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7:07:49
导语：在国民经济学笔记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国富论读书笔记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
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
有一点天真的男人
被誉为“京城四少”的经济学家樊纲，现为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经上山下乡，曾经被北美那片经济学热土的风所吹拂，现在，成为政府的重要“智囊”。
曾经以为，像他这样的男人一定是有几分“台阁式”的堂皇气质的。可是，当他坐在办公桌后和站在写满经济学公式的黑板前，看他把他的脚自然地搭在办公桌上，把厚厚的著作扔到地上，俯身躺在办公室地上布置的黑胶唱片堆里，你又会觉得，这个身着ESPRIT新款瘦身衬衫的男人，分明，就是一个被美式文化所熏陶的，要多天真就有多天真的男人。
不可否认，樊纲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古铜色的肌肤(是否仰仗当年上山下乡锻炼所赐？)，五官轮廓异常分明，怪不得有人形容他有“冷峻之魅”。
在经济学界，樊纲算得上少年得志，年轻、英俊，翩翩少年一路春风。可是，他不骄傲，除了专业场合，他很少对人谈起他的经济学理论，因为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但，有谁知道，曾经浸润着寂寞的他，身在黑龙江与河北农村的那些夜晚呢？
那些夜晚，他在书中波澜壮阔的生活里，了解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而生出向往，也因此，知道了生活是一场拼搏。后来他考上河北大学，再后来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包括出国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他都把这种拼搏精神，带到了他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为什么要到美国学习经济学？当然是因为20年前的美国，经济发展比中国要好得多，物质与商业的发展也更为丰富。为什么要回中国？那是因为，他自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发展得不比美国差。
经济学是生活的一种思考方式
和妻子分手的原因樊纲没有讲，总之，我们无法探询这个经济学家的情感隐私，所以相信，他是出于对一个女人的尊重才选择缄默。
他说他了解当代职业女性的一切喜怒哀乐，因为他身边也有很多职业女性，因为了解，所以懂得。但是，他决不纵容她们的一切坏脾气，比如无休止的抱怨，成为怨妇是可怕的事情。MY GOD，女同胞们，听好了，没有一个男人喜欢你们成为怨妇哎!
樊纲一再说经济学是一种思考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其实说到底，是让人学会在生活中寻求平衡。如果你想得到功名，当然就要付出闲暇，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当然在事业上因为付出得少可能就会比旁人弱一些，可这些如果是你个人自动选择的，就一定不要抱怨什么。这句话引申一下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身为女子要当“白骨精”，那就千万不要抱怨自己太辛苦，一切，皆是你自我的选择。
热爱，但不沉溺
在美国的日子，正是樊纲作为一个男人的好年华。
也许是之前的经历，使得樊纲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到美国后他很快过了语言关，而饮食关对于他来说更无所谓，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吃。
Car 、Computer 、CD这三“C”是当时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最喜欢的三样东西，20年后，这三“C”仍然是男人们喜欢的东西。樊纲到美国不到一个月就考取了驾照并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虽然是旧车，可是他开着属于自己的车去兜风，觉得真是意气风发，那，才是一个男人真正自由的时刻啊!由此，他爱上了自由的感觉，他喜欢古典音乐，最喜欢巴赫，他去淘CD，地道的黑胶唱片，到香港去买英国的高品质音箱，是第一代的“发烧友”。花很多的时间做只属于个人兴趣的事情，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因为他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同好”!
他对眼前的世界充满惊奇，那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做，这是他人生中一段只为自己而活的率性时光。他的房东，是美国60年代的反叛一代，喜欢反战与和平类的音乐。这是樊纲非常向往的一种社会状态，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各有所归，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对樊纲的某些观念影响非常大。所以，到了他的专业中，他就是一个敢于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经济学家。还好，时代接纳了他。
现在的樊纲，工作节奏非常紧张，能够有的休闲时间经常是在飞机上，看一本他喜欢的英文小说。
除了看闲书，樊纲非常喜欢看国外的悬疑小说，政治、法律、阴谋和诡计之类的他尤其喜欢，他也喜欢这一类的电影。他不喜欢幻想性质的东西，喜欢理性而带有逻辑思考的东西，呵呵，大概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吧!《达・芬奇密码》是他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克利斯・汉姆是他喜欢的作家。当然，即便是这么点看书的时间，在他的时间统筹里也是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那一段时间，在飞机平稳飞行时间，他还得打开笔记本电脑工作，真是一个疯狂敬业的男人。
那么，他的那些唱片呢？他的音箱呢？是不是它们非常寂寞，就像寂寞的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闲下来，才会再亲芳泽。
做一个好爸爸是他的第二理想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对于樊纲来说，回到祖国来，无非因为他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是中国的社会科学而不是其他，那么，在非自己母土文化的美国，他的所学当然不能很好地致用，他不喜欢自己一等收入二等公民的感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学而优则做点事，满足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灵踏实起来。这么说来，生活和理想其实不是分割的，二者是平衡的，它们不存在谁更高。不过，可能这个理想如果与事业连在一起的话，更容易让人得到满足感。
樊纲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吗？当然实现了。樊纲说看到现在的中国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非常欣慰，这意味着，其实他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啊!
关键词：金融人才；环境；培养
一、金融人才面临的环境
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无论是国内金融活动，还是世界金融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金融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金融活动的内涵日益丰富，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主要表现在：①金融机构中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迅速发展，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制度创新。②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有企业机制转换，促进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③企业个人的投资和融资活动，企业生产与个人生活消费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日益联系在一起，企业、个人越来越成为金融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④宏观金融调控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我国调控国民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杠杆之一，同时，金融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加大。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要求培养出的金融专业人才既要熟悉宏观金融理论，也要具备金融市场实际操作与企业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既要懂理论，更要懂实务；既要有知识，更要有能力。
其次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金融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①国外资本流人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自1993年以来，到去年为止，我国已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首次超过美国。此外，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②资本外流迅速增加。据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998年是1985年的160多倍。同时，由于一部分非法资本外流难以统计，实际资本外流规模远大于此。③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加强，具体表现在：加入 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金融机构将享受与中资金融机构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逐渐开放，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正不断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金融实践要求高级金融人才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竞争，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措施与思路
(一)课程体系建设
我校的货币金融学专业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课程设置偏重宏观金融理论，偏重于对宏观金融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解释，毕业生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市场化，目前，微观金融理论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银行、证券、保险等形形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中的微观经营管理问题，许许多多企业(也包括个人等)微观的投资、融资决策问题，不断增加的金融工具的估值和定价问题等，这在我们的教学中很少涉及。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学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把宏观金融理论部分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二是把微观金融理论部分作为管理学的一部分，强调直接服务于市场和企业。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应努力适应金融市场的变化需求。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要及时设置、更新课程，淘汰过时的旧课程，尽量体现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成果，将课程体系的中心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逐渐从以银行为核心转向以资本市场为核心。
(二)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金融专业教学大都以课堂讲授为主，以灌输式为主。这种教学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丧失，学习知识的能力得不到提高，培养出的人才难以适应现代化金融工作的需要，更不用说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1．引进案例式教学。金融学的许多课程实践性强、业务性强，适合于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通过对各种经典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客观上也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的主动性与兴趣。国外大学财经类专业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地位十分重要，就是在国内大学的MBA和法律专业教学中，案例教学的运用也十分普通。因此，金融专业教育在引进案例教学时应注意借鉴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同时，应意识到，制作金融教学案例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校际间的合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2．强化模拟教学。目前，许多金融专业大学生毕业后，都有种感觉，觉得学校里学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同时，用人单位也反映，大学生不如中专生实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金融教育脱离实际。为此，我校积极探索模拟教学，并取得了
一定的实效。我们在“证券投资学”、“银行会计学”、“国际金融学”等课程中进行模拟教学，效果较好，受到学生欢迎。
3．“走出去，请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创造条件让学生到金融实际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去实习，包括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等金融部门实习。学校应努力探索一套有效的机制以保证实习效果，从而有效地配合学校内的专业学习。
所谓“请进来”是由于金融业的变化非常迅速，由于各种原因，教师难以跟踪最新的金融动态，所以，学校应该定期聘请金融实际部门的专业人士给学生讲课或办讲座，这样可以使学生把握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与趋势，强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三)改革考试制度
考试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风，决定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效果。目前，高校金融学的考试主要以闭卷为主，试题难度较小。许多学生平时不努力学习，依靠考前集中时间的死记硬背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为此，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有些课程可以采取口试形式；有些课程可以采取写论文形式；有些课程可以让学生完成案例分析报告；即使采取闭卷考试的课程，也要增加运用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试题，减少死记硬背式的试题；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也要构成考试成绩的一部分等等，力求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逐步推广双语教学
实行双语教学，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是培养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熟悉国际惯例和规则的高级金融人才的重要方法，有利于学生吸收学科前沿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实行双语教学，从我校实践看，面临许多困难，一是学生的接受能力问题；二是师资力量问题。在推进双语教学中，首先要加大师资的培养。要有英语水平较高，懂得西方金融学教学内容和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同时也精通中国金融活动的教师。这是推进双语教学的关键。其次，是要选好教材。选择英浯原版教材进行双语教学，要认真分析和对比国内外同类教材，既要跟踪学科前沿，也要结合中国金融实际和本门课程所需。第三，要充分号虑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语言基础，在课程的要求上要适度，循序渐进。
参考文献
[1]刘世清．我国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3(2)．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93-02
1 成渝经济区形成的历史条件
从古至今,巴蜀两地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西南内陆地区的重庆和四川地域范围广,人口数量多,经济体量大,工农业基础好,科技力量雄厚,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在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成渝经济区形成的历史条件:
(1)成渝地区都处于西南这一特殊区位,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成渝两地已经成为了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其他各省无法比拟的,从经济实力来看,成渝两地2007年的GDP是1.3万亿元,已居全国第四位。故成渝两地肩负着振兴我国西部的重要使命。
(2)成渝两地资源丰富。在我国甚至全世界来看都是水能资源比较密集的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除石油资源之外的各种能源都是位居全国前列的。人文景观方面,重庆有壮美的三峡,成都有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都江堰等,这些都为两地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找到了契机。
(3)两地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四川是我国第一劳动力大省,重庆人口密度也很大,整个经济区规划人口接近一亿。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为两地的发展创造了人力条件。
(4)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成渝两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渊源:1997年前,成渝两地同属四川省,在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联系十分紧密,经济布局上也极具互补性。
2 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城市建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记来到重庆以后,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重庆”模式。2009年以来,“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建设思想的提出又把重庆发展推向了一个新起点。同样,以成都及其周边为核心的四川今年来发展也十分迅速,在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大省之一,拥有包括人文和自然两大环境在内的雄厚经济发展基础。
重庆四川的快速发展以及两地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也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可谓是呼之欲出。
其实早在2004年,成都、重庆两省市就签订了“1+6”合作协议,第一次提出打造成渝经济区,“新增长极”的说法就已经出现。2007年4月2日,重庆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签订《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确定成渝经济区将覆盖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四川14个市和重庆23个区县。一纸协议,令成渝经济区从猜想走向现实,标志着成渝经济区的正式成立。在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成渝经济区已被列为本届中央政府今后5年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成渝经济区建设已写入201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将从政府间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但是两地在发展中却并没有真正地达到双赢的效益。其原因主要在于川渝两地同属西部,在全国布局中产业层次都比较低,产业发展也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上,在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结构方面非常接近,并且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因此,川渝之间非常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进行争夺,进一步加深产业发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产生出两地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突出问题。其次,政府之间签署的经济区共建协议,也仅仅是从交通和基础设施合作破题,产业调整也许可以称之为“萌动状态”,而最具经济区意义的、由市场直接推动的产业合作、统一市场以及具有行政效力的跨区域政府协调机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3 成渝经济区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成渝经济区的建立可谓是成绩和不足并行,但是无论如何,成渝经济区建设都可谓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成渝经济区的建立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渝经济区的建立是加强川渝合作也是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必然选择。川渝地区整体实力都非常突出,川渝两省市是西部经济基础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一旦整合联动,分工合作,就能形成西部地区最大的人才、资金、信息、商品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地,发挥西部最大市场的作用,并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巨大的支撑、带动作用。对带动西部大开发、大开放,推进全国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促进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主流的形势,以区域带动整体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通过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这充分说明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路线在我国是完全行得通的。在西部地区、在中部地区,都应该有类似长三角、珠三角当量的增长极。可以促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各自发展自身具有优势的产业,通过交换合作来达到双赢的局面。成渝两地完全满足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条件,应当顺应潮流和趋势积极建设成渝经济区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3)成渝经济区的建立对改变西部产业结构,提升西部地区的发展质量产生巨大的作用。以高技术领域的IT产业为例,金融危机使相关产业向拥有人力资本优势的西部加速转移,以成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正在崛起。2009年10月,英特尔宣布对成都工厂增资7500万美元。11月底,英特尔完成对上海封装测试厂整合到成都的搬迁。2009年8月,惠普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落户重庆。同时,重庆还进一步与台湾广达达成协议,准备建立4000万台笔记本的加工基地。这表明,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资源正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区流动,成渝地区应该把握好这样的大好趋势,做好合作与分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特别是IT等高新优势产业的转移。成渝经济区应做好产业发展的定位,与西部其他地区一道,做好产业结构分工,发展优势产业,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4)国家的政策也积极支持成渝经济区的建立。特别地,成渝经济区建设已写入201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将从政府间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9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在已有的政策优势的影响下,运用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前三十年东部、后三十年西部”,政府政策的倾向已经开始逐步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区域转移,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而不断增强,西部也就成为未来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成渝经济区应当把握好国家的政策,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使川渝两地的经济更上一层楼。
(5)成渝经济区的建立与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就对成渝两省省内各县市的影响来说,成渝经济区在空间格局上将形成双核五带格局,依托便利的水运和铁路交通,必将带动周围的各个区域带,形成联动效应。其次,就对周边各省来说,成渝经济区位于西部地区从北至南的中心位置,西安――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则为两翼,向西北、西南双向推进。有利的中心区域位置,成为了连接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纽带,促进资源在西部地区的流动和分配,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三,在西部生产的产品可以从这里走出国门,进入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等亚欧大陆腹地,促进与周边国家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这将是我国继沿海开放战略之后,又一个新的开放战略举措,这种发展趋势也是势不可挡的。而成渝经济区在这个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可谓是重中之重。
4 对成渝经济区建设的建议
近年来,成渝两地的快速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成渝经济区的建设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从政策方面来讲:国家应该在成渝经济区内部实行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和灵活的措施,鼓励成渝经济区发挥西部的中心纽带作用,形成西部地区排头兵,示范区的作用。可通过政策在税收、分配等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加大对成渝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拨款力度,颁布能够引导优秀人才流动的积极政策,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素质。地方政府则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和发挥上级优惠政策的效用。把握优惠政策的时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人才,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建立。其次,地方政府应通过政策内生化获得政策优势能差。要在政策的制定上推进政策方案的地方化科学化,要推进政策的创新性执行,灵活采取各种政策执行方式,建立适当的政策执行组织。最后,应当向其他地区学习政策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经验,对先进经验中政策本质的学习,掌握政策内生化的技巧和规律。从企业方面来讲,应该把握好政府颁布的各项优惠措施,利用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政策,使企业从中受益。
(2)成渝地区应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谐号”的通车,为两地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一是,“和谐号”动车组的车次有限,不能满足人口的快速流动。并且98元的车费对一般乘客来说还是过高。其次,“和谐号”动车组也只限于对人的运载,货物的运输仍然并不迅速,这样严重影响了两地的物资交流。第三,“和谐号”动车组的提速只限于铁路运输,使交通运输方面呈现出单一化的弊端。所以,成渝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十分必要。首先,应增加“和谐号”动车组的班次,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同时适当降低价格。第二,发展货物运输专线,提高两地物流的速度。第三,加强其他交通设施的建设,是运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3)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两地的人口的素质。在颁布吸引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的同时,发展本地的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政策确实能够吸引到一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西部建设之中,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满足西部地区发展的需要,提高整个地区的人口的素质还得从发展本地教育的根本出发。在成渝地区,已经有像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这样一流的大学,利用本地的教育资源,发展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通过成教,夜大等形式让更多的人拥有再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中小学中,要积极解放学生的思想,倡导创新性启发性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教育乃发展之本,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为地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人力保障。
(4)加强成渝两地的分工与合作,促进产业的分工与调整,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升级。以优化产业为关键,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一是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完善产业体系。要从成渝经济区产业分工的角度,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引进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机械汽配、冶金建材、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二是在“抓大扶小”中实现企业梯度发展。加快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生态绿洲”,并推动骨干企业快速做优、做大、做强。三是在科技交流合作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筑以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以科研院所为依托,以政策引导为支撑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在推进节能减排中转变发展方式。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生态经济。
(5)完善成渝地区区域管理的体制与机制的配套措施。首先,健全区域管理的法律基础。健全法制,保障各项机制的实施。第二,要不断完善区域开放的政策体系。在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以划分明确的主体功能区位载体,研究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第三,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支持。中央政府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尽快研究出台促进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在政策鼓励上给予更多的机会和权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互联网经济 传统经济 驱动冲击
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即时通讯、搜索引擎和网络游戏。互联网经济中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网络，不仅要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经济信息，依靠网络进行预测和决策，而且许多交易行为也直接在信息网络上进行。
一、中国互联网经济基础与现状
2015年1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分别为70.8%和43.2%；手机上网使用率为85.8%，较2013年底提高4.8个百分点；平板电脑上网使用率达到34.8%；电视上网使用率为15.6%。
艾瑞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12.3万亿元，增长21.3%，其中网络购物增长48.7%，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渗透率年度首次突破10%，成为推动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另外，在线旅游增长27.1%，本地生活服务O2O增长42.8%，共同促进电子商务市场整体的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网络经济营收（网络经济营收规模指基于经营互联网相关业务产生的企业收入规模之和）规模达到8706.2亿元，其中，PC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6377.3亿元，营收贡献率为74.4%，移动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2228.9亿元，营收贡献率为25.6%，移动互联网对整体网络经济的营收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二、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驱动力
互联网经济创造了虚拟经济这一新兴的经济发展形态，在国民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中具有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互联网经济自身不断加快创新步伐，引领社会市场经济快速向前发展，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成为工作、生活中的必需品，互联网经济的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其迅速的规模增长加速了市场经济数据、信息与各产业的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了传统经济增长。各种新的经济增长点表明互联网经济正在加速向传统经济各个行业、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经济当前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从服务业中产生繁荣而相互关联的体系，形成后续不断产生交易的应用平台，衍生出生产性的服务业。例如，电子商务正从单纯的应用产业发展成为以电子商务为支撑的服务业。中国商务部最近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增速（28.64%）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7.4%）的3.87倍；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行业收入增长50%；移动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56.85亿元，年增长率达234.3%。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是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的突破口。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从产权结构到市场模式，从公司战略到基层业务都发生质的革新。另一方面，市场的竞争主体也在发生质的转变。基层业务和应用业务的相互分离，重资产和轻资产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经济实现了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低成本差异化的竞争力，成为未来市场竞争力的主流。所以，未来竞争力的企业将会由做大做强转向做强做优，传统经济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实现产业调整与升级，进而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在可预见的未来，互联网经济将深入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冲击力
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以HMV破产为代表的传统唱片业落下了最后一幕；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崛起下，各大银行及金融机构正如履薄冰般寻求调整与转型。传统经济中各行业都逐渐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强烈冲击，从批发零售业到制造业，从广告出版业到医疗业等无一幸免。互联网经济正迫使企业进行重大变革或重组，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状况。随着互联网驱动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有些原来由人工来完成的工作逐渐被设备取而代之，从而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由于技术对人工的取代，业务外包将变得更为便捷，互联网经济也会带来一些传统经济领域就业机会的减少。这种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是因为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产生的结果，也是对原有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分配，是原有的旧的经济方式和流程向新的方式转变产生的结果。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传统工人所做的一般性工作，这就带来了外包和境外生产的可能性。这种持续的转变导致传统经济行业不可避免的工作机会的减少。
互联网经济作为一个新兴模式的产业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互联网整体来说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数量也较为有限。而且，互联网经济中比传统经济更注重公司员工的技术含量或工作天赋，对人才尊重的同时也是对非人才有着重度的用工歧视。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科技进步，让社会生产效率提升、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导致部分劳动者失去工作。除此之外，互联网行业本身就是集中化的形态，这一点在PC时代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网络流量大入口只有那么少数的几个；在移动互联网的当下，虽然去中心化被反复提及，但显然中心依然很明显地存在。在互联网集中化背景下，强者越来越强，中小互联网公司难以生存，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行业吸纳就业的人数将更加有限。
互联网引起经济的结构性增长必然对市场就业情况产生波动与调整，较为有限的互联网经济产生的工作岗位相对于受到冲击的传统经济失去的工作岗位而言明显是得不偿失。但互联网经济却是技术进步、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只有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大量的结构性培训与升级，才能更好地支持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继而使互联网为整体经济增长服务。否则，互联网将会对市场经济带来更剧烈的波动，造成更多的失业，加剧贫富悬殊程度，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四、结束语
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时代现象产物，它的产生与使用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变革作用，但就本质而言，互联网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对其合理、有效的利用从而发展实体经济才是最终目的，才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所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依托于传统经济，更应服务于传统经济。互联网经济和传统经济不能相互脱离，更不能本末倒置，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深圳前海新中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杰伦・拉尼尔.互联网冲击[M].中信出版社，2014.
[摘要]马克思在其早期宗教批判中，在把国家看作是人的“类”本质体现的前提下，认为国家的政治解放虽然把宗教放逐到世俗生活中，但并没有使宗教信徒获得解放和自由。随着从生产与实践出发重释国家和人的本质，对宗教的批判也从对影响宗教的世俗政治力量延伸到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唯物主义宗教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56-08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如关于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经典论述的重新审视，对马克思中后期的文化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关于宗教思想论述的关注等等，虽然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指出马克思宗教思想更为重要的部分，是在其中后期关于宗教与文化相关问题的思想中，但对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一系列重要文本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宗教思想与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和经济批判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厘清，是全面认识马克思宗教思想乃至把握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重要前提。
对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与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当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一是马克思在早年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哲学这样的实践哲学问题的思考；二是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却对国家与法这样的问题回避，而更多地以“人”的问题和宗教问题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也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对象的批判，一个是对黑格尔理性“神”的批判，另一个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批判。对黑格尔理性“神”的批判，把“神”从绝对观念拉回到“人”间，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人的批判，使对宗教的批判转向了对代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经济异化的批判。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早期关于宗教与国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与经济异化等问题的研究，才能为准确认识马克思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和确立提供有效的途径。
一、国家的实质与宗教信徒的解放
宗教改革使宗教世俗制度得以破坏和重建，宗教逐渐被驱逐出国家政治领域，但国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的世俗化并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早期宗教批判中从人与国家关系角度分析国家的本质，他认为国家是人的本质即“类”生活的体现，而国家的政治解放却没有使人的“类”本质得以解放，宗教信徒也不可能通过政治解放而获得解放。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导言》三部著作针对国家与宗教信徒解放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主要围绕着国家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认识紧密展开。对宗教的批判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把国家的本质看作是绝对理念的实体化进行批判，指出国家本质的属人性，清除国家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指出宗教信徒要获得解放，只实现“政治解放”即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还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解放，也不能恢复本来的宗教精神。此时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仍局限在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中，但对宗教问题的世俗原因的关注，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的实质是什么，是马克思早年在大学学习法律时就遇到的问题，在大学二年级时马克思未完成的300页法律书稿，就是遇到了公法与私法如何来划分的问题，正如在1837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他遇到了“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来看待国家的实质，其背后的哲学依据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把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哲学的思考，“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首先阐释了他对国家观念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对于这个普遍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首先如果按照黑格尔的界定，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那么这个概念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国家既是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外在必然性，又是内在目的。其次，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是“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这个“现实理念”具有一定原则和目的行动。国家、法和市民社会是绝对观念在现实中的展现，这些制度和法使观念得到确认的同时也获得自由，国家是客观精神最后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国家中的人是在绝对观念内才有可能获得自由，个体受到国家的限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剥夺了个体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这个关系，国家的本质应当从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它具有属人性质的，而不是黑格尔认为的由“现实理念”生成。当国家目的和国家权力被说成实体的特殊存在方式，国家也就被神秘化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这样描述，“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关系是一样的”。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其本质根植于人的属性之中，体现在人的“类”生活的普遍性之上，国家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强调国家的属人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宗教信徒获得解放。马克思从政治完善的国家人手对国家进行分析。政治完善的国家体现着属人的类生活性质，与市民社会的私利生活有所不同。马克思把人的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具有私人利益性的市民社会生活，一个是政治的“类”生活。人的本质不在于私利性的生活，而在于“类”生活。同样，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本质不在于私利性，而在于“类”的普遍性上。由于国家本质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国家成为人获得自由的中介物，“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这个“类”生活体现出普遍性，与黑格尔所指的来自于观念的普遍性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因为他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但是，他忘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普遍性来自于人本身，但不是抽象的观念。那么，一个宗教信徒在国家获得政治解放时，也就是国家与宗教相分离，宗教不去影响政治时，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宗教信徒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解放，即“类”本质获得自由呢？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通过政治解放，宗教被驱逐出国家的政治领域，但并不一定能使人的“类”本质获得自由，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国家层面使宗教与国家分离，但宗教仍存在于市民社会中。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
二、世俗的桎梏与犹太人解放问题
在政治解放的国家中，宗教信徒获得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回答。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问题也就是解放的问题，其方法是“消灭宗教”，从而使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获得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的实质就是“人”的私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保障，代表“公民”的国家成了市民社会实现目的的手段。此时对鲍威尔和政治国家法律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国家的本质应当是人的“类”本质认识阶段，但对在政治解放后的国家，如何看待进入到“私人”领域中的宗教问题则被提出来。
鲍威尔认为国家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回事，国家获得政治解放，人同时获得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首先要明确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鲍威尔所讲的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界定在基督教这个特定的国家中，而不是“一般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政治上还没有摆脱宗教影响，在这样的国家里，犹太人的问题就是神学问题，可以通过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剥离而使得国家获得政治解放，从而使“公民”获得解放。但在已经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家里，犹太人的问题就不是神学问题，而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是世俗问题。“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这个世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指市民社会把国家当作其实现私利的手段，通过国家的法律等世俗手段对宗教产生影响。政治解放使国家摆脱了宗教束缚，也就意味着国家摆脱了狭隘的世俗宗教即宗教对世俗国家的干涉，并不能说明宗教不受国家束缚和影响。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国家成为市民社会实现其私利的手段时，国家就变成了宗教的世俗桎梏，国家反过来影响宗教，只有恢复国家的本质功能，也就是体现人的“类”本质时，人才能获得解放，宗教信徒才能获得解放。
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怎样形成对宗教的桎梏，并导致人的本质丧失而使人没有获得自由和解放呢？是因为代表市民社会的私法把国家变成了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附属物，而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却并不能代表国家所体现的人的“类”本质精神。马克思认为，法律依据规范领域的不同而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管辖政治国家普遍利益，而私法管辖私人利益。宗教信徒与普通人一样也存在着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政治生活由公法规制，而市民生活由私法规制。政治解放就是“公民”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国家把宗教从公法领域中驱逐，把变成私法规制的范围。马克思考察获得政治解放国家的法律，指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公民权与代表私人权利的人权之间的分离，并没有体现出“人权”从属于“公民权”，从而也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公民权中，在公民权中体现了“类”自由。如果使公民权从属于市民社会的“人权”概念，人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获得解放。公民权以公法形式代表着国家，而人权则以私法形式代表着“人”。两者应当是人权从属公民权，人才能获得解放从而获得自由。在政治解放的国家中，马克思认为虽然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但从“人权”与“公民权”关系上，在法律上体现的是“公民权”从属于“人权”，人们并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在1793年宪法《人权和公民宣言》中，自由是这样界定的：“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那么什么是不损害他人，这个是否损害他人的界限还是由法律来界定。这个自由最终是从他人的自由权利中界定，又回到了市民社会的人权概念中。其结果是自由导致人的分离，从而人也就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是这样表达的，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在这里提到的“结合”就是一般的普遍的“类”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人与人分离，则体现市民社会是代表私利的人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关键就是如何界定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是“类”的普遍性，还是代表市民社会的私利。对人的本质的不同回答，则对人是否解放的答案也不同。如果把1793年宪法规定的自由概念的界定当成是一种正确的概念，也就是把自由概念界定在私法领域中，那么就是承认人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中界定，自由也就应当是使公法从属于私法，公法是私法实现的工具。而如果把人的“类”本质当成人的本质，自由就应当是私法从属于公法。马克思此时认为人的本质是“类”生活，人要获得解放并获得自由，就是私法从属于公法，人与人之间应当表现出来的是“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宪法中关于人的自由的界定，是在把人的本质界定为市民社会属性的前提下界定的。宪法虽然说给予每个人的人权，实际上是承认人的本质体现在代表私利的市民社会中，这不会让人获得解放，从而世俗的力量对宗教形成了桎梏。
在对人的解放进行详细的说明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论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何种意义上的解放。首先，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解放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是“谁的福分最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应当从社会因素去寻找，而不是神学问题，神学问题是关于国家政治解放的问题，在“现代国家”中政治解放业已实现。那么犹太人的解放应当从一般普遍的“类”生活中去寻找还是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犹太人把“自私自利”、“利己主义”、“金钱”当作是犹太人崇拜的神。犹太人的神是世俗的神，这样看来犹太人的生活并不能体现人的“类”本质生活，他们把自身的自由界定在市民社会中，与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是一致的，所以犹太人需要解放。解放的方法就是消除犹太人的利己主义，如果消除“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这是马克思基于人的本质认识给出的答案。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哲学问题的思考。首先，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问题，是个“神学”问题，就是国家要从神学统治下走出来，成为一个政治国家。一个“真正”的政治国家，给了犹太人作为“公民”的一般普遍的权利，并给予了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的权利，但这个政治国家给予的自由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在于它使“公法”从属于“私法”。其次，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里，如何使犹太人获得自由。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使“私法”从属于“公法”，使人的本质的“类”自由得以展现，于是犹太人以及国家中的所有人也获得自由。具体对犹太人的要求就是消除做生意这样的“利己主义”前提。
三、宗教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
如果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鲍威尔关于政治解放问题中论及的世俗对宗教的桎梏更多的是法哲学问题，那么在其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更多的把世俗问题指向了经济问题。在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使对宗教的批判也由神学批判深入到私人领域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在由政治批判进入到经济批判领域的转换过程中，对宗教异化理论的认识尤显重要，对这个问题不同的认识也导致对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不同认识。国外有的宗教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理论的论述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完整论述，而国内有些学者也基于劳动异化理论，认为这一时期宗教异化理论也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精华。实际上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问题的认识，是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认识。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在其异化理论中（包括劳动异化和宗教异化理论）还带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痕迹。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和对劳动异化的批判是在追求自我意识自由的前提下展开。通过对异化的批判，恢复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与宗教异化批判的意旨。
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劳动都具有属人的性质，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本质表现。在异化条件下，宗教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使和劳动变成了一种与动物一样的本能（对于动物来说只有生理需求才是自由），而人与动物的区别表现在人的本质即意志自由方面，异化使人变得不自由。“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马克思用劳动异化形成的产品的外化来说明人的自由意志的不自由。马克思在阐释劳动外化时指出，劳动作为属人的属性，其劳动产品应属于人，而劳动的异化造成了非属人性质。本来劳动会让人感到愉悦，而劳动异化让人感到痛苦；劳动应当让人感到自在，而劳动异化导致只有在劳动之外工人才感觉自在；劳动应当是自愿的，而异化劳动导致劳动变成强迫。宗教的异化与劳动的异化一样，宗教本来应当是属于人自己，而在异化的情况下，宗教外化为一种对人的统治力量。宗教的信仰应当是让人感到愉悦的，结果信仰宗教让人感到压抑，人本身是自由自主的活动，异化的宗教却让这些活动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通过对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的考察，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成为非人，人在异化过程中，人的类本质丧失。异化导致了人的不自由表现在两个具体领域：一个是生产劳动领域，一个是精神领域，即宗教领域。此外，马克思通过生产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关系分析，进一步指出宗教异化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一一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宗教与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生产规律支配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但这只是表明这些规律，即生产这样的现实反而决定了这些意识领域，导致了这些领域的不自由，由生产现实来决定的方式是异化的表现，宗教也被生产这样的现实力量支配从而异化了。虽然表面上看这种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特征，但实际上还是唯心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说明生产的现实决定人的本质，反而认为生产是导致异化的手段。人的本质不在生产中，而是在一般的“类”生活中。但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把劳动和作为人的本性来看待宗教与现实生产关系，这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经济批判与宗教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宗教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认识都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的认识，对生产的认识、对私有财产的认识还是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认识，并认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是高于市民社会生活的。但随着《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的完成，马克思把国家与人的本质观念根植于实践中，对宗教的批判由对国家与法的批判转向了对生产实践的批判，在逐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在向唯物主义宗教观转变。
首先，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之神的地位进行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扬弃先前一系列著作中的一个核心词汇――“自我意识”，从而逐步确立自己的唯物主义宗教观。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神学思想，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理性神学，它把绝对精神推到了“神”的地位，那么，鲍威尔在以“自我意识”取代绝对精神时，也把“自我意识”推向了“神”的位置，也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神学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对旧哲学以及包括费尔巴哈等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哲学仍然是停留在抽象领域而未涉及实践领域。他们认为现实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是一个卑微的领域，“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他们认为宗教就是纯粹的思想上的事情，不与实践领域中的事件产生关联，如政治、法律等，“没有什么可多谈的”，“疑问恰恰是：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当前什么是宗教问题？这位神学家将根据表面现象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问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为反驳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其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也从抽象的“类”的认识转向从实践中去理解。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还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走出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批判中，马克思也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映射”论。二者认识的不同在于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论述中，马克思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单纯去谈“类”，而是进一步从现实中寻找产生的原因。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爱”进行批判①，但对法、国家和制度的批判已经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了。对宗教的批判也从“映射”转入到尘世的批判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但对人的本质认识不同，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宗教观。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类”，并进一步指出是“爱”，马克思否认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唯物史观论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整提出来的，他把人的本质归为“现实关系的总和”。这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已经不是抽象的“类”，而是现实的生活，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所以，从此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本质的成熟认识不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而是在唯物史观逐渐走向成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关于人本质的论述。
再次，对国家本质认识的转变与对宗教的批判。对鲍威尔的“自由意识”的批判，也引发了马克思对国家本质认识的变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基础不再是“类”本质，而是与物质利益相关的自然基础，“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鲍威尔主张政治国家的解放就是达到自我意识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就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这实际上没有关注宗教影响的实际发生地――市民社会。由于对国家的观念发生变化，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认识也发生转变。当把国家的本质看成是人的“类”生活时，通过宗教批判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达到国家的政治解放，其目的是恢复人的本质，当把国家的基础看做是与物质利益相关，宗教批判的目标则明确指向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鲍威尔认为现实社会的困难就是针对国家、政治和法层面的，主要是它们阻碍了自由意识的自由。而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的问题源自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国家问题，也不是空谈人类解放问题，“而鲍威尔先生却心安理得地认为‘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鲍威尔认为只要取消宗教特权，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相反马克思则认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做到取消宗教特权。“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宗教的地方（请看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鲍威尔在国家层面上对宗教的批判没有取消宗教，反而使宗教发展起来。对鲍威尔的自由意识的批判，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推进到市民社会中，而不再是停留在国家的类本质生活中。对宗教的批判也不再是国家的政治解放问题，而转入市民社会生活中。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基于物质生产分工的认识基础上对国家概念进行重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分工导致了单个家庭或者是单个人的利益与共同利益产生矛盾，而国家就是共同利益的代表。“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冲突，共同利益有时就会变为“异己”的力量出现，因为有时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会利用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就是国家异化的表现，因为这样的共同体的活动不是依据自愿而形成的，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们自身的联合体。所以，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国家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必须是劳动者自愿形成的。
马克思在重新认识“国家”这个的概念时，对宗教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认识。先前认为宗教的苦难在国家与法之中，此时则认为国家与人的本质都应当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去理解。所以宗教的苦难不再是“自我意识”观念的解放，而是对现实生产的认识与批判。宗教的批判也只有通过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才能恢复自身的面貌，从而形成唯物主义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认为应当从生产中去理解宗教问题。同时也从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角度去理解物质生产对宗教的决定性作用。人类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不是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普遍的概念的历史，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概念的描述。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所以，马克思也阐释了宗教的另一方面就是“宗教无历史”，“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宗教“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
一、从产业角度看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投资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亚洲的投资，一直遵循着“边际产业转移论”，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对华投资。“边际产业转移论”的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处于或者已经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同时也是对方即东道国具有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接受投资。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先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导向指引下，开始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逐渐提高。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的分类，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社会分工形式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一般地，三次产业分类基本如下：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和狩猎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矿业、建筑业以及电力和自来水；第三产业包括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教育、新闻、国防，以及社会服务、娱乐、个人生活服务，通信和信息产业。下面具体到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行业来看一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1．制造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便一直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为投资中心而展开，在进入2000年后，制造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2000―2004年，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共为11013亿日元，非制造业投资2101亿日元，分别占总投资的81.3％、15.5％。与上次投资高峰1994―1997年相比，制造业投资比重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非制造业比重却下降了7.8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制造业投资为4066亿日元，远远超出非制造业投资的635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82.8％。从整体上看，截至2004年末，在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额中，制造业投资为25769亿日元，非制造业为9868亿日元，分别占70.4％、26.9％。
2．运输机器工业(主要是汽车工业)投资迅速增加
在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中，纺织、服装工业在上世纪70―80年代一度是投资主角，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电气机器工业则成了投资的主角，一般机械工业投资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超过了纺织、服装工业投资。如表1所示，2000―2004年运输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3312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4．4％。以下是机器工业投资2392亿日元、占17．1％，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396亿日元、占2.9 ％，食品工业投资381亿日元、占2.8％，木材和造纸业投资126亿日元、占0.9％，其他工业投资为1088亿日元、占8.0％。截至2004年末，电气机器工业投资最多，为617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的16.8％，其次是运输机器工业投资4403亿日元、占12.0％，一般机械工业投资3151亿日元、占8.6％，纺织和服装工业投资2379亿日元、占6.5％，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投资2205亿日元、占6.0％，化学工业投资2009亿日元、占5.5％，食品工业投资1353亿日元、占3.7％，木材和造纸业工业投资369亿日元、占1.0％，其他工业投资为3689亿日元、占10.1％。
下面从日本在华主要的汽车公司出发，看一下日本对汽车工业投资的变化情况。面临中国汽车市场迅速扩大和欧美汽车厂商抢先占领中国市场的局面，日本厂商也毫不示弱，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其中，丰田汽车公司自2002年10月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合作在天津开始当地生产后，2003年4月又宣布与一汽合作，投资1000亿日元，生产皇冠等四种高级轿车，2010年形成年产20―30万辆的生产规模。另外，丰田公司2004年2月和3月先后与广州汽车公司和一汽合资建立了发动机工厂，总投资各为22亿和160亿日元，2005年开始生产，年产规模都为30万台。日产汽车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合资建立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宣布建立广州发动机工厂总投资30亿日元，2006年初开工生产，2008年年产30万台。三菱公司为实现2007年在中国销售30万发动机、占领中国市场5％、销售汽车90％的生产目标，2003年6月制定了“扩大在华销售网点战略”，在把沈阳和哈尔滨的两个发动机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一倍、形成年产30万台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计划四年内在中国建设300个销售店。
3．非制造业投资没有多大起色
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非制造业三大投资无多大起色。在日本对华非制造业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商业的投资是三项最主要的投资。1994―1997年，上述三项投资各为884亿、737亿和675亿日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7.2％、6.0％和5.5％。然而，2000―2004年，在非制造业投资总体继续低迷的情况下，上述三项投资都没有多大起色，投资额分别为32亿、46亿和510亿日元，只分别相当于1994―1997年的37.2％、6.2％和75.6％。不过，伴随中国人世后商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开放，2004年商业投资已略微超过90年代前期的水平，达到273亿元，而金融、保险业投资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75亿日元。从整个情况看，截至2004年末服务业投资依然最多，为3966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10.8％，以下分别是房地产业投资2171亿日元、占5.9％，商业投资1779亿日元、占4.8％，运输业投资1047亿日元、占2.9％，建筑投资612亿日元、占1.7％，金融保险业投资648亿日元、占1.8％，农林水产业投资171亿日元、占0.5％。
4．高新技术产业大型投资增加
面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丰田汽车公司竞相在中国投资和生产最新型号的轿车，丰
田公司决定与一汽集团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双方各持50％的股份；东风日产承用车研发中心也在广州正式开张成立；电气机器厂商为抢得先机，也开始在中国生产高附加值的价值产品，力争以独特的产品优势确立竞争优势。例如，在计算机方面，索尼和东芝公司2001年已开始了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2002年日本松下公司继在去年初在北京中关村成立研发机构后，在苏州设立了第二家研发机构；2003年4月，东芝公司又新建东芝信息机器公司，开始进行中高档笔记本电脑的当地组装生产和销售。NEC公司和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宣布合资建立“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公司”，全面策划、开发、生产和销售液晶显示器及笔记本电脑等高新技术产品。该投资注册资本500亿日元，总投资850亿日元。另外在IT行业，JVC、三菱、富士通、索尼、爱立信也都在华建立了各自的研发机构。在精细化工方面，资生堂也在北京设立了资生堂中国研究所。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也是迫其调整的重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中日两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变化
根据“边际产业转移论”，投资国应该向东道国转移在东道国处于显在或者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正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日本原来投资的在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优势在不断减弱。下面从日本和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来分析两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常，出口竞争力指数，其中Xi为行业的出口额、Mi为行业的进口额。Ci大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优势，并且值越大优势也越大。Ci小于0时，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处于比较劣势，数值越大，劣势也越大。
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在汽车产业、运输机器、建筑机械和照相机等光学产品方面仍然处有比较优势的地位，并且这种优势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通信产品、电气产品方面也保持着中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医药化学工业品和数码产品方面，优势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建筑机械、医药化学工业品、数码产品、通信产品方面竞争优势在不断提升，这与中国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是分不开的，这些产品恰恰是日本对华投资初期集中投资的产业，虽然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完全劣势到有一定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因而，在中国本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尤其在上面所说的汽车行业和运输机器类。
2．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投资环境全面改善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和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一时增多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一度下降。然而，中国以加人世贸组织为契机，成功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3年在“非典”的影响下，GDP增长率仍达到了9.3％，2004年又提高到9.5％，2005年上半年仍为9.5％。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潜在的市场变为具有相当购买力的消费市场，为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人世承诺，在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市场，并制定、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转变了政府作风，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外商的普遍认可。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初公布的2003年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从长期来看，93.1％的日本企业认为中国是开展海外事业最理想的场所，大大高于第二位东盟的29.2％、第三位美国的21.6％；与此同时，70.8％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在中国开展事业活动的具体计划。根据日本国际协力兴行开发金融研究所2004年11月公布的2004海外直接投资民意调查，而根据道琼斯公司2004年11月15日关于全球50家主要跨国公司今后发展的调查：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认为中国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有优秀人才和大市场，20％的企业认为国际市场利润来源与中国，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同等重要。根据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2004年10月公布的《中国投资企业现状调查》，与上年同期相比，80％的日资企业销售额增加，63％的日资企业的经营收益增加明显高于上半年调查的44％和50％，并且73％的企业认为经营收益今后将会增加。
3．与欧美和中国企业竞争的需要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的国家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使日本企业在面临欧美企业的同时不得不迎接中国企业的挑战。日本对华投资长期实行扩大贸易的战略，在直接投资方面也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为主，忽视占领中国市场的投资，在技术转移和经营当地化方面也不彻底。因此，日本在面对欧美企业时已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在汽车方面尤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热衷于扩大对华出口的战略，认为对华投资为时尚早，而德国大众却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中国市场。因此，近年来在中国汽车业迅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企业纷纷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另外，随着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日本企业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化学品等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日本不得不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战略的变化――由“中国事业战略”到“中国市场战略”
严格地说，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日本跨国公司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市场战略”，拥有的是“中国事业战略”。“中国事业战略”是为日本跨国公司的日本市场战略或是美国市场战略服务的。中国的企业研究专家指出，日本跨国公司的“中国事业战略”的特点是“持返”，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工组装，然后把完成品带回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舆论抱怨说，这种“持返”的事业战略是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中国事业战略”而无“中国市场战略”，日本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败下阵来就不足为奇。中国加入WTO及服务市场的开放，为日本跨国公司启动“中国市场战略”带来了新的契机。加强中国地区总部的战略计划、市场营销等统合功能，构筑营销及技术服务网格、加强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功能、寻求与强势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机会等，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在今后2―3年内的主要工作内容。
三、合理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为了使日资在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吸引日资的战略就必须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中日双方要加强沟通和协商。减少和避免摩擦
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加深，双方难免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摩擦。日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矛盾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出现问题后往往抱怨合作伙伴不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被派到中国的日资企业负责人通常是从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决策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在实际经营中不了解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和中国的商业知识，加之一部分人又轻率地认为中日两国人种相同，都使用汉字，常常将日本的经营方式强加给合资企业，致使问题出现。为尽可能减少和避免摩擦，在合作之前，双方有必要增进相互交流和沟通，加深了解，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中日双方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双方有待于继续共同努力，在官方、半官方、民间建立起沟通和协调的桥梁，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隐患事先进行对策研究，共同协商解决，以减少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2．正确处理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避免出现“政冷经冷”的不利局面
尽管中日曾一度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但熟悉中日历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经贸关系一直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政冷经热”的结果最终也会导致经济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终使经济同样陷入“冷”的局面之中。2005年由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海问题、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和新闻媒体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日本演讲时所说，“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义桅副教授也认为，“政冷”使中日经济关系不能达到应该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经济关系目前也许已经发展到一个让世人惊叹的水平。因为中国有许多重大项目、工程已经列入发展规划，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往往需要日本技术和资金，但是没有顺利地决定下来，这显然是受到“政冷”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日本开始把投资转向中国旁边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用印度的发展来平衡中国，意图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小泉大幅削减对华ODA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再感兴趣。因为利用中国平衡东南亚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投资转向印度，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普遍认为，小泉的下一届日本政府政策将会更趋强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投资调整和转向是围堵中国的开始。他们宁愿先做赔本的买卖。压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只是日本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避免中国“一人胜”，这是典型的平衡战略。综上分析，正确处理好中日两国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提高日资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层次
二战以后，日本在东亚地区孜孜以求，构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分工体系”。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因此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在其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较低层次。虽然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研发上日本加大了对我国的投资力度，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向我国转移的大量是来料加工、装配等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移的较少，中国基本上承担了国际供应链的末端即劳动密集产业群。
为此，我国应该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导向，鼓励日本企业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应加快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建设和司法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日企来华投资和转让技术提供良好环境。同时，鼓励日本企业从单个项目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积极引导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强与日资企业的合作配套，以提高我国制造业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延伸在全球制造中的生产链。
4．改变外资企业普遍优惠制的政策，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制政策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实行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普惠制的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只奖励那些在实行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转变增长方式企业的榜样作用。也可以采取优惠政策级差化的办法，即按实现指标高低来兑现不同水平的优惠政策，以次激励后进转变为先进。
5．进一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吸收外资和发展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业； OEM/ODM/OBM；地位提升；升级案例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6-0095-04
[作者简介] 张 剑，上海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袁洪飞，上海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并购；
吴解生，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区域经济。(上海 201800)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与价值链分工
1.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提出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O世纪8O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波特和寇加特(Kogut)的理论。迈克尔・波特教授1985年在《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通过基本活动(含生产、销售、物流和服务等)和辅活动(含原材料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等)两部分来完成。”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企业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为“价值链”。波特还突破企业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体系(Value System)概念，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基础。
同期，Kogut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中用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他认为，价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国家比较优势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体现状况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资源应如何有效配置，而企业竞争能力在价值链上的体现则取决于企业为充分发挥和确保自身竞争优势而选择的环节。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相比，寇加特的观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间再配置间的关系，把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作用重大。
其后，克鲁格曼的研究把企业间价值链和区域、国家间价值链融为一体，克鲁格曼虽未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提法，但他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其实质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2.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被分为三大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提高生产加工技术、技术培训等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采购、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工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或曰“微笑曲线”状(见图1)。
在价值增值链的“微笑曲线”上，研发与服务处于高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处于低附加值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关键零部件加工和销售，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生产与设计和下游的加工生产，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强；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弱，增值能力有限，角色易被替代。
全球跨国公司决定着各分工环节的选址和定位，其母国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设计研发、管理服务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环节，而将可替代的低增值环节移至海外，保证了发达国家始终处在有利的分配地位，这也正是众多东道国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的动因所在。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各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因开放而大量地吸收了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和外包订单，使那些劳动密集型的、附加价值较低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得到迅速成长。许多制造企业依靠OEM生产方式，赚取加工费。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设备制造)在我国通常被称为代工生产或贴牌生产，是受托方(代工商)按原单位(发包商)的委托合同进行产品制造或组装，用原单位商标，由原单位销售或经营的合作经营生产方式。目前我国纺织服装、玩具、家电、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等行业基本都以OEM为主，以家电企业最为突出，据估计有90%的家电企业是OEM厂商。广东格兰仕甚至已发展成为世界200多家微波炉品牌企业的贴牌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占据了世界30%的市场，6成产品贴牌生产。总体来说，我国企业采用OEM生产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已经成为主流。
在实践中，原先处于后进地位的企业，经过早期的OEM方式后，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对上游工序和客户的要求等掌握越来越全面，逐渐从发包者处分担产品设计、深加工等更加广泛的工序、环节和职能，这时OEM就可能转化为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原始设计制造)，即代工企业除了承担制造活动外也进行深度加工组装和产品设计等活动。
OBM(Own Brand Manufacture，原始品牌制造)是制造产业升级的一个崭新阶段，是指代工企业经营自有品牌或生产商自行创立产品品牌，生产、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OBM厂商不仅将业务范围向上延升至研究、开发，同时向下连接到营销服务，整合整条价值链活动。
基于OEM、ODM、OBM这三个基本概念，可描绘当今制造业在产品内进行国际分工的光谱，如表1所示：
对照此表可以找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坐标。当今中国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仍非常遥远。从总量规模看，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仅为5%；从制造业劳动效率看，仅为美国的4.4%，日本的4.1%，德国的5.6%；从增值能力看，中国制造业增加价值率仅为美国和德国的1/2左右，日本的2/3左右。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只有海尔、联想、央视、长虹、中国移动及中铁工程6个品牌入选。中国的企业和品牌并没有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显要位置，这是中国目前被冠之以“世界工厂”的美名，却截然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数个“世界工厂”的最大差别。
中国的强项只在微笑曲线的“下颚”部分，与发达的工业国家所主要从事的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上游部分(研发和主要零部件生产)和下游部分(销售及服务)形成鲜明的反差是，中国的企业所从事的OEM/ODM在各工序中附加值最小，而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微笑曲线到底向谁微笑?”
OEM的生产方式为我国企业掌握先进技术、熟悉国际竞争规则提供了捷径，为“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增添了途径，同时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1.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OEM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下游，企业受到了来自上游委托方的利润挤压，盈利空间狭小。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处于上游的美国企业生产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其所获取的利润至少要占60%左右。处于中游的日本和韩国企业生产电脑和一些电子产品中的关键器件，它们的利润要占20%左右。而我国企业处于整个电子产业链分工中的底层，只是进行组装和贴牌生产，赚取不到10%的利润。
2.从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上看。由于委托方的技术屏蔽，我国企业很难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和独立的品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较小。我国多数行业的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产品设计，关键部件、加工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例如，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部件磁控管仍然依赖进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
3. OEM生产方式的运行机理也注定其自身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风险。以贸易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全能的。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外包商控制着品牌和分销渠道，OEM厂商缺乏分销控制权，我国企业基本处于技术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的境地，这种获取规模效益和盈利的模式是不安全的，一旦国际环境出现动荡，我国企业将最先受到冲击，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提升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路径选择
全球价值链中最有利可图的环节通常是自有品牌制造，它要求企业同时具备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图2以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为两个维度，不同的象限反映了不同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扩张能力的组合情况。象限Ⅲ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初始位置，象限I是企业升级的目标区域。从象限Ⅲ到象限I的升级路径有三：
1.市场升级路径(路径A)。它是指原始设备制造商承担的许多活动被重新配置给位于低工资国家(或地区)的第三方生产商，产成品从此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直接运至全球购买商，从而形成“制造三角”。由于投入品来自许多不同的生产商和不同的地点，采购和组装这些投入品要求掌握物流体系，因此，能力的增强便集中在对物流体系的掌握上。我国OEM的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东亚“四小龙”的“制造三角”模式，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零售商和专营商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获得技能的提高，随后改变自己的角色――创建全球采购网络，成为欧美购买商与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企业的中介，最终实现升级的模式。市场扩张能力涉及市场定位、营销网络的构建、广告策划、品牌的运作和维护、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能力。沿着路径A升级的企业一般先在国内创立品牌，整合营销战略，扩大产品和品牌的知名度，创建出在全球市场有一定影响和声誉的品牌；或通过参与跨国兼并、重组和收购甚至直接在国外注册公司和品牌，获得升级所需的资源。
2.技术升级路径(路径B)。其实现机制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与同在该链中主导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在OEM过程中，利用价值链治理产生的信息流动、知识溢出和动态学习效应，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创新，或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工艺升级向产品、功能升级的延伸，最终攀升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笔记本产业从给IBM、Compaq代工开始创业，专事笔记本的制造环节，后来逐渐积累资本和技术实力，开始进军笔记本的研发、品牌和营销等高端环节，成功地实现了台湾笔记本产业的升级，培育出宏等一批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这一升级路径的关键在于加大研发投入，培养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实现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一般来讲，中国制造企业在选择路径B时可考虑下面几点策略：①从OEM到ODM的战略转型层面。注意向ODM企业的设计升级，OEM企业可通过代工进行技术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产品开发能力，最终将业务范围向上延伸至设计、研发领域，从简单组装、工艺改进到工艺发展到应用性研究再到产品创新，一步步提升能力。②从ODM到OBM的战略转型层面。其一，ODM企业只有积累了足够丰富的资源、具备先进的技术后才能够支持本身进行自创品牌。其二，自主品牌与代工业务分离是解决自有品牌与代工业务冲突的有效策略。其三，增强自身学习与创新能力，注意在产品或技术周期中寻找机会。目前，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有缩短的趋势，后进企业开发新产品、发展自有品牌的机会变大，我国制造企业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抓住一切技术升级的机会。
3.组合升级路径(图2中未标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上述两条路径A和B并不是互斥和截然分离的，在同一时间内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企业可以视情况实施不同的升级策略。即使对同一目标市场，也可同时搭配实施两种策略，以取得更大的市场效果。
实践中，企业应该综合考虑内外部多种因素，选择适当的升级路径。表2总结了上述三种升级路径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
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实践
1.基于技术能力的升级：海信的“技术立企”
海信是国内最早建立 “3C”(家电、信息、通讯)产业结构的特大型电子信息产业企业。从只有5亿元资产的青岛电视机厂起家，海信现在已拥有国内外20多个公司，118亿元资产，年产1000万台彩电，300万套空调，400万部手机，160万台冰箱，100万台计算机及数码设备的巨大产能。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273亿元。海信集团仅用十多年的时间获得如此快速、稳步的发展，原因在于海信始终坚持“技术立企”的战略构想，从战略高度把科技创新放在首位。
海信先是靠引进技术发展生产，但从一开始就“非世界一流技术不引进，非世界一流产品不生产”。海信先后引进的彩色电视机大屏幕生产线、变频空调技术、CDMA通信技术等均为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以高起点进入市场。海信认为“靠引进永远是别人的技术，没有技术，企业越大风险越大”，海信在消化吸收、资助研发方面的投入是引进的5-10倍。现在海信自主知识产权硕果累累，拥有专利800多项，新产品300多种。
海信还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互动的合作关系，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人才和不断进行研发人员知识更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吸引人才 、培养人才和重大基础应用研究工作的运作模式。依托自己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中国科学院、西安交大、天津大学等6家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合作关系，依托海信研究中心成立了山东大学海信信息工程学院；利用与跨国公司技术合作，每年选派200名人才出国考察学习；建立海信上海ASIC研究中心，合作进行专用芯片研究；与美国高科技公司合资建立海信美国技术分中心，专门从事面向21世纪的数字视听产品开发。
2.基于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双向组合升级：鄂尔多斯的“高端路线”
长期以来，国际羊绒制品基本上是洋牌子占主导，中国企业的自主品牌仅占2%，绝大部分使用外方品牌或贴牌加工和生产。作为中国羊绒产业的龙头企业――鄂尔多斯集团始终把研发、设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掌握在自己手里，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从简单的羊绒供应商成长为可以主导国际羊绒市场走势和价格的大品牌。
按照标准，市场占有率超过5%的品牌才能称作是领导品牌，在一个只有老大，而缺少领导品牌的市场，这个市场要想规范、健康成长是很难的，它还只停留在价格竞争的阶段。最严重的是陷入所谓的“竞争合流”――大家都做同样的努力，提供的产品区别不大，消费者被迫从价格上进行选择，最后往往是“共输”。而且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作为高档消费品的羊绒产品外销订单锐减。同时，由于羊绒市场近几年竞争加剧，提高市场份额的成本在增加，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难题。
鄂尔多斯果断求变，把产品向羊毛市场延伸，使品牌得以依托原有品牌的优势和流通渠道向相关领域扩展，以求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为了把握市场脉搏，鄂尔多斯集团从组织销售人员走出去，请人试穿试销，到组建时装模特队，足迹踏遍全国各地；从国内各大商业城市的意见征询，到世界服装消费市场行情的分析预测，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消费时尚和需求，并及时开发新品种，设计新花色。1998年投资1000万元建成行业最高标准的技术中心，2004年又投资6069万元，使之升级成为国家级技术中心，专门进行产品的检测和开发设计。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鄂尔多斯商标从无到有，已在41个国家完成了注册，并在洛杉矶、科隆、伦敦、东京等地建有6家分公司，21家直销店，产品覆盖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鄂尔多斯出口羊绒衫达200万件，创汇近1.3亿美元，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30%；国内市场上，建立销售点963个，遍及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近9亿元，占到国内市场的32%，成为中国羊毛衫行业中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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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公共产品；经济政策
一、引言
循环经济是针对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简单流动的线性经济而言的，是以可循环资源为起点，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废弃物)——产品”的反馈式闭环流动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过程排放的废弃物数量为主要指标，我们把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循环经济起步阶段；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废弃物零排放——循环经济成熟阶段。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是为了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直接污染而采取的替代废弃物简单焚烧、填埋方式的环境保护措施；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体现了从废弃物末端治理到源头治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转变；废弃物零排放，是指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反馈式闭环流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使生态负增长变为生态正增长，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注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循环经济发展的分析与介绍，概括出循环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各自特征以及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演变进程；通过对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对循环经济生态系统三个操作层次的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的循环经济政策。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及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演进
(一)废弃物回收再利用阶段及政府的激励性政策
以节约为目的，对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对生产末端和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循环经济起步阶段。此后，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积极地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和奖励制度，对企业和居民分类、收集、再利用废弃物的行为予以激励。
1.对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提供法律支持。德国于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设定了包装物再生利用的目标；并于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
日本于1991年制定《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目的是确保废弃物的适当处理和再生利用；于1997年又颁布《容器包装再利用法》，明确了生产商和市民对容器包装物具有回收的责任”。
2.奖励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3.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集活动，并向100万户家庭发放介绍垃圾处理知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更是利用广告衫、日历卡、笔记本、公交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号召市民参与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活动。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对于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培养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只是对废弃物的被动回收，仍然属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末端治理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二)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阶段及政府的强制性政策
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强化，人们逐步意识到，与其被动地等待废弃物产生后进行回收再利用，不如主动采取行动，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尽力把废弃物消灭在产生之前。
废弃物排放量减少是指通过绿色设计、生态工艺、技术评估等手段，实现尽可能接近零排放闭路循环式生产，在从原材料进厂到最终生产出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中都高度重视减少废弃物排放的问题，以达到源头治理的目的。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政策从提倡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转变为强制推广清洁生产，通过制定清洁生产标准，推广清洁生产技术，运用环境管理工具，督促企业减少废弃物排放。
1.制定清洁生产标准。199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污染预防法》，变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政策为源头治理的污染预防政策；要求工业企业通过设备与技术改造、工艺流程改进、产品重新设计、原材料替代以及规范各生产环节的内部管理等方式，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污染预防法》还在组织、技术、宏观政策和资金方面做了具体的制度安排。
2.推广清洁生产技术。199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台了《国际清洁生产宣言》，提倡建设国家清洁生产中心项目。约30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国家清洁生产中心。这些中心与十几个发达国家的清洁生产组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清洁生产网络，加快了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
3.运用环境管理工具。环境管理工具主要是指清洁生产审计、环境管理体系、产品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环境标志、环境管理会计等。随着各国环境保护思维方式的转变，各种环境管理工具迅速风行全球，成为许多国家实施环境保护战略的基本工具，也是很多企业管理和评价清洁生产过程及其效果而优先选择的重要工具。
(三)废弃物零排放阶段及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零排放”概念是1994年的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意思是，通过应用清洁技术、物质循环技术和生态产业技术等，实现对天然资源的完全循环利用，而不给大气、水和土壤遗留任何废弃物。
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中，即使最有效地实现废弃物排放量的最小化，仍然无法避免含有有用物质的最终废弃物的产生。废弃物“零排放”，不再区分资源与废弃物，因为对一个生产过程是废弃物的东西，对另一个生产过程则是资源。原本被废弃的物质将在经济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循环利用，最终达到废弃物“零排放”的理想循环经济模式。
在这个经济系统中，经济活动被组织成为“资源一产品——再生资源(废弃物)——产品”的反馈式闭环流程。经济系统内部以网络状的方式互相联系，进行物质交换，从而形成“低输入、高利用、零排放”的模式。当然，在现实经济过程中，“零排放”是“排放量最小化”的极限概念，是一个理想化模式。
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建设循环经济模式，努力构建以法律为保障、以经济激励为手段、以绿色技术体系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政策法规体系。
1.完善绿色管理规范机制。(1)绿色管理机制。日本政府设置了“环之国”会议机制：由日本内阁成员与10位日本民间的人士组成。“环之国”的基本理念是彻底抛弃20世纪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模式，谋求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的简洁、高质量的循环型社会”，以及“以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为指导思想的、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000年“环之国”会议通过和修改了(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品化法》等等多项环保法规。(2)建立绿色规范制度。2000年12月日本政府制订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及一系列与此相配套的专门法，如《废弃物处理办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利用法》、《家电再利用法》、《建筑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绿色采购法》、《化学品影响法》等。(3)搞好区域发展规划。1997年日本设立了“ECO—TOWN”工程，把“零排放”作为发展区域环境协调型经济社会的基本思路，以构建先进的循环型城市。
2.充分运用经济激励手段。(1)建立绿色核算体系。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综合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其中包括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政府和企业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该制度已被许多发达国家采用。(2)完善各种优惠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诸如创造型技术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推进循环型社会结构技术实用化补助优惠政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优惠和公司所得税优惠等政策。
3.强化绿色技术支持体系。为建立一个“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的循环经济社会，日本已基本构建了包括资源开发、原材料生产、中间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流通消费、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循环型技术体系。
三、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污染是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所造成的超过环境容纳限度的经济负效应。由于外部不经济性所引起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市场调节机制对于防治环境污染基本不起作用。当环境污染超出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时，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就成为必要。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也决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设系统中只有一个政府和一个企业。企业处理废弃物的行为选择由企业净收益决定；政府处理废弃物的行为选择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决定，受政府净收益的影响。政府与企业各自的净收益通过各自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得到。政府净收益(SR)为政府处理废弃物的成本(C)与更清洁的环境福利(R)之间的差额，即SR=R-C；企业净收益(PR)为企业处理废弃物和废弃物再利用所发生的经济成本(EC)与废弃物再利用的经济收益(ER)之间的差额，即PR=ER—EC。本文以企业净收益为横坐标、政府净收益为纵坐标，得出政府一企业净收益侧U型曲线图。
(一)废弃物回收再利用阶段政府净收益为负
企业的经济成本(EC)为回收废弃物和废弃物再利用所发生的成本，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收益(ER)相当丰厚，企业的净收益(PR)为正；同时，由于企业没有承担废弃物排放的社会成本，企业的生产成本被人为地低估了，企业有过度生产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的强烈动机，造成废弃物的过度排放。在没有外部强制性作用的条件下，企业排放废弃物的行为将会持续下去。因此，企业净收益曲线的起点(A)在第四象限，曲线沿X轴正方向延伸。
在环境污染的压力下，政府最先被迫承担由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支付巨大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成本(C)；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带来的更清洁的环境福利(R)却是有限的，政府净收益(SR)为负。因此，政府净收益曲线的起点(A)也在第四象限，曲线沿Y轴负方向延伸。
这时，企业净收益曲线的起点(A)与政府净收益曲线的起点(A)重合。政府—企业净收益侧U型曲线以A为起点，曲线向右下方延伸。
(二)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阶段政府净收益增加但仍为负
企业被迫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清洁原料，自行处理废弃物。企业市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所引起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企业处理废弃物的经济成本(EC)上升，企业的经济收益(ER)下降，企业净收益(PR)下降且为负。企业净收益曲线驻点移动到第三象限的B点。
政府采取法律法规、经济补贴等手段，倡导并组织废弃物的源头治理，强制企业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在政府处理废弃物的成本(C)不变的条件下，由于更清洁的环境福利(R)因企业废弃物排放量的逐步减少而增加，政府净收益(SR)增加但仍为负。政府净收益曲线驻点移动到第三象限的B点。
这时，企业净收益曲线驻点(B)与政府曲线净收益曲线驻点(B)重合，政府一净收益侧U型曲线驻点向左上方延伸至B点。
(三)废弃物零排放阶段政府净收益为正
随着废弃物排放量逐步趋向于零，单个企业处理废弃物的经济成本(EC)不断上升。为了降低处理废弃物的经济成本，企业之间按照横向或纵向工业生态链建立的生态企业群就应运而生。上游生产环节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环节的原料或能源。成熟的生态企业群，通过契约的形式不仅减少了单个企业处理废弃物的经济成本(EC)，同时也可以将废弃物变成有价值的新资源，创造新的经济收益(ER)，企业净收益(PR)为正。企业净收益曲线驻点从第三象限的B点移动到第一象限的C点。
政府采取法律法规、经济补贴等环境治理成本(C)呈下降趋势，更清洁的环境福利(R)增加，政府净收益(SR)为正。政府净收益曲线驻点从第三象限的B点移动到第一象限的C点。
这时，企业净收益曲线的驻点(C)与政府净收益曲线的驻点(C)重合，政府一净收益侧U型曲线以C为起点，向右上方延伸。
四、循环经济生态系统及我国政府循环经济政策
尽管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目前还处于概念引入、试验示范阶段，但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与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构建循环经济生态系统出发，把循环经济的理念分解为可操作的生态企业、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城市(生态社会)三个层次，由此探索我国政府循环经济政策。
(一)生态企业——政府的利益驱动与技术支持
生态企业内部循环系统是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一般来说，企业内部资源再生循环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将流出生产系统之外的资源回收后作为原料返回生产流程中；二是将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废弃物经适当处理后作为原料或原料替代物返回原生产流程中；三是将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废弃物经适当处理后，作为厂内其他生产流程中的资源(见图2)。
生态企业内部循环的典型事例是化学制造业的龙头老大——杜邦化学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员把工厂当作试验循环经济理念的实验室，把3R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实际相结合的“3R制造法”，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他们通过放弃使用某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每年可使生产造成的塑料废弃物减少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70%。同时，他们在废塑料(如废弃的牛奶盒和一次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学物质，开发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等新产品。
在生态企业内部循环层次，一方面，由于企业把一部分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企业的经济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生态技术尚未成熟，企业独自研发、应用、推广循环经济技术，所需资金投入大，风险大，影响企业构建生态企业内部循环的积极性。因此，在生态企业内部循环层次，我国政府的循环经济政策应该是：
1.研究企业的经济行为、环境行为，以财税优惠、经济补贴、优先采购等政策，以经济利益驱动生态企业循环经济的实现。
2.支持开发循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加速循环经济技术成熟进程。
(二)生态工业园区——政府运筹与组织
生态工业园区是在划定的区域内，把具有产业关联度的不同企业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的产业共生组织，使得上游生产环节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环节的原料和能源。(见图3)
丹麦卡伦堡是目前世界上生态工业园区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个生态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石膏板生产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不仅减少了废弃物排放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在生态工业园区层次，按照横向或纵向工业生态链建立的生态企业群不但可以降低生态企业独自处理废弃物的经济成本，而且可以将企业的废弃物变为企业的新价值源泉。但是，生态工业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却因彼此之间交易量的扩大而增加。我国政府促进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循环经济政策应该是：
1.按照循环经济理念，搞好生态工业园区的统筹规划。集聚具有互补配套功能的企业和项目，形成生态产业链或产业群；条件成熟时可成立康采恩性质的集团。
2.构建基础设施，完善政策制度。借鉴高新科技园的做法，完善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制定税收、信贷、进出口等优惠政策；提权、分配、劳动人事和社会等制度条件。
3.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协调、指导生态工业园区内部、园区内外和园区之间的信息、技术、物资的交流，提升园区整体的生态经济效益。
(三)生态城市(生态社会)——政府规划与市场推进
生态城市(生态社会)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挖掘整个城市或全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及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明，实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持续发展。
创建生态城市(生态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不同层次之间的循环链接。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上游企业生产的废弃物就是下游企业的原料，从而实现生产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生态环境最佳。在生活领域，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回收利用。整个城市乃至全社会都纳入循环经济圈中，生产和生活之间建立连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大循环(见图4)。
要使生态城市(生态社会)从概念变为现实，实现“零排放”循环经济的理想，我国政府的循环经济政策应该是：
1.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济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科学价值观，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增强公众参与、监督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营造绿色优先的社会氛围；加快循环经济法治建设，形成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2.在已取得的生态企业和生态工业园实践的基础上，确立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合理规划生态城市，依法建设生态城市，积极调整产业政策，依靠市场机制培育循环经济核心产业，构筑生态城市的循环产业链，扩大循环经济的辐射范围，加快生态社会建设的进程。
五、结论
早在农业社会，就出现了因为短缺而回收生产和生活过程废弃物的经济行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启动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企业因其净收益的变动而具有不同的行为冲动：在废弃物回收再利用阶段，过度生产，过度排放；在逐步减少排放阶段，规避责任，规避监督；在废弃物零排放阶段，积极参与，努力推进。政府作为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应当针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激励性的推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政策法规；强制性的推进废弃物零排放的进程；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努力实现人与环境的友好相处，实现生态的正增长。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进程可操作化为三个层次：生态企业——政府的利益驱动与技术支持、生态工业园区——政府运筹与组织、生态城市(生态社会)——政府规划与市场推进。围绕实施循环经济发展三个层次的战略，研究具有操作性的循环经济政策是循环经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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