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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古代城市；制度变迁；体制内；体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5-37）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不断的有人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诺斯为代表，本文通过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尝试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变迁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城市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以及长子继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及商业活动，起初他们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交易，由领主对其提供一定的保护，并收取相应的税收等管理费用，随着贸易活动的频繁与贸易规模的扩大，自由的商品交易与领主的管理约束相互冲突，为了脱离封建领主的管制，11世纪之后，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为了争取独立的权利，开始进行反抗领主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最终挣脱了封建束缚。关于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护内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集市”；再一种观点则从地理因素出发，认为在交通要道，水利枢纽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自然发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墙，组织军队等硬件设施，从而使得一个地区貌似一个“城市”，但是这种早期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没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观点与欧洲的城市兴起原因有相似之处，但突出的区别在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服从于封建政权的统治，而欧洲的城市则是独立于封建政权的统治。因此，个人权利在古代的欧洲城市远远大于其在中国；第三种观点认为的起源，更加体现了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不像欧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彻底变革，摆脱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从中西方城市的起源来看，古代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通过赎买或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创建了新的制度，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为封建体制中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这两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过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国，等级观念强于西方，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由于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即意识形态的资本比较大，剥夺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样的“父母官”，人民对严苛的税赋，残酷的统治的承受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西方历来强调平等，私人产权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项制度安排侵犯了这种权利，就可能引起制度变迁，有些学者称之为制度“刚性”（相对于制度的“弹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农奴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一般会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动着自由的空气”的谚语。同时，城市还拥有租税权、司法审判权、行政和军事等独立的自治权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拥有话语权，通过选举和市民大会参与城市的管理和监督。在具体的商业领域，有第三方组织――行会协调和规范经济行为。纵观历史，只有在集权或的程度较弱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第三方组织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与领主的庄园形成鲜明对比的欧洲城市，完全独立于周围的“封建农村”，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但是其商业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与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往往是因为统治当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区分而变得更加繁荣。城市的空间结构，建筑布局，功能定位无不体现当权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愿，获取相关权利的途径，即使遇到涉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也只能诉诸于官府。封建当局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既然城市的居民无所谓自由与权利，也就没有类似于西欧的农民逃往城市的现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元的，没有独立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城市统治着农村。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城市商业经济进行直接的管理监督，调节市场的价格水平，供求状况甚至规定交易商品的种类，同时收取一定的税赋。另外，中国在唐宋时期，虽然也出现了行会，但与西欧的行会有所不同，中国的行会向官府缴纳税收，并借助官府的权威管理行会，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间接干预，可被视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综上，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来看，欧洲中世纪存在着领主庄园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而在古代的中国，国家对城市和农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古代欧洲城市的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在古代欧洲，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约，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没有设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动机，相反城市的市民阶层有充分的自由以较低的成本创造适合城市经济运行的制度。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体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产生的，所以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国，影响国家设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统治的合法性远高于欧洲，国家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获得更高的税赋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首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欧的城市是摧毁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国的城市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堡垒。
三、城市的主体
城市的主体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以某一个群体为核心，他们能够控制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种人口数量最多。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的主体是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商品交换支撑起城市的经济。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围农村居民带着剩余农产品来到城市进行商品交换，降低了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领主对工业产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对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奴与领主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中国的城市，不仅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贵族和高利贷者，他们的消费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南宋的临安城随着首都的迁入，人口由40万增加到124万，超过了当时的开封。同时，随着官僚贵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酒楼、茶坊、瓦子等休闲娱乐行业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时甚至通宵营业，被称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在农村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通过封建的地租和税赋对周围的农村进行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通过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权利寻租，因此他们有加强和巩固封建政权和生产关系的强烈动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随后的发展也由市场起主导作用，其结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被创造出来，原来的封建体制也会受其影响，被不自觉地纳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无形之中促进了封建体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由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置，之后由市场规律加以实现，那么资源配置会倾向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进而对封建体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可见，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体，一个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一个是其对立阶级，封建体制外的这一阶级主体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变迁道路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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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培，习亚哲.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城市比较研究[J].学术论坛，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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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南，周伊.春秋战国城市与古典希腊城市比较论[J].学术界，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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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昌福.试论西欧城市的兴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
关键词：内容；取舍；有效
新课程在江苏实施六年来，中学老师反映比较多的是历史课的内容多、时间紧，需要讲的东西根本讲不完，而且学校的课时普遍比过去要少，任务很难完成。因此有效教学被提上了日程，大家开始更多地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教学目标。教育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教学，关注教学策略和方法较多，对于教学内容关注的较少。其实从教学目标上看，只有正确选取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方法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正确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教学必须有所舍
1.就高中历史教育的目标而言，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所以历史教学不是记住所有的知识，而是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历史现象，所以舍去一些内容不会影响历史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历史Ⅱ》的第一单元第3课“古代中国商业”的课程标准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通过本课学习，不是记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经济现象，而是通过学习，“概述……概貌”“了解……特点”。因此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舍去某些内容，也不会影响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发展的特点。
2.从历史教材的地位看，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它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教材也是师生课堂对话的“话题”，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话题”本身，而是为了以话题为中介，进行交往，获得发展。“古代中国的商业”一课的教材呈现的内容是为学习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求提供的一种学习资源，因此不是进行教学的依据，教学不需要完全以教材内容为教学的全部内容。
3.就高中历史学习内容而言，高中历史课标设置了三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涉及25个专题，7个改革、14个人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内容很多。例如必修Ⅱ专题一《中国古代商业》一课，从教材内容看，涉及历代商业发展的概况及原因、市的发展变迁、城市的发展，古代对外贸易等数个知识点，要在一节课的教学时间里全部完成，老师讲不完，学生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学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学就必须有所取舍。
二、历史教学舍什么、取什么
1.取舍的依据。历史课堂教学的取舍不具有随意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文件对学科的具体要求。比如，历史课标对《古代中国商业》的要求是“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同时江苏省《历史教学要求》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概述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及著名商帮；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将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整合，作为基本内容：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述古代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特点。围绕这几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展开教学，抓住了教学的主线，突出了学习的重点，有利于重点解决学习的核心目标。
2.选取的基本原则。有了《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要求》，就有了教学的基本依据，教学就有了方向，但是这两个文件规定的比较抽象，如何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落实这些要求呢？即在具体问题上如何取舍呢？这就要求处理好课标、教学要求和教材的关系。
（1）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哪些是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呢？典型性的教学内容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特征，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如果不能选取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学生就不容易掌握其显著特征。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这个学习内容，如果要把历朝历代的商业现象都作为教学内容，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真正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反而不能够凸显出来，学生也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所以在这个教学内容中，我选择了商人、柜坊和邸店、交子、商帮等这样几个典型的商业现象，帮助学生梳理历代商业的概貌，学生对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把握就比较容易和到位，教学目标也就相对容易达成。
（2）选取理论性强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有两个倾向：一是不容易掌握历史学习中理论性较强、抽象性较为明显的内容。二是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对教材中简单描述的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教学时要选取那些有挑战性的、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比如《古代中国商业》一课中，市的发展与变迁，学生感觉这个经济现象比较抽象，难以迅速概括出市发展的线索和特点，但是对这个充满挑战的内容又很感兴趣，所以这个内容要作为教学重点，提供材料，引导学生理解市的变迁。笔者对此提供了小说《水浒传》、笔记《东京梦华录》、图片宋代汴京等许多材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宋代市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点”，重点解决这个教学内容。
（3）选取基础性的教学内容。教材要选取那些能够体现历史发展一般特点的内容，选取对于学生能力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内容。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历朝历代都涉及商业发展的原因问题，但是如果每朝每代都详细讲述，学生就难以掌握影响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利于培养概括综合的能力。所以我在教学中选取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促进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繁荣的原因有哪些？这样只要掌握了这个基础性问题，其他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只要结合具体朝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节约了教学时间，又解决了重点问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体育文化 娱乐 市民化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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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术；秦汉时期；发展演变；武器
我国秦汉时期，上起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到公元220年结束，长达441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是我国历史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以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影响甚远。秦汉时期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教育等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影响。武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1、秦汉时期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1.1统一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秦朝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是大一统却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特征。随之建立的汉王朝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在整个秦汉时期，除了短暂的朝代更替，基本上都处于统一局面，这一时期武术的发展也是基本上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秦王朝的统一，不仅是领土的大一统，更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统一，对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秦汉王朝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侵扰，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稳固王朝政权，十分重视发展军事力量，为当时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1.2文化融合。秦朝统一六国也是文化统一发展的过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局面，百花争鸣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秦王朝的大一统为当时各种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机会，虽然秦始皇实施的“焚书坑儒”政策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但是毕竟只是一个短暂过程。总体来看，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为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对武术的发展产生直接促进作用。武术在此前的数百年发展过程中，未能形成一个系统内容，但是在秦汉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各种武术流派也开始融合，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武术专门理论。因此，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武术实现融合发展，也使武术和其他文化之间实现了共融性发展。
1.3封建经济发展。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权统一，无疑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国家政权的统一更是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武术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推动。秦汉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随着水利事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提高，直接促使当时主导产业——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科技发展，生产工具也得到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铁制生产工具的产生。在秦汉时期，人们练习武术的铁剑已经开始全面取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影响了我国古代武术发展。可以说，冶金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得到了应用，成为主要武器类型，为武术发展提供具体工具。
1.4侠客遗风。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势力范围，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整个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民族战争史，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争战，诸侯也辅以一些刺杀等非正规手段。荆轲刺秦王、要离刺庆忌等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或者大奴隶主利益，这些侠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侠士代表，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特色的侠士之风，并且对后来的秦汉时期都产生重要影响。秦始皇时期，张良铁饼击秦始皇，后来的季布一诺千金，以至在西汉时期，侠士仍然是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侠士遗风在当时的流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武术发展。
2、秦汉时期武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角力运动更多具有娱乐欣赏成分，特别是在汉朝以后，角力和角抵混合发展，产生手搏，成为一种手脚并用的重要体育运动项目。秦朝角抵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角力活动规则，更多在宫廷之中进行的，而且主要是用于表演和渔猎。正如《史记·李斯列传》中所提到的，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做角抵、优俳之观，由此可见，角抵在当时是和优俳一样，成为当时的表演娱乐项目之一。汉代时期的角抵运动，在吸收其他文化和体育运动项目活动内容基础上，成为一种规模更为宏大的综合性文体娱乐表演项目。在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个东汉时期墓葬，其一块画像砖上就刻有彩绘角抵图像，两个束发裸身的魁梧勇士相互注视对方，对峙而立，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而且两人还用双腿互绊对方，以此来阻止对方下盘步法移动变化。山东临沂发掘的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画中有三人，其中有一人身着长冠，系着赤带，穿着肥袍，另外一人头戴箭形慈姑叶饰，双手佩戴红镯，两人下颌都是上扬着，怒目相视，手臂张开，准备搏斗。另外一人，小帽宽衣，双手交叉而立，大概就是裁判。汉朝的角抵运动不再是宫廷之中的娱乐表演项目，也开始走出宫廷，走进民间，除了一些武术表演以外，而且还包含了魔术、杂技、舞蹈等内容，张衡在《西京赋》中写到“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就是对其生动反映。汉代角抵运动和其他各种表演形式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表演“角抵戏”，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不断，推动了当时武术的发展，军事战争成为推动当时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局面、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交流融合、侠士之风的影响，为当时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和理论基础，各种武术流派和武术理论开始出现，从而推动了秦汉时期民间武术、军事武术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修订版）[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2]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高考历史；复习重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12-0119
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显耀世界，不仅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典科技，而且还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学习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不仅可以了解辉煌的中华文化，感悟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而且还可透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变迁。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是历年高考试题常考考点。对于高三同学来说，掌握对古代中国科技与文化专题复习的方法、明确复习的重点与注意的问题是提高复习效率与高考成绩的关键。结合对近几年高考试题的解读和备考体会，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建议，以与各位同仁共享，希望能给高三同学一些帮助。
一、把握命题方向，明确复习重点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专题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 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主，集中考查纸发明前的书写材料竹简和印刷术产生的时间与历史作用，如2012年福建卷13题、上海卷13题、江苏卷3题，其次2012年北京卷40题考查中西地图的绘制，对其他科技成就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原因、产生过程及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比较考查较少；2. 艺术――集中考查书法、绘画和京剧艺术，侧重于书法五种字体和山水花鸟画、文人画的特点以及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如2012年安徽卷12题、山东卷6、9、73题，2011年安徽卷13题等，对其他的音乐、舞蹈等艺术考查较少。3. 文学――集中于《诗经》和宋元明清的词曲小说，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江苏卷1题、2010年广东卷38（1）题等对汉赋、唐诗等文学形式考查较少，侧重考查古代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特点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根据对高考试题的解析结合课标教学目标、高考考纲要求，在备考复习中我们要明确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在复习古代中国科技这一部分时，（1）从内容来看要重点掌握四大发明及与古代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农学的成就；（2）从高考试题对科技的考查的目标方面来说侧重于对重要发明产生的时间的记忆和四大发明的作用的理解分析。由于科技与当今社会一些热点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还需对古代科技发展特征的归纳概括、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科技发展的比较分析引起重视。当今社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对古代科技成就、发展特征和中西科技比较的考查可以形成科技对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和显现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认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同时通过对这些科技的比较分析能促进学生引发对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积极投身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中。
对中国古代艺术这一专题的复习要重点突破书法（篆、隶、楷、行、草书）、绘画、京剧的发展脉络和各自的艺术特点，适当分析一些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作品产生的原因（尤其以文人画为重点）。在古代文学方面，备考复习首先理清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演变和特点，理解分析其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思想内容。高考考查的意图除了基本知识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的形成与培养。因为学习古代文学艺术不仅有着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与人文精神，增强美感享受，陶冶情操，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高考试题的考查就注重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和文学艺术特点。但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我们首先要强调探究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理解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精神需求，其次要了解其文学艺术特点能够对一些作品的流派风格做出判断。因为历史学习毕竟不是文学艺术欣赏，各有侧重，因此在复习这一内容时要注意把握重心的策略。
二、以理论指导加强理解，总结规律认识
高考考查的内容除了基本史实外，还包括一些历史理论。历史理论是帮助准确理解史实的武器。科技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近几年的高考试题较多考查了各自不同文学艺术反映特定社会现实，从能力要求来看不仅是基本史实的掌握，还有对“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这一理论的应用。在分析文化发展的背景时要运用这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认识一些文化现象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对白蛇传这一民间传说故事的考查在于让学生了解这一故事反映的市民的的价值取向（思想上对“自由、正义”的诉求），要求学生运用这一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宋代对人们的道德约束的加强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市民队伍发展产生的思想诉求。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因此我们要从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理清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各代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成就基础上得到发展。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复习，我们要进一步理解清楚各个时代文化的特色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在古代文化发展中，汉赋与楚辞、小说与传奇、话本之间都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在搞清楚古代各个时代间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就能够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创新发展。
例1 古人写字用黄纸，写错了，就用黄色的矿物颜料“雌黄”涂抹后重写。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后人把那些不问事实，妄论一番，轻易下结论，称之为“信口雌黄”。“信口雌黄”这一现象说明（ ）
A.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B.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开始走向结合
C.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D.古人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和成语“信口雌黄”是关键信息。矿物颜料“雌黄”类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说明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语“信口雌黄”丰富了汉语，所以说纸的应用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刷术，也没有提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或科技的传承创新问题。
答案 C
点拨 综合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主要是围绕四大发明命题，所以我们在学习此内容时应该多留心。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选择题注重对获取信息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认真阅读材料是做好材料题的基础。在阅读时要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其次要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将材料反映的内容同相关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例2 《十袈斋养新录》载：“自明以来又多一教……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与这段记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阳明《传习录》 B.文征明《点阐贴》
C.顾炎武《日知录》 D.吴承恩《西游记》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分析和理解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说自明朝以来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联系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说这种世俗文化。
答案 D
点拨 有关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给解题增加了难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时，经常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做题时要打开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围。以本题为例，联系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助于我们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说，语言使人类别于兽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语言的产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创造是文明的奇葩。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下面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说法错误是（ ）
A.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B.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C.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发达的汉字是分不开的
D. 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文化不能记载和传承，A项正确。汉字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比如书法艺术，唐诗、宋词、对联等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寓于汉字当中。汉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B项正确。语言无优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而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是一种发达的文字系统，C项正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发明，其实汉字也是。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等都曾使用汉字，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以下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
A. 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归结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演变这一知识点的掌握。甲骨文和现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据题干图片文字比较可知，甲骨文与现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所学知识，甲骨文是可识读的文字，楷书之前是隶书、小篆，楷书工整规范，“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指的是行书或草书。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sciences（学科），没有science（科学）。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什么问题（ ）
①古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 ②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 ③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国社会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讨，不重视对自然的探求，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国古代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时代特点，如“宋人尚意”，即通过字体书写，表现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图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就很能体现“尚意”的特征。这幅作品字体的特点是（ ）
A. 字形方整，笔画平直稳重
B. 字形扁方，笔画平稳舒展
C. 字形严谨。笔画密集繁复
D. 字形多变，笔画简约流畅
3.苏轼对下图评价：“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由此可见该作品（ ）
A.追求布局严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响
D.注重诗情画意
4.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材料主要说明（ ）
A.戏曲最初在民间街坊兴起
B.戏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C.戏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D.戏曲剧本主要由历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对汉族诗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是（ ）
①“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②“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国文学主流的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曲——小说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 ）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③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④城市经济的繁荣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关键词】 知识经济 教育目的 教育改革
我国大力推行了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中所强调的创新素质，既是对应试教育的改革，也是知识经济对人才最根本的要求 但是， 学校教育却开始走向另一个误区，将素质教育视为就是取消考试和大量减轻知识量的教学。其实，考试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只要作出科学的安排，不仅不妨碍人才的培养，反而有利于激励创新人才的脱颖丽出。这种教育也是很难培养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人才来的，教育必须要作相应的改革。
一、对知识经济的简介
知识经济是世界经合组织在1996年最初提出，其实在此以前， 就有人用 信息经济 、 高技术经济 等等来表示知识经济。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发现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靠知识的增长程度。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高起点的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提供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总书记曾说：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期流，乘势而上。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作为造就主导知识经济发展的人才的基础工程的教育，为此，救育改革必须要体现知识经济对其的新要求，而要谈教育改革就应首先了解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作用。
二、教育目的是我们探讨改革教育的依据
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将不再是消极地顺应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将因为其独特的作用而由过去的社会边缘地位转变到社会的中心地位。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引导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教育通过提高传播知识的效率来提高知识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生产率为标准的经济，知识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知识和信息的创新和传播。教育作为联结知识信息创新体系和应用体系的纽带，是知识和信息的重要传播途径。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传播知识的效率来实现其引导经济发展。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将成为创新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基地。教育机构通过创新知识和信息来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同时教育机构在不断创新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使自身走在为人类发展解决面临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
从教育培养人才的意义上来说。教育引导知识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目标上即教育目标上。要充分认识教育对知识经济的引导推动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目的的结构。
所谓教育目的的结构是指。教育目的的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教育目的一般是由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规定和人的身心素质的规定两部分组成。教育要对学生的技能素质和身体素质作出规定。计算机和网络将成为知识经济的基本生产工具，它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技能素质要求。身体素质作为其它素质的载体，也因为知识经济的到来显得日趋重要。
教育对人的身心素质的规定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它要求教育以培养人才合理知识结构来达到促使凡才全面发展的目的 合理知识结构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理性基础。不过， 教育对人的身心素质的规定并不是平均的，应该有所区别。知识经济时代，在人的素质构成中，创新素质关系到知识和信息能否得到不断创新，是经济能否不断发展的关键。而道德素质和审美素质是知识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因此，教育在对人的身心作出规定必然要突出对创新素质、道德素质和审美素质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目的是：教育在着眼于人才合理知识结构形成的基础上，相对突出对人才创新素质、道德素质和审美素质的培养，促进人才创新，道德、审美、技能及身体等素质的全面发展，使人才成为具有良好个性素质的社会主义知识工作者。这一教育目的是我们探讨改革教育的依据。
三、在教育目的下的教育改革方向
这一切归根到底是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否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改革就是要使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具有各个方面素质要求。面对知识经济的教育改革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教育改革至少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1、教育必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由青少年一次性教育向终身多次性教育转化一次性教育远不能满足知识和信息的不断增长对人的要求，相应地要求人才必须终身经常性地更新自身的知识和信息结构。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走在知识和信息的前列。进而发挥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有人曾统计： 学生在校所得的知识，仅占一生所需知识的10% 。绝大部分要靠他们就业以后通过继续学习和探索去掌握。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者将从以往的。要我学习 转化到。我要学习，以讲授为主的教育方式将向学习者自主获取知识的方式转化。终身教育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主流。
单一的学校教育远不能满足和适应终身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必然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网络教育是其必然的选择途径。在教育网络的支持下，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教育网络进入网络大学， 并按照自己所要求的学习模式 学习内容等来接受领域最有权威的教师的指导。学生通过网络大学所提供的简介可以很容易知道自己将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是否对自己有用，并可以通过与其他教育内容的比较来选择更适合自己需要的内容。
2、教育必须做到国际化和民族化的整合
整合是指一种使某种物质中各种特质编排组合成具有特定系统的功能。 以知识、信息为基本生产工具和全球化发展的知识经济决定着教育必然走向国际化。学生只有在开放的国际教育空间、时间中才能获取到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和信息，学生也才能创新知识和信息，进而推进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只有走向国际化才能使所培养的人才具备参与世界竞争的素质。一个封闭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知识经济所需的具备全球化素质的人才来。而作为个性化的知识经济则决定教育必然要走向民族化。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只有与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国际性的内容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教育理论要能被国人所接受，并不完全取决于教育理论的工作者所设计的教育理论如何完善，教育理论的表达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教育理论的成功背后都是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教育只有体现民族化才能使教育理论得到实施的可能。
谈教育的民族化就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中华儿女常以龙的传人自居自豪。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已作为一种特质注入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文化。实质上，儒家文化是一种促成人格形成的文化，是一种教人如何做人的文化。
3、教育必须由过去的注重知识量的传授逐渐向注重人才各理知识结构的培养转化，以促使学生合理素质结构的形成
人类知识总量每5年增长1倍。这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自己能掌握一切知识，教育也不应该是将一切知识教给学生。而且人才创新素质、道德素质和审美素质的形成必须人才合理知识结构为基础。教育不是将大量的知识传授给人才，而是要着眼于人才合理知识结构的培养。合理能力结构的培养，促进人才全面素质的发展。
4、教育必须注重人的责任要求和个性要求的整合
个性化要求将被提到更高的地位。教育必将人的个性化要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教育过程必须体现人的个性化要求。
应当看到，知识和信息是中立的，它既可被利用来造福人类，也可被利用来毁灭世界。要将知识和信息引向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拥有知识和信息的人才具有良好的素质结构。任何人都无法对不断创新的知识和信息作出教条思维的规定。这要求个体在利用知识和信息来满足个性要求时，必须自觉地体现人的社会责任。
四、结语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的地位尤为重要，如何将教育的目的与改革充分的融合，是做好教育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袁正光.知识经济的基表特征电脑世界，（J5）
关键词：古代契约；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3502
我国古代契约法律观念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封建统治者努力寻求各种方式对老百姓进行有效统治相对应，民间社会一直都在寻求一种自力解决各种纠纷的途径。汉代时，民间社会就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说法。
1 中国古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嬗变
我国古代契约法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发展的晚期，契约观念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契约的法律雏形就开始出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古代契约法也开始逐步完善。在整个世界的契约法历史中，我国古代契约法具有独特的特点，值得我们现在加以认真的对待和研究。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在西周时期，当时人们把民事契约称为“傅别”、“书契”或“质剂”，相应的，西周统治者为了管理的方便，在官员设置上设有专门的官员对契约行为进行管理，这种职位叫做司誓、或者是叫做司约、司盟，同时在一些商业中心，为了交易更好的进行，西周统治者在市场内设立了相关的市场管理者，这些史实充分的证明了在西周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对认识到了契约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契约不仅对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深入影响，而且对统治者维护有效统治都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必定要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还只是契约的一种最初雏形，它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专制统治，土地成为了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官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契约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相比西周时期，在西汉时期，当时的法律允许将土地、奴婢等做为交易的客体进入到市场进行买卖，这种变化无疑对契约的要求大大提高，契约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了，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经过广泛的考察后，认为汉代契约文书格式对以后各封建朝代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契约的使用涉及日常用品到土地，汉代契约格式里都有当事人、地点、证人和固定的立约程序等内容。
三国两晋至唐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也都十分活跃。在民间，契约的种类十分的繁杂，除买卖、借贷、租赁契约这些形式外，这个时期还存在着诸如雇佣、寄存等契约形式。唐朝的法律还规定，契约是债务发生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涉及到田宅、奴婢、大牲畜的买卖，订立契约是法定程序，而且此契约须经官方“公验”。土地买卖“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否则“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规定与西方法律发展史上的发展是很吻合的，这也间接的证明了契约的观念在中西法律发展史上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宋元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反映，此时的契约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已经显得是比较成熟了。其原因，一个是因为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治国观念有所改变，统治者开始注意义利并重，不再片面的强调义的重要性而忽视利的重要性，在世俗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重视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主张官商共利。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唐朝实行的“永业田”、“口分田”制度在唐朝末期由于战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非常严重，这些情况直接导致北宋的土地商品化以及土地租佃制度的普遍确立。相应的，以房屋土地交易作为中心的民事性契约制度就呈现出一种程序严格、规范繁杂的独有特点，对契约格式的要求更高，契约格式也日趋完善和规范，这种变化使得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和管理更加方便有效。通过印制统一的买卖契约格式，北宋统治者既从中获利也为民间的交易提供了一种范本，北宋的契约更加规范合理，对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宋契约订立程序更加科学合理，它体现在订立契约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般订立契约时，契约订立的当事人要按照“先问亲邻”、“输钱印契”、“过割赋税”“原主离业”等要求来做，这既可以体现出契约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也体现出北宋时期民间商品经济活动的频繁性。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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