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1 17:27:17
导语：在古代文学研究热点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遗产》承办的周秦汉唐经典文本读书会召开的时候，恰逢《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可以算是我们刊庆的系列活动之一。几个重点高校研究周秦汉唐文学的青年学者，以座谈会的形式聚在一起商讨学术，确实别开生面。《文学遗产》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全国性的综合性大会也经常召开。专题会议，如论坛等，每年也都要举办若干次。每个论坛都有专门话题，譬如小说戏曲方面的、唐代文学、佛教文学等，不一而足。但这样的会好像还是第一次。 再看高校，虽说多有自己的座谈会、工作坊、读书会，但像这种跨校际的学术研讨方式似乎还不多见。所以，我说别开生面，具有特殊意义。参加读书会的青年学者，具有一定代表性，大家对学术探索都充满兴趣，都怀有一种敬畏精神，这是走到一起的学术动力。
长期以来，周秦汉唐文学研究，选题很散，缺乏热点，少有共同的话题。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开一时风气，不无益处。尤其是各位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从事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通过读书会聚在一起，就有了形散神不散的意味。学术研究的形散，是好事，说明学术研究没有一定之规，百花齐放。问题是，神在哪里？读书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讨论，追寻周秦汉唐文学的神。客观地说，周秦汉唐文学研究，正面临很多困境。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借鉴海外汉学研究经验，希望有所拓展、有所深入、有所成就，尤其是希望在研究中逐渐树立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学术价值观。毕竟，我们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学术追求，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便不复存在。
说到学科边界问题，周秦汉唐文学研究尤其凸显。长期以来，我们古典文学内部各说各话、各自为战，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各学科之间也需要打破彼此的成见，互相沟通、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文史哲分家以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文学、历史、哲学，各说各话。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当然，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偏见。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学术界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所用材料大体是相同的，不同的主要是观察的角度。譬如谈到屈原，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屈原的思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这就昭示我们：跨界研究确有风险。
以往，我们的学科观念（或者说专业观念）意识太强了，强大到融化进我们的血液中，变成了我们的灵魂，使得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专业观念，这也是在本质上制约我们的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学科意识，又容易发生危险。这不仅仅是我们小学科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学术界的问题，是整个教育界的问题。大家都想打破学科界限和传统的专业观念，但是如何打开，打开到什么样的程度，还不清楚。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还好办，而先唐文学研究正处在十字路口。对于现状，大家都不满足，都想四处扩张，努力拓宽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又缺乏底气，不知如何伸展，伸展到什么地方。如前所说，稍微不慎，这种扩张就容易闹出笑话。看来，我们与其纠缠在这种理念或观念上的探索，不如抓住一些个案，进行具体分析。例如，我们可以将历代成功的文人解剖若干个案，追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我所说的成功不是那种浪得虚名的所谓成功，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成功。
这就需要回归传统、重读经典、阐释经典、还原历史。目前，青年学者们倡导的周秦汉唐读书会，这个概念很好，很有气势，因为周秦汉唐是中国人向往的盛世。例如两周时期，郁郁乎文哉，想都不敢想象的时代。秦朝虽然短命，但是毕竟也是大一统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周秦汉唐更有气派。甚至还可以叫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或叫经典研究会。当然，经典的含义很宽，今天看到的周秦汉唐的文献，多数都已成为经典。这里包括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出土的文献，当然是经典。周秦汉唐保存下来的文献，当然也都是经典，都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学术走到今天，人们不愿意再奢谈方法问题，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经典。只有抓住经典，才能抓住学术的灵魂。
我的理解，经典有两类：一是传统文化的经典，一是经典。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这这样的话：正本清源，就是回归传统文化；拨乱反正，就是重读经典。马列经典，这里暂且不论。就正本清源而言，首先要从基本观念说起，反思我们的文学概论。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确有所感。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好的文学？什么叫文学的体裁？文学的分类？文学的作用？这些问题似乎说滥了，但仔细想想，依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术界一直在呼吁建构中国自己的研究系统，对先唐文学研究来讲，这里可能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先唐文学研究的最大问题，不是材料，而是研究观念。观念一变，材料翻新；观念不变，材料永远都是旧材料。所以我觉得观念问题非常重要。经典读书会，就是以经典为中心、以周秦汉唐为中心，慢慢地延续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有生机、有成果。
我希望这个成果有两类：一是让大众知道的普及性成果，一是高精尖的学术成果。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应该承担起传播文明的使命。如果我们这些人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类似于当年王伯祥、余冠英那样的文学普及工作，把周秦汉唐的精华继承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学术研究，不能离开学者所处的时代，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满足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一种学问，如果社会不需要，人民不接受，只是限于个人的自娱自乐，自以为小把戏玩得挺好、挺精致，其实是挺无聊的。我们要用学术的方式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同时也是为自己服务，给自己留下一点学术发展的空间。
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形成三点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钞本与定本的关系。目前，钞本研究是西方汉学界一个热点话题。周秦汉唐是钞本时代，宋代则开辟了刻本时代。因此，读书会将研究对象的下限界定在唐代，是可行的。有人可能会质疑说，这种做法与以往的文学史划分不一样，应该先秦是一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段、唐宋是一段。我们的回答可以说是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刻本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此后刻书便像长江大河一样，滔滔不绝。因此，咸通九年的刻本的刊刻可以算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与此相关联的是钞本和定本的关系问题。表面看，这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实涉及一个更加根本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
按照后现论讲，钞本时代的经典都存在不断叠加完成的情况，因此，今天的文本有很多不可靠，很复杂，仅靠现有的文本去理解先秦、理解魏晋，这样的文本不可靠。既然如此，就必须抛开现存的观念，根据钞本还原历史，重新解构经典。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的古史辨派的主张，带有思想史的意味，否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定本也是建构在钞本的基础上的，两者有前后继承关系，而不是断裂关系。前者是解构经典，后者是守望经典，都有着强烈的学术话语权的背景。我们强调守望经典，更多的是从学术的层面考虑问题，可能有点抱残守缺的意味，具有悲壮的色彩。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的写法问题。民国初年，文学研究明显分为两派，一是传统的章（太炎）、黄（侃）学派，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明。客观地说，章太炎、黄侃对中国文学的理解非常深刻、精到。黄侃研究《文选》就非常出色，常有独到见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也讨论了很多文学史问题。但不可否认，章、黄学派，带有明显的江湖习气。另外一派则为北大、清华新派学者，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现，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重在探索历史背后的人的因素。这些问题，也都值得重新思考。学术史的发展证明，后者引领了潮流。这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学界通过讨论明确了“多民族文学史观” 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创建两个基本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实践策略，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写作并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的进展。
一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并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创建，势必会提供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积极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垫高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相关人文学科的学术建设基准”，[1]（P5）它是20世纪哲学思想转向的结果——“20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P5）。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是多民族文学史建构实践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所获得的文献积累的结果。
首先，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离不开学界进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所做的铺垫。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就开始了多民族文学史的理论梳理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199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该书以宽泛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原理相关理论，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各种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史常见体例、各族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问题、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这是一部较早从文学史理论方面审视多民族文学关系的著作，为多民族文学史建构进行了准备。1997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炯、邓绍基、樊骏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新版增补为十二卷），该书延续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总体框架，在保留了余冠英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新观点新内容，特别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交流融汇的事实，增加了以往主流文学史忽视掉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尽管因文学史观的问题此部分内容并未真正有机融入国别文学史，但是其在多民族文学史编纂方面的开辟作用是积极的。200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刘亚虎的《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史》，该书基于探讨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的，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文学史事实，对于形成多民族文学是互渗交流结果的文学史观具有重要启示。2003年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跨界研究的宏大视野提出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强调了应该形成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整体文学观念，该书所提出的观念与基本概念成为多民族史观的主要理论支撑之一。2005年郎樱、扎拉嘎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该书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侧重分析了从先秦到清朝整个古代文学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2006年关纪新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十六名撰稿人分别从文学先驱的倡导、代表作家的实践、地域和族际的交流、语境背景的影响等不同角度，以评论的方式解读了多民族文学在20世纪的交流互动。这些成果的产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近年学界热点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年初，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10月27日，为期3天的“国学与文化产业研究”论坛在河北大学落下帷幕，来自韩国、日本和国内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国学研究特别是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何为“国学”
近年来，一股学习国学的热潮兴起，各种国学班、国学讲座遍地开花，很多大学相继建立国学院，国学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学？知名学者詹福瑞长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学第一次被提出，到21世纪初国学的复兴，对于什么是国学，国学的概念中包含哪些内涵，人们依然无法清晰地下定义。很多学者认为国学是一国传统文化之全部，但詹福瑞认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他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文化中的经典，这和当今社会提倡国学的初衷是吻合的。
国学为什么会热起来？詹福瑞认为，这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有很大关系。“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一些学者惊呼，我们已经失语了，因而对传统文化产生危机感。”他说，由于经济的发展，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前所未有的自信，认为21世纪的文化中心在东方。此外，当下中国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遇到很多问题，例如，道德滑坡、与自然关系的高度不和谐，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认为，之所以有这样一种破坏，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很好地传承，过于倚重西方文化，才导致道德滑坡、天人关系的乖违。
“无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学的提出，还是21世纪国学的复兴，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中国如何现代化，是靠西方文化现代化还是依靠国学现代化？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詹福瑞认为，提倡国学、复兴国学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中国文化继承下来，而是把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继承下来，摒弃与当代社会不相容的部分。当前的国学研究应该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价值进行发掘梳理以及建构，而不只是整理文献。
国学能否产业化
当将国学与文化产业两个在当今社会都非常热的词汇放到一起来谈，一些学者感觉“怪怪的”，对于将国学产业化也持怀疑态度。
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学者对国学文化产业化持肯定态度。“国学与产业有关系，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把国学的精神和理念融入文学艺术创作之中，并且一部分创作交给大众来消费，这种产业链本身就是国学理念的一部分，因为国学既研究学问，同时也强调学术和文化艺术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教化民众。
袁济喜说，古代就有这样成功的范例，例如古代的戏剧和小说都是市场化的，明清以来的通俗的消费型产品恰恰融入了中国传统国学中的价值观念，如四大名著、元杂剧《窦娥冤》等无一不渗透着国学的精神血脉，从这方面来说，现在提倡以市场化思路进一步把文化产品市场化，是一个趋势，但应注意的是，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念还是坚持真善美，不能媚俗，应把握好度，处理好市场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关系。
在业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誉为“定窑之父”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文增早已将传统文化应用到文化产品的创作之中，并尝到了“文化兴业”的甜头。
陈文增深谙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定瓷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本身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他近40年致力于定窑恢复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提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把失传千年的定窑以全新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从表面上看，国学与市场经济是不搭界的两件事，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植根于该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中。”陈文增认为，国学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领域是文化产业，国学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可以参与这些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内容”，它们通过适当的创意转换就构成资源可再生的文化资本。
河北省文化创意家协会主席王万举同样认为，国学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点是创意，而传统文化正是文化创意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在先秦，但在每个枝桠上，都盛开过妍丽的花朵。青铜艺术、佛陀石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戏曲……都是文化创意的不竭之源。”王万举同时指出，以传统文化为启发点的文化创意是一项以当代人审美需要的价值观为本、以传统艺术为用的创新工作，不可本末倒置。
韩剧风靡背后的传统文化元素
近些年来，韩剧风靡中国的大街小巷。今年，一股风头强劲的“韩流”再次袭来，韩国男星李敏镐登上央视春晚，《来自星星的你》热播，这些都从侧面展示了韩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来自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国语国文系的教授郑羽洛分析了韩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他认为，除了制作精良外，韩剧十分注重呈现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大长今》便结合了韩国饮食、服饰、医学等传统文化元素，该电视剧的热播还带动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收益。
“韩剧非常注重呈现传统的家庭关系，剧中的家庭关系和紧张感是贯穿始终的。”郑羽洛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人的传统家族意识正在瓦解，并且中国的很多影视剧以古装剧、战争剧为主，而呈现了家族感情以及家庭关系的韩剧正好契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此外，韩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振兴。“在韩国，有不少从朝鲜王朝中期开始传承近四百年的宗家。”郑羽洛说，宗家指从宗族始祖开始，代代均由嫡长子传承延续而来的家庭，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主体。韩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宗家文化的发展，为他们购买家具等生活用品，并鼓励其呈现原始的宗家状态，发展旅游，民众可以在参观宗家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郑羽洛说，韩国旅游业亦十分重视加入传统文化元素，比如，韩国在城市中建设有浓郁传统文化和人文色彩的建筑，像李相合故宅，人们不仅可以在里面开诗歌朗诵会、音乐会，还可以在就餐的过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
国学与文化产业融合符合学界业界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认为：“虽然国学一词听上去与文化产业离得很远，但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符合当前学界研究和产业界发展的共同方向。”
金元浦还提到了国学与文化产业融合应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二者的融合首先应具备国际和国内两个视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要与公共文化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合起来，并将理论知识的探讨与当下现实结合起来，深入到个案的研究当中。
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注意什么？“在西方，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自发产生的。”金元浦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学界和智库的推动下产生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在其自身市场并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实行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因此存在很多不足，这是在发展文化产业时需要考虑的地方。
关键词：《封神演义》 女性人物形象 分类 女性观
《封神演义》至今已流传三四百年而不衰，在民间广受欢迎，但在文学研究界却一直没有形成热点。在不多的对《封神演义》的研究中，也主要是围绕作者、成书时间、政治及宗教和男性人物形象的分析。随着“女性学”在国内的兴起，对女性话题的探讨也越来越热烈，《封神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其中女性形象数量虽少，但特点却都很鲜明，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借助新兴视点与理论结合进行研究，必然会使《封神演义》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一、女性人物形象分
（一）妖女
1.苏妲己
《封神演义》中的妖女不多，也就仅有被女娲娘娘派来迷惑君心的轩辕坟三妖属于这一类型，即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千年狐狸精苏妲己。
苏妲己是《封神演义》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她决定着商朝政治统治与人民的命运，是作家用力最勤、花费笔墨最多的女性形象。事实上书中的苏妲己包括两个形象：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一个是千年狐狸精借尸还魂的苏妲己。我们要分析苏妲己的形象，必须分别来讨论。
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是名门闺秀。作者并未直接表明她的形象，只是通过费仲之口言明“艳色天资，幽娴淑性”。[1]可惜这样一位女子在被进献给纣王的路上被千年狐狸精吸去魂魄而死了。
千年狐狸精借尸还魂后的苏妲己，是书中主要描写的苏妲己形象。这时苏妲己的美貌与之前的苏妲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这样的美貌，使纣王对她言听计从，最终祸害了成汤江山。事实上，苏妲己内心的邪恶本质才是成汤灭亡的真正原因。书中用大量的笔触描写了她残忍的本性，比如造炮烙、计废姜皇后、设计害比干等。最后终落得个被姜子牙斩首的下场。可以说苏妲己这样一个形象刻画的是入木三分的。
2.其他妖精
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与千年狐狸精有着相同的命运，《封神演义》中对她们二人的描写并不多，并且与苏妲己有很大的重合性，她们二人的活动大多对苏妲己的活动起着辅助或推动作用。
（二）仙女
1.女娲娘娘
女娲的神话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她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一位慈祥的造物主的形象。而在《封神演义》中，这种形象却有所不同。在这里，女娲娘娘作为上古女神，是女性和神性的结合，神圣不可侵犯，是权力的集大成者。[2]女娲娘娘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仅在开头和结尾部分出现了三次。但就是这几次的出场，充分展示了她的这一形象特征。
她最重要的出场在开篇“纣王女娲宫进香”。在这回中，她做为“上古神女，生有圣德”，享受国民的进香拜祭之礼，这也正是纣王去女娲宫进香的原因。然而当纣王看到女娲圣像的美貌于是起了色心并且在行宫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时，这就惹怒了女娲娘娘。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女娲娘娘让轩辕坟三妖“惑乱君心灭成汤，武王伐纣兴西周”。这也成了整个封神战争的导火索并正式拉开了《封神演义》的序幕。所以说，仅从不多的篇幅中就可以看出女娲娘娘有着超强的影响力。
2.阐教仙人
阐教门下的仙人众多，但女门人仅有慈航道人一人。她是元始天尊的十二大弟子之一。她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十绝阵、诛仙阵和万仙阵中均有所贡献。
3.截教仙人
与阐教寥寥无几的女门人形成鲜明对比，截教的女仙人则十分众多，占到了全书女性人物的将近三分之一。她们分别是石矶娘娘、金光圣母、云霄娘娘、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菡芝仙、彩云仙子、火灵圣母、金灵圣、无当圣母、龟灵圣母。她们都是碧游宫门下通天教主的徒子徒孙，共计十一位。她们身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人物论述。
截教门下最厉害的上四代弟子中有三位女弟子：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书中对金灵圣母的描写是最多的。金灵圣母的弟子众多，包括余元等，而且她还有一位名气相当大的徒弟闻仲闻太师。金灵圣母的法术高强，她将龙吉公主和洪锦都送上了封神台。她在终极之战万仙阵中起着主力作用，多名阐教仙人合力才把她打死。[3]不过金灵圣母死后被封为斗部正神也算是很荣耀了。
三仙岛上的云霄娘娘可以说是众多截教仙人中最识大体的一个。三仙摆下九曲黄河阵，两次拿了玉虚门下众多弟子，但她不忍动杀心。再到老子、元始天尊两位天尊亲破九曲黄河阵时，她对二位师伯也一直是心存礼数。所以云霄娘娘这样一个心存善意而且道行高深的截教弟子实在是很难得的。
其余的截教仙人的形象就没有什么突出性了。她们多是在阻碍封神大业的完成，是邪恶的。
4.其他仙人
龙吉公主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女性人物，她既是一个仙人，又是周营的一员女将。首先龙吉公主的地位非常尊贵。其次她有着高超的武艺，为周朝立了不少功。其中一次用外旗门遁破了洪锦的内旗门遁，而将洪锦擒住，不过这倒也成就了二人的一段婚姻。婚后龙吉公主始终相随，最终夫妻二人在万仙阵被金灵圣母所杀。
还有一位仙人是瑶池金母，书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到她，只是说明她是龙吉公主的母亲。
（三）凡女
在《封神演义》的群女图中，凡女这一类型占据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她们既没有仙女那样神通广大，也没有妖女那样阴险毒辣，但她们是那个时代现实女性的真实写照。通过对这些平凡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可以将她们归为两类：
1.正面形象
（1）英勇女将
《封神演义》中涉及到的周营女将包括邓婵玉和龙吉公主，商营女将包括高兰英和彻地夫人。
由于龙吉公主在仙女的类别中进行了描述，所以这里主要谈论一下邓婵玉。书中涉及邓婵玉的笔墨不少。首先其武艺精湛，书中多次战斗都以她打败对手而胜利。此外，她身上也有着传统妇女的三从四德，特别是出嫁从夫这一条体现得特别明显。[4]在结婚前邓婵玉与土行孙是毫无感情的，可是在嫁给土行孙之后，邓婵玉仍旧履行了出嫁从夫的义务。在土行孙被张奎设计杀害后，邓婵玉一心只想为土行孙报仇，不过她在为夫报仇的战斗中被高兰英所杀，所以说连她的死也有着出嫁从夫的烙印。
商营女将的高兰英和彻地夫人与邓婵玉的性格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里不再论述。
（2）贤妻良母
属于这一类的有纣王的三宫：姜皇后、黄贵妃、杨贵妃，苏护的妻子杨氏，周文王的母亲太姜和妻子太姬，周武王的妻子太妊，李靖的妻子殷氏，宋异人的妻子孙氏，武吉的母亲，比干的妻子孟氏，黄飞虎的妻子贾夫人和卞金龙的妻子胥氏。
首先应提到的是姜皇后。作为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出于自己的职责，她以身进谏，痛斥苏妲己。正是这样的举动惹怒了苏妲己，于是她设计陷害姜皇后，即使她身受酷刑，仍然坚守大节。可以说这从一个皇后的身份上给了人们一个明示，即传统妇女就应该有这样的品格。
在其余的妻子或母亲中，值得我们提及的便是李靖的妻子殷氏和黄飞虎的妻子贾夫人。李靖之妻殷氏既是李靖的贤妻，又是哪吒的良母。[5]不过在书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她的“良母”的一面。哪咤死后托梦让殷氏为他建行宫，她也瞒着李靖去建造。可以看出，殷氏为了哪咤，她能够违背丈夫的意思而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
黄飞虎之妻贾夫人是仅有几个在死后封神的凡女形象之一，可见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重视之处。纣王要调戏贾夫人，她便跳楼以表清白。书中的描写不留余地地展现了贾氏的忠贞不二。即使她死后还托梦告知黄飞虎将大祸将临，让他保护好自己和孩子。可见贾氏对丈夫和孩子的爱到了很深的地步。
剩余的几位有着“贤妻良母”特征的女性人物，都是只有只言片语的零散描写，在这些描写中，都能看出她们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型，恪守妇道，并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2.反面形象
反面形象包括姜子牙的妻子马氏和苏妲己的奴婢鲧捐。
姜子牙的妻子马氏，眼里有的仅仅是钱财与权势，没有一点感情可谈。姜子牙因得罪纣王而往西岐去时，她就马上让姜子牙写休书。最终姜子牙成为西周丞相后，她就异常后悔，甚至自缢身亡。可以说马氏这个形象充满着人性的弱点。作者安排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并且是以姜子牙的妻子的身份出现，有着极强的讽刺意味。可见作者对这样的女性形象是极为痛恨的，也从反面有力地说明了作者认为传统妇女是要具有贤妻良母的品性的。
苏妲己的奴婢鲧捐的出现，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废除姜皇后一事上，她有推波助澜的表现。
《封神演义》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凡女形象，诸如卖无心菜的妇人、被纣王剖腹的孕妇等。但她们都只是工具或者符号，只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出现的，并无半点鲜明的形象和特征。
二、女性人物形象所反映的女性观
（一）母性光辉
《封神演义》中的女娲娘娘，殷朝的姜皇后、黄贵妃、杨贵妃，哪吒的母亲殷夫人，黄飞虎的妻子贾氏，张奎的妇人高兰英，窦荣的夫人彻地娘子，龙吉公主，邓蝉玉等，她们都是贤妻良母的代表，无不具有谦卑、守贞节、勇于自我牺牲等特质。
其中以女娲娘娘为代表。《封神演义》中的女娲娘娘作为上古女神，是女性和神性的结合，神圣不可侵犯，是权力的集大成者。[6]这反映了女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她以至高无上的神权和超人间的威力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女性尊严。所以在书中她以这种形式散发着自己的绝对母性光辉，不容任何人践踏，这也是与其他女性人物形象体现的女性光辉的不同之处。
其他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女性人物便大同小异，这里只举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姜皇后面对纣王的荒无道，明知于己不利，但是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可安、江山永固，她多次规劝，最后受尽酷刑而死，作品极力赞颂这种富于牺牲的母性精神。李靖之妻殷氏既是李靖的贤妻，又是哪吒的良母，可以说是散发母性光辉的最佳典范。
（二）红颜祸水
《封神演义》的红颜祸水既有凡女如姜子牙的妻子马氏，只知道埋怨姜子牙无用，只知道钱财，是个名副其实的扫把星；又有许多女仙，身上具有诸多缺陷，尤爱发怒，最终害人害己。
当然，最称得上红颜祸水的是轩辕墓三妖，其中最主要最厉害的祸水还是苏妲己，她的两个形象都可以说是红颜祸水。在狐狸精附身之前，作为一位貌美如花的大家闺秀被进献给纣王，苏妲己不但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并且被苏护称为“冤家”，说“生了你一人，嗨臀宜帐弦幻拧保被亲生父亲认为是红颜祸水，非常可悲。在狐狸精附身之后，她犯下种种蛊惑纣王，残害忠良的罪行，总之殷商王朝因她而灭亡，是个名副其实的红颜祸水。
《封神演义》的作者将三妖的形象刻画得非常残忍，结局却异常悲凉。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这样就使她们成了武王伐纣成为正义性的关键证据之一。这反映出作者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思想。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商、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7]因此所谓的“红颜祸水”不过是男权社会里掌握了话语权的男性在祸难来临时掩饰自身过失、为自己开脱罪责编造出的歪论。《封神演义》的作者正是将纣亡的所有责任推到了她们的身上，这样既可以避免君臣伦理的束缚，另一方面又符合男权社会“红颜祸水”论。
（三）缺乏独立意识
在《封神演义》中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中，大多数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她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依附男性而存在。
在截教众女仙中，如金光圣母，云霄、碧霄、琼霄三位娘娘等，似乎是无面目的一群女性人物形象，没有外表的细致描写。她们基本属于女性符号、斗争工具之类。这些女性人物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无法称之为女性的，因为她们身上看不到作为普通女人的特征。她们的出场或是为了给自己的徒弟报仇，或是为同门道友帮忙。作者用男人的模板塑造出了她们，我们可以称之为中性化的女性人物，所以没有真正的独立意识。
在凡女一类中，大多说也是没有独立意识的，体现得异常充分的是黄飞虎的妻子贾氏。从贾氏的行动中可看出她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她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和她的丈夫和孩子联系起来才存在。面对纣王的调戏，她想到的是自己丈夫所处的地位是如何显赫，自己不该受此屈辱，而在自己临死之际，她想到的是为自己的丈夫保全名节，想到的是自己孩子无人看管的可怜，并无一点自我意识。这正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界定，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也将这位平凡的女性人物加入了封神榜之中。
还有就是那些骁勇善战的女将，虽然都是驰骋沙场，却又都有着三从四德、出嫁从夫的特性。邓婵玉嫁给土行孙后便成了周营之人，并极力规劝其父邓九公归周；龙吉公主虽然出身尊贵，但也跟随自己的丈夫洪锦一起伐纣；商营女将高兰英和彻地夫人也都是跟随自己的丈夫抵抗周军。而且作者将她们几人都刻画成跟随丈夫而死，这种出嫁从夫的现象正是缺乏独立意识的完美体现。
（四）矛盾性与双重性
首先是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具有代表性的也是苏妲己。《封神演义》中千年狐狸精幻化的苏妲己外表是残忍而有功的对立型形象。苏妲己表面上是邪恶的化身，她与纣王任意荒，杀人无数，真可以说是残忍狠毒之至；但这是她受命于女娲娘娘的结果。如果她不以迷惑君王，令其失去江山，估计姜子牙伐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内心来看，苏妲己虽然是有着残忍一面的主要人物性格，但也是具有复杂性的。如当她得知玉石琵琶精被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烧出原形时，她“心如刀绞，意似油煎”，这里可见她的一丝“重情重义，姐妹情深”的色彩。除此之外，在第九十六回“子牙发柬擒妲己”周军兵临城下时苏妲己在与纣王难舍难离中也透露出一种真情。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苏妲己的形象塑造超过了其他单一的女性人物形象。
其次纵观《封神演义》中的所有女性形象，有“圣女”与“妖女”两类女性，这样两类女性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矛盾性，有矛盾就会有对立。在《封神演义》中，作者态度分明，很明显的就是赞扬“圣女”而贬斥“妖女”，所以说在矛盾对立中又走向了统一，即作者最终表达的仍旧是他所期冀的女性应是有着三从四德的内在美。
总之，《封神演义》塑造了正反两类女性形象，而其反面形象又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
三、结语
纵观全文对《封神演义》女性人物形象的分类及女性观的分析都可以看出作品中反映的中国女性的卑微。
单纯从女性人物的设置上来看：首先《封神演义》中的女性角色寥寥无几，与众多的男性人物形成对比；其次书中的第一恶人是苏妲己，并且仅有的三个妖怪就都是女性；还有一点是在仙女这一类中，作者在正义的阐教一方仅设置一个女性角色，而在非正义的截教一方设置成大多数都是女性，并且最厉害的四位截教弟子中有三位是女性。这些作者的设置都可以看出女性的卑微。
再从深层次的女性观来看，上述的四种女性观都体现着女性的卑微。红颜祸水和缺乏独立意识不必多说，是女性卑微观的直接体现；母性光辉则是遵从和维护男性社会所缔造的道德规范、伦理纲常，是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取向；而正是由于女性的卑微才造就了她们的矛盾性与双重性。
总之，《封神演义》中所流露的对其中的女性角色的无论是赞美、咒骂还是嘲讽，都渗透出男尊女卑社会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本身，既是女性卑微的说明，也是男性霸权的表露。[8]
注释：
[1]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万方：《女性观刍议》，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盍窒Γ骸兜掠矛盾 菩萨妖魔――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女性形象》，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杨惠琴：《对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精神分析》，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5]徐仲琳编，钟惺评：《封神演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黄景春，穆劲伊：《人物的分类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7]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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