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4 17:22:25
导语：在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
2.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3.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与冯军教授商榷
4.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5.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6.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7.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
8.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9.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10.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
13.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14.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
15.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16.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17.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19.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20.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21.刑法解释限度论
22.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23.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24.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25.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26.“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27.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28.刑法知识转型与实质刑法解释的反形式主义
29.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
30.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31.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32.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33.刑法解释理念 张明楷
34.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35.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预测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38.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39.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40.我国共犯论刑法知识的渊源考察与命题辨正——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释的应有观念
42.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43.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44.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45.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46.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47.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48.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49.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50.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51.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52.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53.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54.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5.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56.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7.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58.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59.刑法:“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博弈与抉择——从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说开去
60.刑法目的论纲
61.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62.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63.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64.法治国的洁癖 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65.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
66.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67.“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68.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69.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70.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71.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72.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73.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74.“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75.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
76.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77.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78.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79.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
80.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81.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82.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83.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84.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85.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86.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87.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
88.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89.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90.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专题研究
92.实质刑法的体系化思考
93.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94.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95.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及其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96.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
97.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98.刑法规范的结构、属性及其在解释论上的意义
关键词： 口译 跨文化交际 重要性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沟通。虽然大多数人们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们有时仍然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自己话语的意思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当一个口译员为重要会议或者政党工作时，他作为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交流障碍，也称文化障碍。如何帮助口译员处理好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幸运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口译员上消除文化障碍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欧洲它则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与西方国家相比，跨文化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语老师、语言学家和有些心理学家去研究它。［1］
口译员不仅仅要从书本里学习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它在实际中的运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负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因文化障碍造成误解的例子帮助口译员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而且试图找出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问题和提高口译员口译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简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1.跨文化交际的起源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会想对有关跨文化交际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首先，他们会试图去追溯跨文化交际的起源。根据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起源于美国。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发源地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它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等，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他们本身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当他们互相交流时，文化障碍出现了，并且有文化障碍导致的冲突非常难处理。所以，当地学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斗争运动的展开，美国其他的民族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1］
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论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际教材相继问世，例如，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入门》（2004）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004）、杜瑞清等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2005）。［2］同时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作为基础平台，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知识、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渗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系列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与口译
1.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
当谈到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样的意识，口译者就不会明白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工作。在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口译者在做口译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在不同文化间译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2］
例如，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做一项商务访问。在汽车上，日本人问他是否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到过日本，是1945年来的。这时的口译有两种选择，一是照实一字一句地译，另一种是绕过敏感的战争历史影响，表达成为“我以前到过日本，但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发展变化很快”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翻译显然灵活机动，而前者的翻译无疑在暗示这美国人当年作为占领者到过日本，他的对手怎么可能欢迎他，译得再准确也不能称为高质量的口译。［3］
二是口译员政治敏锐性的培养。在外交事件中，口译者的翻译代表了这个国家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的译文必须要表达出清晰准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的任何用语。“”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终将与祖国统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决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issue”这一词的含义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台湾“问题”应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际与口译的关系
现今，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员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译员必须知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一个口头转述的过程，是一个把一种语言的信息快速和准确传达给另一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作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不仅是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般来说，不论口译员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应选择简洁和常用的词语，能让听众比较容易地明白译文。虽然英语是现今全球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但口译员还必须注意选词是否恰当。例如：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语用习惯大不相同，如对于坦率、自信的美国人，口译者尽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词语；对于办事讲计划、节奏不快的北欧人，译时应放慢语速，用清晰详细的字句效果最佳；对日本人各种级别的称谓不同；对重修养讲礼仪的英国人主动采用polite form，等等，这些均为跨文化交际中口译者跨文化意识的表现（，1997：45）。［5］
谈到跨文化交际，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方法
培养口译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口译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以及能够熟练地运用母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别国的文化，成为一个出色的口译员。除此之外，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1.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语言的习得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意大利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珂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夺、文化交流。［6］无论是征服还是文化掠夺都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误解和扭曲彼此间的文化内涵，因此作为一个口译员，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他就必须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修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优秀性。例如英汉口译员，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修养成为了必修的功课，因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与发展中，此时如果口译员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使中国在世界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增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译员还要避免在口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思维方式和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导致产生一些语用性错误。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龙的图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贵与庄严。在民间，龙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有翼的鳄鱼。［7］口译员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能单用一个“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别的注释，以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龙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内涵
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口译员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词汇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语言，还需要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而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和内涵，口译员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风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须学习相关的文化内容，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诱发口译员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阔他们的视野，以及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也是通过阅读去实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国的风俗和礼节。
观看电影和连续剧是了解的外国文化另一个方式。换句话说，电影和连续剧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外国的电影和连续剧口译员可以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易于克服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例如一个对美国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化、风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详细了解的口译员来说，成功完成一场高质量口译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而且用观看电影和连续剧学习外语这样的方式相对别的学习方式来说就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形式也受到许多口译员的喜爱。
3.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方面，各类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外国报纸、杂志，观看影视作品成为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渠道。然而，在亲身参与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口译员能有更深的体会，也利于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沙龙、文化年等。沙龙是法语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会一堂，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小会议或汇聚人们能谈论文化、文学、艺术等，口译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接触并且能够参与到交流活动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
文化年是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活动形式，由中国和法国首创。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方面，活动能让中国和法国人民知道关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加入这种文化活动，口译员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法国的文化。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口译员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的关联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而且文章通过分析由于文化障碍造成口译中的失误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交流问题和帮助口译者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谈论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和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结交外国的朋友也是较为有用的方式。口译者与外国文化接触得越多，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
然而，在学习外国文化中，有一点必须提及，圣雄甘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墙，门窗紧闭。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风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围；但我绝不会在其中摇摆不定。”［4］那意味着，即使口译员身处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对自己国家文化认知的标准而轻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加上不断增长的口译经验，口译员的译文质量必定会有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
［3］赵军峰，蒋楠.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J］.中国科技翻译，1998，（2）.
［4］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5］.译海无涯苦求索：中国著名口译专家访谈录［J］.中国翻译，1997，（1）.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现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揭示了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各家学说，总结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渊源和紧密联系，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市民社会概述
（一）市民社会的演变
市民社会是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市民社会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近代的市民社会”，从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了人人平等，但是具体的规定并不平等，许多封建时期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封建时期的制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法逐步修改，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始终离不开市场经济这个根本性的基础。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而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
（二）市民社会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私人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明确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分开来。国家作为普遍性原则的体现者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规和利益都必须从属于它。黑格尔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市民社会的，所以他的市民社会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最突出地表现在他过分强调了国家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普遍阶段，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结论。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提出了关于现在市民社会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的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进入20世纪后，当代西方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又继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人。当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以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分离为基础的。它以社会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文化系统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以及革命性变革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但其理论的缺陷就在于，不是把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分离看作是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分化的表现，而是把经济系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片面强调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把来自国家和经济系统的影响都看作是消极的。
通过对以上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应是社会生产、交换、生活赖以存在的个人、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
（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有三种观点：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享有广泛的权利，而国家就应保护并且不得侵犯市民社会的活动自由；社会的活动范围越大，国家的活动范围越小，就越民主。国家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他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处在不同的层次，私人利益唯有通过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法是高于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者则认为，国家从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从而使市民社会充满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应该将国家废除。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点，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弄清楚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实质意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中集结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总和，是与政治国家彼此相对分离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根本对立和冲突。从最终意义上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实质上是统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市民社会构成了特定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国家和市民社会处于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双向互动的法律关系中，这种双向互动的可能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作为前提。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权利实现的途径，市民社会则回报以秩序。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在总体上缩减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的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国家职能进行科学的调整，并且不排斥在某些方面强化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扩展其职能范围的可能性。所以，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不是对立和冲突，而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的关系。要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就必须借助法律手段，通过基本法来确定市民社会自治权和政治国家公权的分野，以司法限制政治国家公权的扩张，保证市民社会自治权的实现。
二、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两种社会角色，并发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一是市民社会的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关系，二是政治社会的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关系。对于前者，是一种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根据自己的意识与他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纯粹的市民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为私法所调整，是私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后者，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是为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目的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由国家参与的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关系，这一关系为公法所调整。在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上“，基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应遵循‘有疑义是为自由’的原则，以私法为优先。其主要理由是个人是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及照顾者，选择的自由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政府’必须保障司法制度能有发挥其功能的条件，并排除契约自由的滥用。‘政府’为更高的价值或公益而强制或干预时，应有正当理由，乃属当然。”（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平等是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安全是市民社会的保障。市民社会必须运用法律来调整其运行秩序，规范市民的行为，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
社会中的人既是市民也是公民，它既要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要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然而市民社会是其生存之本，所以市民社会中权利的享有与保障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两方面来保证实现：一是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的合理性，二是有赖于政治国家于外部的强制保障。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用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是第一位的，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是第二位的。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体现为民法调整，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要受行政法的限制。所以说，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法，而政治国家中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国家存在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民法所规定的主体来看，民法中主体是被抽象为一般意义的“人”，是在平等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作为一般人格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实体。民法上规定的权利主体均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不承认任何特殊的民事主体存在，也不承认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地位。
——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实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生活关系的基本形态。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私人利益，所谓的私人利益就是作为社会主体存在不可或缺的利益，包括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两个方面。社会及其管理者即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价值，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序地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而民法就是为有效调整和合理满足私人利益需要所确定的行为规范。
——从民法的基本精神来看，民法强调了私权本位、私法自治的理念。市民社会的内部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们缔结市民社会中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就是为了获得积极的经济利益和人格利益，而这种利益的法律化便是权利。民法就是要为人们确定缔结市民社会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权利预期，通过对权利的设置和保护而达到维护市民社会关系的顺畅和有序的目的。所以，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以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私法自治允许当事人在私法的范畴内有权自由决定其行为，即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决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私法自治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于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抵制国家权力的人以干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现代民法制度有三大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三大基本原则都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其内在要求密切相关，也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
三、确立民法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意义
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调整涉及市民社会的全部领域，特别是对其经济生活条件更是进行了全面直接的反映，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确立民法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将民法确立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明确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而更为有效地保障私人利益。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彼此分离，法律因而在传统上按功能划分为市民社会的法和政治国家的法，前者为私法，后者为公法。而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所以民法的性质应为私法。明确民法的私法地位，能更有效地对私人利益及其意思自治的保护，抵制国家任意的过多的干预，有效地实现民法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的理念。
将民法确立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稳定发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各种经济力量从国家过多的干预中解放出来，以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意志追求自身的利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要培养我国的市民社会的观念。民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支柱，就要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行规范和保障，促进其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将民法确立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有利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实现。而且从法律角度看，原先市民社会的私法便获得了部分公法色彩；而原先的公法，也愈益染上了私法特征。经济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就告诉我们，政府干预既已无可避免，那么这种干预则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上。我国改革开放是一种政府决策，受政府引导。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必将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目前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权利的膨胀与扩张必然会导致对私权的限制和压缩。所以，应在对政治权力和市民权利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法。这是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也是最终形成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刘士国.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J].民商法学，2003，(3).
论文摘要生命价值追寻和良好的人文素质是高职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必备条件。大学语文教学立足人文性目标定位，借助经典篇章，关注学生精神世界，探寻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对于构建和谐校园具有现实意义。
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关注人的生命，然而，在这样一个将实用功利哲学发挥到极致的消费主义年代里，本着实用性的高职教育中，似乎只有学科专业知识才获得了合法性，而人格的塑造与完善、审美情趣的养成、意志力的磨练、为人处世之道等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作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传承知识，同时要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感教育、对生命的理解和欣赏等角度来审视《大学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
1、人文关照、生命呼唤是来自时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可见精神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为影响我们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高校作为缩微的社会形态，这种症状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趋明显。目前在全国各高校陆续发生学生自杀案件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
一份反映近几年大学生生命观现状和未来的调查显示，“有超过10%的大学生对生命持漠视态度”，遭遇挫折时有“1.7%的人想到用结束生命来解决”，在对待大学生自杀行为上，“16.7%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认自己也曾产生过轻生念头。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凸显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价值，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当前大学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学语文》以人文性为价值取向，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资源，能培养学生汲取正确对待生活并且适应生活的精神养料；在与语文的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生命愉悦的享受，并对人生善恶进行鉴别，积累人生经验，张扬人性美，对人的生命发展起着核心性的决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语文人文性的有效体现，更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校园的强烈召唤。
2、树立健全人格、培养人文素质是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
语文课程性质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的实用功能，听说读写；所谓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方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文学是人生的另一种存在，充溢着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学。
《大学语文》以经典作品的赏析为主，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还原一种生命精神，使学生感动于这种生命状态；或者通过作品的解读，将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揭示出来，使后人感奋于这样的精神形态，从而达到通过文学来认知社会与人生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把人文精神贯注到整个语文教育过程中，关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格养成，对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给予纠正，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通过读经诵典的过程，体验《诗经》、《楚辞》的古朴、俊雅，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汉时代的雄浑、豪迈，魏晋时期的自然风骨，唐诗的典雅和谐，宋词的飘逸灵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弥漫于校园，净化学生浮躁的心态，重归健康和充实。
3、探寻生命意识，关注当下人生是大学语文课程内容
3.1 传统文化传递生命意识。大学语文中的经典文本是几千年来先哲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与情感。古代文学作品中沉淀了诸多母题--爱情婚姻、人生价值、仕与隐，这些话题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探寻、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实上敬畏生命，爱身养生、安贫乐道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可以透过经典文选，看到国人“倡导贵生、重生，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这实际上是人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关爱、敬仰和维护。而儒家经典中所透露的“忧道不忧贫”，则体现了一种达观的快乐情怀。“君子固穷”，不仅透露出安贫乐道的忍耐力，同时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和精神的超越。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是对生命的豁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澹远宁静的生活态度；“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的诗文中浸透了一种旷达超脱又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和以山水审美消解生命悲苦的东坡人格。在这种经典人文关照中，体会出怎样以坚强的意志应对磨难和挫折，以对生命执著的眷恋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支撑自己走出困境。
3.2 经典阅读审视当下人生。对大学生而言，现实世界的、悖论、问责是最真实不过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现实，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压。大学语文课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临着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定位、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调整，以及成长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对青春、爱情等问题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们迫切的需要获得指引和帮助，更容易从阅读中寻求人生经验和价值导向的指引。教学过程中可因地制宜，结合不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因势利导，与学生现实世界结合。如《伤逝》教学过程中，提示学生可以尝试进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转换，探讨涓生对待职业的态度和失业后心态等问题，引导学生体会不同的叙事视角叙述效果差异的同时，学会对生活中出现的人际关系障碍等学会换位思考。通过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责任感，在困难面前没有和子君携手面对，而是选择退缩与逃避，引导学生思考个体生命在爱情中的责任；而子君在这一失败了的爱情中所体现出的欠缺，则是经济未能独立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丧失与人格依附等问题。
4、因势利导、倡导真爱的途径渗透大学语文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
《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课教师要关注人生，以人为本，教学要用文本的积极因素去引导学生们在生活中做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势利导，榜样激励，培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语文教育中需要因势利导，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充分发挥文本中榜样的示范教育作用。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选择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生观是蕴涵其间的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学生具有垂范作用。鲁迅为改变和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而选择的弃医从文，并在时代的风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坚毅执着的勇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铁骨硬汉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晚年后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批判，更是对自我人格不断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达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冲淡、北岛的叛逆都以其独特的人生选择来展示和丰富着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作家人生选择的关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响、鼓励和安慰着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对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颇具影响力。
作品本身的内涵往往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详》倡导一种雍容大度的生活态度，而不纠缠于琐碎小事的困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热爱生命》里，倡导人生要过得“丰盈饱满”，“领略美好时光”；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的《笑的价值》认为微笑面对人生的心态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样应对外来的矫饰、虚套和压抑”，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对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导真爱，以关怡情，燃起生命的热情。真实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七情六欲，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亲情、友情、爱情于我们而言仿佛就是我们需要呼吸的空气，但在生活中往往我们会有呼吸艰难的时候：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友情陷入谷底；爱情触礁搁浅……面对如上情况，该如何理性应对?文本中的课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怀念萧珊》，或哭亲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结忧伤，但在哀伤中仍有对生活的美好展望；《关雎》《静女》《蒹葭》等篇章，或表达两情相悦的缱绻深情美好，或表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痴情守望。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灵的狭隘、偏激、冲动、暴怒、苦闷、创伤都可得到修复。“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现青春洋溢之美；“东南形胜”、“烟柳画桥”的《望海潮》展现风情之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诗情画意；《瓦尔登湖》寂寞、恬静、智慧……这些课文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视角，用山水的灵秀、壮阔、幽深、诗情画意来涤荡心灵的埃尘，让我们去体味生命的美好，愿驾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1] 叶澜等．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j].教育研究，l997(9)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4S学会；科技传播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2-0003-02
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研究，能有效促进对科学、技术以及医疗的认识与了解，特别是有助于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国际4S学会应运而生。
国际4S学会是一个成立于1975年，目前拥有超过1200名会员的国际性学术团体。4S学会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的学术团体。
一年一度的年会也是目前STS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国际学术会议，迄今已举办过35次。4S学会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有《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被SCI收录），此外还定期出版《科学技术论手册》（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总括最近的STS研究进展。
国际4S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由4S学会的年会与日本科学技术社会论学会（Japanese Socie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JSSTS）的年会合并举行。
这是该学会首次在欧美以外的地区举行学术年会，同时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年会。
日本JSSTS学会成立于2001年，出版学术期刊《科学技术社会论研究》，目前拥有近700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STS研究学会之一。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相对应的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学会有一定的重合，但无论是名称、成员还是实际研究领域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此次参会人员分别就国际视野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等主题展开了大会或分组交流与讨论。
与会学者还就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学科建设，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据年会主席东京大学教授藤垣裕子（Yuko Fujigaki）统计，本次大会共有1200多人与会，共分成231组，创下了历次4S年会参会人数之最。
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北美，三分之一来自欧洲，其余三分之一来自亚、非、拉美等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5人、清华大学6人、浙江大学1人、中科院研究生院1人，上海交通大学1人，东北大学1人。
1 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
在4S年会的开幕式上，大会首先安排了主题为“社会中的科学：21世纪科学家与公众的社会责任”（Science in Socie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Public for 21Century）的市民公开讲座。
讲座旨在讨论当代科学家以及公众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表明会议对于增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的努力，是科学传播的一次具体实践。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日本科学技术社会论学会会长中岛秀人致开场辞。东京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副主席黑田玲子做题为“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Science in Society and Science for Society）的报告，她首先指出了21世纪科学一词的用法，认为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简要介绍了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及“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的由来，最后，她结合自己的经历，概述了“社会中的科学与科学为社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埃尔加·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在题为“社会中的科学：欧洲为什么没有克雷格·文特尔”（Science in Society： Why is there no Craig Venter in Europe？）的报告中，对比了查理斯· 达尔文和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两位科学巨匠的异同，在分析欧、美科学的社会背景差异的基础上，试图回答欧洲公众由干细胞研究而引发的争论，以及欧洲是否进入了创新时代等问题。
维也纳大学教授乌尔丽·菲尔特（Ulrike Felt）做题为“公众理解什么？
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在过去的表现和在未来面临的挑战”（Publ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Past Perform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for （Techno）science-society interactions）的报告。
美国塞勒理工学院教授大卫·赫斯（David Hess）做题为“社会运动，公众与科学家”（Social Movements， Publics， and Scientists）的报告。接着全体4S委员会成员分别做报告，主题为：“全球语境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in Global Contexts）。
2 能源政策与文化背景
在能源政策与文化背景（Energy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ext）的讨论中，各国学者紧扣文化背景这一主题，分别介绍了挪威、加纳、中国和日本在核领域的STS研究进展。通过报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核问题差异巨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bena Dove Osseo-Asare做题为“Emissions to and from Africa： How Radiation became safer in Ghana（1960-2010）”的报告，介绍加纳作为前殖民地，由于法国在其境内进行核试验而环境受到污染的情况。
加纳本身并不具备核研究的能力，而其民众对核安全问题几乎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在加纳，就在法国进行核实验的地区，却兴起了旅游热，民众对核辐射污染几乎没有概念。
日本自由作家秋山真（shin Yamaaki）女士则介绍了日本Suzu地区民众围绕核电站建设展开了争论等政策问题，由于民众的反对，核建设一再更改计划，展现了日本核工发展与民众利益之间的斗争与协调。
北京大学周程副教授与北京大学研究生李杏联合署名的报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介绍了中国的核聚变研究概况。
他们围绕中国2006年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回顾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核聚变研究模式，重点总结了90年代引进改造前苏联超导托卡马克装置T-7这一转折性事件，强调了核聚变研究事业由于其投资巨大而风险高的特点，因此需要充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科学观中的传统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Jonathan Baker做题为“植物药学安全性争论：卡瓦胡椒入药的争论”（Botanical Medicine Safety Debates： The Kava Controversy，’ Pharmaceuticalization’ and Pharmacovigilance）的报告。他从社会学、生物学、文化背景等方面综合考查了目前人体摄入物质（食物、药品、）的利/害评估。
他采用的主要研究手段是通过在夏威夷的实地考察，追踪有关卡瓦胡椒的安全性争论，为与会者呈现了一个有关风险评估过程的案例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atelijne Coopmans 做了题为“禅修者的心智和机器的神经影像研究”（Mind and Machine in Neuroimagin Studies of Buddhist Meditation）的报告。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指出，可将大脑成像视为建构性的活动。因此，他们认为在描述“意识”、“心智”、“人”时，可使之产生信号并通过电脑技术描述出来。她借助此类分析方式，通过研究佛教徒冥想时产生的神经影像，考查了“心智”（mind）的建构过程，并得出肯定结论。
北京大学周程副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王宾、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张文虎联合署名的报告“青蒿素的发明——一个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案例分析”（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a Case Analysis about one Scientific Discovery’s priority Dispute）通过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如何成功地研发出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史料整理，以及随后发生的青蒿素发明优先权之争的案例分析，基本理清了这段发明史，并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默顿的优先权理论来分析此次优先权争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科研体制。
随后，报告从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法角度评价了此次优先权之争，并分析了大协作科研模式的利弊。报告结束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副教授Abena Dove Osseo-Asaren女士询问了几个与青蒿素有关的概念区别问题以及中国当时的专利法情况。原定与会的韩国庆熙大学JONGYOUNG KIM未出席。
4 科学与技术的定量研究
日本农业技术大学的Masashi Shirabe教授做了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视域中的科学文章的专利引用及其含义分析”的报告。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做了关于“技术如何征服世界：扩张范式、区别和技术研究的转变”的报告。他指出，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各国政府优先发展技术。纳米技术、基因组学等都是如此。
他的研究聚焦于两项更为专业的新技术，即小干扰核糖核酸和纳米晶体。在研究中他发现技术科学的发展无法用一般的扩张模型来估测，新发现最早会沿轨迹在某个专业领域出现，随后参与进来的人员呈现地域性扩张态势。
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Yasuhiro Yamashita做了“学者移民如何影响国家的知识产量”的报告。他指出，虽然学者移民问题一直都是科技改革政策的重要方面，但由于系统数据的缺乏，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少。
他试图通过同时记录有研究者研究论文的传记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他同时指出，因为传记中所记录的书目比较少，所以这种通过传记的分析有其局限性。但是，这种传记分析包含有学者不可见的珍贵的知识结构，这是仅仅通过分析一般的书目所无法获取的。
日本国立学术评级和大学评价研究所Takayuki Hayashi做了“目前的大学系统是否促进了研究的多样化？对日本大学院系的定量分析”的报告。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的公众管理观念的引入，大学部门的市场化已遍布世界。研究基金把重点转移到富有竞争力的事物上。财政补贴也以性能赋值评估作为依据来分配。Takayuki Hayashi通过对大学内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分析指出，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可以在校内实现资源的战略性分配，一些研究的萌芽阶段可以在中等规模的大学中出现，但是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大学具有更大的优势。
爱丁堡大学Edwin Horlings做了“1992年-2008年，科学产出中专门领域的世界范式”的报告。他认为，科技政策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在科技领域有更出色的表现。他以1992年、2000年和2008年作为基准年，比较了205个国家的科学体制。他指出，大部分各国间的科技发展比较缺乏深度。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将着力避免这一点。
最后，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项煜虹报告题为“中国的学术量化考核与学术造假现象频现之间的关系讨论”，项煜虹以去年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并被《自然》杂志点名评论的井冈山大学学术造假事件说起，引出中国目前学术量化考核体系的现状，通过考察中国学术量化考核体系的形成历史，分析其发展路径，同时指出可能的解决之道，以期和与会专家共同探讨解决和应对之策。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对于中国的学术量化考核体系深表理解，并表示，虽然成因不同，但目前荷兰国内也存在诸多学术造假的问题，并且，据他所知，这已经成为困扰各国学术界的难题。项煜虹随即向他讨教对策，Loet Leydesdorff教授耸肩一笑，表示荷兰目前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R.K.默顿. 科学社会学， 商务印书馆，2003.
最近一些年来，我幸运地经常有机会聆听姜伯勤老师谈论他对石大汕和岭南禅史研究的进展，分享他的研究心得，老师近年来在这一课题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我也拜读过多篇，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因此，当我知道老师正在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书稿的时候，总有一种兴奋。回想我第一次读到老师在这个课题上的作品，是1993年初写成的《明清之际岭南禅学与南方文化——岭南禅学史之一考察》一文，记得当时读着这篇文章的时候，莫名地有一种激动不已的感觉。初时我不甚明白那样一种激动由何而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际”学术研讨会上，听着姜老师报告这个题目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地在心中翻腾，终于明白了一点我为何会激动的原因。当时，我有一种直觉，似乎看到一幅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将会在自己面前展开。果然，随后的几年间，姜伯勤老师陆续写出了多篇论文，这幅画卷的更多细节在我们面前渐次展现。现在的这部书稿，终于令我们看到了这一幅画卷的完整轮廓。画面上的场景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主角是活跃在岭南的禅僧，展现出来的，则是—个绚丽多姿的历史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文化气象。姜老师通过精细的研究而描绘出来的这幅画卷的轮廓，虽以一时一地乃至一人为主题，表达的却是一种超出时间地域之关怀。读者从中所识所感所悟，亦必能超越时间和地域之限制，从理性的事实中，找到历史认识的智慧，满足对自身文化的“好奇心”，并在审美的层面上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共鸣。从姜老师的岭南禅史研究中，我们感受到一种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史研究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乃出自—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追求，由此启发我们对所谓地域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作一些新的审视。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兴趣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家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历史．而以一个较小的地区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显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表现，因而更容易体现历史家对所谓“总体历史”的追求。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 “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更期望能从地方研究中发展起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的话语，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
然而，中国历史学有自己深厚的学术传统，无论人们如何追求和宣称要“与国际接轨”，也不可能切断中国史学的现展与既有传统的联系。中国历史学中舆地方志学的传统，对现代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取向不能不有深刻的影响。基于天下一统和文化一体的观念，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地方历史的主题，总是被理解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上的展开，是在天下—统的历史框架下的地方“向化”过程。基于这种历史观念，加上在近代科学方法关于“特 殊—一般”、“局部—整体”、“个性—共性”的归纳式思维习惯支配下，人们一般相信，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义要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按照这种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历史，只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细致地展现的过程，而地方史研究，只是作为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研究策略。虽然地方史研究也被期待着不仅可以揭示更多的“地方特色”， 丰富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在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只被定位在提供特殊性认识的意义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具有初级性和从属性的研究层次。转贴于
由于地方历史是放在国家历史的话语系统中去理解，被视为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局部”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界定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之中展开，“区域”的界线划分和认定，也就总是基于某种地域性的认同，并往往以国家行政体系下的政治边界为依据。当研究者刻意地使用“区域”、“地方”、“国家”这样的范畴作为历史过程的单位时，以一定的地理界域为对象的历史叙述，常常成为营造地方意识、建构地方认同的资源，表达着人们对“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种体认。由地方历史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也可能是一种地方主义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地方历史叙述都会着重在以发现和抽象出所谓的地方特性为目的。于是，在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方的疆界就总是倾向于明确化和凝固化。
地方史研究的这种倾向，亦为近代科学方法中的分类观念所支持。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地方”和“区域”一类范畴，常常被看成是一些固定的、僵化的、非历史的分类概念，所谓的“地方特性”被抽象成为一种超历史的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支配着研究者的认知和叙事过程，从而使关于地方历史特性的表述成为一些非历史的概念。在一些有关区域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中，经常被讨论到并且被认为是开展地方史研究前提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去划分区域，根据什么标准去划分区域，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并被视为开展区域研究的前提，反映出研究者不言而喻地把区域理解为一种有固定界线的历史单位，至于其界线如何划定，则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对“区域”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实际上仍然是出自国家话语霸权下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地方历史以及在地方历史中呈现出来的所谓“地方性”，仍然是用国家历史话语去表达和诠释，那么，地方历史与国家和王朝历史其实就没有根本的差别，地方历史的独特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变对全国范围的所谓“共性”的了解亦令人怀疑。
如果说常见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大多不是出于国家主义就是出于地方主义的关怀的话，姜伯勤老师以石濂大汕等一批清初禅僧的活动为中心的岭南禅史研究则表现出不同的旨趣，其最显著的特色，是超越了“国家—地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本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追求一种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验。这种研究旨趣，与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师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史学传统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史学传统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取向，典型地体现在清末以来取得显著成就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实践中，无论是在史家所揭示的客观事实层面上，还是在史家的历史认识层次上，都打通了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界限，表现出与过去的舆地方志学传统不同的旨趣。姜老师在这部著作中，通过石濂大汕等清初活跃在岭南地区的禅僧的活动，描绘出清初岭南的社会图景和文化气象。这种图景和气象，固然呈现出当时“岭南”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但这里所呈现的社会面相和精神世界， 是由一大批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历史活动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不由他们的地域归属去界定，他们的活动空间和文化网络也没有地域界线的限制。这一幅历史图景的展示，在认识上也就有着超越了地域性的价值，历史家透过这些历史事实建构起来的历史认识，就不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而更多地表达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体验。这部著作所叙述的不独大汕一人，所审视的也不只清初一时，所探讨的更不限于岭南一地，我们要读懂这一段历史，要透过这段历史去理解当时的时代和精神，就需要跟随着大汕的足迹，优游涵泳于无疆无界之历史时空．打破和打通一切俗世的界限，透过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探求他们的世界。在这里，历史的主体是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而所谓的地方历史，只有通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才成为可以理解的事实。转贴于
关键词：创新；高职；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6-0109-02
一、改革创新高职通识课程的重要意义
（一）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是响应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号召
党的十报告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怎样的教育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的本质是成人成才。人民将子女送入学校就是希望子女在学校的教育下成人成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用人才，而通识教育就是德、智、美的教育。因此，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就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二）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是继承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传统
中国传统大学，即古代太学，是人的教育。古代中国的大学之道，它的终极目标是求达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总之，中国传统大学的教育宗旨是讲做人的学问。这是一种“价值教育”。而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至今，尤其是职业教育，渐渐忽视了人的教育。因此，构筑现代职教体系，必须继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在现代意义下，重拾人的教育。
（三）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是吸收西方职教的优秀经验和合理成果为我所用
百年中国，自英帝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兴水师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职业教育遂被极大重视。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说，开宗明义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大学之道已有了一个新的表达：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这是一种才的教育，是一种知识教育。考察西洋，吸收西方现代职教的优秀经验和合理成果为我所用，为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职教体系，目标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真正人才。
二、古今中外通识教育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与经验教训
高职教育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通识教育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更要有创造性的革新精神。
（一）西方职教发达国家通识教育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与经验教训
1.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通识教育。德国高职教育的“双元制”世界闻名，在职业教育中已经取得主体地位。其“一元”在企业完成职业训练，“一元”在学校接受基本文化理念学习的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德国人在职业教育中通过工学结合课程的形式，将通识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之中，以实现和加强对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目前，中国的高职教育普遍模仿和学习德国双元制，采用工学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但却以专业的名义，有意无意地忽视通识教育。
2.美国社区学院中的通识教育。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高职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社区学院推行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之一。2011年10月，美国经济研究局指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年龄增长，单纯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呈逐渐下降趋势，而注重通识教育的人则显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性，如何保持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衡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这一现象进一步验证了美国社区学院在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推行通识教育这一做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3.澳大利亚新学徒制中的通识教育。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英国政府于1993年制定现代学徒制度计划，澳大利亚于1996年引进新学徒制，1999年开始实施。他们认为通识教育的“通”不是通才的“通”，而是贯通的“通”。他们认为职业人才需具备沟通技能等六项“核心技能”，形成了他们开展通识教育的“必修课”和“基础课”。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培训框架下开展，“以人为本”，与英国现代学徒制相比较，更注重对青年人自身潜力的挖掘，更强调个人更广阔的发展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旨在为个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二）中国本科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与经验教训
1.港澳台高校。在通识教育理念上，台湾高校更加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港澳更关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融合，认为通识教育的“通”是让专业之间、文化之间、人际间有一个可以相通、理解的地方。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台湾高校强调“完人”教育，港澳高校强调将通识教育作为解决“由专门教育引发的现代教育问题”的最佳方案。总之，通识教育在港澳台高校的教育中被定位为平衡者与桥梁的角色。通识教育的课程内容大体涉及人文、社会、自然三大领域，强调人文、平衡、发展、多样化、系统化、特色化等理念。
2.大陆本科院校。大陆本科院校进行的通识教育改革探索，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通过局部的课程改革――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来实施，如清华、武大等；全方位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如北大、复旦等。北大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经过了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如自主选择专业制度备受欢迎等，毕业生也显示出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等独特优势；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如元培计划与院系管理“双轨制”的冲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衔接困难等。南大实施“以重点学科为依托，按学科群打基础，以一级学科方向分流，贯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模式，致力于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宽基础、高素质、创新型一流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匡亚明学院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基础学科领域中崭露头角，在国内外本科理科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大陆高职院校。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具有健全人格、高素质的应用性技能型人才。”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与绝大多数本科院校一样，存在领导对通识教育不够重视、通识教育侧重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课程内容杂乱结构失衡、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只有逐步建立适合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通识教育平台，才能实现高职院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的方向与具体建议
（一）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的方向
1.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当前，中国大陆绝大部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类似，将“做事”放在“做人”前面，明显强调“做事”胜于“做人”，这不仅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暴露了高职通识教育的尴尬境地。要改变高职通识教育在高职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真正实行现代职教体系“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必须继承中国传统技术教育重视做人胜于做事的传统，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方面进行创新。
2.课程体系构建的创新。高职院校的课程基本上可分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公共课程除却国家规定的思政、外语、体育外，其他如大语、高数、计算机、心理健康等通识课程，合计学时占总学时不足20%。这显然与现代职教体系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有很大差距。因此，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必须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上有所创新。
3.必修课选修课课程结构的创新。高职院校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通识课程大多是通过选修的形式实施的。因此作为主要选修课的通识课程常被戏称为“赚学分”的课程。这就造成了看起来热热闹闹门类繁多的通识课程变成了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如果想真正推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真正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必须重视选修课程，淡化必修课程。
4.师资队伍建设的创新。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通过公共课程的教师承担。公共课程的教师与专业课程的教师比和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时数比大体相当，大约也为1∶5，甚至更少。而公共课程的教师服务全体学生，专业教师只服务本专业学生。通识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师生比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1∶16。事实上，通识教育不应只由公共课的教师施行，专业课程教师也是通识教育的实施者，也只有这样，通识教育课程的师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改革创新高职通识教育课程的具体建议
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发应基于现实、放眼未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中西对比的方法，站在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的立场上，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围绕自然与人、社会与人、人与人等关系来开设。
1.自然学科领域。可开设“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某种学科）与人类”、“科技（具体某种技术如食品技术等）与人类”、“科技伦理”、“人类星球”、“中医与西医”、“电脑与人”等课程。
2.社会学科领域。可开设“作为经济的人”、“管理与人类社会”、“人类未来”、“中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人”、“两性关系”、“全球（某国家或某地区）热点”、“生态与健康”、“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文化概论”、“人类与犯罪”、“人类与战争”等课程。
3.人文学科领域。可开设“文学与人类”、“艺术与人类”、“哲学与人类”、“中西历史进程比较”、“中西教育比较”、“古今教育发展”、“教育与人”、“民族遗产”等课程。
参考文献：
[1]北大就职演讲（1917年1月4日）[Z].
【关键词】社会实践 场域 惯习 资本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由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 三个核心概念构成。布迪厄指出，为了有效描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赋予所接纳知识以实践性，就不能以旁观姿态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以逃离现实的做法去认识外部世界。既要避免从客观主义出发以局外人的眼光认识世界，也要避免从主观主义出发以局内人的眼光审视社会生活。因此，他提出了“参与性的对象化”概念，即“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原则带入对象中”。实践正是通过这种参与性的途径得以实现。正确做法是通过参与社会和生活实践活动来感知世界。以实践这一连接纽带将主观与客观主义两者和谐统一起来。布迪厄在此理论中提出了生成性结构主义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直观地揭示了实践的奥秘，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依据布迪厄实践理论，实践具有空间性与时间性。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资本则作为场域内斗争的武器。独立于时空之外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也难于理解。为了更透彻理解此实践观，就需了解其理论中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三个主要概念：场域、惯习与资本。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他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高度分化的社会“大场域”是由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即“子场域”建构而成，如政治、科学、文化、教育场域等。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一串串的关系，这些关系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关系；某一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资本，不断展开彼此之间的博弈。不同场域存在不同逻辑规则，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规则、符号与代码。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场域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从冲突论观点出发，可将社会理解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冲突的场所。
依布迪厄之见，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惯习，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持续、可转换的潜在性情倾向系统。这种性情倾向源自于实践，持续不断地发挥各种实践作用。惯习具有持久性与可转移性。只要惯习在人体内生成，短时期内就难以发生变化。但是，惯习又可以在不同领域间相互传递。此外，惯习具有历史性与生成性。惯习是由积累和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构成，是外在于行动者客观的共同社会规则、价值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用以指导个人行为、个人评判事物并且认知外部世界。以惯习为指引，人们通过感知、理解、评价外部世界来进行实践，并依惯习来感知、评价实践，继而进一步调整个人行为。但是，惯习并不仅仅是单纯地被决定，它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在惯习所处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制约下，能生成感知、思想、行为等产物。凭借一系列的内化图示，人们来感知、理解并体验现实世界，不断从事新的实践，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重塑、改变。一方面，惯习将客观的外部社会结构内在化，形成易于被人们认知的结构；另一方面，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又促成新的外部社会结构。惯习体现出“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惯习还具有多样性，惯习虽是在现实中运用的历史，但受个人身份地位的影响，不同行动者的惯习差异迥然。一般来说，拥有相同地位的个人易于体现出相似的惯习。
对于资本的概念，布迪厄将其解释成一个在特定的场域里有效的资源。个体或群体因为进入某个场域并在此场域展开竞争，继而获得某些特殊利益。布迪厄认为资本包括四种形式：经济、文化、社会与符号资本。经济资本主要指财富与产权；文化资本指的是文凭与知识；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与信任；符号资本则指的是荣誉与声望。根据布迪厄理论，一种形式的资本可以转化、再生产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如果个人掌握更多经济资本，就能接受较高层次的良好教育，获得更多文化资本。随着文化资本的积累，新的文化资本迅速增长，继而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与符号资本，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名誉，以此类推，这个人也就可以更有效地、大规模地运用他的社会与符号资本，来获得更多经济资本。以上四种形式的资本相互转换，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体系。
英语专业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模式的创新体现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高职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毕业社会实践活动，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要求即将毕业的学生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运用学校中所积累的知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培养处理实际问题能力。通过这次实习，希望学生能巩固、加深、扩大在校期间所学英语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补充课堂教学、书本知识欠缺之处，从而进一步培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养成注重实际、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相结合的工作作风。
这次活动属于教学辅助、积累社会经验类社会实践，它以其他院校高职学生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进行了改进与创新，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⑴实践策划项目化；⑵实践流程专业化；⑶内容安排具体化；⑷规划组织体系化；⑸与就业结合紧密化。
实践活动开展之前，学校进行了统一规划与统筹，参与实习的专业教师根据实践的总体要求进行了项目设计，对其可行性、科学性进行了探讨，拟定了以“高职及成人学生社会实践模式创新”为名的科研课题，并提议了七个论文主题方向。高职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化运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实习生社会实践模式进行项目设计，在项目参与者的一致努力下，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对项目进行计划、组织以及监控，把握当前实践活动的顺利实施，指导将来实践活动的开展。
除了带队教师之外，五名英语专业教师作为指导教师参与了这次实践活动，全程悉心指导实习生进行实习。此次活动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专业指导教师在校内指导实习生备课试讲，辅导、批改实习生准备的教案，组织实习生课堂试讲，并填写试讲听课记录。第二阶段，专业指导教师随实习生下实习学校开展校外实习，深入实际课堂听实习生试讲，记录观察监督日志并对其表现进行反馈，每一阶段为期一个月。专业教师参与这次实践活动，结合英语专业特点，指导措施到位，指导效果明显，极大体现了本次实践活动的专业化。事实证明，专业教师的有力指导，不仅保障了整体社会实践工作的顺利实施，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与水平。
内容安排具体化指的是结合活动目的，高职学院对这次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提前作了规划：了解熟悉英语专业的规律、特点，找准本专业与实习学校、实习内容的结合点或切入点；熟悉实习学校的环境与具体情况，初步认识各部门的运作机制与工作流程。在实际岗位上检查实习生的基本技能、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知识盲点或盲区，及时进行查漏补缺。在实习中培养、锻炼实习生的多方位能力（交际、协作、组织、适应工作、提出、解决问题、灵活应变等）。在实践中锻炼实习生吃苦耐劳、勇挑重任、踏实工作、虚心求教的品德与作风，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全面提高业务素质，为即将到来的就业奠定稳固基础。
高职学院学生首次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非常重视。在实践开始前的几个月，负责教师提早进行了规划，联系愿意合作的学校，确定了五所中、小学作为实习地点，并将实习生按人数划分为五组，每组各配一名指导、带队教师。此外，还拟订了高职学院毕业生实习计划与安排、带队教师注意事项、实习指导教师具体职责等材料，设计了学生实习教师听课记录表、教师指导实习日志表等表格。并且在新、老校区分别召开了带队、专业指导教师工作安排及分工会议以及全体学生实习动员大会，会上对实习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以上这些准备工作一致说明了这次实践活动是有组织、有规划的统一行动。
参加实习的教师经过调查统计，发现百分之八九十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倾向于毕业后在教育领域择业，当一名中、小学或幼儿园英语教师。因此，联系实践单位时全部选择中、小学校，实习生认为此安排非常合适，与将来的就业直接挂钩，能了解学校的日常工作运作，亲身体验做一名教师的感受，查找自己所掌握专业知识的纰漏之处并加以弥补，为初踏工作岗位作好铺垫工作。
布迪厄理论对英语专业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模式创新的
指导作用
根据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实践由场域、惯习、资本三方面构成。英语专业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模式反映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精髓所在。这次实践中，实践空间即场域属于社会“大场域”下的“子场域”——教育场域，进一步细分，则为教育场域涵盖下的学校场域。为此次实践活动提供场所的学校场域又包括两部分：校内与校外场域。校内场域指的是实践初期学生在本校内参与的实践，具体内容为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准备教案、校内试讲。校外场域则指实习生到联系好的中、小学校进行实习，深入到实际课堂听课、备课试讲，承担副班主任的角色，帮助批改作业，帮助管理学生。教育场域的性质与运作方式完全不同于政治、科学场域等其他“子场域”，这次实践活动中，校内与校外场域虽然都属于学校场域，但两者实践空间相异，因而不同的逻辑规则存在于不同的实践空间中。实习生身处校内与校外场域中，分别受到这些场域特有的规则影响。校内与校外场域的相互结合模式不同于以往社会实践模式，打破了实践场域单一的境况，体现出其创新之处。
在这次实践活动中的几个阶段（教案准备、校内试讲、校外听课、试讲等），来自于高职英语专业的实习生表现出极大个体差异。有的实习生实习目的明确，态度积极，参与投入，效果明显；有的实习生则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完全将实习视为一种形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看出，以上差异存在的原因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惯习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惯习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实践逻辑，体现了实习生的个体潜在性情，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对个体产生影响。以此次实践的校内试讲为例，整体来看，一些实习生较易于融入“小老师”角色，在授课过程中表现自如；而一部分实习生在课堂上表现出怯场，试讲效果不甚理想。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实习生个体的惯习密不可分。有的实习生课前准备充分，授课时胆大心细，态度认真投入，声音清晰洪亮，讲解条理逻辑性强，授课内容丰富有趣，板书规划整齐，这说明此实习生之前拥有良好惯习，并且良好惯习持续在其身上发挥作用，指导其顺利参与此次实践。而另一些实习生试讲时表现出的动作拘谨，声音小而低，板书潦草等也说明以往生成的惯习源源不断地起着负面效应。实习生因受到以前生长与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个体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异的惯习，这也显示了惯习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惯习引导着个人来感知、理解、评价外部世界。
资本是实践活动得以实施的实践工具，是个体拥有的有效资源。英语专业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在学校场域下对文化资本，即已掌握知识的再次应用过程。大学期间，实习生个体对所学专业投入时间、精力不同，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也就存在着个体差异。这些差异可以用这次实践中的校内试讲为例来加以说明。有的实习生积累了更多的文化资本，试讲时单词发音标准，语言表达流畅，讲解规范；而有的实习生拥有较少文化资本，讲解时出现单词拼写、语法使用等基本功方面的错误，整体上影响了试讲效果。试讲过程真实反映出实习生英语专业学习水平，试讲的方方面面也体现了其基本功是否扎实。在随后的师生反馈中，试讲效果好的实习生受到了指导教师与旁听学员的肯定与认可，实习生感到很有面子，这也是文化资本向社会与符号资本转化的一种体现。这次实践反映出，掌握厚实文化资本的实习生在未来就业中将更具竞争力，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与符号资本，也将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反之，四种资本的拥有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知识与能力来源于实践，素质也需在实践中逐渐培养而成，荀子曾说过：“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社会实践既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生实践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基地、深入实际，对于开阔大学生视野、增长其才干、提高其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英语专业高职学生参与的这次社会实践模式是一种新的尝试，是在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创新，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这种应用既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又显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场域、惯习、资本的概念贯穿于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对实践实施者的思想、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力与指导作用。可以说，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能正确指导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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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外语教学理念在职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理论基础
(1)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外语教学的目的具有多样性，但是就正规的学校外语教学而言，提高学习着外语交际能力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外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学习者了解目的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意义系统，通过目的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对比，调整和修改自己的认知图式和参考框架。只关注语言符号和语言形式，忽视语言使用中的文化内涵的教学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外语教学应该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和。在美国1996年的“外语教育国家标准”工程对于语言教育中文化知识的传授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外语教育国家标准”工程提出了《外语学习标准:面向21世纪》。强调了外语学习中的五个主要目标(5C’s)即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联系(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和社区(Communities)，其中之一是文化教学目标;另外在11个具体标准中有4个涉及到语言教学中文化传授目标的达成。因此，在职业英语教学过程中，传授文化知识，理解外来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差异比较，应是我们职业英语教学中的目标所在。(2)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高职高专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跨文化交际是全球化时代下最明显的特征。作为公共必修课，职业英语教学应该是要按照社会发展需求、职业岗位需求和个人发展需求，结合行业知识和英语语言知识，为社会培养具有熟练英语交际能力和扎实专业知识及综合能力较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仅要面临与本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及经济环境，还会遇到许多文化障碍。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对于个人的生活、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前途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气到了重要的作用。(3)跨文化外语教学是职业英语教学发展的需要。外语教学课程中，语言、文学和文化构成这一课程的主要内容。但目前我国高职高专英语教学多数仍已语言教学为主，在现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学生只能依靠母语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及交际规则来表达思想，从而引起误解甚至产生冲突，进而影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成功。可见，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战略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将成为职业英语教学面临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建立的“基础英语模块+行业英语模块+素质英语模块(包括文化知识)+专业英语模块”模块化体系的教学模式，以适应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
跨文化外语教学理念在职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1.设置与“文化”相关的课程自09级学生起，我院建构的职业英语课程体系确立了以发展学生职业英语能力为中心的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遵循学生在校英语学习不断线的原则，灵活设置课程，选用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课程设置模式。“必修课”要求学生完成“基础英语模块”和“行业英语模块”的学习。在第一学期我们完成《职业英语》(上)即“基础英语模块”的教学。本课程以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为教学内容，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和应用文体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第四学期我们完成《职业英语》(下)即“行业英语模块”的教学，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熟悉和掌握与职业工作有关的英语语言技能，培养学生的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特别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职场听、说能力，使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交际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能够进行较为流畅的英语交流和表达，同时兼顾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英语应用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选修课”要求学生完成“素质英语模块”和“专业英语模块”的学习。在第二学期学生可以完“成素质模块”课程，可选修《跨文化交际》、《英美文化入门》、《英美概况》和《英美文学鉴赏》，其主旨是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科学观等，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第三学期学生可以完成“专业模块”课程，可选修《食品英语》、《药学英语》、《医疗器械英语》和《物流英语》等，这些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提高学生本专业和相关专业领域的口语和文字交流能力。
2.制定文化教学课程目标我们通过修订《职业英语课程标准》将跨文化外语教学理念夯实于职业英语教学中，即在《职业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在借鉴James的跨文化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我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制订了文化课程目标主要有:①理解并掌握英语语言所涉及到的文化问题，包括目标语(英语)国家的历史、风俗、种族和文化身份问题等。②理解并掌握尊重目标语与本族语(英语与汉语)的文化差异性，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异化和文化同化问题。③要求学生在英汉文化差异中进一步理解自身文化，提供文化认识的新角度，意识到民族中心思想存在的及危害性。④要求学生能够分析和观察文化现象，采用灵活、多角度的立体思维方式进行有效地跨文化交际。#p#分页标题#e#
3.采用多维的文化教学法在教学中，我们从目前我国职业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语境出发，结合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发了一下如下方法:(1)文化导入法。教师是文化教学的引导者，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注意文化差异，培养其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生领悟到文化多元性的意义和具体表现，这样学生不仅学到了语言知识，而且学到了语言的文化背景、文化蕴涵。(2)情景模拟法。通过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背景资料，积极引导学生理解国外的文化发展变化，结合跨文化交际的具体项目，为学生设置跨文化交际情景，鼓励学生模拟表演经典的英语小说或电影片段，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英语语境下的不同文化。(3)亲身体验法。一方面，我们鼓励学生利用外国留学生及工作人员在华数量与日俱增的大好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并创造机会与其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践;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指导学生并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各种文化，帮助学生建立对文化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建设凸显文化内容的职业英语教材我们编写并出版的职业英语系列教材(包括《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综合练习》、《实用听说教程》和《职场英语教程》共五册)依据“能力本位、任务驱动、行动导向、教学做一体化”的高等职业教学模式，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真正体现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教材内容的编写遵循渗透职业英语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的提高的原则，在加强语言基础能力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实际涉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实现职业教育“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兰丽伟，2010:89)。《职场英语》这本教材重点是培养学生目标工作岗位职业英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整本书以场景英语为依托，与各专业知识相链接，兼顾各专业知识的共性和个性，强调重视学生日后在职场中用英语工作的能力以及未来职业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兰丽伟，2010:89)。在教材内容模块设置中其中每一单元都有“文化沙龙”这一模块，主要介绍东西方文化差异，旨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3．5施行多元化的文化教学评估体系为顺利开展文化课程，引导学生对于英语中所包含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文化教学评估:(1)利用课堂教学进行文化教学评估。目前我国职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现象是过于重视语言教学，而没有利用文化知识的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语言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媒介性、传播性、丰富性和生动性。因此，我们通过在相关的教学中(如课程导入部分和背景知识)设置与文化相关的问题来评估学生的跨文化知识，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2)借助语言测试进行文化教学评估。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因此，可以借助语言测试来进行文化教学评估。例如:翻译本身就涉及到文化跨越的问题，译者不仅需要拥有扎实的语言能力，而且需要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为了检测学生对于文化差异的认识，在翻译题目的选择上应偏重于文化比较和文化差异题材。同样，我们也可在听力、阅读和写作方面来借助语言测试对英语文化知识进行考核。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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