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1 16:48:52
导语：在经济学均衡的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提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提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像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1982)、Binmore等(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屋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是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由于森林起火，还是由于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而引起的。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换言之，在这个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它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正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首先，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但是，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上。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结果这种“组织创新”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案例之一。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组织创新”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内点决策表示所有决策变量最优值都是正数，所以找寻内点最优解只要在边际上调节就行了。而角点决策则表示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决策变量之间的组合，意味着决策必须在很多个角点解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而决策从一个角点转向另一个角点时，会造成产量和价格不连续地大幅跳跃，所以边际调节根本不能提供最优决策所需的信息。
人们要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须试验所有不同的角点。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试验会产生风险，成败不可能像边际调节那样肯定；另一方面，试验必须是从一种组织结构跳跃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而不能只是边际调节。这就意味着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在这种组织试验过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试验目前不存在的组织，则人们永远不能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十足把握时就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角点），则很多不同的角点就会被试验，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最优结构，而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达的美国也是破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有很多企业家在冒着风险试验不同的组织，因此成功的组织出现的概率就会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发展，使这种组织试验的风险分散，因而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的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论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要搞组织试验必须借助大量资本。因为新的角点均衡并不存在于现有市场中，而人们一般只相信现有市场的边际调节提供的信息，企业家要说服人们与他一同去进行这种冒险的组织试验，只能以赚钱把他们引出来。而一旦新的角点均衡不如现有均衡，则这笔投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资本和风险是组织试验不可或缺的两个特点。这种对资本的看法与传统经济学对资本的看法很不一样。传统经济学中，资本是一种生产所需的资源，资源越多，则产出也越多。而用角点分析方法来看资本。我们对经济的最优决策有赖于我们对组织的信息，这一信息的获得却依赖足够多的组织试验，而进行组织试验却是要用赚钱把人们引来与企业家共同进行，这种试验的成本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收益就是通过试验所获得的有关组织的信息而赚到的钱。
在用专业化提高学习的速度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的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这反过来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种过程是“自我创造”，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点之间的组合造成的可能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充分认识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其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密集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有害生产力。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没有任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台湾一度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五十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当局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后其它三个“小龙”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 竞争理论 经济学
前言
当竞争概念经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前辈而进入经济学时，它未被明确定义，但一般是指厂商进入可获利的产业（或退出不获利的产业），以及现存厂商根据市场状况提高或降低价格。对于在这些或其他一些竞争形式中可能反映出来的企业素质，人们很少承认，事实上也未加分析。不过他们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对市场价格确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控制程度与该产业中厂商的数量成反比。这些基本思想经过不断发展与补充，与绝大多数现代奥地利学派分析，总的说来并不抵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概念。完全竞争概念的发展始于古诺(Cournof，1838 年),他竭力要说明竞争的作用：在竞争过程后到达极限。被他所概念化的完全竞争状态是一个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把任何一个厂商的产量从整个产业的产量中抽走而不会对价格产生可见的影响。杰文斯（Jevons）、埃奇沃思（Edgewworth）、老克拉克（J．B．Clark）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尔后作出的贡献，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完全竞争模式（施蒂格勒（Stigler），1957年；麦克纳尔蒂（McNulty）．1967 年）。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 F·A·哈耶克（F．A．Hayek）所强调的，完全竞争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缄口不谈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事实上，这个概念夺走了厂商与动词“竞争”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业务活动（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竞争模式中，厂商不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区分产品，不做广告宣传，也不试图针对其竞争者而改变成本结构，或者做一些在动态经济体制中厂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不适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过程，其道理盖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来，任何合乎事实的竞争分析，需要将分析的焦点从经济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转向经济如何创造又破坏资源的问题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中，企业家是个受忽视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结构中，它占据着中心位置。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起着一种打破均衡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即引入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原料与其他要素投入、新工业组织形式等等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以成本与质量优势为基础的竞争概念，熊彼特认为这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创造性破坏”的基础。熊彼特认为，这种竞争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内部效率，它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理论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对企业内部效率优势的强调，使熊彼特比同时代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垄断权力的企业，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对划地为牢的垄断与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加以区别，认为前者的代价超过了必要，但后者并无坏处，因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个提供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垄断会消失或者被迫调整，以适应市场条件（哈耶克，1948年）。这正是熊彼特的观点。由于来自新企业、新管理或新思维的竞争威胁，即便是大规模的企业，其立足点也是不断地在动摇的。熊彼特的竞争分析，倒不是为垄断力量辩护，而是为某些企业活动正名；这些活动只是根据完全竞争模式的比较观点，才被判定为垄断性的。他坚持认为，一个企业的素质远比它的规模来得重要。
本轮危机始于房地产领域。2007年夏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西班牙等国房地产价格明显下跌，至今仍无根本起色。这意味着即便房价有均衡价格，该均衡价格本身也是一直变化的。那么，房地产的均衡价格是多少？为何危机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差别？从基本面因素看，决定美国房价的供求基本因素都不可能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比如人口和家庭数量没有明显变化。其间改变最大的是人们的预期。金融危机表明，对于有投资属性的商品，预期对其价格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将预期纳入均衡分析框架，解释力会增强，但预期是基本面因素吗？
这种纠结其实大可不必。面对千差万别且多变的价格，人们想搞清知道商品的内在价值及其决定，由此萌发了以劳动价值论为线索的古典经济学。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这个线索到李嘉图达到顶峰后开始迅速变得模糊，从穆勒开始，经济学（家）基本放弃了这一努力，倾向于不再区分价值和价格，价格或价值由供求均衡决定。
如果将均衡简单地理解为市场供求相等的状态，那么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处在均衡世界中。危机前资产价格高涨是均衡状态，危机后资产价格调整也是均衡状态。
除资产部门，还有实体经济部门；除局部均衡，还有一般均衡。危机使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度接近两位数，企业明显去杠杆化，经济活动显著降温，经济运行实际处在应有的均衡水平之下。所谓应有的均衡水平即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潜在产出水平；危机时的均衡水平对应的是凯恩斯所描述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可以说，危机对均衡理论的挑战是不对称的。危机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更强一些。但是，凯恩斯经济学同样是在均衡框架下的分析。只不过这时有效需求是产出和就业的唯一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并没有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流行的非均衡理论学派走红。这也表明，危机并未葬送均衡理论。实际上，均衡理论就是经济学本身。危机既说明了均衡点本身的变化，也说明了对均衡点的偏离。这些完全可纳入现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因此，危机并不意味着均衡理论或经济学的失败。
经济学是门解释性学科，预测从来不是经济学家的强项。与其他历次危机一样，这轮危机开始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在解释过去和当时经济金融运行的成功之处，而没有成功预测风暴即将到来。当然回头来看，就像当年克鲁格曼被认为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们也会发现诸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等一些经济学家有先见之明。由此来看，这轮危机看上去没能掀起经济学上的革命。
实际上，面对现实的挑战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挑战，经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早已被改良。经济学家不但逐一剖析放弃了一般均衡框架的前提（如加入交易是有费用的、经济货币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竞争不充分等），而且还认为均衡本身就可能是多重的，即现实中的多种情况，经济学家都能提供解释，且一个经济学家的答案也不再是唯一的。这无疑增加了经济学家的胜算。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前言
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假设个人行为以自利为动机，以利润（含效用）的极大化为决策标淮，建构出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去理解、预测和影响经济现象。但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的新竞争情势压迫各国厂商追求持续创新，该理论的适应性逐渐遭到质疑。当创新转为活跃时，传统上假设为不变或缓慢地随所得和消费变化的商品结构、生产结构、价格结构等都出现密集和巨幅的变动。也因此，诚如罗默（2015）的诉说，建立在均衡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成长理论“在过去二十年来并未获得任何科学上的进展已成共识”。
均衡理论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一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圈内甚为流行的话：百年来，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进步都是来自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应用。本文认为，均衡理论已丰硕地完成了静态分析的发展，唯有进一步纳入主观的企业家精神才可能踏入（真正的）动态理论的范畴。虽然企业家精神是奥派的核心概念，但他们也尚未成功地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论其因，除了学者在阐释该概念时的不一致外，或许更该归因于这些论述将行动人之功能假设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之实际企业家的能力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提出以企业家精神建构完整之动态理论的一种可能途径，不论是放在奥派典范或是新古典学派的典范之内。
本文架构安排如下：除作为前言之本节外，第二节将回顾均衡理论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发展及面临的难题，第三节讨论奥派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上所遇到的局限，第四节将从文化演化论视野去建构完整的动态理论，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均衡分析下的动态理论
经济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运作，而非记录过去或现在的运作。若以当时的重商主义背景论，《国富论》的确是这样。这传统经由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当前的均衡理论。均衡理论利用数学重新陈述对自由经济的追寻，以数学关系式去表达未来景象的均衡条件。它充分发挥数学的可操作性，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以可操控变数去影响均衡配置的科学手段。该理论关心均衡的存在条件，也讨论这些条件是否符合柏瑞图最适配置条件，因为这一致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文字陈述的“看不见之手定理”。
早期经济学者相信个人偏好和生产技术无法在短期内变动，只有个人期初拥有的资源配置和政府权力才是可操控变数。其中，上一期的窖藏种子不仅是个人的期初资源，也把个人的决策连结到下一期。只要给定种子的发芽几率，静态的均衡理论就可以轻松地延展到两期或无限期。种子可以改为资本财，只要添加一条关于资本财存量的累积方程式。但资本财不同于种子，非个别经济单位能自行生产取得，必须仰赖资本财市场。遗憾的是，均衡理论放弃了繁复又异质的资本财市场，简化为以货币为交易标的之资本市场。只要将个人效用改为跨期效用，均衡理论就可以探讨多期的均衡配置，也就是经济成长理论。在经济成长理论中，可操控的变数多了货币供给量和重贴现率。
索洛（1956）在最早的经济成长模型里接受外生给定的生产力（包括技术）参数，仅视个人储蓄率为可操控变数。之后的发展有二，其一是将个人储蓄率转化为个人决策的内生变数，其二则是将外生给定的生产力转化为可操控变数。直到罗默（1990）提出的内生成长理论，才进一步把生产力从可操控变数转化成模型的内生变数。除了给定的期初资源和个人效用仍为外生参数外，新的经济成长理论只剩下政府有能力透过资本市场的可操控变数去影响经济成长。然而，经济现实却是，各国的一连串宽松货币政策和接近于零的利率并无法有效地带动经济成长。
诚如科兹纳（1973）所说的，均衡理论是沿着严谨的轨迹发展。若其会失灵，其原因必然隐藏在其假设里。让我们就均衡理论现有假设的四点隐性假设加以讨论。
首先，均衡理论为了重述看不见之手定理，不得不采取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他们继承了亚当・斯密，以自利作为独立自主的决策标准。以自利为动机的个人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发展方向。然而，该理论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把个人限制在单一商品的交易。不论这单一商品是不具替代的特殊商品或是不存在替代的总合性商品，都让个人决策只剩下数量的选择，排除了创新商品的空间。商品创新遭限制后，超额需要就只会反映到价格以及衍生的供给数量的增加。超额需要是催生新商品的有效力量。如果创新不受限制，超额需要会催生新商品，并会带走大部分的超额需要。这样，原商品的价格就未必会上升，甚至会下跌。反过来说，当生产者看到商品价格下跌时，除了担心需要减少外，或许更担心新商品的出现。
第二，均衡理论的均衡绝非资源的最适配置。当社会的知识被限制去生产同质商品时，没有理由可证明这配置会胜过被迫放弃的生产选择。该理论为了强化均衡的最适性，常在教科书中论述选择与放弃的对偶关系，也就是强调最高效用的最适条件与最低机会成本的最适条件是相同的。的确，人们在选择时会评估所有知道的机会，明确地从中挑选。但在讨论机会成本时，人们只有能力臆测被放弃之机会的可能效用，却毫无能力去判定尚未认识以及尚未出现的机会。语意上，选择就等于放弃，但这两种行动所牵涉的知识范围并不相同。均衡理论讨论已知商品的最适选择数量，不思考明天可能出现的选择。但在动态理论中，以今天的知识去决定明天的选择，就等于假设明天不会出现更有用的知识。
第三，均衡理论无关于经济成长。当同质商品的消费数量增加时，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会递减，这不利于消费的持续成长。迟滞的消费成长也不利于投资的持续。只要消费的边际效用不递减到零，内生成长理论依旧可以维持消费、产出与所得的固定成长率。然而，这只是数学游戏，因为在没有其他消费选择的情况下，持续增加的消费所能增加的边际效用已极其微小。若能抛弃同质商品的设定，持续递减的边际效用会吸引生产者提供创新商品，让新商品和新效用接手去推动经济成长。只有不断出现的创新商品，才能支撑持续带来实际福利的经济成长。
第四，为了合理化对商品种类的限制，新古典学派进一步以简化方式扭曲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提出“代表性个人”的概念，让“他”代表一般化的个人；这样，“他”的偏好和选择就可代表社会的偏好和选择，而“他”的供给也就代表社会的供给。由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偏好，也仅知道“他”的偏好，这样就不必去思考其他替代性商品的需要。再者，在代表性个人的假设下，“他”的效用成为一般化的社会福利。利用这社会福利为指标，不同的均衡就可以比较，也给操控找到说辞。当模型抽出外生参数的线头后，就不难顺着逻辑去比较可操控变数在不同数值下的均衡状态和社会福利。然而，代表性个人以“他”的自利目标作为社会选择的标淮，把社会选择化约到“他”的选择。换言之，代表性个人的假设并非在强调“他”的普遍性，而是隐藏同质性个人的假设。当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整体行为的缩影后，我们将无法辨识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个人的自主性也就被扭曲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抽走。
边际效用学说是自利假设的诠释，因逻辑上只有主观的个人效用才能展开自利论述。新古典学派利用边际效用学说的潜在数学特质，将探讨个人在多商品选择的均衡计算发展成市场的均衡理论，以及阿罗和德布鲁（1954）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此后，均衡就从市场交易的可能状态发展成理想状态。如上段第一点的讨论，学者们在寻找均衡成立的数学条件过程中，逐渐地把自利当成了为探讨均衡条件而存在的假设。
第三点已指出，均衡理论若要建立真正的动态理论，商品市场必须存在异质竞争。但这样还不够，因为不论异质商品的种类有多少，只要事先给定，就可以加总成为单一的总合商品，又回到单一商品的论述。为了让异质商品可以持续且非预料地出现，动态理论必须解决“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以及“如何带来这些异质商品”的问题。
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要回答这问题就必须放弃代表性个人假设，因为作为代表性个人的“他”能带来的商品都已经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在“他”之外，至少要存在一位在消费知识或生产知识上不同于“他”的人。如果只存在一位“另一个人”，就得假设“他”能于每一期创造出新的商品；否则，就假设社会存在不少这样的人。个人与商品存在普遍的异质性，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
自利假设能否推演出异质商品的结论？这答案跟自利假设的内容有关。对亚当・斯密而言，自利只涉及个人直接利益的计算，并不期待可预见的社会效果。看不见之手定理陈述的是预期外的结果。如果个人在行动时就能预见预期外的结果，这定理就不具价值了。因此，自利的范围应限制在：在个人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所及范围内，自己计算行动效果能带来的净利。在此定义下，自利者只会关心自己于短期内或可预见之利润。当然，任何行动对不同期限的未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定义只是说：为了建立动态理论，我们必须于自利假设外另立第二项核心假设。这可有不少的选择，但本文仅讨论奥派强调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论述奥派的企业家精神得从米塞斯说起。他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行动学（praxeology），并假设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动人（acting man）。行动人拥有的功能之一是企业家精神，负责审慎盘算行动的利润。除此功能外，行动人也拥有交易、投资、劳动等功能，和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和未来的能力。他分别抽出这些功能虚构出各种仅具单一功能人，如资本家、劳动者、地主、投机者、企业家等。譬如，企业家的单一功能就是，直接面对个人被预先设定的能力与环境，尤其当他发现这些预设条件不利于实现个人目标时。为了避免文字混淆，他称此为纯粹企业家（pure entrepreneur），并改称世俗通称的企业家为促进者（promoter）。于是，资本家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资本家和真实世界中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劳动者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劳动者和真实世界中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地主等亦然。在行动学中，功能是无数量的差别，但真实世界的资本与人力资本都存在数量的差异。不同于资本家或劳动者，纯粹企业家除了作为功能人外，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数量差异的对应分类，这带给奥派学者不少的争执。
另外，在真实世界，有些人会因创造能力平常而选择与预设条件妥协。因此，若不追随米塞斯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个人对预设条件的态度（接受或未必接受）和创造能力（一般或超越常人）去观察真实世界的企业家，然后发现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接受预设条件但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值得注意的，米塞斯不讨论能力较强又不愿接受预设条件的企业家。由于米塞斯探讨的是作为行动人而存在的企业家精神（或据此虚构的企业家）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企业家，又由于他在奥派中占有导师的地位以及他不够彻底的论述，导致后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时陷入不少的混战。
科兹纳早期在论述均衡理论的危机后，曾试图植入企业家精神。他继承米塞斯以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之功能的假设，同时也以主观评估去看待预设条件的约束。他认为企业家都会预估明天的市场供给与需要，但每个人主观预估的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各不相同。当个人发现市场的交易价格不同于预估的均衡时，属于行动人的警觉性立即感知利润机会的存在。感知并不需要以拥有资源为前提，也不需要投入成本。但由警觉到投资是需要资源的配合。科兹纳的论点遭受不少其他奥派学者的批评，主要是反对他无法放弃均衡的概念。批评者认为，均衡概念一旦进入企业家的大脑，就会局限他的思考方向，一如把战马戴了眼罩，只能看到趋向均衡的方向。企业家的视野远大于这类的警觉和行动，没必要朝向虚构的均衡收敛。就本文而言，我们关注的只是朝向均衡收敛的行动未必会创造异质商品。如上一节提到的，只有连续出现新商品，动态理论才能表现出真正的经济成长。
和科兹纳不同，熊彼特（1911）描述的企业家拥有强烈的胆识、毅力和决心。他们和米塞斯的定义很接近，其行动不受预设条件的约束。不过，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只有少数人具有，并非行动人之普遍属性。但如前述，利用成功企业家的个案可以发展出一套创业管理学，却无法建构出经济学的动态理论。科兹纳（1999）在接受同僚的批评后，纳入米塞斯与熊彼特的开放性，提出将早期的警觉性论述修正为前瞻型警觉（Forward Alertness）。前瞻型企业家是市场的开创者，计划打造一个比蓝海市场更宽广的新市场，若借用熊彼特的话，他们具有企图开创属于其自己的商业帝国的雄心。他们着眼的利润原本就不存在，而是随着企业家的开发才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也不是早期强调的趋向均衡的利润机会。
前瞻型警觉让科兹纳回到米塞斯的纯粹企业家假设。纯粹企业家只是功能性人，并非在真实世界进行创新、投资、经营的促进者。科兹纳的确可以让企业家停在功能人以专心探讨财产权理论，或让企业家精神停在行动人属性以专心探讨警觉的内容，然后如莱文（2015）的建议，将真实世界的活动交给可以同时拥有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真实世界的资本家。奥派动态理论的缺陷并不在企业家是否真实存在、抑或他们是否必须拥有资本，而在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是如何获取正的利润的？他们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正的利润？即使个别企业无法持续，整个社会是否能长期维持正的利润？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成长
当行动人都拥有上述创业精神的两种警觉时，他们不难发现或创造利润机会。当他们以企业家（促进者）的身份进入市场过程，是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将警觉落实为创新与经营。在落实过程中，前瞻型警觉相对于回顾型警觉需要更为自由开放的制度条件。本文假设已有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开放市场。于是，只要拥有足够资本，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就可以展开新的事业。新创事业会面临市场竞争的检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的也可能很短暂或相当长久。成功指的是赚得正的利润。当整个社会获取的总利润不断增加时，就是奥派意义的经济成长，也就是经济学动态理论探讨的对象。详言之，动态理论探讨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为何社会能接续地出现成功的企业家？
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让我们考虑一位能力较强又拥有足够资本的企业家。如果他落实的是回顾型警觉，就会循着均衡收敛方向行动；如果落实的是前瞻型警觉，行动方向就很难说，但离不开个人拥有的资本。资本愈多，可以落实的警觉就能离现况越远。他的行动也可能介于这两种警觉之间，选择与现行商品具有部分替代的方向，毕竟边际行动能同时拥有容易被接受和开创新局两种特征，虽都只会是一小步。利润规模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实际行动。成功的创新必须赢得消费者的足够购买。由于警觉和落实都是主观的，企业家必须成功地说服消费者愿意购买其产品。
说服是主观间的互动行动，互动的另一方是消费者。企业家必须说服消费者对新商品产生效用，尤其是购买之前的预期效用。普遍的做法就是传递消费知识，让消费者获得该商品的相关消费知识。在企业家方面，科兹纳认为警觉不同于知识；这对消费者也成立。消费知识不等于购买行动，而其间可以切入的行动就是说服。两人之间或许可以情感为诉求。在多人的社会，说服该如何进行？科兹纳曾讨论过这类行销与广告，反而成为管理学界感兴趣的议题。
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当每位企业家成功的机会提高后，成功的企业家自然就多过失败的。这结果可能来自于每位企业家都努力在提升消费者的消费知识和说服他们。罗默（1990）认为个别厂商的研究发展知识会扩散到其他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效果而形成产业的报酬递增。事实上，厂商在提升消费知识方面产生的正的外部效果强于他们在生产知识方面的扩散效果。只要少数几家企业家的行动，就足以形成消费知识的外部效果，而不必需要大多数的厂商去进行类似行动。不仅如此，消费者之间相互模仿与暗地竞赛，不仅加速消费知识的扩散，更会激起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提高个别消费者勇于尝试新商品的意愿与勇气。
从外部效果去论述企业家成功的机会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并不要求每一位企业家去行动。若每一位企业家都采此行动，效果自然更大。如果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减弱，或是企业家从扩散消费知识的行动中退缩，可以预期，成功机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就会下降。我们说，企业家的警觉与落实都是主观的，基本上可以假设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只要他们用以计算利润的外部资讯不受操控。若外部资讯受到操控，即使各自在主观下判读，企业家也会出现集体性的偏误。米塞斯认为这种判读的集体性偏误，只有在政府为确切目的而操控外部资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为何社会能持续出现成功的企业家？超额利润会吸引新的创业者，即使他们只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提出替代品，也必须在商品的某些特征方面优于原商品。不少潜在竞争者会来自于消费者从该商品的爱好者转变成新的供给者。他们或许在生产知识方面不如原创业家，但能拥有更贴近消费者的消费知识。他们提出的替代性商品只属于边际创新，但新商品会继续诱导出新的边际替代性。只要在这连续的创新过程中出现少数的具前瞻型警觉之创业者，商品的演化路径就会脱离任何可预知的方向。科兹纳认为对利润机会的追寻也会创造新的利润，其意思必须以存在少数具前瞻型警觉之企业家为前提，而这前提在自由开放的市场下并不算苛求。
商品的持续创新未必要完全仰赖生产者，奥派学者的动态理论过于强调生产者角色。动态理论可以视为奥派文化演化论的应用理论，其演化过程是在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互动下发展的。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只是虚构的功能人，若反映到真实世界，真实的消费者可以转身为真实的创业者，而真实的创业者也是在真实的消费中寻找创新的灵感。为了建构一个能持续出现新创业者的动态理论，我们必须赋予真实的消费者两种警觉的能力，而不是强调真实创业者的特殊能力。让真实的消费者拥有两种警觉并不惊讶，毕竟警觉只是行动人的部分功能。这意思是，我们必须从行动学的角度视自利和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两项功能假设，而不是把企业家精神视为真实创业者的特征，才能建构出真正的动态理论。
结论
经济学家非常坚持自利假设的普遍性，即使行为经济学家也只否认它的独一性。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强调自利假设在理论建构上优于其他假设。我们经常在报章上读到讽刺自私自利假设的文章，当然，经济学家会加以驳斥，一则是经济学家只在方法论上假设了自利，二则是人们常把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与极具负面意义的自私相混淆。的确，自利只是理论假设，毫无影射真实个人的行为动机。有意思的是，企业家精神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却也深受他们的喜爱，只因企业家精神在语意上带有强烈的正面意涵，让人不愿也不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亚当・斯密比喻中的面包师或屠夫的自利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1997）认为他强调的乃是此天性表现的交易倾向。米塞斯也以边际效用为例，说明那只是对消费行为的普遍性假设，并非指生理或心理的真实状态。当我们视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一种功能假设时，应关切的是其普遍性，而非真实内容。
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是我国商业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初步确立了商业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和商品流通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商业经济学科体系;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得以确立，以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为转折点，商业经济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如下几类:人民日报出版社《现代商学通论》(1994年版，黄国雄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贸易经济学》(1995年版，林文益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商业产业论》(1995年版，徐从才等著)。综观各种商业经济学教材，笔者认为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不明确
现有的各种版本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关系论”、“规律论”和“实务论”。“关系论”认为，商业是交换的发达形式，研究商业经济首先要从研究交换开始;商业在社会的商品交换中处于中介地位，因而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就成了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操作性很差。“规律论”则认为，在商业这个特殊的经济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两类规律:第一类是一般经济规律，第二类是商业自身特有的规律。商业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阐述后一类规律。事实上，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经济研究不能把经济规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并且，所谓的两类经济规律并没有划分开来的必要;再者，就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经济规律是愈来愈少而不是相反。“实务论”则认为商业经济学应该突出实用性，以商业业务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商业经济学就能够摆脱学究的形象，被社会所接受。殊不知，这恰恰使商业经济学与商业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相混淆，最终将断送商业经济学的发展。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必然导致理论体系不完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出现许多以政策取论分析的现象。
(二)研究内容空泛化
现有的商业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不明确，又固守“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前提，因而在研究内容上有许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复和延伸，沿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重复其结论。学生常常有“何必再学”的困惑。同时，有相当多的教材将商业内部具体操作的业务细节纳入，冲淡了商业经济学作为经贸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的学术研究氛围。研究内容的空泛化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内容枯燥、空洞、乏味，非常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许是所有从事商业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的深刻感触。
(三)研究方法简单化
迄今为止，所有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基本无视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存在，导致对大量商业经济实践的解释乏力。即使在定性分析中，也是对商业自身运行的分析很少，而表面化、大众化的结论很多，缺乏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所应有的深度。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缺少现实经济的根基。学生普遍感觉抽象、一头雾水，学习过程中也难以给予相应的重视程度，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其实我们每年有相当丰富的商业统计资料可用于实证研究的。
二、对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考
应该说，商业经济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经济类教材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传统经济学的不足。在我国加人WTO以后，我们的经济类教材面临着重大的变革。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商业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思路。
(一)确定研究对象为商品交换服务的供求和运行机制
界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分析其学科特性和研究目标。商业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研究由资源配置而引起的产品供求;贸易活动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无形产品—商品交换服务。因此，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商品交换服务的资源配置所决定的供求和运行机制，而商品交换服务又涵盖整个经济活动中的贸易活动。所以商业经济学在加入WTO以后改为贸易经济学更为妥当，更容易使贸易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中。这样，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可以使贸易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分析商品交换服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为分析、解释、研究、考察贸易实践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不能将它看作为简单的只研究商业的部门经济学。
(二)确定研究内容
贸剔淤撇材建设的重点是确定其研究内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问题，笔者抱着与其藏拙不如献丑的态度，提出一个粗略的思路。贸易经济学的内容也许可由如下几方面来组成:(1)分工与交易的均衡理论:专业化和交易的选择、专业化和综合化的均衡、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交易的发育等等。(2)市场理论:市场规律、市场原则、市场发育、市场体系、市场进人和退出的壁垒、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不同市场态势对商品交换的影响等等。(3)贸易形式理论:分析对社会、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贸易形式能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换总效用。现货贸易和期货、期权贸易;纯粹买卖和商业信用买卖;买断和、信托、经纪;批零(超市、百货、连锁、综合商社)等等。(4)贸易企业理论:“纵向一体化”后贸易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问题、贸易企业如何选择流通环节、流通渠道以及其影响因素、集团化和单体化的选择、贸易企业的结构与布局、贸易物流等等。(5)内外贸之间如何保持均衡:贸易顺差、逆差与内贸之间的均衡、流通领域内外资的均衡等等。(6)整个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均衡:工业与流通业、农业与流通业的均衡等等。(7)贸易管理理论:贸易扩张、贸易保护、贸易法律、贸易管理体制等。
关键词:过度竞争;伯川德模型;Salop圆周模型;进入和退出壁垒;市场需求预期;
一、引言
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倍加推崇自由竞争,原因是他们认为不断强化竞争可以增进经济效率和提高社会福利。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学界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论指导现实,在此种理论指导下,各国采取的普遍的经济政策都是促进竞争和限制垄断。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实情况,随着竞争强度的不断加剧,部分行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并未如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出现改进,反而出现恶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套理论的分析方法是基于静态的、完美假设条件的均衡分析。对于现实的动态的市场状况而言,这套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基于这种状况,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过度竞争”的概念,从动态角度和现实经济现象上来研究竞争。
“过度竞争”提出后,其存在性一直受到质疑,故一直未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被排斥在主流竞争理论之外。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中国现实状况的角度分析“过度竞争”存在的可能性,并给出相应的结论,以期能够指导现实。
二、过度竞争的涵义
“过度竞争”的概念是贝恩在其产业组织学的奠基之作——《产业组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贝恩从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出发,认为“过度竞争”是市场集中度低、持续的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和经济绩效较差的市场结构,并从表现形式上加以描述。
除贝恩外,其他较有代表性的对“过度竞争”的描述,包括日本的通产省、中国的秦海、曹建海、罗云辉和夏大慰等。由于是结合中国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引用曹建海“过度竞争”的概念,对其进行分析。
曹建海对过度竞争的定义为:过度竞争是指由于竞争过程内生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发生于非集中型或较高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等退出壁垒较高的纯粹产业中的企业数目过多、产业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现象严重,产业内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竭尽一切竞争手段将产品价格降低到接近或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使整个产业中的企业和劳动力等潜在可流动资源限于只能获得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回报和工资水平的窘境而又不能顺利从该产业退出的非均衡的状况。
三、过度竞争的存在性分析
(一)基于伯川德模型的过度竞争分析
伯川德模型认为若市场上双寡头生产同质的产品,并按照静态价格竞争或者一次性价格竞争时,他们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方式定价,即当p=MC时,达到均衡。假设厂商1和厂商2的定价分别为p1和p2,c为每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当p1=p2=c时,形成均衡,两个厂商获得正常利润。若厂商1略微提价,p1=p2-a,a为任意小的正数,这时厂商1就可以获得全部市场,并可以得到p2-a-c>0的正利润。同样,厂商2也可以利用上述的行动来获得正的利润。显然,两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价格并不是均衡价格。最终,当两家企业通过上述过程实现
下面我们将通过伯川德模型来分析无数企业的竞争过程。我们先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适度放松,假设市场上有无数个企业进行竞争,企业提供的产品视为无差异,他们进行一次性的价格竞争,市场需求函数为Q(pi)(i≥2),pi表示第i家企业的价格,pj表示第j家企业的价格,每家企业的边际成本为ci(每家企业的边际成本并不完全相等),固定成本为f。对于第i个厂商的需求为:
Q(pi)当pi,厂商i的价格最低
qi(pi,pj)=Q(pi)/n当pi=pj,所有厂商的价格都相等
0当pi﹥pj厂商i的销售量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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