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7:08:22
导语：在社会治理理论研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保险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铁饭碗”，提倡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要求已经基本达到，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即打破“铁饭碗”后吃饭问题靠什么保障？择业未成时谁给生活费？企业不景气甚至破产时谁给报销医疗费，谁发退休金？诸如此类问题，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被摆到改革的前列，当前，保险制度的变革就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会保险体制的建成速度，必须做到教育市民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及自觉参与社会保险的必要性。这是必须经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事业，必须有国家、企业、政府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过有效的机构去运作社会保障体系，又必须投入相当的财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凡领工薪者必须参加相应的住房公积金、退休金、养老、医疗等保险），也要运用商业性的自主参预的手段（如商业人寿保险等），提高国民抵御风险、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不能只用一根绳，必须有多条绳有机交织而成。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社会团结;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73-01
在我国,宏观层次上的目标制定上,就一直以政治的、经济的目标和理念为主,这导致围绕“整合”、“团结”和“认同”等理念的思考一直出于边缘状态,更多的只是作为“发展”、“进步”、“公正”等目标思考的支撑。这导致我们在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中,从宏观到特定层次的目标定位出现了缺乏、模糊、不适等情况。社会团结,作为社会政策自身理念创见的结果,必将与社会公正等理念一起,为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方向的制定提供支持。
1 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与社会团结的联系紧密
首先,社会团结与社会政策理念(社会公正)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基于人类发展的特殊性,公正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尽,一定范围的社会团结更偏向于是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和阶段实现。社会公正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关键,是社会团结的手段与目标。
其次,公正偏向一种实质的普惠,团结偏向对于差异的理解。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公正理念的核心追求和突出强调。(1)P53这种追求和强调可以通过社会团结度的扩大和加深来不断实践,而且,社会团结也可以维护和扩大公正追求的阶段成果。
最后,社会团结的阶段目标离不开不同社会保障政策理论范式的孕育。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也有培养民众的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以维护体制的合法性的功效;(2)P31在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中,正是功能主义一直强调系统的均衡和整合,在社会行动系统内,社会团结既是一种观念形式还可以成为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标。
与功能论不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运作被冲突理论看成是一种利益冲突的过程。笔者认为,陌生人世界的社会共同体建设,价值观多元时代的意义共同性建设都离不开团结理论的支持。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言,所有国民,特别是农民、妇女等弱势群体应该团结起来,再由政府和专家对其增能和赋权,以扩大同市场博弈的力量。
2 “差异理解”的社会团结是对“过渡模式”的支撑
城乡一体化作为“过渡模式”需要一种过渡目标的支持。社会保障政策的目前模式与“全民统一模式”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模式”――城乡整合模式,(3)P262这种城乡整合模式可以概括为“有差别的统一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普惠模式的建立过程,这个过程而非结果需要社会团结的理论支持。针对当前国力有限的情况,我们应该提倡社会团结目标的构建,这种构建就是一种不放弃对公正目标的努力。现阶段,强调对“差异理解”的社会团结更适合二元体制的渐进改革过程,以消除城乡偏见,统一城乡市场,加速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增长阶段,与社会结构变迁趋于一体化,……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促进社会结构更高水平的整合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4)P4另外,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更透彻的警示我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普遍化政策距离人类社会还有相当的一段路程。这样两个方向上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的模式方才真正给社会带来稳定。
3 结构转型差异呼唤社会团结的支持
当前的社会形势主要反映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差异上,众多的社会差异需要社会团结的调节机制,社会团结将对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起到黏合作用。当前我国的社会差异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城乡二元,东西差距,贫富分化,多元理念等。正是这些差异导致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乏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这使得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5)P365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隔阂,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抵触,种种问题和矛盾呼唤一个新的团结机制建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正是和社会团结精神相互促生的。
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导致我们实现公平公正的手段有限,很多时候,很多政策不能上升到宪法程度而强制的统一推行,以致于带有很浓的人治味道,在政策法制化期间,这些政策需要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公正目标与现有手段不能同步的状态还将存在一段时期,这需要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上,增强集体认同感,支持国家政策。比如,现价段“工业反哺农业”、“东部支援西部”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种以“爱国统一战线”为价值形式的社会团结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李迎生.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J\].教学与研究,2007,(5):53.
[2]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著\[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3]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2007.
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其最先应用于精神疾病治疗领域，而后转向教育研究和社会研究等领域。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旨在揭示社会群体的社会支持特征及其对个人自身发展的影响。[4]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社会支持理论没有统一的概念。Shumaker&Brownell认为社会支持是双方进行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其目的在于增加对方的福利。[5]殷世东、朱明山认为从国家的政策法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系统由国家、社会、社区、学校和家庭等方面构成。[6]邹泓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支持源、支持行为和被支持者对支持行为的主观评价。[7]总之，社会支持就是支持源采取物质方式或精神方式对被支持者开展支持行为的总和。各个支持源、被支持的个体，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支持系统。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构成
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上，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由其监护人、外出务工的父母、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等共同组成。以留守儿童为中心，以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为分界线，将与其产生支持关系的支持源划分为近端支持源和远端支持源两大类。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里，留守儿童作为被支持者，监护人、父母、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是支持者，其中监护人和学校被认定为近端支持源；外出务工的父母、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被认定为远端支持源。在这个社会支持系统中，作为中心的留守儿童既需要接收来自近端支持源和远端支持源主动给予的各种支持，同时也需要对这些支持及时做出反应和回馈。[8]远端支持源和近端支持源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远端支持源的部分支持作用需要近端支持源帮助实现，近端支持源在支持力量不足时也需要向远端支持源寻求帮助。
三、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分析
1.近端支持源
（1）监护人支持形式简单在走访中我们发现，隔代教育是农村普遍存在的监护模式，76.5%的监护人为年迈的祖（外）父母。而作为近端支持的监护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难以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留守儿童正确的指导；教育观念落后，只看重学习成绩的高低，而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监护人的这种教育方式致使部分留守儿童从小养成了娇惯任性、不讲礼貌的性格，同时部分留守儿童因从小没有受到足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发展存在扭曲现象。
（2）学校支持功能缺位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学校作为留守儿童重要的近端支持源，存在严重的支持功能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留守儿童教育缺乏针对性。学校没有根据留守儿童“被留守”这一特点建立相应的教育机制，并把他们与其他学生“区别”对待，因而导致留守儿童无法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有针对性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严重脱节。在调研中发现，作为联系学校和家庭的两大重要纽带———家长会和家访在大多数学校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仅有25%的学校一学期召开1至2次家长会，仅有31%的教师一学期进行1次家访，学校教师和留守儿童监护人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方面没有形成合力，难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2.远端支持源
（1）外出务工父母支持灵敏性差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地工作，无法陪在孩子身边，与他们面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调查得知，打电话是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沟通的主要方式，而电话沟通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学习和安全等较浅层次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随着父母与子女沟通越来越少，一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性格内向、自闭，父母无法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孩子也不能体会到父母的关爱。
（2）政府支持的制度瓶颈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来看，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二元户籍制度限制政府支持的效果：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保障政策，导致留守儿童无法进城享受公平的教育。尽管我国已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是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二元分割制度以及制度背后带来的城乡差异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的改善。第二，政策支持缺乏针对性。我国针对未成年人已经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但鲜有针对留守儿童的专门法律来保障他们在生活、教育、安全等方面的确切权益。（3）其他社会支持力量效果甚微第一，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调研中发现农村乡镇学校附近多存在网吧等场所，留守儿童自制力差，容易沉迷网络。第二，不良社会思想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留守儿童正处在对世界的认识阶段，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辨别真伪能力，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影响，误入歧途。第三，社会公益组织支持力量薄弱，帮扶渠道不畅。根据调查结果显示，80%的人认为当地没有相应的关爱留守儿童的专门机构或人员，这说明社会公益组织支持力量薄弱，整合力度不够。此外，一些社会公益组织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帮扶渠道不畅。
四、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以社会支持理论为依据，构建一个以留守儿童自身为中心，包含监护人和学校等构成的近端支持源，以外出务工的父母、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等形成的远端支持源，为留守儿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1.近端支持源
（1）监护人———基础作用监护人作为留守儿童最亲近和最直接的近端支持，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留守儿童的特点，切实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基础作用，在生活、学习和心理等各方面为留守儿童提供关怀和照顾。由于农村的实际情况，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监护人应该积极发挥中介作用，将其他社会支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好监护的基础作用：第一，定期与学校进行沟通，掌握留守儿童的学习状态和思想动态等，努力做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第二，积极寻求社区社会组织或社会义工的支持，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第三，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的交流，及时向父母反馈留守儿童的情况，同时尽最大努力为留守儿童和父母沟通情感创造条件。
（2）学校———根本作用在整个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学校是除了家庭之外留守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教师是除了父母之外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他人”，其一举一动对留守儿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充分调动学校资源，制定完善的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法，规范其日常行为，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第二，把握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拉近感情距离，让留守儿童在学校感到关心和鼓励，从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第三，建立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情况，及时有效地和家长沟通。第四，开设“第二课堂”，丰富课余生活，同时为他们增加一个有效的情感排解渠道，克服心理障碍，健全人格，提高综合素质。
2.远端支持源
（1）外出务工的父母———关键作用父母应尽力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这样能有效降低家庭结构变化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影响，给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环境。在无法保持家庭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父母应通过电话和书信等形式，加强与留守儿童、教师和监护人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以及心理变化，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烦恼，共同努力，提升留守儿童的教育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
（2）政府———核心作用政府是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政府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当地实际，深入农村调研留守儿童群体的教育问题；加强组织、明确责任，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好其核心作用。第一，努力破除政策壁垒。加紧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实效，保障留守儿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同时对学校的软设备包括师资力量予以政策支持。第三，在政策和物质层面继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同时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公正的、和谐的，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第四，加快城镇化建设，支持乡镇经济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本地就业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关键词：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信息生态；业务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19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Grid Social Service & Management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bstract Grid Social Service & Management System is a way of intensive and intelligent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nd combining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Haidian District realizes the closed-loop service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including the "big， small， micro" triple loop based on the hierarchy theory， five kind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principle of feedback control， and the seven key links for the purpose of cooperative co-evolution.
Key words grid； social serv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ecology； mechanism； innovation
1 引言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引起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应用，自2005年6-7月间，建设部和北京市下发文件，在全国27个城市推广北京市东城区的做法[1]，全国多个城市实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改善了原有的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流程。“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以责任制为核心，在社区（村）以下划分网格单元，并通过网格整合力量、共享资源、优化流程，同时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精细化服务的智能化社会管理方式[2]。在社会服务管理方面，全流程主要是指各个地区为解决群众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所经历的一系列工作环节，这些环节协同进化，相互作用，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
北京市海淀区在借鉴这些城市或地区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流程的基础上，以信息生态理论为指导，结合自身社会服务管理的实践特点，实现了全流程闭环业务融合，并借助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机制实现管理创新。海淀区政府综合考虑了“人、地、物、事、组织”等因素与相关理论的指导实践，搭建了一个基于信息生态的整体系统，并通过内外联动、环环联接、有机融合的“全流程闭环模式”实现业务、流程、环节三者的协同进化创新。其中，海淀区政府提出的全流程闭环业务主要体现在以层次性为基础的三级循环、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项机制、以协同进化为目标的七个环节，通过上述三方面业务的有序执行、正确反馈，开展海淀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活动。
2 理论基础
全流程闭环业务模式是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生态理论认为信息生态要素包括技术、人与信息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由于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既涉及到技术又涉及到人，更依赖人在信息基础上所采取的信息行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进化系统，所以整个管理实践活动离不开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
2.1 信息生态的概念及特征
“信息生态”是研究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并协调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三者的发展。若将信息生态看作一个宏观的系统，信息生态系统则是由人、工作、价值和技术组成的信息环境，并通过技术支持人的行为或工作流程[3]。简单来说，可从两个视角理解信息生态，一是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信息活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的转变；二是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信息生态，更能准确表达信息生态的内涵。
根据相关研究，笔者将信息生态系统的特征归纳为五点：（1）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的各种联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生态是一个由多要素共同组成的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变动和连动，促使信息生态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及人的能力[4]；（2）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层次性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都是相对的，是具有层次性的。其中，系统内的运作不受到因果规律限制，其投入与产出没有严格的因果联系[5]；（3）这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复杂系统，即信息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影响与制约[5]；（4）信息生态系统通过系统开放性促使不同部分依据各种联系共同改变与协同进化，即开放的特性使得信息生态系统成为一种生命系统，通过自组织能力使各组成成分相互联动共同改变和协同进化[5]；（5）人是维持生态生存必须的关键性物种，人作为联系关系的纽带与桥梁，不但可以吸收更多的因素进入系统，也可以联结与操作各种因素来提高信息利用效率[4]。
总的来说，信息生态理论强调系统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强调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强调系统的进化思想[6]。
2.2 国内网格化社会管理机制现况
到目前为止，全国多个城市实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并提出可借鉴的流程机制。如北京市东城区根据网格化社会事件管理特点，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事件“发现上报-指挥派遣-处置反馈-任务核查-评价考核-结单归档”的六步闭环业务协同法[14]。北京市朝阳区优化工作流程，健全运行机制，在完善信息采集维护机制、问题源头发现机制和综合管理执法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信息分级共享机制、任务协调处置机制、分层处理解决机制建设。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进行网格化管理的工作流程，总体可划分为监督和指挥两大职能，涉及信息采集、监控和评价、指挥调度和协调、具体执法和事务处理等四个层次，而工作业务流程则包括了信息收集、信息登记与核实、任务立案、任务分配与处理、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六个阶段[15]。晋中市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采取了五项机制，即实施党建引领、闭环运转、部门联动、组团服务、效能考核五项机制，实现服务管理高效化[16]。长沙市开福区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施情况，是通过“发现上报、指挥派遣、处置反馈、任务核查、考核评价、事件归档”的六步闭环档案，动态显示了每一件网格事务处理的全过程和处理效果，从而使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时效得到了加强[17]。
纵观上述文献和实践可以发现，各地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成效显著，对于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2.3 信息生态理论与全流程闭环业务融合
全流程闭环业务涉及许多方面，如信息采集、任务派遣等等，在具有独立、特定功能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维持整个网格化业务体系的正常运转。整个业务循环过程中包含信息、人、技术、信息环境等要素，并且维持要素之间的平衡。因此，全流程闭环业务可以被视作一个信息生态系统。
内嵌于信息生态系统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必然使信息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地域性、协同性和以人为本等5个特性。本文将这些特性视为海淀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机制的主要设计原则：（1）系统性。在社会服务管理中主要指各要素、各环节、各层次、各部门构成了一个整体，整体效用大于各部分效用加总之和；（2）层次性。根据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地区特点和实践总结，对社会服务管理的层面划分，各层面能够处理的问题，由各层面独立解决，对于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则由各层面协同解决；（3）地域性。不同地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社会服务管理方式具有差异性；（4）协同性。社会服务管理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生命体，各要素、各环节、各层次、各部门具有自组织的能动性，实现协同进化；（5）以人为本。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讲，实施社会服务管理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再从社会服务管理的要素来讲，在社会民情信息、工作人员群体、技术和信息环境等要素中，工作人员是主导性的因素，工作人员相互协作，使得社会信息得以采集、相关技术得到最大利用，从而改善信息环境。
综上所述，信息生态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可以为全流程闭环业务实践提供指导，渗透到各个业务环节之中。北京市海淀区在信息生态理论的引导下，完善了社会服务管理的运行机理，实现了业务机制的创新。
3 以层次性为基础的“大、小、微”三级循环
实施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生态是指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由信息人、信息流、管理实践和技术等因素构成的一个自组织、自我进化的系统，其中信息人作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由个体的自然人、群体或组织构成，他们在系统中可以分别承担信息供应、信息传输、信息消费和信息分解四项职能[7]。
信息人主要是指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利用社会信息的工作人员；信息流是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客体，是信息内容及其运动状态的统一体，是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或信息；管理实践即指在信息流基础上，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社会服务管理活动；技术则包括“一网一库一平台”在内的所有相关信息技术。技术化的环境可以有效促进社会信息的传输、交流、反馈和循环，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依托这种技术化的环境及时应对或者预测、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从而最优化地实现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这一有机系统的价值。
层次是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即构成系统的结构。信息生态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信息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能级原理源于管理学，是把系统内的各种管理手段和要素，按其能量大小进行分级，制定出每一能级相应的行动规范和操作标准，以此来建立管理系统的稳定结构，确保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
结合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实践，根据社区（村）、街道和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具体情况，运用能级原理，将网格化社会服务生态系统分为社区（村）、街道和区3个层次（见图1）。每个层次在社会服务管理中担负的职责不同，因而所处的能级不同。在自身构成系统的同时，又与其他层次相互连通。以此能级原理为依托，海淀区网格化系统融合分析平台除了按照前述五个服务管理机制的主要原则，综合考虑了业务集中化、流程规范化等业务原则，充分整合现有信息系统的共性特点，将业务办理流程全部融入“微循环”、“小循环”、“大循环”总体业务流程（见图2）。
在区级层面：信息人即区级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人员，这些管理人员通过多种渠道（包括技术平台）从社会中采集信息，在了解情况之后，受理立案，联系相关部门，并根据职能不同进行分拣派遣，属于区级问题，批转至区专业部门，属于街镇或社区问题，先下发至街镇级平台办理。在事件或问题下发到相应平台之后，对任务进行处理、反馈，并进行结果督查，最后完成结案。
在街道（镇）层面：信息人主要指街道（镇）级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他们除了通过多种渠道直接采集信息外，还会受理区指挥中心下派、社区（村）上报的问题。所以，在海淀区整个全流程闭环业务中，街道（镇）层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纽带连接作用。
在社区（村）层面：社区统一受理街镇分中心下派、网格员上报、监督员上报等渠道反映的问题，社区层面的信息人是指社区层面负责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这个信息生态系统中，社区层面处于最基层，也是最不可忽略的一层，社会问题通常是由基层人员上报，才得以被及时发现。
通过对整个区进行合理划分，实现3个层次的各司其职，有效运转。而且，无论是层内，还是层与层之间，社会服务管理都不再局限于技术方面，而是愈来愈重视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的相互关系，关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果。归纳来说，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处理好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独立”与“联合”的关系，所谓“独立”是指各层级内部业务不太需要与其他层级业务有所交互，有较大的独特性，由此导致各层级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存在于一个封闭而稳定的状态。但这3个“独立”的层级生态系统并非完全“独立”，而是能够在需要的情况下，相互对接与协同。如，区级平台接到反映问题的信息后，对街道单位责任范围的问题，及时转到街道级平台、街道级平台接收反映问题的信息后，对社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转到社区级平台等，实现问题信息的共享和交换，业务之间保持协同，因此，这些层级生态系统是“独立”基础上的联合系统，互通互联。
二是运用信息生态的整体思路实现了社会管理信息和对不同类型信息的集成，并把所有参与或影响组织信息管理活动的因素全部纳入到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中。如，网格员、群众以及各级组织的工作人员等，使得社会服务管理生态系统组成因素的角色范围扩大、联系渠道增加、相互影响加深。
三是吸收了信息生态系统的进化观点，持续完善业务流程，提升了办事效率。在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对流程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大、小、微”循环的基础上，根据街镇、社区自身的实际情况，优化工作流程，形成初步方案，开展意见征集，从而完善了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项管理机制，并建立了以系统协同为基础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4 以反馈控制为核心的五种管理机制
在控制论中，“控制”的定义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于该对象上的作用。控制的基础是信息，任何控制都有赖于信息反馈来实现[8]。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是一个信息生态系统，控制论研究的对象是系统，反馈又是控制论的核心。因此，在管理机制方面，充分利用控制论中的反馈原理，并拓展反馈原理的应用方式。以满意度回访机制为例，当基层将问题信息反映到社会服务管理平台之后，相应的办事部门会根据群众提供的问题信息按规定的流程来解决问题，在问题得到处理后对群众进行回访以了解问题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仍存在问题有待处理，那么相应的层级平台会进行再调控，通过这样一种反馈控制的过程使提出的社会问题得到全面的解决。社会服务管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五项（见图3）。
4.1 协调联动机制
在组织运行实践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联动，关于协调联动机制，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是逐步完善无缝隙联接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健全与区办重大信息共享机制；三是建立与区司法局建立法律援助机制；四是与区法制办合作形成城市管理问题处置责任争议裁定工作机制；五是建立与区监察局的协调联通机制，加强问题的协调督办。
从反馈控制的角度来看，当社会问题反映到相关平台之后，该平台会对问题进行判断，与问题涉及的部门及时沟通，例如上述提到的区公安局、区办、区司法局、区法制办和区监察局等部门，传达问题信息，相关部门收到问题信息后，进行相应处理，与区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协同联动，处理完毕之后向该中心传达处理结果，中心据此进行相应调控，实现一个完整的反馈控制过程。
4.2 双向考核机制
在现有绩效考核的基础上，依托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实施条块“双向”考核评价制度，建立网格工作人员、网格、街镇、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双向”考评机制，强化街镇、社区（村）对区属专业部门及其派驻机构履职情况的考核评价。从反馈控制的角度来看，双向考核的对象在了解到自身的考核结果之后，会依据考核结果对各自的工作方式进行调整，结果稍差的人员可以据此改善工作手段，更新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当然，考核对象如果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诉，由领导小组处理。
4.3 案件跟踪机制
通过建立案件跟踪与提醒机制，防止漏办与延办。借助于系统设置和短信提醒，加强对到达案件、快到期案件的警示，使承办单位及时接收和办理案件。同时，采取人工梳理的办法，时刻加强对案件的跟踪，防止案件的丢失与遗漏。案件跟踪与提醒机制本身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承办单位在接到提醒或警示信息后，可以加快推动业务流程的运转，提高办事效率，保障案件全部得到办理。
4.4 首接责任机制
推行首接负责制，做到首问必答、首问必释、首问必果。对于社会案件，做到件件有人办，事事有人回，减少了办事的环节，提高了办事的效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在经过了解之后，对案件进行派遣，保证整个信息反馈系统的畅通，有助于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且，通过相关文件对首接负责制进行过详细的说明，包括工作目的、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和工作问责，使首接责任落到了实处。
4.5 满意度回访机制
加强满意度回访，提高群众参与程度。通过定期进行满意度回访调查，对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实际解决诉求情况等方面征集群众的意见，并将有关数据反馈给责任单位，要求做出正面回应。反馈是信息的反馈，无论上述哪一种机制，都与信息紧密相关，是利用信息来实现预定目标的行为，只是不同机制下，信息的表现形式不同，例如双向考核机制中涉及的是考核信息，首接责任机制中涉及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信息……借助于接收到的信息，控制主体得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有效的控制。
5 以协同进化为目的的七个关键环节
协同效用[9]是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用。对于系统而言，均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
协同效用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过程中主要体现在社会多元要素的参与：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与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相互协调，组成富有弹性的协同网络，各方力量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治理功效，共同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当然，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协同思想不仅体现在各关键环节之间，也体现在各环节内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见图4）。
5.1 信息采集
在信息方面，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的任务重在预防，这种预防有助于在出现社会问题时，及时调用相关计划、资源和机制，从而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预防的过程中，精确、完整、可靠的信息是处置社会问题的基础，但采集信息时单靠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力量是不够的，迫切需要调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信息的协同采集。为此，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海淀区坚实推进“四个实有”数据库建设，整合公安、综治、实有办、计生、人力社保、教委、民政、卫生等多个部门信息资源、实现 “人、地、物、事、组织”等内容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归类管理，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精准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5.2 案卷建立
在案卷建立方面，通过持续完善案件上报手段，拓宽案件来源渠道。实现了通过PC桌面终端和移动智能终端的事件、案卷填报功能，为基层网格员提供多种方便快捷的事件上报渠道。这一环节的协同效用强调的是各方的合作，在案卷建立之前，首先要发现问题，问题的上报者可以是群众、可以是网格员，也可以是社会机构，为此，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部门拓宽了宣传渠道、加大了宣传力度，例如加大了媒体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微博宣传手段、运用公益广告做宣传。通过这3种宣传方式的协同，提高了社会凝聚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方力量的协同作用，及时发现社会问题。
5.3 任务派遣
在任务派遣方面，首先判断任务是否紧急，如果是紧急任务，提交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启动紧急预案，否则，监督中心将案卷批转到指挥中心。对属于部门办理的案卷，由指挥中心将任务派遣至相关专业部门处理。相关专业部门按照指挥中心的指令处理问题，将处理结果经由指挥中心反馈到监督中心。如果需要多个专业部门协同处理该任务，指挥中心则充当该任务的总协调者。能够在社区（村）网格层面解决的尽量在网格内及时解决；社区（村）网格解决不了的，在街道（镇）分中心、区中心的协调下，街道（镇）、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逐级解决。
5.4 任务处理
在任务处理方面，承办单位建立健全受理制度，梳理专项处理流程，明确具体责任。各承办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并在24小时之内签收系统交办的任务，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一般应先进行初审，确认情况属实后报领导阅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整理，报送本单位领导阅批。任务处理的过程中，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通常较为复杂，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层级或部门之间协同处理。
5.5 处理反馈
在处理反馈方面，注意收集积累情况，各单位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向区级上报经验材料。注意收集图片、音像资料、加强信息报送，每月至少向中心上报一条工作信息，每年上报本单位非紧急救助服务工作总结。
5.6 核查结案
在核查结案方面，处理结果反馈到监督中心后，监督中心指派监督员到现场核查，如果确定处理完毕则结案，否则，继续协调解决。对中心交办的事项，未进行认真处理的，中心将联合区监察局进行督办。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敷衍了事、行政不作为、慢作为的单位，区监察局将进行督办，直至启动行政监察程序。
5.7 考核评价
在考核评价方面，综合运用社区（村）监督评价、社会监督评价和信息系统数据资料评价等多种渠道，对网格化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运行过程中问题发现、报送、分析、派遣、处置和反馈等情况进行监督，对网格工作人员、街道（镇）、职能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建立社区（村）、街道（镇）、区属职能部门的“双向”考核评价机制。对网格工作人员的考评结果按照隶属关系纳入到街道（镇）和职能部门的考核体系中，对街道（镇）和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纳入到区政府绩效管理考核体系中，并适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同时要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对问题发现处置不及时、服务管理不到位等不履职的情况进行通报。
无论处理社会问题的业务流程具体涉及哪些环节，这些环节都是协同进化的关系，信息采集的完整性有助于案件的及时建立，从而加快后续的任务派遣、任务处理，通过交互反馈对案件的处理进行优化，最终解决问题、核查结案。相反，信息采集的不完善，将使后续环节受到极大的影响，使案件的处理效率降低。此外，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比如群众对社会服务管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更加关心社会问题，那么将推动信息的采集、案件的发现，促使所有业务环节都得到有效地开展。因此，可以说，环节与环节之间是种协同进化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作方式的拓展，海淀的业务流程会愈加完善。
6 结语
在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北京市海淀区结合地区特点，针对信息采集、案卷建立等7 个网格化关键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环节的协同进化。借助反馈控制原理，完善固化协调联动等五项网格化工作机制，将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嵌入“大、小、微”三级循环[10]。在区级层面，做好信息汇总、协调处置、监督检查等工作。在街镇层面，统筹整合和协调督促区域工作力量，落实属地责任。在社区（村）层面，做好网格内民意搜集、案件采集、矛盾调解等风险隐患排查。通过三级监控处置平台的建立有效缩短信息传递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信息收集更加准确、处理问题更加迅速。根据层次性对业务循环模式进行了划分，使各层面明确区分但又相互连通，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业务机制得以创新，相关工作得到了有力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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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更是东方精神的深厚底蕴和强大依托。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的重要使命。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实践”的原则，不断加深民办高校大学生对该课程的思想性、时代性、知识性和应用性认识，从而达到“以知所用”、“以践所学”的目的。这是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东方学院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化心理品质放在首要位置，作为构建人才培养规格的首要目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首要尺度，在实践教学中努力让学生将基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内在品行修养，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达到育人的效果。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为载体，深刻领会中央、省委和教育厅文件精神，引导大学生对其不断认同、接受并自我践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 的旧模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活动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良性机制，主要有课堂内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等环节相关主题实践活动。如：课堂讨论、演讲和知识竞赛、专题报告、案例分析、观察考察、调查报告、社会服务等。其目的和宗旨就是以学生为对象和中心，教师围绕思政课的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理论、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的
思政课实践教学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营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最终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将其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和道理，提升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制素养，满足他们在基层生产经营管理一线岗位上的需要和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内容
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和校团委根据思政课的教学大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采取学生组成团队参与社会实践并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进行。最终实现培养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明辨是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品行修养、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成效
学生通过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了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学活动能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践体验，内化践行，学以致用。如：在课程准备阶段，教师把学生组成若干团队，每个团队选择一项实践调研主题并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学生根据选题要求，设计调查方案、调查题目，撰写调查提纲，制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资料、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形成调查报告。指导教师负责评阅调查报告和选优环节给予指导。该实践教学过程自始至终都以学生为中心，有效地改变了学生单纯听课的学习方式， 深化和巩固了学生的认知，培养了大学生“能吃苦、讲奉献”的良好作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内，由学生依据教师指导和教学内容要求，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如：观看记录片、收听收看各种报告会、开展课堂辩论和讨论等形式。另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外，用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可分为校外实践活动和校内实践活动。校外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参观学习、考察实习、社会调查、行为训练、社会服务等。校内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义务劳动，社团活动，读书征文活动，科技文化比赛，一帮一责任区、重大事件、重要纪念日组织主题教育活动等。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新模式。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虚拟实践教学模式、“基于问题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在参与各类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提高学生的自我能力、不断更新知识，使其逐渐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公民责任感。虚拟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在原来的教学资源基础上和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创设主题教学实践情境、实施情境主题实践教学，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践、实践与理论的有效融合。“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将学习内容隐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以解决问题为主线组织教学，以此方式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获取知识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一）组织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贯彻德育为先的方针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个性的良性发展。学院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领导机构，成立了思政课实践教研室，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职责，为学校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二）制度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教研部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知识，先后制订了《关于推进思政课建设改革的若干意见》《思政课专周实训管理办法》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等文件。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并列入教学计划，共设18学时，1学分，使其享有与理论课相同的地位。进行了全面部署，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面实施与落实，良好的制度也更好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
（三）人员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师德建设、队伍建设，逐步培育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由思政教研部统一部署，由团委、教务处和各学部共同组织，由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各级团干部和年级主任、班主任共同参与，明晰职责、各司其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了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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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旅游管理哲学；旅游；管理；哲学
Abstract：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management practices， but haven't got enough attention， and been theorized and systematized until now.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do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Philosophy；Tourism；Management；Philosophy
一、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理论背景
旅游管理理论研究对于理论研究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和管理实践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管理实践能力实际上就是将具体理论或理论原则与实践要素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有效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的能力，是针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旅游管理理论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要形成很多哲学理念，部分哲学理念不仅能够指导旅游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还能够运用于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并发挥指导作用。
目前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主要用于旅游业实践领域对具体运营项目方案的指导，其中在区域旅游产业定位、景区投建决策、旅游景区规划设计、旅游运营项目设计中的运用较为广泛；
同时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系列观念在国际、国内运用领域专家的运营理念交流中也被普遍涉及，亦有跨学科学术研究者试图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中寻求相关学科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启示，然而因为研究界客观存在的纯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运用研究领域的分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未得到纯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学者的足够重视，缺乏理论化、系统化研究，尚未形成专门化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理论研究界鲜见相关著作。
二、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概念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管理哲学的一个门类，它是指从旅游管理的愿景和远景视角，将旅游管理理论和旅游管理实践有机结合，经过理论升华，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的，对相关理论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将旅游管理理论进一步研究，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实现理论的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这也是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目的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研究，需要站在宏观的视角上，对旅游管理的整体理论、旅游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力求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力求寻找旅游管理理论和实践所独具的系列价值理念和行动准则，从而得出具有哲学意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
四、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理论定位
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特征相关的学科领域有管理哲学、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其中管理哲学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上一级学科，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当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平级学科。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企业管理哲学的理论源泉是企业管理领域，行政管理哲学（或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源泉是行政管理领域。
企业管理的研究对象针对单体企业或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群，如普通企业、企业集团、企业联盟、具有共同股东的多个联动的独立公司；行政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自我治理和社会治理。
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借用了企业管理的部分理论和部分行政管理的理论。经过漫长的理论发展，旅游管理学科获得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旅游管理理论界以外的人一般能够注意到旅游管理理论体系包括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也是旅游管理学习者的主要就业方向。但认为旅游管理理论仅包含旅游企业管理理论和旅游行政监管理论是对旅游管理理论了解尚未深入的人的看法。在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体系中，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行业和旅游现象相关的各种本质性规律，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管是旅游业的部分外在活动，旅游管理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这些外在活动的规律，更要研究掩盖在外在活动现象之下的本质性规律和不具有明确现象的本质性规律。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研究目标是探寻旅游行业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本质规律。相对于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只是必要条件中的极少数条件，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的充分条件的总量远大于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行政监这两项必要条件。如某些区域旅游企业运营质量较高，旅游行政监管也很到位，但旅游业仍无活力，本质在于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只起到合理引导旅游业发展动力的作用。旅游行业存在及发展壮大取决于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依照其发挥作用的规律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的动力。这些动力是旅游产业的生命之源。研究旅游行业的客观基础发挥作用的规律的理论包括旅游业与国民经济收入的关系、旅游业与国民工作环境的关系、旅游业与基本物质生产型产业的关系、区域区位特点及旅游潜质对区域发展旅游业的影响等。以旅游管理理论的早期特点代替旅游管理理论的现代特点，以旅游业的经营管理特点代替旅游业的理论特点，仅注意到关于旅游业具体运转的理论而忽视使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性关键理论，是对现代旅游管理理论的过时和片面看法。
比较旅游管理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旅游管理理论虽然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有着少量的理论重合，但所重合的理论仅属于旅游管理理论中不具太大分量的边缘性理论，旅游管理理论有着其分量很重的独有性核心理论，这些理论是不论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还是其他理论都无法直接提供的，所以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中相关理论的组合仅代表旅游管理理论的少量边缘理论，绝非旅游管理理论整体。
可见旅游管理理论相对于企业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的另一种理论，所以以旅游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以企业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及以行政管理理论为理论源泉的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属于绝对独立的另一种哲学理念。因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关系，试图通过将企业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通过理论组合得出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仅适用于旅游管理学科建立之初时的情况。
管理哲学的哲学理论源泉是全体管理领域，包括旅游管理领域，因而管理哲学的理念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体系中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一般被包含于特殊之中并小于特殊的哲学规律，管理哲学被包含于旅游管理哲学理念中、是旅游管理哲学理念的一部分，但无法代表旅游管理哲学理念。同样也可证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管理哲学与企业管理哲学、管理哲学与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的理论关系。
旅游管理哲学理念是与企业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行政管理哲学理念）相互独立的平行学科，三者的上一级学科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被包含于三者之中，并不能代表三者的直接组合或三者之一。（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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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网络结构；协调；整合
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新的寻找“公共部门协调与整合机制”的改革运动。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非常明显，而且在其它并没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也日益显现。
一、整体性治理兴起的背景
从理论渊源来看，整体性治理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又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折射还是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要更加复杂。
首先，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严重“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适合于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也是管理大规模人口所必需的。
其次，整体性治理风行于西方国家还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在美国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并对其大有取代之势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登哈特。在英国，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发展起来的是整体性治理范式，其代表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邓利维。英国新工党政府实行的“协同政府”即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与之前连续执政18年之久的保守党政府的碎片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回应了对英国中央政府“空心化”导致的责任问题和能力问题的担忧。此外，新工党对“第三条道路”理论情有独钟，整体性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第三条道路”这一政治思潮在行政改革层面的折射。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传统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适应社会现状和发展的需要。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整体性治理，既主张继续借鉴企业竞争文化与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高效性，也提倡通过协商、协调、整合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等民主价值。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推行整体性治理时也有同样的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色彩。
最后，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是传统的合作理论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复兴。当前，面对复杂化、动态化、多样性世界的挑战，整体主义思维再度风靡学术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合作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有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和论域。但是，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公共管理研究的入侵和影响，整体主义思维一度被轻视。以社会资本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组织网络理论等为主要流派的各种协作理论为整体性治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要素，使得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摒弃新公共管理时期盛行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同时，复兴了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机制
随着公共问题复杂化，跨部门的公共议题不断增多，协调与整合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并赋予时代的内涵。因此，与遵循经济学逻辑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体性治理追求的是更注重全局、“通盘考虑”的战略，它借鉴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理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毕竟，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只是作为行动者之一，公共管理发生在由不同行动者组成的网路结构当中，没有一个行动者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来支配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各组织是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1.协调机制
官僚制的特色之一是分工和专业化，这必然伴生协调需求，因而协调是公共行政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组织环境的不同，协调的目标、范围、方式相应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赋予了“协调”这个古老概念以新的内涵，并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整体性治理还是以官僚制为基础。佩里。希克斯在论及整体性治理时也是以官僚制为背景的，这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是不同的。因此，协调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协调指的是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并非定义不精确的行动”。
在诱导和动员机制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在于选择恰当的行动者和资源，动员相关的诸如资金、人员、专业知识、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参与到网络结构中去处理复杂而棘手的公共问题。因此，动员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整合机制
整合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整合是指“通过为公众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从而达致整体性治理的最高水平”。政策内容的碎片化及政策利益部门化等问题远不是政策内容所主导形成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体制所决定的。通过政策合并达到政策一致性已经成为历史，寻求新的整合方式是整体性治理的改革方向所在。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并试图构造一个三维立体的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
3.信任机制
整体性治理内生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多个组织相互依赖的结构，组织之间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同的行动者和组织，在缺少合法权威领导和价格机制诱导的条件下，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去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呢？因此，在行动者和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的一种关键性要素。信任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是合作达成的劲合剂，是任何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信任又是不确定、易逝和有风险的。
三、结语
作为一种日益勃兴的公共管理新范式，整体性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提出无疑是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整体性治理的可能。问题是，无论在什么时候，科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科技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且由政治赋予其意义，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在既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下，达成目标的手段。因此，整体性治理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来自政治系统自身的反对。
参考文献：
[1]陈振明，薛澜.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
[2]蓝志勇，陈国权.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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