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37:38
导语：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网红作为时代最好的见证，走出了一条由平台到自我价值的救赎。而商业化也是网红的必经之路，毕竟网红的附带效应就是广泛的传播性，这也是网红存在的价值。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红都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僧多粥少，变现之路需要自己去体会。
为什么要把直播、网红、商业化放一起？
其实并不是只说直播，这里泛指平台，尤其是能够制造网红的平台。平台给予网红的是最基础的条件，而网红之所以是网红除了自身条件之外，就是要有人捧场。所以就有平台贩卖直播的粉丝、热度等虚拟产品，这么来看以直播为中心的一条产业链已经悄然形成，而且这条产业链犹如一条自动履带，碾压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主播，挑选适合的人员填充到网红大军中去。
而不幸的是大多数想成为网红的人都处在红与不红之间，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着。平台与网红的关系是脆弱的。“生死交于汝手”是平台与网红的关系，网红要借助平台来实现自我价值，而平台需要更多有价值的网红来镇住场面，虽然看似双方有着强烈的依存关系，但是单个的网红却是无法与平台有平等关系的，所以，就有了强势的一方，而这一方当然是平台。
网红们的生死可以由平台决定，因为平台制定游戏规则，网红们只能是规则的受限者，而一旦平台规则改变或是有了不利于网红们的一面，网红们也只好受着。
一般可以称作是平台的平台，必然需要有大量的主播网红作为基础，所以一两个网红有不满不会对平台构成影响，相反的，如果平台认为你不符合平台发展方向必然严厉打击，而在这其中就有可能出现误伤者，不过，平台可不会因为一两个误伤者就认错，只会将错就错，这就起平台的强势。
但是，随着网红价值越来越高，平台也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样网红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一旦一个平台不适合发展，网红可以寻求新的平台。这样一来二去，平台与网红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脆弱了。
明星与“网红”趋同在网红越来越多，平台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平台选择了明星，利用明星来为平台吸引粉丝，而明星也乐于在平台吸引更多的关注度。对于平台来说明星就是高级的网红，粉丝数量多，关注度高，可是，毕竟是明星，平台要付出更高的费用才能拉来为平台助阵。而从平台的角度来讲，明星与网红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明星也可以称之为是高级的网红。
为什么网红要商业化？
网红走向商业化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内在的需求。网红凭借平台的助力积累了人气，而这些人气就是网红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你认可你，这些附从者对于网红的行为有了天然的高信任度，所以就有了企业与网红合作推广其产品的案例。
而无论推广效果如何，这都是网红变现的一个途径。之后会有源源不断的企业找上门来，这样商业化网红也就成为了必然。“平台+网红+粉丝用户+赞助企业”就构成了一个以网红为主体，平台为媒介的商业化生态链条。
而诸如Papi酱卖T恤，柳岩直播卖大枣，网红们为企业产品打广告，这都是网红商业化的尝试，只是受益主体不同。Papi酱是成功的网红，有自己的团队和平台，柳岩是平台利用其明星效应收取粉丝关注度，而网红的广告推广更多的是自主行为。
当然，这些都只是走向商业化的尝试，不能说是成功的，也不能说是失败，变现模式需要在探索中不断改进创新。
笔者认为直播平台起家于主播，成熟于网红，最后必将结束于明星，而从主播到网红最后成为明星也是网红的必经之路。网红于明星没有界限，而平台只能是平台。平台与网红之间微妙的关系决定了双方的发展方向，诚然，平台能造明星说明这个平台有价值，可是要想成为明星偶然的成分居多，不是谁都可以是明星，网红亦如此。
关键词：GDM； CRP；尿微量白蛋白；糖化血红蛋白
妊娠糖尿病指在指妊娠前无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妊娠期首次发现或发生的糖代谢异常[1]，是妇女妊娠中常见的一种并发症，通常多发生于妊娠中、晚期，其临床过程比较复杂，常常无典型症状，具有很大危害性。GDM患者糖化终产物生成增多，其能引起细胞外基质如Ⅳ型胶原、层粘蛋白和玻璃体结合蛋白发生质和量的改变，促动脉的硬化，并能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HbA1c。CRP是人体急性时相最主要、最敏感的标志物之一，CRP 作为一种炎症因子与妊娠生理和病理关系较为密切。炎症感染及糖化终产物的增多均可引起肾血管的病变，导致尿中的微量白蛋白变化，因此本研究检测血液中的CRP及HbA1c含量与尿中微量白蛋白的关系，以探讨其对预判患者肾脏损害的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1月～2014年4月在我院门诊及住院诊断为GMD的患者91例，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第七版）[2]。91例患者行24 h尿蛋白测定后，根据UAlb将其分成三组，即Ⅰ组：糖尿病正常蛋白尿组（40例）（UAlb≤30 mg/24 h）、Ⅱ组：糖尿病微量蛋白尿组（26例）（30 mg/24 h
经统计学分析，各组对象在年龄、孕周、体重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主要仪器和试剂 仪器：日本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东曹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试剂：CRP检测试剂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UAlb检测试剂由日本日立公司试剂公司提供，HbA1c检测试剂为日本东曹公司配套试剂。
1.3方法 CRP采用乳胶免疫比浊法；UAlb采用免疫比浊法； HbA1c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所有测定均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或SOP 操作，同时进行室内质控，结果在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结果
四组对象的UAlb，CRP，HbA1c检测结果可知，①UAlb第Ⅰ、Ⅱ、Ⅲ组均显著高于第Ⅳ组（P
3讨论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及饮食习惯的改变，GDM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GDM可能导致妊娠期高血压、酮症酸中毒、感染、产后出血、巨大儿、胎儿畸形等并发症，对母儿影响严重[3]。
C反应蛋白是炎症反应的标志性蛋白，是机体在急性炎症、创伤、其他疾病时，其水平会显著升高。有学者研究了糖尿病患者的体内的CRP、IL-6等炎症因子后分析发现血清CRP可能是与糖尿病的病理基础最有相关性的血管炎症标志物[4]，因为当机体存在炎症反应时，体内巨噬细胞、脂肪细胞和内皮细胞被激活而分泌过多的IL-6、TNF等因子刺激机体合成CRP，同时也引起胰岛B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受损及产生胰岛素抵抗，刺激CRP的合成增加[5-6]。因此，在糖尿病患者体内可检测到CRP异常的增高。有研究显示：妊娠早期的CRP水平与GDM的发生是呈正相关[7]，何冰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2型糖尿病急性时相反应程度与糖尿病肾病的阶段密切相关，通过分析认为炎症发生强度与糖尿病肾损害的程度相平行[8]，而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同样的规律也存在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而糖尿病患者检出微量蛋白尿即表明其肾脏已出现血管病变[9]，本实验Ⅱ组CRP明显高于Ⅰ组（P
糖化血红蛋白是红细胞内血红蛋白与血中糖化合物相结合的产物，糖化血红蛋白中最重要的种类是HbA1c。它的形成是不可逆的，其浓度与红细胞寿命（平均120 d）和该时期内血糖的平均浓度有关，不受每天葡萄糖波动的影响，也不受运动或食物的影响，反映的是过去8～12 w的平均血糖。因此，HbA1c可为评估血糖的控制情况提供可靠的实验室指标，也直接反映高血糖产生的糖基化产物水平（AGE）。而据研究表明，AGE是致微血管病变的主要病理机制[10]，导致尿中的微量白蛋白含量增高。本实验，糖尿病组HbA1c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综上所述，从以上四组研究对象的结果比较可看出，CRP与HbA1c的水平随着尿微量白蛋白的升高而呈现上升趋势。CRP、HbA1c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含量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损害有一定的联系。因此CRP、HbA1c可间接反映妊娠期糖尿病肾损害，可以同UAlb一起用来进行对GDM患者肾脏损害的早期诊断和监测，更好的指导临床治疗和判断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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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左卡尼汀； 促红细胞生成素； 维持性血液透析； 肾性贫血
肾性贫血是指各种因素造成肾脏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产生不足或尿毒症血浆中一些毒素物质干扰红细胞的生成和代谢而导致的贫血，是慢性肾功能不全发展到终末期常见的并发症[1]。维持性血液透析中，Epo丢失、生成和摄入减少均导致了肾性贫血贫血的发生。左卡尼汀（L_3一羟基-4一三甲氨基丁酸）是广泛存在于动物组织中的一种氨基酸，具有多种生理、生化功能，主要是转运长链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氧化的一种必需营养素；参与调节线粒体内乙酰辅酶A的平衡，影响红细胞膜的变形能力和红细胞膜磷脂的再酰化过程，增加膜的稳定性[2]。在透析中，左卡尼汀的减少和丢失，也可导致贫血的发生[3]。本文研究2012年1月-2013年1月在本院进行左卡尼汀联合促红素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肾性贫血患者的RBC、Hb、Hct，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2 治疗方法 三组均给予富马酸亚铁、叶酸、维生素B12等常规治疗。左卡尼汀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予左卡尼汀（哈尔滨松鹤制药有限公司），每次血透后15 mg/kg，溶于10 ml注射用水中，2～3分钟1次静脉推注；促红素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EPO，100 IU/（kg·次），每周3次。左卡尼汀联合促红素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和两个单组治疗之和。三组疗程均为3个月。
1.3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后1、6个月三组RBC、Hb、Hct情况。
3 讨论
肾性贫血主要原因为红细胞生成减少。肾脏疾病导致肾脏分泌EPO不足，从而使红细胞生成减少、寿命缩短、丢失增加引发贫血，治疗以注射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为主。但是仅仅用EPO，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肾性贫血，只有血液透析，改善肾脏功能才是治疗的根本。血液透析是根本性治疗方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加重肾性贫血。在透析过程中，促红细胞生成素丢失增加，导致贫血略有加重。已有研究表明，左卡尼汀的代谢失调也可以加重贫血的程度[4]。左卡尼汀缺乏可使正常红细胞的脆性增加，红细胞寿命缩短，是肾性贫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5]。有时，临床应用了足量的EPO，但是患者的贫血程度改善并不理想，无法达到和维持目标值，这种现象叫做EPO抵抗。有研究表明，左卡尼汀的缺乏与对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抵抗有关，即左卡尼汀能促进EPO的作用[3]。
本研究表明，在血液透析中，左卡尼汀联合促红细胞生成素组治疗后1、6个月疗效优于单独应用左卡尼汀治疗和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得出左卡尼汀可以增加EPO的治疗反应，同时可以减少促红细胞生成素用量，提高疗效，这与许多研究相符合[6-8]。左卡尼汀（L-camifine LC），即左旋肉毒碱，具有氨基酸和维生素的特性，基本功能是运载长链脂肪酸进入线粒体内质网，参与β-氧化，清除线粒体中有潜在毒性的脂肪酸代谢产物[9]。Mastsumura等[10]研究表明，红细胞渗透脆性与左卡尼汀水平呈负相关。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左卡尼汀能明显较少EPO的用量[11]。其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左卡尼汀减少了红细胞长链酰基肉毒碱的积聚，改变了红细胞膜脂质成分，提高了红细胞膜的稳定性，降低了红细胞的脆性和溶解性有关[1]。总之，左卡尼汀临床应用，对肾性贫血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左卡尼汀联合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提高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左卡尼汀联合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肾性贫血疗效优于单独使用左卡尼汀或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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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
一、宏观和微观
经济分析中区分宏观和微观,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个人等个别经济单位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则着眼于对经济总量和经济整体行为的研究。这是一般的经济学道理,但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微观上合理的行为宏观上可能并不合理,微观形势好并不意味着宏观形势也好。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宏观与微观混淆,闭经济调控包罗万象,既涵盖了宏观层面,也囊括了微观活动,实践证明是不合理、不成功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在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有宏观眼光。
首先,要把宏观调控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区别开来。企业和个人属于微观,中央政府属于宏观,这是没有疑义的。关键在于明确,地方(包括省一级)和行业都不是宏观,即使广东的GDP总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新疆的国土面积有165万平方公里,均超过许多小国,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讲都是局部或微观,只有国家或国民经济才是宏观。因此,一些地方讲要加强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适不准确的,尤其不宜简单地从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出发自求总量平衡,如钢铁消费大省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而不顾条件大上钢铁厂,原料生产大省为了平衡上下游产业而不顾条件大上加工厂。可以说,宏观调控是中央的独有职责,地方、行业、企业只是从局部的、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其次,要把对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与千差万别的微观状况区别开来。投资方面的例子很典型。目前中国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在经历了过去的投资后,目前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有心无力,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投资增幅只有10%左右,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则异军突起,近几年内蒙古、吉林和安徽的投资增幅先后达到50%甚至更高。对投资形势的判断自然会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沿海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投资增幅很低,没必要调控,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基数很低,也不应当调控。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固然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不同情况,但更应当避免在差别很大的微观情况面前举棋不定、无所适从,更应当坚持从宏观的、全国的角度清醒看待投资形势,正确做出调控决策。
最后,要把宏观上的利弊得失与微观上的利弊得失区别开来。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现象是,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找到了新的“广阔”市场。在2006年生产和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继续呈现生产和出口大量增加的趋势。从钢铁等企业和行业自身看,似乎存在一个良性循环:从扩大投资开始—首先扩大生产能力—然后扩大生产—在国内市场容量不足时扩大出口—扩大外汇收入和利润—然后再扩大投资和生产。但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钢铁等“两高一资”产品不断扩大规模实际上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这些行业过度扩张投资推动整个投资增长过快—这些行业扩大生产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过快—加重国内能耗和污染—助长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形成资源性产品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是微观上合理、宏观上不合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区别宏观和微观对于判断形势和宏观调控的意义非同小可。
二、供给和需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引用一句名言:你甚至可以使鹦鹉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名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任何经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恐怕都离不开供给和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近年来政府对调控房地产市场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其力度之大、频度之高,是少见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稳定住房价格,二是要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增加价位低的普通商品住房,但这两个目标都还没有很好实现,与广大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均衡和价格稳定,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无非是扩大供给和调节需求两条,这是极简单的原理。分开来看,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硬约束,决定了住房供给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这种情况下,住房供给结构状况就十分关键。既然市场力量驱动大户型、高价位住房供给,抑制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供应,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是小户型、低价位住房,表明在住房市场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当填补这一空白,但实际上政府长期缺位。
从住房需求看,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三类。本来应当在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之后,再逐步满足投资和投机需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各地政府的利益驱使之下,三类需求同时膨胀,导致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挤占了消费需求,并大大抬高了消费需求的成本。同时应看到,在购房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的租房需求,但当初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居民都要买房,没有为住房租赁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也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据此,理顺住房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政策趋向是:在供给上,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成为中低价位住房的直接和间接提供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弥补市场失灵;明确实行租售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最终可能会形成租房与购房比例大体相当的市场格局。在需求上,优先保障真实消费需求,严格限制投资需求,坚决遏制投机需求。在住房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合理调节需求是关键。如果不限制不合理需求,如果需求是个无底洞,那么住房价格永远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总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理解供给与需求是一把总钥匙。
三、总量与结构
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各有其独立性,也存在相互联系。总量矛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结构问题,甚至在本质上是由结构问题引发,因此,解决总量矛盾的关键常常在于调整结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过去30年出现的几次经济总量过热,多数是由投资膨胀引起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和总量矛盾的显现同时并存。1993年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投资增长61.8%,投资率从1991年的34.8%上升到1993年的42.6%,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62.4%下降到59.3%。前几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偏快”,同样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引起,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失衡。2003年投资增长27.7%,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4年的43.2%,达到另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
另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例子是,2006年在节能减排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结果有些令人沮丧,没有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恶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缩减的份额,不是由第三产业所填补,而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所填补,在工业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遥遥领先。2001年到2006年,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从14.1%降低到11.8%,降低了2.3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的比例由45.2%提高到48.7%,提高了3.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尤为突出的是,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近63%上升到2006年的近70%。这一趋势在2007年一季度还在加快发展。
另外,重工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污染排放者,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成倍于轻工业和服务业。在2006年全国电力消费中,工业用电占75.5%,其中重工业占60%。重工业单位产出(增加值)的电力消耗约为0.28千瓦时/元,大约是轻工业的近2倍,农业和第三产业的8倍。结果是,即使轻、重工业自身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严格而使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但由于重工业比重上升,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能耗和排污水平难以明显下降。换言之,各产业自身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的影响,抵不过产业结构重型化所产生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上升的影响,这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如果2007年和今后几年产业结构继续呈现重型化趋势,那么完成“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任务也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调总量、也调结构,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流量与存量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J].企业活力,2009,(3).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结构调整；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规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经济机制，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与控制，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国家规划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还需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项微观规制的基础工作。
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
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其中，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运行总量调控，政府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的调整则属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宏观总量调控又称价值调控或信贷调控，是对社会总供给价值层面的调控，是通过控制货币总量而实现的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其对宏观总量的调节是要达到对宏观供给总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间接约束社会总需求。宏观总量调控的具体控制力表现在对货币发行总量、信贷供给总量、证券市场规模等方面价值总量的控制上及对银行储蓄和贷款的利率、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直接变动。宏观总量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拥有宏观总量调控的职责，却并不需要天天运作这种对宏观经济干预的职能。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偏离正常状态和秩序时，即社会总供求出现明显失衡时，才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必要的价值调控。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的。根据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等，政府不应为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而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尽管至今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人传承新古典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宏观调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
需要明确的是，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而宏观总量调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这就是说，在政府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中，总量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必要的，但却不能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面来说，总量调控只能解决总量问题，即解决经济的过热或过冷问题，解决投资总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问题，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或可能偏离基本运行轨道的问题，等等，不能用于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不能将经济结构调整混同于宏观总量调控，不能期望通过总量调控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总量调控肯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区别于宏观总量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用总量调控替代且不同于总量调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内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劳务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包括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有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平衡。这种结构平衡不仅是在价值层面上探讨总量平衡关系，而是对实际生产能力的结构的适当要求，并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范围内要实现结构平衡。这其中，所有的供求结构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要求。正是从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出发，才产生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构平衡要求。这就是说，为实现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产品供求结构都只是一种逻辑对应关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费品生产适当的基础上一层接一层展开的生产消费品的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对称要求。由于生产生活消费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最基础的供求结构平衡，所以，在调整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构平衡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最有连锁反应效力。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应从满足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出发，不断地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有别，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观规制的基本特征
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属于微观规制。微观规制包含调整结构，却不只是表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更多内容。但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多层面上发挥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微观规制不同于宏观总量调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长期性
宏观总量调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进行结构调整的微观规制具有长期性特征。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政府的微观规制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哪个层面，都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长抓不懈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但由于政府的微观规制是‘政府’的职能，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属于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却不能时松时紧，而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思是，什么时候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针对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针对性；而微观规制在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的作用都具有约束被规制者的针对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铺天盖地，而是针对具体的局部解决具体的规制问题。如，结构调整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要有针对性地对钢铁产业进行有效规制，做出具体的减少产能的安排并落到实处，直至达到调整目的。
(三)绩效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宏观总量调控必须极为迅速地随之变化，而在此之前的调控即失去时效，不再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微观规制是长期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内容，因此，微观规制具有政府实际工作成果的绩效性，是长期的工作积累，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时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微观规制，是长年不断的工作内容，而控制好土地资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绩效。
(四)法制性
宏观总量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价值调控，虽然是依法实施的经济调控，但这种调控并不体现具体的法律规制，而更多的是经济政策层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准确地讲，宏观总量调控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是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集中体现。但对微观规制来说，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办事，不可能脱离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微观经济实体进行规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与宏观总量调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现不同，微观规制具有鲜明的法制性，表现为任何规制都要严格地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于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具体承办的政府部门就要依法接受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严格制止未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五)基础性
宏观总量调控治标不治本，因此，具有时效性和热点性，而不能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中直接触及和解决运行基础的建设问题。凡进行宏观总量调控，都必定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热点问题。但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治标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担的各方面的微观规制任务，都是既治标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严格的说，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施微观规制是为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各方面的基础问题，具有基础性特征。如，政府对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颁发，就是一种基础性的规制电力行业经营与发展的宏观管理手段，可以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达到有效约束电力行业的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进步、网点分布等直接的规制目的。
三、微观规制的多层面表现
政府微观规制负责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多层面进行调整。其职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赋予，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落实。
(一)调整经济结构
保持经济结构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运行良好态势的基本面。微观规制的长期任务之一就是保持经济结构平衡，因此，政府微观规制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不断地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变化调整经济结构，基本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通过具体的协调工作，运用适当的产业政策，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微观规制的成效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保持市场供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除土地资源外，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还有：石油、煤炭、矿山、河流、风力、海洋、森林、野生动物，等等。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耕地是农民集体的生产资料，归农民集体支配。但各级政府对农村耕地的保护是义不容辞的，必须落实到实处。无论何时何地，保护耕地都是政府微观规制的重要任务，是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农民集体所属土地由各级政府负责支配。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观规制权力，是政府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关，就是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基础的微观规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发生大问题。至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宏观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专职部门负责。肩负重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认真履行微观规制职责，按国家规划妥善配置各类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创办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亦称公营企业、公共企业、公企业，是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欧洲共同体在1980年的法规指南中明确地对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公营企业，即政府企业，界定为：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创办政府企业可直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满足居民对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业属于规制经济范畴，是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业构成的规制经济，只是各国之间的规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些差别。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减少，而地方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增多。只要直接为民众服务的责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责任设立企业以满足社会需求。有关国家安全的生产部门，自然垄断行业及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产业，应是政府设立企业的主要领域。
(四)实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服务还表现在需要实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行政管理体现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实体进入市场经营的基础服务，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必须办理的手续。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务是微观规制，也是对企业资格的确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政府要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各方面服务做到周全而细致。
2就业资质管理。在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必定要突出表现政府的微观规制作用。这就是政府要对劳动力进行社会保障性质的就业培训，还要对各种就业的资质给予确认。政府的这方面工作亦属于微观规制的内容。这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对劳动力市场给予的规制，是政府引导劳动力市场走向规范的重要举措。
3行政许可证管理。建立行政许可证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微观规制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立的行政许可证制度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内容。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各专门机构实施的各类行政许可证管理对规范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反垄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建立的政府反垄断组织机构，负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管理。政府的此项工作属于微观规制，是市场走向成熟时产生的微观经济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场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理。因此，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微观规制。在这一领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复杂的规制内容。做好文化市场的规制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市场化，但还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价格。依据相关法律，政府对这方面管制价格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工作。
(五)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必须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中。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各地区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政府要将环保投入作为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年增加。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和企业环保信息公开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并监督环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事务，认真履行环境国际公约。
(六)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政府微观规制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级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微观规制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做到：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强计量基础研究，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及时淘汰落后标准。优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发展专利、商标、版权转让与、无形资产评估等知识产权服务。新晨
四、微观规制的放松与改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是重要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职责的表现。根据国民经济运行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的微观规制运作也要适应变化的情况及时做出放松规制或改善规制的相应安排。
(一)微观规制的放松
实施微观规制是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不同程度的强化干预的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较为顺畅的时期，政府微观规制的干预范围可以有所收缩，干预强度可以有所减弱，这就是所谓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投资设立2000多家政府企业，专门生产军火和其他军用物资，待战争结束后，这些企业全部被政府卖掉，这就是微观规制放松的典型实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根据发展的需要，如果将一项原先政府严格规制的项目降低控制强度，那就是单一项目的微观规制的放松。如，在我国改革后，起初是政府管制全部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而现在只是对少数著名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进行管制，这就是比较明显的政府微观规制的放松。
通过对现代企业战略性薪酬及其绩效的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复合\宏观和单一\微观，在单一\宏观和复合\微观领域以及综合进行研究成果相对很少。
研究与现代企业战略匹配的薪酬体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从切入点来看，属于单一\宏观，但研究的视野应属于复合\宏观的研究。从层次视角(微观或宏观的视角)来看，研究战略性薪酬体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属于宏观视角，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个中间变量即人力资源效能，这属于微观研究。因此，本研究是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统一，是单个纬度和复合纬度研究的统一，从这两个层次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研究。
二是在战略性薪酬对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上，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企业某类群体如高管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直接关系;或者研究薪酬体系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把两者结合企业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多，而且这种研究强调的是薪酬激励效应。本研究分析了战略性薪酬通过人力资源效能这一中间变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探讨组成人力资源效能的两大因素，并侧重从战略性薪酬的分选效应视角，研究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差异在区分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员工、员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所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己有的同类研究相比是一个新的尝试。
关键词：会计影响；组织影响；社会影响；制度
一、引言
将会计置于不同的范畴领域会直接影响会计的目标定位、影响范围，以及会计学科的地位。置于组织范畴的会计，主要服务与影响组织及组织的交易对象；置于社会范畴的会计，则既服务于组织目标，又要服务于社会目标。随着会计应用的影响领域与边界的一再扩大，会计由微观组织走向宏观社会已成必然。一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路径依赖，会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组织信息的加工技术和提供系统，一个反映组织经济活动的“快照”，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依据。会计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会计的影响也因此凸显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国际顶尖会计期刊上探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但没人关注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虽然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层面，但是会计的影响早已突破组织的边界，应该将会计置于社会领域去研究与探索。郭道扬（1990）指出，会计由微观经济世界走向宏观经济世界这一重大变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会计不是一个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会计越来越活跃并明确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宏观社会影响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继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关注会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加强会计在自然灾害治理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影响研究。虽然近年来，会计研究开始关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由于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薄弱，实证研究中时常呈现变量间影响路径太长、关系力度不够、论证说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为了厘清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会计影响的范畴和机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与市场等制度经济学原理，从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两个维度，演绎了会计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二、会计、组织与社会的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组织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组织与社会环境变迁对会计的影响，另一类是探讨会计如何影响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对会计影响的研究可归纳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会计的学习演变。如戚艳霞等（2010）就社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环境动因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总路径。沈洪涛（2014）就我国环境战略下环境会计向生态会计的转变，提出了对内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和环境审计的新构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专刊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现实有效的环境会计、可持续性披露及社会责任报告。姜国华、饶品贵（2011）规范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借助于会计对微观组织行为的影响情况。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从会计历史的角度发现会计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构建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我国于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6年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简称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制度、准则的修订与变革，从历史证据上展示了组织和社会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等对组织的影响。如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资理念与行为的影响（顾水彬，2016），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Biddle等，2008；顾水彬，2013），会计核算对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Gao等，2009），会计核算、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Lo，2003；Wang等，2010）等。会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可归纳为：会计通过交易费用影响宏观经济，以及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实施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减少了国际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会计保守性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度量指标和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发现会计保守性在宏观层面具有影响。Neu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在世界银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亚伯达省（Alberta）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国家腐败等问题上具有治理作用。综上所述，分析社会和组织环境变革对会计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反向探讨会计对组织和宏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仅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或历史资料来研究会计的宏观影响。张先治、张晓东（2012）指出会计研究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拓展，会计的作用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此外，利用文档数据验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构建和深入论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三、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会计内涵的深层解析
探究会计内涵与本质是发现会计影响原动力和影响传递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Hopwood（1976）指出：“尽管我们的欣赏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会计性质本身系统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这个理解对于满足现实需求和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导会计实践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对于会计的制度背景，甚至是会计，仅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这无法使其提出较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假设。”
（一）会计具有语言特征所谓语言是指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会计依照会计规范（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和借贷复式记账法原理（语法），借助于会计要素和账户设置（语汇），以文字和数字等表达形式（语音），通过确认、记录、计量与报告等技术环节，对组织与社会发生的交易进行实质萃取、真实刻画、科学归类和可视呈现，最终实现以一套共同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来表述不同经济实质的交易。约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会计是使用估价语言和代数式来传递信息。会计不同于统计，它是对事实的一种表达，人们看到的并非交易发生的现场，而是业务或事件发生后经过会计语言编译的会计记录（洪剑峭、李志文，2004）。会计不同于直接的语言文字记录，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观呈现了交易实质，有效分类、归纳与汇总了异质易。Toms等（2015）指出会计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会计的语言特征体现出会计的技术性。
（二）会计具有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含。会计的不完全性源于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自然语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会计制度（准则）具有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标准，是会计的起点与指引。会计制度（准则）制定者认知的有限性决定着交易的会计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会计制度仅能对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完全性。诺斯（1992）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或服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价值特征。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仅能反映交易的金额，且多以合计数形式呈报，与交易相关的其他属性无法一并计量与呈报。此外，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缺乏弹性，部分交易无法满足会计确认要求或可靠计量原则，或者计量成本不经济（CostConstrain），而无法进行会计处理。最后，自然语言是会计的重要载体，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进行大致性的描述，这导致会计也呈现出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与计量和语言表达的不完全性体现出会计技术上的不完全性。
（三）会计具有非中性会计的非中性源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应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规则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条理化的规则（库恩，1980）。早期会计借鉴数学的范式旨在利用数字记录产品生产、消费和结存情况，是一种计算及记录的簿记技术（乔帕利，1494）。后来会计引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套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用于反映资本、利润，体现“投入产出”与“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认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资本家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质上会计不容置疑地带有经济学属性。此外，会计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会计准则应是“不带个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会计准则能够满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损，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选择。Zeff（1978）指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具有影响”，而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又可能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Leuz（2008）指出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会计制度或准则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整个过程，在会计制度（准则）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不同的会计准则选择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会计经济行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选择和不同主体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会计实际上是作为“制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会计的非中性体现出会计的社会性。
四、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机理
交易与制度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交易经济学指出交易依赖于信息，会计信息是组织与市场中交易的重要基础。会计语言精准性和会计不完全性程度决定着组织与市场内交易的效率；会计的不完全性程度和会计的非中性引导着理性人的行为选择，会计制度代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其对组织和社会具有治理功效。
（一）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信息、组织与市场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市场交易基本属于买卖的交易，依赖于价格机制；而组织内部交易属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层体制（Hierarchy）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组织中，资源由权威和命令进行配置，而执行在多级的结构体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成为影响组织内部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张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确定交易的两个方面信息：一是获取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信息，二是获取有关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需要借助会计对组织内部整体或部分的“快照”与会计对组织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报，来准确和完全地认识决策对象。因此，会计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全性程度决定着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的质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监管者在每一层都没有完善的控制，随着层级数目的增长，层级间的背离程度呈指数化增长。命令监督环节中各级委托人需要借助于会计对各级人的行为进行估价，通过及时调整支付报酬与行为间的松散程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组织内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对人的每一项投入和行为进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经济和度量不可行的问题，对与人相关的阶段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度量，可以实现对人行为的间接估价。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加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效率会受损。由此可见，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各级人行为的估价有效性与反馈效率，直接影响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从管理的职能来看，会计服务于组织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与激励等职能，并影响着这些职能的效率。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具有资本配置的职能。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引导资源的流动，而有效的价格机制依赖于完善的交易信息。当前，资本市场是各国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组织的产权，而组织定期公布的会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上交易者定价的依据。会计的语言特征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反映的清晰与准确程度，会计的不完全性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描绘的完整程度，两者共同影响着投资者对交易估价的准确性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对于投融资成本、交易的活跃性以及实体经济均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会计制度（准则）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如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核信息准确性的费用等），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跃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如随着IFRS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实施，IFRS下的会计信息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与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国家会计（国家账户）是以国家为会计主体，对国家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观组织的基础上汇总形成的。宏观决策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观察经济，其实他们观察的是会计数据，宏观社会治理者正是利用会计数据了解社会和治理社会。当前，会计信息汇聚成各项指数（如财务指数、公司治理指数、会计指数），通过利用微观个体组织会计数据的汇总，呈现出宏观总体的特征，帮助宏观决策者了解宏观情况与进行科学决策。罗宏等（201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的描绘依赖于微观组织基础，因此，会计对微观组织的反映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终会影响宏观“快照”的质量和宏观决策的效果。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微观组织与宏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影响的机理和路径如图1所示。
（二）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制度、组织与社会付磊（2012）认为治理功能是会计的本质功能。由于会计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当会计对一项交易的收益权利和支出义务在确认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时，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负外部性的行为或交易，从而导致某一类行为或交易的供给过度或供给不足，产生会计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决定行为人的机会集和激励结构，影响行为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当会计制度（准则）对上述外部性边界或结构进行调整时，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结构或激励结构也随之调整，理性经济人会重新进行“租金”寻找与行为选择，形成会计对组织行为的动态治理效应。此外，组织是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与遵循主体，组织在构建激励契约、组织目标、组织环境和组织实践时，均会受到会计制度（准则）的影响（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损益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环境和实践；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资产负债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价值增值的管理环境和实践。经济学家指出宏观总量是微观的一个推演与累积，宏观政策执行的效果依赖于终端微观组织和个体的有效落实。社会作为组织的一个集合，当会计对各单元组织产生一致的治理效应时，宏观上便会显现出显著的定向痕迹或趋势，产生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效应。制度提供了一个引导和强化行为的信念系统（FriedlandandAlford，1991）。会计的宏微观治理效应不仅显性地表现为直观的经济利益诱导，还可表现为隐性的理念心智引导。卢现祥（2014）指出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的行为，还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标。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随着制度的执行、行为的反复强化，慢慢深入行为人的理念与习惯，逐渐演变成为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决策等均需要参照会计制度，随着对会计标准的反复执行与决策引导，会计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与渗透至企业文化、人的思维习惯与日常行为中，影响人的心智与行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理念。而且，这种制度规范与信念、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当前的会计借助于经济学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润等概念引导着企业与个人相关行为追随经济目标，将社会构建成“经济体”，发挥着“构建”作用。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组织与社会产生治理作用，具体原理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厘清会计的内涵以及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出会计研究与认识上宏微观割裂性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会计本质的诠释，从会计信息和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和治理效应两方面构建了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框架。此外，还得出以下启示：1.要丰富会计要素的内容，实现会计的全面反映。会计需要对组织的管理行为、关系、价值观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内容等进行全面反映，而不应局限于可计量的经济业务；需要将大量外生内容或表外因素进行内生化与表内化处理，改善会计决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国家会计忽略了很多内容，如人口、全球变暖、性别、道德等，很多内容被认为是外生或表外内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若缺乏这些因素，相关决策者会对数量化经济“反映”产生质疑，认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视会计的社会性，关注会计的社会治理职能。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会计不仅呈现技术性，还兼具社会性。会计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规范会计行为的技术性，也要重视会计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组织和社会治理中，除考虑常用的经济手段之外，会计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会计对微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引导组织理念与社会理念以及治理社会问题。Killian（2016）研究发现社会会计对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约束，并引导公司重构与社会间的关系和责任。3.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脱节后回归交合的时期，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也正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着宏观总量。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领域，而会计的影响范畴涵盖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因此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另外，政策制定部门应考虑将企业会计与国家会计的口径统一，避免统计、会计两条线，加深企业会计在国家会计中的应用，提升会计信息在发现宏观问题与制定政策中的决策参考地位。4.要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交叉的思想来看待与研究会计。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功能，从原先的国有资产监督到现在的社会信息系统，从以前的简单数据整理到现在的全面信息披露，会计除了在技术、内容与功能上体现出进步与发展，在应用范畴与影响范畴上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认识会计和研究会计的视角与眼光需要与时俱进。此外，会计学学科根基源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会计学应用和影响的范畴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存在交叉，鼓励多学科交叉开展会计研究和发展会计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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