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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公共管理哲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小学教务管理 实效性提高 着力点
小学教务管理可以说纷繁复杂,那么,如何提高教务管理的实效性呢?笔者建议把握好以下五个“着力点”。
一、提高管理艺术,处理好人际关系
一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看教务主任是否掌握比较科学的管理艺术。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全体教师的积极性,才能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展现他们的才能。不仅如此,还要掌握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逐步认识教学规律,并坚持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经验,端正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比一般教师站得高、看得远,使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进入更合理、更新的领域。
人际关系方面的修养。正确处理好与校长的关系,校长侧重决策和指挥,教务主任则侧重组织实施和协调。这个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教务主任一定要维护班主任的威信,维护学校的整体利益;正确处理好教师与校长的关系,因教务主任在学校中具有中介性,获得基层信息比校长自然要多,如有的教师对学校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表示不满,甚至在教师或学生面前发牢骚。当学校领导批评教育他们时,他们就有情绪、有意见,影响工作和教学的正常运行。合格的教务主任应默默地帮助相关教师提高认识,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振奋精神,切不可在校长面前“添油加醋”奏教师的本,否则很容易把事情搞糟。摆正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务主任应是教师的朋友与贴心人,在监督老师工作的同时接受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师生的指正批评,应持诚恳、虚心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此系教务主任能否在师生中建立威信,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落实课程方案,优化教师任课安排
本学期根据国家课程方案,开齐课程,上足课时。落实课程标准,完成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任务,加强校本课程的开发。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确保每周一节书法课,规范作息时间:学生每天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一、二年级每周26节课,三至六年级每周30节课,每节课40分钟。根据学校现状,尽力发挥教师资源优势,让相应专业毕业的老师担任相应的科目教学,每位老师担任的课程不超过三门,尽量不安排老师担任本班的技能科。
三、重视教学反思,引导教师成为研究者
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身教学工作的检查与评定,是教师整理教学反馈信息,适时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教学中的成败与不足的重要过程。常写教学反思,对教师提高自身水平、优化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我校非常重视这一环节,要求每位教师认真做好教学反思记录。首先,记自己一节课的成败之处,在以后教学中不断加以实践和完善,逐步提高教学水平。其次,记录教学中的疏漏与失误,从主观上找原因,使之成为以后教学工作的前车之鉴。第三,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这往往是一节课的难点,将解决方法记录下来,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第四,记录教学中学生的独到见解,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他们自己切身的感觉,常常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见解,将这些独具一格的解法记录下来,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第五,记录教学再设计,每节课后,对教学情况进行全面回顾总结,根据本节课的教学体会和从学生中反馈的信息,及时修订教案,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要求每节课后要有反思,学校适时进行经验交流,真正使教学反思成为提高自己业务理论水平的有效途径,将反思贯穿教学整个过程中。
四、做好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
为使青年教师迅速成才,加快熟悉教材教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在以后教育教学工作中挑起大梁,教务主任要配合学校制定新教师培训方案。每位青年教师都有一位指导教师,并签订合同,制订辅导计划,落实辅导措施,定期开展上课、备课、钻研教材等辅导活动。平时努力创造机会,让青年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锻炼能力,提高业务水平。在培养青年教师迅速成才,使他们成为教学骨干的同时,对学校中热爱教育事业、教学教研能力强的教师加强培训,努力创造机会,推荐他们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听课、参加教学研讨活动,提供展示自己教学水平的机会,提高他们在校内、县内的知名度。学校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性、先导性的学习骨干教师,他们的教学都具有创新性,别具一格,适合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需要,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课。他们成了学校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带动了全校的课改深入发展,为全体教师做出了示范。
五、规范学籍管理,做到档案化
关键词: 管理哲学 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 现状 路径
一、管理哲学视域内的“管理”
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管理哲学就其本质特征与功能来说,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1](P10)。这种反思一方面是“批判”,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建构”。在以科学管理理论为主流的现代管理日渐暴露出种种弊端的情况下,找出一种适应当今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不仅有着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部2006年7月份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同时也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因此,通过改善辅导员的管理方式,做好大学生的管理育人工作,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受现代西方管理模式即过分迷恋数字与技术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工程”指标,产生了许多繁琐的、令人敬畏的模型与符号。如今天的大学在“工程思维”中处处充满“进度”焦虑和指标压力,大家所见是项目、课题、经费、论文,而看不见学者的淡定、研究的从容。大学的文化与大学的精神,都被格式化为“工程建设”的工具,而不是体现在每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身上,学生管理工作也不例外:名目繁多的量化标准处处可见。这种过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的机械化的管理,只能导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心理疲惫。管理者尽管能够运用诸如结构改组、财务重整、人事更换、不断完善激励机制等手段来解决管理危机中的个别问题,但诸如团队的使命、向心力、和谐合作精神等柔性目标却难以实现。
我们不否认管理的科学性,管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活动,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人们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映管理过程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并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实践,以管理活动的实践来衡量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并使其不断丰富。但是从管理哲学的视角看,管理是直指人心灵的一门艺术。艺术在于管理,其对象是人,管理要能给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带来幸福与成就感。管理的艺术性就是强调管理的实践性,没有实践就无所谓管理艺术。管理者必须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因地制宜地将管理知识与具体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仅凭背诵管理理论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就如读了游泳的书并不意味着会游泳了。所以说,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管理是艺术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最终是管人,管理的对象是具体的有个体差异的人,管理的目标是通过事的完成来实现人的提升与发展,因此,管理的本质是沟通,必然地包含着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二、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
1.工作任务的繁杂性。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仍然采用传统的学生工作管理模式,即由学工部(处)、团委、教务处或研究生处三条线通过院、系再到年级、班级,由学工部(处)或后勤部门到学生宿舍的垂直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承接点就是辅导员。辅导员不仅是教育和管理者,而且是几乎事事都要做的“保姆”。从而使本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事情却落到了辅导员头上,只要与学生沾边的事都得去管,工作范围的宽泛性,造成了对学生教育、引导的本职工作常常难以履行,辅导员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难以实现。
2.工作职责范围广,任务重。平时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周末节假日也是很少休息,若半夜遇上突发事件,更不言而喻了。有调查显示,70%的学校辅导员与学生比超标准配置,有的学校为1∶350―500不等。高校辅导员长期处于紧张、繁杂工作之中,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率低,学生思想呈现多样化、复杂性变化,给辅导员工作带来新的难点和要求。
凡此种种,会引起辅导员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变化,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经常产生疲劳感、失眠、食欲不振、头晕,以致于全身酸痛、内分泌功能紊乱、血压升高等多种生理现象;在认知上,感到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将其看作是枯燥的机械重复的琐碎事务,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在情感上,对工作失去兴趣并厌倦,情绪波动大,经常感觉忧郁、焦虑和烦恼等;在意志上,工作中碰到困难就绕着走,不愿钻研;心理的转变反映在行为上,表现在对工作敷衍了事、情绪波动大、缺乏进取心。这种倦怠心理的存在,无论是对辅导员本人还是对高校学生工作事业,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性。
3.职业角色忽视带来身份认同的缺乏性。目前,辅导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不能具体化。辅导员要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既要求广泛又要求精专,因此,这种结构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致于不同高校在招聘、任用辅导员时对其任职资格难以有一个统一、清楚的规定,使得辅导员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社会上的地位都难以提高。从理论而言,辅导员属于高校教师队伍的一部分,而在现实中往往不被认同,特别是高校管理部门更是,把辅导员视为一般工作人员,他们处于多重管理之下和学校管理结构的最底层,学校各级机构都可以向其下达工作任务,某种意义上成了学校各部门的勤务兵、学生的全职保姆,被认为其工作谁都能做,人人可为,具有可替代性。
4.辅导员职业规定多元性。辅导员的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辅导员的行为方式往往与特定的境况联系在一起,不同的辅导员对于不同的学生和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是一种充满个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这样一种职业的要求便使得辅导员的职业规定具有更大的多元性,以及在统一的规定上具有更大的模糊性[2](P39)。
三、基于管理哲学视角的提高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突破性改变,宏观方面取决于现行管理制度、管理体制的转变,它需要学校各部门的协调运作。辅导员的角色兼具教师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其管理活动又是学校管理环节上的关键一环,因此我们探讨的是微观方面,基于辅导员职业根本要求上的路径选择。
1.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正确处理好“管”与“理”的关系,由控制转变为引导。以往以辅导员为中心的绝对的学生管理方式,使学生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中,更多地强调学生的服从,并且以惩罚为主、正面表扬和激励为辅,缺乏尊重学生的人文精神。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侧重于“管”,通过“查”、“压”、“控”的手段对待学生。以这种比较传统的做法对待新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自尊心,强调个性的大学生,容易引发其逆反心理,并且会对学生自我良好个性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产生不良影响。可见,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在思维上是机械式的,在方式上是强制式管理,忽视自主管理、民主管理,认为只要学生不出大事,就是把学生工作做好了[3](P88)。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管住学生,而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关注自己(培养主体性、自主性)。教育如果不能引发学生真实的自我教育,就是单纯的管理主义,就是形式主义。事实上严管只能治标,育人才能治本。大学生是成年人,思维能力、思想水平、心理素质、自制力、判断力等方面都基本成熟,因此,对其管理的重心应在“理”上。其一,辅导员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将校纪校规、国家法律“本土化”,化为切合自己所带班级实际的,被同学们易于理解、乐意接受的班规或者要求,使利益需求制度化,利益表达正常化、合理化。这对处理学生工作中的贫困补助发放,奖学金、助学金评定等实际问题大有帮助;其二,推行党员和群众民主评议班委会的管理制度,使其管理作风和行为处于监督之下;其三,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通过座谈会、信息公开栏、QQ群等网络媒体,定期了解学生动态、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这样既避免了疲于奔命,又达到了育人的目的。
2.辩证对待“教育”与“管理”的关系,管理中渗透人本精神与人文理念。教育离不开管理,管理当中渗透着教育,管理与教育本就应该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策略,而且管理应该是为教育服务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管理,管多少,管在什么地方,哪里应该严,哪里应该宽,哪里必须管,哪里不必多管。用适当的管理来保证教育和促进教育是一回事,把教育看成管理或者基本上是管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真正的教育中,管理只是辅助手段。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者,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本身的发展,而管理者最关心的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教育者以人为本,管理者以任务为本,管理者只是把人看成完成任务的工具。因此,简单的管理,只是让学生屈服于暂时的现象之下,教育却能引领学生走向真正的学习。
因此,高校辅导员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目标价值观是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从学生的内在需要出发,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管什么和怎样管都要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找准出发点,也就是找准了学生管理的方向。高校辅导员在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地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管理中,学生既是被管理者又是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把学生的发展作为衡量学生管理的主要标准,尤其是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学生第一”是现代教育和管理思想在高等学校的体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在班级工作中,班主任应坚持“说服为主,灌输为辅”的原则,变“一言堂”的说教为“群言堂”的辨析,让学生自悟。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只有实行全员管理,整体的力量才能得到发挥,积极性和素质才能得到提高。只有确认学生在班集体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让其真正享受到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唤起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义务感,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班集体才能成为学生自我教育、尝试成功的精神乐园。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也应顺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传统的“保姆式”的班级管理模式必然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只有让每个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学生才会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真正做到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关心自己,促进独立自主的发展。
3.积极培养学生“三自”意识,实现教育价值追求:完善素质、提升人格、启迪天性、激发潜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自意识”即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意识,这种管理模式体现出了一种新型的学生观:把学生放在学校教育的主置,以学生发展为本,通过尊重、信任、引导和激励等的影响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动力,为每个学生都提供表现自己个性和才能的机会与环境,促进学生主动修身、主动求知、主动劳动、主动管理、主动健体、主动参与,最后达到主动发展的目的。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基础,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从事自觉的活动,驾驭自身的发展。人是一种社会化的高级动物,其主要特征是善于思维,永不满足,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能动地改造世界。教育活动应该是人发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必须让学生以其自身发展的主动意识参与全过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激励、唤醒与鼓舞,让学生在接受外部影响的同时,还主动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促进多方面素质的养成与提高。
教育实践和研究表明,学习的基本因素是由两大系统构成的。一个是认知系统,主要体现在智力因素上;另一个是情意系统,主要体现在非智力因素上。在学习过程中,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但智力因素不产生积极性,只有非智力因素能产生积极性。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抓住这一强烈的需求,培养学生的“三自意识”,不仅能使学校教育取得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且能使学生们将来受用一辈子。
4.高校辅导员要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教育学生。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其在广大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地位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管理工作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关系到管理的有效性,更影响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权威性。“身教”重于“言传”,学生管理工作者应该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建立自己的威信,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感召和鼓舞学生。
高校辅导员应具备的人格魅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充满“爱心”。爱学生就要爱所有的学生,既要爱品学兼优的学生,又要爱有缺点、有缺陷的学生,既要爱顺从听话的学生,又要爱有个性的学生,特别要关爱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用宽容的胸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还要关心那些学习上、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树立生活的勇气,克服困难,直面人生。(2)干实事、讲实话、讲实效。尽职尽责,乐于奉献。(3)树立睿智者的形象。改变过去僵化、机械、教条的“传声筒”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生管理方面的专家,创造新的受学生欢迎的管理理念,创造性地进行管理。(4)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竞争、效益、时间等观念和科学的人生观,沉稳、乐观;要培养四种新能力,即思维能力、制变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4]。
21世纪是以智力资源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为支柱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其本质特征。高等教育肩负着创新知识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而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作为其基础和保障,只有渗透人文关怀,将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才可能不断创新,培养出真正的四有新人,高校也才能承担起科教兴国战略赋予自身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彭新武.管理哲学的问题及其当代性[J].哲学动态,2007,(2).
[2]赖浩明.社会学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9,(4).
[3]张文斌.试论高校学生工作新理念[J].理论导刊,2010,(2).
人格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主体。它可以离开人的肉体,离开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独立存在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维度里。人格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人格是指一个整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里特征的总和。
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格体现,是其在从事学生管理活动中通过连续和持久的道德行为选择所表现出来的自我道德特性,是学生管理人员道德意义上的整体性存在形态。也就是说,当学生管理人员开展学生管理活动的时候,能够通过对自身与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认识,形成自我的角色意识,并根据自我角色意识在学生管理活动中做出行为选择,由于这种选择不断地重复出现而形成了其独有的道德特征。这种道德特征是学生管理人员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表现,他并不需要刻意地追求这种表现,但他的行为却总会表现出连续一致性。
2传统观念对高校学生管理人员人格的影响
(1)道德为上。
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强调道德的主体精神和自觉精神,“仁”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而“仁”就是“爱人”,孟子后来概括为“仁者爱人”,“爱人”是君子所应具备的首要品格。在儒家看来“仁”、“仁人”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传统行政人格的内在追求。
(2)身正为基。
中国传统人格的合理内核是强调内在的道德品格提升,学生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就能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来管理学生,自己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就能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内驱力,构筑一道无形的道德防线,有效影响和管理学生,始终保持崇高的道德情操,自觉履行各种职责,以身作则,维护教师的崇高形象,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并为良好的管理道德风气的形成做出贡献。
3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人员人格塑造的途径
3.1提高学生管理人员的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品格
学生管理人员的道德修养是学生管理人员自觉进行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而达到的人格境界。其实质是将外在强制变为内在自觉的过程。参照古代哲人的“修身之道”,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践经验,应着重把握以下几条:
(1)坚持学习。对我国当前的学生管理人员来说,就是要通过刻苦学习,弄清高校发展规律和学生个性发展的规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为学生服务的信念和决心,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干扰。道德知识不只是见诸书本,而且见之于社会实践和他人的示范式行为之中,因此要更加注重学习道德典范和他人的经验。
(2)反躬内省。人格修养需要一种自省力。古人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学生管理人员要勤于自觉反省,勇于自我批评。
(3)慎独不怠。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要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儒家也主张“君子慎其独”,强调的是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以及由此达到的一种自觉、自愿、自主的崇高境界。能否“慎独”,是检验学生管理人员是否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成熟的道德人格的试金石。
(4)实践锤炼。道德修养离开了社会实践,只能是虚妄的海市蜃楼。因此,学生管理人员要能够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在本职岗位和日常工作中严格要求,在长期的实践磨练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进而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养成健全、高尚的人格。
3.2认真学习道德理论,养成道德习惯
道德理论包括道德的原则、规范、范畴、评价标准和内容。向学生管理人员传授灌输这些理论,能提高其识别善恶和选择行为的能力。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求人们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并逐渐养成道德习惯,最终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这需要结合管理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反复不断的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管理人员的独立分析能力、自我评价和自我改正能力、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能力等自我教育能力,来督促道德习惯的形成。
3.3强化服务意识,不断开拓创新
理想的学生管理是一种以服务作为出发点和目的的管理行为。这种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实践是高校的需求、学生的需要。因此,强化服务意识是学生管理人员人格的灵魂和核心。它要求学生管理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钻研业务,甘于奉献。一切从学生利益出发,关爱学生,关心学生的思想动态,维护学生的合法利益。改进工作作风,讲求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这同时也要求学生管理人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集中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做好本职工作。为学生,要求有高度的责任感。一是要真心诚意。要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的需要,为学生排忧解难。二是要深入学生中,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开拓创新是人格的重要品格。学生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创造性地开展学生工作的能力。只有在开拓创新中,学生管理人员自身的内部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实现。
关键词:管理;人本;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1
一、人本管理
什么是管理?泰罗: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去做什么,并使他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做。法约尔: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不论是家庭、企业或政府)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有五项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西蒙:管理即制定决策。德鲁克:管理是一种有技能、有工具、有技术的工作或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文化。这种文化既包括可以直接运用于管理的有关技能、技术、工具和知识等所谓的“显文化”,也包括管理者对价值、风格、信仰和传统的理解等所谓的“隐文化”。由于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的不同,对管理内涵的有各种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点,人是管理的主体,包括对硬件的管理(技能、技术、工具)与对软件的管理(人的综合素质、价值观);而管理的成功取决于对这两者的权衡轻重关系,但又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如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资本充裕,但企业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工人工资低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工作程序细化到每一个工人身上,对每一道工序进行研究,得出最高效率的操作方法,然后要求工人只要负责各自岗位的工作并按照他规定的方法去完成。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认为人们的工作的唯一动机就是经济利益,以效率至上为目的,让工人机械地完成任务,他重点注重对硬件的管理,很少考虑到工人的素质的培养;但在当时确实对美国的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影响着其他国家工业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
到了梅奥,是“行为科学”管理学派的早期思想代表,认为人也社会人,在社会上活动的员工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员有所归属的社会人。社会人固然有追求收入的动机和需要,但并不仅仅如此,他在工作生活中还需要得到友谊、安全、尊重和归属等需要。因此,要调动积极性,还须从社会、心理等方面去努力。梅奥的管理思想比泰罗科学管理理论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加入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后来很多学者都从他的管理思想出发进行深入的探讨。人除了其自然属性外还有其社会属性,人是社会性的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无论是社会的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随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趋势,人的社会因素将越来越被看重,而且管理是最普遍的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目标所从事的对某一系统的协调活动,是人类为了实现社会生活有序化和高效率的一个最基本手段。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对人或事的管辖或处理,都需要对某项实践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因此,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因为任何管理决策和目标的实施,任何管理组织的运作,任何管理章程和办法的执行,都要依靠人,可以综述为是一种人本管理,北宋著名学者苏询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商界有言:盘物先盘人,得财先得心。
在中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文化下,人本管理比制度管理显得更为重要。任何企业的效益都是人创造的,人本管理是做人的工作,即提高人综合素质与培养人的一种企业价值观。如以海尔的人本管理认为:企业即人——人不是一台机器,企业是以人的思维模式来生产经营的;企业靠人——是人力资源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为人——企业应时刻为员工着想,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
二、企业管理与文化
美国《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的作者埃得加·沙恩认为,企业文化是若干由基本假设所构成的模式,这些假设是由某个群体在它学会怎样解决对外适应和实现内部团结的问题中所创立、发展和形成的。如果这个模式运行良好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将其意思理解为企业文化的根本职能在于解决某一组织在适应外界和实现内部团结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彼得斯和沃特曼把企业文化概括为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结合当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策略,为企业全体员工构建一套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创建一个优良的坏境氛围,以帮助企业整体地、静悄悄地进行管理活动。
1.管理也是一种文化
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又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文化有其民族性与历史性,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异。如早期的美国企业是在新教个人伦理和近代科学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其企业管理文化渗透着美国独特的自由与平等观,而日本受中国“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其企业管理文化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人的尊重,是一种人本管理,世界知名汽车企业丰田企业是其文化的最好体现。
2.文化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用共同的价值标准培养企业意识的一种手段,可以统一成员的思想,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加强职工的自我控制。其次,它能激励职工奋发进取,提高士气,重视职业道德,形成创业动力。第三,它是一个企业改革创新和实现战略发展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第四,它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使组织产生极大的协同力。第五,它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的影响。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公司和企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美国过分强调诸如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机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这些“软”因素与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美国人在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成功的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文化中的这些软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因素,也是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
参考文献:
[1]王文臣.试论管理与文化的关系[J].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2).
关键词: 消费者行为学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环境因素 消费者自身因素
近期,随着“丰田门”、“惠普门”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消费者这个概念再一次受到了关注。关注之余,我们发现,若能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去分析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会有更多的收获,更有利于拉近师生的距离,进一步改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本文探讨的环境因素特指宏观环境,即大规模的、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广泛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我们主要分析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文化是由一个社会群体里影响人们行为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等构成的复合体。它是一种习得,虽无形,但对人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当代大学生大都讲究中庸之道,注重人伦,看重面子,重义轻利,家庭观念较强。与外国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对自己的形象和“脸面”特别在意,尤其重视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家长、老师、同学心目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以期获得“好名声”。他们一般比较注重给自己、给别人“留面子”,而最怕的大概就是“丢人现眼”。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在为大学生提供服务时一定要注意保留他们的“面子”,适当地进行“赏识教育”。
经济因素可以说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经济要素。从宏观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空前的增长,生活质量大为改善。这既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物质环境,又使其面临日益增加的诱惑。在收入总体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存在着差距拉大的现象。大学生来自祖国各地,家庭情况各有不同,日益蔓延的攀比之风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因此,对大学生要进行结合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消费者自身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等,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大学生的心理因素。消费者的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这些过程反映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共性规律,不管认识什么事物,不同的人所经历的心理过程大体相同。但是,每个人感兴趣的事物或主动认识了解的事物是不同的。即使对同一事物,每人经历相同的心理过程后所做出的反映也不同。比如,不同的大学生认识同一事物,都经过了感觉、知觉、记忆、想象和思维过程,但是,有的学生认识过程完成较快,有的则完成较慢;有的学生得出了正确的认识,有的则只有片面的认识;有的学生通过认识某一事物或事件产生了良好的情绪情感,有的则产生了不良情绪情感;有的学生意志更加坚强,有的则意志涣散。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认真细致地了解分析每个学生的心理过程,引导其扬长避短,并鼓励其争取在大学期间改掉突出的缺点。
个性是指人的整个心理面貌,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随着人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心理倾向在整个个性倾向中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在大学生时期,支配心理活动与行为的主要倾向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一个人的个性倾向性成为一种稳定而概括的心理特点时,就构成了个性心理特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感彩,生活经验不丰富,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没有达到成熟阶段,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性格特征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容易冲动,爱感情用事。再如,有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他们喜欢追求个性,表现自我,追求独立自主,其行为都力求表现出“我”的内涵。因此,体现个性和表现自我成了大学生较强烈的心理需求,而且往往发展为以自我为中心。因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结合实际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团队合作精神的素质教育工作。
以上是从环境因素和消费者自身因素来分析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清楚地厘清这些要素并在工作中予以重视。如何衡量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已成为现在教育者思考的主要问题。传统的做法是从高校考核老师这一方面来衡量,这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是,从大学生(消费者)的角度来衡量其对高校工作的满意度,也许更能客观地衡量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以下就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从大学生(消费者)视角衡量学生管理工作满意度的缘由和具体的做法。
从社会角度上看,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他人自由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过程。因此,从该层面上看,大学提供的应该是一种特殊情境下的服务即教育。而服务具有区别于有形产品的四个特点,即无形性、不可分离性、可变性和易消失性。无形性是指服务在消费者购买之前是看不见、尝不到、摸不着的。因此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消费者要寻求服务质量的标志或证据。例如,学生在报考时只能从各高校的宣传、口碑、社会知名度等方面去衡量,而不能亲自去体验各高校的教学和校园生活。不可分离性是指服务的产生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例如,高中生成为大学生后,大学为之提供服务,相应的,消费也就产生了。因为服务取决于由谁来提供及在何时和何地提供,所以,服务具有极大的可变性。例如,大学生选课时,或者选导师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服务的易消失性是指服务不能储存。例如若新生未在高校规定的期限内报到注册,那么其就自动放弃了分享大学服务的机会。
高校对学生的“服务”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化服务之“无形”为“有形”,同时优化服务质量并使之标准化。在高校(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中,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学生管理工作也是重要的环节,学生管理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消费者)的满意度。满意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的效果(或结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如果可感知的效果低于期望,顾客就会不满意;如果可感知效果与期望相匹配,顾客就会满意;如果可感知效果超过期望,顾客就会高度满意或欣喜。如果从新的视角来看的话,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否可以通过学生满意度来追踪调查和衡量。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学生维权制度、学生满意度调查(附表1)、定期座谈会等方式来进行对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测评。
总之,从消费者行为学中的环境因素(宏观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和消费者自身因素(生理因素、个性、心理过程)来分析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为高校(生产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更有利于拉近老师和学生的距离,进一步改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进而提高大学生(消费者)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学生档案 档案工作者 素质
1.合格的政治素质
学生档案工作是档案工作的一部分,档案工作者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工作中不徇私情、廉洁自律,真正维护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利益[1]。
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动态,关心学校发展,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档案工作人员要树立保密观念,增强保密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严明的政治纪律,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正确处理档案利用与档案保密的关系,严守党和国家与学校机密。
2.全面的知识素质
2.1掌握档案专业相关知识。档案工作是有着专业性较强的业务,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到提供利用,有一整套理论和工作方法。学生档案工作人员只有学习掌握这些理论与方法,才能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逐步实现学生档案工作的科学管理。要多学习相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如情报学、图书馆学,等等。
2.2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随着网络技术在档案现代化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计算机已经从辅工具逐渐成为档案现代化管理必备的技术,要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就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等现代化知识,才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2.3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要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就要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既要熟练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熟练掌握与档案工作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具备多种新知识、新技能,成为复合型档案专业人才。只有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熟悉、管理和开发档案资源。
2.4掌握一定的外语知识。在当今社会,没有一定的外语功底已难以胜任档案管理工作,尤其是英语。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使用的各种软件和网络信息资源中,英语占有很大比例,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学生档案工作者还需具备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这样才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学生档案工作者的要求。
3.精湛的业务素质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树立远大理想,热爱学生档案事业。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以主人翁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把高度责任心、事业心贯穿于学生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
培养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学生档案工作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材料的形成、收集、整理、归档、转递到档案的保管、利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求真务实,每一个过程都要求谨小慎微,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误都会给后面的工作带来麻烦。
要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不断为其提供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更新档案专业知识,通过系统学习,使之在专业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在管理实践中具有进行信息收集、加工等各方面的能力,能够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为高校的发展提供翔实的材料资源[2]。
4.科学的管理素质
手工操作与计算机操作相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应用,逐步实行学生档案的自动化管理是大势所趋。因此,学生档案管理者必须学习和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快档案管理现代化过程,尽早研制和开发具有高校特点和时代特征的计算机档案管理软件,责无旁贷。
规章制度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制定并严格履行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才能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档案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学生档案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有效地发挥学生档案在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5.优良的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整体素质的基础,培养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人员的心理素质是十分重要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人员对其本职工作应具备浓厚的兴趣,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克服和解决遇到的困难,能保持一定的工作效率,对新生事物有极大的热情。学生档案工作者时时刻刻都面对着新材料、新档案,工作内容也总是在重复,时间久了容易产生厌烦情绪,所以,管理人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从容面对各种困难,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3]。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档案工作人员要适应形势,不断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质,树立档案部门的良好形象,努力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从而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服务。
参考文献:
[1]李丽娟.谈新形势下档案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一重技术,2005.1.93-94.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思维模式
一、“互联网+教育”的特征
据文献报道,[2]“互联网+”具有“跨界”、“创新”、“重塑”、“开放”、“互联”、“以人为本”六大特征,因此,“互联网+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态,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跨界融合。“互联网+”下的教育将改变传统的模式,它强调了信息技术与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的跨界融合。在教育领域,互联网可以说无所不能“+”,而每一种“+”,都是原有教育层次的一次飞跃。(二)创新驱动。“互联网+教育”利用互联网思维对教育的整体及部分创新,使教育发生了质的变革。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的高校,应抓住“互联网+”这一难得的机遇,与时俱进,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探索新方法、尝试新手段,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三)重塑结构。在“互联网+”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传统教育观念与模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互联网+教育”打破了原有的各种关系结构,使教师、学生、教学组织、教学媒介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重塑结构成为了教育创新的源泉,只有科学的教育结构,才可以让教育走得更持久。(四)开放生态。教育的生态性表现为多元化、多样化、质变等。“互联网+教育”使得教育的上述特性更为突出、更具有操作性。通过信息技术与人的融合,实施适应个性化发展的教育,促进了教育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生态特征。(五)连接一切。互联网的目标就是连接一切,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把整个世界推向了全民互联网时代,我们终于可以借助个人智能设备来实现教学组织、教学媒介的多样化,互联网把学校、教师、学生连接在了一起。并且,“互联网+教育”使得教育走出了学校,跨越了地区、国家,将全球连成了一片,从而真正实现了全连接时代。(六)以学生为本。在“互联网+”的社会大背景下,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作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得到了充分表现,“互联网+教育”使得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个性化、细微化,而教师则更侧重为学生的指导者以及学生人生的启迪者。
二、“互联网+教育”视域下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具备的思维模式
“互联网+教育”视域下,结合其所具备的六大特征,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具备“跨界思维”、“创新思维”、“社会化思维”、“平台思维”、“大数据思维”和“用户思维”六种思维模式,以提升其自身综合素质,适应时代化需求。(一)跨界思维模式。跨界思维的本质是一种融合思维,互联网的发展在方便信息传播的同时,也给学生管理工作的落实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学生管理工作者不仅要熟悉学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还需加强自身的理论认识,主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心理学、教育学、法律、职业指导等领域的内容,培养跨界思维,增强对学生工作的把控能力,用知识的魅力赢得学生的认同和尊重。在实际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常与班主任、代课教师和学生干部交流,并将工作扩展到学生学习、实习、生活、就业等各个领域,用跨界思维的方式,以综合的手段进行学生管理工作。(二)创新思维模式。互联网的创新思维强调关注产品的创新。面对当代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的自主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具备追求极致的创新思维模式,找准大学生成长的“强需求”,在教育情景的营造、教育内容的构思和教育载体的选择方面,不断突破惯性思维,大胆创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将教育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以形象化、具体化、生活化的方式创新教育模式,将学生管理工作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全过程中。(三)社会化思维模式。互联网的社会化思维模式的核心是网,人与人关联交互,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形成的一种“印记式”的互联网形态。这样的社会变革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具备社会化的思维模式。学生管理工作单靠一方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学校的多方参与配合。就校内而言,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处理好与教务处、后勤集团、保卫处等各部门的关系,通过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教育;就校外而言,辅导员更要与家长、校友做好沟通,与社会机构、用人单位广泛合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搭建平台,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四)平台思维。现如今,平台思维脍炙人口,通过平台的建立及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合作互赢。智能互联网时代给高校管理工作带来了机遇,高校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而互联网在这方面则表现出其独有的优势。互联网能够不受空间限制来进行信息交换,其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便捷性能增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高校管理工作者可以通过网络工具和收集信息,学生通过自行下载浏览并完成相应的任务,使得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只需通过一个网络平台即可完成,正如校园网的出现已经逐渐取代校园内的信息公告牌。此外,各种网络工具的更新和出现,丰富了高校管理工作者的方法和手段。目前青年大学生都习惯于使用电子邮箱、微博及各种聊天工具,高校通过利用这些网络工具,可实现与学生随时随地的交流和沟通。这些新媒体与学生管理模式的结合,为学生管理工作的手段、方式、效果等带来全新的变革和拓展,提高了高校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其向信息化、智能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因此,在高校的学生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微博、微信、QQ等网络平台,通过与学生的线上交流与资源共享,介入学生的网络领域,了解学生在网络社群中娱乐、学习方式,把握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动态。(五)大数据思维。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在网上学生们通过海量的数据,记录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具备大数据思维,紧跟时代步伐,迅速改变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全面了解当下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及所带专业学生的特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大数据了解学生的诉求和意见、分析相关数据,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的思路,实现个性化辅导。(六)用户思维。互联网用户思维对学生管理工作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要求其在工作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深入了解学生、努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3]在“互联网+”的社会大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者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指挥长,而是学生学习生活的指导者、合作者,因此,师生应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把成长的舞台留给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学生管理工作者应改变以往单向刻板的教育方式为双向互动的教育方式,不能被动地等着学生有问题来找自己,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联系关爱学生;加强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对四难(学习、经济、心理、思想)学生给予重点关爱。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的社会大背景下,结合“互联网+教育”的“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开放生态”、“连接一切”、“以学生为本”六大特征,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具备“跨界思维”、“创新思维”、“社会化思维”、“平台思维”、“大数据思维”和“用户思维”六种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特征,使学生管理工作更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李韦璇,王金枝,吴蒙.高校职院“互联网+学生管理工作模式”探究[J].农业经济与科技,2016(27):225-226.
近期与人聊天,惊闻北京可口可乐有限公司(即在北京区所建的装瓶厂企业)成立了一家自己的管理学院,专门聘请可口可乐系统的富有经验的专家及从社会上选取有极丰富培训经验的咨询培训公司,对下属员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培训。
毫无疑问,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品牌公司,在市场操作方面经验丰富而独到,是我们快速消费品行业学习的榜样。北京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二十多年,合资十一年来,其在北京市场的探索、开拓,结合市场实际情况,也是成绩斐然,是国内消费品行业成功的榜样。应该说,其自身的经验积累就已足够,根本不需要再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学院,来吸收外界咨询公司和的经验。
但是北京可口可乐公司这样做了,并且现在还做得如火如荼。为什么呢?
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是中国市场做得最好的装瓶厂之一,现在北京市民人均消耗可口可乐量达66瓶/年。在北京市场,与对手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1。北京装瓶厂的管理有口皆碑,总经理已管理北京厂长达十年,管理团队倍受同行业尊重;北京装瓶厂的经理人一直都是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抢手货”,经验不但丰富而且个个“将才、帅才相”十足。
从以上看来,较难得到北京厂在业务任务极其艰巨之余,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成立管理学院来进行系统培训的理由。但是,经过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得不佩服北京可口可乐公司的远见,不得不佩服公司领导的开拓精神和市场领导意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永做胜利的领跑者!
一、高瞻远瞩,促成成立可口可乐北京专区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上世纪末从香港迁到了北京后,一直负责全中国所有装瓶厂的建厂、协调管理、协调市场运作、品牌运作和市场发展等,北京厂也不例外。北京厂从1992年开始合资,到2002年,在这种运作情况下整整运行了10年。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所有北京市民情绪激昂,所有北京企业也都暗暗攒劲: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北京厂的管理层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可口可乐公司是奥运会的全球性战略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公司都力图将奥运会主办城市办成标本企业,可口可乐公司已将中国,已将中国首都北京当作可持续性发展重点区域。
很多人认为,既然可口可乐公司会将北京当作一个重点区域来操作,那我就等吧!北京可口可乐公司的领导层没有这样想,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主观能动性:在北京,我们是专业,我们建议可口可乐公司应该如何做。他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要想2008年奥运会,可口可乐的红色风暴像火一样席卷北京;要想可口可乐饮料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要想可口可乐在亚洲成为全球的重点目标市场,要想北京厂自己有更多的“阳光”来促进茁壮成长,首都市场首先一定要成为最成功典范,一定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如是,经过这样的酝酿以及及时有效的努力,这样一件看似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事实:为了促进北京市场、首都市场、奥运会主办城市市场的发展,可口可乐独立北京区2002年12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了,它站到了可口可乐(中国)同样的位置,享有独立的资源,对北京进行单独管理。
二、未雨绸缪,为达成全方位饮料公司、非碳酸新品上市四处取经
北京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于2001年下半年确立2002年目标:成为全方位饮料公司,不只在碳酸系列上独占鳌头,还要在非碳酸饮料上频频出手,在2002年即将上市的所有非碳酸新品上,各品牌在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上至少排在“榜眼”位置上,有的产品定位就是在冠军,在3-5年内该目标一定得达到。
这不只是豪言壮语,在2001年12月19日的2002年全年计划会上,这种目标就摆在公司主任级以上干部的面前供大家讨论;在开完会的下午7:00,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市场部经理、新聘请的非碳酸项目经理及项目主任就坐上了去杭州的飞机,目的只有一个:杭州已于近期上市了酷儿产品,效果非常好,去学习经验,回来结合北京市场,大显身手。这次学习,为酷儿在北京的成功上市奠定了基础。
公司领导层的“先知”意识不止反映在这次学习上,因为这只是开始。虽然北京可口可乐公司酷儿直到2002年5月才正式上市,但中间的学习和交流过程却从未间断。这有一个经典故事在可口可乐系统广为流传:2002年元月份的嘉里总经理会议—嘉里饮料(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三个装瓶厂合作商之一)最高级别的会议,北京装瓶厂的总经理了解到酷儿在西安上市反映也非常好,竟然在此次这样的高级别的会议上又带上了该项目的经理和主任,进行现场观摩学习。当这项目经理和主任坐到了嘉里公司最高级别的管理餐会上的时候,其他嘉里装瓶厂总经理有谁没有领略到北京厂领导的远见卓识?
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内部培训与业绩管理一个都不能少
北京区域2003年确定需有18%的销量增长,这是在北京区域连续10年来不断快速增长,增长空间越来越窄,同时受其它大类饮料的冲击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做出的。好多企业是想都不敢想,但北京可口可乐公司必须每月都达成这个增长目标,这是多年来的“规矩”,不可动摇。
不但这样,2003年北京可口可乐公司在必须完成每月庞大的销量目标情况下,还定了以下规矩:培训部门的培训要下到基层,进行更多的实地培训;每个业务经理的每月计划中,必须有详尽的培训计划;晨会和晚会除外,每个主任必须对员工进行3-5次的专项培训;内部培训师制度还要再加强,力图内训与外训并肩齐上;培训作为所有基层管理员工的每月重点考核指标之一。
其实,这场培训运动并不是什么走过场,而是真正的真抓实干;这也不是什么“狼来了”,赶快作好战斗的准备,因为可口可乐公司本身就是最大的一匹“狼”;真正的目的在于:勤练内功,做大做强,永远做同行业的排头兵!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人才的最基本培养机制就是培训。
事实证明,培训和业绩并不矛盾,反而促进了业绩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趁热打铁,成立自己的管理学院
有了专心专意指导北京市场的娘家——“可口可乐北京区”,有了非碳酸饮料在北京的成功发展,有了多年内部积累以及在其它企业成绩卓著而被邀聘来服务的职业经理人,有了在企业文化下产生的企业凝聚力,有了良好而成体系的培训机制,到达成功、更高层次的成功,还缺什么呢?
“365天的工作,365天的努力”。原来业务系统星期六都是工作日,重大节假日也基本上是还要在业务一线拼搏。长期下来,业务一线的人员“吃不消”,有时也产生懈怠情绪。
现在延续不断的培训既然没有影响到销量的下跌,反而上涨。大家受培训的情绪也高涨。为什么不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起来,利用星期六的时间,趁热打铁,进行规范化,成立自己的管理学院呢?公司领导将此种想法与大家一交流,马上便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于是,北京可口可乐管理学院便应运而生了!
一、真理问题症结何在?
真理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最为关心且争论最多的问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仍是以此为核心的争论。为什么在真理问题上存在如此不休的争论,其症结何在?
概括地说,真理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真理概念的分析,即何谓真理;其二,是真理标准的确定。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者相互制约、相互规定。每当人们提及真理,势必就会联想到某一标准。西方科学哲学尤为关心真理,主要是由于真理与理论的接受相关。如果人们确定某一理论为真,那么,大家就可以公认这个理论、接受这个理论。否则,这个理论就会遭到摒弃。在科学理论中,常常有一些悬而未决的假说,它们有待于作出真假之鉴别才能获得存在与否的权利。同时,也只有作出真假之鉴别,理论才能获得指导人们实践的资格。
然而,历史的时针虽指向现代,科学哲学在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上仍是歧见种种,各派哲学观点纷呈,党同伐异。在一片争论声中,人们只共同地承认一点:所谓理论或陈述、命题为真,也就是对理论、陈述、命题作出一种肯定,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接受它的指导。分歧在于这个“肯定”前面的定语,即“……的肯定”。而这个定语也就是标准问题。由于各人所持的标准不同,以致对真理概念的分析难以统一。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科学哲学流行的派别中,真理标准观有符合论(或对应论)、融贯论、实用论以及相对主义的指示论等。符合论代表着各种经验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是一种古老的、较为盛行的观点,它主张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凡是相对应的、与事物相一致的观念就是真理,否则便不然。进入现代以来,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使得命题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到了最严格、明确的阐发。他们一致认为,理论或语言(或思想)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镜式反映的关系,理论是由命题构成的,命题可以分解为简单命题直至基本命题,而世界也可作此分析,直至分析出原子事实。复杂命题对应于复杂事实,基本命题对应于原子事实,“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断言原子事实的存在”〔1〕。反过来, 如果我们要知道语言或命题是否为真,那就只要在基本命题基础上进行真值运算就可以了。“命题就是一切从所有基本命题的总和(……)得出来的东西”〔2〕。在他们看 来, 世界与语言同构,“我们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3〕。融贯论则强调,命题的真假取决于该命题与整个命题系统之间是否相一致。实用论认为,真理不但要与经验相一致,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好的”、“方便的”、“有用的”,是人们的工具。
无论在真理标准上各派哲学观点多么不一,然而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种广义的符合论观点。归根到底,它们都默认了真理必须符合事实、经验、逻辑准则或人的价值等等。不过,由于每种见解都强调了某一预设前提,并试图把这个前提当作统一的模式,把其它理论都纳入自己设定的标准,以致难免在理论上留下裂隙而遭到批评。批评的理由是休谟和康德式的怀疑论,认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觉经验都可以拥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识,我们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从知觉经验进到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不可能判定那些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理论的真理性。具体地说:
第一,科学哲学家们总是以具体实例、历史事实作为否定各种真理标准的理由,从而造成共相与殊相之间的矛盾。各种真理标准都强调真理必须符合某个一般的前提,但是,这样的前提却不可能包摄全部现象,即使能包摄某类现象,也难以排除个别反例。
尽管许多理论经过实验的验证,获得观察的证据,但都免不了某些偶然反例的出现。这是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从符合论观点看,某一理论得到实验的检验,我们便可断言其为真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检验,是用归纳法搜集个例作为证据,抑或检验理论的成功率。反面的意见认为,即使我们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据也还可能是假的。如果诉诸成功,那么成功究竟是指什么?成功的理论在历史上也同样可以是假的。相反,真的理论也可以是不成功的。
第二,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因素都免不了个人“意见”的介入。人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证据、事实、观察、实验意义的确定有赖于特定个人的语境。因此,人们在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等方面是经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第三,如果我们为了避免以上的不确定性而诉诸逻辑的推理,那么,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与无穷回归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演绎逻辑的前提必须为真,我们只有从一个真的前提出发才能推出前后一致的结果为真。但是,我们如何知其前提为真呢?这就陷入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初始问题。
由此可见,西方科学哲学中真理问题的症结在于归纳与演绎之间、一般概括与个别反例之间、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多重矛盾没有合理地得到解决。
二、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与真理问题
自从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证实原则与逻辑分析方法以来,由于各个科学哲学家都未能对上述矛盾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以科学发展史为依据,否认理论具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承诺,否认理论本体论承诺的继承性或连续性,主张前后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科学发展中的大规模变化即科学革命意味着科学家信仰的改宗,理论的变化意味着术语指称的变化。历史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最后导致了费耶阿本德的具有后现代性的哲学消解论。正如在30年代兰姆赛提出“真理多余论”一样,费耶阿本德也认为,理论不分稂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不管何种理论,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费耶阿本德“坚决主张一个实践科学家没有理由请教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中没有什么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尤其是确证理论不能帮助科学家决定承认哪些理论”〔4〕。这样, 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否认了认识论存在的必要性。
历史主义虽然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但是,自己却陷入了相对主义,把科学哲学归结为实际的描述性研究,以致遗忘了科学的目的,否认了科学在文化中的自主性与权威性。
7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在论则是在“认识论之死”的口号中觉醒的。为了使科学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地位,科学实在论就必须捍卫真理概念。于是,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加以改造,用历史主义的合理成分补充和完善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实在论者主张,成熟科学的理论术语是有指称的,它们所指称的实体在真实世界中是存在的,后继的理论较之前驱理论更趋于真理性、更接近真理。
科学实在论对这些原则的主要论证是“日益增长的预见的成功”和“似真性假说”。波依德(R·Boyd )认为:“我们的方法论是基于近似真的理论之上的,这种方法论应当是发现新成果、改善旧理论的可靠指南”〔5〕。 普特南也认为:“它是唯一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6〕。
从科学实在论对于理论真理性的辩护可以看出,实在论是一种整体论。它通过一般的理论定律和模型坚持认为,从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通过归纳推理可以扩展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理论所指称的不可观察的实体也是存在的,预见性假说也可以是真理或近似为真。这在传统的经验论看来,根本就是不可通达的。
显然,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是不充分的。第一,它没有说服像休谟那样的怀疑论,即没有说明归纳推理是否能够合理地推出真理的问题。第二,用预见的成功或说明的成功作论证,是思辨性的论证,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说和逻辑分析的方式都不如。 爱德华·麦金农(E ·Mackinnon)在概括70 年代的实在论时指出:“……实在论者总是引证当时流行的科学,坚持认为在成熟的理论中,基本的范畴术语是用于指称实在的对象和事件的;而理论定律在符合的意义上是真正关于那些对象的,尽管是近似地真。”〔7〕由此可见, 科学实在论把成熟的理论抬高为真理。什么是成熟了的理论或发展了的理论呢?在实在论看来,成熟的理论就是当前流行的理论。如此说来,当前流行的理论就都基本上是真理了。就此而论,科学实在论与历史上的实在论是异曲同工的,其论证方式与历史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思辨手段无异。
正是这样,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遭到了各种经验论科学哲学(反实在论)的反驳。一些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在论者是“真理贩子”,是“真理的制造者”,
科学实在论所说的真理是“虚构的真理(manufactured truth)”。
拉里·劳丹与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认为,实体的实在论是一种乔装得很不像样的形而上学观点,其基础不是过去与现在的科学或可预见的将来的科学,而是在方法论上依赖于理想的说明形式,通过这种方法论的说明来决定我们对科学理论的取舍,从而错误地引导科学去作出真假的形而上学思辨性分析。劳丹与范·弗拉森对于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所作的批判认为:
第一,成功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功是科学的目的。但是,在科学活动的特定情形中,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第二,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科学虽然提供给我们对现象的描述,但其性质不是唯一地由证据决定的,“科学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硬证据”〔8〕。
在范·弗拉森看来,科学的认识论集中探讨证据如何支持理论的接受问题,这个问题分化为两个方面:(1)接受是信念, 这种信念必须得到该理论的实际证据的证明;(2 )证据对理论的支持是“客观的”,完全是由作为证据的信息和包容在理论中的信息决定的,而不是主观的或历史参数的函数。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正是从这里展开,它把科学看作对世界的真实描述,理论与其对象世界因果地相关,理论非真即假,接受一个理论就是确信这个理论为真,因此求真是科学的目的。
由此,范·弗拉森就把科学实在论的论点分类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的目的,其二是理论的接受。前者涉及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涉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真理问题只属于前者而不属于后者。在理论与世界之间,是以人的两种能力为中介的:一是观察(知觉),二是思维。观察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思维则建构理论,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超出可观察的范围,我们就无法知道理论是否真假,因为“……观察一旦被抛弃,那末离神秘主义就只有短短的一步了”〔9〕。所以,从整体上说,理论是一种建构,它不等于世界。 我们可以相信可观察到的东西,却不能相信不可观察的东西。如果理论是关于可观察物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经验上适当的”。“科学的目的就是给我们提供经验上适当的理论,理论的接受包含着像理论在经验上适当的信念”〔10〕。不过,范·弗拉森认为,“接受不是信念”〔11〕。在1988年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上,他又发表见解说,把接受描述为信念太粗糙了,“我现在把信念看作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率,它太粗糙,以致难以适当地处理与意见之间的细微差别”〔12〕。
范·弗拉森为什么要以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来代替真理概念呢?因为,第一,“理论的经验含义是通过区别科学本身描述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方法来确定的”〔13〕。而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是人类能力界限的划分,如同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不可能了解它感觉范围之外的东西一样,人的能力也是有极限的。“科学哲学不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了解世界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正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客观世界,那些人类不可观察物的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这是不可能辨别的。
第二,尽管我们在可观察范围内能获得理论的经验含义,但是人们总是通过某个概念框架来观察世界。这个问题已为许多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所阐述。“但是,我们的概念框架是变化的,因此,我们概念框架的内涵关系也是变化的,而真实世界却是同一个世界。”〔14〕
第三,现在的实验可以为过去的世界图景提供证据,但又不断地发现它不能被容纳在早期的科学中。更进一步,将来的实验也将证明现在我们作为证据的东西是假的。因此,实验证据并不能论证理论的真理性,而仅仅是为其经验上的适当性作论证。
范·弗拉森认为,用经验的适当性替代真理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使科学的发展变得更稳妥、更顺利。因为如此,科学的目的就不再是追求真理,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也不再是相信其为真,而是认为其在经验上是适当的;接受理论不再是像实在论那样下赌注,而是依赖于对可观察物的知觉,依赖于我们对它的需要,依赖于理论的其它优点。
范·弗拉森的这种真理观,显然有点类似于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范·弗拉森只怀疑一成不变的真理的存在,却不怀疑人们可以得到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他所怀疑的是人们可以通过非经验性认识达到真理。他认为不可知的,只是指超出人类观察能力之外的实体。他并不反对我们可以作出对外部世界的本质性认识。他说:“我只希望成为一个关于存在着科学描述的世界的不可观察部分的不可知论者。”〔15〕他的怀疑论与不可知论只是以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区分为界线的。
范·弗拉森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比起其他一些反实在论哲学家来说,是一种较为折衷的做法。劳丹认为,不但真理不可能,而且连高度可能的概率真也是不可能的。“科学过去在解决问题上的成功总是可被视为意外的一段好运气,这段好运气随时都可能完全丧失”,“就我们所知,科学并不提出真的、甚至高度可能的理论”〔16〕。
承认理论具有经验内容,而且理论可分为经验上适当的与不适当的,这确实有点类似科学实在论。但是,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范·弗拉森求之于经验的可观察性标准,而实在论者则诉诸成功、说明力等标准。毫无疑问,范·弗拉森把劳丹等人的反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作了辩证的概括,既不使科学成为纯粹的假说,也不使科学成为不变真理。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还采纳了波普的动力学观点,把科学知识的增长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有效目标。
三、超越传统的真理观:真理类型分析
范·弗拉森否定真理、代之以“经验的适当性”的观点,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影响甚大。一般认为,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是一种论证严密的、为人们较可接受的观点。在范·弗拉森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提出之后,虽然遭到了像J·富斯(Jeff Foss)、J·F·哈纳(J·F·Hanna )等人的反对,但却深深地触动了科学实在论的根基。就如同逻辑经验主义在“证实说”上遭到反驳后不断地修正一样,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也随着范·弗拉森等人的反驳而逐渐变换基调。爱利斯(B· Ellis)和普特南形成了所谓的“内在实在论”,认为真理只存在于理 论内部,真理只是理想化的证实,是内在地、逻辑地被证实了可能性;波依德等人则提出近似真的概念;哈金(Ian Hacking)强调真理的有 条件性, 主张理论实体是实验实体,声称自己是“实验主义者”; 夏佩尔、E ·本西文加(E·Bencivenga)等人则主张语境真理观, 认为真理的理由依赖于语境,或者说真理标准与语境相关;萨普(F·Suppe)则认为,科学实在论与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的真理观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摒弃了科学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因素和反实在论的怀疑主义,主张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理论只要得到实践中的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就是“高度可能的”或经验地真的。
概括这些修正的科学实在论的真理观,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真理观正在从证实观向概率观转变。概率主义的真理观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认识论的主流,完全是因为它比原来的真理观具有更大的安全系数,就如同为真理设立了一个保险公司一样,使人们在面对当前和将来的实验证据时,感到踏实可靠。
然而,一言以蔽之,这却是一种逃避实践检验的做法。真理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根源在于某些被实践检验为真理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重复考验而出现错误。概率真理观尽管为错误留有余地,但是,这未免太对不起某些始终能经受检验的那些真理。例如,在宏观世界,只要我们对某物施加一个作用力,就必然会导致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的命题无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能经受检验。概率真理观的弱点是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却没有对不同理论类型作出分析。它仍然是传统真理观的变种。
众所周知,理论是对客观实在世界的反映,理论与世界存在着图象式的对应关系,即使是依赖逻辑手段形成的理论,也同样必须反映客观世界。因此,对理论的理解其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客观现象相一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是“某个理论与客观世界相一致”,而应该是“某类理论与某类客观现象在不同决定论层次上相一致”。只有这样,我们在逻辑上才是一致的。
要对客观现象进行分类,除了依赖于我们现有的认识外,别无良途。毫无疑问,科学是发展的,科学所揭示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广阔。尽管我们对科学提出种种怀疑,但正如休谟所说,怀疑主义是我们的认识永不能根治的痼疾。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说,这种痼疾是人类认识的一大优点。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门知识比科学更正确。科学史证明人类是有能力把握世界的。
因此,概括当今的自然科学,结论是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是一幅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并存、必然世界与具有统计性质的世界并存、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并存、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并存的图画。这幅图景反映的现象其决定性程度是不同的,由此所决定的理论类型与真理的类型就有:
1.必然性真理。这类理论或真理反映了客观现象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关系,所揭示的是客观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严格的规律性,揭示的是一个严格决定论意义上的世界。其表现形态是一种普遍本质性的规律,涵盖了各种决定论条件下存在、发展的客观现象。这类理论或真理可以通过造成某些相互作用的实际事态而得以检验或证实。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最初认识到的就是这类必然真理,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准确地做出未来事件发生发展状况的预见。
必然真理把所反映的客观必然现象统摄于其内容中,涉及一类条件下的一类自然规律,它具有全称判断的形式。
2.概率真理或可几理论。概率真理或可几理论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或然现象。对于这类现象,人们不可能以全称陈述的形式来概括它们,而只能用统计方法来归纳。这类现象的变化是由统计归纳得出的比率来决定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推断这类现象出现或不出现的理由,但是,我们仍只能得到部分的确定性。尤其是对一些随机现象来说,更是如此。甚至在大量随机现象涌现时,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统计,只能以抽样统计方式测得某一比率。然而,抽样的过程也带有随机性质。所以,这类真理或理论的准确度是有限的。因此,对这类理论的检验是确证这个比率的准确度的高低,却不能枚举个例来证实。概率解释具体事件时,理论不一定要与具体事件相符合,尤其是不一定与个例相吻合。
3.语用真理。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的理论或真理,是一种与认识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观、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或理论。这类理论反映了人的认识与当时特定的个人、特定的场所等因素之间的联系。在西方,自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关系。指号学(或符号学)的创始人莫里斯曾把理论看作由语义学的、语形学的与语用学的三方面因素所构成的。语义学关心的是理论说些什么,语形学关心心理论的陈述、命题的句法,语用学关心的是使用陈述时的各种主观因素。这种划分是对卡尔纳普等人语义学观点的扩展。从语用学角度观察理论所涉及的是对理论的接受与运用,“‘接受’是语用学的一个基本名词”〔17〕。在当今,发展语用学观点的科学哲学家有库恩、阿钦斯坦(P·Achinstein)、范·弗拉森等人。 在最近, 则有胥拉格尔(R·Schlagel)突出了语境在哲学中的地位,创立了“语境的实在论”。
真理的语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真理作为一个命题、陈述形式,必须在某个理论的系统阐述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同场合中的同一表达形式有时是不可通约的,A理论中的命题R与B 理论中的命题R是有差异的,命题R究竟具有何意义,必须依赖于A理论或B理论的系统阐述来确定。二、语境的确定性。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确定的语境,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该理论是指什么,无确定语境的理论类似于罗素的“摹状词”,在指称上具有多种选择,无法确定或定义对象。一般地说,特定的语境是通过选择术语的指称、谓词的外延、各个要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三、个人的认知结构。它包括个人的智、情、意等方面,个人所掌握的背景信息、个人的目的或价值取向、个人的情感等都对理解理论有决定性作用。语境似乎是一个自变量,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则是因变量。
4.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可能真理。现代物理学的创立,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创立,把人们带进了一个非经典的全新视野,它所揭示的非充分决定论的量子世界呈现了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并存的新图景,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待世界的一元论态度。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表明,客观世界的全部现象都是决定论的。而量子力学则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中,反复地论证了“测不准定理”的准确性,驳倒了爱因斯坦量子论的决定论观点,对经典物理学提出大胆的挑战。量子领域是一个非常识的世界,它所要求的是非连续性、非充分的决定论。对量子领域的认识依赖于测量,但量子的测量是一种相互作用,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对量子状态的表象或描绘。
量子现象是一种奇特现象,有学者认为,量子力学的问题“同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问题不相干”〔18〕。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对量子现象的理解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量子力学问题,也就不至于造成当前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如前所述,真理问题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量子理论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也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然而,量子领域是一个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领域,而我们的认识一旦形成则难免会是决定论的。因此,量子领域的非决定性与认识结果的决定论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量子领域的几十年认识难道是科学游戏吗?决不是的!只要我们承认某些条件,那么,这些认识同样是可能真的。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量子力学所给予我们的是在假定进行的某种测量条件下的测量结果的概率”〔19〕。实际上,量子力学是人们与量子现象相互作用的产物。
以上四种真理或理论,可以按照排列的顺序,表示真理的相对性由弱到强的变化,越排在后面的就越具有条件性,就越具有低概率性质。它表明,在人类所认识到的真理中,确定的真理只是一部分,另一些认识成果即使可称为真理,但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概率的或高度可能的准确性而已。
由于我们对真理作了以上分类,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检验真理过程中的总体理论和个别实际案例的不相一致问题。只要我们在反复验证中区分出理论的类型,我们就可确定理论的真理性程度了,也可以确定在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理论的真理度之变化了。
真理类型论为真理标准开拓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真理分类,我们已明确了一个结论,即理论与科学实践相一致。普里戈津曾说:“如果科学步骤可以被实践,那是因为它表现出在我们的理论假说和实践答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20〕实践的条件、语境、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相互作用结果等等,都是理论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检验也是分为类型的,这些类型决定了检验过程的强弱程度。
现代科学已经不像经典科学那样自然,它描绘的是一个被分割的宇宙,存在着各种可能性。现代科学是受控制的实验与人们基于原先认识之上的推理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真理从确定向不太确定的转变,是科学认识的进步。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说明怀疑论的胜利,而只是给科学实验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证明了科学认识的开放性质。
四、真理类型论与概率怀疑论
科学的开放性和真理的不同类型的划分,无疑会给怀疑主义以可乘之机。怀疑论者站在一个静止点上宣称动态的科学认识对外部世界的不可及性,甚至我们不能获得概率真的理论。
在科学认识的进程中,概率怀疑论与可知论是并存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弛张的统一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动力基础。概率怀疑论与可知论在论证自己观点时,两者一样充分。因为,两者论证的命题具有类似性,我们说认识外部世界是高度可能的,这也就承认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其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概率的怀疑论与可知论一样,具有其存在的根据:
第一,因为理论或真理具有不同类型,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我们承认后三种具有概率性质,因而也就承认其中的内容可允许怀疑。特别是作为一种理论其表现形式具有一般性质,人们的语言表述偶有错误或常被误解,以致一般的形式与具体的内容不相一致。怀疑则可以促使理论进一步得到检验或确证,从而更精确化。
第二,人的认识可以分为许多层次,层次越高,主观的成分就越大。从科学知识的构成来说,科学知识包含着:(1)基础层次, 以个人未知为基础的特定场合特定对象的知觉描述,以感觉、知觉、表象为特征。(2)对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的单称陈述, 例如这个三角形三个角都小于90度。(3)对可观察物或事件的归类、概括, 形成定律性的认识。(4)实验中总结出的定律。 尽管我们不能观察到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事件,但我们可以设计出实验,通过实验设备造成某些事物的相互作用,从而在重复实验基础上总结出精确的实验定律。(5 )根据理论模型和实验得到的信息推出科学理论或假说,以及在“思想实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假说。从这五个层次来看,前三个较为确定,而第(4 )(5 )两个层次尤其第(5)层次是不确定的。 这就为当今的概率怀疑论留有余地。
第三,由于科学在其发展中,理论、假说往往为新的理论、假说所代替,一些原来的理论不断地为后来的实验证明为不完善。同时,由于某些实验资料与证据掺杂着个人的意见,在后来也被证明为假。所以,就造成了当今怀疑论对某些证据分析的怀疑。
概括地说,当今的怀疑论有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否认真理;其二,否认存在一个较好的理论比其它理论具有更多的优点。这种怀疑论从逻辑上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性质上说它不同于皮浪的怀疑论和休谟的怀疑论,而是类似于范·弗拉森那样的主张不可观察物是不可知的观点。
对当今怀疑论的反驳是件不易的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坚信的,那就是真理的存在。
第一,真理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真理。即使必然地真的,也是有条件的真。真理是人的智能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成果,因此,任何涉及真理的问题都必须诉诸这一相互作用来解决。我们并不能使真理成为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东西,我们说真理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本质,只是说它反映了进入我们与事物相互作用过程意义上的事物本质。
第二,真理或理论的标准是实践与实验的综合方面。而非任何单一的诸如证据、成功之类的要素。既然真理是人通过实践或实验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这个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要素都是评判理论是否真理的标准的一个方面。如果理论能够经受这个相互作用各个方面的重复检验,并获得从事实践的科学家们的高度评价,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有条件地真的,就可以作为我们实践的指南了。
第三,一个依据高度验证了的理论所作出的科学假说,只要逻辑推理正确,也可以说具有概率真。某些“思想实验”只要考虑的条件适当,也同样可以验证科学假说,起着确证假说是否具有概率真的标准之作用。
诚然如此,我们的科学是开放的,理论、方法、标准甚至科学的目标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任何一个科学时期,人们对于科学假说的接受除了诉诸科学实验、实践的综合考察的标准外,别无它法。人与自然、自然现象与现象之间是相关的,只要我们理解了这种相关性关系,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有条件的真理的可能性,就可以理解验证真理的标准的相关性。任何成功、完全的证据、理论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理论的解释力、对整个系统的有用性、我们对理论的无可怀疑性、科学家们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评价等等,都是验证理论是真假的有效依据。
科学的发展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探索和建立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夏佩尔曾经指出:“科学的发展就在于逐渐发现、明了和建立相关性关系”〔21〕。这种观点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需要中产生的,因而改造世界是科学最原始、最终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们就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去发现、探索、开发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其它关于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的认识,都无非是为了开发(发现与建立)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实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就是要证实理论所描述的那些相互作用能否有效地进行,相互作用的条件是否存在,能否指导人们进行较大规模的实践。
综上所述,以往真理问题的争论之所以未能走出困境,之所以难以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对反映不同类型的客观现象的不同类型的理论未能作出具体分析,始终徘徊在对理论总体性质的评价上。然而,无论我们作何分析,我们都不能背离科学的目的。科学是全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因此,任何单一的分析方法与片面的真理标准说都将违背科学的总目标,缺乏实际可行性。科学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者是科学家,而哲学则是观众,每个哲学家都是观众的一员。如果哲学家们从个人出发,那么,就会意见纷纷、众口难调。只有从人类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才能求得某些方面的共同标准。
注:
〔1〕〔2〕〔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0、56、79页。
〔4〕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
〔5〕R·Boyd,“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in Leplin(ed.):The Scientific Realism,Berkeley,1984,p.59.
〔6〕H·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1975, p.73.
〔7〕E·Mackinnon,"Scientific Realism: The New Debates",Philosophy of Science 46(1979),p.502.
〔8〕van Fraas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Arts"(with Jill Sigman),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9〕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页。
〔10〕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12.
〔11〕van Fraassen, "Theory Confirmation : Tension and Conflict",in Weigartner(ed.):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27.
〔12〕van Fraassen,"Probabilities in Physic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in Proceedings of 13th.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43.
〔13〕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4〕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5〕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72.
〔16〕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244页。
〔17〕莫里斯:《意谓与意义》,载《当代美国哲学资料》第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2页。
〔1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邱仁宗先生的文章。
〔19〕van Fraassen,"The Mod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Mechanics",in P.Lahti and P.Mittelestaedt (eds.):Symposium on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1990,Singapore: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p.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