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7:08:45
导语：在法理学法律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几个易混淆的概念
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是学好一门课程的关键，尤其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种概念多的课程.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学生易混淆的概念主要有：（1）不可能事件与零概率事件；（2）随机事件的互不相容与相互独立；（3）条件概率、无条件概率与交事件的概率；（4）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
2教学方法的设计
对于以上易混淆的概念，在教学中，根据各概念的特点来设计教学方案，让学生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正确理解概念.
2.1从易混淆的原因入手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设计教学时，从学生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找到易混淆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以不可能事件与零概率事件为例来说明.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零，反之，如果某个事件的概率为零，它却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根据是：在“连续型随机变量”这部分内容中，可以计算随机变量X取得某点x0的概率为零，而随机事件(X=x0)却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可是学生往往不理解，经常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零，为什么还可能发生呢？学生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对随机事件的概率这个概念的定义与功能缺乏准确的认识.事件的概率是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数量描述，概率值大，就意味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反之，概率值小，就意味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利用概率的统计定义来解释这一问题.概率的统计定义是：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做n次试验，事件A发生的频数为m，频率为mn，当n很大时，mn在某一常数p附近摆动，且一般来说，n越大，摆动的幅度越小，则数p称为事件A的概率.从这个定义，我们知道，随着n的增大，频率会稳定于概率.对于概率为零的事件来说，随着试验次数n的增大，其频率会在0附近摆动，这种事件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频率恒为零的事件，频率恒为零，说明不管试验多少次，事件总是不会发生，这类事件自然是不可能事件，另一类是频率有时为零，但不恒为零的事件，正是因为频率不恒为零，说明在试验中，事件发生过，只不过发生的次数极少，这种事件是几乎不发生，但又不是绝对不发生的事件.例如：测量某零件的尺寸，“测量误差为0.05mm”就是概率为零的事件，测量误差正好为0.05mm的情况虽然有，但是很少见.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两个概念，就不容易犯类似于“因为P(AB)=0，所以AB为不可能事件，从而A与B互不相容”的错误.
2.2应用身边的实例来区分概念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与现实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数学学科，在教学中，从概念的直观背景入手，精心选择一些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而又有趣的实例来讲解基本概念，不仅能让学生很快地掌握概念而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条件概率是概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将它与无条件概率、交事件的概率相混淆.设A,B为两个随机事件，P(AB)指的是A,B都发生的概率，是交事件的概率.P(A|B)是在事件B已经发生的条件下事件A发生的概率，是条件概率.而无条件概率P(A)指的是在没有任何已知信息的前提下考虑事件A的概率.在教学中，可通过抽奖这个生活中常见的实例引入概念.10张奖券里有两张是中奖券，现有10人依次随机从中抽取一张奖券，问第二人中奖的概率是多少？然后又提问：已知第一人中奖，此时第二人中奖的概率又是多少？从这个实例中引入条件概率的定义，让给学生初步了解条件概率与无条件概率的区别，然后再设计如下例题来巩固概念：例某班100名学生中有男生80人，女生20人，该班来自北京的学生有20人，其中男生12人，女生8人，从这100名学生中任意抽取一名，试写出P(A),P(B),P(AB),P(AB),P(B|A).解设事件A表示抽到的学生是男生，事件B表示抽到的学生是来自北京的.易知总的基本事件的个数是100，事件A所包含的基本事件数是80，事件AB是指抽到的是来自北京的男生，它所包含的基本事件的个数是12，所以P(A)=0.8，P(AB)=0.12，而P(A|B)=0.6，这是因为在事件B已经发生的条件下，样本空间发生了变化，样本空间变小了，此时总的基本事件数缩减为20，即为B所包含的基本事件数，而在此条件下，事件A所包含的基本事件数仅为12.类似可得，P(B)=0.2,P(B|A)=0.15.通过这个例子，不仅可让学生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且容易从中验证乘法公式：若P(B)>0，则P(AB)=P(A|B)P(B)；若P(A)>0，则P(AB)=P(B|A)P(A).为接下来的乘法公式教学做铺垫.
2.3通过做实验来区分概念
抽象的概念理解起来比较难，但俗话说：眼见为实.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区分概念，不仅可以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两个事件A,B互不相容指的是A,B不同时发生，即AB=覫，两个事件A，B相互独立指的是A，B中任一个事件的发生与否对另外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没有影响，即P（AB）=P（A）P（B）.学生在学习中，往往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容易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事实上，相互独立是从概率的角度来说的，强调B发生与否对事件A发生的概率没影响，而互不相容是事件本身的关系，不存在同时属于这两个事件的样本点，强调两事件不能同时发生.这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学生往往会用已建立起来的互不相容概念来理解相互独立，错误地认为相互独立的两事件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因而是互不相容的.为了使学生不混淆，在教学中可以举例如下：有一个质量均匀的正四面体，其第一面涂红色，第二面涂白色，第三面涂蓝色，第四面同时涂有红，白，蓝三色，以H,B分别记抛一次此四面体，朝下那一面出现红色，白色的事件，则易知P（H）=P（B）=0.5，P(H|B)=P(B|H)=0.5，P(HB)=0.25，所以，P(B)=P(B|H),P(H)=P(H|B)，这说明：事件H,B相互独立，但是事件H,B可以同时发生，即HB≠覫.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这两个概念.可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自己去做一个这样四面体来做实验，记录事件H与B发生的频率，当试验次数充分大时，利用频率稳定于概率来验证结论.
2.4注重讲解概念之间的区别
统计推断的基本问题是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学生在学完参数的区间估计和参数的假设检验后，发现这两个问题中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要选用统计量，都要用到分位数等等，但又弄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他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事实上，它们都是基于样本信息来推断总体的性质，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在教学中，教师要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它们的目的不同，参数的区间估计解决的是根据样本估计未知参数的范围问题，参数的假设检验则是根据样本判断假设是否该接受还是拒绝的问题.第二，两者对总体的了解程度不同，进行区间估计之前不了解未知参数的有关信息，而假设检验对未知参数的信息有所了解，但做出某种判断无确切把握.在实际应用中，假如我们对未知参数有很多的了解，或掌握了一些非样本信息，这时，采用假设检验的方法合适，如果我们对未知参数除了样本信息之外无其它信息，则宜采用区间估计.
3总结
近年来，国内部分法学院系，尤其是一些开设时间较短、师资薄弱、学术积累浅的院系，对基础理论课程在本科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法学的“基础理论”视为“概论”，不重视该二级学科内各科目的教学，压缩法理学、法史学等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和学时量；同时，出于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直接接轨的目的，增开民商法等实用性课程，将教学重心定位于讲解现行成文法的法律条文，而不重视引导学生掌握与法律条文相关的知识。如何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兼顾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无疑将是法学院系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必然要思考理论法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建设规划，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法理学的设置问题。
一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若干不适
高教出版社统编的《法理学》乃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教材，国内多数其他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在编撰体例、章节设置上与该教材大同小异。高教版《法理学》是目前各法学院系最为普遍选用的教材版本。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笔者认为该教材因编章冗繁、知识点众多、部分内容深奥，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一个学期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具体问题如下：
近年来，随着该教材的三次再版，体积由“较厚”到“更厚”，内容不断扩充，第三版共设30章，总计58万字，仅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部分学院确定为80个课时，部分学院为64学时）法理学，远远不能较为全面地讲授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所以，任课教师多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与部门法学习的相关性，选择较为重要的章节讲述，普遍将授课重心定位于第二编法的本体（即法学的基本范畴）部分。
另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该教材的知识性内容（第一编法学导论、第二编法的本体、第四编法的运行）和思想性内容（第三编法的历史、第五编法的价值、第六编法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根据大一新生的思维习惯和理解能力，知识性内容比较适合在第一学年讲授，而思想性内容常常使得大一新生难以消化，不解其义。
该教材还有一个不足在于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部分仅设置了一章内容（第19章，篇幅在2万字左右），这与法理学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法律方法（法律思维、解释、推理和论证能力）的训练和优良法律头脑的培养———是极不相称的。法学思维方式引导的欠缺会使得“大学课程缺乏教育力；对内容上的要求太多，而在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上又做得太少”。[1]
该教材未设计案例内容（不过，近年来法理学的案例书籍已陆续出版）。许多使用这一教材的教师一方面受学时所限，要略去学生难以理解的章节，一方面又不得不广泛收集时事、案例，以便注解、充实需要讲解的各章节内容。
对理论法学在本科教学中比重的调整和法理学课程内容的科学分化、合理组合及重新设置是本学科建设的关键。
二法理学的两个授课阶段划分
总结数年来的本科教学经验，采纳各任课教师的授课意见和历届学生的知识需求，并参考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教学模式，笔者建议把法理学划分为两个授课阶段：
法理学（一），包括导论（法学史、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法学基本范畴（法、法的要素、法律渊源、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法的运行体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四个版块的教学内容。法理学（一）偏重于知识性，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法学的基本范畴、法学方法、法律实践和基本的法律技术；培养大一新生使用法言法语的能力和规范性思维的能力。该部分课程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法理学（二），包括法律的历史（西方法律思想流变的概况、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中华法系向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转变等）、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秩序、自由、平等、正义、人权保护等）、法律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等三个版块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完成部分部门法学习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思考，以增强高年级法科学生的法学素养和理论深度。法理学（二）偏重于思想性，侧重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该部分课程适于在大三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三两阶段授课的理由
上述课程调整方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法理学不仅仅是大一开设的一门入门课程。“法理学”学科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法理学是以法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理论为授课内容的一门课程；广义的法理学包括狭义的法理学和法史学（制度史与思想史），即是与应用法学相对称的“理论法学”这一二级学科的另一个名称，所以法理学并非仅仅是固定的、大学本科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本导论性的入门课程。将法理学分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既是出于更好地实现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考虑，也与法理学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其课程难度及教学内容宽泛等特点相适应。
第二，将法理学设置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是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成功教学经验。西南政法大学于1997年率先对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即实行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课程模式。2005年，该校确定了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2]该模式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课程设置模式，为多所一流的法学院所采纳，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3]、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等。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法学原理作为入门课程（每周2学时，共36学时，2学分），而法学原理修完之后开设法理学（每周4学时，共72学时，4学分），在更高年级围绕法理学这门核心课程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包括西方法律思想史、立法学、法学流派与思潮、法律社会学等[4]。笔者建议的法理学（一）、法理学（二）的授课内容和教学目标与上述知名院校的教学实践大体相一致。
第三，法理学的“两阶段教学模式”与该课程自身内容的递进性，以及与部门法学习的衔接性相适应。无论是西南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专论，浙江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一和法理学二，还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学原理和法理学，其一致之处在于，将前一部分作为法学基础知识来介绍；而在高年级结合刑法、经济法、民商法和诉讼法等课程的学习，开设后一部分内容的课程；并且，因该课程内容的合理划分，而在教学方式上采取“拼盘式”的组合授课模式———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互补性的教师合作授课；这一课程设计更是基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定位，即如何引导学生一方面“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同时又保障“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技术”。[5]
参考文献
[1]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
[2]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精品课程[OL].国家精品课程网站.http：///course/details/introduc tion？uuid=8a83399b-19cc4aab-0119-cc4aacbd-
0111&courseID=B070002&column=brief，2011-4-2.
[3]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及法理学精品课程[OL].吉林大学法学院网站.http：//. cn/benke.aspx；中国理论法学信息网.http：///，2011-4-10.
法理学是我国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法学本科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在本科教学体系中属于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整个法学体系中,法理学是最为主要的理论法学,同时也是其他部门法学的基石,法理学构成了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及方法论。在法学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当中,法理学是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统领着法学的教学,既是法学的入门课程,又高于部门法学,是整个法学体系中理论集大成者。[1]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定,还是各个学校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赋予了法理学学科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并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教学目的,而是长期存在着两难境地——老师难教,学生难学。作为教授法理学课程的教师而言,法理学艰深枯燥、不具有形象性和生动性,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对于接受一方的学生而言,法理学既抽象难懂,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法理学教学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缓解抽象、一般的理论与具体、现实法律问题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适度平衡是法理学教学的关键。而要实现二者的平衡,首先要深刻认识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只有对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有了深刻而又准确的认识,才能真正平衡法理学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
一、 法理学教学的理念
较之于民法、刑法等具体的部门法教学而言,法理学涉及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制度,是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说明法学的根本问题。法理学研究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程序如何进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分配,等等,它所关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就充分体现了法理学的理论性和思维性。同时,法理学不是对某个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具体介绍,其关涉的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哲学基础,因此法理学是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所说:“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2]正因为法理学具有理论性、概括性、抽象性等特点,因此,法理学教学与其他刑法学、民法学等应用法学学科的教学是有显著区别的,后者注重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是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而法理学则侧重于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一种法律精神的培养,其教学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为初学者敷陈法律原理;训练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实践能力;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见识、修养与境界,促进法律职业者的人文关怀与哲学态度。[3]由此可见,法理学教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法律现象、法律原理或者法律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法律精神的培养和法律人格的锻造,这才是法理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也就是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法理学教学的理念作为法理学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对法理学教学的成败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个法理学的教学人员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了法理学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并践行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才有可能实现法学教育的目的,并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为什么要强调法理学教学的理念
之所以要重提法理学教学的理念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的法律职业化趋势导致法学教育中重实践轻理论以及对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轻视。法律职业是指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从狭义上来讲主要是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从事的职业,广义上也包括警察、公证员、法律顾问、法学教师等法律工作者。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律顾问等法律工作者共同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我国自2002年起开始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法律工作职业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学科,要求法律职业者不能仅仅纸上谈兵,而是要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大学阶段的法学教育可以说是对法律职业者的初步训练,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并应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业市场对人才需求和评价,成为社会对法学毕业生的评价,进而成为对法学院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适应市场的导向。对于培养未来司法专业人员的大学法学院来说,不能不考虑这种职业市场的导向。[4]在我国,职业市场导向促使有些院校将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为司法考试服务,并将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作为来衡量法学教育质量的优劣,也就是以职业市场的需求作为制定培养方案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应用法学学科的地位,因为其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比重大,也成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而作为基础理论法学的法理学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加上司法考试所占分值比重小,其学科地位进一步被弱化。同时,对于法律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本该在法理学教学中详细讲解和细细体味的,也因为法理学的弱势地位,而只是被草草带过,根本无法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正如德国当代法理学家魏德士教授所
转贴于
言,“今天的法学教育被司法考试牵着鼻子走,它所培养出来的与其说是独立思考并具有判断能力的法学家,毋宁说是熟练适用法律的法律技术匠。”[5]这种职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虽然一方面是满足了市场经济对法律技术人才的源源不断的需求,但从法律职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宗旨而言,却无法塑造一个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质。一是技术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只是体系与思维方式;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6]
摘要：奥斯丁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他的这一法律定义引起新分析实证主义的频繁批判。本文通过简要介绍了奥斯丁的“法律是者的命令”这一学说，从社会背景、认识背景、知识背景、个人背景四个方面分析他这一学说的形成原因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论述这一学说的遭受批判的之时亦有其可取之处。
关键词：奥斯丁；法律；者
1.法律命令说的概述
众所周知，约翰·奥斯丁是19世纪英国分析法学的首创者，又被尊称为“现代法理学之父”。他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阐述了法的定义，并总结出了——命令——制裁一体的法律定义，又因为命令一词是奥斯丁法律定义的核心，因此他的法律学说又被称之为“法的命令说”。
在奥斯丁的“法的命令说”中，命令、与制裁是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这三个要素本身的概念就是一个具有很大外延的定义。因此，奥斯丁为了使“法是者的命令”这一定义更精确，对这三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和说明。首先，他对命令做了三个方面的限制，在奥斯丁的法律定义中，只有“有权”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明确义务内容命令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命令，这就排除了一些不符合这三者特征的命令。其次，他认为“法律产生于优势者”，这个优势者指的就是政治优势者、者，即君主或是团体以及得到其授权立法的机关和个人，是掌握的统治者，处于绝对的被服从的地位。因此在法律的来源形式上，奥斯丁是做了比较明确限定，即法律是者制定或是认可的，因此他否认习惯法在得到者的承认或是经过特定程序转化之前是一种法律。再次，他认为命令一旦发出，即具有强制力，命令的不服从与遵守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即制裁。命令、、制裁贯穿于“法的命令说”的始终，这三要素的组合，也使得奥斯丁定义的法具有了命令性、强制性和义务性的三个特征。
2.法律命令说产生的原因
第一、社会背景。奥斯丁所处的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已经从一个革命的阶级逐渐转变为保守的阶级。在此之前盛行的作为革命的武器的自然法理论的思想，现在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后，资产阶级急需打破包括自然法理论在内的“革命法”，建立一套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执政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奥斯丁关于法的定义就强调了者制定的法律具有强制履行的义务，否则必然招致不利后果的。这为当时的者——资产阶级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他们的法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进而资产阶级通过将他们自己的意识上升为法律，实现自己的维护统治的目的。因而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应运而生。
第二、认识背景。英国最早进行产业革命，是西方第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较早的建立了各种政治、法律制度。但由于习惯传统的长期影响，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异常复杂混乱的情况，急需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对法律概念加以科学的说明。奥斯丁在他担任伦敦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过程中，对法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针对当时法理学存在的问题，主张将法理学从众学科中独立出来，从而定义了法的概念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想认识需要。
第三、知识背景。一定认识的形成，必定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之上予以继承或突破。从奥斯丁个人履历我们可以得知，奥斯丁在定居伦敦的过程中，结识了著名的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并深受其功利主义的影响，成为边沁的忠实信徒。其实，关于早在奥斯丁之前，边沁明确提出了法的概念——法是国家权力处罚犯罪的威下性命令。而奥斯丁主张法是者的命令，奥斯丁关于法的定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边沁一脉相承，并来源于边沁。但与边沁相比，奥斯丁的定义更符合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克服了边沁的某些偏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只是边沁关于法的概念的继承与发展。
3.简要评述法律命令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在普通法国家特别在英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现代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却用三个命题来总结了他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评。首先，法律命令说可以解释刑法，“刑法及其制裁中以威胁为后盾的普遍命令之间，至少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法律命令说也可以解释一些侵权法，但对于诸如合同法、婚姻法、家庭法，它是完全不能解释的。这些类型的法律不是强加一种责任，而是提供一个法律的强制框架，使人们有权设立权力和义务。其次，按照法律命令说，者的立法行为，要么是他明示命令，要么是他默示命令，所以习惯在得到明示或是默示之前只是习惯而非法律。哈特认为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限制了法律的内容、范围和来源，他认为在习惯被法院采用之前，可能就具有法律效力，习惯成为法律并不是人们有意思的立法行为。再次，法律命令说无法回答为何者的命令可以成为法律，而者的要求不能成为法律。因此哈特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录”。
面对这些评价，我个人认为需要从历史的角度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必太苛责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缺陷。在当时的英国，关于法律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奥斯丁提出的法律命令说对统一当时的思想认识方面是产生了我们后人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也为以后分析实证主义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再者，在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中充满了“强势”的色彩，在他们眼中法律是强硬至上的，法律权威是不可侵犯的，如果不遵守，将会有不利后果的承担。这恰恰地契合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有利于巩固其统治。
但从消极方面，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适用范围是针对他人的行为，为他人设定强制其执行的行为模式。其实质是一个人希望另外一个人该如何行为，而他自己却不受自己所发出的命令的约束。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命令说过分地强调了者的地位和权力，赋予了者帝王般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这俨然是专制君主的做法，是历史的倒退，容易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加剧。（作者单位：厦门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亢爱青.奥斯丁及其实证分析法学──奥斯丁法学思想的历史解读[J].当代法学，2001
现在，法学和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法律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理论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方法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然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经济与法学基本理论”，《现代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应用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内容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影响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考试、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分析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法律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医院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科学”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方法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理学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影响。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哲学，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发展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应用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现代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目前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哲学”；法学本科教育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
法学理论课的特点是，在法学教育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开课，往往涉及一些抽象的概念、理论制度，容易使初学者一头雾水，茫然不知，造成学习的困难，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障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好初学者的心理疏导，将抽象的字眼以朴实、贴近生活的案例来进一步阐述、解释。在讲授知识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方法
(一)讲授教学法
它是我国教育历史上最悠久的，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之一。它以某个主题为切入点，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口头讲授，包括讲解、讲述、讲演等三种方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三种方式常常混合、交替使用，对于法学学理制度的介绍能更加系统化，使初学者构建起完整的知识结构。法学理论课的教师在使用讲授教学法时，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讲授法最忌讳反对知识的泛泛讲授，教师在备课期间应整理法理学知识点，列出讲授的重点、难点知识和基本范畴。将重点难点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对于一般自学既可以理解的内容交给学生课堂或者课下自修，这样也更加符合大学学习的规律。如，法理学的内容可分两部分:法的内在方面和法的外在方面。前者侧重研究法的内部组成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法的运行机制等，由于它更具有法理学学科的独立特质，因而是教师讲授的重点;而后者侧重研究各种法律活动的社会效果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区别和相互作用，教师则应少讲，由学生自学。而法制史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应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将历史故事、社会形态、社会背景融入课堂的介绍，让学生能够体会到古代法和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其次，采取多渠道提供信息、提出推论而不给出结论等方式，鼓励学生多角度审视、思考问题。讲授教学法如使用不当，就会产生“满堂灌”、“照本宣科”的不利后果，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无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通过推荐课后阅读资料、介绍前沿理论知识、社会热点等形式多渠道地向学生提供信息，在讲授中适当设置问题情境，鼓励学生积极听讲和参与教学活动。最后，教师讲授时的声音要清晰，抑扬顿挫，富有情感，切忌语气平淡。讲授的速度要适当，留给学生做笔记的时间。若语速过快，学生缺少思考的时间，不利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过慢，则容易分散注意力，将影响教学效果。
(二)辩论教学法
辩论教学法是教师、学生以某一具体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使学生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在与他的学生对话或讲课时，就总是扮演“魔鬼辩护士”的角色，不断地向学生提出各种假设性的问题，让学生处于必须主动扩大且深入思考的位置。在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孟子都运用了辩论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树国之栋梁。辩论教学法训练的是学生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迅捷的应变能力，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有些院校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辩论实训课程，以训练法律辩论的思维模式，从我校教学过程中考察，法律论辩课程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很多学生都愿意积极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大为增加。辩论教学法可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也可以仅在学生之间进行，但前提是要求教师要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提前1～2堂课之前就布置辩题，否则学生准备不足，使辩论无法进行，导致此方法失去教学意义。但在法理学课程中使用辩论教学法时，也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辩题准确。选择辩题时要和所学的知识紧密结合，可以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的辩题，辩题应具备可辩论性，不能是非此即彼的辩题，最好能具有一定的弹性，使学生在准备辩题时既能掌握实然法，即现有的法律规范，又能从应然法的角度去思考未来法律的走向。其次，教师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学生准备辩题的期间应引导学生向预计的方向准备，同时为学生创造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外，在辩论阶段，教师应掌握好辩论的节奏和氛围，围绕法学知识进行辩论，对于学生过于偏激的思维要及时予以矫正，从而建立自己的法律逻辑思维。最后，辩论结束，教师要进行总结、点评。点评要客观、中肯，指出优势和不足。
(三)设疑开拓法
费尔巴哈有句名言，新知识“是从怀疑中产生，与怀疑一道形成的”。疑是争之因，是思之始，学之端。疑是深入探究知识的起点，有疑才能产生认知冲突，造成强烈的求知欲望，才能有学习的自觉性、创造性。此法在法学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但设疑法要求教师应在适当的时机、以合理的逻辑关系来设置能展开思考的问题，尽量避免自问自答，设计好问题后，应留有适当的时间思考，并允许学生查找手头的资料，如法律条文、法学书籍等。当然，对于学生实在无从回答的问题，教师也不应立即公布答案，应先予以引导，从法律关系入手，或从请求权入手等，教会学生法律思维方法，甚至将思考的时间延长到下次课。因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此法在教学中不易过于频繁的使用。
二、实体法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分析
(一)发散思维训练法
用讨论法训练学生思维的流畅性。思维的流畅性是指产生大量意念的能力，即反应迅速而众多，思维畅通少阻，灵敏迅速，能在短时间表达较多的概念。只要不离开问题，发散量越大越好，这是发散思维的指标。叶圣陶曾指出，阅读方法“最要紧的还是多比较、多归纳”。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善于总结、归纳、比较能在较短的时间掌握更加准确的法律知识，知识的学习切记死记硬背，知识点之间应融会贯通，如民法的物权与债权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刑法中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差异性等，通过图表、列图等方式将知识点形象化、具体化，便于知识的掌握，做到知识掌握的整体性、系统性。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法是国外较为流行的教学方式，尤其是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课程，几乎全是案例分析。案例法是依照法律工作中立案办法把教学内容编成案例形式来进行教学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案例法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变单向信息传递为双向交流，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因而受到世界各地教育部门的普遍欢迎。表面上，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但并非如此，教师更应当教会学生学习法律的方法，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判例来掌握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掌握法的本旨，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立法的目的，找到现行立法的不足。在实体法教学中，案例法最为常用，但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案例要精准。案例要与所授课程内容吻合;尽量选择“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的真实判例，这种判例往往具有权威性、代表性，从中也会考察出法律的变化方向，很多都是社会的热点或法律难点。切记随意编写案例，既丧失真实性，又很难具有代表性。其次，案例教学法不是传统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模式是:案例———理论———案例，案例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研究、讨论案例需要运用理论知识，而运用理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案例;而传统的举例说明的教学模式是:理论———案例———理论，理论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案例起到了掌握理论的媒介作用，掌握理论需要分析案例，案例分析是为了掌握理论。再次，案例选择上，不能过多，一两个即可。同样，教师应掌握辩论的节奏和方向，避免学生出现过于偏激的言论，做到教书、育人两不误。当然，同一案例，在不同的法律指引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不能丧失对法律的公正性的判断力。
三、在程序法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分析
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必须利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处所，为学生提供经常性的实习场所，按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定期固定的各项法律业务的专业实习，即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事务所进行义务法律咨询，在校外实习基地法院、检察院参加具体办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有亲自处理各种法律事务的机会，使学生既增强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又锻炼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在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增加实践性课程的比重。
(一)双师制教学法
“双师制”是指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学校要配置本校的教师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尽量聘请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作为学生的实践指导教师。法学知识的掌握、法律人的专业素养、实践操作能力、逻辑思维的训练，仅仅靠课堂的三尺讲台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将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可以将法官、检查官“请进”校园，定期开展社会热点案例的介绍、实践操作技能的讲座，同时要把学生“送进”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通过旁听真实案件审理、到各个部门实习，使抽象的法律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便于对知识的灵活掌握和运用，增强实践操作能力，避免“学”与“用”的脱节。
(二)多媒体教学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已成为当今教学领域的热点。很多院校也都开展了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是以各种电教媒体如:计算机、电视、录像、投影、幻灯等为标志，以传统的教学媒体如:黑板、挂图、实验、模型等为基础的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因信息容量大，生动形象，调用方便自如，图文并茂，效率高，教学效果好等优点，被高校学生和教师普遍接受，但由于设施条件有限，还无法做到普及化。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法时，应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掌握多种手段，不能仅仅将授课大纲写在课件中，应该将授课需要的案例，甚至是一段与教学有关的新闻、法学界争议的热点问题以视频或音频的方式做入课件中，对于重点、难点知识应用不同颜色的字体表示，课件制作要统一化，标准化。当然多媒体教学是教学手段，教师和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所以不能以课件完全替代教师的作用。其次，要正确选择与教学内容匹配的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克服形式和内容“两层皮”的倾向。
(三)模拟法庭实训法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经济诉讼实践；传统法律责任；新型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伴随着经济法律关系运行的全过程，是经济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经济法目的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经过学者们多年的探讨，构建和完善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的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目前《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研究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法实施效果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经济诉讼实践不仅涉及对市场主体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压力机制下，责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对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重要性，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进展却举步维艰，在很长时间里被学者们称为“难垦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对相对成熟的传统部门法的责任理论，如何开辟出一条合理化的研究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在对违反经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称谓方面，学者们在综合衡量各种称谓，如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律责任、经济关系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等之后，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主张采纳“经济法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济法责任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初步共识，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也采用这一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 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转贴于
(二) 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 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2 社会性。与民法以个体利益为本位、行政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同，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其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且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 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1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各国竞争法普遍采用的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以外，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的民事诉讼，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排除妨碍的命令，或者由被害人提起停止损害的诉讼。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 行政责任。违反竞争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和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12款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要求停止某竞争方法或行为的命令发生终局效力后，且在该命令的有效期间内，违反该命令的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每违反一次都应向美国政府交纳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该罚款归美国政府所有，且可由美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得以收回。而这种罚款尽管形式上是通过法院做出的民事罚款，但实质上带有相当强的行政罚款性质。《欧盟条约》第81条第1款规定，欧盟委员会可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要求违法者不作为，例如停止歧视或者停止滥用；或者要求积极履行其义务，如供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违法的卡特尔无效。德国卡特尔局可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32条，对违法卡特尔禁令。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之2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第8章第2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可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0条规定，事业结合应申请而未申请，或经申请未获得许可而结合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
3 刑事责任。自1890年制定《谢尔曼法》确立反托拉斯制度起，美国就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实施严格的刑事责任，主要有罚金和监禁。美国目前规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制度的法律主要有：《谢尔曼法》第1、2、3条，《克莱顿法》第13条，《威尔逊关税法》第1条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第2条等。自1890年颁布以来，《谢尔曼法》已历经多次修订，而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刑事罚金与监禁期限。2004年6月，国会通过了修订《谢尔曼法》的《2004年反垄断刑事处罚加强与改革法》，对公司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亿美元，对个人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对个人的最长监禁期限提高到10年。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89至95条集中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并处徒刑和罚金。我国《反垄断法》第52条、第54条均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5条第2款、第37条第1款均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三种刑事责任。
4 其他责任形式。除以上三大责任外，违反竞争法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还包括惩罚性赔偿和拆分企业。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均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也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拆分企业也是美国常用的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将垄断性市场变为竞争性市场。美国司法机关依据《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分拆了美孚石油公司、美利坚烟草公司、杜邦炸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巨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41条第3款、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也规定了拆分企业的相关条件和措施。
通过对以上各国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不完全考察，可以看出，当前竞争法中的责任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责任形式大量表现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一种或多种的综合运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在三种责任形式的采用方面各有侧重，但都采用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美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构成非法垄断行为情节严重者，除了要承担罚金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拘禁或徒刑的刑事责任，有的国家如德国、欧盟等，仅限于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和刑事罚金。
其次，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赔偿责任并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惩罚性的三倍赔偿原则；而我国、日本、德国、欧盟等采用的是实际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突出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因为垄断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但是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迥异，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没有被各国普遍采用。
再次，追究经济法责任往往借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且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违反各国竞争法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往往会援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但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各国竞争法往往都设置了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的欧盟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
最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责任形式。概览各国竞争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主体除了承担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新的或为竞争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如惩罚性赔偿、拆分企业等，体现了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三、对经济法责任研究进路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味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思维定势和惯性会使经济法责任研究陷入求异有余、求同不足的窠臼，而合理化的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的法律责任理论，并在经济诉讼实践中归纳和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方能实现理论上的通达与自洽。
(一) 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
在经济法研究的早期，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方向似乎对论证经济法独立性意义重大，同时还可彰显经济法的程序理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界的经济法的不可诉和学科评价等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能否获得法理学上的支撑呢?我们殚精竭虑构建起来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和体系，在其他部门法上有没有普适性，又能否融入法理学上的法律责任理论呢?实际上，经济法确实大量借用了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就像我们承认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们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承认我们目前的经济法诉讼程序还是严重依赖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虽然我们在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方面对前三者有一定的突破。事实上，这种借用关系对经济法的发展非但无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经济法发展的捷径。以民法为例，民法作为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起源最早的学科，在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高度提炼和行为准则的精确归纳，为其他部门法在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参照样本。在经济法责任研究中，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对传统责任形式的借鉴是理论研究不自信和不成熟的表现，自我束缚和桎梏于经济法部门内部的研究，力图寻求理论的内在自足性，到头来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同时，经济法中大量采用的新的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又是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例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需要认真归纳和提炼。相信经过法理学法律责任理论的过滤和沉淀，经济法责任未来研究的思路将更加理性，前途将更加光明。
(二) 在经济诉讼实践中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这似乎从形式上给经济诉讼以当头一棒。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过去经济法研究的软肋——缺乏对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名义上支撑经济审判庭的学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但实际上，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却将精力和重心过多地放在论证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对经济审判庭业务活动的实质指导意义不大。经济审判庭实际上审理的仍是名义上是“经济法律关系”而实质上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而且经济审判庭也没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诉讼法规范，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它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案件，所以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从性质上讲，与民事诉讼不同，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公益诉讼”的范畴，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不妨用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 眼光来看待这一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诉讼法庭，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专门的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方面，可以从经济法诸多部门法的可诉性人手。例如在税法领域建立纳税人诉讼，在反垄断法领域建立反垄断公力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环境资源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等，并在民(商)法不能很好保护社会公益的领域发挥经济公益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公司法领域主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主张提起反垄断诉讼等。同时，应当归纳和提炼经济法所特有的或为经济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只有这样，经济法责任制度才能摆脱空洞的理论构建并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初步确立和诉讼机制的建立，经济诉讼将真正建立起来。《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集中规定，统一纳入了知识产权纠纷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7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第53条的规定，确定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对于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虽然目前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的处理仍停留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但是经济法的可诉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已指日可待，经济法责任研究也将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发展、嬗变和成熟。
一般认为，法学是研究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的学问或理论知识体系．【1】所谓价值，一般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或客体的有用性．【2】价值标准亦即价值判断标准，是指用于评判、衡量客体是否能够满足主体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判断标准。学说对法学的分类多种多样，其中一种重要和极有意义的分类是关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类。
法学有没有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不存在什么异议。应用法学的价值直接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和法制实践中，而理论法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基础性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法学有没有一个价值标准，即对法学理论研究活动及其结论或成果的评价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一般的标准呢？对于应用法学，人们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得一个较为直观的价值判断，争议不大。而理论法学一般很抽象，它与具体的社会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在一些本源性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说各持己见，加以学者们的主观性表达，很难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有普遍说服力的标准。尤其是在一个主张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学说纷纭,流派芜杂,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接受的。诚然，“存在”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总是社会的人，也是历史的人；人的思想、观点，人们的学说、理论，也只能是社会的、历史的。它们属于精神的范畴，但却是奠基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是存在的。法学领域也不例外。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种法学理论或者法制理论的价值。
二.理论的尴尬
我国素来有追求学术和研究理论的传统。近世以来，一直到当下，“理论”被置于崇高的地位，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各色的人们都要以“伟大的理论”为行动的指南，“自觉接受理论的指导”。这样的理论在时下大多数人们眼里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只不过是在需要表现或表态时引用一下。
这里我们所指的当然不是那些作为政治统治的符号、旗帜或者工具的“理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学术的理论，即对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经验的、理性的认识的理论和学说仍然遭遇了尴尬的境地。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或者某种意义上具有这些色彩的思潮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占据了主流，人们重“实际”而轻理论的倾向广泛存在。法学理论同样面临人们不同程度的冷漠和轻视。而在学术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不少人或是自甘于像蜘蛛一样吐着自己的丝编着自己的网，只把理论研究当做自己修为的途径；或是自以为身负“指导实践、服务现实”的使命，紧跟形势，兢兢业业的为现实政治作着注解和宣传；或是在创新热情的驱动下新益求新，不断引进和创造着时髦的概念和术语，新之又新，玄之又玄，不仅令外行望而却步——甚至是“未望”就已经止步，而且使我们这些初入门者也云山雾水，不知所向。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者说，对法学理论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了。
三.绕不过的一道坎
无论承认与否，当我们去评论一种理论学说的时候，总会有一道绕不过的坎。必须承认，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在当前的主流话语中，“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诚然，实际当中有很多对所谓实践标准的片面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但是，真正的实践标准是有极高的含金量的，它不是绝对真理却最具有真理性。现在，一种所谓的先验的或超验的价值标准基本上没有什么说服力了，而另一种坚持完全的基于人的理性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以及人的成长、认识积累原本就是一个客观的实在或过程，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而是以客观现实为土壤的。主观的价值标准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客观的标准不仅存在，而且在形形的主观标准中鲜明地、实在地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实践”的规律决定，任何一种认识、理论和学说，只能放在实践中、放在客观现实的语境中去检验、评价。
我在这里所理解的实践，在广义上不仅包括人们的物质性活动，还应该涵盖人们精神、思想领域的创造。在科技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当代，人们物质性的活动和精神性活动日益交融，紧密结合，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因此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我在这里所理解的现实，也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当下，而是包括过去以来的传统、积淀以及他们对当下的影响，包括未来在当下社会里的投影，即当下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趋势和走向。它是现在与实在的统一。【3】
在这两个基础上，我认为下面这种观点是极端正确和精当的。即：“衡量一种法制理论的价值如何，主要的一个标准是看它对法制实践是否发生作用、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衡量一种法制实践科学已否，主要一个标准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理论指导、接受什么样的理论指导。”【4】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不排除研究一些与法制之间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的必要性，这种研究有助于扩大法制理论的研究领域、提高法制理论研究水平，因而也有助于使法制理论更好的指导法制实践；但就法制理论研究的全局或总体来说，我们主张应尽量围绕法制实践问题进行。我们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不否认法制实践的许多步骤可以超出既有的理论范围，没有这种超出范围，就没有法制的发展，因而也没有法制理论的发展；单就法制实践的整体来说，应在科学的法制理论指导下进行。”【5】
这段话从对应的两方面阐述了法制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学科。应用法学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在实践中具体操作的，而理论法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也系于现实和实践之上。无此，它不仅不能指导应用法学的良性发展，不能促进它们作用的发挥，而且它在广义上的基础性作用也无从发挥。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发展的最终选择证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必须仰赖于法治这一条件。而法学理论学说则是法治大厦的基础性材料，或者说是法治生态环境的基础性要素。它如果远离了大厦的建设实践，或者说脱离了生态环境的实际运行，就无从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它自身也无从进一步发展。
以上是说法学要对实践发挥作用，它才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看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实践和现实这个平面上，我们有必要找到几个具体可行的标准。
四.平面上的三个坐标
实践标准是一个宏观、概括的标准，缺乏对其全面、具体、准确地把握，则在实践中往往会犹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被幻觉误导，看见水中的影子就以为发现了真理本身。
有学者认为，法理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启蒙、科学和应用。“法理学研究最深层的目的，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思想启蒙。突破传统的困扰，挣脱偏见的束缚，是法理学创造性思维方式最集中的表现”；“科学是法理学内在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法理学社会功能的力量源泉。启蒙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实践，而科学则是法理学家修炼自身的艰苦研究”；“应用既是对一种理论科学与否的检验，又是这种理论的延伸。就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而言，应用是这个过程的制度性结果，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制度保障”。【6】在实践标准这个平面上，我认为还应有以下这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启蒙
首先，就人文性价值取向而言，判断一种法学理论价值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看这种理论是否坚持了进步的价值取向并对社会和人们起到启蒙、教化作用，从而成为法律现实的思想先导和大众法律意识的培育者和引导者。
法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往往不尽一致。在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它早先往往在各种桎梏、偏见的夹缝中传播，逐渐酝酿着变革的气氛，后来最终发出时代的呼声，成为变革实践的旗帜和号角。而在社会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理论的呼声不是那么响亮，但它们承接大变革时期的余音，把各种进步的思潮和社会理念如春风化雨般在最广泛的群体中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传播。润物细无声，但却给鲜活发展的法制实践以最基础最厚实的支持。比如我们当下法律话语中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讨论，对私法自治、罪刑法定、程序正义等理念的阐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启迪这人们的思考，从而推动着法制实践的进步。
此外，法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对不同的社会主体又呈现出差异性，因而其外在形式也有不同。对法律专业学生、法律和法学工作者，即时下人们倡导的法律共同体而言，它要培养他们对人类生存状态和世俗生活的人文关怀，培养他们对人类社会法律生活的哲学态度，塑造他们的法学世界观，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同时也训练其法律思维方式和能力。总而言之它要能够提供鲜活的思想并指导、促进人们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的理论学说一般要严谨、深刻得多，甚至是深奥艰涩，表现得很学术，很高远。但同时也应看到，理论不仅仅是理论者的理论，也不仅仅是理论应用者的理论，它也需要为一般大众所了解、认知，从而实现大众的启蒙，奠定法律信仰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些生动鲜活、通俗易懂的理论形式。法理学不能因为高深艰涩甚至是玄之又玄的面孔疏远了一般民众，而应该表现出必要的亲和来。比如面向广泛大众的法学或法律论坛，普及化的法学随笔等形式。法律是一门专业知识，法学的专门化和法律的职业化同大众启蒙意义上所需要的大众化、通俗化是不矛盾的，后者实际上可以为前者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法治有三个要素：有法，法为善法，善法得到普遍的遵守。法学理论坚持进步的价值取向是保证法为善法的前提。除了紧随时代的进步潮流外，一些永恒的价值是法学理论必须恪守的。
从这个标准来看，古典自然法学派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有人批评他们以非历史的简单程式和任意的假设为特点，但是他们“通过无视历史的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努力发现一种理想的法律和正义制度的方面，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其意义大大超过了仅研究法制史的学者所作的工作。经过几代思想家的集体努力，古典自然法哲学家显然为建构现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大厦奠定了基石。”【7】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们的著述，不仅在西方的大变革时期起到了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奠定了西方社会法治信仰的厚实土壤，而且以后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虽然到十九世纪以后古典自然法学派在西方走向了衰落，但它对广大正处于专制黑幕笼罩下的人们来说，仍无疑是黑夜里的明星，二战以后自然法学派的复兴，也证明了它的价值。它在整个世界走向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个学派的经典作家的著述，至今仍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的心灵。
（二），科学
其次，就科学性价值取向而言，判断一种法学理论价值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看这种理论是否坚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和科学的态度，是否揭示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各种法律现象的内涵和本质，从而发现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精神，为现实提供方法启示和实践指导。
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法学的科学性和科学化，学说界存在着各种反思和质疑。诚然，法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应当承认法学和法学方法的多元性。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法律现象的本质和法的一般规律，法学研究不能为规律所仆役，不能把因果律作为全能的定式到处套用。“法律的发展既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又是一个精神运动的过程。法律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斥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性。”【8】而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概念，而已经是引申意义上的科学了。实际上，人文学科正是从自然科学那里获得了许多启示，特别是借鉴了其科学方法，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的，法学也不外乎此。法学理论要去揭示法律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建立体系化的理论模式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注意科学性的要求。
每一种学说和理论不可能是完全的真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谬误，它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真理性的成分。尽管学说要多元化，但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即使不能完全达到，至少也要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理，才可能为法制实践提供尽可能有益的方法启示和指导。法学的科学性要求法学研究坚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学术是社会的良知，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机制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要素之一，因此法学——法律的学术就不能仅从研究者的偏好出发，不能只为某一种利益服务，更不能屈服于各种权威或权势，尤其不能丧失立场，无原则地看风向，跟形势，致力于做政治解说和政治宣传，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是科学性的最基本立足点。
（三），应用
再者，从功利性价值取向来说，判断一种法学理论价值的第三个标准是，看这种理论学说是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能够应用到现实法制实践中或者对法制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标准是一般人们最为看重的，也是往往学术界容易忽视的。从广义上讲，法学理论在启蒙和方法启示上的作用也可以算是应用，但显然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在具体法制实践中的直接应用和操作。
说这种理论要产生于现实的需要，对应本文前述的对“现实”、“实践”的理解，就是说这种理论要给当下社会的基本情况以足够的关切，符合实现时代的根本要求，并且注意到现实的复杂性，它包括历史以来至不久以前形成的传统和积淀，包括未来的趋势的可能走向。（比如目前中国法制的主要现实就是：它受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遗传的影响，特别的受上个世纪民主革命以来一系列轻视法或者把法当作工具的实践的顽固的影响，法制基础薄弱，法治环境恶劣。虽然这一二十年来在一个薄弱的基础上屡有突破、不断发展，初步建立起一个基本完备、能够有效运转的法制体系，但距离法治要求还很远——基本上我们是法治不发达国家，可能正走向发展中国家。目前其基本明确的走向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它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影响。）另外，理论要从现实制度的构建、实际运行以及其效用发挥等实践要求着眼，尽可能进行一些实证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尽可能提供一些实际的、可操作的方案。当然，这里关注的还不能忽视各个领域、各个范围内的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理念创造和构想，它们也是我想强调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学理论的应用在法制实践中的宏观方面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的制度构建和改革中，即动态的法制体系当中。而这一体现在立法中最为明显。立法是整个法制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立法活动是一项极富开创性和智慧性的活动，它本身就往往可能包含某些理论创造的成分。因而立法活动接受理论的指导尤为重要，对立法问题作专门研究也就极有价值。在微观方面，法学理论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与各部门法相关联的部分，甚至主要是表现为各部门法学或应用法学中的法理部分。这就要求法理学的专门研究对部门法学给以必要的关注，尤其要跟踪它们的发展新动向、新突破，这样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不至于变得陈腐、滞后或僵化。“在历史上，大凡含有一定科学合理成分，在一定的国家和地区能盛行一时的法律学说和观点，都是参与和总结并指导了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法律实践的学问。古代罗马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之所以发达，除了具备商品经济和古希腊哲学等条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罗马法学家富于务实的精神。”【9】
以上三个标准中，科学和应用之间的联系要更为密切一些。就提供方法启示和实践指导以及在应用方面的价值而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表现得很突出。与古典自然法学派不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不从“非历史的简单程式和任意的假设”出发，不喜欢进行价值分析，而是把眼界转向现实的法学现象，侧重实在法，重视现实中实实在在的规则和命令，主张从逻辑角度分析法律的概念、原则、术语及法律规范体系，提倡把法学研究限定在分析的“既定事实”的范围内。尽管这个学派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过于强调形式逻辑和规范分析，忽视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对习惯法也缺乏应有的注意，但是比起它以前的任何一种法律学说来，因为它是实证的，它是坦白的，它注重对实在制度进行科学规范的剖析，它更多地发现了法律制度的现实性，更好地为现实的法律提供了规范性的方法启示和实践工具，因而它更符合科学性要求。在西方社会基本走完革命和变革的大时代，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了，新的理论需求使这个学派显示了其对现实的巨大力量，逐渐取代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地位。
另外同样注重实证的还有社会法学派，不过它所关注的不是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规则，而是把法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将目光投向法的实际存在形态，主要研究影响法的制定和实施的社会方面的因素，力求从活的社会中去发现“真实的法”。社会法学派还反对以往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做法，强调法的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引起了一场法律社会化的运动，对当代法治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社会法学派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体系，而且其分析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因而其对法制实践的方法启示功能和应用性也就很强一些。
五．结语新晨
本文中的“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制理论”等用语，严格说它们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在本文的语境中，它们主要是指法学中倾向于理论方面的内容，因此没有作出严格区分。
本文认为对法学价值进行评判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实践标准”，即看其是否对法制实践起作用以及起什么样的作用。具体而言又有三个方面的考量，即启蒙、科学和应用。这三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对某些法学理论进行评价时也不是都必不可少的，而应当是根据其侧重有所选择。
这里还要回应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法学研究中的三种情况。固然，进行理论研究要有扎实的内功，要坐得住冷板凳，但这不是说应该独守象牙塔，远离实践，把理论研究当做自娱自乐的艺术；固然，必要的服务意识不可少，但不是服务于狭隘、片面的“实践”，更不是可以放弃学术独立而沦为御用工具；固然，理论重在创新，它有必要适当超前于实践，但新瓶装旧药不是创造，不切实际一味求新求异也不是值得提倡。关于学者“入世”“出世”的问题，我认为在保守独立精神（哪怕只是内心的）的基础上，入世的态度要比出世更为可取。中国历史上不乏留给后人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精神遗产的隐士，然而同那些充满现实关怀、积极投身历史实践的学者相比，他们要逊色得多。后者不仅也创造精神财富，而且他们的务实和实践精神还直接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中国当代的法学研究者、学习者，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关注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现实，积极参与法制实践，是最为迫切需要的。
参考书目：
1．《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法理学》，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法理学论从》第一卷
4．《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葛洪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版
5．《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法边馀墨》，贺卫方著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