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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东欧／经济转轨／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以前，中东欧国家普遍实行国家保障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保障权益，所需资金由公共资金无偿提供。保障项目包括覆盖全国城乡的退休金保障、公费医疗、家庭津贴、教育补贴、消费补贴、住房补贴，以及其他公共福利事业等。
1990年以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经济转轨，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的经济制度已不相适应。更重要的是，经济转轨时期连续几年的经济滑坡使社会保障支出难以为继。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中东欧国家开始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以独立于国家预算外的社会保障基金取代由国家统包的大锅饭式的社会保障。
新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
在原社会保障制度下，社会保障支出直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负担。转型初期，原社会保障体系依然维持，同时，国家面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加剧、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社会保障支出急剧膨胀。以匈牙利为例，1990年，按照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28.4%，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达到46.3%；加上各种含有社会福利因素的经济补贴，如价格补贴等，使与社会福利有关的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8%，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达到56.8%，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新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制度为基础，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疾病与生育保险、家庭津贴等组成。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参照欧盟国家的模式，以社会保险基金的形式运作，基金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缴纳的保险费；生育保险、家庭津贴等由国家福利基金负担。
为了扩大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中东欧各国先后建立起社会保障税。据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记载，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是：保加利亚21.7%，克罗地亚31.74%，捷克38.75%，爱沙尼亚32.34%，匈牙利29.23%，拉脱维亚34.49%，立陶宛32.26%，波兰24.31%，罗马尼亚28.7%。此税一般以工薪总额为税基，乘以规定税率。各国税率不一，其中匈牙利60%，波兰50.2%，斯洛伐克50%，捷克45.5%，罗马尼亚43%，爱沙尼亚33%，立陶宛31%，马其顿30.1%。
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中东欧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3。在原体制下，退休年龄一般在女55岁，男60岁，平均退休年龄57.5岁。退休金水平比较高，平均养老金相当于平均工资70%-80%，还有许多免税和特殊待遇。转型初期，失业人口剧增，提前退休成为解决失业的替代方案，加剧了退休队伍的膨胀。养老金支出成为中东欧国家政府预算中最大的项目，占各国GDP的10%-15%。
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研究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中，推荐了多支柱制养老金制度，这种制度包括以下要素：支柱一：公共管理的养老金，以税收的形式筹集，为所有较年长者设计，提供最低收入的强制性公共养老金制度，实行现收现付制；支柱二：强制性的、完全积累的、由私人管理的养老基金，可采取个人储蓄账户或职业年金计划两种形式；支柱三：自愿的职业年金或个人储蓄计划，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入及保险的人提供额外保护。
这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首选方案。拉脱维亚最早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1995年11月，议会通过政府提交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1996年1月1日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开始生效。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在1996年以后建立了三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保加利亚2000年开始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把退休金分为一般退休金、残疾金、继承性退休金、特种退休金等4种形式。除此之外，保加利亚设立了自愿参加的“退休”基金。捷克国家发放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固定部分，所有退休者数额相同，用来保证基本生活水平，它的水平取决于国家的具体经济情况、社会费用标准。二为浮动部分，取决于退休者的工龄、工资情况。
在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中东欧国家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由于原来法定退休年龄偏低，人口老龄化加剧，大量人员提前退休，养老金领取者的队伍迅速膨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带来双重的弊端，一方面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另一方面，大约50%-70%的养老金领取者在其“退休”后的头10年还在继续工作，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收入难以被税收网所覆盖。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东欧国家在改革中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波兰政府将退休年龄提高到男性满65岁、女性满60岁，同时要求工龄分别达到男25年、女20年以上的职工才可提出退休申请。1995年匈牙利男、女职工退休统一提高到62岁。1996年捷克实行新的养老保险法，从1996-2007年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男子从60岁提高到62岁，妇女从53—57岁提高至57-61岁。保加利亚在2009年以前逐步将男子的退休年龄由60岁增至63岁，女子则由55岁增至60岁，但军人和特殊行业的劳动者则可提前退休。立陶宛退休年龄也逐步提高，男每年提高两个月，女每年提高4个月，到2009年达到女60岁、男62.5岁。爱沙尼亚退休年龄提高较快，每年均提高6个月，最终达到女60岁、男65岁。
由于制度转换，人口老龄化加剧，公共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资金严重不足，难以平衡，中东欧各国政府都利用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建立养老基金。
转型期间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着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了确保退休者利益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中东欧国家先后根据通货膨胀率对享受退休金待遇者实行补贴。例如捷克通过立法使养老金的物价补贴制度化。该法规定，消费价格每增长5%～7%，就对退休金进行一次调整，调整的幅度参照实际工资的增长情况。波兰则以混合方式对退休金进行保值，一部分按通货膨胀率保值，一部分按工资涨幅保值，即国家养老金根据涨价幅度进行调整，而投保得到的退休金则根据平均工资的增长提高。
匈牙利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上创造了以土地换年金的方式，解决年迈放弃耕作的农业人口的生活费，年金相当于城市的退休金。匈牙利的土地换年金计划，每期都由国家土地基金管理局实施。第一期解决了3600个60岁以上土地所有者的年金问题，国家通过法定合同收回土地并发给土地所有者年金。至2003年，匈牙利已实施三期土地换年金计划。
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十几年来，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中东欧各国政府和老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2005年初，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中东欧国家中一直被认为状况最好的匈牙利，47%的居民认为失业问题是他们最大的烦恼。2005年初，匈牙利失业人口达到近6年最高峰，超过30万，比前一年同期增加5.2万；失业率达7.2%，比前一年同期增加1.2个百分点。失业者的45.4%已至少失业一年以上，失业时间平均达16.2个月。波兰总理在正式加入欧盟的第二天宣布辞职也与20%左右的失业率有关。
解决失业问题一直是各党派竞选中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各国政府一方面采取各项措施扩大就业渠道，帮助失业者再就业，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加紧构建失业保险制度，缓解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各国相继颁布“劳动法”、“促进就业法”、“就业与失业法”等法律法规，并根据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对法律法规进行多次修订，对失业标准、失业保险基金的建立和管理、失业人员的救济、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等问题做出规定。
1989年以后，各国政府都建立了失业救济基金，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以应对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匈牙利法律规定，长期失业者(指失业一年以上)最多可以得到为期2年的失业救济，救济金额最高为最低退休金的80%。捷克的法律规定，失业者可领取最后工资的60%，期限为3个月，期满后减为50%，期限仍为3个月；半年后仍不能再就业者，可领取一定数额的社会救济。罗马尼亚的失业救济金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2/3，由国家预算拨款；工人失业后在一年半内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满后仍找不到工作者，可再领取9个月的社会补贴。
为了减轻失业者的负担，中东欧一些国家还规定，雇主在解雇工人时，必须支付一定的赔偿金。例如，立陶宛劳动法规定，雇主在并非劳动者自愿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向劳动者支付中断劳动关系赔偿金，赔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长短，一次性支付1-36个月的平均月工资不等。斯洛文尼亚劳动法规定，雇主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须向失业者支付至少6个月的最低工资或一次性支付一笔赔偿金，连续工龄满9个月以上的失业者有权获得原工资70%的失业赔偿。
另一方面，各国加紧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为强制性保险，除个体劳动者外，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要加入。失业保险基金又称劳动力市场基金，由职工和所在单位交纳的失业保险金形成，以税收形式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上缴给劳动力市场基金管理机构，并由该机构自行管理，自负盈亏。
保加利亚1998年颁布《社会资助法》，在2002年4月和12月两次修订，以规范对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和生活陷于贫困的弱势群体的救助。
对失业者的救济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帮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各国政府在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职业培训机构。这些转型国家的职业培训活动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把职业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培训的形式灵活多样，便于受训者接受；二是收费比较合理，充分考虑到了受训者的承受能力，并且原企业和工会也都根据有关规定向培训单位提供一定数额的培训费；三是政府还鼓励私人开办各种类型的再就业培训学校，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都给予优惠。
匈牙利、捷克政府将利用外资与解决就业结合起来，对解决就业机会多的外商，或者在解决就业比较困难的偏远地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和其他方面给予优惠。
保加利亚还实行了以工代赈政策，从2002年开始实行“保加利亚森林恢复和保护计划”，组织失业者参加植树造林，当年安排了9000名失业者就业。林业成为解决保加利亚失业问题的重要领域。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口”失业者的办法，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签订了向这些国家输出劳动力的协定。到上述国家工作的保加利亚失业者多数从事旅店、餐馆等服务性工作。
新的医疗保险体系
1991年前，中东欧国家实行福利社会模式，全民医疗保障。这种医疗体制耗费国家大量预算资金，在转型后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参与下，中东欧国家开始建立市场化的医疗保障体制。由于先前已经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因此，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是涉及面最广的改革，也是难度最大的改革。
中东欧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共同点是建立健全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将原由国家全额拨付医疗经费改为个人、单位和国家三方共同承担。普遍医疗保险分为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种。有权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必须加入医疗保险。建立由专业医院、社区医院和私人诊所组成的医疗网络。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居民可自由选择家庭医生。减少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数量，以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
2003年1月23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成立国家医疗卫生基金及普遍医疗保险法》并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新法规，波兰重建了全国性的医疗保险体制。新医疗保险体制的核心是集中管理全国的医疗保险经费，使全体投保人员能得到平等的医疗待遇。国家医疗卫生基金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机构，取代原来的17个医疗保险管理机构。普遍医疗保险的对象是所有波兰公民以及合法居住在波兰的外国人，不包括驻波兰的外交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普遍医疗保险分为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种。凡是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和农民社会保险的人员以及所有军警司法人员都有义务参加医疗保险，其他人员可自愿申请参加保险。职工和农民交纳保险金后，其按规定不需另交保险的家庭成员也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医疗保险的范围包括各种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但与治疗无关的健康体检、疗养、国外进行的治疗等医疗服务不在保险范围之内。
匈牙利医疗保健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分流，减少社会的医疗服务成本，解决医生的就业问题。建立专业医院、社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医疗网络。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居民可自由选择家庭医生。减少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数量，以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其次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保险体制。从1993年开始，实行医疗保险自治，医疗保险费由个人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生活贫困者，经有关部门核实，可继续享有免费医疗。从1993年开始，还推行了自愿的医疗保险制度，设立非盈利性的健康保险基金管理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只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居民要享受更高等级的医疗保健服务，可自己选择个人医疗保险基金投保。
匈牙利医疗保险体制的特点是，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交纳保险金的人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子女老人也享受同等待遇；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地方自治政府交纳。在匈牙利工作的外国人，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人，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交纳医疗保险费用，并与医疗保险公司签订医疗卫生保险协定，享受与匈牙利公民一样的医疗待遇。
1991年捷克开始酝酿医疗制度改革，通过医疗保险法。199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由两部分构成，即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和自愿参加的医疗保险。根据医疗保险法建立国民医疗保险公司，每个公民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基金不足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贴。领取养老金者、未成年子女、大中学学生、军人、失业者等，由国家支付保险金。所有医疗保险公司都统归卫生部管辖，并建立了中央协调机构。1993年开始开放自愿医疗保险市场。实行了国有医疗设施私有化，兴办多元化的医疗服务。允许私人和集体兴办医疗事业，并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医生和医院，国家还鼓励医生提供家庭服务。许多医院将无偿地转入地方，成为地方和私人的共有财产，其中一部分还给教会，全国将逐渐形成国家、私人、教会和慈善机构共同提供医疗服务的局面。捷克人均年就医次数是欧盟平均次数的一倍，由于医疗费用高，捷克政府医疗补贴数额巨大。捷克在2004年进行了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每个公民每年将需交纳2000克朗(约合72美元)作为医疗福利基金，在生病时享受有关药品费、处方费、门诊费及住院费用等各项医疗开支的政府补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社会救济人员可以申请该基金的返还。
健全家庭津贴制度
家庭津贴一直是中东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9年以前，家庭津贴主要包括儿童照顾津贴、儿童生活补助津贴、职业妇女母亲的保留工资或非职业妇女母亲的生活补助、价格补贴等。
经济转型以后，由于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各国的家庭津贴制度都进行了改革，降低了津贴标准，抬高了享受津贴的门槛。原本实行的免费教育也改为收费教育。1994年底通过了国家社会补助法，并于1995年起正式生效。新法改变了以往大多数家庭申请社会补助的条件和结算的方式，并对申请者提出了严格限制，改革的宗旨是提高每个家庭在自身经济条件下所应承受的责任。波兰1994年颁布《家庭救济法》，重新规定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的标准。匈牙利在1995年也大幅度降低了家庭津贴标准，严格规定了享受家庭津贴的标准。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社会团结;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73-01
在我国,宏观层次上的目标制定上,就一直以政治的、经济的目标和理念为主,这导致围绕“整合”、“团结”和“认同”等理念的思考一直出于边缘状态,更多的只是作为“发展”、“进步”、“公正”等目标思考的支撑。这导致我们在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中,从宏观到特定层次的目标定位出现了缺乏、模糊、不适等情况。社会团结,作为社会政策自身理念创见的结果,必将与社会公正等理念一起,为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方向的制定提供支持。
1 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与社会团结的联系紧密
首先,社会团结与社会政策理念(社会公正)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基于人类发展的特殊性,公正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尽,一定范围的社会团结更偏向于是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和阶段实现。社会公正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关键,是社会团结的手段与目标。
其次,公正偏向一种实质的普惠,团结偏向对于差异的理解。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公正理念的核心追求和突出强调。(1)P53这种追求和强调可以通过社会团结度的扩大和加深来不断实践,而且,社会团结也可以维护和扩大公正追求的阶段成果。
最后,社会团结的阶段目标离不开不同社会保障政策理论范式的孕育。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也有培养民众的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以维护体制的合法性的功效;(2)P31在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中,正是功能主义一直强调系统的均衡和整合,在社会行动系统内,社会团结既是一种观念形式还可以成为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标。
与功能论不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运作被冲突理论看成是一种利益冲突的过程。笔者认为,陌生人世界的社会共同体建设,价值观多元时代的意义共同性建设都离不开团结理论的支持。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言,所有国民,特别是农民、妇女等弱势群体应该团结起来,再由政府和专家对其增能和赋权,以扩大同市场博弈的力量。
2 “差异理解”的社会团结是对“过渡模式”的支撑
城乡一体化作为“过渡模式”需要一种过渡目标的支持。社会保障政策的目前模式与“全民统一模式”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模式”――城乡整合模式,(3)P262这种城乡整合模式可以概括为“有差别的统一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普惠模式的建立过程,这个过程而非结果需要社会团结的理论支持。针对当前国力有限的情况,我们应该提倡社会团结目标的构建,这种构建就是一种不放弃对公正目标的努力。现阶段,强调对“差异理解”的社会团结更适合二元体制的渐进改革过程,以消除城乡偏见,统一城乡市场,加速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增长阶段,与社会结构变迁趋于一体化,……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促进社会结构更高水平的整合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4)P4另外,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更透彻的警示我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普遍化政策距离人类社会还有相当的一段路程。这样两个方向上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的模式方才真正给社会带来稳定。
3 结构转型差异呼唤社会团结的支持
当前的社会形势主要反映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差异上,众多的社会差异需要社会团结的调节机制,社会团结将对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起到黏合作用。当前我国的社会差异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城乡二元,东西差距,贫富分化,多元理念等。正是这些差异导致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乏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这使得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5)P365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隔阂,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抵触,种种问题和矛盾呼唤一个新的团结机制建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正是和社会团结精神相互促生的。
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导致我们实现公平公正的手段有限,很多时候,很多政策不能上升到宪法程度而强制的统一推行,以致于带有很浓的人治味道,在政策法制化期间,这些政策需要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公正目标与现有手段不能同步的状态还将存在一段时期,这需要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上,增强集体认同感,支持国家政策。比如,现价段“工业反哺农业”、“东部支援西部”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种以“爱国统一战线”为价值形式的社会团结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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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著\[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3]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2007.
[摘要]在我国上市公司均向社会提供其社会责任报告的背景下，对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针对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趋势方面表现出的“两多一增”的特点，结合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混杂、结构各异的现象，总结出社会责任报告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和第三方审计制度、引导企业社会责任与主营业务有机结合、明确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等建议。
[关键词]价值链；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中图分类号]F27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115-03
作者简介：韩东（1980-），男，黑龙江宾县人，牡丹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孟祥革（1983-），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牡丹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殷国文（1981-），男，黑龙江双城人，牡丹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学士，研究方向：经济学。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QY201110）。
由于环境污染、产品质量问题和公益慈善透明度不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加剧，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今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以往均是从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实践单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2010年我国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结合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从企业的经营活动出发，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满足企业获利要求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链理论概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不同的学者和机构都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定义。20世纪初谢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美国管理学大师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社会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我国学者袁家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世界银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会与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三个中心圈”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而在众多的阐述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当属由阿奇·B·卡罗尔提出的“卡罗尔结构”，他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抽象的范畴。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了明确的内容，并突出了经济因素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地位。
综合以上观点，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所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主动考虑包括股东在内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其对企业各方面的期望诉求，积极满足其利益要求的行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员工、客户（消费者）、政府、社区和环境等。
（二）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理论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 1985 年首先提出来的。波特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由各种各样的活动构成，每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企业所有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便构成了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称之为价值链。价值链的价值活动可分为两类：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基本活动是生产经营的实质性活动，是产品从原材料的初始形态，逐步实现增值，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支持性活动是用来辅助基本活动
而且内部之间又相互支持的活动。企业的支持性活动并不分别与每项基本活动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可以提供一个稳定、有效的环境支持整个价值链的运行。其中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操作、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支持性活动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管理。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链理论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其本质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企业会通过价值链上的各种价值活动影响外部环境，同时外部环境影响着企业价值链上的各种价值活动。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企业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必定会影响外部环境，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是消极影响；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外部环境的同时企业本身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这种环境影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只有企业利用价值链理论来整理归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社会影响，并对这些社会影响进行调查、排序和整理，才能尽可能地消除企业价值链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寻找并利用某些企业活动使之既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又能创造企业利润。
二、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社会与广大公众对企业的普遍期望和要求，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已成为全球优秀公司的通行做法。本文以我国企业2010年公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趋势、企业构成以及具体内容做多角度的分析，为促进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一）报告趋势
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趋势方面来看，表现为“两多一增”。即总体数量多、以“社会责任”为题的数量多和经第三方检验增多。
2012年5—6月，898家中国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同比增长了18%，其中工业企业639家。在报告名称方面，以“社会责任”为题的报告相比于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占到报告总数的3/4，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题的报告在缩小，还有少部分报告采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公民报告”、“持续经营报告”、“环境·社会报告”等名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第三方审验是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企业社会责任100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中国本土企业中，超过半数（7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第三方审验。而上榜的全部外资企业中，约3/4（76%）的报告都有三方审验。与2010年相比显著增加。
（二）报告的企业构成
从报告的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数量增长比上年有所下降。外资企业数量有明显上升，但整体占报告比例很小。上市公司数量继续上升，仍占到报告企业的多数。报告的企业所属的行政区域已经覆盖除澳门外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取得了零的突破，了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从行业来看，报告仍集中在部分行业，数量较多的依次为其他制造业（不包括纺织、医药、汽车、造纸、电子制造的其余制造类行业）、金融、冶炼、电力、运输仓储、信息科技、房地产和化工行业等。报告数量整体增长较为平均，其中增长较快的有金融、电信、电子制造、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三）具体内容分析
1对社会责任战略、风险和机遇的分析有所提升。超过六成的报告中提到了社会责任战略，但是对战略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的不多。在披露的报告中，多数报告对其利益相关方的情况进行了披露，并列出了公司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同时依据重要性的程度进行排列。其中，有半数报告能列出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或期望，以及企业对此的回应。
2在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方面，管理信息完善与绩效信息相对缺乏同时并存。从内容完整性和信息质量上来看，员工管理的内容是最完善的部分。具体内容有“员工的管理培训体系”、“健康管理制度”、“安全保障制度和平等雇佣制度”等。在员工责任绩效方面大部分报告只有基本信息，而几乎没有对员工权益保障等重要信息的披露。
3在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方面，重管理轻责任。多数报告在产品和服务的管理方面阐述最多的是“产品/服务的管理体系”和“产品/服务的创新机制”；而只有半数左右的企业对客户反馈（投诉）机制和客户满意度情况进行了描述，很少有企业说明反馈（投诉）的比例和投诉处理的情况。
4在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方面，“节能减排”和“绿色办公”占主要地位。多数企业均阐述了公司总的环境保护方针、目标以及降低能耗的政策、措施，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和减排情况以及能源、水或原材料的使用和节约情况等。
5在对社区的社会责任方面，公益慈善最完善、社区建设内容多样。在公益慈善方面，绝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企业公益慈善的制度，具体说明了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情况；在社区建设方面，不同企业根据其行业或企业运营的特点，在对周围社区的影响以及对社区或当地社会的贡献方面进行了描述。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价值链理论，可得出如下结论：1报告的总体数量在增加，并且能围绕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披露信息，但是信息质量仍需提高；2现行社会责任报告多专注企业成绩的宣传，而相关企业绩效指标较少，同时负面信息披露较少；3第三方机构审验和点评非常少，导致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信度偏低；现行社会责任报告缺乏强制性的第三方审计制度，故其可信度偏低；4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杂乱，针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阐述不明确具体，多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向模糊，与企业所从事经营活动相差甚远，多为完成制度所规定的最低要求；5缺少统一的行业社会责任标准，没有充分发挥行业优势。
为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加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力度，需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继续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同时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和第三方审计制度。其次，引导企业社会责任与主营业务有机结合。企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必须选取与自身的业务有交叉点的社会问题制定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这样既能提高企业利润，又能履行社会责任。第三，明确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不同的企业由于所处行业不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经营范围，其价值链的重心和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也有所不同，因此它们应承担不一样的社会责任。所以只有明确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才能真正调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业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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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信息生态；业务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19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Grid Social Service & Management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bstract Grid Social Service & Management System is a way of intensive and intelligent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nd combining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Haidian District realizes the closed-loop service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including the "big， small， micro" triple loop based on the hierarchy theory， five kind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principle of feedback control， and the seven key links for the purpose of cooperative co-evolution.
Key words grid；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ecology； mechanism； innovation
1 引言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引起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应用，自2005年6-7月间，建设部和北京市下发文件，在全国27个城市推广北京市东城区的做法[1]，全国多个城市实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改善了原有的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流程。“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以责任制为核心，在社区（村）以下划分网格单元，并通过网格整合力量、共享资源、优化流程，同时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精细化服务的智能化社会管理方式[2]。在社会服务管理方面，全流程主要是指各个地区为解决群众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所经历的一系列工作环节，这些环节协同进化，相互作用，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北京市海淀区在借鉴这些城市或地区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流程的基础上，以信息生态理论为指导，结合自身社会服务管理的实践特点，实现了全流程闭环业务融合，并借助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机制实现管理创新。海淀区政府综合考虑了“人、地、物、事、组织”等因素与相关理论的指导实践，搭建了一个基于信息生态的整体系统，并通过内外联动、环环联接、有机融合的“全流程闭环模式”实现业务、流程、环节三者的协同进化创新。其中，海淀区政府提出的全流程闭环业务主要体现在以层次性为基础的三级循环、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项机制、以协同进化为目标的七个环节，通过上述三方面业务的有序执行、正确反馈，开展海淀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活动。
2 理论基础
全流程闭环业务模式是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生态理论认为信息生态要素包括技术、人与信息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由于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既涉及到技术又涉及到人，更依赖人在信息基础上所采取的信息行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进化系统，所以整个管理实践活动离不开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
2.1 信息生态的概念及特征
“信息生态”是研究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并协调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三者的发展。若将信息生态看作一个宏观的系统，信息生态系统则是由人、工作、价值和技术组成的信息环境，并通过技术支持人的行为或工作流程[3]。简单来说，可从两个视角理解信息生态，一是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信息活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的转变；二是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信息生态，更能准确表达信息生态的内涵。
根据相关研究，笔者将信息生态系统的特征归纳为五点：（1）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的各种联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生态是一个由多要素共同组成的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变动和连动，促使信息生态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及人的能力[4]；（2）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层次性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都是相对的，是具有层次性的。其中，系统内的运作不受到因果规律限制，其投入与产出没有严格的因果联系[5]；（3）这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影响与制约[5]；（4）信息生态系统通过系统开放性促使不同部分依据各种联系共同改变与协同进化，即开放的特性使得信息生态系统成为一种生命系统，通过自组织能力使各组成成分相互联动共同改变和协同进化[5]；（5）人是维持生态生存必须的关键性物种，人作为联系关系的纽带与桥梁，不但可以吸收更多的因素进入系统，也可以联结与操作各种因素来提高信息利用效率[4]。
总的来说，信息生态理论强调系统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强调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强调系统的进化思想[6]。
2.2 国内网格化社会管理机制现况
到目前为止，全国多个城市实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并提出可借鉴的流程机制。如北京市东城区根据网格化社会事件管理特点，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事件“发现上报-指挥派遣-处置反馈-任务核查-评价考核-结单归档”的六步闭环业务协同法[14]。北京市朝阳区优化工作流程，健全运行机制，在完善信息采集维护机制、问题源头发现机制和综合管理执法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信息分级共享机制、任务协调处置机制、分层处理解决机制建设。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进行网格化管理的工作流程，总体可划分为监督和指挥两大职能，涉及信息采集、监控和评价、指挥调度和协调、具体执法和事务处理等四个层次，而工作业务流程则包括了信息收集、信息登记与核实、任务立案、任务分配与处理、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六个阶段[15]。晋中市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采取了五项机制，即实施党建引领、闭环运转、部门联动、组团服务、效能考核五项机制，实现服务管理高效化[16]。长沙市开福区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施情况，是通过“发现上报、指挥派遣、处置反馈、任务核查、考核评价、事件归档”的六步闭环档案，动态显示了每一件网格事务处理的全过程和处理效果，从而使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时效得到了加强[17]。
纵观上述文献和实践可以发现，各地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成效显著，对于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2.3 信息生态理论与全流程闭环业务融合
全流程闭环业务涉及许多方面，如信息采集、任务派遣等等，在具有独立、特定功能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维持整个网格化业务体系的正常运转。整个业务循环过程中包含信息、人、技术、信息环境等要素，并且维持要素之间的平衡。因此，全流程闭环业务可以被视作一个信息生态系统。
内嵌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必然使信息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地域性、协同性和以人为本等5个特性。本文将这些特性视为海淀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机制的主要设计原则：（1）系统性。在社会服务管理中主要指各要素、各环节、各层次、各部门构成了一个整体，整体效用大于各部分效用加总之和；（2）层次性。根据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地区特点和实践总结，对社会服务管理的层面划分，各层面能够处理的问题，由各层面独立解决，对于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则由各层面协同解决；（3）地域性。不同地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社会服务管理方式具有差异性；（4）协同性。社会服务管理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生命体，各要素、各环节、各层次、各部门具有自组织的能动性，实现协同进化；（5）以人为本。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讲，实施社会服务管理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再从社会服务管理的要素来讲，在社会民情信息、工作人员群体、技术和信息环境等要素中，工作人员是主导性的因素，工作人员相互协作，使得社会信息得以采集、相关技术得到最大利用，从而改善信息环境。
综上所述，信息生态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可以为全流程闭环业务实践提供指导，渗透到各个业务环节之中。北京市海淀区在信息生态理论的引导下，完善了社会服务管理的运行机理，实现了业务机制的创新。
3 以层次性为基础的“大、小、微”三级循环
实施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生态是指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由信息人、信息流、管理实践和技术等因素构成的一个自组织、自我进化的系统，其中信息人作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由个体的自然人、群体或组织构成，他们在系统中可以分别承担信息供应、信息传输、信息消费和信息分解四项职能[7]。
信息人主要是指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利用社会信息的工作人员；信息流是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客体，是信息内容及其运动状态的统一体，是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或信息；管理实践即指在信息流基础上，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社会服务管理活动；技术则包括“一网一库一平台”在内的所有相关信息技术。技术化的环境可以有效促进社会信息的传输、交流、反馈和循环，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依托这种技术化的环境及时应对或者预测、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从而最优化地实现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这一有机系统的价值。
层次是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即构成系统的结构。信息生态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信息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能级原理源于管理学，是把系统内的各种管理手段和要素，按其能量大小进行分级，制定出每一能级相应的行动规范和操作标准，以此来建立管理系统的稳定结构，确保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
结合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践，根据社区（村）、街道和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具体情况，运用能级原理，将网格化社会服务生态系统分为社区（村）、街道和区3个层次（见图1）。每个层次在社会服务管理中担负的职责不同，因而所处的能级不同。在自身构成系统的同时，又与其他层次相互连通。以此能级原理为依托，海淀区网格化系统融合分析平台除了按照前述五个服务管理机制的主要原则，综合考虑了业务集中化、流程规范化等业务原则，充分整合现有信息系统的共性特点，将业务办理流程全部融入“微循环”、“小循环”、“大循环”总体业务流程（见图2）。
在区级层面：信息人即区级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人员，这些管理人员通过多种渠道（包括技术平台）从社会中采集信息，在了解情况之后，受理立案，联系相关部门，并根据职能不同进行分拣派遣，属于区级问题，批转至区专业部门，属于街镇或社区问题，先下发至街镇级平台办理。在事件或问题下发到相应平台之后，对任务进行处理、反馈，并进行结果督查，最后完成结案。
在街道（镇）层面：信息人主要指街道（镇）级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他们除了通过多种渠道直接采集信息外，还会受理区指挥中心下派、社区（村）上报的问题。所以，在海淀区整个全流程闭环业务中，街道（镇）层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纽带连接作用。
在社区（村）层面：社区统一受理街镇分中心下派、网格员上报、监督员上报等渠道反映的问题，社区层面的信息人是指社区层面负责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这个信息生态系统中，社区层面处于最基层，也是最不可忽略的一层，社会问题通常是由基层人员上报，才得以被及时发现。
通过对整个区进行合理划分，实现3个层次的各司其职，有效运转。而且，无论是层内，还是层与层之间，社会服务管理都不再局限于技术方面，而是愈来愈重视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的相互关系，关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果。归纳来说，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处理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独立”与“联合”的关系，所谓“独立”是指各层级内部业务不太需要与其他层级业务有所交互，有较大的独特性，由此导致各层级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存在于一个封闭而稳定的状态。但这3个“独立”的层级生态系统并非完全“独立”，而是能够在需要的情况下，相互对接与协同。如，区级平台接到反映问题的信息后，对街道单位责任范围的问题，及时转到街道级平台、街道级平台接收反映问题的信息后，对社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转到社区级平台等，实现问题信息的共享和交换，业务之间保持协同，因此，这些层级生态系统是“独立”基础上的联合系统，互通互联。
二是运用信息生态的整体思路实现了社会管理信息和对不同类型信息的集成，并把所有参与或影响组织信息管理活动的因素全部纳入到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中。如，网格员、群众以及各级组织的工作人员等，使得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组成因素的角色范围扩大、联系渠道增加、相互影响加深。
三是吸收了信息生态系统的进化观点，持续完善业务流程，提升了办事效率。在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对流程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大、小、微”循环的基础上，根据街镇、社区自身的实际情况，优化工作流程，形成初步方案，开展意见征集，从而完善了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项管理机制，并建立了以系统协同为基础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4 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种管理机制
在控制论中，“控制”的定义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于该对象上的作用。控制的基础是信息，任何控制都有赖于信息反馈来实现[8]。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一个信息生态系统，控制论研究的对象是系统，反馈又是控制论的核心。因此，在管理机制方面，充分利用控制论中的反馈原理，并拓展反馈原理的应用方式。以满意度回访机制为例，当基层将问题信息反映到社会服务管理平台之后，相应的办事部门会根据群众提供的问题信息按规定的流程来解决问题，在问题得到处理后对群众进行回访以了解问题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仍存在问题有待处理，那么相应的层级平台会进行再调控，通过这样一种反馈控制的过程使提出的社会问题得到全面的解决。社会服务管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五项（见图3）。
4.1 协调联动机制
在组织运行实践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联动，关于协调联动机制，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是逐步完善无缝隙联接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健全与区办重大信息共享机制；三是建立与区司法局建立法律援助机制；四是与区法制办合作形成城市管理问题处置责任争议裁定工作机制；五是建立与区监察局的协调联通机制，加强问题的协调督办。
从反馈控制的角度来看，当社会问题反映到相关平台之后，该平台会对问题进行判断，与问题涉及的部门及时沟通，例如上述提到的区公安局、区办、区司法局、区法制办和区监察局等部门，传达问题信息，相关部门收到问题信息后，进行相应处理，与区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协同联动，处理完毕之后向该中心传达处理结果，中心据此进行相应调控，实现一个完整的反馈控制过程。
4.2 双向考核机制
在现有绩效考核的基础上，依托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实施条块“双向”考核评价制度，建立网格工作人员、网格、街镇、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双向”考评机制，强化街镇、社区（村）对区属专业部门及其派驻机构履职情况的考核评价。从反馈控制的角度来看，双向考核的对象在了解到自身的考核结果之后，会依据考核结果对各自的工作方式进行调整，结果稍差的人员可以据此改善工作手段，更新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当然，考核对象如果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诉，由领导小组处理。
4.3 案件跟踪机制
通过建立案件跟踪与提醒机制，防止漏办与延办。借助于系统设置和短信提醒，加强对到达案件、快到期案件的警示，使承办单位及时接收和办理案件。同时，采取人工梳理的办法，时刻加强对案件的跟踪，防止案件的丢失与遗漏。案件跟踪与提醒机制本身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承办单位在接到提醒或警示信息后，可以加快推动业务流程的运转，提高办事效率，保障案件全部得到办理。
4.4 首接责任机制
推行首接负责制，做到首问必答、首问必释、首问必果。对于社会案件，做到件件有人办，事事有人回，减少了办事的环节，提高了办事的效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在经过了解之后，对案件进行派遣，保证整个信息反馈系统的畅通，有助于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且，通过相关文件对首接负责制进行过详细的说明，包括工作目的、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和工作问责，使首接责任落到了实处。
4.5 满意度回访机制
加强满意度回访，提高群众参与程度。通过定期进行满意度回访调查，对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实际解决诉求情况等方面征集群众的意见，并将有关数据反馈给责任单位，要求做出正面回应。反馈是信息的反馈，无论上述哪一种机制，都与信息紧密相关，是利用信息来实现预定目标的行为，只是不同机制下，信息的表现形式不同，例如双向考核机制中涉及的是考核信息，首接责任机制中涉及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信息……借助于接收到的信息，控制主体得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有效的控制。
5 以协同进化为目的的七个关键环节
协同效用[9]是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用。对于系统而言，均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
协同效用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主要体现在社会多元要素的参与：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与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相互协调，组成富有弹性的协同网络，各方力量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治理功效，共同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当然，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协同思想不仅体现在各关键环节之间，也体现在各环节内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见图4）。
5.1 信息采集
在信息方面，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的任务重在预防，这种预防有助于在出现社会问题时，及时调用相关计划、资源和机制，从而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预防的过程中，精确、完整、可靠的信息是处置社会问题的基础，但采集信息时单靠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力量是不够的，迫切需要调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信息的协同采集。为此，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海淀区坚实推进“四个实有”数据库建设，整合公安、综治、实有办、计生、人力社保、教委、民政、卫生等多个部门信息资源、实现 “人、地、物、事、组织”等内容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归类管理，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精准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5.2 案卷建立
在案卷建立方面，通过持续完善案件上报手段，拓宽案件来源渠道。实现了通过PC桌面终端和移动智能终端的事件、案卷填报功能，为基层网格员提供多种方便快捷的事件上报渠道。这一环节的协同效用强调的是各方的合作，在案卷建立之前，首先要发现问题，问题的上报者可以是群众、可以是网格员，也可以是社会机构，为此，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部门拓宽了宣传渠道、加大了宣传力度，例如加大了媒体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微博宣传手段、运用公益广告做宣传。通过这3种宣传方式的协同，提高了社会凝聚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方力量的协同作用，及时发现社会问题。
5.3 任务派遣
在任务派遣方面，首先判断任务是否紧急，如果是紧急任务，提交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启动紧急预案，否则，监督中心将案卷批转到指挥中心。对属于部门办理的案卷，由指挥中心将任务派遣至相关专业部门处理。相关专业部门按照指挥中心的指令处理问题，将处理结果经由指挥中心反馈到监督中心。如果需要多个专业部门协同处理该任务，指挥中心则充当该任务的总协调者。能够在社区（村）网格层面解决的尽量在网格内及时解决；社区（村）网格解决不了的，在街道（镇）分中心、区中心的协调下，街道（镇）、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逐级解决。
5.4 任务处理
在任务处理方面，承办单位建立健全受理制度，梳理专项处理流程，明确具体责任。各承办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并在24小时之内签收系统交办的任务，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一般应先进行初审，确认情况属实后报领导阅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整理，报送本单位领导阅批。任务处理的过程中，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通常较为复杂，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层级或部门之间协同处理。
5.5 处理反馈
在处理反馈方面，注意收集积累情况，各单位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向区级上报经验材料。注意收集图片、音像资料、加强信息报送，每月至少向中心上报一条工作信息，每年上报本单位非紧急救助服务工作总结。
5.6 核查结案
在核查结案方面，处理结果反馈到监督中心后，监督中心指派监督员到现场核查，如果确定处理完毕则结案，否则，继续协调解决。对中心交办的事项，未进行认真处理的，中心将联合区监察局进行督办。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敷衍了事、行政不作为、慢作为的单位，区监察局将进行督办，直至启动行政监察程序。
5.7 考核评价
在考核评价方面，综合运用社区（村）监督评价、社会监督评价和信息系统数据资料评价等多种渠道，对网格化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运行过程中问题发现、报送、分析、派遣、处置和反馈等情况进行监督，对网格工作人员、街道（镇）、职能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建立社区（村）、街道（镇）、区属职能部门的“双向”考核评价机制。对网格工作人员的考评结果按照隶属关系纳入到街道（镇）和职能部门的考核体系中，对街道（镇）和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纳入到区政府绩效管理考核体系中，并适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同时要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对问题发现处置不及时、服务管理不到位等不履职的情况进行通报。
无论处理社会问题的业务流程具体涉及哪些环节，这些环节都是协同进化的关系，信息采集的完整性有助于案件的及时建立，从而加快后续的任务派遣、任务处理，通过交互反馈对案件的处理进行优化，最终解决问题、核查结案。相反，信息采集的不完善，将使后续环节受到极大的影响，使案件的处理效率降低。此外，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比如群众对社会服务管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更加关心社会问题，那么将推动信息的采集、案件的发现，促使所有业务环节都得到有效地开展。因此，可以说，环节与环节之间是种协同进化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作方式的拓展，海淀的业务流程会愈加完善。
6 结语
在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北京市海淀区结合地区特点，针对信息采集、案卷建立等7 个网格化关键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环节的协同进化。借助反馈控制原理，完善固化协调联动等五项网格化工作机制，将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嵌入“大、小、微”三级循环[10]。在区级层面，做好信息汇总、协调处置、监督检查等工作。在街镇层面，统筹整合和协调督促区域工作力量，落实属地责任。在社区（村）层面，做好网格内民意搜集、案件采集、矛盾调解等风险隐患排查。通过三级监控处置平台的建立有效缩短信息传递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信息收集更加准确、处理问题更加迅速。根据层次性对业务循环模式进行了划分，使各层面明确区分但又相互连通，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业务机制得以创新，相关工作得到了有力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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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更是东方精神的深厚底蕴和强大依托。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的重要使命。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实践”的原则，不断加深民办高校大学生对该课程的思想性、时代性、知识性和应用性认识，从而达到“以知所用”、“以践所学”的目的。这是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东方学院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化心理品质放在首要位置，作为构建人才培养规格的首要目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首要尺度，在实践教学中努力让学生将基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内在品行修养，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达到育人的效果。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为载体，深刻领会中央、省委和教育厅文件精神，引导大学生对其不断认同、接受并自我践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 的旧模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活动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良性机制，主要有课堂内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等环节相关主题实践活动。如：课堂讨论、演讲和知识竞赛、专题报告、案例分析、观察考察、调查报告、社会服务等。其目的和宗旨就是以学生为对象和中心，教师围绕思政课的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理论、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的
思政课实践教学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营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最终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将其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和道理，提升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制素养，满足他们在基层生产经营管理一线岗位上的需要和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内容
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和校团委根据思政课的教学大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采取学生组成团队参与社会实践并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进行。最终实现培养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明辨是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品行修养、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成效
学生通过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了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学活动能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践体验，内化践行，学以致用。如：在课程准备阶段，教师把学生组成若干团队，每个团队选择一项实践调研主题并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学生根据选题要求，设计调查方案、调查题目，撰写调查提纲，制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资料、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形成调查报告。指导教师负责评阅调查报告和选优环节给予指导。该实践教学过程自始至终都以学生为中心，有效地改变了学生单纯听课的学习方式， 深化和巩固了学生的认知，培养了大学生“能吃苦、讲奉献”的良好作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内，由学生依据教师指导和教学内容要求，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如：观看记录片、收听收看各种报告会、开展课堂辩论和讨论等形式。另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外，用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可分为校外实践活动和校内实践活动。校外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参观学习、考察实习、社会调查、行为训练、社会服务等。校内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义务劳动，社团活动，读书征文活动，科技文化比赛，一帮一责任区、重大事件、重要纪念日组织主题教育活动等。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新模式。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虚拟实践教学模式、“基于问题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在参与各类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提高学生的自我能力、不断更新知识，使其逐渐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公民责任感。虚拟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在原来的教学资源基础上和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创设主题教学实践情境、实施情境主题实践教学，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践、实践与理论的有效融合。“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将学习内容隐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以解决问题为主线组织教学，以此方式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获取知识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一）组织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贯彻德育为先的方针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个性的良性发展。学院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领导机构，成立了思政课实践教研室，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职责，为学校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二）制度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教研部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知识，先后制订了《关于推进思政课建设改革的若干意见》《思政课专周实训管理办法》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等文件。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并列入教学计划，共设18学时，1学分，使其享有与理论课相同的地位。进行了全面部署，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面实施与落实，良好的制度也更好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
（三）人员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师德建设、队伍建设，逐步培育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由思政教研部统一部署，由团委、教务处和各学部共同组织，由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各级团干部和年级主任、班主任共同参与，明晰职责、各司其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了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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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建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旅游管理哲学；旅游；管理；哲学
Abstract：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management practices， but haven't got enough attention， and been theorized and systematized until now.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do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Tourism；Management；Philosophy
一、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理论背景
旅游管理理论研究对于理论研究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和管理实践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管理实践能力实际上就是将具体理论或理论原则与实践要素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有效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的能力，是针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旅游管理理论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要形成很多哲学理念，部分哲学理念不仅能够指导旅游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还能够运用于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并发挥指导作用。
目前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主要用于旅游业实践领域对具体运营项目方案的指导，其中在区域旅游产业定位、景区投建决策、旅游景区规划设计、旅游运营项目设计中的运用较为广泛；
同时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系列观念在国际、国内运用领域专家的运营理念交流中也被普遍涉及，亦有跨学科学术研究者试图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中寻求相关学科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启示，然而因为研究界客观存在的纯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运用研究领域的分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未得到纯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学者的足够重视，缺乏理论化、系统化研究，尚未形成专门化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理论研究界鲜见相关著作。
二、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概念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管理哲学的一个门类，它是指从旅游管理的愿景和远景视角，将旅游管理理论和旅游管理实践有机结合，经过理论升华，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的，对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将旅游管理理论进一步研究，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实现理论的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这也是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目的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需要站在宏观的视角上，对旅游管理的整体理论、旅游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力求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力求寻找旅游管理理论和实践所独具的系列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从而得出具有哲学意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
四、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理论定位
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特征相关的学科领域有管理哲学、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其中管理哲学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上一级学科，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平级学科。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企业管理哲学的理论源泉是企业管理领域，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源泉是行政管理领域。
企业管理的研究对象针对单体企业或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群，如普通企业、企业集团、企业联盟、具有共同股东的多个联动的独立公司；行政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自我治理和社会治理。
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借用了企业管理的部分理论和部分行政管理的理论。经过漫长的理论发展，旅游管理学科获得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旅游管理理论界以外的人一般能够注意到旅游管理理论体系包括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也是旅游管理学习者的主要就业方向。但认为旅游管理理论仅包含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是对旅游管理理论了解尚未深入的人的看法。在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体系中，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行业和旅游现象相关的各种本质性规律，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是旅游业的部分外在活动，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这些外在活动的规律，更要研究掩盖在外在活动现象之下的本质性规律和不具有明确现象的本质性规律。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研究目标是探寻旅游行业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本质规律。相对于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只是必要条件中的极少数条件，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的充分条件的总量远大于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这两项必要条件。如某些区域旅游企业运营质量较高，旅游行政监管也很到位，但旅游业仍无活力，本质在于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只起到合理引导旅游业发展动力的作用。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取决于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依照其发挥作用的规律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的动力。这些动力是旅游产业的生命之源。研究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发挥作用的规律的理论包括旅游业与国民经济收入的关系、旅游业与国民工作环境的关系、旅游业与基本物质生产型产业的关系、区域区位特点及旅游潜质对区域发展旅游业的影响等。以旅游管理理论的早期特点代替旅游管理理论的现代特点，以旅游业的经营管理特点代替旅游业的理论特点，仅注意到关于旅游业具体运转的理论而忽视使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性关键理论，是对现代旅游管理理论的过时和片面看法。
比较旅游管理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旅游管理理论虽然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有着少量的理论重合，但所重合的理论仅属于旅游管理理论中不具太大分量的边缘性理论，旅游管理理论有着其分量很重的独有性核心理论，这些理论是不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还是其他理论都无法直接提供的，所以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中相关理论的组合仅代表旅游管理理论的少量边缘理论，绝非旅游管理理论整体。
可见旅游管理理论相对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的另一种理论，所以以旅游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以企业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及以行政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绝对独立的另一种哲学理念。因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关系，试图通过将企业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通过理论组合得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仅适用于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时的情况。
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因而管理哲学的理念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体系中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一般被包含于特殊之中并小于特殊的哲学规律，管理哲学被包含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中、是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一部分，但无法代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同样也可证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管理哲学与企业管理哲学、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关系。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是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平行学科，三者的上一级学科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被包含于三者之中，并不能代表三者的直接组合或三者之一。（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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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网络结构；协调；整合
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新的寻找“公共部门协调与整合机制”的改革运动。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非常明显，而且在其它并没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也日益显现。
一、整体性治理兴起的背景
从理论渊源来看，整体性治理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又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折射还是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要更加复杂。
首先，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严重“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适合于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也是管理大规模人口所必需的。
其次，整体性治理风行于西方国家还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在美国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并对其大有取代之势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登哈特。在英国，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发展起来的是整体性治理范式，其代表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邓利维。英国新工党政府实行的“协同政府”即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与之前连续执政18年之久的保守党政府的碎片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回应了对英国中央政府“空心化”导致的责任问题和能力问题的担忧。此外，新工党对“第三条道路”理论情有独钟，整体性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第三条道路”这一政治思潮在行政改革层面的折射。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传统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适应社会现状和发展的需要。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整体性治理，既主张继续借鉴企业竞争文化与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高效性，也提倡通过协商、协调、整合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等民主价值。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推行整体性治理时也有同样的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色彩。
最后，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是传统的合作理论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复兴。当前，面对复杂化、动态化、多样性世界的挑战，整体主义思维再度风靡学术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合作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有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和论域。但是，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公共管理研究的入侵和影响，整体主义思维一度被轻视。以社会资本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组织网络理论等为主要流派的各种协作理论为整体性治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要素，使得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摒弃新公共管理时期盛行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同时，复兴了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机制
随着公共问题复杂化，跨部门的公共议题不断增多，协调与整合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并赋予时代的内涵。因此，与遵循经济学逻辑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体性治理追求的是更注重全局、“通盘考虑”的战略，它借鉴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理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毕竟，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只是作为行动者之一，公共管理发生在由不同行动者组成的网路结构当中，没有一个行动者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来支配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各组织是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1.协调机制
官僚制的特色之一是分工和专业化，这必然伴生协调需求，因而协调是公共行政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组织环境的不同，协调的目标、范围、方式相应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赋予了“协调”这个古老概念以新的内涵，并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整体性治理还是以官僚制为基础。佩里。希克斯在论及整体性治理时也是以官僚制为背景的，这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是不同的。因此，协调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协调指的是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并非定义不精确的行动”。
在诱导和动员机制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在于选择恰当的行动者和资源，动员相关的诸如资金、人员、专业知识、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参与到网络结构中去处理复杂而棘手的公共问题。因此，动员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整合机制
整合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整合是指“通过为公众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从而达致整体性治理的最高水平”。政策内容的碎片化及政策利益部门化等问题远不是政策内容所主导形成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体制所决定的。通过政策合并达到政策一致性已经成为历史，寻求新的整合方式是整体性治理的改革方向所在。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并试图构造一个三维立体的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
3.信任机制
整体性治理内生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多个组织相互依赖的结构，组织之间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同的行动者和组织，在缺少合法权威领导和价格机制诱导的条件下，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去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呢？因此，在行动者和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的一种关键性要素。信任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是合作达成的劲合剂，是任何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信任又是不确定、易逝和有风险的。
三、结语
作为一种日益勃兴的公共管理新范式，整体性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提出无疑是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整体性治理的可能。问题是，无论在什么时候，科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科技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且由政治赋予其意义，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在既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下，达成目标的手段。因此，整体性治理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来自政治系统自身的反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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