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7:08:22
导语：在消费扶贫的方式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工作目标
以关于扶贫工作的总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落实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切实解决贫困群众产品销路出窄，增强扶贫产业带贫益贫能力，筑牢贫困人口长效脱贫基础，形成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二、实施范围
全镇5个行政村和4个有贫困户的社区，以建档立贫困户为重点对象，协同拉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产的地域性特色产品销售。
三、工作任务
1、督促各村和社区建立产品名录。结合上级文件要求，统计供应主体、产品产量、销售价格、产地等信息，优先将产量稳定、质量可靠的产品纳入“名录”，建立台账，及时报送消费扶贫产品名录。
2、帮扶单位助销。引导全镇8个帮扶单位带头消费帮扶村、贫困户产品，通过职工福利采购、“以买代帮”等方式消费“名求”内产品，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3、电子商务营销。通过村级电商服务站，建立与贫困村、贫困户产品销售利益衔接机制，打通农产品上行销售渠道。提升农村电商网络节点的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农产品网销上下游服务链。让帮扶干部通过线上购买方式参与消费，提高电商物流服务站点农特产品销售规模。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全镇要把消费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营销活动，扎实做好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要充分发挥乡、村两级干部和帮扶队伍作用，组织实施好消费扶贫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今年来，长湖乡按照省市县消费扶贫会议要求，不断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带动脱贫户增收，现将消费帮扶半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鼓励春耕生产。为落实种植面积，从年初开始，长湖乡扶贫办工作人员前期便挨家入脱贫户宣传惠农政策及长湖乡早稻种植奖补政策，掌握春耕脱贫种植意向，通过鼓励发展抓大户、带动散户、帮助弱户和防治抛荒等举措，全乡203户脱贫户采取集中育秧亩，种植面积达亩，预计产值 元。
二是落实消费扶贫。严格落实有关要求，我乡积极承担职责，主动作为，开展消费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截止目前，采购脱贫户农产品17229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食堂食用。
三是造血脱贫农户。为帮助脱贫户持续增收，促进脱贫户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岳阳市唯本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长湖乡扶贫办捐赠长湖村420羽鸡苗，覆盖22户脱贫户，通过养殖肉鸡提高产业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四是强化组织指导。组织各种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平台，通过公益广告、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宣传本地脱贫户产品，消费扶贫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消费扶贫的好氛围。在全乡动员鼓励在职职工在脱贫户中采购农产品，鼓励辖区内企业及居民购买脱贫户家的农产品，帮助脱贫户增收。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是抓消费扶贫的力度仍然不够，长效机制还不健全，消费扶贫的社会参与度不高，实际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是脱贫户中没有形成特色农产品，没有树立自己的消费品牌，农产品价值低。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是鼓励乡工会开展消费扶贫。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向辖区内各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推介扶贫产品；工会组织慰问职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购扶贫产品。
二是消费扶贫进“企业”。积极组织参与消费扶贫相关活动,鼓励企业在发放职工福利和职工食堂采购时，优先采购脱贫户剩余农产品，引导辖区内企业参与消费扶贫。
【关键词】苗族；消费文化；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06 - 0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目前，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这些特殊困难群体是扶贫战略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在外界看来这些非常贫困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贫困？他们有着一种怎样的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跟外界有何不同？在物质日益富足的时代，消费主义开始侵蚀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他们的消费文化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的理解，对于构建针对特困族群精准扶贫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对少数民族的消费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很少有针对少数民族特困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很少从反贫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研究成果谈到少数民族困难群体的消费文化与反贫困的联系。方劲对云南的一个苗族社区进行研究发现，苗族同胞由于历史上处在不断迁移的生活中，定居生活的时间很晚，因而形成了一种不事积累的消费方式，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对他们摆脱贫困非常不利。 [1 ]另有研究者谈到少数民族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市场化的作用，他们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他们比过去面临更大的消费风险。 [2 ]
本文拟对G省一个极端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A村苗寨进行个案研究，从反贫困视角去探讨其消费文化，以图更好的理解这些贫困族群的贫困以及提高针对他们的精准扶贫行动的效果。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一）A村苗寨苗族的生产与生活
A村苗寨位于G省A市A村。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同胞因为长期没有户籍（直到2011年才被户籍管理部门注意到而得以上户口），生活极端贫困。A村苗寨苗族居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陆续从G省其他地方因为逃荒或其他原因迁徙而来，目前共有16户人家，89口人，都是苗族，属于大花苗。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称该村为A村苗寨。A村苗寨居民在此地繁衍生息，最多的已至第四代。A村苗寨坐落在一片石山上，植被稀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A村苗寨苗族族群的生产生活可由上户口为节点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A村苗寨居民在2011年5月上了户口，结束了漫长的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居民身份的生活。在上户口之前，A村苗寨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租种邻村居民的土地（他们自己没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A村苗寨居民由于在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分到土地）、给附近居民打零工以及挖山药等。此外也自己开荒地，种玉米与蔬菜，但是荒地贫瘠，产出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邻村因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增多，需要出租的土地增加以后，A村苗寨居民种自己荒地的就更少了。这一阶段，A村苗寨居民的生活处在温饱线以下，只能吃玉米粥等食物，衣服也极其简单，仅能蔽体。
2010年，该村一村民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得到了所在村委会的帮助。A村苗寨居民意识到加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性，村寨中管事的人开始与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会加强联系，并在村委会领导的帮助下向政府反映居民一直没有户口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几次来调查，最后在2011年5月正式做了户口登记。在上户口之后，政府对居民采取了多方面的帮扶措施。政府给村民建了房子，每户一栋，房子为两层楼房，总面积100多平方米，基本能满足村民居住需要。政府也给全体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额度略有差异，主要依据收入状况以及计划生育的状况。违反计划生育比较严重的农户，最低生活保障的数量要少一些。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并不完全依据收入水平，因为村民的收入其实难以真正量化，主要是依据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打工的职业情况等。与此同时，政府也为每户安排相应单位对口扶贫，如交通部门负责修路，水利部门帮助解决饮水问题以及其他部门实施相应的帮扶措施。上户口以及在政府的帮扶下居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除了原来的生计方式以外，外出打工的增加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逢年过节提供的油、粮等物资大大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村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
A村苗寨苗族长期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只是在最近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一个特困族群有着怎样的消费文化？笔者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3次在A村苗寨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情况，发现这一苗族族群有着自己的消费文化或消费伦理。
1.A村苗寨居民的节俭型消费伦理。A村苗寨居民生计属于生存型经济模式，他们以种地、山上挖药草、家畜养殖等为主要生计来源。由于没有田地，主要租种周围村寨的耕地，付出一定租金之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成，种地难以解决温饱。在养殖业方面，居民的养殖技术和资本有限，只有少量养殖，效益较低。近几年，政府发给他们每户一百只小鸡，由他们饲养，政府提供饲料，鸡下蛋后由政府来购买。目前小鸡死亡率高，政府也未能及时收购鸡蛋，养鸡还没有产生效益。另外，村里年轻人也外出打工，打工所得成为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村寨都被政府纳入了低保范畴，所有居民享受政府低保，这成为居民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个生存型经济模式上，居民的消费基本是节俭型的，以温饱为目标，基本没有享乐型消费。居民的消费集中在吃饭、穿衣等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村里老年人许多穿传统的苗族服装，这些衣服很多是自己缝制的，也有在市场上买的，成本很低。年纪较轻的村民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穿的是外边流行的款式，但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衣服。年纪较大的村民穿的是集市地摊上买的解放鞋之类比较便宜的鞋子，年轻人要稍微讲究一些，穿便宜的运动鞋或廉价的皮鞋。在吃方面，以前主要吃玉米粥，现在吃上了米饭，菜主要是自家种的蔬菜，偶尔上集市买肉。平常吃肉较少，主要是来了客人或节日才有大鱼大肉，居民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一般要盛情款待。一般居民家里基本没有多少值钱的电器，没有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只有一户居民家里有台洗衣机，但是平时主要用来放东西，没有用来洗衣服，因为洗衣机比较耗电耗水，而水电都需要用钱买。一般家庭有电视机，都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是居民主要的娱乐工具。居民家里的电器大多是政府或社会爱心人士赠送的。村民到镇里主要是走路，有个别家庭有摩托车。村民闲时主要看电视、聊天或赶场的时候逛逛集市。节庆、婚俗非常简单，一般没有复杂的仪式，在比较大的节日比如过年时有跳芦笙舞的习惯。有部分村民信仰基督教，圣诞节时会穿上民族服装去镇里做礼拜。这些活动所需货币支出都不多。另外，村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中老年人没有往银行存钱的习惯，偶有余钱则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村民没有闲钱，无需到银行存钱，而且以往基本与外界隔绝，自足自给，没有现财意识，没有与银行打交道的习惯，也不熟悉其中复杂的程序与规则。
2.A村苗寨村寨年轻人的消费竞争。“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有房子住（政府帮建的），也都能吃饱饭了”。A村苗寨居民跟以前比较生活要好很多，主要在于政府福利供给不断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原来居民只能种山上的荒地，现在租种周围村寨居民外出打工留下的土地而提高了收入。如果不是有意外支出，比如突然的伤病使其承受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居民大体能应付以及满意眼下的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居民的消费欲望与拥有资源之间只有很少的张力。村民对生活状况的较高满意度来自于与以前生活的比较，与原来相比，居民生活的条件显然有了显著提高。村民对于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饱饭，有遮风挡雨的房子就行了，这也是村民生活满意度高的原因。这表明外部世界的消费文化还没有对村民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年轻人当中，情形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外出打工增多，而且因为有了户口、有了正式的身份得以逐渐融入所在地域社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跟外界接触增多，消费方面也开始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带来了缺乏感，“缺钱”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在问到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时，诸多居民选择亲戚与政府帮忙。选择亲戚符合中国人“差序格局”人际交往的准则。而选择政府则说明了A村苗寨居民对于政府福利的依赖。政府给每人提供低保，低保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修路、改善饮水条件等帮扶措施对改善他们生产生活条件起了关键作用。
（三）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机制
基本需求满足的动力当然来源于生理需要。但是消费除了满足需要外还有认同的功能，“人们的认同和人们的消费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采取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可见，人们从事消费，实质上不过是创造、维持或支持自己的认同。”[3 ]A村苗寨居民秉持节俭型消费主要源于物质短缺。而政府提供的最低保障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从认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消费方式要符合贫困者的要求，所以他们要把日常消费尽量地放低，否则就不符合一个贫困者的身份，会遭到周围人的否定。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分层的，A村苗寨居民也不例外。消费也是分层的一个标准。在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人们努力赚钱要修建房子，房子的有与无、档次的高与低成为在社区中获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贫困族群消费行为总体上服从穷人的标准，但在其内部是否存在某种竞争的机制呢？通过这种竞争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或者混得较好的与混得不好的区分开来。A村苗寨年纪较大的居民中我们很难看到消费上的攀比。长期的赤贫使节俭主义的伦理深入骨髓，他们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度，绝少有享乐型消费。一方面是因为主要的收入来自政府的保障，因此消费能力无从体现个人素质的优越，消费竞争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拥有的物质资源提供给炫耀性消费的机会不多。但是在年轻人群中，消费中竞争或示范效应还是存在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购买手机等用品，“都要买贵的，便宜的不喜欢”，手机档次的高低体现了在外头混得是否有出息。年轻人在穿衣方面也开始受到外面时尚文化的影响，也有了土气和时髦的区分。这种竞争一方面给年轻人带来动力要想办法去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也带给他们心理焦虑。
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的物资短缺形成了他们节俭的消费伦理。在这一点跟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同，比如有学者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消费状况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不事积累，有钱就进行享乐主义消费，用光了再想办法。[1 ] A村苗寨苗族包括那些条件稍好的家庭享乐型消费也受到抑制。另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心理，因为都属于政府保障的“穷人”，消费方面的认同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群体内部中消费的区分功能不能体现）。A村苗寨苗族每人都享受最低保障，包括其中收入高于保障线的家庭，对A村苗寨苗族族群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已成为他们的一份固定收入。而年轻人中的消费攀比心理来自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和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是消费的认同机制作用的结果。外出打工是年轻人主要的生计方式，打工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入的过程，外部消费主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人也更容易消除过去“饥饿”的记忆，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社会性需要开始显现，其中通过消费赢得“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对精准扶贫实施的启示
A村苗寨苗族遵循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是源于长期的物质短缺，是经济理性驱动的结果，因为不这样，生活将难以为继。这种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下贫困者对于物质的贫乏有很强的忍耐力，眼下的贫困对于他们并不至于难以忍受，也不会导致他们心理的失衡。对于生活的较低要求是这些贫困群体发展出的一种特有的抗逆力。这种抗逆力是这些贫困群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收入增长，这些贫困群体因为极节俭的消费而能积累一定的资产，并从资产积累中受益。着力于贫困群体的资产建设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相比单纯的物质帮助，对于贫困者的资产建设具有长期效应并使贫困者具备发展能力而最终摆脱贫穷 [4 ]。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贫困群体并不会因为贫困而产生越轨行为，不会引致其他社会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会不会导致反贫困的动力不足？比如贫困者的节俭主义产生所谓贫困文化，懒于进取，安于眼前的生活。以往很多反贫困的案例中表明贫困者动力不足是导致扶贫失败的重要原因。毕竟穷人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外界的帮助只能是辅助因素。许多批评者批评政府的一些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重视不够，不能调动起贫困者自身的积极性，是基于同一道理。因此，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贫困者的对贫困的忍耐能力而进行资产建设又能激发其进取精神值得思考。
A村苗寨苗族有限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张力。他们日常生活中缺钱的感受随着跟外界交往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已不能幸免地被纳入商品经济的潮流，消费风险不可避免。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化解消费风险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政府。原因在于巨大风险来临时，这些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不足以去应对。同时也要看到长期的贫困容易使贫困者难以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政府父爱主义的扶贫行动也可能助长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依赖政府毕竟不应是长久之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靠直接输送资源扶贫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时应该限定在满足基本需要层面，即福利供给应是有限度的，以不至于产生福利依赖。同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贫困人群创造发展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改变贫困面貌。其中，通过资产建设提高发展能力以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是重要途径。但是，在眼下，政府的福利供给还不可缺少，包括政府提供每个人的低保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现金支出，一方面是解决眼下生存困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发展的需要，只有生存需要得到基本保障，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力量。如以前居民很少外出打工，一是连外出的路费都没有，二是年轻人的外出担心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可能饿死，缺乏外出的勇气。因此，应该在保留现有现金支出福利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发展，从资产建设和能力提升着手促进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
与此同时，A村苗寨苗族或多或少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之间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攀比心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扶贫政策常常把贫困人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忽视了贫困人群之间的竞争心理。这种竞争心理并不因为特困族群的贫穷而完全消失，因为它源于人的普遍的社会性需要，消费竞争是其表现之一。因此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他们之间采取某种激励措施，回应这种竞争心理，激发他们的动力，而不是人为的拉平他们之间的差距，导致扶贫措施的激励不足。
四、讨 论
西部地区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特殊贫困人口已成为新时期反贫困的难点和重点。他们的贫困往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比如残疾、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他们身体健康，而且劳动的意愿很强但依然深处贫困。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贫困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国家的福利供给，而这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却应是扶贫的主要对象所在，让他们最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脱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贫困人口的贫困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A村苗寨苗族长期迁徙，现有居住地自然条件欠佳，缺乏发展所需资源，尤其是长期没有户口导致与世隔离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和资源欠缺成为他们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事业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以往对于这些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在于缺少针对性的措施，都是基于政策决策者与实施者自己的立场去进行，因此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加强对贫困人口本身的研究对于反贫困尤其是当前的精准扶贫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研究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能加深我们对于这些特殊贫困人群贫困的理解，也有助于构建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措施。同时，A村苗寨苗族的个案研究也对其他人群的反贫困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劲.民族社区发展中的消费文化与新贫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 杨小柳.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9）.
关键词财政激励金融扶贫扶贫贴息贷款
实践中，财政投入、金融支持一直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但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截至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3000多万人，要确保在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且脱贫人口不返贫，就需促进财政金融联动、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帮扶机制。
一、目前财政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财政资金总量不足。2016年我国在整体宏观经济下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667亿元，比上年增长43.4%。财政扶贫资金为农村扶贫攻坚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相对于庞大的扶贫需求，财政投入的资金很有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第二，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形同虚设。贴息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帮助贫困农户与企业更好地利用银行资金。但银行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格外重视风险控制，真正贫困的贷款人大多不能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或担保人，既然借不到钱，财政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就起不到作用。
第三，扶贫资金管理不到位。目前，地方财政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老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资金和项目管理费。资金的管理涉及扶贫办、财政局、民宗局、发改局等多个部门。有些部门独断专行，不与其他部门协作，为了政绩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了“好看的扶贫”上。此外，管项目的部门不管钱，管钱的部门不管项目，常常使扶贫资金难以按时足量到位，导致项目错过最佳实施时间。资金到位后，相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也常常缺位，只采取事后审计监督的方式，使得财政拨给的扶贫资金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
二、目前金融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主观上，金融机构扶贫积极性不高。目前，国家主管部门并没有指定某个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扶贫的职能，所以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参与扶贫事业。表面上看各个金融机构都在扶贫，实际上全力、深入扶贫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几家。金融机构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出于政治任务考虑而扶贫只能短期奏效，长期还需遵循市场规律，形成良性的市场扶贫机制。
客观上，制度上的因素使得金融机构扶贫资金配置效率较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扶贫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位。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县级是很少有分支机构的，而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的偏远地区正应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在对这些地区的支持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扶贫政策性担保缺失。金融机构虽然将金融扶贫看作一項政治任务或社会责任，但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其在放出贷款时必须考虑到风险和效益，对利息和担保的要求遵循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目前，国家鼓励金融机构降低扶贫特色产业的贷款利率并延长贷款期限，要求金融机构对贫困村的“两基”建设贷款利率进一步优惠，并设立了比支农再贷款利率更低的扶贫再贷款利率，但都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规定，也没有明确中央或地方财政是否贴息等问题，使得金融机构难以执行。
再次，扶贫政策性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缺乏。贫困户可用于抵押及质押的资产质量差、数量少，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国家缺乏相应的保险和风险补偿的顶层设计，加之地方财政可用于风险补偿或贴息免息的资金又很有限，使得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都对扶贫贷款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金融机构都很难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指标，持续性、长期性的金融扶贫投入更是难以实现。
三、财政金融联动的必要性
金融业本身是高负债经营的行业，农业又具有天然的弱质性，这使得金融扶贫事业面临较高风险，农村信贷的信息不对称性、高分散性等特点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单纯依靠金融扶贫很难实现如期脱贫的宏大目标。而财政本身资金总量少、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的存在又使得财政资金无法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结合上文对财政扶贫、金融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要提高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脱贫不返贫的目标，就要利用好财政和金融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建立完善合理的机制，使两者能相互配合、协同结合。
四、财政金融联动的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减少金融扶贫成本。农户的资金需求主要源于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生产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是生活性消费支出，属于公共产品，应主要由财政投入解决，政策性金融辅助。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商业性金融机构辨别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的信息成本，降低信用考察的难度和信息不对称。此外，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的农村公共道路、农业工程建设，可以降低商业性金融机构贷后指导的管理成本，也有助于增加贫困农户的经济实力，减少了不能如期收回贷款的风险。
第二，给予税收优惠，减轻金融扶贫主体的负担。我国目前的金融业营业税税率约为5%，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偏高的，重税政策虽然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或非农村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农村金融领域管理成本大、风险性高，不合理的税收负担往往会造成金融业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下降，影响金融扶贫事业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此外，财政还应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金融扶贫对象的负担减轻了，金融机构放出的贷款也会更有保障。
第三，健全农村担保体系，完善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金融扶贫的风险。担保公司为农户和村镇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机构惜贷的问题，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因此，各级财政可从支农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发展农户融资担保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的基金，以较少的财政投入，撬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此外，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探索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特色保险产品，开发连片承保、统保等方式，降低贷款人的损失风险，也有利于增强金融扶贫的积极性。财政还应以县为单位设立扶贫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对达到考核要求的金融机构发放奖励。对于确实无法回收的不良资产，规定适当的比例由基金进行注资，并制定鼓励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的财税政策，以此减轻金融扶贫资金投放的后顾之忧。
第四，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创造诚实守信的农村金融环境。扶贫类贷款对象一般为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他们居住分散、抗风险能力差，很多人的诚信意识不强，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难度大。财政应增加培训经费的投入，不仅让农民有一技之长，更要宣传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诚信意识，增强其主动还款的意愿，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信贷市场。
总体来说，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关键在于整合，由财政打好基础，撬动金融机构信贷投入，利用金融市场强大的投融资能力，增强精准扶贫政策合力，从而达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作者：常婧
参考文献
2016年京东集团与国务院扶贫办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全国范围内，点面结合展开以产业扶贫为主的“立体扶贫”战略，并提出了产业扶贫、招工扶贫、创业扶贫、金融扶贫的四大策略，四路并进探索、实践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一年过去了，京东的电商扶贫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全国832个贫困县吸纳近5000家合作商家，上线近200万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有力地促进了困地区脱贫增收。与此同时，京东的电商扶贫在全国各地创造出了一大批值得推广借鉴的扶贫样本。
西南样本：产业扶贫“一颗红心”
“这都是托了猕猴桃的福。”2017年春节前夕，侯登林坐在自家刚建好的新房中，语气略带激动。
侯登林是四川省苍溪县板庙村二组村民，全家六口人，妻子患心脏病长期吃药，儿子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还有两个孙子在读书。2014年全家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得益于当地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壮大，侯登林的儿子和儿媳都被安排进猕猴桃产业园工作，2015年，侯登林一家的务工收入达到3.8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并建起了自己的新房子。
如今，苍溪猕猴桃已经成为水果界的“网红”，知名度和价格较两年前都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和侯登林类似的贫困户都借猕猴桃产业脱了贫，这一切都与京东密不可分。
作为线上猕猴桃节的核心运营商，四川华朴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朴农业）从2015年开始，尝试与京东生鲜部门建立直采合作。借助京东联通全国的物流系统和先进的生鲜冷链系统，苍溪猕猴桃可以保证高品质、低损耗、高效配送至全国市场，苍溪果农第一次与全国消费者如此之近。
很快，苍溪感受到了电子商务的强大力量。在2015年首届线上“红心猕猴桃节”上，仅仅用了36秒，5000件猕猴桃就在京东商城的掌上秒杀页面中被一抢而空，猕猴桃节期间，线上独立访客达100余万人，总销售量接近500余万元。
苍溪县商务局局长李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苍溪红心猕猴桃上线之后，平均价格比此前的线下销售价格高出40%，很多种植猕猴桃的贫困户都已脱贫。”
2016年8月底，第二届京东苍溪线上猕猴桃节如期举行，生鲜直采平台的优势得到了更充分展现，猕猴桃节期间华朴农业在京东平台的销量实现了超过70%的增长。
2016年10月，京东苍溪特产馆上线，这个馆包括了苍溪县各类优质、特色农产品。未来，苍溪计划三到五年内建立5000个贫困家庭农场，通过京东销售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为贫困户实现增收。
西北样本：茶卡羊搭上电商快车
茶卡羊出产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乌兰，是全国公认的高品质羊肉，但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销售通道与冷链物流是头号难题。2016年京东与海西州签署了电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而茶卡羊是各方共同看好的项目。
回忆起2016年双十一之前上线京东平台的情景，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公司的董事长张国辉历历在目：“京东生鲜的采销人员会设身处地为企业发展做谋划，牵着企业的手一起跑，从产品研发、包装、价格各个方面帮助企业更好地做规划，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专业与能力优势。”通过京东电商平台，茶卡羊在双十一期间最远卖到了深圳市场，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产品品质过硬，适销对路，成都、上海、广州等地前期的配货瞬间脱销。
吉仁生态农牧业公司是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扶贫产业示范园”的主体企业，是带动当地扶贫脱贫工作的主力军。张国辉觉得自己很幸运，首次与电商合作就遇到了京东，京东给茶卡羊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当地贫困户脱贫的日子又近了。
他发现京东生鲜对于品质的把控极为严格，与吉仁公司对茶卡羊品质的追求高度一致。各方的努力促成了茶卡羊于2016年双十一在京东商城自营平台上线，有了愉快的初次合作，接下来京东还将为茶卡羊扶贫项目提供更为完善的生鲜冷链宅配体系的支持，并为养殖基地提供电商技能培训、金融、运营、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这让张国辉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期待。“看到京东在扶贫工作上如此重视，我们真是找到了知音。”
东北样本：京东助力饶河黑蜂蜜走出大山
“黑蜂养殖合作社就是我第二个家。”李洪庆今年61岁，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山里乡二林子村人。30多岁时，李洪庆就患上股骨头坏死，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也没有经济能力治病，李洪庆只能自己养蜂，艰辛度日。2008年，饶河当地成立了养蜂合作社，李洪庆成为社员，有了依靠。
同期加入的还有李宝山。李宝山是饶河县饶河镇人，今年63岁，2000年原本在石油公司上班的李宝山下了岗，两个孩子都要上学，家里一下子窘迫起来。为了养家，李宝山两口子常年在外打零工，天天为生计操劳，直到加入养蜂合作社。
帮助李洪庆和李宝山摆脱贫困的北纯新合东北黑蜂养殖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是京东的“老朋友”，从2011年开始就与京东合作，北纯公司打造的“北大荒”东北黑蜂蜂蜜，目前已入驻京东自营平台，优质的产品再加上京东遍布全国的高效物流网络，为消费者带来最好的购物体验，使饶河东北黑蜂产品在网上获得极佳口碑。
合作社负责人杨少武介绍，北纯公司对合作社的蜂蜜产品集中收储，为蜂农提供稳定的收购价保障，真正解除了蜂农的后顾之忧。蜂产品养殖合作社优先雇佣贫困人口，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多种帮扶，很多贫困家庭得以脱贫。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北纯公司将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专业从事有机农产品加工及健康食品的服务商，产品从黑蜂蜜扩展到了各类有机杂粮，帮扶贫困人口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饶河黑蜂蜜的成功只是京东助力产业扶贫的一个普通样本，京东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受到消费者的信赖，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京东越来越成为消费者选购优质商品的首选平台。而越来越多来自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则通过京东产业扶贫的通道成功销售，最终实现销量和价格的双提升。
华北样本：贫困村养出“扶贫跑步鸡”
除了敦促和协调各个业务部门齐心协力助力扶贫，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自己更是在扶贫事务上亲力亲为，创新实干。2016年“双十一”前夕，刘强东通过手机京东直播下厨，一份东哥“大盘鸡”不仅向近千万网友们展示了自己精湛的厨艺，还带火了来自河北武邑贫困村的健康土鸡――“京东扶贫跑步鸡”。
“京东扶贫跑步鸡”是刘强东自己想出来的扶贫点子，也是京东金融推出的京农贷的典型项目之一。在2016年10月下旬上市之前，“京东扶贫跑步鸡”已经散养了160天以上，是真正的散养土鸡。刘强东的直播不仅为“京东扶贫跑步鸡”做了广告，而且引发了社会对扶贫的更多关注。
2016年5月，京东在河北省武邑县针对自身不具劳动力，因病、因残、因老致贫的贫困户实施京农贷项目――“跑步鸡”，京东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扶贫产业园，合作社统一散养方式，协助农户脱贫，京东金融为贫困户提供免息贷款，由农户资金入股。
参与该项目的52个贫困户，平均每户有100只鸡的养殖指标，京东为每户提供约4500元的免息贷款作为养殖基金，贫困户们将买来的鸡苗和料放到合作社，由合作社集中饲养，最后由京东商城包销。据京东生鲜事业部项目经理刘潇文介绍，根据测算，每只“扶贫跑步鸡”的收益在30-40元，每个贫困户的收益在3000-4000元。
“扶贫跑步鸡”在京东商城的售价达到了134元/公斤，高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那么京东如何保证它们的销路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业内人士认为，京东的底气来自于其实力强大的自营体系和先进的供应链系统，京东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自营式B2C电商，年度活跃用户近2亿，流量效益非常可观。“与其他电商平台相比，京东自营的特点是能够通过原产地直采、自营、包销的方式，对贫困户生产种植起到托底效果。”
在“京东扶贫跑步鸡”项目上，京东调动了商城、金融、物流配送等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源，力求用组合拳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优质农副商品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到城市百姓的餐桌上，以带动贫困地区脱贫。
京东策略：电商扶贫四路并进
2016年1月，京东集团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提出了产业扶贫、用工扶贫、创业扶贫和金融扶贫四大策略。刘强东表示，京东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就是要做到精准扶贫，把扶贫效益和价值最大化。
早在2015年初，刘强东就提出了京东农村电商发展的“3F战略”，即工业品进农村战略（Factory to Country）、农村金融战略（Finance to Country）和生鲜电商战略（Farm to Table），致力于解决农民买好东西难、借款贷款难、农民赚钱难的“农村三难”问题。
扶贫先扶智，脱贫必先自立。在接受教育培训的基础上，贫困人员要想脱贫致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从2016年初开始京东在全国七大区启动了扶贫招工计划。
京东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多种工作岗位，目前已在全国832个国贫县招聘15922名员工。一年来，京东在全国832个贫困县推动近5000家合作商家招募贫困人员近5000人。此外，京东还带动近千名贫困人员利用电商平台实现创业。
在创业扶贫方面，京东与众多合作高等院校携手落实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划，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2016年4月15日，京东在华南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了广东省高校电子商务人才孵化基地暨创业就业训练联盟，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电商实习实训机会、电商大讲堂、创新创业项目孵化指导等帮扶措施。
打造东方红特色品牌，让生态有机农产品变成扶贫爱心暖宝宝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和育林乡党委书记尚尔胜同志凌晨3点从村里出发奔赴省城哈尔滨，为省文旅厅及其直属单位的同志们运送我们村订购的扶贫爱心蛋。上午8点准时到达省文旅厅，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楼前，育林乡党委书记尚尔胜握着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视员江浙的手激动地说：“谢谢文旅厅党组和你们扶贫工作队对我们乡东方红村贫困户的帮助，我代表贫困户真心感谢你们，你们真的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我们工作队在厅党组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努力一次性帮助贫困村民卖出了近50000枚鸡鸭鹅蛋，用实际行动助力精准扶贫。
东方红村是明水县的贫困村，全村下辖8个自然屯，10个村民小组。全村有耕地19396亩，草原19079亩。户籍人口993户、2785人，常住人口369户、100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88户444人，其中已脱贫177户418人，未脱贫11户26人。由于土质含碱性大，土地产粮有限导致部分村民生活贫困。通过我们工作队两年的努力，全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956%，全村实现脱贫出列。虽然实现了脱贫，但是未来我们还要考虑到贫困户返贫的问题，不能做“输血式”扶贫，要进行“造血式”扶贫，不让一户贫困户掉队。通过产业扶贫来帮助他们把生活过的越来越好。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东方红村有丰富的草原资源，草原上有上百种野生中草药，适合发展绿色养殖业，自从工作队入驻这个村以后，就因地制宜地查找贫困原因，对症下药，我与村两委一合计，针对村里的草原地理优势，就挨家挨户动员贫困户利用草原养殖鸡鸭鹅，帮助解决技术与饲料问题，消除村民心中的疑虑。同时我们实行多种套餐形式销售，20枚鸡蛋、20枚鸭蛋、6枚鹅蛋，共计100元钱，送货上门。而且我们与养殖户开过会，叮嘱他们一定要拿最新鲜的蛋出售，要对得起支持我们的好心人。
随后我们为厅各直属单位进行配送。我每到一个单位都会对单位负责人说“咱这是纯笨蛋，散养的鸡鸭鹅不喂饲料，无激素添加剂。鸡鸭鹅都是吃草原的虫子和中药长大，渴了喝露水。你看这蛋黄，不但大而且颜色红彤彤的，口感错不了。”蛋好也愁卖，品质优良的鸡蛋没销量就产生不了效益。为了帮助村民销售笨蛋，我们抽身回到哈市，做起了销售员大力推广鸡鸭鹅蛋，还在朋友圈中动员亲朋好友购买爱心蛋。听到汇报后，我厅领导高度重视，发动下属企事业单位认团，发动广大职工爱心消费、爱心订购。捧出友爱的甘泉，帮助贫困的父老乡亲。
同时，育林乡党委政府通过“小康龙江”、“互联网+”与村里的“E概帮”进行大力度的宣传开展订制与销售，增加村民收入。爱心人购买爱心蛋，全社会助力精准扶贫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共识。就这样，订单如雪片一样的飞入东方红村。
订单激起千层浪。看到一枚蛋受到省城人的追捧，效益可观，村民纷纷掀起养殖的热潮。“这一枚鸡蛋1.5元，比市场价高0.5元。而且还省了我们的车马费，有蛋真的不愁卖了。”贫困户苗秀华感慨地说，后悔没有扩大养殖。
真心扶贫结硕果，一件一件记心头。东方红村的村民不会忘记扶贫工作队为他们做的好事。赠送图书、送戏下乡、赠送文化活动物品、思想扶贫、文化扶贫、产业扶贫等等。村民会如数家珍一样的。为群众当牛马的人，人民永远记住他。
一、借鉴国际上扶贫开发成功经验
孟加拉“乡村银行”（GremeenbanR简称GB）是1976年创办的一家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1983年被确认为独立的银行。与这个项目有关的人从最初的1万人扩大到全国的100万人。该银行拥1000多个办事处。其宗旨是只向贫困户（主要是妇女）贷款，实行短期小额无须担保和抵押的借贷方式，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动作机制和组织制度，称为“GB模式”，其还贷率在97%以上。“GB模式”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项目和扶贫方式之一，目前已有四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推广了这一模式。
（一）“GB模式”的主要做法
1、贷款目标对象仅指向农村贫困户，农村中的最贫困者为贷款对象。
2、贷款制度本身的核心是集体的小组责任制。贷款对象确定后，由贷款对象自愿组成5人（户）小组，但规定直系亲属不能同时在一个小组，同组的成员具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小组成员互相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内部约束机制。
3、贷款制度是小额、有偿、付息、按周还款、建立小组基金、实行强制储蓄。小额生产性贷款，
（二）“GB模式”的成效
“GB模式”在孟加拉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不仅体现在该银行具有较高的还贷率（9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广泛地动员了贫困人群主动参与设计和执行脱贫行动，并通过该模式表现出来的扶贫机制的快速启动，使千千万万贫困户直接获得了持续稳定的生产性经营贷款。这一模式实施后，立即引起东南亚等国家的仿效，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有效扶贫模式的成功典型。
二、建立新的扶贫机制
（一）确立扶持贫困对象：实现从扶持贫困地区到扶持经济实体（企业）和贫困人口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实行的是一种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战略。80年代初，这种战略在那些具有资源优势或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并非最困难的地区取得一定的成功，实现了大面积贫困人口的脱贫。但目前， 这种战略逐渐失去优势，原因在于：一方面贫困人口多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库区、黄、淮滩区和砂礓盐碱区，交通闭塞，生态环境恶化，利用扶贫资金办企业失败多于成功。这些企业占用大量扶贫资金，使大多数贫困人口失去了获得资金发展生产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战略的指导下，扶贫对象主要定位于经济实体（企业），大量的扶贫资金用到了城边、路边等经济条件相对好的地方，越是贫困落后，扶持力度越小。面对那些能直接解决群众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种植业、养殖业为原料的加工业有所偏离。可见，区域经济增长的目标与缓解贫困的目标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因此，借鉴“GB模式”，进一步细化扶贫目标对象，能够提高扶贫效益，集中有限的扶贫资源，既能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又能真正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二）转变扶贫资源配置：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扶贫资源形式从单一的资金形式向人才、信息、技术等多样化形式转变。财政部门谈起扶贫资源，往往是指资金。其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任务的日益严峻，单一的资金扶持往往很难奏效。这是因为贫困地区一般交通闭塞、人才匮乏，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管理。而财政信用部门经常参与项目考察、评估，信息灵通，人员素质较高，所以财政信用部门要改变以往仅仅以资金扶持的方式，可因地制宜地帮助贫困地区理清发展思路，利用自身优势和科研部门、高等院校结合，建立一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库，以项目定资金或以资金带项目，选派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员帮助贫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既可确保项目的成功，又可让大批人员在扶贫第一线得到培养和锻炼。
2、扶持对象范围从单一的乡镇企业向多种符合公有制经济要求的企业转变。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无疑也开阔了财政信用扶贫服务对象的视野。以前，财政信用扶贫，除了扶持农户以外，主要是以扶持乡镇企业为主。毋庸置疑，乡镇集体企业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相互融合趋势的加强，乡镇企业投资主体和产权逐渐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必将蓬勃发展。所以，扶贫应向扶持多种符合公有制经济要求的企业方向发展。只要是属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成分集体成分的企业，也都应积极引导、大力扶持，而不能拘泥于形式的束缚。这样就突破了过去的乡镇企业、县办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概念的限制，大胆拓展服务范围，分析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济成分，在区域范围内全面、强力支持企业大发展。
3、扶持方式从单一的信贷方式到参股、控股、租赁、联合、兼并等资本经营方式转变。采用单一的信贷方式，在目前的扶贫政策下，资金占用费率低（月率2%），不利于用款个人和单位强化用款责任，不种于财政信用资金保值增值。而采用资本经营方式，财政信用部门通过和贫困地区效益较好的经济实体联合，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组建股份制公司，利用本部门人才、资金、信用优势和贫困地区的政策、资源、劳动力优势，不断进行资产重组，一方面有利于财政信用部门融通更多的资金，发挥资本积聚效应，更有实力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通过此种方式，使这些经济实体“借船下海”，成为县域经济的“航空母舰”，走“异地开发，体外造血，体内循环”的道路，在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之后，也为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奠定基础。
（三）转变扶贫对象方式：实现从分散无组织到集中有组织方式转变。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1、对于经济实体（企业）来讲，固然可能存在着资源优势，但由于起步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等不足，“单兵作战”，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抗风险能力较弱。财政信用部门应以资产（产品）为纽带，通过经济手段和资本市场，使贫困地区经济实体相互联合或兼并、承包、收购、或参股、控股、组建股份制公司等多种形式，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在区域内快速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积聚，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壮大实力，共同开拓市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2、对于贫困户来说，由于以前扶持力度不够，以为把扶贫资源分配到户是扶贫，缺少引导和干预。贫困农户得到某些资源扶持后仍然采用分散的“游兵散勇”的活动方式，将扶贫资源或投入生产，或投入消费，而且投放于消费者居多。事实证明，将扶贫资源分配到户的“救济”式扶贫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容易形成扶贫对象扶贫资源的依赖。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将贫困农户组织起来，既可在组织内部实现信息、资源、生产要素等的共享，又可通过群体的约束力，通过制度来约束和规范贫困户行为。有利于克服扶贫对象零星分散、扶持难度大、成本高的障碍，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益。
（四）建立新的扶贫运行机制：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型转变。
财政信用扶贫如何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和效益，我们认为财政信用部门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帮助筹集扶贫资源，为贫困地区提供资源支持；二是从宏观上对扶贫活动加以指导和对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益进行监督。必须改变以前从扶贫资源的筹集、分配到使用的扶贫活动全过程统由财政信用部门包揽的状况。切实排除“关系项目”、“人情项目”等行政干预的影响。对于贫困农户而言，财政信用部门发放扶贫资源之后，他们的经济行为应更多地接受市场的约束，而不是财政信用部门的约束。
（五）确立扶贫激励和监督机制：实现从软性约束到硬性约束转变。
关键词：小额信贷；正规金融；信贷需求；目标瞄准机制
一、引言
小额农贷于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产生，1994年作为一种扶贫方式引进中国，如今正逐步从扶贫向金融领域转变。主流观点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小额信贷主要是生产性贷款，而非正规金融则以消费性贷款为主。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否仍符合实际还有待验证。张照新和张海阳(2003)将样本农户的正规贷款与非正规贷款合并之后发现农户信贷需求以消费性为主；黄祖辉、刘西川(2007)用合约考察法得出的结论是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分别以生产性和消费性为主。而改进了的意愿调查法+假想式问题研究方法却得出可相反的结论。同时，黄祖辉、刘西川还发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实际瞄准目标已从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上移到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甚至高收入户。各种研究表明，农户信贷需求具有层次性与复杂性，必须从多角度人手。
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旨在发现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文章所使用数据来自2009年5月对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双河村和稽陆村村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113份。
二、农村金融基本状况
在中国农村，由于市场不完善。正规金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虽然便于管理，但缺乏竞争，不利于产品创新与市场活跃；其次，虽然小额信贷是国家扶贫项目的一种，但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大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这就会导致金融机构营利的减少，最终致使金融机构不情愿发放小额贷款。在本次的调查中，本课题组所走访的农村主要金融机构指出了当前发放小额贷款的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但实际上农信社是不愿意拥有这种垄断地位的，他们认为，银行的作用是将资本重新配置，银行没有义务为满足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贷款给他们，银行的根本目的还是盈利。
其次是抵押品问题，首先是房产。有两套及以上房子才能抵押，而农户基本都只有一套住房。即使作为抵押品，银行也没有权利没收农户的住房，因为银行将无法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其次是土地。如果农民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那么银行也就无法没收土地。因此，农民实际上是没有抵押品的。
然而正是由于农村正规金融的局限，我国农村存在许多非正规金融，包括私人借贷、钱背和私人钱庄等。非正规金融对于弥补正规融资的不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一般来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比较小，难以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地域特征和操作不规范也局限了对非正规金融的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此外，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也较高。因此，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而言，并不能因为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效以及非正规金融所占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否定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农村金融未来的真正出路还需要正规金融的努力。
三、农户贷款的生产性与消费性需求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行的信贷政策中存在明显的用信贷手段补贴农业生产的迹象。比如农户小额贷款、支农再贷款，其用意都是希望以优惠的贷款政策来支持农户从事小规模的种养业。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在欠发达地区，这些优惠的信贷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意欲投向农业生产领域的贷款产品最终满足的却是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而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2、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产业贷款。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解决所谓的“伪农户”问题。这种情况是指某些非农户借农户的名义，为自己生产筹备资金，本课题组的调研地亦发现了该问题。为了了解农户的真实需求，笔者将调查样本中的这些“伪农户”去除了。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户正规与非正规贷款用途的区别，笔者以样本农户收入均值为界，将农户重新划分为“中等收入以下农户”、“中等收入以上农户”。从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数两个方面评价不同农户正规与非正规贷款用途。之所以要将贷款笔数与金额分开，是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可能虽然在贷款笔数上相近，但由于信贷约束如抵押、担保等的限制可能在每笔贷款的金额上会有较大差距。同时，不同用途的贷款虽然笔数可能相同，但金额必定会存在差距，比如生产类的贷款每笔金额可能会大于普通消费性的贷款。
表1显示，正规贷款中，从笔数来看中等收入以下农户用于生产和用于消费的正规贷款比例较接近，同时。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比例亦相仿。进一步从金额来看。该类农户的正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其金额大于用于消费的。但是用于生产的贷款中非农生产的金额比例要远大于用于农业生产的。
对于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从笔数来看，正规贷款大部分用于生产性项目，同时，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笔数略大于用于非农业生产的。再从金额上看，正规贷款金额大部分用于生产性项目，但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却远小于非农生产。
再看中等以下收入农户的非正规贷款，从笔数角度考察，该类农户非正规贷款的主要用途是消费等非生产性项目，用于非农生产的贷款仍然大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金额角度考察的结论与从笔数角度考察相一致。
最后是考察中等以上收入农户的非正规贷款。笔数上来看，该部分农户的非正规贷款主要用于消费，而且农业生产贷款仍少于非农生产贷款。金额上看，结论与从笔数角度出发得出的相仿。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而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农业生产性贷款小于非农产业贷款。因此，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生产贷款的假设被否定。
为了进一步验证“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我们将表1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贷款用途进行合并。具体结果见表2。
表2显示，不同收入类型的农户贷款用于消费的比例基本呈逐渐降低趋势。而总体来看，消费性贷款远远大于生产性贷款。这说明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农户的生活基本需要还未被满足，农户消费信贷需求远远大于生产信贷需求。因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小额农村生产性贷款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
至此，本研究的假设1，即“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农户向非正式金融机构贷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巨大开支”被验证。假设2，即“生产性贷款远远大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大于非农产业贷款”被全部拒绝。相反的“生产性贷款远远小于消费性贷款，农业生产性贷款小于非农产业贷款”的结论被发现。
四、小额信贷目标上移分析
小额信贷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挟贫方式。然而小额信贷扶贫的种种假设还有待检验。既然小额信贷的目标是扶贫，那么首先需要检验小额信贷的目标瞄准机制是否仍然保持着他的初衷。基于此，本部分提出第三个假设：小额信贷目标瞄准机制存在目标上移现象。将农户按收入水平分成5组，从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两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和考察。具体结果见表3。
表3结果显示，从笔数来看，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贷款笔数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贷款笔数越多，而低收入户贷款笔数非常少。贷款金额角度来看，高收入户获得的贷款金额与低收入农户差距越发巨大。这说明，欠发达地区小额信贷项目目标上移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且目标偏倚较严重。原本为主要信贷扶贫对象的贫困户正规信贷参与度远没有高收入户高。信贷扶贫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作用，反而可能使欠发达地区农村收入差距拉大。
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联保小组发挥了自我甄别功能，将贫困程度深和抗风险能力差的底层农户排除在外(吴国宝，2001)。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联保小组会为了增加该小组的信用度而有选择性的吸收收入较高，还款能力较高，信誉度好的高收入户，而排除还款能力差的贫困户。然而笔者认为还有另一种更普遍和切合实际的解释，即信贷扶贫政策的执行机构如农信社等金融机构无法在瞄准贫困户的同时把信贷风险、交易成本控制到最小。因而与其盈利的基本原则与性质相矛盾。农村金融机构于是商业性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在发放贷款时甄别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要求抵押与担保来控制风险，防止不良贷款的发生。而贫困户收入低，没有抵押也无担保，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贷款。否则金融机构自身将陷入高信贷风险的困境中。这种矛盾是导致小额信贷目标上移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处置好正规金融机构与信贷扶贫的关系是重要的一步，有待进一步探索。
至此，假设3，即“小额信贷目标瞄准机制存在目标上移现象”被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消费性为主，生产性信贷需求较弱，因此本文认为继续扩大推行农业补贴信贷政策，尤其是小额农业生产性贷款是行不通的。应跳出传统与旧有思想的束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对相关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尤其应增加欠发达地区农户所需要的消费性贷款项目的设计与开发，丰富消费性贷款品种，减少暂时还不需要的生产性贷款项目。从农户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满足农户基本生活需要，再鼓励其投入生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贫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但依然没有根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潮流中，贫困依然是一只拦路虎，最好方法就是国家精准的扶贫策略，解决农村人口贫困增加其经济收入要以农行产业化为支柱，以农业产业化作为切入点是促进精准扶贫的重要话题。
1 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概述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腾飞式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脱贫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有条不紊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未脱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阻碍。
农业产业化作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物，是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农业产业化主要是以土地为重要基础，主张发展规模经济，为贫困人口提供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农业产量的稳步提升。此外，规模经营将农业与市场发展连接到一起，让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环节紧密相连，由此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可以让贫困农户有效改善现阶段的情况，解决脱贫的相关问题。
2农业产业化扶贫面临的主要困境
2.1 地方财政投入力度不足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上呈递增趋势，但整个财政支出却呈现下降趋势。乡镇政府对于乡村的道路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不足。虽然有一部分乡村得到了资金的补助，但还存在着众多的贫困村因远离交通要道，地处偏远地带，难以发展集体经济。贫困农户经过辛苦劳作换来饲养家禽家畜，但受道路限制，无法及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入，加剧了贫困的现状。
2.2 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现阶段，现代化农业市场的信息体系并不完善，贫困户缺乏获取市场信息的专用渠道，因此无法及时了解当前的市场需求动态。例如，2015年柑橘的价格受到了市场供需的影响，达到了近些年的最高价格，但是贫困农户没有及时获取到相关信息，担心售卖过程中出现困难，采取了大批量低价售卖的方式，当得知市场实际价格时，已经没有库存的柑橘能够销售。此外，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导致优质的农产品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难以利用有效的销售门路与营销手段，将消费人群简单的定位于沿途的行人[1]。
2.3 缺乏专业人才
很多乡镇地区，由于贫困环境的影响，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外出打工的状态，外出务工人员已超出50%以上，滞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是在农忙时回家耕作，农闲时外出打工，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错失了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增收与脱贫致富。
3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路径选择
3.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乡镇政府应该重视大型农业设施的建设，并且逐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到相关的政府列支项目，加大财政的扶持力度。积极争取涉农资金，通过争取项目，经由上级财政直接支付或者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引导农村金融机构为农业产业实现脱贫助力，发展农业产业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建议政府列出帮扶清单，推出精准扶贫的政策，切实解决部分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的实际困难[2]。
3.2 建立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产业扶贫中的重要推动力，通?^建立相应的组织，能够为贫困户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能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构建出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
3.3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重视发展战略的实施，应该积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强化对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积极构建多样化的培训体系，举办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更好地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重点实施走出去战略，依托相关的培训机构，有组织、有目的的选拨实用人才，开展多样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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