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16:45:59
导语：在劳动与教育的关系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交易成本；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交易；交易契约；治理结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的研究主要沿袭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将农民工受雇的企业作为一生产函数，从企业利用中国“人口红利”、追求成本最小化（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而导致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频发等问题切入，着力于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对工作关系控制过程的研究[1]，需要探究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劳资双方的互动关系。为此，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纳入制度因素以及交易成本，从企业制度或经济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展开分析，进而抓住农民工劳动关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企业分析。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1. 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企业看作一生产函数，进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分析范式，引入了交易成本概念，进而进行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以经济制度，即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合同行为为研究对象，认为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经济组织是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制度如何节约交易成本则转化为经济组织如何选择节约交易成本。把作为经济组织的工商企业看作一治理结构，而非生产函数，认为依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及有关成本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具有不同属性的） 交易方式，即可达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之目的。
2.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是经济交易。
经济组织是由经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将人们之间的各种交互活动看作经济交易，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通过契约（或合同） 来实现的，各种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因此，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被看作契约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关于契约人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写入契约，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意味着交易双方均有采取策略性的损人利己行为的倾向，导致缔约后的违约需要谈判和协调，以此来维持交易。如果诉求于第三方，如法庭来裁决，势必产生高昂的成本，即交易成本。
3. 经济交易行为存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生产成本，它是指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包括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成本和合同签订之后的事后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主要包括四种形式的成本：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启动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的成本；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4. 经济交易追求交易成本节约。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是稀缺资源，客观需要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交易成本因经济交易而生，不同的交易可还原为不同的交易契约，客观上需要依据不同的交易特征，选择适当的交易契约，进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区分各种交易的标志，即交易的三维特征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项资产（主要包括专用地点、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 用于某种用途后，再转作其他用途的难易程度，可分为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低两种类型；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对个人行为绩效评价的不确定所导致的交易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不确定性高和不确定性低两种；交易频率是指交易的频繁程度，可分为交易频率高和交易频率低两大类。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的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契约，无论交易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如何，属于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高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新古典契约。不同性质的交易对应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安排，最优化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
5. 节约交易成本需要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
一般而言，古典契约对应的是市场治理，交易双方只需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判定是否继续保持该种交易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关系契约对应的是双方治理或统一治理，由于资产专用性比较高，保持交易关系的连续性对交易双方意义重大，因此，通过双方自主行事（双方治理） 或通过兼并收购，实现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 （统一治理），将交易双方的外部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新古典契约对应的是三方治理，由于交易的偶然性大，双方专用资产交易的成本太高，需要一种中介性的制度形式，即通常借助于第三方的帮助（如仲裁） 来解决交易纠纷，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二、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1. 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2]。农民工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为单位成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3]。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外出农民工主要就业于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在从业形式上，调查表明，2009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 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自营者仅占6.4%。这意味着农民工绝大多数以受雇形式从业，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一种劳动雇佣的关系。在性质上，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劳动关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下的一种新型雇佣劳动关系，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占主体地位下的私营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地位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4]。
2. 劳动雇佣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
农民工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作为农民工的劳动者（劳方）、农民工所受雇的单位（资方），劳动关系的确立是一经济交易行为，可称为劳动交易。交易对象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交易的具体内容是：在劳动法律法规等既定制度安排下，劳方在一定期限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与资方，服从于资方的生产经营管理安排，以完成一定的生产经营任务为代价，资方支付劳方工资，并提供劳动安全保护、购买社会保险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5]。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的基本依据。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往往以一定的契约（书面合同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 为载体，这种契约明确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确立劳动关系的一种意思表示。
3. 劳资双方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
交易成本产生于劳动交易过程，劳资双方均是成本负担主体。不论是合同签订之前的搜寻、谈判、签约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事前成本，还是合同签订之后为保障合同履行、变更和终止合同等发生的事后成本，均涉及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行，自然成为双方的经济互动行为成本。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作为“经济人”，节约交易成本是行为主体的自发性追求。
三、农民工劳动交易关系的契约类型。
1. 契约特征。
（1） 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作为交易对象的劳动力是体现在特定劳动者身上的各种技能、经验和技巧的综合体，与劳动者密不可分。这些技能、经验和技巧构成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专用性。科学文化水平（通常以受教育程度表示） 和专业技能素质（通常以接受专业培训等体现） 可作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重要衡量尺度。通常情况下，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与人力资本专用性呈正向关系。调查发现，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可见，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且一半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人力资本专用性低。
（2） 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
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企业主（或其人经营者） 对劳动者工作任务是否可分割或估计单个劳动者生产率的难易程度，可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性质进行判断。从行业来看，外出农民工仍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9.1%，建筑业17.3%，服务业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5.9%。可见，农民工主要在工作容易分割、单个劳动者劳动绩效容易测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这也为解释不少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劳动交易频率低。
劳动交易频率是指劳资双方签约行为的频繁程度，可从劳动者选择就业企业的频率进行评价。针对企业的调查显示：外地员工中2007 年春节回家探亲的占56.6%，这些探亲员工中约83%的人打算继续回本企业工作；针对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显示，2007 年继续外出打工的人员中，76.3%的人员会继续回原企业工作，23.7%的人打算另谋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单位选择相对稳定，劳动交易频率较低。
2. 契约类型。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农民工劳动契约的同质性特征十分突出。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分析，农民工劳动关系契约的组成结构中，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存在少数关系型契约，基本上不存在古典契约（资产专用性为零的标准古典契约属于极端情况）。
四、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匹配。
1. 劳动交易契约与治理结构匹配。
交易频率可分为偶然的交易（t0）和经常进行的交易（t1）；不确定性包括劳动者工作任务易于分割、生产效率易于计量（s0）和不易分割、难以计量（s1）两种情况；人力资本有专用性，可分为资本专用性低（k0）和资本专用性高（k1）两种情况。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劳资双方利益相应受到影响，决定了劳动交易围绕劳资双方利益不断调整。因此，可不考虑交易频率问题，重点考虑劳动交易中劳动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由此得到四种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劳动组织治理结构，如图1 所示：
（1） k0，s0：企业内部市场。劳动者掌握通用技术，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工人可以更换雇主，业主也可改换雇工，双方无须担心各自的利益损失。因此，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低级化，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治理结构，如工会等。
（2） k0，s1：初级团队。尽管人力资本专用性低，但工作任务不可分割，每个工人的产出不易衡量，更换员工不会损失企业效率，但确定辞退工人的补偿标准成本高昂。因此，为降低交易费用，需要对雇员进行监督，以保证企业经营效率，防止“搭便车”行为。有一定的劳动组织存在，如生产车间的监工等，以保证经营效率。
（3） k1，s0：互担责任的内部市场。人力资本有较高的专用性，工作任务可分割。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企业经营效率高，维持该劳动关系能够保障劳资双方利益的实现。因此，需要在治理结构上设计出防止业主随意辞退员工的惩罚措施和员工任意跳槽的限制条款。通过这种初级形式的组织治理，订立严格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企业和员工行为，建立起劳资双方具有一定相互依赖、合作双赢的劳动关系。
（4） k1，s1：亲密型团队。人力资本专用性比较高，工作任务不可分割。业主需要提供相应的条件，保证雇员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雇员有防止雇主侵害自身权益的条件，如某雇员可能是企业的业务骨干或技术专家等，甚至形成了技术团队。劳资双方通过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治理结构，如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建立工会组织等来保证长期稳定合作。
2. 农民工劳动交易与治理结构分析。
上述四种劳动组织治理结构中，第一种对应新古典契约，治理结构低级化是其突出特点，是农民工劳动交易的主要治理方式，其他三种治理结构相对较少。目前，农民工就业所在单位工会组建率低，除了农民工流动性大、参会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外，基于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新古典式契约及治理结构也是一重要原因。
暂不考虑交易成本，从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性影响来看，若劳动力供求在结构上相对均衡，则上述四种治理结构不存在优劣之分，均有利于促使劳动关系稳定和谐。但外出农民工的劳动供求特征是：目前存在、并且在今后一定时期仍将存在大量的、相对过剩的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高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十分短缺。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条件要求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自身素质之间尚存一定差距：对企业的调查显示，87.7%的新增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23.8%的岗位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则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因此，农民工劳动关系形成了整体上的“资强弱劳”格局，“企业内部市场”型的治理结构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五、结论与建议。
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结合已有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农民工劳动关系是劳动交易关系，追求交易成本节约是劳资双方的自发性经济行为；农民工劳动交易契约绝大多数属于新古典契约，人力资本专用性低、劳动交易不确定性低、劳动交易频率低是其突出特征；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企业内部市场”为主的低级交易治理结构。上述治理结构特征尽管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这一劳动力供求格局下，难以兼顾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和执法力度，但一些企业低薪雇佣、拖延克扣工资、无视劳动者基本尊严的行为仍旧猖獗，甚至酿成了恶性劳资冲突事件。如2008 年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和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等。因此，调整公共政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平衡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促使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趋向优化，成为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
1. 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近年来，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家日益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2003 年，农业部等部门制定了《2003- 2010 年全国农民培训规划》、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农民工职业技能等培训提供了政策保障。虽然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工单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技能培训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二是培训体系尚不完善，出现了多头管理、不能有效整合资源，政策限制、不能灵活对接，培训管理粗放等难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职能，将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2.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建设。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实践表明，农民工具有代际更替性。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发展面向他们的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是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长久之计。因此，应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政策体系，从办学经费等方面对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在农村招生、人才培养提供支持；通过助学贷款等教育财政支持，鼓励和帮助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教材和教学实践环境建设。
3. 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08 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日渐完善的双重影响，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返乡，但在农村如何就业成为新的问题。返乡农民工由于习惯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多不愿或难以安心务农。他们大多积累了一定资金、专业技能和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创业条件。地方政府部门可通过资金支持、土地使用、税费减免、手续简化等激励政策，大力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民工外出数量，逐步减弱供过于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积累技能经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
4. 积极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
除了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自主创业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专用性水平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以“干中学”的方式习得工作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也是一重要途径。因此，应充分利用“十二五”时期“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战略机遇，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通过支持发展城市中小型、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服务等服务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空间。同时，积极发展县域经济，以特色资源、特色产业为依托，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此外，还应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进城务工农民工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专用性水平，优化劳动交易契约及治理结构，为形成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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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鸿仪。 从武汉史梦才事件论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J].中国劳动科学，1996（5）：15- 18.
关键词：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劳动关系管理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简介
1.中小民营企业
《公司法》规定，企业的种类是以企业资金的构成为标准来区分的，大体包括：国家独资、国家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以及个人独资企业等。根据以上对民营企业概念的解释，民营企业涵括了除国家独资、国家控股以外的其他非国有资本的企业。
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英文全称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现代化的企业早在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就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并未出现，据国外史料记载，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点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3.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主要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两方的努力以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具体来说是由雇主与雇员个人及其组织间产生的、争夺双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引发的，通常以合作和冲突等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等因素都将对它产生影响。
二、中小型民营企业内员工现状
伴随着当今企业的急速成长，劳动关系管理这个观念日益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合理管理企业的劳动关系是极有必要的。
当前，中小民营企业关于各自责任的建设工作并未到位，就某省中小民营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实施现状为例，调查分析表明某省民营企业存在着大量伤害了员工权益的违法违规情况。主要表现如下：
1.工作时间长，劳动报酬偏低
某省民营企业员工每周工作6天的占比40.1%，每周工作7天的占比36.3%；每天的工作时长为8至10小时的占比38.8%，工作时长在10至12小时的占比27.1%，工作时长大于12小时的占比9.5%。此外，相关调查显示37.3%的员工因害怕企业会无故克扣工资而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加班。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这种工作超时的情况更为普遍。值得强调的是部分员工在长时间加班的情况下并未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2.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缺乏
由于民营企业资本较小，企业为了节省生产成本，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投入较少，缺乏必要的员工安全与健康配需。在实地考察中笔者发现，民营企业中存在许多对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因素，如有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粉尘超标的问题；更有甚者，员工需在简陋的防护措施下暴露在有毒有害气体中工作。
3.员工与企业文化契合度不高
目前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均为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员工更是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一方面，民营企业主主要关注点为企业盈利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中小民营企业员工流动较大，难以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
4.人身权利及尊严受侵犯
目前，在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中存在大量劳动者非自愿工作现象，例如：企业私自将员工的身份证或暂住证扣留；要求企业员工缴纳不合理抵押金或保证金；更有甚者，员工的日常生活均需受到企业的控制和监视。这些不合理的做法均侵犯了员工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
三、社会责任角度下中小民营企业劳务关系影响因素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认为对劳务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点：
1.经济情况
从我国当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经济情况与劳务关系（社会保障）呈正相关关系。较好的经济状况下，员工能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尊重。此外，稳定的经济下企业与员工的劳务关系表现的更为稳定，企业更愿意通员工维系长时间、健全的劳务关系，员工社会保障普及率更高。
2.法制环境
劳动合同制度建设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规范的契约关系是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保证，因此，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确立必须规范化。任何时候企业的管理者都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定范围内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条款，以及处理具体的劳动关系等活动，尤为重要的是要在此过程中加强业主们的法制观念的教育，熟知各式各样的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条文，同时要以身作则，做到知法守法、不违规操作。
3.工作条件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员工修养和素质、保障员工的工作安全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涉及行业往往门槛较低，企业缺乏技术性的核心竞争能力，所以员工素质对企业的竞争力往往比大型企业更重要。此外，目前的企业现状下，较低的工作安全保证来降低企业成本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员工工作时间较长、重复率较高，极易产生生产事故，从而增加企业的法律风险与赔偿风险，另一方面，较低的工作安全保证使企业缺乏高质量员工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4.工会建设
工会建设往往能正向引导企业与员工间的劳务关系。首先，工会是有效合理的沟通渠道，通过工会建设可以有效打通员工与企业的沟通；其次，工会可以较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减少企业与员工间的冲突；最后，工会可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更有归属感，增强企业凝聚力。
四、履行好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员工作为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将企业的责任与劳动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履行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相对地，企业只有形成积极有效的劳动关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企业更好地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企业自身长远发展的一个有效保障。
1.制定正确的薪酬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劳动报酬在劳动关系问题的处理中地位重要，因此，业主们要将工资标准定下来的时候，要开展一些考察活动，制定出相当合理的工资制度来避免劳资冲突。其次，要对考核职工绩效的体系进行改善，制定一种依据绩效来确定工资的制度；再次，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设立多种形式的奖金，如激励奖、合理建言献策奖、表现奖、重大贡献奖等。
2.有效发挥工会职责
目前，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双方之间的冲突往往难以有效、合理的解决，甚至产生暴力冲突，这不但影响了企业与员工利益，更影响了社会环境。建设工会并发挥其沟通协调能力能有效减少企业与员工间冲突，同时通过构建企业文化引导员工更能增强员工凝聚力。
3.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
员工对本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所以，形成正向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保证。通过定期对员工进行文化教育，让企业文化的精髓深入人心，才能使员工与企业共进步，企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4.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工作环境主要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建立安全的工作环境不但能降低员工事故率，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生产风险，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成本。其次，保证员工人身权利与人格不被侵犯不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增强了员工凝聚力从而提高企业效率。
五、结语
本文对于普通劳动关系管理和基于社会责任角度考虑的劳动关系管理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说明。普通的劳动关系管理包含的内容很多，有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监管和协商关系，劳动服务关系等。而在本文中论述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视野下的劳动关系管理是特指在民营企业这个大环境中，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关系状况，以及在此范围内所涉及到的劳工雇佣关系等内容。两者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普通的劳动关系管理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宽泛；而后者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出发，在特定范围内的具体表述，即专注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所以，本文对于劳动关系管理的研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论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和分析了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劳工关系的问题。
我国中小民营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通过以上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劳动关系管理的简单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属点，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在未来的世界里，只有承担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且拥有良好的劳动关系的企业才是最大的赢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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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合同法的差距在80年
1938年，美国因为大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出台了FLSA法案法令，叫做《公平劳动标准法案》（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核心目的是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成本提供大量的岗位，以解决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的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FLSA法令明确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准杓，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等以增加劳动人数和解决就业，同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这个法令由联邦劳工部负责贯彻执行。
2008年，中国的新劳动法才有了类似的规定，比如把工作时间规定为40小时，之前规定的是44小时。这个步伐和美国差距了整整80年。
二、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差距在6.6倍
美国政府网(usa.gov)公布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显示，美国公民个人年收入低于45060美元或已婚家庭收入低于50270美元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即免税待遇。按美元和人民币比例1：6.22的比例换算，相当于个人年收入280273.2元、月收入23356.1元是可以免税的，而现在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这个起征点是总收入减去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之后的数字。中美两国的个税起征点相比差6.6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差距体现。
三、结论
第一， 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老百姓的层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目前能关注到的，就是就业率的问题，每年能解决多少人就业，而美国的劳工部则关注每年职工工伤人数的环比，关注每小时钟点工费用标准的核算，以2012年为例，美国最低钟点工标准为每小时7.5美元，换算人民币为46.65元，而中国同期钟点工每小时为13.5元，美国的钟点工工资标准是中国的3.45倍。这些细微经济层面的差距，是中国政府职能改进的奋斗目标，也是人民幸福的量化指标目标。
[关键词]劳动异化；师生关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3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132 ― 03
党的十报告中提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期下，针对当前我国教育中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继续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关注教育事业，促进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着力提升国民素质。要搞好教育事业，首先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便是师生关系问题。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生活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效果。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一关系，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当前师生关系严重的异化问题，成为我们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我国当前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运用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揭示了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是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不再属于工人本身，更具有了摧毁性的一面。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异化理论。“一方面，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从而，推出人与人相异化。”〔2〕由此，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本该属于劳动者自身，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从而得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工人生产出的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而不是归自己所有，工人则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
第二，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4〕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得出劳动异化的结论。他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由于异化劳动，劳动不再属于劳动者，对于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于人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工人感受不到劳动的幸福和快乐。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需要，但是由于异化，使得工人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工人的劳动成了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唯一方式，来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手段。工人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行为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者相对立，发生了异化。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由于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 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人的身体不仅同人相异化，而且人与自然界也发生了异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本质乃至于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因此马克思得出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结论。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6〕这样，马克思就通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7〕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性中得出异化的最后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阐述无疑是深刻的，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纵观我们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依然存在，而且异化现象不会马上消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使人获得自由，才有可能消除异化。今天，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反思现代教育时就会发现，教育当中的异化现象和人乐于求知的本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师生关系已经越来越表现为脱离其教育的本质，割裂了师生关系的本意，离应有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之路越来越远，向着异己的方向发展。
二、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异化现象
师生关系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形成的一种相互关系，包括师生间的地位、作用和相互之间的态度等。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现状，在教育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尤其是师生关系的异化尤为严重。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师生间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失去了其应有的本质，向着异己的方向发展，脱离了其应有的内涵而出现扭曲的现象。在现阶段师生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生关系表现为金钱关系
所谓“金钱关系”是指教师与学生之前无私奉献的关系变为一种以经济利益的索取为目的的世俗关系。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商品已经成了主宰人的命运的重要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实际上的商品关系和利益关系。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受教育者同样也必须进行教育活动，因为教育可以为自己换来文凭，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文凭和能力都可以在社会上换的相应的利益，文凭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更成了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教育日益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师生关系也就日益脱离了其本质内涵，出现异化现象。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应当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职业道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教师责任最根本的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受到尊重的，是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固有了“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可见，教师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发展，市场经济向纵深进行，一些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渗透到教育当中，尤其是影响了良好的师生关系，铜臭的味道日益泛滥其中。在以升学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不甘清贫，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逐渐为学生提供有偿服务。甚至一些教师在校外的辅导机构任职，赚取额外收入。更有甚者，一些教师把重难点留在课外辅导班上去讲，课堂上只将一些皮毛，使学生不得不上辅导班，承受更多的学业负担。另外，一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严重，希望孩子在学校得到教师的特殊照顾，向教师送礼，以求得关照。教师则根据家长送礼的程度不同而对学生区别对待。这种外在的诱惑使得教师安贫乐道的信念发生动摇。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当前的师生关系变成一种金钱式的占有关系。以前师生之间毫无利益的单纯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2.师生关系表现为占有关系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当前一些教师却将教育变成了对象式的教育。这种对象式的教育观是死板的，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是以知识的灌输为手段的僵化的教育方式。师生之间变成了以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目的，似乎只有有用的知识成了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教师以传授知识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学生以学习知识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学生只在乎自己学到了多少知识，这些知识对自己有没有用，有用的即学习，无用的根本就没有兴趣。功利化的学习目的使得学生变的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我们的社会培养出的一些知识丰富但道德行为低下的人，教育的初衷出现了异化。教师和学生之间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但是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这种有目的式的灌输教育方式，极大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个性的发展，使学生成为学习的工具。升学、考试、名誉、地位等各种现实的追求渗透到教育当中。这种占有式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学生一味的追求分数，学位，文凭等，真正的学已不复存在。中国学生大多都很会考试，却缺乏创造力，这跟我们的教育目的的功利化是分不开的。学生的学不是为了知，而是将学习知识作为自己获得文凭的手段，来交换自己同社会相对应的价值追求。这必然培养不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出现的根源，学之为学的意义已经不再存在。
3.师生关系表现为情感的淡化
师生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自然的、良好互动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师生关系一再受到挑战，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所显现，突出表现为师生关系情感的淡漠化。随着主体性的张扬，学生的个性增强，自我表现意识强烈，一方面挑战着教师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尊师重道的和谐师生关系成为历史，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下降，越来越希望摆脱教师的管理，教师对学生逐渐失去耐心。随着网络的普及，微博、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发展，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学生很容易受到多重思想的影响，造成师生之间的代沟依旧存在，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减少，师生间的情感共鸣成为一种虚无。而教师的爱生之情也日益淡化，更多的变现为一种庸俗的社会关系，教师对学生的帮助、关心、教育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某些需要。学生体会不到真正的师长之爱，感受不到来自教师的温暖，由于学生的不信任造成师生之间真诚的、良好互动交流的缺乏。师生间情感的淡化更加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这种缺乏信任与爱的师生关系是我们坚决否认的。
三、师生关系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异化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异化现象才能消除，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使教育中的异化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的原因跟当前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因此要转变师生关系当中的某些不良风气，要下大力气既要从宏观环境出发，又要致力于学校内部师生关系的培养与改善，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师生关系涉及到一个应然的问题，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和谐的、自然的、融洽的良好互动关系。然而师生关系却是一个实然的存在，当前师生关系的改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金钱关系”
师生之间的“金钱关系”严重影响了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使学校教育社会化，学校简单的关系日益变得复杂，家长提出我们教育怎么了的反问。学校作为社会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的存在，我们怎么可以忍心让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从而改善社会大背景。要不断巩固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只有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还校园一个纯净的环境。只有国家、社会、公民共同努力才能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2.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破除占有式的教育方法
占有式教育是一种功利主义教育观。教育是非功利的，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其各方面都得到提升，从而培养社会的合格人才。教育之所以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其能够使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在于使其素质得到提升的前提下，更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教育变的日益功利化。教师为了满足升学的压力，不得不对学生实行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育，虽然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成效不大。很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依旧承担着巨大的学业压力。教师以占有学生的成绩为目的，而学生认识不到学习的意义究竟何在。将学习作为一种手段，作为获得自己某种价值的方式，这种以占有为目的的学习自然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素质，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原教育的本质。我们不需要高分低能的片面发展的“人才”，功利式的教育培养的必然是片面发展的人。“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把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
3.坚持“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改善师生之间的淡漠关系
“尊师重道”的教育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尊重文化的优良传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教师责任最根本的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受到尊重的，是德高望重的，固有了“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师者，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以自己渊博的知识赢得学生的尊重，并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树立教师的非理性权威。让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学习，力争达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高境界。有了高尚的追求，才能破除庸俗的师生关系。教师应转变思想，除了以身作则影响学生以外，还应当发自内心地关爱学生，把自己的师长之爱无私的献给每一位学生。师生之间的真诚交往是师生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提，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的内心想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尊敬师长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体系。只有学生尊重教师，教师关爱学生，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才得以构建。“尊师重道”教育理念的确立有助于缓解当前学生不尊重教师的现状，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改善师生之间的淡漠关系。
新时期师生关系的改善，任重道远，除了师生的共同努力以外，更要认真落实十报告中提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最根本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为指导，坚持“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效的改善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异化。
〔参 考 文 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5.
〔2〕吕悠，左唯.从劳动异化论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的异化现象〔J〕.学理论，2012，（29）：4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 法律指导
中图分类号：G473.8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重重，就业形势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用人单位依仗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调的局面，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缺、法律意识欠缺等弱点设置诸多陷阱，侵害大学生的合法就业权益。而当侵权事实存在时，不少大学生囿于劳动者的弱势不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苦于缺乏证据而久久无法实现维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就业法律意识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观因素。
目前，各高校对大学生的就业法制教育普遍薄弱。本文就大学生就业法律指导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尝试为就业法制教育的开展奠定理论知识基础。 为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就业法律指导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契约意识教育、劳动基准保障意识教育和依法维权意识教育。
一、契约意识教育
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产生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在于他们之间自愿协商形成的契约：确立双方就业法律关系依照就业协议，明确双方劳动法律关系依靠劳动合同。所谓契约意识，是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法律关系，并在劳动合同生效后加以信守、履行的法律意识。平等自愿、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都是契约意识的应有之义。在我国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契约意识教育诚然是大学生就业法律指导中的核心内容。大学生有必要深刻认识、理解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的法律内涵，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协议意识和劳动合同意识。
（一）就业协议意识教育。
就业协议，是指大学生在校时，与用人单位经平等协商签订的，由学生所在学校参与见证，表明毕业生毕业后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愿意接收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毕业生并列入就业计划进行派遣的一种三方协议。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在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有将来建立劳动关系的义务；如若协议中有违约金条款，则主张不建立劳动关系的一方（即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该条款所约定的违约金。进行就业协议意识教育，就是指导大学生树立这样的法律意识：在和用人单位相互认可后要按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并在之后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若有特殊原因要解除协议的，则需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否则，要向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劳动合同意识教育。
劳动合同，是指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明确劳动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一经双方签字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需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大学生首先要明确，在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次，任何一方不随意变更、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大学生应完成相应的劳动任务，遵守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和职业道德，而用人单位应依法提供劳动安全卫生、休息休假等劳动条件，按时足额地向毕业生支付工资报酬。
二、劳动基准保障意识教育
“强资本、弱劳动”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因此，劳动法以“单保护主义”作为立法主旨，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以倾斜保护以实现实质公平。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制定了大量关于劳动基准方面的强制性规范，比如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女职工特殊保护等方面都有最低劳动标准，用人单位只能在最低标准之上提供更好的保障。大学生在和用人单位进行就业协商或签订劳动合时，应充分认识这些劳动基准制度。劳动基准保障意识教育，就是要指导大学生树立这样的法律意识：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内容不得不得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否则，该部分内容无效。用人单位必须遵守劳动法中关于工资标准、最长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三、依法维权意识教育
按照我国现行劳动法规的规定，大学毕业生在其就业合法权益遭受用人单位侵犯，或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后，若双方协商不成，可以根据纠纷性质的不同选择相应的维权方式。比如，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依法维权意识教育，就是使大学生能理性运用这些维权方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中，证据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证据是证明自己合法主张的基本依据，要学会在工作中搜集、保留有关就业、劳动的材料。
在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背景下，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自我保护，势必应成为每位大学生重要学习任务。契约意识教育在于使大学生依法独立签约、履约并合法解约，防止用人单位违法变约、解约。劳动基准保障意识教育在于让大学生门意识到到作为一名劳动者应享有用人单位提供的不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劳动条件和待遇。依法维权意识教育旨在引导大学生注重培养证据意识，采用合法方式维权。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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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顶岗实习；学生；劳动权益保护；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3-0008-03
由于职业教育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特点和需要，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就需要顶岗实习，在国家政策层面也有相关的规定。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规定：“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但由于顶岗实习制度中对学生劳动权益的保护缺失，实践中出现了工作时间长、工作报酬低、工伤赔偿难等问题。职业教育界和法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笔者拟对这些研究进行述评。
顶岗实习是否为劳动法律关系
现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其研究思路，可以说这是研究者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即使部分研究者没有直接回答此问题，但在回答如何保护学生具体的劳动权益时，也将面临此问题。
朱芬俊和王进首先对实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如何看待学生身份、认定学生与用人单位在就业实习过程中的关系，就成为解决此类矛盾、问题的前提和关键。”研究者首先是从实习过程中的管理主体和宪法两个层面上提出学生和劳动者身份并存的观点。这一观点直接决定了研究者将实习期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劳动法律关系，其理论依据是劳动法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后，研究者提出了相关的保护措施。
马国香和马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认为理论界和司法界对顶岗实习的法律关系有劳动关系说、劳务关系说、雇佣关系说三种认识。接着他们从劳动本身、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宪法层面进行了分析，确定了顶岗实习属劳动关系。
邓廷云和张翔分析实习安全事故归责，首先提出了顶岗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在安全事故归责中具有特殊性，认为顶岗实习能够适用劳动法，实习生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奚小网对高职学生顶岗实习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在分析学生意外伤害问题时，提出：“国家应完善有关政策，对职业院校学生因实习和实训而导致的意外伤害参照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虽没有直接回答实习时的法律关系，但提出参照工伤保险制度。而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也间接认可了顶岗实习学生具有劳动者的身份。
余卫明和喻洁从实习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救济途径分析，认为《侵权责任法》中对实习生伤害事故适用过错责任。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伤害，实习生必须指出是实习单位的过错所致。同时，实习生最终能否获得赔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赔偿对于实习单位和学校都是巨大的风险，严重影响校企合作。而现有的商业保险对于意外伤害保险中最高赔偿额不高，对于伤害来讲是杯水车薪。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修改现有《工伤保险条例》，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这就间接承认了顶岗实习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另一种思路的研究
对于前述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研究者仅仅是对现有劳动法律的批判。因此，部分研究开始换一种思路，将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劳动关系定义为一种不同于现有法律的特殊劳动关系。
何小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德国、法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借鉴境外职业培训法律的规定，将实习职校学生视为特殊劳动者，享有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具有的相关权利。”并提出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实习生应获得合理劳动报酬、避免过度使用实习生、实习工作与学习的专业技术相一致、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等观点。
黄璜从宪法的角度研究高校实习生权益保护，指出实习期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而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的是实习单位与学生的关系；对于尚不明确的实习生地位，他从实习生学生身份与劳动者冲突之逻辑质疑、实习生劳动主客观、公民平等权、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四个方面认定了实习生的劳动者地位，认为私法层面上，高校实习生具有特殊性，因此，提出了实习劳动关系，以使实习生获得劳动报酬、保障劳动安全、及时获得救助。
陈红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分析了高校实习生的困境。文章将高校实习生认定为“权利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并依据社会和谐、实质平等、社会责任三个理论论证了对高校实习生的法律保护，检讨了高校实习生成为制度性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缺失，认为在教育法律制度上“未建立完善的实习管理制度，实践中对实习的管理较为混乱”、“实习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的性质，因此，在实习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不能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实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中，没有包括劳动权利”；在劳动法律制度上，“现行法律没有将大学生实习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从劳动法理上来看，实学生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上，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否定了之前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条的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向有关学校和企业收取保险费用。”研究者普遍批评了这一法律调整，认为不仅给受害学生带来了赔偿难的问题，同时也为企业和学校带来了法律风险，不利于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最后，陈红梅指出了从实习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保护高校实习生劳动权益的法律路径选择。
研究展望
第一，现有研究中批评了现有法律制度上的缺失，而在社会权力兴起的现代社会中，具有行业自治权的行业协会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政策层面上，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开展本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制定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参与国家对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和相关管理工作。”虽没有规定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但政策精神是鼓励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在实践中，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有行业标准制定和监督的职能。因此，对校企合作中学生劳动权益保护的标准的研究将成为热点。
第二，研究中提出了弥补现有顶岗实习中工伤赔偿制度缺失的办法，其中，购买商业保险成为政策和研究的共识。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赔偿额少、理赔难等问题，这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设计出针对职业教育顶岗实习中潜在的风险的保险将具有直接的实用性和商业价值，是企业和学校所期待的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
第三，部分省市的地方法规在这方面走到了前面，研究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对《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的研究。随着各地相关法规的出台，这种区域研究也将成为研究热点。而且由于职业院校的跨省市校企合作占很大一部分，可能产生的法规冲突将会给行政部门的执法适用带来困难，这也是研究者将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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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维度划分
人力资本是指个人与生俱来或后天取得的智力与体力资产,包括知识、能力、技术、智慧与创新等,主要通过教育、训练、经验累积、终身学习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获取。在组织系统中因人力资本的发挥使得组织的竞争优势得以提升,并进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尽管人力资本被视作促进组织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但对人力资本的度量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比如,胡鞍钢(2002)用人口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计算了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人口受教育年数,来分析人力资本增长情况。钱雪亚和刘杰(2004)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和卫生保健投资三层面构成,并将人力资本存量区分为“人力资本资源总量”和“人力资本运行总量”。周德禄(2005)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作为群体人力资本的核算指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朱平芳和徐大丰(2007)基于Casey B. Mulligan和Xavier SalaI-Marti的人力资本估算思想,借鉴教育年限法和收入法,构建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估算框架。李海峥等采用了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J-F法),构建了中国人力资本测度指数,并对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年度总量及相应的年度人均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上述对人力资本度量的方法尽管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人力资本理论所阐明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工作变动与人口迁移等构成要素。
本文综合学者们度量人力资本的层次与指标,结合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在测度世界各国人力资本存量中所采用的指标体系,考虑到国际比较的通行性,将人力资本存量划分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共计16项测量指标,来对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与其它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总第437期
孙东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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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研 究
2013/09(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学者们开始采用定性分析与计量实证等多种方法对人力资本存量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enhabib和Spiegel(1994)基于主要发达国家横断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向国外的学习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Engelbrecht(2003)对25个OECD国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机制。Fleisher(2010)等对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提升中国经济效率和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灿平(2009)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内生理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研究了教育所引致的人力资本产出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微弱,而在短期来说,这种效果又比不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帆(2012)建立了以 GDP 为被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和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回归方程,利用1998-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统计资料,对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就业人员总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不高,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除了从整体上研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外,学者们也从人力资本存量所包含的各维度出发,研究了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教育性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贡献:一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通过教育促使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观念的改进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学校教育提供了劳动力进入社会之前的资本存量,而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则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构建终身学习投资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也有正向贡献。Edward 和Wolff(2000)将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代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结果显示健康性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若将健康资本从人力资本变量中剔除,则会产生估计上的偏误。罗凯(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有显着的正向关联,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在经济全球化与竞争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优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国家、地区以及组织间竞相追求的重要资产,从而带来了人力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全球性的跨国流动,由此劳动力流动成为新形势下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林季平(2005)对台湾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在1962-1969年间的劳动力流动与转移促进了台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921%的贡献,这表明流动性人力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段平忠(2007)对1985-1990年间我国分地区流动人口的素质状况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仅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约7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同时,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合以上对学者们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效应上,还是在人力资本所包含的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要素效应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大致具有正向的影响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a:教育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b: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H1c:流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三)人力资本存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除了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之外,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还存在相互之间的影响并由此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和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
1.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劳动力流动的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又与健康状况、学校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等密切相关。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传播借助于网络呈现倍增的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自身养成终身学习习惯,通过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知识分享以及系统性的学校学习等多元化、弹性化的管道来不断吸取新的知识,累计自我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人力资本市场的流动效应,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保值和增值,并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张利萍(2007)等认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已有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教育对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当前存在着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流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机会不相适应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流动。吴克明和田永坡(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教育收益率23%。因此,提高教育收益率的有效途径在于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Makenzie和Rapoport(2007)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明显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和方向。Judith和Gordon(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国际人才流动的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常常通过罢免低收入国家缺乏健康的劳动者来确保生产效率的稳定性;而那些健康且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高技术能力的人才,往往成为发达国家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综上分析,对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对师德的意义，不是从与其他行业职业道德重要性排序来理解，即不是从“最”“更”的意义上理解，而是从教育劳动的性质，教师在其中的角色地位、作用方面的特殊意义方面理解；不是从量的方面理解，而是从质的方面理解，即从教师教育劳动性质方面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从重要程度上理解，而是从意义的特殊性上理解。
教师的“教育劳动”是有目的地培养人、发展人的社会实践，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心灵互动过程，是一种精神劳动。这是决定师德特殊意义的根本。
师德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影响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教育活动是师生的社会-心理交互活动过程。教育者不是自觉地给予了学生道德影响，就是不自觉地给予了学生道德影响；不是给予了积极影响，就是给予了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您意识到与否，实际上做了学生的德育老师；也不论您意识到与否，所有的教育过程都具有道德性，因而也都是育德过程。
师德的特殊意义在于师德是教师的灵魂，处于教师素养结构的核心地位，是教师素养的核心成分，是教育行为的导向，是教育行为的内在动力。作为教育行为导向，师德引领学生向着积极、健康的人生发展。作为教育行为的内在动力，师德应是促进学生努力学习，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
师德的特殊意义，是教师在教育劳动中的角色决定的。教育劳动中，教师是劳动主体，也是劳动工具，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工具的统一体。工业生产中，工人是生产主体，机器是生产工具，主体与工具是分离的。教育劳动中，教师是劳动主体，教师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教师自身就是人格化的教育工具。医德也是医生的人格属性，但医德不具有治疗功能，不是直接参与医疗过程的因素。
教育中师生间存在一种道德关系，教育活动也是师生间的道德生活。师德是影响师生道德关系、影响师生道德生活的直接因素；而学生的道德生命正是在道德关系中形成，在道德生活中发展的。教师道德修养状态必然影响着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必然影响着受教育者道德生命的发展。
不论我们意识到与否，一切教育活动都有道德性；不论我们意识到与否，所有教育者都是事实上的德育教师。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做到：加强师德修养，提高道德自觉；努力学习教育哲学，提高教育自觉；使自己的教育实践，遵循教育规律，符合道德要求。
关键词:教育 经济 关系
随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新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高级应用型人才短缺现象将会愈发严重，教育如若不能承担起繁重的培训任务，人力资源问题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而应用型人才又聘请不来的情况，这凸显了产业调整所带来的人力资源上的需求变化。从这个角度讲，高精尖人才可以引进，但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而大力发展教育显得尤为紧迫。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轨迹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这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教育学家柏拉图不仅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说。他说，“在生产工艺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与知识关系更为密切”。
(一)国际视角研究轨迹
系统地论述教育的经济供给的经济学者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从而揭示了人的知识、经济和才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维。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洛。1957年。索罗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法。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并指出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还有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的“残余”，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贡献，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最全面、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一则它们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二则又有区别性，人力资本相对物力资本，带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间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而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一般不像物力资本那样可以转让。舒尔茨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以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知识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只有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能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别”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Romer和Lucas认为，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投资能有效解决效益递减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获得知识，提高了边际生产力，成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4个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格的人力资源。Sawami测算了从1969—2003年，教育对于澳大利亚人家GDP和总要素生产力的促进增长作用。经过测算，澳大利亚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长1.9%，其中有31%来自于教育的贡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其中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节约等23个要素。通过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于教育，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
(二)国内视角研究轨迹
黄仁德、赵振英以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资料进行台湾经济成长来源的研究，探讨劳动、实物资本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估计教育的投资报酬率与门槛效果。结果显示，产出弹性的估计:劳动为0.4，实物为0.6，人力资本达1.1。以教育程度估计，教育投资的报酬为0.13，其中社会的报酬率高达0.07，显示在台湾产出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数学模型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科马洛夫在1972年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5年期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科斯坦扬在1979年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8%。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设计出数学模型，并计算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由于计算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现有的计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计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计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认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展开列举和说明。
(一)舒尔茨计算模型方法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他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文，定义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等经济活动，设计了对教育投资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其中:Pe-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额:Kc一教育投资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减去初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存量为各年级毕业生人数和各等级教育支出的乘积;r-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各级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Y-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具体的公式为:
Pe=(KCr)/Y (1)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二)丹尼森通用计算模型
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总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提出产出主要Y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投入量K、技术进步A、土地数量G等有关，可用普通函数式:
Y=AKα (2)
α、β、y一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在总产出中的相对比重。
丹尼森认为，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这样，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测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功于教育。另根据丹尼森的测算，如果假设美国1929-1969年间，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89%，则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约为0.39%。这种方法假定了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相同以及将知识进展当成独立要素，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崔玉平，采用与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是8.84%，其中，职业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
在丹尼森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模型与方法当中，没能给出分别估算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方法。杭永宝根据丹尼森计算模型，采用“权数分配法”，从而计算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三)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
陈用芳基于计算经济理论中的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平行数据，或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数据(pool da-ta)，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从横截面上看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
伴随着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 Data模型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算学家推广。在宏观经济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税收政策等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它被大量应用于就业、家庭消费、入学、市场营销等领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高等职业教育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能够提供更大容量的样本点，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深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y=a+xb+U (4)
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即在每一个截面单元上具有相同个数的观测值，模型样本观测数据的总数等于NT。
陈用芳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为自变量，采用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
R=Y×W (5)
式中，R为M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Y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巩海霞运用基于熵值法德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江苏省1990-2007年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将家庭教育支出人和财政教育投入通过适当的权重配比化成一个综合指标。再将其和经济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做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5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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