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1 17:27:25
导语：在金融监管思路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从1997年颁布《证券法》，到权证交易、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一系列交易类型的推出，金融产品随着资本市场创新而不断丰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产品的法律监管还只是具备基本形式，行政监管能力、司法保障能力、集团诉讼程序保障机制、投行风险内控机制等付诸阙如或者执行不力。“庄家”、“操盘”等明显带有市场操纵性质的语言符号已经成为常态行为。
笔者认为，监管机构应当通过循序渐进的执法查处一批金融欺诈案件，彰显监管能力，重拾市场信心。
在金融监管以及金融诉讼的框架下解决各类金融产品纠纷，是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市场自身纠错能力的体现，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也是金融产品获得投资者信任的最优途径。
具体优化路径
理性对待新型金融产品
监管层应当以积极态度面对证券公司推出的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危机后，公众对金融衍生产品极度反感。实际上，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并没有错，它不仅是一种高度有效、提升金融稳定的工具，而且也是丰富公众投资渠道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应当重点关注的是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发挥其市场功能，抑制其不当应用后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对于新型金融产品的监管，应当疏利堵弊，而不应基于恐慌心态而不予发展与培植。
强化市场监督力量
积极发挥独立研究人员的市场监督作用，对金融业务进行外部独立监督，对于保证市场的透明与公平具有重大意义。资本市场价格本身所具备的风险提示能力以及由独立研究人员或者市场专业人员发出的预警信号是提前识破金融骗局的重要途径。虽然市场具有盲目性，但也具有自主预警机制与纠错功能。当行情暴跌且基金赎回潮逐渐显现时，欺诈性金融产品的制造者仍旧提供与市场价格不相吻合的相关数据，就能够提示投资者应当进行进一步核实或者立即抽身逃离。资本市场上的独立研究人员以及分析人员能够起到“泼冷水”的效果，投资者以及相关金融证券监管部门应予以充分关注。
完善救济制度
在个别投资者发现金融机构推出的产品有欺诈嫌疑但无力追究时，可以联合聘请律师提起集团诉讼，在引起资本市场与监管部门关注的同时，及时通过合法途径弥补损失。金融监管部门的执法性监督并非保障金融产品规范交易的单一化途径，充分利用法律服务机构、独立审计机构等救济力量，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免受金融欺诈的困扰。
面对各类金融产品欺诈案件，监管力度最大、效率最高的美国证监会在很多时候也未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可见，执法性监管具有反应迟钝的弊端，有必要通过多渠道的力量进行补充。应当对金融产品进行独立审计，特别是在受托进行资金管理的行为人或者公司自行聘请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充分发挥金融律师的作用，建构中小投资者委托权征集机制，在形成较大救济规模与能力的基础上，发起针对金融机构违规销售金融产品侵犯投资者权益的集团诉讼，能够相当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借鉴国外最新监管思路
2010年7月22日，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法案》对金融产品市场做出了新规定，在美联储创建消费者保护机构，对包括购房贷款和信用卡产品在内的所有市场进行监督。
中国与美国的金融实务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美国金融业高风险衍生品较多，中国金融业产品创新程度不高，金融业务相对稳健。这也决定了中国金融监管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法案》的操作办法，但《法案》设定的规则及优质内核，值得借鉴。
强化对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力度
《法案》第三部分第九章“投资者保护与证券规范完善”对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进行了相当完善的制度设计。该章要求设立投资者咨询委员会，优化投资者抗风险压力测试规则，加强金融中介机构的诚信义务，强化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与执行能力，调整与消解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产品承销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等。上述规定为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优化金融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的规范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改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结构
《法案》对于金融机构高管天价薪酬问题提出了解决路径。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数额与发放办法上，赋予金融机构股东更完备的决定权，改组金融机构薪酬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将薪酬委员会委员均设定为机构外部的独立人员。同时，赋予金融监管当局中止金融机构不正当薪酬发放方案的权利。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银行已经通过上市逐步成为公众公司，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发放方面，理应借鉴上述监管思路，优化薪酬委员会组成的独立性与外部性，对巨额薪酬发放方案进行合理监管。
完善金融产品销售与购买环节的金融监管
《法案》要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保障美国金融产品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得到全面且准确的信息披露，杜绝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销售环节出现欺诈性条款，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遏制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
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具有独立的监管权，有权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等销售金融产品的经营主体。
中国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制度基本处于真空状态，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针对金融产品消费的特殊性设置法律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无法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实践中出现不少金融机构故意隐瞒风险、设计复杂条款迷惑消费者等案例，但投资者无法在法律框架下维权，这凸显出现有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结构。
【论文摘要】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类投资增长较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从资金供给情况看，农村经济直接或间接融资都存在障碍。资金供给增长不快，资金供需缺口较大，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农业经济资金供需状况的实证研究，对农户“贷款难”及农村金融约束进行相关分析，进而提出加快金融立法，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等建议，以期破解当前农村金融现状之困局。
近几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及政策措施特别是随着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对 “三农”问题的关注与政策研究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各类投资增长较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从资金供给情况看’农村经济直接融资依旧不畅，间接融资也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而出现金融主体缺位、存款外逃、信贷紧缩等问题，导致农村经济资金供给增长不快，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供需缺13日益增大。笔者通过对当前农业经济资金供需双方情况的考量，提出一些想法，以期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有一些参考作用。
一、 当前农业发展资金需求变化趋势及特点
我国农业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以农作物种植业和禽畜养殖业为主，后期进入小规模农业发展时期。“九五”以来，主要发展特色种养和农产品加工的订单农业，逐步向产业化农业阶段发展。
1．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供需变化
在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业和禽畜养殖业阶段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式发展，小规模农业发展时期也是以货币缓慢积累和滚动发展为特征，伴有少量的民间信贷，基本上没有银行信贷。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部分农户开始贷款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特种动物养殖项目，后期进入发展特色种养业和农产品加工的订单农业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户和私营加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信贷资金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一种主要融资方式。近几年在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资金的需求量逐渐扩大，农业内生性积累根本无法满足发展需要，只能依赖银行和民间资金来发展。据对某地 100户农业企业和l000户农户问卷调查，1987年前基本上没有银行贷款，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和民间信贷来发展生产，1996--2005年银行新增贷款平均增幅24．45％，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由27．19％上升到61．83％。
2．"-3前农业经济资金需求特点 一是农户的资金需求单笔数额小，户数多而分散，资金使用周期较短。多数是一些从事农副产品粗浅加工的个体加工户，经济作物种植户和畜牧养殖户，以及一些小型个体运输户和经商户，资金需求一般在5一lO万元，资金使用周期多在一年左右。二是农业大户的资金需求单笔数额较大，户数较多，资金使用周期相对较长。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私营加工企业、特种作物和动物种养大户、订单农业的季节性收购企业等，其资金需求一般在2O一100万元，资金使用的季节性较强，使用周期在一年以上。三是龙头企业的资金需求数额大，户数小，资金使用周期长，主要是一些与大户和农户签定契约，依靠他们供给原料进行生产的龙头企业，以及一些自身投资建设基地提供生产原料的龙头企业，资金需求一般在500--1000万元，资金使用周期多为两年以上。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资金需求现状分析
从相关调查结果看，60．6％的农户有资金融入需求，32．7％的农户获得了信用社等正规渠道贷款，信用社对有金融需求农户的贷款满足率达到48．4％，实际获得信用社贷款的农户占申请过贷款农户的比重为74．2％。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对农户信贷需求满足还远远不够，一是有现实的信贷需求却不能获得正规贷款；二是虽然获得了正规贷款，但正规贷款的规模小于实际资金需求规模。根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2001--2004年有现实借贷需求即发生过借贷行为的农户中，没有获得正规贷款的农户占42％，有借贷需求且最想从正规金融借款的农户中，没有能够获得正规贷款的农户占到了40．4％，在获得了正规贷款的农户中，35，6％的农户认为正规贷款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当前农户贷款难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贷需求缺口大
农户期望的借款规模往往明显高于实际的借款规模，很多农户受到信贷规模的约束，大额的信贷需求不容易获得满足。
2．贷款成本高
农业生产的效益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业借贷的收益率相对较低，过高的利率必然给农户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据调查，34．6％的农户所能接受的最高借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2，25％；64．9％的农户所能接受的最高借款利率低于人民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5．58％。这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农户的金融需求不具有市场有效性，难以通过市场性金融满足。调查表明，信用社贷款的平均利率为6．42％，不仅高于其他银行利率，甚至还高于一些民间贷款的利率。而农户可接受的最高借款利率平均值仅为5％，很多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超过了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
3．贷款期限不合理
农户资金需求表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对资金需求的频率高、时间紧，大多数农户希望的贷款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上，而且考虑农业经营的风险性比较强，农户更希望期限上适当放宽。信用社的贷款期限是按年度计算的，一般是年初发放，要求年底还款，但通常当年收获的农产品在年底还不能够完全卖出，农户很难有资金还款。
4缋款手续繁琐
目前，信用社的贷款程序复杂，审批时间长，有些贷款审批下来已经贻误农时，使农户融人该笔贷款失去意义。
5．难以满足抵押和担保条件
目前，大部分信用社贷款的最主要抵押物是房产，但住房作为农户基本生活保障又很难被剥夺，因此，农户住房用于抵押的意义很有限。银行存单也可用作农户贷款的抵押资产，但一般需要贷款的农户往往又缺乏自有储蓄，故大部分信用社存单抵押都是借用他人的存单。同时，目前大部分信用社都是需要担保的，通常只有关系比较好的人才会答应做担保人，一般都是亲戚朋友，而且担保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有不少农户认为，与其找经济比较宽余的亲朋好友做担保人，还不如直接向他们借钱来得方便。而信用社所开展的联保贷款业务也面临成立联保小组困难的问题，目前使用小组联保的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很小一部分。
6．农户对获得正规贷款缺乏信心
目前，大量农户因为对正规贷款不抱乐观预期，因而没有尝试过申请贷款。据有关调查，在1053户从未申请过贷款的农户中，179户农户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关系而没有进行贷款申请，占l7％；117户农户因为不懂正规贷款程序而没有申请，占11．1％；62户农户因为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信用社的抵押和担保要求而没有申请，占5．9％。
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约束原因分析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我国农村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与其在GDP中的份额极不相称，同时，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已严重影响了农村投资和资本积累，加剧了农村“贷款难”，这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障碍。不可否认，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政府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及各家商业银行巨额的储蓄存款余额足以证明我国不再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故当前农村金融流动性紧张，显然不能以金融供给短缺为借，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约束一定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
1．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
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重要变革一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都采取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变革后的我国农村经济形成以个体为基础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但由于农业经济比较利益低下，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大经济战略部署，我国也是如此，所以，历次农村金融制度变革都选择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其实质是以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方式，而并非农村经济个体的自主选择，更多地体现了政府意愿。
2．金融机构定位不明
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农村机构网点，上收贷款权限后，邮政储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家金融机构中只有农村信用社是真正扎根于农村，但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由于存在对农村资金投放不足、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不良贷款率较高、股权过分分散、风险共担机制未形成等方面的缺陷，其服务“三农”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成立的初衷是“自愿、互助、民主和低盈利性”，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合作金融方面的法规，《商业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并不适合农村信用社，再加上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明晰，使得该机构从诞生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干预贷款现象屡有发生，在资金的运营上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而在一定程度上漠视农户的经济需求。
3．民间金融排斥在体制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农村快速发展，多元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对资金产生了多样化的需求，虽然民营经济已经覆盖了大多数经济领域，但涉足金融行业却面临着极高的门槛，国家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结果是农村金融市场被国有银行及信用社垄断，多元化的资金需求只能由单一的国有部门满足，尽管民间金融市场存在缺乏还款约束机制、信用范围狭小、借贷利息高、抗风险能力弱等种种弊端，但它却能有效地解决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抵押物估价、非生产性借贷等难题。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虽不被政府认可，却在政府的屡次禁令中或隐于地下，或改头换面，并逐步侵蚀着银行贷款在农村金融中的份额。据有关调查显示，从农户现实的融资行为上看，其融资优先次序依次为亲友借款、正规借款和市场性非正规借款，农户所有借款中非正规借款占到了62．13％，亲友借款是农村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融资方式，农户所有借款中亲友借款占到了58．1％，68．1％的农户有亲友借款；企业所有借款中亲友借款占到了38．8％，24％的农村企业有亲友借款。
4．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传统农业作为高风险的产业，不可能依靠纯粹的市场机制获得其需要的资金配置，必须依靠市场1；01，的力量获得金融支持。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制度已见雏形。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特殊的小农经济模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城市金融改革进程，导致了市场为主导的城市金融和政府为主导的农村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由于小农经济对资金需求的细小化以及小农经济本身所蕴含的风险性与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目标所追求的资金运营规模化和安全性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中金融网点的收缩和农村金融的萎缩。可见，农村金融体制已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
5．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低
我国农村许多地方还停留在“自然经济”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落后状态，商业化程度低，导致货币化程度不高，也正因为如此，商业信贷活动在农村的开展面临着相当的困难。如，农村金融中存在一个很突出的抵押物问题，银行不愿意接受农村客户提供的抵押品(没有房产证的房屋，小企业厂房设施，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双方在估价上差距甚大，即使银行接受了这些抵押品，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抵押品拍卖市场去处理。可见，农村金融约束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市场问题，还牵涉到农村的经济模式。
四、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政策思路
1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
西方国家基本都有《合作金融法》之类的合作金融专门法律制度，而我国发展合作金融五十多年却没有《合作金融法》，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上的重大制度缺陷。要依法引导和管理合作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合作金融立法上至少应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以便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有法可依；二是立法思想应体现“解放思想，突破创新”的要求，打破陈腐观念的束缚；三是放宽农村合作金融标准，发展符合农村实际需求的多种合作金融形式；四是要突出“增量渐进式”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思想，对增量要积极扶持，鼓励创新；五是“支农”应体现“资金支农”一元化判断标准，即只以资金支农效果的好坏作为判断合作金融发展成败的依据。
2．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1)明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支农方向。在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国家以实拨资金兑付央行票据等形式来消化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包袱，目的在于让其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针对当前部分农村信用社的 “弃农进城”战略，政府应在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突出其支农方向，可对其提出投放农户贷款和农业企业贷款的比例要求，利用其机构多、人员足的优势做好小额贷款的零售业务，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所需。
(2)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重要功能。非粮食种植重点地区的农业发展银行应该让其承担部分支农政策性贷款业务，从而弥补市场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支持农业经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意图，在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增加农村经济信贷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3)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可以尝试通过利率适度放开机制，吸引其他银行对优质农业项目进行资金投放，拓宽农业与金融合作的空间。
(4)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目前，在农村的正规金融渠道受到诸多约束的条件下，可适当鼓励和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重点引导发展小额借贷业务，使其逐步成为正规金融小额信贷的有益补充。
3．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农村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有效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风险最小化和可持续经营。一是可以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调整贷款期限，增加中长期贷款的投入；二是根据农户借款的用途设置不同的金融产品，根据不同的需求特点为不同贷款设置不同的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三是创新担保方式。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是一种有益的金融创新方式，在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的同时，社区内信用监督以及“联保”的约束机制提高了贷款的回收率。同时，政府应该主动为农村设计并提供金融衍生工具及投资组合和风险管理策略，从而更加有力地支持农村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
[1]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U]．金融研究，2005，(2)
【论文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估计偏高,因此影响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本文讨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如何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应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王佳佳.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理论界, 2009, (01)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 金融监管 变革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功能的贯通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信息技术成为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新型金融模式兴起也给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制运作提出了诸多难题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审视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点以及它对金融监管模式运行的潜在冲击。要明确辨析“分业监管”和“集中监管”，“主体监管”和“行为监管”等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之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前瞻性、实用性与兼容性，以此回应当下关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种种争议。
一、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及其监管挑战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运行中的信用风险逐渐暴露，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事件，这在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对政府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能提出进一步要求。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环境中具有以下特点：
（一）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性
互联网时代提供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使得信息资源的公共属性突出。金融作为一种信用活动，发生了“金融脱媒”，去中介化现象。
过去，由于企业融资需求的信号难以及时、准确地直接传递至投资者，投资者进行资本借贷前的搜寻成本比较高，需要金融机构作为机构行使职能。但互联网时代下信息资源的广泛流动改变这一境况，它降低了投资者的搜寻投资目标的难度，推动了金融体系由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演变。
（二）信息资源支配的地位不对称
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它信息支配的优势地位与传统金融企业更为强大。它“去实体化”的经营模式，意味着其逃脱监管体系的能力大大增加，也缺乏强制公开制度对信息披露机制进行约束。这一境况所形成的后果是，市场上所散布的有关融资机构的信息一般都是积极反馈而缺少消极反馈。因此，往往只有到达资金链断裂的临界点，市场在短时间内爆发大量负面信息，形成连锁式的挤兑现象。
（三）市场准入门槛较低，金融机构资质严重不足
互联网金融包含“互联网”与“金融”两种特质，但金融功能应当起主导地位，网络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手段。现实中却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互联网金融不是金融企业的“网络化”，而体现出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金融在注册资金、资质审查、负债比例方面有诸多要求但互联网企业所对应却是包括低门槛，“短平快”等经营理念。以互联网企业思路经营金融业务，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原罪”。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推动金融普惠进程的同时，使金融市场上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且未建立成熟金融规范系统的互联网企业盲目从事金融业务，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上信用风险扩散。
互联网金融的特性产生了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它可以被概括于如下方面：
（一）平衡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供给不足
面对融资活动中缺乏信用担保的情况，不少融资平台为拓展业务，使用承诺投资者刚性兑付、回购等方式来回避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对此，监管机关也尚未建设良好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强行性规范加以规制。
（二）面向金融机构主体的监管模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
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面向数目较少，体量较大，资质经过严格审查的金融机构。但是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机构数目迅速增加，体量缩小，资质不足。在此情形下，原有的主体监管金融监管模式难以被有效实施，如何实现将分散性质明显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轨道，这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监管所要面对的问题。
三、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对于金融监管提出的一系列挑战。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时代背景，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当在理念、以及实践上应当回答以下问题：
（一）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
根据2015年7月18号，《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所指出，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仍然依照“一行三会”“四龙治水”的分业监管。但是，面对互联网金融所体现出的特点，许多政府官员与学者主张于互联网金融部分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越发体现混业经营的特性，互联网技术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产品同时体现出支付、理财、信托、担保等特点。另一方面，传统金融行业已经体现出混业经营的趋势，而互联网加速这一趋势的生成。因此，面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呼唤“大监管”的思路。
（二）主体监管还是行为监管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的“双峰监管”（Twin Peak）的监管理念受到重视。其系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结合，前者系一种传统上的监管理念，体现于维护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的稳定，一般以不公开方式进行。而后者则是旨在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通过对金融消费者合理权益的保护，客观上达到降低金融风险之效果，一般以公开方式进行，达到弥补传统的审慎监管不足的功效。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金融脱媒”、直接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的轻量化趋势使得面向特定数目的审慎监管无法满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现实需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势应将重点落于直接金融的消费者身上。在此情形下，应秉持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原则，由“供给者监管”向“需求者监管”改变。
（三）如何平衡信息不对称
关键词: 金融混业;机构监管;功能监管
一、金融经营模式及其趋势分析
金融业是主要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构成的一个大行业。其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金融业内的经营者(即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小行业内经营,也可以在这个大行业内跨各小行业经营,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
在20世纪,世界金融业先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由于早期证券业不发达,银行业承担主要金融业务,世界各国金融业大多实行混业经营。而在1929年,美国爆发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混业经营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美国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混业经营一统天地下的格局被打破,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分业经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银行、证券、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随着新的竞争者崛起,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许多国家又逐步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英国在1986年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形成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日本于1998年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限制,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禁令,旨在推进日本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过渡。东欧转型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转型之时就实行了混业经营。1999年11月4日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和《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通过,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已基本完成从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向较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转变。
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大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当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分业经营的前提。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业的渗透,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替代,使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日益艰难,为了拓展业务,开发新收入,需要多元化经营。第三,国际竞争力的加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推进了银行全能化,分业经营束缚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分业经营已经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办法,甚至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
二、金融混业经营下监管体制的选择
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前文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从目前全世界金融业来看,混业经营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然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仍实行多元化分业金融监管机构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前提下,监管体制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监管指由一个监管当局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的制度安排。功能监管指由多个监管当局按照监管对象的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就某方面的业务活动及由其引起的风险进行监管的制度安排。前者的好处是有利于控制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后者的好处是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具有跨产品的复杂特性,其风险来源比较复杂,单纯的功能监管可能忽略了由产品的复杂特性引发的风险,不利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总体水平的控制。但是简单的统一监管也越来越不适合金融产品复杂化的形式,因而理想的监管体制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体制,具体地,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以在功能监管体制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以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
所谓功能性统一监管或统一性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关注总体金融风险的监管理念。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其优点主要是:(1)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2)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3)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即是依据功能性监管的思想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全新的设计。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在为银行设置全球性的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时也采纳了功能观点。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进展
1. 我国金融业的运行态势。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格局,但事实上,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地冲击着分业经营模式。早在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集团以及平安保险等公司,目前都在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而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光大集团目前已经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已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实际上已经是一家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在1999年,我国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赋予其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任,并指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除股票二级市场外,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其中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针对逐渐出现的混业经营局面,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从政策上已打破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业之间的资金壁垒。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
2. 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的评价。
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轨迹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来看,金融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阶段实行分业监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相距甚远,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运用分散金融风险工具的经验,监管的综合型技术人才缺乏。因此,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可以在各自特定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但是,在我国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业渗透现象不容忽视,而且随着混业程度的不断深入和广泛,现行体制下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方式会不断降低效率。
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基本情况是:(1)不良资产比例(高);(2)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情况(多);(3)金融机构违规行为普遍程度(高);(4)金融案件发生比例(高);(5)支付系统的稳定性(稳);(6)资本充足率(低);(7)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真实性(低);(8)国际评级(中等)。由此可见,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效能是较低的。
3. 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现代金融业务刚刚起步,金融市场仅初具规模,许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已是很平常的金融工具在我国还没有推出,现有的股票交易还很不规范,短时间内还难以突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我们的许多金融问题还局限在机构内部苦苦寻求解决的方案,譬如,银行的坏帐问题还只看作是企业体制不对、银行审核不严的问题,没有从银行存贷业务的风险收益的对称性上找问题,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除了中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量的银行坏帐,没有深入研究银行现有的存贷业务结构可以抵御非系统风险,是否可以抵御系统风险。因此,基于功能观点的理论对我国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解决、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另外,现阶段对功能性监管理论的研究还只限于借鉴国外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大部分的论点还缺乏理论模型和实证的检验。而作为我国现实问题,这方面更是缺乏实践研究,就难以发现这一理论应用在我国是否具有实际绩效,以及对功能性金融监管在我国面临的各种可能障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提升功能性监管对我国金融稳健运行产生的作用,都还限于泛泛之谈。因此,我们的工作可以从中国的现实性出发,建立提供金融功能的机制与设计出可行的步骤,并用实证分析得出其作用发挥的绩效,指出改进其作用的思路。
四、总结
金融监管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功能性金融监管取代传统的机构性金融监管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给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它兴起的必然性和模式方法的选择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吸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其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才能真正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带来新的可用思路。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混业；机构监管；功能监管
一、金融经营模式及其趋势分析
金融业是主要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构成的一个大行业。其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金融业内的经营者（即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小行业内经营，也可以在这个大行业内跨各小行业经营，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
在20世纪，世界金融业先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由于早期证券业不发达，银行业承担主要金融业务，世界各国金融业大多实行混业经营。而在1929年，美国爆发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混业经营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美国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混业经营一统天地下的格局被打破，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分业经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银行、证券、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随着新的竞争者崛起，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许多国家又逐步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英国在1986年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形成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日本于1998年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限制，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禁令，旨在推进日本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过渡。东欧转型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转型之时就实行了混业经营。1999年11月4日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和《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通过，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已基本完成从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向较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转变。
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大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当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分业经营的前提。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业的渗透，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替代，使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日益艰难，为了拓展业务，开发新收入，需要多元化经营。第三，国际竞争力的加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推进了银行全能化，分业经营束缚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分业经营已经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办法，甚至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
二、金融混业经营下监管体制的选择
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前文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从目前全世界金融业来看，混业经营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然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仍实行多元化分业金融监管机构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前提下，监管体制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监管指由一个监管当局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的制度安排。功能监管指由多个监管当局按照监管对象的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就某方面的业务活动及由其引起的风险进行监管的制度安排。前者的好处是有利于控制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后者的好处是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具有跨产品的复杂特性，其风险来源比较复杂，单纯的功能监管可能忽略了由产品的复杂特性引发的风险，不利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总体水平的控制。但是简单的统一监管也越来越不适合金融产品复杂化的形式，因而理想的监管体制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体制，具体地，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以在功能监管体制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以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
所谓功能性统一监管或统一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关注总体金融风险的监管理念。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其优点主要是：（1）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2）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3）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即是依据功能性监管的思想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全新的设计。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在为银行设置全球性的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时也采纳了功能观点。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进展
1．我国金融业的运行态势。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格局，但事实上，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地冲击着分业经营模式。早在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集团以及平安保险等公司，目前都在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而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光大集团目前已经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已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实际上已经是一家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在1999年，我国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赋予其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任，并指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除股票二级市场外，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其中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针对逐渐出现的混业经营局面，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从政策上已打破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业之间的资金壁垒。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
2．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的评价。
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轨迹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来看，金融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阶段实行分业监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相距甚远，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运用分散金融风险工具的经验，监管的综合型技术人才缺乏。因此，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可以在各自特定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但是，在我国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业渗透现象不容忽视，而且随着混业程度的不断深入和广泛，现行体制下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方式会不断降低效率。
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基本情况是：（1）不良资产比例（高）；（2）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情况（多）；（3）金融机构违规行为普遍程度（高）；（4）金融案件发生比例（高）；（5）支付系统的稳定性（稳）；（6）资本充足率（低）；（7）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真实性（低）；（8）国际评级（中等）。由此可见，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效能是较低的。
3．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现代金融业务刚刚起步，金融市场仅初具规模，许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已是很平常的金融工具在我国还没有推出，现有的股票交易还很不规范，短时间内还难以突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我们的许多金融问题还局限在机构内部苦苦寻求解决的方案，譬如，银行的坏帐问题还只看作是企业体制不对、银行审核不严的问题，没有从银行存贷业务的风险收益的对称性上找问题，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除了中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量的银行坏帐，没有深入研究银行现有的存贷业务结构可以抵御非系统风险，是否可以抵御系统风险。因此，基于功能观点的理论对我国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解决、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另外，现阶段对功能性监管理论的研究还只限于借鉴国外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大部分的论点还缺乏理论模型和实证的检验。而作为我国现实问题，这方面更是缺乏实践研究，就难以发现这一理论应用在我国是否具有实际绩效，以及对功能性金融监管在我国面临的各种可能障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提升功能性监管对我国金融稳健运行产生的作用，都还限于泛泛之谈。因此，我们的工作可以从中国的现实性出发，建立提供金融功能的机制与设计出可行的步骤，并用实证分析得出其作用发挥的绩效，指出改进其作用的思路。
关键词：金融监管 新的理念 对策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成为目前的热点之一。但是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严重地影响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紧跟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并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以保证改革持续推进。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
1 金融监管更强调市场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 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 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来应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的众多因素中，金融监管体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金融监管效率的竞争。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同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围，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仅仅根据监管目标，而不考虑金融机构的利益和发展的监管，必然迫使商业银行为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散失开拓新市场的赢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从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来看，重视市场机制的监管应当是从整体上促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壮大了地方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孕育了市场对金融服务创新的监管需求，而由于金融混业经营、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性、金融资源供给不均衡等原因所导致现行金融监管效能部分失效，更是推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成立的现实因素。一方面，成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是弥补“一行三局”监管盲点的重要措施。目前，“一行三局”的垂直监管一般延伸到县级，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只能延伸到省级。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已经出现“一行三局”监管模式很难覆盖的领域，如民间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金融监管权下放到基层，可有效缩短监管半径，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本地优势。另一方面，成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是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必然举措。地方政府金融办一般归属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立专门金融监管机构的形式对当地经济进行引导和监管，维护地方金融秩序，促进经济、金融健康持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区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与问题的此起彼伏，考验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执政能力。为此，成立一个隶属于地方政府系统的金融监管机构成为现实需要。
二、更名、扩编、增责是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与实现路径
首先，由于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统一性的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故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名称并不统一，如“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监管办公室”以及“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等名称。更名是各地方政府金融办推进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北京市金融办更名为“北京市金融局”，从而，金融监管权也随之得到适当扩大，服务地方经济金融的功能也得到一定健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重视金融协调、服务和培训的职能，密切联系地方金融实际，注重强化金融产业规划、金融政策实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新兴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其次，在编工作人员数量与人才结构是衡量一个组织机构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从全国来看，上海市金融办是较大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机构编制一百多人，可它们感到人手还是不够。另外，江苏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编制数量和职能完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一般地，提供传统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而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则是对地方政府的重大挑战。传统地方政府既缺少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现代金融人才，也缺乏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快速变化，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利用金融这个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充实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编制与人才力量迫在眉睫。第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体制内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规划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大管家、地方金融生态建设的组织者、金融产业布局的掌控人、地方金融监控的防火墙。地方政府金融办重要职责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必定以一定的权责为保障。否则，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金融办正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增责扩权来发挥其重要功能的。例如，温州市于2011年成立温州市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与金融办合署办公，其职能已经由服务、协调两项拓展至十一项，其中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等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进一步向监管领域延伸，使得金融办无疑已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扩权增责与强化协调、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办扩权潮起。2009年上海市印发《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个被外界称为“三定方案”的规定，新增了监管地方金融国资企业、地方各类新型金融企业等职责，从而赋予了上海市金融办更多实权。同年，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3月30日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市）级金融工作局。它改变了过去金融办不在政府序列的情况，其职能也进一步强化。以此为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提出类似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思路，分别将金融办调整为政府直属机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的扩权思维并不应放弃成立金融办的初衷——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服务当地的金融工作。鉴于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形势，地方政府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当地金融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合理、适当扩大权责的过程中，其协调与服务职能更应该得到强化。当然，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服务功能的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通过金融改革创新，采取得当措施，尝试建立“一办一行三局”即地方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证监分局、保监分局、银监分局相互协调、沟通和协作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尤其是要理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地方机构与当地政府金融办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以克服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构建新型地方金融监管打下坚实的信息合作基础，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四、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形成“大一统、小分权”的新型监管格局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教唆，本质是基本矛盾的使然，监管缺失是主要原因。当然，对各种成因仍需进一步辨析。
首先，笃信自由主义理念。美国一直是“自由市场竞争论”的坚定奉行者，崇尚自由竞争是美国治市理念的灵魂所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遭遇的“滞涨”将矛头直指凯恩斯主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为美国金融资本彻底扫除了扩张道路上的制度障碍，美国在一百多年来以来一直执全世界经济执牛耳。然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导向的监管理念的过分推崇给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提供了泛滥的温床，活跃的金融资本掩盖了实体经济的颓废、“喧嚣的繁华”背后实则虚幻的巨大资产泡沫，一场始于对自由主义盲目崇拜的危机正蠢蠢欲动。
其次，对过度衍生的金融创新的坐视与纵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金融衍生工具造成金融监管出现“真空地带”，金融创新最终捅破了与金融危机之间薄如蝉翼的隔离层，在次贷危机中成为众矢之的。金融衍生品的过往功绩如发现价格、规避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等早被喧嚣的漫骂声所淹没，已经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投机工具和疯狂泡沫的制造者。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所说，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创新的错，是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不一致性造成的。我们不能指望理性的经济人在暴利和政府的“纵容”双重诱惑下违背亘古不变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经济学原理而选择继续“理性”。
最后，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使金融监管体系举步维艰。自1929年爆发的“黑色星期一”打破银行业混业经营格局，至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业相互渗透并在市场竞争中互助互进，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所向。但随着许多商业银行加入金融衍生品业务、投资银行的迅速崛起，资产证券化泛滥成灾、混业创新产品大肆发放、信用评级失智跟风，以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为潮流的金融改革使原有监管框架的旧疾未愈又添新伤。纵使美国“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框架为美国金融业的稳定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日新月异的金融业发展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
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危机不置可否的强调着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与其说美国金融监管的重叠与空白之结构性缺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祸根与后续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那么隐藏于结构性缺失背后的政府干预缺失即监管理念的偏颇，更应为此次危机的深层次缺陷。
二、中国金融监管的反思与前瞻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采用 “大一统”金融监管体制及事实上被允许的混业经营，最终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和管理层一系列腐败等威胁金融安全问题。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分业经营的思路并明确银行与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坚定我国坚持分业经营的选择。直至2003年正式形成“一行三会”的“三足鼎立”式金融监管体系。就在我国金融业经营体制经历“先合后分”的同时，以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的主要发达国家又重新回归混业经营模式。在全球金融自由化、一体化的推动下，我国金融创新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各种创新产品也方兴未艾。但监管理念的滞后引致监管缺失不可小视。
（一）金融体系所有权不平衡以及市场参与主体间不平衡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在法律层面禁止民间金融，只允许商业银行或经批准的金融机构从事吸储业务；加之民众偏好存款而非消费、投资的传统，银行成为企业融资的首选，自然也承受更多风险。其次，我国银行是由四大国有银行形成的典型的寡头垄断格局，国家所有权严重介入。因历史原因和较低的金融开放程度造成的金融资产高度集中，外部缺乏竞争压力内部缺乏经营动力，行业集中度高、产品同质化严重，效率低下、积弊难返。再次，国有资本在金融资产“百般受宠”，造成企业间竞争失衡，尤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间竞争失衡。究其原因，我国现行金融市场的融资环境完全是由国家所有权下的国有金融机构主导。
（二）金融市场发育的营养不良及结构畸形
如果说美国是因“金融肥胖”而引发全身疾病急需减肥，那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则属于营养不良和结构畸形阶段。中国在历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受损程度较轻绝非侥幸，而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市场机制不成熟及强制行政权力将己隔绝于世使然。首先，金融市场发展不足，证券化工具等创新技术尚未被广泛使用，在次贷危机中兴风作浪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在国内根本未开发，阻断了危机向中国的蔓延。其次，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我国政府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过程秉承渐进、谨慎的的理念，在中国金融业与国外金融业之间的交易活动中始终扮演“行政性防火墙”的重要角色。中国金融市场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均设有严格的准入制度。最后，对外趋紧的货币政策。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限制固定资产账户等举措均在金融危机中起到防火墙作用，从各方位阻止海外风险的渗透。
（三）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病及监管机构的自身局限
我国“一行三会”与美国的美联储、SEC、OCC、CFTC和州保险机构监管者分属不同监管模式和行政体制。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授予其应有的统领权位。其次， “一行三会”四部门同属国务院正部级单位，缺乏适当斡旋，难以保证执行力。最后，金融监管机构的配合存在巨大缝隙。 “监管联席会议”由于各方不平等、内容不公开等因素而“形同虚设”；《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因松散型的框架性协调机制也沦为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三大机构至今未能建立一种长效稳定的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金融创新时代中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及以金融控股公司为典型代表的金融混业雏形造就的“宏观分业，微观混业”的局面，如何监管，由谁监管，三方更是各执一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监管部门沟通及信息交换不足，给经验丰富的跨国金融巨头以可乘之机。
（四）金融监管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金融监管立法与实践严重脱节体现在我国金融业发展及监管制度改革的各个层面。一方面，我国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基本模式，但2003年《商业银行法》修订和2005年《证券法》修订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为金融混业的发展预留空间。多个监管者同时对同一单独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必然造成监管重复、监管低效及成本浪费。从我国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和监管现状来看，虽然已放松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合作的限制，金融业资源配置也小见成效，但涉及各种交叉金融产品或业务往往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缺少统一的制度安排，具体监管制度的供给仍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人民银行法》虽在立法上赋予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地位，却在行政体制上属于国务院下属行政机关；证监会、银监会和保险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均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但较之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更加微弱；加之国家行政级别带来的地位从属，直接导致三会在金融监管中执行力下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立足自身，着眼未来”
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是简单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先进体系即可告捷。与中国经济政策改革类似，循序渐进、不断试错与考量、结合中国实际在摸索中前行，方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一，政府监管理念的自我思辨。崇尚自由，在政治和文化上推崇权利的分散和制约是美国多头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软因素。事实证明，越是发达的市场越是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然而，从美国此次改革的实质来看，监管理念与精神并未改革，目的导向“监管尊重市场、强调市场在监管中发挥作用、让市场决定监管效果”的精神与原则导向如出一辙。比较之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发育水平及监管者自身专业技能方面与美国差距甚大的现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权理念仍应根深蒂固。但是，监管的目的是制约自由市场体系的缺陷，而非用政府计划取而代之。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要坚持以市场为核心的改革方向。
第二，加强微观审慎的同时，树立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在经济活动中，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带来集体理性。同样，单个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和理也不一定带来宏观的资源配置最优和经济稳定。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微观审慎监管无法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的观点就已被关注。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的脱离因缺少能从广泛视角检测系统性风险的统一机构而引发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直至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得到空前的重视，各国及各组织的相关监管改革建议均不约而同的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宏观审慎监管可有效检测和及时解决金融系统中过度的流动性、杠杆率、承担风险等有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密切关注金融系统的整体性风险。
第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动态博弈。金融创新行为不仅是盈利动机的趋势，从深层次看也是金融监管滞后所致。金融创新分为市场为主（以欧美等国家为代表）和以政府调控为主（如韩国和日本）。以市场为主的金融创新需要高的发达的市场、良好的市场机制、自主创新意识和规范的微观经济主体。中国作为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一条折中之路――金融机构主导金融创新，政府及时以法律规范和宏观监管引导。
第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随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家可以在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加强与IMF、G20等组织的金融监管合作，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加强国内监管部门与他国间互设营业性机构的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协调信息共享、会计准则、法律制度等方面合作，建设联合应急机制等。
参考文献：
[1]Goodhart, C. A. E. (2008),"The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4 .
[2]Niel, E. & Baumann, U. (2002),"Market Discipline, Disclosure and Moral Hazard in Banking", Mimeo, Bank of England, October.
[3]何诚颖,郝凤杰,陈薇.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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