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1 17:27:25
导语：在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 Sustained and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will form a strong push for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ransition provides sufficient labo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cale effec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tudy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更富裕，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并且综合各国发展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所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的表象和本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乡村形成城市。笔者认为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好的入手点是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山东为例，对城镇化进程概念和经济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再阐述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最后通过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解读，得出山东推动城镇化建设能够达成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结论。
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概念阐述
在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对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与经济发展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解读，以更好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是指大量的农村人口向乡镇聚集形成城市，其间伴随着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即农业（第一产业）向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转变。城镇化概念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人口转化。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化。从“量”上讲，即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从“质”上讲，即转移人口由农业转而成为拥有新的适合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观念、价值观、职业技能等。
2.产业调整。正如概念所述，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现代化城市拥有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城镇化进程，正是劳动力由农业解放出来，聚集到城镇，大量的投入第二、三、四产业中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3.资本聚集。城镇化是一个多元化概念，还表现在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也被聚集在一起。
4.科技进步。大城市拥有更广阔的信息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城镇化相对于原有的乡土社会来说还表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形成科技创新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5.区域性。城镇化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往往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其成因有两种，一种是外力推动，如政策等，将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聚集到一起形成城市；另一种是，区域内某一地区拥有更好的资源优势、就业优势等，自发的拉动周边的劳动力向此地聚拢，形成城市。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其包括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物质财富或者物质产出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其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劳动、土地和资本）和生产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决定要素生产率）。
2.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表述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3.经济质量改善。经济发展还表现在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区域经济体经济效益的提高、稳定程度的增加、制度的进步等。
二、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
据统计，200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3年的53.75%，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2.97%。“山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7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格局。”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宋军继在接受中国日报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根据2014年10月9日山东省省政府颁布《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山东将继续扩大其城市化规模。规划提出：“到2020年，山东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努力实现7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三、山东城镇化对于山东经济发展的推动分析
（一）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按照规划内容，推进改革户籍制度，从2015年起山东每年实现转移农业人口100万，到2020年实现700万农业人口与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姜清海表示：“为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我们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定点培训机构，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以解决农民工城镇化后的基本诉求。2015-2017年，全省每年培训180.7万名农民工。”可见，山东省城镇化能为城市建设，社会生产提供大量的、适合各岗位需求的新增劳动力。
丹尼森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对经济增长的各生产要素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下表结果。
总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表（1929-1982年）
资料来源：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554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4%，是其各决定因素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见，山东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由于劳动力增长的因素，推动山东城市的经济增长。
（二）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按照规划：“到2020年，济南、青岛两市城区人口达到500万左右；淄博、烟台、济宁、临沂4市达到200万以上；枣庄、潍坊等10个设区市达到100万以上；50-100万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50万人的小城市50个；10-20万人的城镇35个；5-10万人的小城镇50个。”
在上述表中，规模经济占经济增长权重的0.26%，表明增加规模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Henderson将美国城市按人口分为5-50万，和50万以上两个规模，研究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经济、专门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职能有着很高的正相关性。而资源配置，吸纳资本与劳动力正是城市职能的一部分。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山东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扩大城市规模的目标，能够带动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赵锋，在发言中提到：“加快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园区的转型升级，推动符合条件的省级园区升格为国家级园区，加快由单一产业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型。”山东城镇化市化规划中，提出依托园区建设，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正是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要求。
（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中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生产要素的统一规划有利于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占总经济增长率的权重为0.23%，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能够对总体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五）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分析山东省城镇化建设规划，可以发现城镇化建设对与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首先，由上述分析城镇化建设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状况、形成规模经济和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产出率，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再次，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城镇的土地流转制度、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等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促进制度、文化的不断进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最后，城镇化建设是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逐渐进行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四、结语
总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城镇化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城镇化化具体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借助分析《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等经济要素变动，得出城镇化过程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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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32-04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战略［1］ 。这充分显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措施，是解决长期困扰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2］。为此，欠发达地区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立足当地实际，以新的理念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兰州经济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县，共计29个县区，总面积约70012.4Km2（空间范围界定见表1），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区。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了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资源环境矛盾等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兰州经济区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1 城镇化水平较低，内部差异明显
兰州经济区内分布有特大城市兰州市，中等城市白银市，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各类建制镇163个。截至2005年末，经济区总人口997.93万人，非农业人口为279.72万人，城镇水平为28.03%，远低于43.00%的全国平均水平。以县区为单位考察（图1），兰州经济区内部各县区的城镇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有兰州市区和白银市的白银区；城镇化水平在50%～60%，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的有红古区、平川区和临夏市；城镇化水平在10%～20%的县区有7个，小于10%的县区达14个之多，差不多占经济区县区总数的一半。总的来看，各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县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各市市区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上都超过了50%，但大多数县的城镇化水平尚在20%以下。
1.1.2 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缓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进程缓慢，1994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3.34％，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为27.53％，年平均增长约0.42个百分点，不到全国平均年均增长速度0.86%的一半。此外，区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兰州市从1994年的52.21％增长到2004年的59.09％，年均增长约0.69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白银市年均增长约0.45个百分点，定西市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临夏州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天祝县年均增长约0.3个百分点。不同的城镇化速度加剧了原本地区差异明显的城镇化水平。
1.1.3 城镇体系不够合理，空间布局地域差异明显
经长期发展，兰州经济区内城镇体系规模初步形成了由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组成的规模等级结构，但是结构失衡，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序列呈典型的首位分布。2004年城市首位度为4.21。目前,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的市区和县城,这些城镇人口占经济区城镇总人口的80%以上,经济区发展缺失大城市，中等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城镇体系发展仍处于首位中心城市集聚增长阶段。与此同时，受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布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兰州经济区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空间分布来看，具有以中心城市兰州为中心，城镇沿河流、交通线、资源开发带呈串珠状分布的特点。区内其他地域城镇分布则相对稀疏，尤其是交通比较闭塞的区域，属于一定规模城镇分布的空白区。
2.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2.1 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
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为28.03％，乡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扩展，经济区将面临城镇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就业人口重叠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就业将成为经济区目前和今后较长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另外，与发达和先进地区相比，兰州经济区科技教育事业不够发达，特别是农村教育比较薄弱，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升级，其总体趋势是以资本和知识密集为发展方向，资本和技术增密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提高了，使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能力减小［3］。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富余人员隐形失业状态逐渐显性化和城镇失地农民数量的增加，经济区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较为突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兰州经济区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2.2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兰州经济区内既有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兰州、白银等城市，同时也存在大量贫困的乡村地区。兰州市与白银市的白银区2005年人均GDP分别达到18 296元/人、24 722元/人，分别超过全国人均GDP13 944元/人的水平。但是经济区内5个县的人均GDP只有1 200～2 000元/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1%～14.3%，人均GDP低于5 000元/人的县市区占到经济区县区总数的55.2%。2005年，兰州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 5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713元，而同期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 149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人口素质限制了兰州、白银等中心城市的重化工业化经济体系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联系，形成了目前经济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特征。
2.3 城镇布局受资源环境约束严重
受兰州经济区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区内城镇和产业发展主要沿黄河、洮河、大夏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渭河等河流分布，沿河分布的城镇占城镇群城镇总数的80%以上，呈现出城镇和产业区沿河流、沿交通轴线串珠状的分布特征。在水土资源组合较好的河谷盆地内，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规模扩张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用地矛盾突出。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大气环境容量较小、规模发展“门槛”较高、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市最为典型。
2.4 行政区划障碍和市场分割明显
受行政区经济和管理的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市场分割十分突出，各市州和县区之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各打各的优势仗，不但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相反还在进行优势抵消。各城镇、县区之间的封锁、壁垒和局部利益驱动，导致资源不合理开发、开发区开而不发，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集聚和优化组合，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发展格局。
3.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确有效地进行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实现科学决策和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受经济和社会等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企图用一个包罗所有因素的模型去描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难以实现的［4］。为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文章利用1994年以来兰州经济区及其内主要地区城镇化水平数据，分别采用指数函数、灰色模型、联合国法三种城镇化水平预测方法对各区2010年、2020年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综合预测结果见表2。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即到2010年和2020年兰州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2.35％和37.45％。但考虑到区域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上城镇化发展速度会呈加速状态，同时由于在城市中的大量暂住人口没有进行统计，以及乡村―城市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户籍非农化滞后于产业非农化现象，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城镇人口，并且未来15年内甘肃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以及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度提高，兰州经济区的城镇化会随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有较大提高，笔者认为这个预测水平相对偏低，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估算与调整，确定兰州经济区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在35％左右， 2020年在40％～45％之间。
4.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策略
4.1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克服了传统空间规划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弊端，使空间规划真正建立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发展基础之上，有利于优化区域开发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5］。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优化开发区域指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在兰州经济区内部，兰州河谷盆地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是经济区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国家和甘肃省政府已批准的各类开发区和经济布局、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经济区未来人口、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区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在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现有发展水平，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确定空间功能区划，重组经济区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4.2 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
城镇群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产物。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镇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具备城镇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镇群”［1］。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甘肃省将兰州经济区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的发展重点，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兰州，中等城市白银，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及163个县城与建制镇的城镇群雏形。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整合海石湾、连城及其周边城镇建立连海市，平川区、陇西县撤区(县)建市，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区次级中心城市，有效弥补中心城市对它们所在区域辐射带动的不足。同时，构建由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和重点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实现在做大做强特大、大城市的同时，积极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再造小城镇发展的动力系统。除此之外，实施优化整合兰白（兰州市与白银市）核心，强化提升黄河沿岸，积极发展西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带动促进农村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空间发展策略, 促进经济区协调发展。
4.3 调整经济区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就业岗位的过程。没有就业岗位的创造，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就成了句空话［6］。兰州经济区传统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赖城镇吸纳，如果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得不到改善，会从根本上影响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就业机会的多少直接受制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及转移劳动力的适应能力。目前，经济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中心城市兰州和白银的主导产业又以对就业带动较弱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为主，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满足经济区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合理调整经济区内各区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两条腿走路战略”，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就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推进城镇化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增长拉动下的可持续发展［3］。与此同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居民，各地政府要负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引导经济区内人口合理流动［1］。
4.4 建立经济区统一的市场，加快各类要素流通
在区域内率先建立各种协作机制的统一市场，不但可以减少和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还有利于最终形成多层次城市竞合区域大格局。由于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从而使得市场分割在群内十分突出，导致群内缺少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在培育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提高规模化、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依托农业主产区，建设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将康家崖、文峰、口、会川、五竹建成全国一流的、功能齐全的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进一步扩大榆中和平高原特色优质蔬菜交易批发市场的吸引和辐射范围，形成集储运、营销、信息于一体的大型现代专业市场；积极建设靖远羊羔肉专业市场和临夏分割牛羊肉专业市场；提升陇西、安定、渭源、岷县等的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等级。此外，配套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加快便民超市向农村扩展。
4.5 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区域内各个城镇间的各种联系是通过多种运输方式与信息网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建设满足经济区整体发展要求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兰州经济区内已建成以铁路、航空、公路为主的全方位立体交通网络，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群高速公路网络，在建设定西至平凉、天水，临夏至合作，临洮至岷县等重点主干道高速公路的同时，加快兰州外环高速公路和各主干道连线建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县际公路，加快通村公路建设；改造陇海、兰新、包兰、兰青铁路干线，形成大能力快速运输通道，合理布局铁路枢纽和铁路客货车站，与汽车站共同形成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兰州铁路枢纽改扩建和兰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积极谋划兰州与和平至河口段地铁或城市轻轨。与此同时，实施中川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形成以中川机场为区域枢纽、省内支线机场为依托的航空运输网络。
4.6 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走可持续城镇化道路
受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城镇和产业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最为典型。目前，中心城市兰州的建成区在河谷盆地内已无城市发展后备用地，严重制约了规模扩展和结构提升，必须跳出河谷求发展。随着城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城镇化”必将加速，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化之间的矛盾将变得更为尖锐。因此，经济区内城市规划需要积极引进紧缩城市理念，在保证基础工业用地的同时，增加混合用地，加强对投资强度、建筑密度等指标的要求，减少对过量土地的需求，警惕过度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区内兰州、白银等市区的规划布局应以“多中心、组团式”结构为主发展混合型、多功能组团，取消超人规模的中心商务区、大型广场和大面积低强度的绿化带，重点发展占地少、效益高的现代第三产业，鼓励城市改造和旧城填充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7］。在城市建成区附近划定控制边界，实行控制边界内高强度开发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时，使得对建成区基础设施的利用程度大为提高，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与管理的平均运行成本。对兰州市榆中新城、拟建的连海市、陇西市和平川市采用土地混合开发模式，避免单一的土地利用结构，新区不仅能提供居住，还应提供商业、工业等就业岗位，以及满足居民的服务设施，引导其向能提供多种就业的混合功能的新区发展。在中川、永登、临洮等卫星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土地限制，避免遍地开花，采取相对集中成片的紧凑开发，有利于集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区内各级各类开发区的规模也要严格控制，各地应以当地比较优势和开发区原有基础为依托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潜力大、实力强的开发区，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开发项目上提倡混合模式，不仅要提供居住生活条件，还应提供工作岗位和商业购物设施，减少由于新区与老城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带来的频繁的交通出行［8］。同时，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采取有序开发策略，为未来城市发展预留空间，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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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地区；城市；创意经济；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148-6
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热门话题。从概念上理解，如果以英国政府1998年的界定为代表，创意产业可以理解为以个人才能为主，通过知识产权(如版权)获得财富的相关经济活动，通常以文化艺术、娱乐等为主。而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产业都存在创意元素，都更加依赖个人才能与知识产权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值，因此，创意经济似乎等同于整个经济了。本文认为，所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已经离不开创意，但同时，因为文艺、娱乐、传媒等突出的创意表现更容易成为区域创新力和活力的典型象征，因此，两种理解可以有效结合，即以前者为主，兼顾后者所涉及的广阔范围来探讨区域城市的创意经济。
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及沿海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显著强于中西部。西部，尤其是西南部，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还有着政府在资金、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发展创意经济非常有优势。那么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西南地区如何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发展根植于地方，富有自身特色的创意经济?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西南地区主要城市的创意经济发展现状
创意依赖于两个标准：其一，创意必须产生出新的东西；其二，创意必须产生出有价值或有用的东西。其中，创新能力成为评价城市创意的重要标准。《2009年中国城市创新报告》通过简明科学的方法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他们从创新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技术产业化能力和品牌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共二十五项指标构建了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体系。通过对全国400个城市数据的采集、处理和计算，按照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三大类进行了创新能力综合测评和三个单项创新能力测评。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综合测评结果显示，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中，西南地区只有重庆得分83.9127排名第6，成都市得分75.6165排在第12位，未能进入前十。昆明得分67.9081，贵阳得分64.0332，分列地级市第23和48位，离前10名均相差较远。从排名可以看出，东部城市占有绝对优势，西南部城市除重庆和成都，其余的不仅排名靠后，与排名靠前的得分差距也都比较大。
城市创新的单项能力评价分为创新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技术产业化能力和品牌创新能力。创新基础条件和支撑能力主要反映了城市对科技研发经费、人员及投资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及科技园区建设数量，体现了城市创新的基础能力。这一单项测评指标由11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研究与开发(R&D)经费总额，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研发人员总量，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量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教育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企业拥有企业数量，企业综合实力指数，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风险投资总额，科技园区数量。2009年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创新基础条件和支撑能力测评结果：重庆市得分82.8390名列第4，成都市得分74.8870名列第9。
技术产业化能力是构筑城市创新综合能力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将城市创新投入和成果转换为实际生产力，是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地的根本体现。这一单项能力测评指标由8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每万名研发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额占总产值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2009年副省级及以上城市技术产业能力测评结果：重庆市得分74.6514名列第14，成都市得分72.1627名列第16，均未能进入前十。
品牌创新能力反映了城市知名度以及商标和品牌影响力，是城市将创新成果在技术产业化的同时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水平。这一单项能力测评指标由6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城市综合知名度，景点国内知名度，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注册商标数量与企业数量比值，国内知名品牌影响力，国际知名品牌影响力。2009年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品牌创新能力测评结果：重庆市得分96.4649名列第3，成都市得分74.0699名列第8。
关键词：区域板块；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性；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差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相应要求；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开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陕西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陕南、陕北和关中各个县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近几年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鸿沟也在加大。所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于陕西省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曾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1]鲁奇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术提取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主导因子并将主因子信息空间化,揭示影响城乡关联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罗雅丽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为例，基于城乡间各种要素流的测度研究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3]朱允卫和黄祖辉（2006）以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为例，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数据的协整关系研究城乡统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黄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对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5]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展开，对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而定量研究文献基于量化研究分别从城乡协调发展度确定、城乡协调发展的主导因子及驱动因子、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等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深化城乡协调发展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个局部角度研究城乡经济的联系强度。而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特别是联系区域经济内部的不同发展板块，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度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而研究不同板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体情况的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概念定义，综合考虑驱动因子、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经济协调等要素，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其次，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关系，得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等结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城乡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和组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结合的统一体。在发展目标上突出以人为本，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基本建立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人均GDP稳定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初步改变，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属于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学者评价指标和结合陕西省省情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八项指标进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见表1)。其中：（1）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确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2）第三产业比重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就业环境。（3）地方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政府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备一定财政能力。（4）公路货运量、电话用户和公路客运量三个指标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乡村融入城市市场化发展轨道、扩大乡村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该类指标用以分析城乡市场协调度。（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6）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各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基本思想是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最后归纳出综合所有变量影响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通常称为因子。分析具体步骤为：
（1）对选用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均为正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各个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3）计算综合指标值，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
（4）对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比较。
（5）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检验。本文采用陕西省2010年统计数据对陕西省11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显示8个变量间相关性很高，由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拒绝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通过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54，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集中了原始数据92.654%的信息，达到了选取公共因子的标准，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表明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荷载。通过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运量、地区财政收入、电话用户量、公路货运量、三产比重等几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因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体现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乡消费水平比值和城乡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载，能够很好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载荷较高，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水平度 。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和评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以下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矩阵。(如表4所示)
根据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46X1+0.120X2+0.207X3+0.278X4+0.279X5+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0.051X3+0.013X4+0.021X5+0.061X6
+0.519X7+0.509X8
F3=0.449X1-0.533X2+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0.133X8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得分及相关性分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为了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地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分值F，即
F=0.469F1+0.298F2+0.159F3。计算出陕西省11个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进一步根据综合得分得到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分类图（见表5，图1，图2）。
四、研究结论
1.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的协调发展。根据表5、表6、图1和图2，在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性评价中，基本上都是经济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总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西安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为第一，而延安市为第四。另外有两个特例，一个是陕北的榆林，一个是陕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三，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却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协调度却位于第二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施以相应的产业、财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2.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度和城乡经济协调度，按照陕南、陕北和关中的顺序排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的形状，说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6，陕西省总体上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11，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陕南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8357，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陕南各区的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说明，陕南目前的这种相对协调在整体上表现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高而降低的特点。陕北各区（注：因为铜川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陕北资源经济的特点，笔者把铜川从经济上划入陕北板块）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9933，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的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陕北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该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限，财富的社会扩散速度远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故而呈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低的现象。但是正向的相关系数表明陕北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如果包括杨凌为0.236，正向相关而显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杨凌，仅考虑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则相关系数高达0.994，说明关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高度正相关，而杨凌经济发展特点不具备关中板块的特点。杨凌的表现特殊起因于杨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教育为主的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高产值，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凸显了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差距，可以说杨凌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得杨凌在关中经济板块中表现出陕北经济板块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特点，杨凌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
3.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关中区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说明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宝鸡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紧邻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说明宝鸡目前的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城乡生活水平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度都比较好，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好，宝鸡的综合和单个因子表现都足以作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标杆。其次是咸阳和渭南，以上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商洛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较高，主要是因为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F3和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F1都非常低，说明商洛市目前较高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实际上属于一种低水平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必将被打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不应属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包括延安、榆林和铜川。这些地区因为拥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队里各区表现为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不高，应该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种局面。
第三梯队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四个地区，也是全省经济总量较低的地区，这四个地区除了杨凌位于关中外，其余地区都属于陕南山区。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获得的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不足，属于有待发展的地区。第三梯队里各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足，没有拉开城乡经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所以此种高F2只能说明经济的落后特性而有待发展。根据区域分布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杨凌应该被划入第一板块，但因其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培养，所以放归第三个板块。
4. 发展协调性好的地区各个指标因子之间发展不均衡。从发展协调度得分来看，关中区域城乡经济协调性比较好，但这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潜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之间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为负数，排名第九，说明西安市虽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在城乡协调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的F2因子得分比较高，说明渭南市发展潜力和城乡协调度在目前表现比较好，但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F3因子为负数，排名第九，这说明尽管总体得分较好，很可能也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需要在发展中均衡各个指标的关系。经济发展协调度高，并且各个因子之间相对均衡的是宝鸡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乡生活水平协调都表现得非常好。
五、提高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合理统筹不同区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陕西省11个地区不同发展水平，采取适宜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陕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和技术条件较差，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上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色，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而城乡协调水平比较差，应在立足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的技术密集化，同时加强财富分配政策改革，通过财富分配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应该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好和城乡协调水平高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2.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评价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潜力因子F1在综合评价模型中所占权重很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城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城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的集聚，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高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3.充分贯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政策的同时，坚决贯彻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化建设途径，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夏安桃，许学强，薛德升.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5)．
[2]鲁奇，曾磊，王国霞.重庆城乡关联发展的空间演变分析及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2)．
[3]罗雅丽，李同.城乡关联性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5)．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关键词：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G724
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辐射八个城市，形成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加强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对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辽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 成人继续教育服务对沈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 为沈阳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积极提供适应性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已经取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人继续教育是对在职人员进行技术、知识等培训与拓宽的一种追加教育方式，旨在全面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与整体素质，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体系，促进生产力大幅度发展。随着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的不断深化，其培训内容、目标、专业设置等等与社会实际需求更加吻合，更好的为沈阳经济发展提供适应性人才。
（二） 为沈阳区域经济发展提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能够通过多种形式为沈阳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第一，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部门与企业强强联合，共同进行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开发。第二，沈阳经济区成人继续教育可以将自身的发明与科技进一步转移到企业，从而实现科技到生产力的转化，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三，积极结合企业科技创新力度，调整科研方面与学科专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继续教育的有效性与针对性。第四，继续教育能为沈阳当地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重大科技项目、战略决策等提供管理与决策咨询，从而，全面提高决策水平，推动沈阳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 为沈阳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成人继续教育，一方面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其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成人继续教育，使人们在面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更加理性化，有利于尊重自然、关心后人、尊重他人等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随着成人继续教育的推进，将进一步推动沈阳经济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二、 成人继续教育服务沈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探究
（一） 准确定位成人继续教育方向
首先，准确定位成人继续教育目标，使继续教育与沈阳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吻合，为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并积极提供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具有鲜明的行业性与区域性。
其次，合理定位教育形式。随着成人继续教育，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的转变，需要结合国家人才强国、科技兴国战略，积极探索继续教育新的管理方式与办学模式，正确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再次，准确定位教育模式。成人继续教育必须积极参与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创新区中，紧盯企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针对，进而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加强与当地多家企业的合作，积极建立完善的校外实训基地，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良好合作模式，促进两者双赢。
（二） 统筹优化沈阳经济区高校继续教育资源
首先，积极整合继续教育财力资源。政府需要合理调控继续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建立继续教育分摊机制，进一步明确继续教育经济投入中政府、单位以及个人承担的比例，建立多渠道经费投入力度。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为成人继续教育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积极整合成人继续教育人力资源。教师是整个教学环节的指导者。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教师也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资源顾问与学习协调者。一方面，积极鼓励成人教育教师深入到社会实践岗位中，更好的积累社会经验。在实际工作中，验证理论知识，升华理论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更好的服务与教学实践。与此同时，学校应该积极吸收社会岗位中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成人继续教育师资队伍体系中来，与此同时，加强其心理学、教育学、系统理论知识的学习，使他们成为具备系统理论知识与较强实践能力的双师型人才，更好的推动成人继续教育模式的开展。
（三） 建立与沈阳经济区相吻合的教育体系
首先，结合沈阳经济区人才市场需求，积极创新专业设置与科学设置。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特点、产业背景、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设置特色专业。真正将专业改革积极纳入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中来，以市场为需求，促进继续教育体系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其次，创新成人继续教育课程内容，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开展成人继续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成人心理与认知特点，针对性编排、设计课程内容，提高知识的可操作性与新颖性，全面提高受教育人员的岗位适应能力与创业能力。
再次，创新教育方法。在成人继续教育过程中，需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积极探究研讨教学方式、启发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方式等有效教育方法，全面提高教学有效性。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扩大远程教育的开展力度，让更多人们能够接受成人再教育。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成人继续教育服务对沈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准确定位成人继续教育方向，统筹优化沈阳经济区高校继续教育资源，建立与沈阳经济区相吻合的教育体系，详细论述了成人继续教育服务沈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探究，旨在为一线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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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龙存.中国继续教育的领军之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转型的个案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2）
一、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概况
长株潭区域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的涵盖株洲与湘潭的一个典型城市群，在行政区划上呈现一个空间结构紧密、布局层次分明、大中小城镇相结合的城市区域。三市地域邻近，共同组成一个“品”字形城市群，历来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金三角”。自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后，长株潭经济城市群的一体化推进取得了一定进展。区域内经济合作观念得到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逐步推进，重大项目运作取得进展。但总体来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实质性进展仍然较慢。
二、基于行政区划视角的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问题
“行政区经济”是由我国著名学者刘君德教授提出的。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政府管理层次多，隶属关系复杂，管理半径过长，行政分割严重，行政成本庞大。长株潭城市群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存在相互矛盾的问题。
（一）政府对当地市场经济的过度保护
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部的湖南省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很充分，政府对当地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区域内贸易壁垒重重、市场分割严重。由于受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株潭三市之间在市场、资源、金融、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及其它商品的流动受阻，但三市的联合发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啤酒市场为例，目前三市各自仍然以消费本地产的品牌为主，长沙的白沙系列、株洲的金狮系列和湘潭的湖南燕京(骄杨)系列的割据现象依然严重，市场上的行政壁垒仍然无形而又起着强大的作用。
（二）行政区间的激烈竞争
1.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
长沙、株沙、湘潭三市都成立了招商引资局，在招商引资的指导思想上，均把优惠政策作为吸引项目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惟一手段，从而形成了恶性竞争。事实上，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有很大的局限性：政策过于优惠严重削弱了政府财力；政策优惠是无止境的，地方政府很难保持政策优惠的顺差；政策优惠也失效的时候，地方政府开始争夺税源。
2.产业结构的趋同
长株潭三市虽然相距很近，但由于行政区域的独立性和排它性，在发展上基本是各自为政，工业生产门类齐全自成体系，三产的产业结构同化现象显著。以服务业为例，餐饮、娱乐、休闲三大主体同构，服务项目相互模仿，相似系数明显接近。长株潭三市之间的产业相互关联度不高，缺乏品牌效应，产业同质化问题突出而引起恶性竞争，难以形成有机结合的产业体系，从而影响到三市整体功能的发挥。
3.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现在长株潭地区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是到处建港口。长沙在“大力打造新港水运枢纽”，湘潭则不断扩建“十四总码头”，株洲则是重点建设“株洲航电枢纽”。二是到处建开发区。2009年长株潭地区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8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5个，省级开发区13个，全省拥有国家级开发区6家，省级开发区71家，长株潭地区开发区各项主要指标占全省开发区的比重均在3成以上。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协调，重复建设，各地盲目竞争，浪费资源现象严重。
4.跨区项目的难以实施
区划分割的强烈干扰，区域整体开发和发展的规划难以实施。打破行政区界、以都市为中心的都市区(圈)规划对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整合区内资源、减少重复建设、推进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长株潭都市区规划由于受行政区划的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普遍，利益冲突严重，规划工作难以开展，更难以贯彻实施。如1994年完成的长株潭区域国土开发整治规划以及一系列相关文本，真正一到具体实施阶段，因为决策主体、利益主体和规划主体的不同，矛盾而无法解决。
（三）行政区交界地带的落后发展
在我国，行政区交界的边缘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位于三市的结合部位的长沙暮云与跳马、株洲的白马垄、湘潭的昭山与易家湾等乡镇，从优越的经济地理区位来看应该是一体化的直接和首先的受益地区，容易吸引外地资本流入而快速发展起来，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是缺少规划，即使有规划，落实难度也很大。二是过渡性特征使得行政管理比较混乱，行政管理效率低。三是违法建设严重。四是环境污染严重。五是社会治安混乱。
（四）城市群的经济负外部性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外部性问题表现为各地政府部门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显然不同于一般外部性问题，是非常复杂和难以解决的。长株潭地区地表水污染比较严重，流经城镇及工业区河段的水质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岸边污染带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以湘江的污染尤为严重。各市在环境保护上的政策和措施各有一套，其整治力度也各不相同，难以解决湘江污染问题。从交通基础设施来看，三市目前主要依托长潭高速公路及107国道，交通日显拥挤，汽车劳动效率你，因此三市市际交通网络并不发达并对其建设没有紧迫感。从能源基础设施来看，长株潭地区能源较贫乏，而该区是湖南工业最集中的地区，能耗居该省前几位的企业均在此区，因此能源缺口大，尤其是电力不足。
三、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相应建议
（一）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的主体企业则在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根据市场的变化组织生产、销售。
1.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经济干预
地方政府应对政府职能进行合理定位，使政府真正从管理走向服务，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长株潭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需要政府之间的协调来促进和引导统一市场的形成。干预经济职能的弱化，政府也随之失去了设置壁垒、分割市场的权利。但这里的缩小权利并不等于放任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把握好度，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应合理规划产业结构，防止产业趋同现发生。
2.创造制度环境，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政府把经济活动的主导权交给企业，企业自然会超越地方边界，更自由地寻找最为必需、最为合适的资源。政府的作用应是跨区域创造统一的制度环境，减少企业跨市区从事经济活动的障碍，降低企业跨市区运营的成本，以实现市区际的区域合作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目标。
（二）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政府协调合作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二者的边界冲突上，有形的行政区边界势必约束无形的经济区的发展。长株潭地区由3个行政区组成，每个行政区为各自所管辖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长株潭城市群政府协调模式的构建，应坚持互动合作的原则。互动合作原则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合作、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吸纳第三部门参与协调工作，通过省级部门组建协调委员会对整体进行宏观调控，使区域合作协调具有现实意义。
（三）局部调整长株潭三市的行政区划
关键词：林业；低碳经济；地位；工程发展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经济的道路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为是我们极力予以禁止的，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是我们发展工业、农业以及实施其他社会行为所倡导的理念。保护环境、平衡生态需要我们从小做起，并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这是我们广泛提倡的思想。现在，我们提倡低碳经济，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城市和农村的气候安全和全球的生态安全。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林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林业的发展对于低碳经济的实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植树造林、扩大林业面积是我们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做的首要任务。
一、 林业在低碳经济中的地位
低碳经济的理念主要是针对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提出的。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煤炭和石油等富含高碳元素的能源的排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保护环境的目地，而不是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路子，通过诸如技术改革、制度革新和能源开发等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为进一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为了实现低碳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因为林业产业化经营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不仅能够降低投入，增加效益，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二氧化碳的吸收和空气的净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机制的实现。首先，森林作为经济、高效且规模庞大的储碳库，能够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吸收――储存于植物和土层里――经过转化形成氧气予以释放的形式实现固碳、吸碳和汇碳的功能。而森林面积的大量减少所带来的危害更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缘于这个巨大的储碳库被大规模破坏，储存在此的大量碳元素被释放出来，使温室效应更加严重。据有关权威数据显示，以2000年为一个时间界限，全球森林面积已从70多亿hm2降低为大约40亿hm2，降低的面积约占人类文明初期的森林面积的一半，这对人类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由此不难发现，森林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中投资相对较少、后期经营管理较松、综合效益实现难度低、实际操作能力高的方法。其次，森林对气候的调解和生态的改善也起着杠杆作用。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和“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的三北防护林的修建在西北地区的重要作用是防风固沙，长江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沿海地区的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抵御海风、海浪的侵袭以及暴雨的袭击。对于农田修建的林带不仅降低了风沙的强度，减少了风沙发生的频率，而且改善了农田的局部气候，增加了空气的湿度，对于农田的稳产和高效产出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 林业工程的发展前景和趋势
林业的重要作用使林业的产业化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林业工程的发展领域主要在林木提取物、木材热解和木材制浆等。首先，林木提取物是从林木的根茎、表皮、枝叶和果实中提取诸如香料、松脂和植物多酚等无定型有机物质，并将这些提取物进一步改革、创新，尽可能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鉴于树脂能够被广泛应用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当中，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塑料制品和涂料等，树脂的提取技术应该进一步得到提高，提取工艺应该更加完善，树脂的应用途径和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树脂的再加工制造技术也有发展的空间。其次，木材热解的主要原理是在无空气或有条件的限制空气进入的状态下，将木材加热分解，使木材中的天然多分子化合物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特定的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种产物，木材热解后得到的产品可以广泛应用到生产、生活甚至国防等各个领域，如用于纺织和有机合成的间接原料稀木醋液、用于医疗和冶金等领域的木焦油等。目前，活性炭黑的开发和应用有长远的研究价值，且木质活性炭是我国当前林产化工产业中的重要产品，木质活性炭的年产量居世界之首。活性炭的生产工艺、活性炭的品种开发和设备更新和完善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碳化燃料作为一种新型的木炭能源，对于农副产品的二次处理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有巨大的意义。再次，木材制浆工业有待进一步发展。制浆的最大用途是造纸，制浆造纸工业已经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产业。鉴于我国的木材原料供应不足，使得我国的制浆造纸原料长期以非木材纤维原料为主，而此种原料存在着诸多弊端，未来的制浆造纸原料应该以木材纤维原料为主，此种原料造纸有很多优越性，如纸张白度强、杂质少、质量优，制浆后的废液处理技术有保障，环境污染程度低甚至零污染，有利于生态保护。造纸工厂应该积极进行木材造纸技术的研发，促进速生优质的林木品种的培育，改进技术和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结语：综上所述，森林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我们应该提高自我意识――保护森林，扩大植树造林面积，禁止滥砍滥伐，将低碳理念植入我心。林业的相关企业也应该寻求更多途径，自我创新，发展林业工程，使林木的价值不仅得到有效发挥，而且将其价值发挥创造到最大，从而为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贡献更多的力量。
参考文献：
[摘要] 随着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各项调控政策持续推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总部型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市以及西城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但是，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建设，土地资源极其匮乏，已经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的研究，力图找到突破点，以全面了解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促进西城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 西城区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1） 05-059-03
一、楼宇经济的涵义及产生的原因
（一）楼宇经济的涵义
楼宇经济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目前，在国内对楼宇经济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通常只是字面上的简单解释。现阶段，对楼宇经济比较全面的概述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开发、出租楼宇引进各种企业，从而引进税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以集约型、高密度为特点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二）中心城区发展催生楼宇经济的发展
1.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楼宇经济的根本原因
经过几年的发展，楼宇经济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北京市西城区重大产业项目不断聚集，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十一五”期间，西城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077亿元增长到1763亿元，增幅达63.7%，年均增长12.8%，其占GDP比重保持在90%左右，且比重逐年递增。从规模和效益上看，西城区第三产业占全区总量的占比均接近或者超过九成，第三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2.空间拓宽是发展楼宇经济的重要原因
（1）区域空间紧张、趋于饱和
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辖区面积50.7平方公里，人口相对密集，单位比较集中。全区常住人口124.6万人，人口密度达到2.46万人/平方公里。从空间供给角度看，全区大面积进行建设的区域十分有限。以旧城区改造为契机，西城区已经基本完成了金融街、德胜科技园的建设，所剩空间大多是文保区或者不可建设用地。从空间需求角度看，伴随着西城区快速的发展，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经济发展对空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空间承载力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考验。
（2）土地利用不足
西城区面临着空间资源紧张的问题，而在有限的空间上，资源使用效率又不高。由于历史等复杂原因，西城区存在着大面积的老旧平房和简易楼房，而作为核心资源的优质写字楼数量却严重不足。此外，西城区是国家重要的政务中心，是众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服务中央的同时，土地利用效率也受影响。
3.中心城区的需求是发展楼宇经济的直接原因
楼宇经济的核心是以大规模聚集扩散的经济效能，颠覆松散的经营模式，进而拉动整个区域的高速发展。其形成主要体现在：首先，一般出现在中心城区，所处区域土地资源高度紧缺，土地价格水平很高；其次，现代服务业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再次，单栋楼宇蕴藏着极大的经济规模；最后，出现成片的现代化商务楼宇群。
西城区作为北京市的中心城区，一方面，城市功能非常集中，中心城区的“磁力”作用强化，发展要素不断得到集聚，对周围区域形成“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经济承载能力趋于饱和，交通、环境和各项城市设施不堪重负，商务成本不断攀升。西城区单位面积的GDP产出居全市之首，但土地基本开发殆尽，要想继续保持经济优势，大力发展楼宇经济是重要途径。
二、楼宇经济的特点
（一）楼宇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的效益高地
以金融街为代表的高端功能区，是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矗立于高端功能区的商务写字楼，将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形成具有丰富的现代商业价值的楼宇经济。近年来，依托商用楼宇资源和其他资源优势，国内外的金融、咨询和IT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加速落户西城区，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全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楼宇经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现代服务业，它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效益高地。2009年，西城区现代服务业法人单位15821家，占全区法人单位总数的48.7%，资产总量达到49.1万亿元，占全区资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7.4%；全年收入合计5219.3亿元，占全区单位收入合计的比重达到44.3%；实现利润总额2024.8亿元，占全区总量的86.7%；实现增加值1223.4亿元，占全区总量的67.4%。
（二）楼宇经济是向空间求发展的重要途径
行政区划调整为西城区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空间资源匮乏得到了改善，成为西城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楼宇经济所依托的商务写字楼汇聚了大量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它在高价位上实现土地的集约化，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财富效应显著。发展楼宇经济，有利于像西城区这样的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潜力，进一步提升产能，拓展发展空间，将经济由平面向立体转变，向空间求发展，向楼宇要效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楼宇经济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
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战略、商务投资氛围、交通因素、配套设施和政务资源等。
基于以上楼宇经济的特点，大力发展楼宇经济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区域空间拓宽，有利于城市功能的提升。
三、楼宇经济与总部经济的关系
总部经济是发展楼宇经济的重要一环，楼宇经济与总部经济在内涵上有一定相通之处。发展总部经济，就是要将公司的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销售指挥中心等上层经济体吸引过来，而这些经济体汇集在写字楼密集的商圈中就形成了楼宇经济。
西城区总部经济特征明显。2009年末，西城区共有总部企业232家，占全区法人单位的0.7%。拥有资产18.1万亿元，占全区的35.9%；实现收入4445.6亿元，占全区的37.8%；吸纳从业人员13.8万人，占全区的16.9%。
按街道分布划分，西城区总部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街街道、展览路街道、德胜街道和月坛街道。四个街道共有总部企业166家，占全区总部企业的71.6%。其中金融街街道62家，占26.7%；展览路街道55家，占23.7%；德胜街道25家，占10.8%；月坛街道24家，占10.3%。
西城区总部产业分布合理，有利于楼宇经济的推广。全区232家总部企业有近80%的企业集中于服务业、金融业和商业。其中服务业97家，主要经营活动以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为主；金融业42家，主要经营活动为存贷款结算、证券期货业务和各类保险业务；商业42家，主要经营活动以各类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为主。
从隶属关系看，西城区总部企业资产主要集中在中央隶属关系的企业中，为17.1万亿元，占全部总部企业资产的94.5%。市属总部企业资产为0.6万亿元，占3.3%；隶属关系为区属和其他的资产总计相对较小。
四、与各类城区比较
西城区共拥有241栋商务楼宇，入驻企业12000余家。其中金融街有52栋，占全区的21.6%。在金融街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高端功能区也取得了飞速发展。
（一）上海市浦东新区――产业结构最类似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与金融街功能类似。它是上海市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区，位于浦东新区黄浦江畔。整个金融贸易区总面积共有28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开发地区为6.8平方公里，拥有100多个楼宇。
通过对西城区金融街和浦东陆家嘴空间资源利用情况对比发现，二者写字楼面积接近，租金价格水平相当，但金融街从业人员较少，人均空间资源占有量较高。
（二）上海市卢湾区――发展思路可借鉴
卢湾区发展楼宇经济的思路是依靠招商选资引强。2004年以来，卢湾区启动旧区改造工程，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办公楼宇。具体就是瞄准世界500强企业和知名金融机构、行业龙头企业、知识密集型企业，以及其销售中心和结算中心。截至2009年底，已经有109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卢湾区。区域内有10多幢“亿元楼”（年缴税超过1亿元），其中有两幢“月亿楼”（月税收超过1亿元）。2009年，卢湾区共有66幢商务办公楼宇，其中甲级写字楼占到40%，全年共缴税79.8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67%。
在发展楼宇经济的过程中，卢湾区十分注意与其他城区错位发展。以金融服务业为例，卢湾区着力发展证券投资机构和融资租赁业务，与浦东“错位发展、联动发展”。
值得借鉴的是，卢湾区的旧区改造不是“一刀切”。在建设现代化楼宇的同时，卢湾区把具有上海传统建筑特色的石库门民居和部分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老厂房保留下来，装修改造，建设创意产业集聚区。
五、可行性措施探讨
西城区对于楼宇经济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我们建议从多方面入手，建立楼宇检测评价体系，配以政策性鼓励，发展楼宇。以楼宇为核心资源，形成高端功能区，成为加快发展服务经济，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有力地带动了西城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制定鼓励发展楼宇经济的相关政策
发展楼宇经济主要从政策、服务、空间三方面开展工作，降低企业的成本，政府和企业共同创造发展环境。在做好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的同时，将楼宇经济推行到“一核一带”多功能区，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二）发展西城区楼宇经济的建议
1.完善“腾笼”和“筑巢”的对接
（1）做好招商选资的对接。近年来，西城区经济发展迅速，努力规避承受二次产业转型的阵痛，提倡有选择地招商引资，适当提高准入标准，积极引进高增值型产业和项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增长、高效益转变。
（2）做好产业培育的对接。积极发展金融优势产业，培育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延长优质产业链条，加快产业结构的有效优化。不能为“腾笼”而赶鸟，应在培育的基础上，变鸟为凤。
（3）做好楼宇产权的对接。提倡只租不售的项目，这样在企业的进入与退出、企业成本等方面也相对容易控制。
2.打造楼宇经济产业链
从产业链来看，发展楼宇经济，更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规划布局上看，西城区商务楼宇发展自发成分较大，商务楼、住宅楼混建混杂现象突出，商务楼宇的聚集度较低，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务楼宇群。楼宇经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而与楼宇经济关联性很强的商业、星级酒店、文化娱乐等产业发展滞后，除金融街外，楼宇经济的辐射效应不够突出。
3.打造精品楼宇
楼宇资源决定着容纳经济单位的能力和对优质经济单位的吸引力。西城区商务楼宇基础设施基本齐全，但多属于中低档商务楼宇。商务楼宇的整体品质偏低，虽然有很多商务楼宇都号称顶级或甲级写字楼，但真正符合客户需求的优质商务楼宇却非常稀缺。
4.定制楼宇，个性化的楼宇发展
楼宇经济是聚集经济，楼宇经济的力量在于它的高度聚集性。根据企业的需求，实施“定制楼宇”服务。例如，金融企业可能会需要金库，对楼宇的承重、存储空间有更高的需求，通过这项服务，将为入驻企业打造个性化的金融办公楼。
（三）加强楼宇经济研究与监测工作
1.制定商务楼宇评估标准
从地理位置、公共交通、建筑规模、空调、电梯、卫生间、入住率等20个指标将商务写字楼分为顶级写字楼、甲级写字楼和乙级写字楼三类，并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
2.建立楼宇经济动态监测体系
楼宇经济研究与监测也是西城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楼宇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提供直观的楼宇经济分析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楼宇经济指标，一方面包含楼宇相关的指标，包括楼宇位置、数量、面积、空置率、租金等；另一方面包含楼宇产出效益的经济指标，包括单位面积税收、楼内企业特别是异地纳税企业、迁入、迁出企业、从业人员、税收贡献等。
参考文献
[1] 夏效鸿，楼宇经济发展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
[2] 赵弘，总部经济（第二版）[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 赵弘，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2010）[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从经济发展看北京向世界城市迈进，北京统计信息内部网，2009。
[5] 总部经济发展对北京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北京统计信息内部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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