实践课题等活动，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科学方法，践行理论，锻炼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科学价值观，提高公民素养。第五，以资源整合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手段和路径。在施教资源、学生资源和教学环境资源中，遵循科学性、开放性、全面性、多样性、动态性的原则，从师资、学生和环境要素三个维度上拓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关的理论、方法与条件支持，形成综合、互补的作用机制，创建理论引导、实践教学、自主研学、网络助学的教学格局。
在施教需要耦合学生成才需要的实践探索中，学生的广泛参与、教与学的双向促动，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呈现出“四化”的特点，即参与常态化、管理动态化、讨论理性化、视野国际化。逐步实现学生对政治理论教学从疏离到亲近、从定论接受到自主探索、从应对考试向自觉内化、从纯粹的学理化向实践工具化的转变。教学角色也在转型和丰富，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从单纯的输出者向着导向者、从宣传者向着研究者的角色转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向着参与者、探求者的角色转型。
参考文献
拥有关于道德的知识，是否必然能够成为道德的人？掌握理论知识是否必然能成为具有崇高理想与信念的人？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多年来却困扰着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根据一般逻辑常识，谁都会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或然性”的回答，然而在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一些人却往往对其加以肯定性断定。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对待政治理论课的态度上，将对人的道德教化和对人们崇高理想、信念的培养，简单、孤立地归咎于几堂政治理论课，以为对学生的道德、理想信念等的教化与整个社会环境、学校其他各个环节、家庭等都是毫无关系的，这种观点最终导致的是政治理论课万能论。
第二，在一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将“做人”的复杂实践历程简单等同于学习某种“做人的知识”。于是，关于道德知识、理论知识的灌输被看得重于以理服人的相关背景理论的介绍；庸俗、武断的结论被看得重于树立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理论尊严的维护；对有关知识的直接叙说重于学生的主观选择；标准化的统一考试重于学生独立化的思考；教科书上的词句重于现实生活的真实话语。
第三，在实际生活上，将学习或研究伦理学、理论的人，特别是从事其教学的人，看成是拥有崇高道德和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并以为这群人就是一批完全脱离当前市场经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于是便以对“神”的要求来要求这些人，从而导致他们挫伤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处于被动局面。
二、“知识与人”关系长期难于理顺的原因
第一，在教学指导思想上，由于将人作了抽象化的理解，因而将对人的塑造或教化作了简单化的决定论解释。教学是对人的教化，可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人呢？通常人们习惯于将人理解为有思维、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动物的层面上来定义、理解人，以为和动物一样，人在获得了自然赋予的生命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人的本质。这样，通常所说的“做人”也就被简单、抽象化理解为：人总是生而为人的，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人们后天拥有知识的差异方面，即后天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反映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便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对人的教化，无非就是传授某些更好的做人知识，其中包括道德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而学习不同的知识，也就是学会做不同的人。
第二，远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实际的教学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面临逻辑上的二难。关于道德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只是为人们成为自觉的道德人、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提供了理论基础。换句话说，掌握了这些知识，只能使人们由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道德人或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转变为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道德人和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这种转变的最大优越性就是使人们的道德行为或崇高理想信念更具有自觉性、坚定性、稳固性。当人们具有了这样的意愿，也就会较容易地接受有关的知识，也会较为自觉的在理性认识基础上来确立道德、理想与信念。政治理论课面临的这种逻辑上的二难，既说明政治理论课在理论上应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实际而有所创新，更说明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还需要社会生活的积极引导和配合。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要求。
第三，教学指导思想上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某些教学内容的远离实际或难于得到现实生活的积极有效配合，很容易导致教学实践上的强制性灌输。而教学实践上的强制性灌输与混淆“道德知识与道德人、理论知识与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实际上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将人作抽象化理解，必然会将学生看成是装载知识的器皿，而遗忘掉他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追求，以及他们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这就为教学实践中的强制性灌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某些远离实际或者缺乏现实生活积极有效配合的教学内容，又使学生对学习某些知识包括道德的知识、理论等知识既缺乏兴趣，更谈不上惊异和震撼。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创新
政治理论课在对人的教化、塑造中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理论课需要具有不断创新的教学内容，学生才会具有对道德人、对拥有理想信念的人的追求和自我塑造的意愿。也只有这样，政治理论课才能发挥好其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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