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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金融监管模式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金融监管形式现状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在金融买卖中，政府经过央行等特定的机构对买卖行为的主体停止一定水平的限制或作出某种规则，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规制行为。而始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疾速的涉及到全世界形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从直接缘由看是由于过度金融创新，是资产证券化的过度运用微风险失控的结果，但究其基本缘由是金融监管出了问题。一向作为金融监管最为完备并且被各开展中国度视为构建金融监管体系模范的美国此次遭到的冲击使得各国开端审视本人的金融监管系统。
一、金融监管形式的分类及其利害
金融监管形式是指于一个国度金融监管有关的职责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的总称，一国的金融监管形式表现了其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构造。纵观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形式，根本能够归为分业监管形式、统一监管形式和不完整统一监管形式三种。
（一）分业监管形式
所谓分业监管就是说在金融业下银行、保险、证券三大业的分业监管，针对不同的业务范畴分别设立特地的监管机构，美国就是分业监管形式的典型代表。美国现行的监管形式被称为双重多头监管体制，所谓“双重”，即指联邦和各州均享有对金融监管的权利，由联邦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监管；所谓“多头”，即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财政部、储蓄管理局、证券买卖委员会等机构。美国一向奉行自在市场竞争论并且倡导权利的分立和互相限制，这都是美国的这一金融监管格局构成的根底。
分业监管形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分业监管形式下的各监管机构针对性比拟强，监管愈加细致，能充沛应用各自的专业优势。多个机构停止监管产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进步监管的效率，使得监管较为严厉；其次，分业监管有效的防止了监管权利的过火集中，同时也抑止了监管过程中可能滋生的糜烂。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的综合化运营，分业监管的弊端也逐步显现：第一，监管体系过于庞大，各监管机构之间谐和不力，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规范不易完成统一的标准，容易使其制度呈现监管真空，近年来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与监管形式自身也有必然关联；第二，在双重多头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过于庞大如美国竟高达100多个，如此多的机构增加了监管本钱，权限互相堆叠，削弱了监管的反响度和时效性；第三，不能综合评价混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担任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
（二）统一监管形式
统一监管即设立特地的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业停止统一管理，由单一的中央级机构如中央银行或特地的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停止监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度采用这种监管形式，英国正是采取的这一高度集中的“单一制”监管形式。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具有独立的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和坚持物价稳定的义务。而停止金融监管的职能兼并于金融效劳监管局，成为了全权监管英国金融体系的机构，职责包括制定金融审慎监管的规范、审批金融业务的资历等等。
这种监管形式的优点在于可使金融监管集中节约运营投入，降低信息本钱取得范围经济效益；能对疾速变化的金融市场做出及时反响，有利于金融创新；金融法规统一，不易被钻空子，能较好地顺应高度集中国度政治机构，运转得当有助于进步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也有助于克制其他形式下不同监管机构之间推诿义务的现象。缺陷其一是此形式由于竞争缺失会使监管部门作风官僚化，监管任务过重，不利于进步监管人员的素质。其二是无视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差异，从而不能停止恰当的有效监管。
（三）不完整统一监管形式
不完整统一监管形式是对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一种改良形式。其详细方式有牵头监管形式和双头监管形式。牵头监管形式是由一个特地的牵头监管机构担任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谐和工作，在多个监管主体之间树立一种及时商量和谐和机制。巴西是较典型的牵头监管形式。双头监管形式是依据监管目的的不同设立两类监管机构，一类担任对一切的金融机构停止监管，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是对不同的金融业务的运营停止监管。澳大利亚是这种形式的典型。
不完整统一监管形式吸收了其它两种监管形式的优点，也在一定水平上克制了另外两种监管形式的缺乏。在坚持各监管机构竞争性与限制作用上以及坚持监管规则的分歧性上优于统一监管形式，在降低谐和沟通本钱进步监管效率上优于分业监管形式。
(四)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比拟
美国经济学家JamesBarth等（2006）对153个国度及典型国度的监管体制停止了比拟全面的总结，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大多数国度将监管权利分配给若干机构，但是在高收入国度里权利赋予单个监管机构的所占比重比拟大，这也阐明随着混业运营和金融集团的呈现，监管机构的权利呈现了集中化趋向，即由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GrunbichlerandDarlap,2004)。在混业运营趋向下，统一监管有利于明白监管义务，加强外部问责制，防止反复监管、监管缺位和监管套利(Briault,1999)。第二，经济越兴旺意味着银行业透明度较高，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普通都趋于弱化，反之，经济程度越低的国度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利越大。总体的趋向就是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随着金融行业的开展趋于普遍弱化。
二、我国的金融监管现状以及国外金融变革带来的启示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阅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方案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和业务单一，人民银行承当大多金融业务；第二阶段，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成立了四大专业银行以及一些体制外的金融机构，开端尝试混业运营。这一时期监管才能较弱；第三阶段，结构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顺应的金融监管形式，明白了金融业分业运营分业管理的准绳。我国的分业监管比起美国愈加严厉，但是我国的金融监管历史短暂，监管才能不是很强，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监管体制存在缺陷，金融监管仅仅强调防备风险，致使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僵化，招致监管的整体有效性降落。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隐患是行政权利与金融资本联姻构成的强势国有垄断，形成了制度性的糜烂与低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的是明白的，但在理论中既没有对监管工作制定的考核规范，也没有明白参加假如不能完成目的，应负什么样的义务，职责不清，招致低效。另外从监管部门来分，除了有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监管外，还有许多监管部门。例如，国度发改委担任管理企业债券、国度外汇管理局监视外汇和股票。形成了以分业为根底、令出多门的金融管理形式，在一定水平上不利于我国的金融业的混业化运营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运作。
第二，监管范围狭窄，法制不健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资源过多的分配于金融机构风险的大小而对风险管理的才能监管不力，只把重点放在运营的合规性和机构的审批上。监管本应是依法停止,而我国的现状却是法规不健全、规则笼统细则不明，形成在详细的监管操作中经常呈现无法可依、执法艰难、操作随意性大等不标准现象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由于缺乏立法程序和相应的施行细则，使得制度自身所能发挥的作用比拟有限。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树立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只是从宏观层面上树立起了监管机构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而微观层面上的制度化布置和施行细则并没有系统的构成，使得监管的实践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二）启示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各个国度和地域停止的金融监管变革关于我国有着以下启示：
第一，树立目的导向金融变革方向，在现有根底上明白目的主体，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注重金融稳定问题。随着混业运营的开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兴旺国度趋于同步。
第二，树立权威的金融监管谐和机构，并经过相应立法明白其职权和义务，完成监管信息的联通与共享为最终完成统一监管奠定根底。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必然会带来谐和性问题，各个部门之间的谐和关于完成监管目的的牵制造用不可藐视。树立这样一个谐和机构，能够有效地减少监管堆叠和预防监管死角，克制分业监管形式的弊端。
第三，监管角度和监管手腕的变化
过去我们仅仅是从金融机构称号上来划分对其的分业监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金融机构的称号固然没有变化但其功用和职能可能曾经发作了变化。相较于机构和组织方式而言，金融体系的功用要稳定得多，所以依据功用停止监管愈加具有针对性和稳定有效性。并且从长期趋向来看，金融产品越来越变得“非中介化”，即向金融市场转移，功用监管变得愈加重要。监管角度由机构转向功用能够加强监管的灵敏性，减少寻租的时机，进而进步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金融业务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量随着网络和金融创新疾速开展，金融监管面临的应战也日益增加，单纯依托传统的行政和司法手腕曾经远远缺乏。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金融业的普遍运用，需求相应的网络监管手腕与之匹配；金融衍生品的开展需求更为复杂精细的计量办法。许多兴旺国度的金融监管当局充沛应用计算机或计量模型监管系统来搜集和处置金融信息材料，评价和预测金融运转情况。
参考文献：
【1】祁敬宇金融监管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9
【2】茅丽华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考虑经济金融察看2009.第九期
【3】何颖论我国金融监管的开展财税金融
【4】符征富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今日南国2009.第八期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模式；监管体制
一、欧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金融体系的变化相适应，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监管组织、制度和技术上的创新和改革。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创新的主要标志，一方面是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废止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分业监管的银行制度，代之以金融混业监管。另一方面欧洲则积极推进统一金融监管组织和制度的金融监管创新。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首先表现为金融监管主体法律地位和监管组织、制度的创新，世界监管制度趋同化、监管组织统一化的趋势，是世界金融监管创新的主流和方向。本文将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各国监管体制的特征。
二、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总体趋势
纵观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综合监管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主流模式。美、德、英和日已经采取了综合监管模式，只有法国仍采取分业监管模式。在综合监管模式中，美国是美联储的综合监管和其它监管机构的专业监管相结合，其它国家则为独立于央行的综合监管机构与央行合作进行监管，分业监管的法国正在考虑向综合监管转变。
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分离的趋势不明显。在实行综合监管体系的国家中，德、英、日等国的监管当局独立于央行。德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成立了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银监局，但1999年以后，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权转移到欧洲央行，德国正在考虑将综合监管职能放回德意志联邦银行。英国和日本在最近两三年才陆续建立独立于央行的综合监管当局，日本实际上是将监管分别从大藏省和财经部的控制下分离出来，同时加强了央行的监管职能，增设了检查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人的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以及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理并采取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的制定。由于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
金融监管体制是对金融监督管理活动进行规范的一整套组织制度，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金融监管的效果。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中央级监管，还是地方级监管，监管机构都受制于政府部门的指挥和管理，缺乏独立性，不能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二)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金融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是保证金融监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规程序实施，杜绝随意性，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基本要求。
(三)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不利于提升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代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之相适应，综合监管体制亦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我国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原则规定，商业银行的资产只能发放贷款，不能从事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活动，不能通过资产多样化实现投资风险的分散，使金融部门的业务受到严格的管制。(四)金融监管手段落后，监管的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人审批，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地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
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从制度上保障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在政府监管主体的设置方面，由于金融监管的范围涵盖整个市场，尤其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活动的复杂性、金融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性和金融行业的专业性，要求金融监管体制采取独立型的监管主体。随着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设立独立、超脱、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具有明显的一致化的倾向。
(二)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督约束机制
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还应包括对监管者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监管机构纪检部门的力量，建立纪检部门对监管工作的调查制度，明确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职责，制定对违法监管、执法不严或失职等行为的处置办法，定期公布有关监管信息，增强监管的透明度，扩大和完善社会公众对监管者的举报制度。
(三)加强国际层面上的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水平
加人WTO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将更多地在我国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由于跨国金融机构拥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广泛分布的机构网络，这就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以国家为单位的金融监管已经不可能对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行全方位的监管。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从而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并积极在国内全面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标准。
(四)充分重视对资本充足性和内控机制健全性的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应从对监管对象各项业务合法性监管转向对资本充足性和内控机制健全性的监管。如对银行的监管，监管机构只集中对法人机构进行监管，即对银行总行进行集中监管，而对分行则主要通过对总行的内控机制健全性的考查得出结论，同时要求分行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将数据上报总行。
总之,金融监管模式并无优劣之分，不同经营体制与不同监管体制的各种组合都有成功的实例，关键是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最适合的模式。必须承认不同国家现行的监管体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且最适宜的监管体制及结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还应该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固然重要，但如果对监管效力和效率没有保证的话，监管模式也绝不是保证金融安全的万能灵丹妙药。
参考文献:
[1]吴风云，赵静梅.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的悖论: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理论初探[J]金融研究,，2003(9).
关键词 金融监管 混业经营 统一监管 途径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使我国金融机构对混业经营需求日益增强,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松动,开始尝试逐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或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混业经营已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1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 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指出三家监管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备忘录》还提出,可以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其它相关部委参加“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备忘录》的公布标志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并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备忘录》中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按其主要业务的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子公司和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
1.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动的一致性。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尽管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2 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2.1 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2 德国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的全能银行能够渗透到金融、产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规定银行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对债务负责的资本总额;代客户出售证券可以卖给银行自己,但价格不得低于官价;代客户买入证券可以收购银行自有的证券,但价格不得高于官价等。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联邦银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债权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联邦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信用制度法》规定了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监管。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3 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2.4 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比较以上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元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3 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3.1 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3.2 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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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玲英.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风险监管制度之完善[J].浙江金融,2006(5)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 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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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化债务债券；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0－0032－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创新工具过度发展带来的风险，促使我们关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相互关系。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由于放松监管或监管缺位，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缺口进行强制性调整。次贷危机表明，金融监管只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才能保证现代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美国创新型次贷的风险
申请次贷的购房者多属于低收入阶层，往往不能承受较高的首付，在贷款初期也难以承受较高的本息支付。为此，抵押贷款机构开发了形形的新兴的抵押贷款产品，出现了一系列的抵押贷款产品创新。这些构成美国金融危机风险源头。
这些创新的抵押贷款产品虽然形式各异，但风险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在还款的前几年内，还款额很低，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还款压力陡然上升。购房者之所以选择以上贷款品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持续上升，即使到时不能偿付本息，也可以通过出售房地产或者再融资来偿还债务，但是基于市场利率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前提之下，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出现，则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动荡就在所难免。
2006年下半年，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delinquency rates)和止赎率(foreclosure rates)开始上升，反映了次贷资产质量的恶化。到2007年底，360万宗可调节利率次贷中，大约有1／5严重违约。这大概是2005年年中时的4倍。而2008年，约有150万宗次级可调节利率贷款将被调高利率。实际上，次贷本身的损失有限(1.3万亿美元)，糟糕的是监管体系缺失下，次贷被多次证券化后风险大大放大，且随着次贷市场的风险逐步暴露，导致金融市场乐观投资情绪发生逆转，次贷触发风险连锁反应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美国次贷证券化产品的风险
信用资产证券化的初衷是将信用资产转化为债券这类更适于市场交易的产品，并将信用风险从银行业向资本市场上广泛的投资者转移和分配。但因为美国证券化产品设计层次过多和证券化链条过长，尤其是对创新型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监管手段远远滞后于产品发展，使得房贷证券化产品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
1968年由美国政府机构发行了最早的房屋抵押贷款证券MBS(简称政府MBS)，该债券以优级房贷资产作抵押并且有政府担保，是一种无违约风险、只有提前还款和利率风险的安全产品。自1977年始产生了以银行等非政府机构发行和担保的私有标识MBS(简称私有MBS)，该债券主要以非优级房贷作抵押，没有政府机构担保，它将违约风险引进了MBS，使MBS成为一种高风险资产。但由于这两种MBS结构相对简单，都是将房贷资产池还款现金流直接转付给投资者，此时的MBS也被称作传统证券化产品。
MBS产品主要面临提前还款、利率和违约风险等三大风险，传统证券化产品没有对收益，风险重新分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88年一种以重新分配违约风险为主的再证券化创新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横空出世。CDO的资产池中包含的抵押产品系列非常广泛，它的结构远超出政府MBS，更多以私有MBS特别是次贷MBS作为基础资产。它的发行量自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在2005年以后，CDO更是迅速向次贷集中。CDO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大多被设计给“买入持有”型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由于监管缺失，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CDO信息极不透明，CDO的投资者更多是对发行者的付款承诺或计量CDO价值的数学模型投资。
传统MBS特别是其中的政府MBS风险较小，而CDO的出现诱使MBS基础资产向次贷扩张，在促进次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因此，创新的房贷证券化产品有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次贷若维持在银行账户而不通过证券化分散到各层级投资者，违约相关损失会止于贷款发放机构，对系统性风险影响有限。但正因为次贷以证券方式在市场广泛流通，使得损失从贷款发放机构向金融市场各个角落蔓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CDO的基础上，投资银行进一步创新出CD02、CD03、CDO的n次方、合成CDO等，证券化链条不断延长的同时风险也在积累。遗憾的是，这一过程中，证券化产品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据IMF统计，截至2008年3月，全球各种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全部潜在损失为5650亿美元，其中未证券化房贷违约现金流损失为1150亿美元，仅占20％；而MBS、CDO及其衍生品市场定价损失为4500亿美元，占80％(IMF，2008a)。
房贷基础资产质量恶化是所有房贷及其证券化产品损失的根源，而复杂的证券化产品使交易链条延长，衍生次数和交易者过多，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实践证明，在监管体系对创新产品存在监管盲点以及对创新产品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风险正是从创新的房贷基础资产发源并在证券化产品链条累积，最终酿成次贷危机。
三、美国金融监管与创新风险之间的缺口
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了金融产品创新蕴含的巨大风险。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对监管当局提出一个重大的命题：面对快速的金融创新步伐，如何建立和完善对全面市场风险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自生性滞后(Organic Lag)和自觉性滞后(Conscientious Lag)是造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反应不力的重要原因(见图1)。
自生性滞后是由于一国监管体制的结构特性而造成的滞后。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传统的美国分散型监管体制面对创新的综合化金融市场的缺陷。长期以来，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美国经济在整体上遵循了诱致性变迁的制度演化路径，而非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业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发展，而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属于“危机驱动”的滞后性设置。自生性滞后的集中体现是，对于综合性的房贷证券化产品，美国分散的监管机构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例如，对房贷进行证券化的投资银行以及房贷担保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几乎不受监管体系制约，造成房贷证券
化产品处于事实上的滥发和失控状态。在次贷危机中，创新的次贷衍生品层出不穷，产品属性跨越了证券、期货、保险等，正是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创新使得监管体系出现了空白。
自觉性滞后是为了给市场创新预留合理的自由空间，监管机构有时会有意识地容忍市场参与者对既有规则的合理突破，从而人为地产生监管滞后。自觉性滞后的典型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国大规模金融自由化，当时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抛弃了“规范交易行为、强调风险管理”的传统监管理念，放松金融管制，减少政府监管，鼓励金融创新，任由市场机制主导金融市场，结果“次贷”市场获得了极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自觉性滞后为金融创新提供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使金融市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下，最终酿成了当前全球性危机。事实表明，在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面前，存在自生性滞后和自觉性滞后的监管体系并不能实施有效监管。
四、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
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金融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监管手段必须与金融创新步伐相适应。2003年，我国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将“促进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共同发展”作为首要良好监管标准。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创新性的金融产品会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内，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从技术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涉及信贷资产管理、资产评估、债券发行等一系列步骤。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防止银行业因信贷资产证券化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泛滥，进而避免信贷市场泡沫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实现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有效监管。
首先，强化基础资产质量。证券化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会从风险转移的工具变成风险放大的工具，而转化的关键条件是基础资产质量。在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中，无论是零首付贷款，还是具有“诱惑”利率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其本质都属于过度授信，是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正是因为MBS和CDO包含了这种过度授信的次贷，当次贷违约率大幅上升时，MBS和CDO的风险陡然增加，使得这些在金融市场平稳状态下正常运转的产品，在市场条件恶化时变为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帮凶。
一、我国P2P投资模式的发展现状
(一)P2P投资发展速度快、规模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增多，然而社会传统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互联网金融理财方式的出现增加投资渠道，而且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高额的回报率、灵活的赎回方式以及期限吸引大批的投资者。P2P等互联网金融理财模式打破地域限制，有效的弥补传统金融产品在服务上的限制。
2010年我国的P2P网贷平台数量不到十家，而2012年我国的网贷平台已经超过两百家，2014年P2P网贷平台已经达到1575家，不仅P2P网贷平台的数量增多，而且注册的资金数量也在证据，2013年P2P网贷平台的注册资金是1357万元，而2014年已经达到2784万元，P2P网贷平台的参与人数上看，2014年我国的P2P平台的投资人数达到116万人，而借款人数达到63万人。
(二)P2P投资平台风险暴露较多
P2P投资模式的出现极大的改变我国传统的民间借贷发展的模式，这种采取线上交易的方式，高额的回报率吸引大批的投资者。我国的P2P投资平台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诸多的风险问题，每年都有P2P平台被曝光存在卷款跑路、自融自保、私设资金池、假标的现象，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都有上千家的P2P网贷平台因各种原因而倒闭、跑路，全国影响较大的有e租宝、大大集团、3M集团等，这些上百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倒闭折射出当前我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上的缺陷。
二、我国P2P投资模式存在的监管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行业监管标准
当前我国的P2P投资模式上存在不明确的市场准入制度，缺乏行业发展的细则，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下所有的投资理财产品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而互联网金融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容易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当前的互联网金融P2P平台良莠不齐，市场准入门槛过低，缺乏统一的行业运营标准，许多P2P网贷平台缺乏统一的行业监管标准，有的私设资金池，变相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二)互联网金融存在监管责任不明确
我国对于金融业的监管采取的是分类监管的模式，银行、证券、保险采取的是分类监管，不同监管部门负责不同的金融行业，但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领域不同，互联网金融涉及的领域众多，而且都是交叉产品。P2P理财与传统的金融产品不同，传统的金融产品分类比较明确，容易实现监管，而P2P理财涉及的主体不同，多数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财产品，我国当前的分类监管模式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管。由于多头监管的存在，容易导致监管主体的冲突，不利于P2P平台的监管。
三、英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
(一)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协会进行监督
全球首家P2P网贷平台Zopa起源于英国，英国的互联网金融理财发展比较早，在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出现后，英国针对互联网金融理财这一新兴的金融模式建立了完善的监管体制，英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采取的是主体监管与分部门的方式。在主体监管上英国通过成立行业自律协会，通过行业自律协会对互联网金融理财的主体进行监管，政府再对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的市场准入进行审核，并要求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定期进行信息披露，包括运营的情况、资金的刘翔等。英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协会制定严格的行业操作细则，并及时的对行业内的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实施监督。
(二)采取三个监管部门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监管
在分部门监管模式上，英国采取的是英格兰银行与三个监管部门同时监管的模式，三个监管部门分别为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金融行为监管局。每个监管部门的职责不同，金融政策委员会主要负责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系统性风险监控;审慎监管局主要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进行监管;金融行为监管局主要是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行为进行监管。
四、加强我国对P2P投资模式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P2P平台的监管机构
我国P2P投资模式的监管完善必须要明确监管机构，长期以来我国的分业监管的模式不利于P2P监管。根据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依然采取分业监管的原则。分业监管容易导致监管部门的责任推诿，我国应当学习英国的监管模式，采取统一的机构进行监管，采取统筹监管的方式，有效的对P2P投资模式中的主体进行为进行监督。
(二)建立P2P行业自律组织进行监督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理财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由于缺乏行业协会对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的监管，导致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理财行业发展存在混乱性，我国当前虽然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但是监管的效果不理想，因此P2P投资模式的监管上应当组建P2P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督作用，对P2P投资平台的运营情况进行信息的披露，利用行业协会加强对P2P投资平台的业务监督，明确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为P2P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建立完善的P2P借贷行业的征信体系
我国当前的个人征信管理制度不健全，虽然银行已经开始对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搜集，但是央行并未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业务对接，导致P2P网贷平台无法真实的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况，无法把控风险。因此要建立完善的P2P借贷行业的征信体系，国家向P2P平台开放个人的信用信息，减少P2P平台的运营风险，而且国家还应当对P2P运营平台的资质开展征信调查，防范风险。
关键词：金融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 监管模式 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 F83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10-034-04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现状
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统一认定标准，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欧盟等都分别在不同的法规中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了界定。国际上对金融控股公司比较权威的界定是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委员会发起成立的联合论坛的有关释义，联合论坛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者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的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从定义可以知道以控股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至少在两个金融领域从事金融服务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特征。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制度。《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保险法》亦有相关规定。但是看似严格的分业经营法律制度也为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留有空间。如《商业银行法》只是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在境内从事信托业务和证券业务，而并未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在境外从事如证券、信托等其他金融业务。所以商业银行可以绕开法律的规定，在境外成立其他金融业务的子公司，然后转战境内市场，如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同时国家也可以特殊规定的形式允许金融混业经营。除商业银行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外，我国还有以产业资本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海尔集团、山东电力；非银行金融机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平安集团；地方政府整合本地金融机构而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上海国际集团。此外，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等,使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不断渗透。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现状
（一）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经营模式的关系
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经营模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混业经营模式下可以有统一的监管模式，如英国、日本；亦可以有分业监管模式，如美国、法国。相反，分业经营模式下也存在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见表1）。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混业经营的一种模式，当前对其监管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关键是要与本国的法律传统、金融发展现状、趋势相关，这样才能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组成的“一行三会” ，分别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对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进行监管。同时注重各金融监管机关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以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亦有相关规定。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现状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中的至少两个领域，其监管难度远大于对普通金融机构的监管。而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难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层出不穷，典型代表为2004年由于监管真空而导致的德隆危机的爆发。分业监管标准亦不统一，如在混业经营的背景下，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同一种金融业务，但是却划归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有失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管，防止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公布了《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备忘录》首次提出了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概念，并建立了“协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主监管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制度，由此形成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如图1）。监管联席会议成员由三方机构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映和效果评估以及其它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
三、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正式确认之前，《备忘录》的出台无疑对防范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也为我国今后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不可否认《备忘录》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如缺乏制度支持、程序支持、仅做原则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三大监管机关的共识不能代替法律等。尤其是，基于《备忘录》所形成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还存在着一些与已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不相符合的地方：
首先，未吸收中国人民银行参加联席会议。这与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协调，我国为了更好的对金融机构形成有效的监管，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协调以及信息共享制度。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关的协调机制，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保险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关信息共享制度；2006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继续强调的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协调机制；2008年国务院转批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重申的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关之间的协作。
其次，缺乏牵头机关。在现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三大监管机关的地位平等，缺乏牵头机关。这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现状有关，我国存在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产业实体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换言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工商企业都有可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所以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都有可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主监管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宜事先指定哪一金融监管部门为牵头机关。牵头监管主体的缺失会导致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监管重复与监管真空依然存在，导致“联席会议”效率的降低。
第三，忽视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有效金融监管职能。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重点转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对银行的大部分监管职能都由银监会承担，而仅保留部分的监管职能，如监管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对于是扩大还是剥离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张应剥离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职能的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是冲突的，如在通货膨胀时，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提高利率收缩银根，但是在提高利率的同时对银行财务的稳健性产生不利影响。主张扩大银行的监管职能的认为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是一致的，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二者目标密不可分（徐孟州，2008年）。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肩负着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重任。为维护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中央银行还动用了大量的再贷款资金，为停业整顿、关闭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和稳定性支持（施一杨，2007年）。因此，扩大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权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向志容，2010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亦拥有丰富的监管经验、信息资源以及高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备忘录》未吸收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实属一大缺陷。
四、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思路
为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相适应及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需要对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进行完善。具体来说，推进我国目前对金融机构按机构监管逐渐向功能性监管过渡，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出台前的过渡阶段将目前在《备忘录》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化，并最终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牵头监管机关的监管模式。
（一）推进由机构监管逐渐向功能监管过渡
机构监管是指不同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监管机关监管，并按金融机构的不同经营理念、目标设计监管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分业经营”的制度上，因为在“分业经营”下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由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在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下，同一金融机构同时从事两种以上的金融业务。如果仍按机构导向型监管，则同一业务有可能受到两个监管机关不同标准的监管，有损金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给金融机构监管提供了投机的机会。功能性监管是建立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的不同功能上而对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的具体设计，它在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内，对同一业务进行监管。较机构监管，功能监管避免机构化的局限，有利于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金融业整体监管格局（凌涛等，2007年）。目前在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已经由原来的机构监管转为功能监管，如英国成立金融监管局、日本成立金融厅，而美国的伞形监管制度也是根据功能性监管要求，调整相应监管机关和职能部门而设置。另外，美国功能性监管模式下的协调机制还强调了牵头监管者与功能监管者之间以及功能监管者相互之间的协调机制（廖凡，2006年）。中国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上也应逐步转变为功能性监管，以适应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业务相互渗透的特点，由最初的协调机制转变为伞形下的监管制度。
（二）分阶段稳步促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完善
在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尚未出台以及目前严格的“分业监管”制度背景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构架设计不宜一蹴而就，可考虑分阶段进行。
过渡期：将现有“联席会议”制度化。“联席会议”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将其制度化能树立起其权威性。具体做法是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金融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金融协调委员会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监管，各金融子公司则按业务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协调委员会建立协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如图2）
这样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完善兼顾了以下因素：一是将“联席会议”制度化，有利于落实责任，防止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的情况，也解决了“联席会议”下的牵头机关缺失的困境。二是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实施货币政策的水平还有待于提高（阮永平，2007年），在这一阶段央行仍应把重点放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这一任务上。三是可以充分利用人民银行高度权威性、专业性的优势，以及丰富的监管经验和信息资源。四是既解决了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监管问题，也维持了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金融制度。
形成期：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牵头机关的监管制度。综合考虑各国的监管模式以及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美国“伞形”监管模式较为适合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即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监管，各金融子公司业务则按照功能性监管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如图3）。同时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关之间以及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建立事前协商、信息共享、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
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牵头人”，兼顾了多重因素：一是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监管水平较低，所以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并且与建立超级金融监管机关相比，机构改革的成本小，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相对较小。二是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关的协调机制、信息共享制度以及与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相一致，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三是与法律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以及其“最后贷款人”、“负责我国支付清算安全”的职能相符，并且能充分利用其高度权威性、专业性的优势，以及丰富的监管经验和信息资源；同时经过过渡期，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实施货币政策的水平得到提高，可以胜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任务。四是三大监管机关对各子公司业务形成有效监管的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合并报表等方式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监管，能防止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人民银行还可以起沟通与协调的作用，更好地促进监管合作。五是与国际金融监管接轨，相互借鉴经验，有利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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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51-03
一
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业除了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外,还包括保险业､证券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我国在1995年以前实行的是准混业经营,商业银行积极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但由于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逐步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为了规范证券市场,防范金融风险,于1995年实施的《商业银行法》和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明确规定了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与此相对应,金融业也实行分业监管,2003年4月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分业监管模式的最终确立,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别实施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但是,从世界金融业发展来看,却呈现出由分业向混业转变的趋势｡入世后我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理论上讲,无论是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分业经营的主要优点有:培养从事各类金融业务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管理水平,防止商业银行将过多资金用在高风险的活动上;其缺点:抑制竞争,银证难以优势互补｡与此相反的,混业经营的优点:银证优势互补,全能银行可以充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其缺点是:形成垄断,内部协调困难｡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新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影响,英国､日本､美国等相继修改立法,走上了混业经营的道路｡英国于1986年10月27日推行了“大爆炸”的金融大改革,国会通过重塑英国金融系统框架的《金融服务法》;日本也于1996年进行了金融改革计划;美国亦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实施长达65年之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分业制的终结｡
二
在世界各国金融业纷纷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的背景下,我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本部分将着重分析分业模式面临的挑战｡
(一)分业经营
1.入世后来自于国外金融巨头的挑战
根据入世协议规定,我国于2006年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而它们大多是“全能型”企业,其业务领域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及信托投资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他们可以充分享有混业经营带来的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范围经济,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当我国银行､保险､证券以及信托等金融机构在与国际金融集团展开竞争时,姑且不论资本实力,仅就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而言就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入世后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受到巨大挑战｡
2.来自于金融企业经营创新的挑战
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公司法》都明确规定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但同时也预留了进行金融业经营创新的空间,比如,《保险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证券法》第六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事实上,保险资金依据2004年保监会颁布的《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可以进入股市,同年《保险资产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为保险公司进入信托投资领域铺平了道路｡2000年,央行和证监会联合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也为银行资金进入股市提供了合法的渠道｡与法律法规相对应的,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混业经营模式的金融控股集团,如中信公司､光大集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集团等｡但是,我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严重制约了金融企业的创新｡
3.来自于养老保险投资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
从世界经验来看,养老基金对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个人账户做实､企业年金制度的推进,我国必将会形成规模庞大的养老基金｡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运营成为必然,而信托投资成为各国较为可行的选择,这就涉及到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等运营主体｡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都将成为可供选择的运营商,但是分业经营的限制,将严重制约运营商的选择范围,无法形成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激励管理主体采取积极行为的局面;同时,分业经营模式,也将限制投资管理主体的投资组合选择,不利于养老基金风险既定情况下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二)分业监管
1.监管模式不适应经营模式发展的需要
我国现阶段采取的是分业监管的模式,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各司其职,负责所属行业的监督管理之责,这虽然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技术,但也造成了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壁垒,不利于信息的互补｡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等混业经营形式的情况下,分业监管的模式已经远远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
2.不利于信息互补,实现各监管主体的协调
三大监管机构在行政序列上属于同级机构,互不隶属,各自依据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行使职责｡问题在于对同一监管对象而言,它的业务范围可能涉及到保险､证券,甚至银行业务,分业监管模式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为不同的监管机构都有各自的监管指标和标准规范,为了达到相应的指标要求,必然要付出许多的“合规成本”,这就加大了运营成本;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在某些指标上存在互通之处,但是由于各自独立的模式,必然要做出重复审查,造成了监管资源的浪费｡
3.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
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金融机构及其相应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区分它们是什么类型机构,更不用说国内的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对此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监管法规｡如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营业部为吸收资金,采取证券回购,代客理财等手段高息吸收资金,变相开展银行业务,这种行为本应该受到查处,但由于实行分业监管,银监会和证监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了监管真空｡
三
如上所述,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运营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保证金融业的安全,必须进行改革｡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并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业监管体制｡
(一)混业经营的模式选择――金融控股公司
1.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混业经营的必然选择
现代意义上的混业经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德国等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度,它是统一法人模式,其任何被授权经营银行业务的机构都可以提供范围广泛的金融业务:存款､贷款､保险､经纪､贸易和投资组合管理等;另一种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它是母公司以金融为主导,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属于多级法人模式｡我国应该采取哪种混业经营模式呢?笔者认为,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更加符合我国实际｡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可以在各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可以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连锁反应｡金融控股公司制度下的各子公司分别负责相应的金融业务,它们之间独立核算,是独立法人,这样如果某一业务领域出现风险,则不会波及其他业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金融风险的连锁反应｡而全能银行作为独立法人,则不具有这种优势｡
(2)与现行法律､监管模式之间具有很好的对接渠道｡现行的法律法规虽然明确规定了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则为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实现混业经营提供了可能;此外,分业监管的模式完全确立是在2003年,这预示着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这种监管格局,为此,建立各类金融业务相对独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实现与该模式的有效对接,可以实现各监管主体各司其职的功能性监管①｡
2.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选择
金融控股公司根据母公司责任不同可分为事业型控股公司和纯粹型控股公司｡事业型控股公司是母公司拥有自己的事业领域,除此之外还通过控有其他事业领域的子公司股份,来支配管理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而纯粹型控股公司则是母公司没有自己特有的事业领域,而仅仅是一个公司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母公司把对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作为唯一的事业｡美国一般采取纯粹型,而英国则一般采取事业型控股公司｡
从我国实际来看,两种类型的控股公司都存在｡比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采取的是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而大多数则采取事业型控股公司模式,如平安集团､四大国有银行等｡从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发展事业型控股公司符合现阶段国情;但是,从长远来看,应以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为目标｡
首先,可以避免母公司利用控股权为其主营业务牟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其次,这样的模式可以为养老基金的市场化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因为养老基金的信托投资要求采取外部托管人制度,而如果母公司作为托管人或者投资管理人,因其控股子公司,这将使信托投资模式自身存在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不利于维护基金的安全｡
(二)监管模式――不完全监管模式
适应我国未来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业监管体制｡
1.监管模式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法律环境､金融业经营模式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大致看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1)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划分为三个领域,每个领域分别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以美国､中国为代表｡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凸显专业化优势,但如前所述,也有很大的弊端,面临很大挑战｡
(2)统一监管模式
统一监管模式是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对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以英国､日本等为代表｡研究表明该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节约监管成本,较好地解决了监管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问题,但也存在很大弊端,其无法突出各金融业务的差异性,而且由于各金融业务的监管权集中于一个机构,容易形成垄断,影响监管效率｡
(3)不完全监管模式
不完全监管模式是介于上述两种模式的一种体制安排,按照监管机构不完全统一和监管目标不完全统一来划分,包括牵头监管和双峰监管模式｡所谓双峰监管模式是指根据监管目标设立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另一类机构是对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进行监管,以澳大利亚为代表｡而牵头监管是指在多重监管主体之间建立及时磋商和协调机制,特别制定一个牵头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以巴西为主要代表｡不完全监管模式既有利于降低多重监管机构的协调成本,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监管机构在本领域的优势｡可以说它最大程度地吸收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优点,规避了各自的缺点｡
2.我国监管模式的选择
通过对上述三种不同监管模式优缺点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宜采取不完全监管模式,并且牵头监管模式将是最佳选择｡为此,建议尽快建立中央金融监管委员会作为保监会､证监会和银监会的牵头机构｡它直接受国务院领导,采取理事会制度,成员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要负责人､央行行长､运营机构代表组成,共9名成员,其中,理事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命,4名理事为监管机构代表,4人为运营机构代表(代表由同业协会推举产生),任期与同届政府相同｡
之所以提出采取牵头监管模式,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1)适应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发展需要｡金融控股公司是未来我国金融业运营的主要形式,各金融业务相互独立｡为此,由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行使各自业务范围内的监管职责,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在出现监管真空或者职能交叉时,利用更高层次的中央金融监管委员会做出裁决,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2)有利于维护养老基金投资监管的有效性｡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涉及到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等,为了切实保证基金的安全､完整,建立更高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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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ese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Model of Finance in our Country
LIU De-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监管模式
1 我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模式所处的环境
我国的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基本上是由这几个阶段发展而来：由最初的央统一监管，再到经历分业监管过渡期，分业监管体系的确立，最后到我们现在的由我国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形成的金融监管模式。然而，由于我国现阶段不断完善和调整的金融结构，以及现在不断被深化和发展的资本市场，我们国家的现行金融模式所处的环境堪忧，很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都暴露出很多缺陷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在新型经济体的影响下，对现在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深化改革，从而寻找出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监管模式。本文就先分析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所处的环境，以及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国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与现在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也不一致。目前的全球范围内，金融业已经在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而统一监管是今后金融业监管模式的潮流，加之现在不少的国家都在实行统一监管的模式，尤其是在最近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国家也必须去适应混业经营，以求未来的金融业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所以，实行统一金融监管模式有其必要性。
其次，分业监管模式面对现在的环境，已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被“混业经营”取代，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大势所趋。现在我国的分业监管的业务内容也不同以往，更多的被混业经营替代，况且，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众多的金融机构也加入这个市场，我国的金融结构也是越来越复杂了，业务边界也不再清晰，分业监管的模式受到严峻的考验。
最后，金融的衍生品具有其自己的特性，这为分业监管提出难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金融的衍生品的交易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同，比如它的交易价格可能是随时变化的，它的交易也是比较开放的，而且，它交易的市场范围非常广，可以是全国的，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所以相对一般的商品很复杂；再加上衍生品具有组合经营的能力，我们现在的监管力度根本很难做得到的，对我们金融市场的监管人员，市场上的参与者都提出了高素质要求，所以，针对现在的金融业环境，我们进行监管模式的变革就尤为重要了。
2 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监管
新兴经济体就是说的我们某一个国家或我们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事态很好，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而我们国家就作为新兴经济体两个梯队里的第一梯队成员。在前几年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于金融监管的模式，改革方案就引起了各国各界的关注，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我们现在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就是为了弥补以往金融管制过程中的放松所存在的弊端，这个方案的实施，对我们的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金融市场监管失灵会导致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巨大的混乱，甚至会危害到整个国家或者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明这需要我们的政府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呈现出经济的全球化，金融的自由化发展，这也导致金融业市场环境趋于复杂。在不少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在我们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也都以不同的形态展现了危机和对国家经济的损害。现在现在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到有效的监控金融市场的风险。对于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金融市场监管模式更多的是意味着寻求金融甚至我们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上的安全。金融的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推向世界的市场，在我们目前的环境看来，我们有些国家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发展还是有些跟不上步伐，这也就使得我们的这些经济体在面对金融风险时没有了较强的抵御能力。所以，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就是对立的两方，我们如果加强监管的力度必将会阻碍金融创新：而一旦监管力度减弱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处于风险之中，所以我们要如何选择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就成为了我们新兴经济体急需解决的问题。
3 金融市场监管模式
新型经济体下我们的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可以分为以下这四种：功能监管、机构监管、单一管制机构监管、目标监管。本文分别从这四种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做一下探讨与选择。
（1）金融市场的功能监管模式。随着我们现代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机构间的界限，各个金融机构间也开始了融合发展。因此，我们选择金融机构的功能监控模式能有效的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其实，金融业的一个职能就是资金的融通，其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为最终借款人和最终贷款人提供一种或者多种中介服务。所以，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功能监管模式应该是针对金融服务的不同功能来设立相应的监管部门，而我们对于相同职能的金融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同一部门进行监管，从这里考虑我们就能够保证金融监管的一致性，也就是保证了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公平竞争，这种监管的模式将会使我们管制机构的功能更加专门化，这种模式适用于比较集中、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
（2）金融市场的机构监管模式。所谓的机构监管模式就是将我们的金融体系分为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保险公司这三大市场。主要是我们的政府分别对着三大市场设立监管机构，通过对相应市场里的进入权、市场活动内容等进行相对应的监管。该模式能有效的较少多头的监管，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监管模式。
（3）金融市场的单一管制监管机构模式。所谓的单一管制机构监管就是我们政府部门设立一个监管主体，由他们来负责我们所有金融市场的监管活动。这是一种比较集中的监管模式，其优势就在于监管上具有规模效应，也能够防止监管部门的拆分。
（4）金融市场的目标监管模式。该模式是根据我们金融市场的监管目标进行划分，每个市场监管的主体负责其监管目标的实现。金融市场目标监管模式的开展是在高度集中的金融市场上，而指定的目标针对性强，也能够正因为此该模式的执行能力很强，但是这种模式必须受多个部门同时去监管，有时会出现重复监管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监管的效率。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都是为了应对现在出现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带来的众多问题。我们新兴经济体旨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模式，通过相应的手段来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的监管，我们都是朝着繁荣金融市场做出努力与探讨。
参考文献
[11薄扬.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反思.东南亚纵横，2009（12）
[2]葛敏，席月民.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刀.法学杂志，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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