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0 14:49:58
导语：在经济学角度分析问题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中行驶的机动车数量也越来越多,2012年1-8月,我国汽车销量1247.47万辆,而仅去年8月,我国汽车销售就达到了149.52万辆。如此快的增长速度给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在每年新增的车辆中,大部分属于私人家用汽车,原本人们购买汽车是为了节约出行时间,提高出行的舒适度,而现在拥堵的道路却适得其反,给开车出行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困扰,不仅如此,每年(或者每月)新车上路的数量却还在持续增长,使得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据此,本文试通过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它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增强了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1]
(二)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四)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2]
三、囚徒困境理论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四、城市拥堵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联系到城市交通问题,我们可以用以上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每一个出行的个体,都可以看做是囚徒困境里的一个囚徒,当然我们这个“囚徒困境”里包含更多的“囚徒”。如果所有人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所有人都将有一个良好的出行感受。在这时,如果有极少数人选择驾驶私人车辆出行,那么,在没有对道路交通产生拥堵压力的前提下,这部分选择驾驶私人车辆出行的个体将有一个更好的出行感受。此时,作为理性的个体,有能力选择私人车辆的人,他们都将选择驾驶自己的车辆上路,从而迅速对城市道路造成极大的负担。而此时,不会有人主动退出自驾行列,而去选择公共交通。原因很简单:首先,选择自驾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放弃自驾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使别人获得更好的满足。这便是城市交通的“囚徒困境”问题,每个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而造成整体利益的下降。
对于这一问题,要从制度的建立入手,通过制度与规则的确立,来到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存在的理由是节约的交易费用,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人类在从事各类活动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交易费用和经济效益,恰是人类所遵循的某些准则。制度的存在规范了经济主体的活动方法和利益界限,界定了交易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处罚违约行为的规则和秩序是人们的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得到抑制,为降低交易费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套健全的经济制度,维护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各方利益,使人们遵循一定得规则从事经济活动,遵守既定的契约,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中曾经是一枝独秀，特别是在高校教育中一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改革滞后，加上学生个性不断彰显，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进入了一个“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尴尬境地。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在众多的教学方法中，本文认为问题导向式教学更有利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首先，政治经济学属于规范分析，解答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所以课堂教学很容易落入“说教陷阱”，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而问题导向式教学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和教师的引导，有利于消除学生在价值判断方面对授课内容的质疑，这对于消除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师生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互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政治经济学是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课堂教学过程要求学生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而问题导向式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每位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都知道，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揭示的问题越来越深刻，而每一部分内容的学习都需要前面的知识作为基础，这就需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一个个鲜活的问题在引出新的教学内容的同时，将新旧知识有机联系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再次，政治经济学理论性很强，相对比较抽象，实际教学只能以教师讲授为主。因此，如何对传统的讲授方法进行边际调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而言，问题导向式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首先，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设计什么样的问题、设计多少问题、在哪一章节设计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都由教师掌控，所以问题导向式教学适合于对传统教师讲授法进行边际调整。其次，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可以促使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进而改变传统讲授方法中学生被边缘化的弊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推断问题导向式教学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原有教学方法不能进行根本调整的情况下，问题导向式教学是最佳的边际调整方案，它的改革成本最小，对原有教学方法弊端的弥补作用最强。而且，问题导向式教学也符合政治经济学规范分析、逻辑严谨、理论性强、内容抽象等课程特点的内在要求。
二、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不同的课程特点不同，因此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不能完全一个模式。下面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谈一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应注意的几个要点问题。
（一）问题创设
问题导向式教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问题的质量。如果问题的质量较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不仅能够顺利地引出所要讲授的内容，而且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如果问题的质量较差，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成为画蛇添足的败笔。针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争论方面的问题创设。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等复杂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多，各经济学派的解释千差万别，如果在争论中创设问题可以彰显政治经济学的独特魅力；二是政治经济学应用的是规范分析方法，回答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不介绍其他的理论解释，从教材中来，到教材中去，有说教嫌疑，让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产生质疑。如果以问题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其他主要经济学派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政治经学的解释，学生不仅会从比较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而且会减少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的抵触。
（二）问题包装
问题包装是问题导向式教学的又一重要环节，如果问题太直白或太枯燥，很难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学也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那么如何进行问题包装呢？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背景方面的包装。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讲授的很多内容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一个学科从无到有显然有很多理论背景可讲，因此问题包装的素材取之不尽。其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发生过，改革每前进一步学者们都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因此从理论产生背景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包装可以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比如，在讲授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就可以借助该理论的产生背景对“为什么1件上衣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进行包装。通过经济史的学习我们知道，最初学者认为，1件上衣之所以与2把斧头相交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经过争论学者们发现，供求关系只能解释交换价值的变化，却不能解释最原始的交换价值。于是，有的学者提出了使用价值决定论。也就是说，1件上衣之所以等于2把斧头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但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相交换，没有可同约性就不能等同”，由于使用价值不具有可通约性，因此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亚当•斯密则从现实角度对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了，然而它不能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交换任何东西。相反，钻石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它却往往可以交换到许许多多的其他商品。”通过上述包装，1件上衣为什么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学生有强烈的愿望想知道答案，此时讲授劳动价值论往往事半功倍。
（三）模式选择
根据学生参与程度的不同问题导向式教学可分为“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和“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学生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以自主学习的形式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通过教师自问自答的形式引导学生，刺激学生学习兴趣。问题导向式教学的两种模式优缺点各异。“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的缺点是要求学生有更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占用的教学时间较多，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正相反，它对学生的参与热情要求不高，占用的教学时间也不多，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不足。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为主，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不足以支持“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目前各大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学时一般都被压缩了，完成教学任务已经非常紧张，没有更多学时开展“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其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对象是新生，他们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查阅资料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实施“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其目的主要是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因此“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更适合。
三、结论
关键词：经济学导论；问题导向；能力主导；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161-02
经济学导论既是经济学科的入门课程，同时又是一门针对非经管大类开设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我们从分析W生学习状况出发，针对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设计上进行了课程改革尝试，以提高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和有用性。
一、学情诊断
由于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前期积累，甚至学习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满足不同梯度学生的学习要求，使得课程内容有益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及个人成长，就需要对学习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诊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学习目标功利化。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其研究范畴已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有的学生认为，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学经济学，所以自己也跟风来选。加之目前经济、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普遍较高，在部分学生中甚至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学习经济学可以帮助就业，学了经济学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可以挣大钱。学习目标存在偏差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学生对通识教育投入的时间精力不足。一方面，学生的课业压力较大。部分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在25学分左右，个别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甚至超过了28学分，学生的课业负担普遍较重。另一方面，学生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学生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学好专业课，通识课程的内容仅需要了解即可。由于学生在通识教育课程上不愿意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导致了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上缺乏主观能动性。
3.修读专业不同，知识背景多元化。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经济学导论的学生专业构成丰富，知识积累水平不同。从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经济学学习的担忧不同。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往往担心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是否涉及大量数学与计算的内容，担心自己的工具学科知识不够扎实；而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则担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需要大量识记与背诵。从另一角度看，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讨论也更能产生新思维。例如，学物理的学生会提出如何从实验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而学法律的学生会思考经济学与法学的联系。
学情分析表明，为了解决选课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就需要科学设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教学难度，有效设计教学环节与教学进度。
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设定
为了解决学生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功利化的问题，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仅仅围绕课程的时代性和有用性展开，力图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的设定充分围绕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以及今后的工作需要展开，分为三个维度：（1）学习宏观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简单的理论，以使得学生能够正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2）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使得学生能够理解“稀缺性”，进行权衡取舍。（3）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使得学生能够在各种信息中去伪存真，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在第一堂课对课程的介绍中，将这三个维度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学习本课程，应当具备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修身齐家的能力，明辨是非的专业态度。
三、以内容广度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安排
围绕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时间、精力有限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综合考虑知识点的重要性、章节之间的关联性、学习内容的实践性、教学案例的趣味性。
从教学内容的板块上看，主要分为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分两大板块。在微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供求理论、弹性分析、消费理论、企业行为、市场与福利共5章内容。其中，供求理论是本课程的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理解供求规律、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弹性分析重在要求学生运用弹性的知识分析、解释经济现象；消费理论的内容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重要理论；企业行为的内容较为抽象，重点要求学生掌握不同市场结构的区别与特点，掌握企业长期决策与短期决策的区别；市场与福利则帮助学生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宏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宏观经济运行概览、国际贸易基础、货币银行基础三章的内容。在宏观经济运行概览中，要求学生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掌握GDP、GNI、CPI、失业率等核心概念，纠正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培养学生从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的大视角来理解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要学生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密切联系，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贸易基础中，主要介绍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以及汇率的基本知识。在货币银行中，主要帮助学生认识货币的特点，流动性与货币的划分，货币创造过程与货币乘数，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
从教学内容的类型上看主要分为知识点、图形、案例、热点问题四大类。在知识点的教学中，强调学生掌握内容的准确性，通过课程的学习，重点厘清容易被误解或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例如，强调GDP指标的地域概念、流量概念、生产概念，区分失业者与非劳动力等。在图形的教学中，强调定量分析的工具作用，例如要求学生作图分析在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的条件下，价格管制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案例教学中，强调教学案例的生活化，例如引导学生分析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价格歧视的现象。在热点问题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根据一周内发生的大事件，或者颁布的最新经济政策，又或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及时补充完善教学内容。
在每个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安排上，择基础性、工具性、代表性的问题讲解。由于学生普遍存在对通识教育课程投入时间不够的问题，因此需要充分挖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能力，以减少学生的课后负担。从这两点出发，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设计了大量提问，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1）比较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为了区分相近的知识点，让学生充分理解两个知识点的区别与联系，避免记忆混淆，如：GDP平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有何不同？（2）“反常”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甄别人们在学习经济学以前容易误解的问题，例如：充分就业水平下是否仍会有失业存在？（3）实践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将知识点融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例如：全职太太算不算失业人口？（4）拓展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深入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以案例为特色的教学环节设计
在教学环节上，充分开展了以小组合作为基础的案例教学。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公安工作；优化成本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234-0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公安工作的任务日益繁重，公安机关用于防止违法犯罪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实际需要和支出都在不断的增加。但是人力物力总是有限的。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公共更好的服务。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公安机关作为政府机关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决策上只讲需要，不讲实际，只讲正误，不讲成本。这样的决策往往导致消耗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取得的效果却很不理想。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讨论能否用经济学衡量公安工作，以求将公安资源支出减至最低，而达到效果最优。
一、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公安工作的现状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克尔说过：“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用于分析一切人类行为结构的方法，可用于分析各种决策类型。”据此经济学方法也同样可以用于公安决策。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安工作并不是要研究公安机关如何经营赚钱，而是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公安决策和工作进行讨论以求运用最少的公安成本达到效果的最大化，更好的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如怎样才能使治安警力、财力等投入的最少但却可以达到社会治安状况的最优化[1]。
在有限的公安资源和繁杂的公安工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是公安机关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多数情况下公安机关作出的决策时缺乏客观、科学依据的。以实际侦破工作来说，发生一起重大案件，需要警力现场勘察、设卡堵截、访问受害人、调查、排查嫌疑等，但具体实际需要多少警力？怎样才能使工作使用最少的警力而达到效果最优？ 再例如：从前公安机关提倡“有困难找民警”，然而，实际发生过没有手纸找民警，钥匙忘在家里找民警的案例，这样是否值得？是否是对有限的警力资源的浪费 [2] ？
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警察的主要公共职能
根据警察在实践中所涉及的有关公共服务的事务，可将警察公共服务分为四类：第一，危难紧急的求助服务；第二，知识方面的服务；第三，日常生活的促进服务；第四，其他服务。警察的公共职能，但也有主次轻重之分，在警力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该先处置治安突发事件还是先为居民扛煤气罐呢，加强此工作就必然放弃彼工作。
下面就警察的主要公共服务职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1.报警服务。报警服务是一项公共性程度较高的服务。由于该服务具备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报警服务应该属于集体物品。报警服务可能涉及司法公正以及较强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服务者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可能涉及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问题，这需要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充分的物力和经费，因此许多国家都是由政府部门的警察机构来承担这项服务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报警服务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有具备共用资源的特征――即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110报警服务出现的拥挤问题，这明显地表现为当一部分人在享受110服务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加需要、更加重要的诉求没有得到110警方的及时应答，毕竟警力以及相关的资源在时空上都是有限的。再者，报警服务具有的非排他性与低消费成本特性往往意味着在消费中会出现不合作的问题。例如，有一位报警者的非急、难、险、重的诉求得到了110警方的服务，那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仿效之，这样个体似乎理性的低成本选择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报警者的非理性选择。这种集体的非理性选择有可能导致110警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服务被浪费与滥用的问题等。
2.求助服务。求助服务常常是被认为具备共用资源的特征。公安机关对每个求助公民都应当做出回应，但是在一定的时空内，公安机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不能一一回应，即一个人在消费求助服务时，另一个人的服务请求就必须等待甚至无法得到满足。求助服务在一定条件下具备个人物品的特征，排他性与竞争性可能同时出现。比如，江苏省盐城市一位女士在上厕所时忘记带手纸向当地警方求助。这种求助服务应当被看做是个人消费服务，并且这种服务请求完全可以由市场、非政府力量甚至是当事人的亲戚、朋友来解决，警察为此进行一次警务活动可能意味着潜在的更加重要的服务请求被耽搁。
3.警务咨询服务与社会治安宣传教育服务。这两种服务应当是属于较高公益性的集体物品，即咨询与宣传教育对任何公民开放，公民对这种服务的消费不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而会由于知识的传播性使受益的公民越来越多。
4.社区帮教与纠纷调解服务。这两种服务往往是由社区民警来提供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服务针对的是个人或单个家庭，但实际上该服务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家庭、社区的作用，它潜在的正外部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两项服务属于集体物品。
5.证件办理便民服务。证件办理便民服务具备集体物品的特征。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证件办理越来越具备一些可收费物品的特征。例如，部分通行证、身份证等证件的办理都提供了加急的服务。在支付一定费用的情况下，公民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办好的证件。这种服务改进给公民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消费选择，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6.其他服务。现实中，其他服务往往是警察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提供的。因此，这种服务的动力源自于警察道德的崇高，而非警察的法定职责。该项服务并未涉及过多的专业技术与知识，可以由警察与公众共同提供，属于集体物品或者共用资源的范畴[3]。
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安工作的意义及基本要求
将经济学的理念用于公安工作，对于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地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有利于在纷繁复杂的公安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公安工作内容丰富，先抓哪样后抓哪样，哪样是重点哪样是次重点，都需要做出抉择和判断。（2）有利于有限的公安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公共经济学的成本意识，本钱多少，资源如何。公安资源的分布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大城市的公安资源必然优于乡镇农村地区，先进的自动化警用设备可以解放很多警力用于其他公安工作。（3）有利于正确认识治安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公安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治安形势，许多工作都需要公安机关去面对解决，这就意味着需要一定的警力、经费、装备。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情况下，都需要公安机关通过科学分析，作出正确的决策。
经济学结合公安工作就是要以最小代价追求最大的效益。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遵循经济学的规律，注意分析“成本和效益”，制定决策要注意遵循以下八个方面：
1.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完成一项任务，实现一个目标，可以从多方面努力。但想做到面面俱到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不仅重点难以保全，而且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比如，同样是针对入室盗窃的问题，在城市和农村的工作方法就不尽相同，要讲求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最大的节省工作成本。
2.专项斗争的确定。专项斗争是根据一个时期某些治安问题比较突出而采取的集中警力，集中时间，集中提高打击力度的行动，从方式到成效都明显有别于日常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效果不如预期的好，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专项斗争要研究以下四个方面：（1）该地区究竟哪些问题最突出，需要搞专项斗争：（2）搞这些专项斗争需要多少成本以及需要放弃哪些工作；（3）按实际的资源拥有量可以进行几项专业斗争及时间的长短；（4）专项斗争达到的目的是否符合现有公安资源的情况。
3.上级业务会议的传达贯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不论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还是为了节约公安资源，公安机关的各类会议都要少开一点，开的简单一点，只要能达到传达会议精神的目的不必拘泥于会议的形式。
4.侦破工作的警力部署。发生大案要案，由于迫于压力，公安机关往往全力以赴侦破案件，压倒一切优先保证警力，就势必导致其他公安工作的受到影响，但经济学首先讲求的就是效益，公安机关要实现的效益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威慑企图犯罪的人，从而维护社会治安。治安问题较突出时，不妨先扫荡社会面，求得一段时间面上的平静后，再集中力量攻坚。
5.机构设置于警力配备。公安资源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按照“成本”来设计“投资”。由于警力有限，就必须考虑机构设置，警力配备的问题，要根据效益原则来配备警力，不应机械地规定什么部门要多少人，但要从比例和量上科学的衡量是否科学。
6.巡警的警区设置和警力安排。要根据可能的警力设置巡逻区域巡区的大小，巡逻的时间及方式都要讲求经济。确定一种既确保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又能兼顾一般路段和一般时间的模式也是要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考虑的。
7.队伍建设。公安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这是共识。提高的途径有很多，怎样才能在兼顾工作的基础上提高素质，这是一个难题。是岗位练兵好还是脱产培训好，要很据需要加强的素质设计最经济的模式。
8.公安后勤刑侦管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是业务工作的保证。公安机关人马多，摊子大，怎样节约开支，避免浪费。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比如大量的警用车辆是集中调遣好还是分散保管好，这都是节约成本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只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处理好公安资源和公安工作的关系，才能使公安工作的最优效果得以显现，真正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
参考文献：
[1]吴海英.警察该不该做到有求必应[N].民主与法制时报，2005.
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生态经济的领域，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主要从整体的角度、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角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角度、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生态经济作了论述。徐中民、程国栋（2011）在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辨析，总结了生态经济学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定位和扩展的视野，核心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即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局部，生态系统视为整体。主要问题在具体处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时，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1）规模问题，要求将全社会的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2）分配问题，要求社会限制市场的不公平性范围，保证不同个体间资源的公平分配；（3）配置问题，要求经济系统高效率地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源，并尽量减少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并详细论述了生态经济学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宗教、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的学科演替，生态经济学在新兴领域及未来研究主题中体现的整体性视角。系统地总结了整体性视角在生态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弄清理论之间的联系，开拓新的领域和研究方向，从系统的角度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李周（2008）对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作了全面的阐述。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三，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经过这三阶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从政府和公民两个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建设；生态建设提上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生态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文中提出生态补偿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经济问题，但同样提出来其难点是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资金来源、被补偿者识别等问题。吴建寨、李波、张新时（2007）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出发，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作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定量评价方法，运用生态系统类型及其价值系数，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度，研究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指出区域经济已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生态环境约束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超越环境容量是不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约束性的重要因子。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区域环境容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有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来适应，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以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张谊浩（2007）系统总结了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多学科、多技术集成下的综合性方法，具有价值多元论、生态人假定、边际分析的替代性方法、不确定性的独特解决路径、市场价值和社会选择的严格区分、生产本质的新界定等特征。新兴的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在整体上替代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价值一元论的多维决策标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考虑更多样化的相关信息，适用于针对多维度决策问题的选择、评价和权衡。其价值是建立在考虑效率、公正和稳定等多样化标准之上的，是典型的价值多元论观点，允许对多样化标准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予以更现实的评估。
生态经济学的主体行为假定可以被认为是更现实、更一般化的“生态人”假定，即符合有限理性、满足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平衡和追求人与环境（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收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以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为内涵的一种主体假定。生态经济学采用复杂适应性系统分析方法：在存量和流量频繁地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认识到天然资本的损耗作为一个负的流量，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重视天然资本的恢复和保持广义系统边界的稳定性。丁开杰、刘英、王勇兵（2006）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生态经济的重要性。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进步状态。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系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自然物质基础。在功能上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起到基础和制约作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活动会直接影响或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现状和运行规律。生态经济建设中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地位，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对保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刘克英（2005）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着重进行了阐述。文中指出为了保持人类—自然界—社会发展的一体性，保持地区经济良好的运行轨迹，必须促使生态经济学成为前沿性科学，同时，又必须与高科技和高新技术相融合，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文中阐述了生态经济学新的发展主线及其走向：首先，生态经济学与高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融合度越来越大；其次，生态经济学与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在优化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第三，生态经济学与伦理学、美学的结合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独辟蹊径的科学；最后，当代生态经济学成为全球关注的科学，在吸收其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文章最后总结，当代生态经济学保持前沿性的发展才能有力的面对全球性问题，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促使生态资源再造，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王孔雀、胡仪元（2004）从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述了生态经济开发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生态经济的制度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法律约束机制、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并对每个制度机制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了五大制度机制的相互关系：法律约束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的依据；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形成和实现的手段；生态补偿机制是最终目标，生态经济开发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二、研究的不足以及演化趋势
药品安全涉及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早在20世纪初，就有国外学者关注健康问题。美国1906年无害产品和药品法案的推行，标志着社会性监管在美国的施行。但直到1960年，FDA才开始收集ADR报告。60年代，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促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药品安全监管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国外药品安全管制的认识逐步深入，研究逐渐丰富[1]。
国内学者对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关注药品安全的政府监管并对其加以研究和探讨，但是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直到2004年一系列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之后，关注程度逐步增加；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亮甲菌素事件（简称“齐二药”事件）、安徽华源欣弗牌克林霉素磷酸酷注射液（简称“欣弗事件”）之后研究明显增多，但是理论研究还是不够丰富[2]，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尽管这些研究多种多样，但归纳综合后发现：宏观上，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角度出发。具体研究内容，不外乎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要监管？现在怎么监管的？监管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监管？鉴于论文的需要，该综述主要从管理角度出发书写，对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不一一阐述。
1 对监管必要性的认识
这方面的研究与阐述较多，如黄志勇从社会性管制角度，对药品产业政府管制必要性进行了阐述[3]；马乐新博士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市场势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以及非价值物品的有效供给五个方面，对政府监管的形成进行了理论分析[2]；韩超、单双从新规制经济学的多重委托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药品监管失灵的根本原因[4]。
总之，理论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其生产、研发、销售、使用等环节中存在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药品质量安全需要实行政府监管。
2 监管存在问题与归因分析
较早关注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学者是社科院研究员余晖。1997年，他在《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一文中，回顾了我国药品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从而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药品管制存在的问题[5-6]。2006年，诸多药害事件发生后，关注我国药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如吕旭飞[7]指出：欣弗事件暴露出我国药品招标制度缺陷、监管漏洞、抗生素滥用、救济制度不完善、职业道德危机等问题，其产生原因是体制不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环境不成熟等；宋华琳[8]撰文指出中国药品规制机构是半垂直管理的规制体系，政企之间存在回旋之门，规制工具理念与实效相违等问题，而影响药品规制改革的不仅有药监部门自身，还有国务院、跨国公司、传媒、专家、公众；杨晶[9]提出我国药品流通安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体化的全程监管体系、缺乏监管资源、法律法规不尽完善、职责划分不清，其原因主要是起步晚、重视不够，借鉴国外、跨度太大。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药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汇总，而且总体上基本将国内药品安全监管中主要问题都罗列出来了。但是，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很分散、不成体系，没有一个系统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二是大都没明确指出目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没有系统分析问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片面性；三是在问题分析中，主要是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因此结论是否可靠、准确值得商榷。
3 监管方法措施研究
监管方法措施的研究较多，其提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借鉴国外经验，提出适合我国特点的措施。比如杜钢建[10]从药品监管主体、机构与监管范围、药事咨询委员会制度、中介组织制度在医药监管中的作用以及行政检查、司法执法等方面，系统比较分析了国外药品监管体系与改革经验，提出我国应尽快建立集药品、食品、化妆品、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等行业于一体的统一监管制度。宋华琳[11]从纵向事权划分、横向监管范围、组织体系设计、监管权与服务职能四个方面，对十七个国家监管体制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分析，认为监管机构组织体系设计在纵向上可分为单轨制和双轨制，在横向上可分为一元制和多元制。
二是依据某个或某些经济、管理理论，提出监管措施。应用最多的就是利用管制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药品管制问题。如刘鹏借助于对西方监管有关理论的分析说明，从建章立制、标准设立、奖惩机制的建立以及对执行系统的合理优化等角度对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阐述，并提出了“混合型监管”的药品安全监管模式[12]；曹阳[13]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管制变迁的特征，提出以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线、构建绩效导向型的独立高效的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建立信息披露和沟通渠道、增加违规成本以提高监管效率等。
三是根据现状的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如刘文丽[8]针对农村药品安全现状，提出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力度、加强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建立农村三级药品监督体系、完善监管联动协作机制等措施。杨晶[9]在分析药品流通监管问题与原因基础上，提出加强自身建设，理顺利益关系、调整监管思路，发挥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作用，将监管关口前移，发挥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作用等措施。
总之，学术界对对中国政府药品监管的系统研究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对药品安全监管的问题进行探讨。但是，这种研究基本是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分散探讨，没有对药品产业政府管制问题进行集中统一的研究，这说明我国在药品质量安全政府监管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1] 王淑娟.中国药品安全规制研究[D].辽宁大学，2010
[2] 马乐新.中国药品管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D].华南农业大学，2005
[3] 黄志勇，陈晓红.我国药品产业政府管制分析与对策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9（9）：38-40.
[4] 韩超，单双.基于多重委托关系的药品监管研究――案例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3）：8-11
[5] 余晖.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上）[J].管理世界，1997 （5）：126-35.
[6] 余晖.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下）[J].管理世界，1997（6）：87-95.
[7] 吕旭飞.“欣弗”事件暴露的问题及其对策[J].卫生经济研究，2007（3）：29-30
[8] 宋华琳.中国药品规制改革依然“在路上”[J].中国改革，2008（4）：56-58
[9] 杨晶.我国药品流通安全监管体系研究[J].成人高教学刊，2010（1）：18-21
[10] 杜钢建.国外药品规制与监管体制比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1）：83-87
[11] 苏苗罕，宋华琳.各国药品监管体制比较研究[J].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2009（6）：1-6
[12] 刘鹏.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J].公共管理学报，2007（1）：12-24
[13] 曹阳.我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药物经济学，2007（5）：45-51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人的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这种试图说明“制度安排至关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在被广泛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New Iflstltllt10n81 EC0floffi1CS）。以科斯（C0850， R0flsld 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理论魁力，而且对促进中国改革过程的理解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新古典理论的非现实性出发，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被视为给定的或忽视的东西——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来探讨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人们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这里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运用交易费用概念研究制度演变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尽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的演进及制度的变迁，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希望从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条件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使“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它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第四大支柱——制度，并把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是介绍本文的结构与安排。用年代以前，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研究制度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人口、技术水平、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等因素的变化如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获利的机会，进而提供了改变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一旦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人们就会要求这种制度安排的创新。
上述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简单地“替代”或“转变”就够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常规过程，不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它在强调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足。产权制度变迁的一些经验案例表明，促进资源有效使用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地发生，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内所固有的分配冲突会阻碍或严重制约可能采取的制度，即使这一制度安排有重要的效率效应。因此，制度安排的变化不仅与经济效率有关，而且与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尤其对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中国经济来说，从制度角度对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也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先静态，后动态；先一般，后具体的次序来展开的。为了能够清楚地把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示出来，本文各章作如下安排：
第一意首先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次指出了本文的结构与安排。
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展开深入研究，就有必要弄清楚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因此，第二章从经济效率角度一般地考察了制度安排的含义、构成以及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基础、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安排，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产权制度安排的界定与分配对资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一般地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及经济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之后，第三章着重研究了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人们设计不同的产权制度或契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使租值消耗或交易费用最小。然而产权制度安排通过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配置，不仅决定了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谁是经济主体，也规定了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几ibecap，G．D，1989）。不同的产权安排所规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同对社会需求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重视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进而对效率影响的这个中间环节，即假定收入效应为零。
其实制度安排的不同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如果说前四章是静态地考察制度安排、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将动态地考察制度安排、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即制度变迁、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市场力量，即人口、技术水平、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第六章将放松零收入效应的假定，深入研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除了市场因素以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与较量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产权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统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性质。对于产权变迁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相关的竞争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取决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收入）分配以及现有的分配规则是否与他们的需要融合。由于产权变迁中存在众多的竞争团体与潜在的冲突，产权制度的变迁会出现时滞。
最后（第七章），在前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作一概括性的评价并指出它给我们的一点启示。首先评价它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启示中，把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主题，即制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并尝试勾勒出一个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用这一框架分析解释马克思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
第二章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的运行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就较好。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激励人们把资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妨碍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将不佳。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关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
本章首先介绍了经济学家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对制度安排概念的理解；其次介绍了制度安排的内涵，以及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安排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安排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环境给出了形成各种制度安排的约束。而制度安排的不同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章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效率
如果说前面一章是讨论一般的制度安排与效率的关系，那么本章具体地讨论制度理论当中最基础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与效率问题。
以此为目标本章首先阐述了产权的含义、类型。产权是财产主体的一种行为性权利；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公共产权和国有产权等不同类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为例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具有竞争性利益的地方，人们签订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共有产权经营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过对16一厂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和荷兰四个国家产权制度安排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考察，进一步验证了在资源禀赋相同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对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绩效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no，th and thomas， 1981）。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已有的经济组织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就是没有为从事经济创新活动的人提供激励，从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使行为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重新界定会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章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
把制度因素与收入分配问题联系起来，并从制度角度去解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始创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smith， adam）和大卫·李嘉图
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及各学派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刻地揭示了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机制。在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andYang,2〇01)看来，经济发展或者说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drivingforce)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外生比较优势，二是内生绝对优势。2这正是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斯密认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过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产生不同产品生产率的差异，贸易产生的根源即在于这种不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因此更关注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或相近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大于发达国与不发达国之间的贸易量，即“林达尔”(Linda)贸易模式，这一现象对李嘉图理论提出了挑战;二是在李嘉图贸易理论中，人们只能利用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本身不能被内生地决定和发展演进，而且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其边际的和平均的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不存在报酬递增，这使其难以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三是李嘉图理论虽然被当作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关注，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很少被纳入到正式的数学模型中去，因为李嘉图理论在模型化中会涉及角点解，3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用于这类模型。
针对李嘉图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论思考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古典经济学之后，马歇尔将“规模经济”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体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作为无法对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一个替代物，4马歇尔建议使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现象很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折衷上述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前提是要求统一大市场的形成.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而克鲁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这一方法，用规模经济解释了国际贸易为何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比较优势较多的发达国与欠发达国之间的所谓“林达尔”贸易模式。人们发现，利用规模经济概念可以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模型，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单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总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定，从而能够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并将某些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内生化。埃蒂尔(Ethier,l979)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受到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运用规模经济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杨格、I克尔(Becker)、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和内生经济增长，因为按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提高生产率这一原理的。可见，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一个十分基本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源泉是什么?是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与分工?把生产函数从新古典的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修改为报酬递增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规模经济角度;二是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种更为科学和根本，两者的关系如何?
杨格(1928)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反面”。杨格定理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经济网络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问题。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进一步地看，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对供给其生产的产品而对其他产品的产生需求，从而产生交易，需求和供给都源于专业化分工。分工的发展会带来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应。专业化分工才是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的根源。
与分工和专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交易起着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是需要费用的，是有成本的。这样，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主体之间更多的交易行为，进一步拓展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进人们之间通过交易获得来自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加速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行为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的新兴古典框架正体现了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可能更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同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有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应当从上述发展的一般机制出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网络的分工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地区分工的形成及其演进就是其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网络的过程，而网络的规模是同市场规模同步发展的，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三、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上文已经谈到，现代经济学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点解，而这是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成功地解决了对角点解的处理问题，使我们能够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框架，而将经济主体看作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来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符合现实，从而大大增强了超边际分析对地区间贸易行为的解释能力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S，SachsandYanS，200°)、萨克斯和杨小凯(2001)以及张定胜(1999)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研究我国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就利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方贸易保护问题。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57-02
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过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价格理论、博弈论、经济增长及波动等知识。在本科阶段，要求应用供求分析框架分析经济现象，理解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及其应用范围，培养经济学直觉，为后续相关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深入理解和驾驭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成为必然趋势，学习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重要性凸显。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就成为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的核心课程，在二十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法》中载明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要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基于创新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要求，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法改革迫在眉睫。鉴于此，笔者结合个人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授课实践及思考，提出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应用能力的教改方案。
经济管理类教师和学生已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但该课程涉及到数学基础、实证分析等知识，课程体系复杂，讲授难度大。许多学者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蔡秀玲、邓春宁（2007）结合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提出应处理好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封闭式教学与开放式教学、基础教学与实践教学、结构式教学与创新性教学几个方面的关系，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李丹（2011）则从课程教材建设、考核分析改革等角度，分析如何提升学生的经济学分析能力。卫志民（2011）鉴于中国大量应用西方教材，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关注的现实，提出应努力运用中国经济实例阐述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并据中国国情对西方主流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取舍、调整，编著以学生为本的教科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詹新宇，蒋团标（2011）指出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做到语意模型、几何图形和数学模型三位一体的“意、形、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田国强（2005）则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作出了总结，认为规范的经济理论框架有五个组成部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对结果进行比较评估，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参照系。方鸿（2012）总结了中国非经济类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现状，认为存在教材使用性、针对性差，课程考核不合理等方面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改进措施。刘越（2012）进一步从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加强方法论、教学方法与手段多样化、创新考核方式、教师备课要充分等角度，分析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1.课程设置的衔接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是在大二下学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之后开设。大多数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设置为96学时，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48学时，微观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公共品供给；宏观经济学中开放经济宏观均衡、宏观经济流派限于教学时数，教师难以有充分时间介绍相关理论。学生在论文写作及复习考研过程中只有自学相关理论新进展。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数学化的今天，数学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科层次的中级西方经济学需要相应的数学基础，令人遗憾的是，各校由于学时限制，在高等数学讲授过程中，往往只讲到不定积分，例如，对于在经济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常微分方程基本不讲。这对后续经济学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降低了学习效果。尤其是经济学高级课程的学习，需要更为深厚的数学基础，因此，在课程培养方案的设计中，应强化数学课程的训练，为高级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2.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在教材中强化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解读，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的分析、理解能力。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更侧重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缺乏相关经济现象的解读与分析。特别是现有教材主要集中于中级水平教学，以在国内大学中应用范围较广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就属于中级水平教材。相反，在国外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中，有成熟的初级、中级、高级教材，教材目标定位明确，为分层次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3.教学手段、方法落后。西方经济学课程更侧重于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分析及介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习惯于介绍相关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相关模型、图形。缺乏对于相应理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含义的解读。师生互动缺乏，为应付考试的需要，学生被动地记笔记。相应地，对经济学工具如何用于分析经济现象，培养经济学直觉则相对缺乏。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1.设置分层次教学目标。根据学生专业、数理基础的强弱，因材施教，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增设初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强化对经济学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及训练。鉴于现有教材体系，基本以中级教材为主，初级教材比较缺乏。使用范围较为广泛的教材以曼昆所著《经济学原理》为主，该教材具有很好地经济学直觉培养和训练。不过，该教材经济现象及案例分析以美国本土案例为主。因此，我们应组织力量编著能够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实践的初级教材显得尤为迫切。在编著初级教材的基础上，对各专业学生进行分层教学，经济学专业在先修初级课程基础上，再继续学习中级课程。非经济学专业，只需学习西方经济学初级教程，培养经济学直觉，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能力。
2.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提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供求曲线分析为什么“看病贵、看病难”从经济学角度难以成立。看病贵的问题表达的是价格上涨，可以寻找近二十多年医生、护士等供给变化相关数据，再寻找就诊人数变化的统计数据，通过比较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医疗服务价格上涨的原因。从基本的供求定律来看，价格上涨将引导资源向医疗部门转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进而降低医疗服务价格。为什么上述价格机制难以起作用呢？关键在于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受到制约，医疗行业的行政管制，限制了资源向该行业转移。进而才会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通过类似案例分析既可以加深对供求定律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了解在理论应用于分析现实时，应注意经济分析中假设条件变化的重要性。
3.改进考核方式。现有的考核方式，多以期末闭卷考试方式为主，往往造成学生对于课程学习集中于期末考试前几周时间，影响学习效果。试卷内容也以知识要点考核为主，缺乏联系实际的案例分析，阅卷过程也以标准答案为主，该考核方式注重的是学生知识记忆能力。因此，在试卷设计环节，应增加现实案例分析类题型，注重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经验表明，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课后习题的训练有助于帮助学生提高相关知识点理解程度，提高学习效果。同时，我们也应将考核日常化，例如，对日常的课后作业，适时进行批改、总结，给予反馈。对于阶段性学习任务的完成，应进行阶段性地考试，保证学习效果。考核形式也应多样化，如采用课程论文，案例分析形式，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工具分析经济现象，并进行课堂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思考、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4.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上，应改变满堂灌形式，注重案例教学、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正如，有学者认为，应在教学过程中，熟练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生活语言、经济语言和数学语言），营造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引导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刘金石、刘方健，2011）。首先，用生活的实例，尝试着用经济学的语言进行表达和转换，从生活中品味经济学，这样可使经济学概念变得更为形象、直观，易于理解。其次，在学生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之后，尝试着让学生将其转化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图形及函数关系进行表达，进而通过构建模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
在教学手段上，在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内容完善的同时，改进多媒体课件表达形式。引入课程网络互动式教学，组织教师在线答疑，搭建第二课堂，提高教学效果。虽然多媒体课件在图、声、形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过于依赖课件的现象。传统板书能够让学生清晰地理解图形和数学的演绎步骤，更好地理解经济模型背后的含义。因此，应综合运用多媒体课件及板书，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3-46 .
[2] 方鸿.高校非经济类专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2，（3）：32-34.
[3] 李丹.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专业西方经济学教改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1，（4）：153-154.
[4] 刘越.提高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效果的路径[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9）：19-25.
[5] 刘金石，刘方健.教学方式创新：运用经济学的三种语言[J].中国大学教学，2011，（9）：87-89.
[6]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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