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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90
[中图分类号] F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62- 03
0 引 言
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国家历史的影响和熏陶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不同的经济学理论阐述的经济学发展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存在较大的影响的。研究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一个国家的理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主要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介绍
1.1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
主要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有两种：一种是时间较为悠久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另一种是近些年来才研发出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起源于西方的一场经济危机。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只有古典经济学理论一种。但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无声无息之间就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里。甚至都没有给古典经济学理论反应的时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的要素是消费。并且推崇国家对经济全面的干预与管理。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的欠缺。一时间加强消费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推崇。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辉煌。虽然短期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过于偏执。在西方国家后期的发展中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它只能短时间地解决问题的矛盾。长时间地实行只会造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共存的局面。
1.2 古典经济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大多数西方国家一直推崇的一个理论。它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经历的风雨也比较多。古典经济学理论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就已经存在，它与凯恩斯的理论不同，它并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是任由经济的自主发展。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具有调控行为的，所以不需要外界力量的深入。经济自身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与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理论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它不断地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它的体制与问题也逐渐地显露出来。接着凯恩斯理论出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它生存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与竞争。
2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
2.1 不同理论交错更替
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不同的理论存在与国家发展的状况，使得它形成了独特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理论的交错更替。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一个国家出现了两种经济体系。两种派别之间互不相让，都希望在国家的发展中存有一席之地，也都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另外一种经济理论挤压出局。因为只要不同的理论存在，危机就会一直存在。因此，两种经济理论不断的爆发着没有硝烟的战争，使得西方国家表现出来不同的经济理论不断交错更替的现象。这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
2.2 批判与继承共存
批判与继承共存的现状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虽然两大宏观经济理论在不断地进行竞争与排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选取一些消极的或者极端的措施，相反的是，他们之间彼此也呈现着继承与共存的状态。但是，两种不同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的。这就会使得彼此之间不可能产生完全的继承与共融。因此，在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共存的状态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为真实的、更为突出的批判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批判。古典理论认为凯恩斯理论充满侵略性，对人们以及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而凯恩斯理论认为古典理论太过于温和。不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彼此之间互相批判，却又互相影响着。
2.3 “御用”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无论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御用”经济学理论。这两种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观点不同、方式不同、路径不同。但是它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两种理论的存在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充当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守门神，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地带动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及时地化解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虽然它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但是只站在那个时间节点来看，谁也不能否认凯恩斯理论在那个阶段做出的贡献。因此，无论这两种理论怎样地发生战争，它们都是国家御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一事实是磨灭不掉的。
3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分析
3.1 归一化发展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交融的逐渐加深，加之自身宏观经济学理论存在的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好好地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才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方向？什么样的趋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现在正在走的一条道路？这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内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通过对自身的研究与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讨，决定归一化发展是它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一个国家不能存在两种经济形势与理论，这样不同的理论在进行竞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归一化的发展并不是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而是两种理论的融合。但是，经过近百年的争斗，两种经济理论是不可能轻易地相互融合的。因此，归一化的发展是一条长远的发展道路。两种经济理论的融合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只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发展趋势与方向。至于是否能够成功，只有时间能够去证明。
3.2 创新化发展
创新似乎存在于各行各业，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似乎也离不开创新化的发展。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该通过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家发展与建设的过程中，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容。因此，要不断地对这些内容进行淘汰，并且不断地刺激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一切的目的很简单，只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创新化发展的重点在于新，不应该墨守成规，敢于创新，不要畏惧创新道路上的失败。
3.3 简单化发展
简单化发展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或许是受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两种经济理论多年的纠缠与困扰，使得许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又没有办法强制地去除某一种经济学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并且两种理论都有其各自的优势，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轻易地去除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将其简单化还是一个能够做到的目标的。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将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简单化是它的主要发展趋势，也是西方国家多年来追求的目标。
4 结 语
以上内容就是本文介绍的关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需求创造出不同的经济体制与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矛盾、带动了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时期的低迷萧条状态，充分暴露出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各国内部经济长期所存在的顽疾，如高度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不断膨胀的金融垄断资本、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本逻辑下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等问题。面对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虽然世界各国采取了纷繁复杂的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经济治理政策轮番使用，然而实践却无情地宣告这些经济理论的失败。可以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陷入了范式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言，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哈佛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通过罢课的方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示不满。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则出资创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目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理论的变革，试图纠正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与缺陷。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产生基于本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学理论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如18、19世纪英国的繁荣既推动了由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经济学为英国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推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又如，作为19世纪后起国家的德国，则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成功运用，推动了德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举成为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强国。再如，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学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为美国由弱变强并最终赶超英国提供了理论指导。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等。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颠覆性错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此外，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地总结，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提炼并形成体系化的学说。这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理论逻辑；实证检验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 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1.内部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 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 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 所以， 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2.理论假设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 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 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 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Schultz，1964）。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因为以这个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当我们在研究问题，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 而只可能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 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过去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 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 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
二、经济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研究方法的数学化
经济学早期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主要以历史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甚至《国富论》被很多学者视为政治学著作(克罗普西，2005)。但它后来却开始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进程，至今一直延续着。经济学研究目标就是要精确地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且社会发展使得经济问题不仅成为个体活动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很多经济问题可能演变成政治与社会，甚至国际问题的特性使得准确地分析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必然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来进行，对社会各界来说，重要经济问题模棱两可的阐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就变得相当现实且紧迫。显然，经济学提供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就必须精确，否则会造成个体经济行为失败，甚至引起国家经济混乱。数学化不仅能够帮助经济学实现精确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够为经济行为决策提供_个精准的蓝图(至少经济学家主观愿望是这样)。30年代的大萧条使古典经济学缺陷与不足凸现，引起凯恩斯革命，很多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产生怀疑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但是这不仅没有使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的进程受阻，而是继续着这一进程。大萧条加剧了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同时强化了经济学精确分析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诉求。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解释必须尽可能地定量和精确化以便制定相应的经济对策，而且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分析、论证要尽可能地通过精细化来满足政策操作性要求，这促使经济学不断数学化。很多经济问题就要求经济学准确说明经济变量之间关系以及相应对策，迫使经济学研究走向数学化定量分析之路，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既是经济问题影响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对经济问题的应对紧迫性反应。
每一门社会学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用的学科，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的特征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个人、社会生活影响非常重要。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对经济活动正常周期性调整都难以接受，这使得经济学不能完全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在没有统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标准情况下无休止地争论。当一个人或者政策决策者应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时，他就需要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选择，比较各派理论优劣。经济学各派理论在被应用选择中竞争着，为了在明确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标准下进行理论竞争，经济学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数学化道路。
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使经济学成为_门独立的学科，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的相关论述要详细得多，但是斯密并没有将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经过严密数学化的论证。这就使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理论难以分出优劣而导致了经济学领域的无穷纷争，从而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实践。尽管市场经济的实践早于‘‘看不见的手”理论出现，但是无论市场经济实践与否，支持和反对‘‘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经济理论者都面临用双方可接受的方法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市场经济实践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经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等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形成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较好地得到证明。尽管后来的理论证明，马歇尔理论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证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参见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m,后者则是阿罗一德布鲁一般均衡的证明。但是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体系让其他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理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发表“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完整数学形式化体系建立完成。
当然，20世纪证伪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推动了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在以卡尔波普尔为首的科学哲学家们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后掀起的证伪主义思潮对各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学数学化倾向恰好迎合这种思潮，并促进了数学化进程。
前面叙述了经济学数学化的原因。但要知道，这些原因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发展之中。这些社会科学为什么没有达到像经济学那样的数学化程度，建立较为完整的数学形式化体系呢?也就是说，经济学为什么能够数学化?
所谓数学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设的基础上以明确的概念、统一的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得到明确的结论。只要演绎推理的逻辑是严密的，那么假设与结论之间就有相同的真伪性。换言之，数学化的理论使得检验其结论的正确与否和判断其假设是否合理之间具有‘‘替代性”进而可以对此理论进行判别。下面阐述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理由：
(1)经济学在实证主义下，以统_理性经济人的逻辑研究经济行为规律具有较好的客观性。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经济人这一分析逻辑“公理”假设。尽管对此争议颇多，但是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假设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经济利益是它们重要的关注目标，当然，不排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关注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人往往要直接承担经济行为后果以及很多非经济行为后果可以用经济方式解决(如赔偿、保释和雇佣律师等)，这样_来，经济利益对每个经济行为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影响甚为重要，因此_般意义上讲，经济行为人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为主要的关注目标。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毋庸置疑，经济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强，这是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这种行为选择可能受非经济利益目标的影响而使其客观规律性不如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逻辑来分析经济问题、现象所得到的理论，相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有较弱的客观性，而相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则比较强。这可能是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接近之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经济学清晰、明确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经济学能够数学化的基础条件。在经济学学术史上，关于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现在，以效用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在争论中被广为接受，这是_个事实。毋庸置疑，效用价值论的确立对于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效用函数及其相关数学工具的引进使得消费者选择可以简化为效用函数的最优化问题。同样，成本、收益和利润等概念以及物理学中均衡、弹性等使经济学数学化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很显然，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对经济行为的“理性经济人”单_化假设才使得这些数学化的概念得以引进，数学推理成为可能。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数学化程度较低受制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人的行为是追求多元目标，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很难运用数学推理的分析方法，因为数学推理需要逻辑上的一致性，行为选择在多元目标下就难以保证选择依据始终如一的逻辑。这也是经济学数学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以理性经济人的逻辑进行选择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来说，在经济行为的选择中除经济以外的其他目标不是首要的。
经济问题现实性和紧迫性激励经济研究方法的数学化。但是经济学数学化过程中使得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人至少部分丧失了生物性与社会性，经济行为人变成_个信息充分且有计算能力的机器。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经济决策与行为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的数学化进程也使得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单_化倾向，经济行为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特征丧失。斯密的分工理论受到重视，而将合作视为顺理成章而被忽视，实际上伴随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会因素。
即便这样，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初期遇到的问题并不明显。在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情况相对简单，经济决策与行为所需信息与计算能力要求不高，经济个体的决策与行为尚没有遭遇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另外，脱离传统社会的贫困，初期现代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掩盖了经济活动中个体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因此，以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为逻辑推进了主流经济学数学化，并且没有引起太多的质疑。
三、信息与计算能力瓶颈促使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回归与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经济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依赖已经变得超越经济个体的生理承受能力。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效果受到质疑变得日益明显。实际上，经济复杂性使得经济行为个体的最优化行为决策面临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但是现实经济活动不会因此停止，现实中的经济个体在信息与计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决策与行为呢?显然在此种情况下，理性人的最优化行为的数学化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就降低了，经济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时_些传统经济学方法在逐渐回归中不断发展。
—方面经济问题的现实性推动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制度经济学等发展就是要将经济行为人置于社会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复兴与发展，并且与数学计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通过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逻辑而建立起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同时使得经济行为丧失社会性。作为_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因此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不可能只有经济利益单一维度，还有“行为“意义”和“情感”维度等(汪丁丁语)。这样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需正视经济行为的多维涵义，这可能破坏经济学的数学结构体系。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经济学批评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不是_般的社会行为。而且行为和意义维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经济学数学化，因为有时行为和意义维度与经济利益维度可以统_起来。当然，对经济行为的多维度关切将使经济学家面临保持和发展经济学数学结构体系的严峻挑战。经济行为的单维度假设和多维度关切使经济学家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经济行为遵守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假设与否将是影响经济学数学化的重要因素。面对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瓶颈，经济行为人依赖于_些制度与历史惯例进行着经济决策与行为，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等的发展背景就是经济学研究对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还原。
另一方面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关注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为了将经济行为人的生物性加以还原，使他们的生理特征与计算、信息处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现，经济学创造性地将实验技术方法与生物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为基础。随着对人的脑科学的研究深入，探索行为背后的生理基础成为可能，也是让经济学返璞归真的必然。人体，特别是大脑扫描技术(如核磁共振技术)进步使分析人的行为生理机制不再遥不可及。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为行为经济学奠定生理基础，加快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学数学化。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等开创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特别强调行为的心理因素。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有成本性将使经济行为人决策受到心理因素以及引起心理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经济行为人不可能进行理性经济人的精确计算或者精确计算变得不经济，取而代之，行为决策的简易化势在必行。行为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提高经济学解释力，同时，也让经济学的数学化面临挑战，决策与选择行为受到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会让经济学数学化而进行演绎推理的逻辑_贯性受到破坏，影响经济学数学化进程。神经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的神经系统研究，关注他们神经活动状态。实验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经济决策与行为展开研究，分析一定条件下经济决策与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从而进_步探索其中的各种心理与社会机制，不再局限于主流经济学最优化行为机制，显然，经济学逐渐还原经济行为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努力促进了制度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等传统社会科学分析法方的复兴，同时，对经济行为人的生理与心理关注使得实验技术方法、心理分析法和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等新的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运用。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划分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参考文献:
[1]马传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
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29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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