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8 17:12:07
导语：在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读者权利界限 法经济学视角――版权间接责任制度较共同侵权制度之优越性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基于非主流经济学视角的反垄断评析 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新制度经济学探析 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的经济功能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论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法经济学视角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述评 浅析法经济学视角下信用卡挂失和差错更改问题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特许经营研究综述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搭售行为合法性的研究 从不可转让性到不可转让规则: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从法经济学看制度均衡选择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小金库”治理对策分析 计量方法视角下检察工作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与霸权经济 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视域下权利冲突的解决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娄丙录.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效保障[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5）.
[3]王秋良，刘金妫.反垄断法宽恕制度实施条件比较[J].东方法学，2010，（4）.
[4]jian Zhong Shi，Wenting Hou.On the perfection of leniency programs in china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J].china legal science，2013，（78）.
【关键词】创业板；信息披露；风险控制；法律责任
目前，距首批上市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人们从最初关注“完善融资渠道”的意义，更多的转为如今对高风险性控制的关注。从创业板市场最初的发行上市这一源头来控制风险，严格发行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使其主动选择真实披露上市信息，将有利于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创业板市场信息披露现状
创业板市场是主板市场之外的一种专门为高成长性中小型新兴公司、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创新性股票市场。由于实行较低的上市公司标准和要求，使得其存在着很高的市场风险。
毋庸置疑，严把上市过程准入关，强化信息披露监管，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披露”不实、不规范和不及时而导致市场风险的有效保障；但是，现实中的信息披露情况却并不乐观。上市过程中相关信息披露责任人为了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往往会把“诚信披露”的义务抛之脑后，隐瞒拟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以获得上市资格，这成为导致市场风险的元凶。
“海普瑞”在创业板上市创下了财富神话，创立“海普瑞”的李锂、李坦夫妇也荣登中国内地新首富；但是一份要求查处“海普瑞”涉嫌虚假陈述的申请书递至证监会，称“海普瑞”在《招股说明书》中涉嫌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要求证监会进行调查；[1]还有媒体发表《海普瑞“神话”的财务哑谜》报道，质疑其2009年可能存在虚增收入并夸大利润。此外，在创业板上市的国内最大户外品牌“探路者”也被告上法庭，被的理由居然也是其创业板上市资格存在虚假欺骗行为；金刚玻璃公司也发生应收账款披露不真实的事件。[2]通过审视创业板市场上市企业的这些违规行为，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创业板市场上市过程中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令人担忧。
二、创业板市场违规信息披露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上市过程中涉及信息披露的主体实际上有很多，但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披露却最为重要。因此，本文这里以此种信息披露主体的成本收益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1）一般证券市场状况
对于上市公司这一信息披露主体而言，进行虚假的信息披露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披露的正常成本、虚假信息所付出的额外成本，如因虚增收入和利润多缴纳的增值说和所得税、机会成本、处罚成本等；其收益包括：成功上市后发行股融资、再融资、与主力机构暗箱操作，获取股价上涨的收益等。
利用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设成本C=C1+PN，收益R=R1- PN。C1代表虚假信息披露的经济成本,R1代表各种经济收益，P表示披露虚假信息被社会公众察觉或被证券监管机构查处的概率，N表示因察觉而导致的法律成本，也就是处罚成本。（见图1）
当CR，即披露虚假信息的成本收益空间处于R曲线上方时,披露主体有更多的动机披露真实信息。在经济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公众能够更多更详细地察觉披露信息中的真伪,或者证券监管机构查处虚假信息的能力和力度更大,那么P会更大,即披露虚假信息被察觉和查处的概率更大；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公众在察觉虚假信息之后能够更坚定地“声讨”这家上市公司和保荐人，或者法律责任更重一些，例如证券监管机构的罚款更高一些,高到可能使其“倾家荡产”,那么N就会更大,即因披露虚假信息而可能获得处罚会更大。即R曲线会向左下方移动,而C曲线会向左上方移动（见图2）,也就是说,信息披露主体披露虚假信息的博弈空间缩小,而披露真实信息的博弈空间会扩大。[3]
（2）创业板市场特殊状况
相比较一般的证券市场而言，创业板市场具有特殊性。它为新兴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和市场，以支持和推动新兴高科技企业的迅速成长。所以，创业板实行较低的上市公司标准和要求，上市对象定位于尚处创业阶段、发展规模尚且不足的中小企业。根据会计学研究的成果，“规模较小的公司往往风险较大，市场对高风险的公司定价通常也较高，也就是说，规模越小的公司，市场对其反应就越大”。[4]正是由于创业板的这种特殊性，所以企业一旦在创业板市场成功上市后，往往会引起很大的市场反应，获得的融资收益也比一般证券市场大得多。正如前文提到的“海普瑞”公司，上市后使得公司的创办人一夜之间跻身中国内地新首富。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说，创业板市场提供了融资机会，只要能成功上市就会获得高额的融资收益，所以其往往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进行违规信息披露，导致披露真实信息的空间比一般的证券市场更小（见图3）。
（3）小结
根据上文，我们可得出完善上市过程信息披露的两个有效途径：加大信息查处概率和增加信息披露法律成本。但相比较大量不知真实性的信息披露报告而言，监管部门的查处力量有限，而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在实践中查出虚假陈述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法律成本的大小就变成制约信息披露主体披露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成本因素。鉴于创业板市场的特殊性，我们需要设计比主板市场更为严格的法律成本。
三、严格法律责任，加大信息披露违法成本
一般认为，法律责任应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由于这三种责任性质不同，所以在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大小也是不同的。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所以在信息披露主体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也应是最大的；民事责任由于面对的赔偿主体较多，赔偿数额相对会大一些，所以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次之；行政责任相对来说，由于多为警告等形式，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最小。加大信息披露违法成本，要综合的运用这三种法律责任。
就刑事责任而言，目前的刑事责任设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虚假披露方面犯罪的刑罚以短期自由刑和罚金为主；只对在持续信息披露中财务报告虚假行为作规定；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大都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情节上要有“严重后果”等。所以，要严格信息披露主体刑事法律责任，最基本的就应该设置适当的处罚方式，要对上市过程信息披露虚假行为作出规定，使之与其他责任相互配合，更好的起到威慑作用。
在行政责任方面，我国目前的行政责任方式包括行政处罚和证券市场禁入制度。对虚假信息披露的主体处罚不能过轻，不能仅仅适用“警告”的行政处罚方式，而要加大处分的威慑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罚款金额、适用市场禁入资格等。
最后，关于民事赔偿法律责任制度，可以说民事责任是信息披露法律责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项责任。因为，违规者承担民事责任能最大限度的补偿投资者因其虚假陈诉造成的损失，而且最后的赔偿总额也相对较大。民事责任虽很重要，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时，还是需要符合特定的标准：首先，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应当分析其是否符合理性人标准；其次，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该内容是否重大；最后，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虚假陈述是否导致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关于计算虚假陈述侵权的赔偿额，要采用交易价差额计算法，[5]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需要注意的是，虚假陈诉与投资者之间的投资损失的因果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交易因果关系，即如果没有违法行为，交易就不会完成，至少不会以最终表现完成。其次是损失因果关系，即原告的损害（一般指投资值的减少）直接归因于被指控的违法行为以及违法方式。损失因果关系是被指控行为与原告金钱损失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在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时，要从这两方面的因果联系加以认定。[6]
相对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更偏重于“经济处罚”，法律成本可以以一种“定量”的方式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罚金和民事赔偿，在现实中较容易实现。
总之，严格信息披露主体法律责任，加大信息披露违法成本，要综合的运用三种法律责任承担形式，使得信息披露主体在考虑风险成本和风险收益后，能主动的选择真实披露信息，从而有助于从创业板上市源头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凤凰网-财经频道：finance.省略/stock/special/hprzj/.
[2]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省略?main/chinext.
[3]凌艳萍.基予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81-88.
[4]毛建英.IPO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市场反应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D].广东:暨南大学,2008.
[5]郭锋.虚假陈述侵权的认定及赔偿[J].中国法学,2003(2):95.
[6]黄振中.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与民事诉讼[M].法律出版社,2003:217-218.
作者简介：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关键词：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113―06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在现代语境下引入到经济学的舶来术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地论述制度变迁的文献中，如林毅夫(1989)、杨瑞龙(1998)等均未提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均界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里。这似乎成为此类学术研究的“定律”。只有到了1995年以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术语才在国内出现和被延用，相对于大量运用新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文献，这表明在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这个现象显然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大行其道，形成一股“诺思热”，主要有两种缘由。一是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引入经济学分析，除摈弃了新古典分析中制度和时间是外生的假定外，仍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硬核”；二是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胶着期，经济主体损益的“边界”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改革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需要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研究并没有与国内的制度变迁跟进，还仅仅是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学说，对一个既有制度内部的制度演进并不能提供系统的解释，这就为运用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去寻求改革方式及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契机。
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初期，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被许多中国学者追捧，并试图用以解读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却由于国内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形成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应来自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诘问。其实，即使诺思本人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所以，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角度出发，在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加以评述，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四条主线
基于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国内学者开始了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回应”的方式和程度上，可分为四大主线：一是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二是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三是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四是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不难看出，前两条主线是为第三条主线进行必要的知识累积和铺垫，只有洞察彼此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回应”才是有说服力的。第三条主线是“回应”的基本层面，通过正面直接的批判和对“诘问”的批评，寻求下一步理论构建的支撑点。第四条主线才是“回应”的关键，这是改革方向的指引问题，即中国的制度变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1 第一条主线：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这条主线是基于批判视角系统比较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上的不同点。主要从四条线索人手：(1)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前者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构建起心理个人主义者无法得出的生产理论，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方法不但具有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而且能够克服制度个体主义的缺陷，并由此去认识“现实”人的本质；后者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其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前者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后者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前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中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二元史观和形而上学色彩。但两种方法论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2)两种制度变迁主体认识观。两者都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一个变革的社会力量，前者认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即由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而后者认为是个人和利益集团等非国家组织。(3)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论。前者是生产力一元动力论，后者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以外生因素人口变化为最终动力的多元动力论，主观上在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客观上在于相对价格变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4)两种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理论。前者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后者认为是路径依赖理论，不能很好地对社会长期结构变迁进行分析。
2 第二条主线：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张宇教授(2002)指出：“在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理论遗产。但是，一方面，经典作家的制度变迁理论需要挖掘、整理和阐发，存在一个系统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所有严肃的研究者也都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制度变迁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于是，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原典著作里的论述进行回溯，以求在现代语境下重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基本要点包括：(1)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并具体分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法权关系，还认为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合法权的人，在法律上他们都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所以，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2)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多种职能的复合体，并从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未来的归宿，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行使产权的工具。(3)马克思论述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它是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普遍意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从革命阶级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投资”。
3 第三条主线：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国内学者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它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分析范式，随后顺延这种思路，进一步把这种批判进行深化，并回应其对相关命题的诘问。具体来说，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基本内容的批判。主要是对诺思主义的制度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以及制度变迁道路进行批判，提出对其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创新的相关命题的质疑，认为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是具体制度的变迁，在具体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上，虽然提出了制度创新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联合行动的理论，却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第二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批判。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其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批判，以及认为无论是从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交易费用分析，都无法明确制度变迁的目标，更无法解释社会革命。第三条线索是回应对相关命题的诘问。主要是回应诺思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从阶级这个整体范畴出发无法解释“搭便车”问题，以及重视技术的变化而轻视人口的变化等。
4 第四条主线：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基于批判视角的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必然引发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系作为逻辑基点的理论构建，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在马克思分析框架里的制度变迁理论。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1)在系统了解唯物史观与制度变迁理论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由体现社会制度变迁客观历史性的制度结构模型、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制约结合起来的制度选择模型，以及对制度的优劣和制度干预的标准与途径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制度理性模型三部分组成的，并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2)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人手，构建所有制与所有权理论、社会经济制度动态发展及更替的一般规律、一般商品经济制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制度理论分析框架。(3)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以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运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4)从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阐述和经典研究案例着手，构建由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核心环节三个基本命题组成的一种宏观动态的制度变迁一般结构分析框架。(5)从两种不同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渊源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具有全面解释力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
通过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的批判和回应，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至少有两种观点得到确认：一是制度变迁理论并非是科斯、诺思等新制度学派所首创，在诺思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之前，马克思就有了自己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理论的批判和回应只是初步的，还有待展开，在中国体制转轨理论指引上，如何进一步地充分掌握“话语权”，仍将成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演化的方向。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当多的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仍是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力度不够，而且对目前中国体制转轨也缺乏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概括起来，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1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1)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2)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趋势。(3)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生产力的张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4)制度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从人类社会实践的高度来把握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可以充分显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迥异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一些学者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的主题仍然是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诸要素，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上去考察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而研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生产力一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一经济增长”这一分析框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研究主题提供更多的解释空间。
2 方法论评判多，基本内容构建少。(1)国内研究更多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比较，分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科学和正确性，并从中导出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2)在内容构建上，大多数研究文献仍在仿照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很少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以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为研究视角进行分析，以及从制度的起源、道路、动力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是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
从根本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能不从方法论人手。从一些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内的学者基本认定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更接近整体主义，但是，整体主义既不是经济学所独有，也不是经济学的本质，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和机械的整体论。此外，一些文献的研究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研究制度变迁的“临界点状态”及该状态下制度冲突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而较少关注制度变迁的各种复杂因素的量的积累过程，以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偏重于研究宏观整体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动态及其规律，而没有发展出有关微观局部的交，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工具。所以，在研究中国具体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体主义也应该是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不仅有助于研究我国体制转轨下微观主体的产权制度变迁，而且也使社会转型中制度的累积性演化有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基础。
摘要：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阐述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研究了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行为金融学视角下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行为金融；信用风险；金融租赁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行为金融；信用风险；金融租赁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理性选择；范式；社会学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是否是一种社会学视角？为了厘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对什么是社会学理论视角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社会学理论究竟是研究什么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怎样的研究范式之上呢？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学理论究竟是研究什么的。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该摆脱个人主义视角，研究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韦伯强调社会学应关注个体社会行动的意义，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对个人行动的“理解”之上。不必再列举其他社会学家的观点，到这已经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上存在的分歧，但是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社会，都渗透着一种社会性在其中，这也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特点：它不把个人、群体或结构当成独立的存在，而是把他们置于所处的社会中。因此，在社会学领域中个人和社会，微观和宏观不是割裂的，而是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相比之下，笔者认为齐美尔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对社会学理论的界定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齐美尔认为：社会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那就是“社会”，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又不能为社会学所独占，而是与经济学等所有社会科学共有，因此要区分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就必须从其所构建的概念、公理和方式出发更为合理（肖瑛，2006），即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符合社会学理论视角，除了判断其研究对象，更应该从它的研究范式上判断。因此，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是多元的，不同的范式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或者某一问题可以用多种范式来解释和分析。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也是这样，不同的范式提供给社会学研究不同的视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使社会学这一学科体系更为完善。根据周晓虹（2001）的归纳，至今为止，社会学主要包含四种研究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解释范式、社会批判范式、社会行动范式。四种范式不是完全对立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且现在的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四种研究范式的整合。因为本文的主题主要讨论的是理性选择理论，所以对前三种范式就不予以详细说明，而第四种研究范式正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归属所在，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绍。在通常的论述中，社会行为范式被等同于社会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来自亚当？斯密、边沁和马歇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经心理学行为主义（代表为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直至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而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是这一研究范式得以独立于其他范式的一个关键点。这一范式的理论都从个体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
那么理性选择理论是怎样反映这一社会学研究范式，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呢？
首先，理性选择理论是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之上，但并不是只研究个体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一特点，也使其受到了很多社会学者的排斥，比如布劳认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而是解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因此理性选择理论不是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布劳在这里混淆了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过程是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之上的，但是其结果并不是只能解释个人行动的动因。科尔曼曾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为理性选择理论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许多社会学家把个人行为作为解释重点，因而背离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运行？？系统包括不同组成成分，从水平上分析，他们低于系统，例如，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制度或亚群体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发现分析涉及低于系统的水平，用系统组成部分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科尔曼，2008）。同时，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中，把个人行动的研究扩展到了法人行动。他认为，个人行动之所以能够结合成法人行动，就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存在着隐藏于个人行动之间的社会资本、诸如“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关系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这样就出现了那些为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在这种社会性协调的让渡之后就导致了“法人行动者”的产生，从而解释了其与个人微观现象的差别，又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个体行动为终点，而恰恰是以个体行动为起点。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学理论都无法摆脱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嫌疑，迪尔凯姆倡导的社会事实研究范式把焦点集中于外在于个人的客观存在，那么如果不考虑个人，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外在于个人。
其次，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理性人假设做出了重新定义和修正。理性选择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是阻碍其进入社会学理论领域的又一重大障碍。很多学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社会学领域的扩张”，最典型的是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把吸毒、酗酒、离异、自杀甚至犯罪等社会偏差行为都纳入“理性”的范畴，并试图用经济学的范式加以分析，这更加坚定了社会学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排斥，然而，如果看到贝克尔用经济学的范式研究社会现象，那我们也应同时看到这也这是社会学不断向经济学渗透的结果。随着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诞生，对于经济行为的考察也不得不考虑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对其的影响。因此，理性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学科相互交融和斗争中发展，并不断对其“理性人”的假设进行定义和修正。科尔曼曾经强调人类行动是由“利益”和“社会规范”两个因素组成的，其中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而社会规范或社会关系则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方向（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由此可以看出，理性选择理论摆脱了经济学中只权衡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为行动者是自身最大经济、社会利益与效用的追求者，因而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会做出不同的理性选择。行动者所处于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行动者的个人偏好组合和偏好顺序都是理性权衡中的变量。理性人假设的重新定义和修订使理性选择理论更加具有应用性，因此构成了社会行动研究范式中继交换理论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
再次，理性选择理论对研究范围进行了明确的限定。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妄想建立一个宏大的万能的社会学理论视角，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一开始就对研究的范围加以明确的限定。“没有任何概念比有目的的行动更为必不可少”（科尔曼，2008：15）。为了表达什么是有目的的行动，科尔曼还引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合理性”。“合理性”使有目的行动变得更加丰富，它不是指局外人认为的“客观合理性”，而是要回归行动者本身的“主观合理性”。所以，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行动的范围限定为“站在行动者自身的角度那些认为合理的行动，即有目的的行动”（科尔曼，2008）。因此，这就排除了理性选择理论对部分由于情感或价值所导致的非目的性的行动适用性。研究范围的限定说明了一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通过其他研究范式的介入得已解决。
最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使其超越了个人理性的框架，延伸到集体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领域。
理性选择理论最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韦伯对行动类型的划分，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其最初的理论雏形，他的六种交换行为命题成就了微观层次的行为研究。直至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的问世，理性选择理论正式形成，从而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学理论。科尔曼认为，法人与自然人是现代社会中两个基本的理性行动者（科尔曼，2008）。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的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里，它是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力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个体行动之所以结合成法人行动就在于社会资本的存在，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诸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关系等“社会资本”，所以，就出现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的“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从而构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法人行动者之间的行动越来越多，而个体行动的互动越来越少。个人的理性选择因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成了法人的理性行动，实现了个体理性选择向集体理性的扩展。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能否从个人理性上升为集体理性提出了质疑。奥尔森（2003）认为，对于小团体而言，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倾向于自发地贡献于集体。然而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大，每个人得到的利益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减少，而集体收益是共享的，个人的收益逐渐小于其贡献。因此，个人理性导致了“搭便车”行为，个人理性的集合并不能实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这就造成了集体行动中的困境。
科尔曼（2008）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为这种质疑提供了解释。他认为，实际生活中按照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应当出现搭便车问题时，往往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而是出现了与搭便车相反的热情奉献。比如在战争时期，青年男子争相参军，自愿担任各种危险使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科尔曼解释了这种热情奉献的合理性，认为“如果一批行动者可以从某一事件结果中获利，每个行动者便乐于鼓励为事件结果而努力的行动。奖赏努力者，惩罚消怠者，当这种规范建立起来时，为事件结果而努力的行动者就可以获得满足。而对于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这一困境，笔者认为是产生于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假设之上，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作为一个理性人，他是理性权衡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等一系列的因素所形成的理性选择。就连奥尔森自己也在解决“搭便车”的方法中提到了建立赏罚制度和选择性激励，而这些制度措施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是形成理性行动的前提。因此，在理性选择理论向集体理性研究的扩展的同时，也促使了其向社会理性选择的扩展，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只有发展成为社会选择才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理性选择理论作如下概括，理性选择是行动者个人或集体收益和效用的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与传统的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定义不同，社会学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更强调行动者不仅局限于个体，而是包括组织与集体，行动者的行动不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行动，它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是一种以社会因素为变量的理性组合的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的不断发展使其渐渐从个体研究的框架不断发展到集体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发展至今，理论视角变得越来越丰富。如果说迪尔凯姆从社会事实、韦伯从个人行动、帕森斯从社会结构、科赛从社会冲突角度撰写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那么理性选择理论从“行动者理性”这一基点出发，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视角。在面对种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对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判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理性选择理论的不断的自我完善和修缮，“少一点主义，多一点包容”，社会的发展渐渐多元化，那么社会学理论的视角也应该向着多元化，多层次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B].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J].社会学研究，第6期，2001.
[4] 刘少杰.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
[6]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科技产业革命 技术经济范式 信息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范式
21世纪，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正处于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行为的关键要素。但目前理论界对科技产业革命的理解还停留在政策层面，从深层次挖掘科技产业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内在相关性的文献还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技术经济范式到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变过程，以及科技产业革命在该转变中的作用，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模式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
（一）对技术的经济学分析
对技术重要性的讨论贯穿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亚当·斯密（1776）等古典经济学家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可通过两种途径，即增加劳动数量和提高劳动效率。罗伯特·索洛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但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给定的，忽视了长期增长的关键要素。在20世纪初期，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模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被认识到。熊彼特（1926）在分析发展问题时，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金融创新，提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尤为重要。多西、弗里曼（1986）等人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后全面论述了技术进步在宏观与微观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用技术经济范式来解释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格什克隆（1962）在研究了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的经验后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引进和技术转移等方式获得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变迁和经济腾飞。
（二）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1962）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被大部分社会成员认可的方法。从本质上说，范式是一种模式和框架，而范式的转变就是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一种全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解决问题的路径。技术的重要性随着“技术范式”概念的提出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多西（1982）将其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佩雷斯（1983）认为“技术经济范式”是技术革命技术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变迁，并以此划分了近代经济发展史。
弗里曼（1986）利用“技术经济范式”来描述技术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产业发展与企业行为的状况。他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技术体系创新与技术经济模式变革四类。增量创新类似于斯密的劳动效率，更多的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实现的结果，而缺乏深思熟虑地研究。基本创新往往是在深思熟虑地基础上对某种产品、工艺的创新。技术体系变革往往是多部门的协同创新，是增量创新与基本创新结合的结果。而技术经济模式变革也就是技术革命，它是在前三者量变的基础上完成的质变，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技术体系，不仅对技术自身产生影响，甚至撼动整个宏观经济体系。换句话说，每次技术革命会超出原有的技术部门，而会扩散到其他领域，使整个生产体系进入现代化，并深刻重塑了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将技术经济范式定义为“因科技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创新对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结构和运行模式进行变革后所形成的经济格局”。
科技产业革命
（一）科技产业革命的内涵
科技产业革命是技术经济范式形成和转型的动力，包括科学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其中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革命是正在成长的新科学传统取代旧科学传统的过程，这种转变是人类认识的跳跃。技术革命则是正在成长的新技术传统取代旧技术传统的过程，这种转变是人类实践手段的飞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与实践的方法，他们的广泛运用最终促成了产业革命的形成。产业革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产业传统取代旧产业传统的过程，该转换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二）传统科技产业革命对技术经济范式的影响
科技产业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是通过关键生产要素联系到一起的。关键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一组特定的投入，它需要满足生产成本的下降性、供应能力的无限性和运用前景的广泛性三种特征，它可以是某种自然资源，也可以是某种工业制成品。科技产业革命通过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促成了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关键生产要素也成为划分不同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历史上曾出现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电子革命三个科技产业革命，它们分别通过蒸汽、电力等不同的关键生产要素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形成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
例如，在蒸汽革命时代，煤炭、生铁、棉花等关键生产要素以海陆运输为辅助，形成了煤炭采掘业、机械制造业、棉纺织业和铁路运输业等主导产业部门。这种工业化的产业组织形式突破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的局限，人们开始到工厂上班参与劳动分工，利用火车轮船运送货物。受资本限制，工厂规模普遍较小，合伙制盛行，自由竞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总之，工业革命通过这些关键生产要素潜能的释放，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社会财富。
技术革命不仅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技术的不断渗透，最终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经济体系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创造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科技产业革命、关键生产要素和技术经济范式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范式的形成一般遵循了科技产业革命到关键生产要素，再到主导技术群落，最终形成技术经济范式的过程，并且这种范式一旦形成将会长久地影响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运行。
但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只有在上一周期的关键生产要素对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已经接近极限时才会确立。例如，蒸汽动力的技术范式的能源潜力在难以提升时，必然会被更有潜能的电力的技术经济范式所取代。同样，当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工艺愈加复杂时，生产过程中对自动化的需求更加迫切，经济活动中信息的获取、储存和传递成为一种新的难题，此时电子计算机及相关产业引领的技术经济范式取代传统的电力技术经济范式也是一种必然。
对人类来说，物质、能量和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蒸汽和电气革命主要解决“如何获取便捷高效的能源以生产更丰富的物质产品”的问题，因此这两种范式是物质能量型的技术经济范式。当物质与能量得到满足时，信息就成为更值得关注的对象。
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变
（一）信息技术革命对信息技术范式的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依赖廉价的能源进行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依赖微电子与通讯技术来实现信息廉价投入的增长方式进行转变。英特尔公司发明微处理器后，一系列关于信息处理和远程通讯的创新不断涌现，互联网的诞生更是使信息整合平台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伴随互联网与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和手机终端设备产业出现跨界竞争现象。移动互联网使互联网不再被办公场所限制，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物质能量型的技术经济范式演化为信息技术范式。尽管弗里曼等人预料到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价值，但是受时代限制，对信息技术范式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曼纽尔·卡斯特（1996）完成，他也成为研究信息技术范式的集大成者。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范式作为构成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具有如下几大特征：信息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信息技术有非常强烈的网络化特征；信息技术重塑了经济与社会；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整合性。这些特征先后在美国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和验证。
在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机械化、电气自动化依赖蒸汽能和电能，主要解决物质产品的生产方法问题，在规模化生产和垄断竞争过程中加工制造业变成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但信息沟通仍是存在许多难题。在信息技术范式中，芯片是起到核心作用的关键生产要素，围绕产供销等环节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效率，传统的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中又加入了信息产业，网络技术使得微观的组织结构开始向网络化、扁平化发展，并出现了信息垄断等新的垄断形式。
（二） 由技术经济范式到信息技术范式
信息技术范式是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引发微观与宏观经济结构与运行规模发生重大变革后形成的经济格局。与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相比，信息技术范式对经济的重塑效果更为显著。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各经济部门大规模投资于信息技术行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更加依赖信息技术。从微观上看，信息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信息在获取、处理、传递、存储以及利用过程中的效率，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加快了事务处理速度，最终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从宏观角度看，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信息技术在其它产业的应用也提高它们的效率。同时，许多新出现的、独特的经济规则（例如摩尔定律、信息垄断）等开始主导经济发展的态势。在这种范式中，一个新的网络社会开始崛起，一个信息主义、全球化、网络化的新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一种技术与组织创新加多样化的职业世界新就业模式逐步显现，一种以多种传播模式的数字化整合的沟通系统更是蔓延到整个世界。
准确地讲，从技术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是由将实物作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向以虚拟信息作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都是在实物经济内的转变，而目前由技术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更彻底和复杂。与此同时，以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正在与信息技术范式同步发展，这些新技术与信息技术范式的融合将会是未来科技产业革命的趋势。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发展以及向信息技术范式转型是科技产业革命的最终结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格局转变的基本动力，一定的经济结构是由特定的技术结构作为支撑条件的。信息技术范式是在技术经济范式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发展趋势，极大提高了技术经济范式在能源利用与物质生产方面的效率。但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非一蹴而就，信息技术需要通过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逐步应用，最终促使经济社会体系逐步变化，也就是“信息化”的过程来实现信息经济。目前，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作用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有所显现，但是，无论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在经由这场科技产业革命向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于市场化、工业化程度高，国民素质高，具有一定信息技术基础和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对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已经顺利过渡到适应信息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的实现就已经十分困难，由技术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更需要发达的工业经济为支撑。
因此，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到科技产业革命和信息技术在技术经济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并借鉴发达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先进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紧跟科技产业革命的浪潮，抓住机会，在继续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启动信息化，才能够有效地缩短由技术经济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的转型过程，实现国家富强。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译.商务印书馆，1990
2.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M].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