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2 17:09:32
导语：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每一个阶段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世界各国均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农业增长的战略举措，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平均达到70%以上。通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进入世界农业科技大国行列，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十五”规划期间达到48%，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转变。
目前，我国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外，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也面对不少挑战和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要大力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加强丰产栽培、农田改造等技术的集成，着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总产水平，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良种培育、田间作业、设施栽培、健康养殖、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进一步提高农业单产和效益。适应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的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机械和装备设施。攻克农产品精深加工、储运保鲜、产后减损、清洁安全生产等关键技术，加快林业、水利、气象、食品产业及农用工业等科技进步。
——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科技成果的应用，提高农村科技成果转化率。对优良品种、丰产栽培、节水灌溉、测土施肥等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灵的先进适宜技术，进行大面积应用，促进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生产手段的方向加快转变，提高农业技术水平。2008年，全国300个县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培育了26.7万个农业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近414万周边农户，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入户率达到95%以上，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测土配方施肥、重大病虫害防治、地膜覆盖、旱作节水等一批重大技术得到跨区域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要加强农业基础理论、重要过程和重要作用机理等研究，优先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抢占国际农业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要在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切实保障政府投入，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在农村科技应用服务环节，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两个机制的作用，使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
——要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转基因重大专项，对于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实施这一重大专项的目标，是要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环境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 [P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
可持续发展定义所说：发展要具有可持续性，要不损害支持地球的生命系统：空气、水、土壤，不超出其源于环境的承载能力。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引申为地质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而又不仅仅局限在这个范围，故要求我们必须将发展限制于地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即保障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这是保障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
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作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类开发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且投资密集、起步快，对环境必然产生冲击和影响，亦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行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评价体系构建
区域地质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四大因素的平衡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问题又是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问题，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其中包涵有注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涵义，资源的利用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和维系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为限度，故可以建立以区域发展过程中对区域资源的消耗为主要断定对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定指标体系是较为正确也是可行的。
生态足迹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是指生产一定人口所消费的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的关键是生态足迹的计算。在下文中，以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来定量化分析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表1 山西省大同市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
由表1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人均生态足迹比例中，耕地生态足迹占据最大，为41%；其次为煤矿能源等用地生态足迹占用了39%；两项合计占用的生态足迹中的比例约为80%以上，成为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生态需求的主要部分，这说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衍生产品和能源需求较大。
从表1人均生态承载力分析来看，它反映的是生态供给的构成，其中耕地、林地以及建筑用地提供的生态产品及服务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大部分，是生态承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耕地、林地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具体讲，耕地生态供给占用为56%、建筑用地占38%；林地占4%；而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供给仅分别占1%、1%和0，这部分的生物资源和能源要靠贸易调整来弥补。
表2 大同市2003—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从整体上分析，由表2可知，2003—20O4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以及人均生态赤字变化不明显；2004年后，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大同市2004—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6l01—1.9506 hm2， 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平均年增长约10%，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在不断增长，物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直接导致生态需求的增加。2003—2011年大同市都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最高是2011年，达到1.4698 hm2；最低是2004年，为1.0756hm2。由此可见，大同市9年来都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这可能是由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的。
三、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
由以上对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地质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分析中，我们可知，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地质优化对策。首先是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优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比例，鼓励和扶持有利于改善土地生态效率的高新技术，使农业逐步转变为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农业，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低耗，着重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继续推进目前已经开展了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积极开垦荒地，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其次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积极探索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应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以消除人口不合理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引导河南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结论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调，适度的人文和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区域发展的理想状态。在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进行评价中，要针对区域的特征，从区域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概念进行分析，去界定区域社会各个方面、资源储备量和区域地质环境承受能力，把握住生态系统维持和调节自身系统能力的阈值，即生态供给和生态需求的阈值，如果超过了它们的阈值，生态地质系统将失去维持平衡的能力，遭到摧残；反之，生态地质系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毕晓丽，洪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1，17(2)：122-126．
[2]左伟，王桥，王文杰等.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与标准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67-71.
农业资源 区划 农业持续发展
一、综合性与协调性
农业资源区划的综合性，就是从生态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农业经济等几方面的综合利用着眼，采取综合措施，实行综合投入，进行综合开发，提高综合效益。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形成良性循环。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把农业作为呈多因子的集成系统，整体综合效益大于各因子的简单相加。农业持续发展的协调性，一是指资源利用能力与资源条件的关系，二者的不协调引致资源利用低效，或者引致资源利用能力的浪费。二是指农业生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农业生产与环境的不协调，将引致土地、水污染严重。三是农业生产水平与生产条件之间的不协调，将引致生产条件的恶化、农业投入的低效。农业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排除这些不协调性，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农业区划的综合性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协调性，是同一个圆心的两个圆，一个是实的、技术性的，另一个是虚的、政策性的，其共同的核心内容有五方面：一是资源高效型农业，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推行高效农业；二是资源节约型农业，着眼于资源数量利用的形式；三是资源投入型农业，更少地掠夺或消耗自然资源，更多地以物质投入代替自然资源，而不减少农业产出量；四是资源再生型农业，更广泛地利用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五是资源改良型农业，即提高资源质量，增加资源可利用量。这种共轭关系，使农业持续发展的研究，成为90年代以后农业区划研究的主旋律。
二、区域性与可行性
农业资源区划的区域性，就是要求农业生产从各地区特点、优势、生产潜力、地域差异出发，对农业生产的方向、重点进行调整，其调整的依据一般有四条：其一，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对一致性；其二，农业生产基本特征与进一步发展方向的相对一致性；其三，农业生产关键问题与建设途径的相对一致性；其四，保持行政区域（我国以县级为单位）界线的基本完整。1981年由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编写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揭示了中国地域分异规律，将我国陆地分为9个1级区，共分38个二级农业区，海洋分为黄海、渤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根据沿海滩涂利用又分为10个利用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区域化，不尊重各区域的特点，“一刀切”行政化大统一的农业是不可能有农业持续发展的。
农业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涵盖三层意思：一是技术和应用适当，即并不主要依靠最优、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以最为适用、合理的技术为导向；二是经济上能够维持，即控制投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避免财政难以维持的局面；三是社会上可以接受，即生态环境变化、技术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应当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美国LISA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以对人类和环境无害且以持久性的方式提供丰富的食物和纤维”。丹波斯宣言提出，为过度到更加持久的农业生产系统，农业和农村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三个基本目标：（1）确保自给自足，保证食物安全；（2）增加农村的就业人数和收入，特别是根除贫困；（3）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
对比分析区域性与可行性的内涵不难看出，区域性和可行性都是对单系统内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区域性是对农业单系统自然条件、生产条件、政策条件的研究和表述；可行性是对农业单系统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研究和表述。农业持续发展的可行性依赖于农业资源区划的区域分异规律，只有从区域特点出发，实现了区域化的农业，才能保证持续发展。
三、超前性与持续性
农业资源区划的超前性，是由农业资源区划工作的前瞻作用决定的。农业资源区划是从大系统，全方位研究农业的形成过程、区域特征、分异规律、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的，侧重于为农业的发展做前期科学论证、提供依据和规划。具体的工作内容大致为块：（1）农业资源的分析评价；（2）农业资源的动态监测；（3）农业资源的立法和管理；（4）农业区域的规划制订；（5）农业区域的开发实验；（6）农业生产的布局和调整；（7）农村发展的战略研究；（8）农业信息的咨询服务。这些工作内容决定了农业资源区划是农业发展的超前研究，有很强的超前性，这正是农业资源区划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农业资源区划的超前性，将更科学更突出。在遥感信息方面，我国九个一级农业区分别设置了资源经济信息监测中心，按30个省（市、自治区）级行政单位分别设置了农业经济信息监测工作站。在地面监测网络方面，以我国38个二级农业区为主，结合考虑省一级综合农业区及有关自然条件区划、种植业区划和社会经济分区状况，在全国范围内设置250个以上地面信息采集网点县，用于支持空间信息的提取。以计算机为手段，建立的方法库、模型库、图形库，使农业资源区划研究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资源区划研究的超前性，提高了农业发展的科学预见性。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长期以来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农业主要发展发向[1]。生态农业是依靠生态工程技术建立的与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模式[2]，较之传统农业，其人力、物力投入较少，能源消耗量少，对环境污染小，是协调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方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桂林市发展生态农业的天然优势和必然性
桂林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充沛、水资源充足，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3]。由于未实现工业大规模化生产，境内水土污染较轻，生态环境良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传统农业下资源利用率较低，易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受限于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桂林大规模发展常规农业所导致的资源与生态问题比发达地区更为突出[4]，扶持生态农业成为桂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2发展思路
桂林市农业综合实力在广西较为突出，粮食、果蔬产量始终稳居广西前列。桂林生态农业发展起步较早、模式较多，拥有较为成熟的循环农业技术，但由于桂林市总面积较大、资源分布多样化、区域特征差异化，整体发展难以保持一致性，部分地区未探索出最佳发展模式，收效一般。基于此，要落实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现实条件，因地制宜，立足于构建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完善生态农业产业化体系，协调农业开发和生态治理，加强农业循环技术研究，持续改进原有模式，增强农业后劲力。具有发展经验且技术较为成熟的区域，可进一步扩大循环农业规模，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3分区发展情况
结合桂林市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思路，立足于长期的农业实践，以进一步优化生态农业产业为目的，依据各地农业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容量和农业发展根基，实行区域化布局。
3.1优化发展区
包括临桂区、灵川县、兴安县、全州县、永福县、平乐县、荔浦市。以上地区是桂林粮食、果蔬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基础较好，要坚持以农为本理念，巩固农业生产主导地位，兼顾环境治理、调整种植业结构、创新农业模式，强化循环农业，稳定粮食、水果、蔬菜生产，推广优良品种，打造优势品牌，发展休闲农业。全州县商品粮产量大，是著名的“桂北粮仓”。该县在生态农业生产发展中，紧抓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以禾美稻香现代特色核心农业示范区为例，在该示范区内大力推广种植双季稻、超级稻，集成机械化种植、绿色植保等现代技术，实行“稻-灯-鱼-肥”种养结合，同时发展油菜花休闲观光，为稻田增产增收提供可靠途径，也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适度发展区
包括雁山区、阳朔县、灌阳县、恭城瑶族自治县。该区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且属漓江流域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农业产出以金橘、月柿、桃李梨等特色水果为代表。要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抓好生态保护，突出自然优势，着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加快完成一、二、三产业融合。恭城县有“中国月柿之乡”的美誉，月柿产业推动着全县经济发展。在生态农业上，恭城县坚持“猪+沼+果”三位一体模式，既采用环保方式处理了养殖粪污的排放问题，又通过施用有机肥改善了土壤质量，提升了果品品质。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根本，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对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选取2004～2013年山东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5个维度的24个指标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山东省2004～2013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各子系统得分及各年协调系数。结果表明:人口子系统权重为0．2026，经济子系统权重为0．3111，社会子系统权重为0．1728，资源子系统得分为0．1402，环境子系统得分为0．1732;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5个子系统发展协调度总体提升，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
关键词:
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熵值法;加权求和法;动态评价
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议会通过了《可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法》，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1］。1994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和根本保证”［2］。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根本，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这一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3］。目前我国各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迫切需要广泛开展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的深入研究，为制订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近年来，我国学者针对不同区域开展了部分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在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袁久和［4］、卢李朋［5］、刘喜广［6］等分别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五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曹执令［7］从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及农业资源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了16个指标构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高鹏等［8］从经济、资源、社会以及环境保障四个方面选取指标进行了评价研究;戴蓉等［9］从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农业社会、农业环境与资源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彭万臣等［10］从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村环境等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在指标权重的确立方面，主要采用熵值法［4～6］、主成分分析法［8，9，11］或层次分析法与专家意见法相结合［7，12］。在评价模型的设立方面，多采用加权求和的综合评价法。在评价尺度方面，时间尺度上动态评价多以十年时间为研究对象［4，8，9，13］，区域尺度上以省域［2，4，6，10，14］、市域［7］为主。综上所述，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方面指标设立差异大，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为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指标设立涵盖人口、社会、资源、经济、环境五个方面，与加权求和法相结合设立综合评价模型，对2004～2013年期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做动态评价，以期得到近十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演变规律。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黄河下游地区，北纬34°22．9'～38°24．01'、东经114°47．5'～122°42．3'之间。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11～14℃，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76．5毫米。境内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势。总面积15．8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64%。农用地1156．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3．2%。总人口9733万人，农业人口占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产品出口额在全国一直名列第一，山东省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05～2014)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2013)，部分数据经换算得到。
2研究方法
2．1指标体系基于指标设立的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操作性，选取2004～2013年山东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5个维度的24个指标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2．2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本质是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继而计算出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信息效用值代表了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度，影响度越大，权重就越大。相比主观赋权法，熵值法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和可信度。
2．3加权求和法加权求和法是整合不同指标评价值时常用的一种方法，即根据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其权重，然后累加各项指标评价结果得出总分值。
2．4发展协调系数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不仅只看重综合得分，还要看各子系统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本文采用多层次评价体系，为定量衡量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这五个子系统是否平衡发展，引入标准差系数作为协调系数的衡量标准。标准差系数越大，表示数据差异较大，发展不协调;标准差系数越小，表示数据差异小，发展协调。
3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及计算公式，得出各指标权重即类权重(表2)，从而计算出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表3)。
3．1农业可持续发展分析由图1、图2可看出，近十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由图1及表3计算可得，农业可持续综合得分年平均增长率为14%，呈稳步增长状态。表明近年来人们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有所提高，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法规也起到了明显作用。由图2可知，经济和社会子系统评价得分上升最快，环境子系统呈先下降后稳步上升状态，资源子系统评价得分整体呈下降水平，人口子系统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状态。2004～200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大幅增长，由2004年的120．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69．2万人，而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由2004年的6．01%下降到5．83%，使得2004～2005年人口子系统得分出现了一个较大增幅。2005年以后较为平稳，到2008～2009年出现剧烈下降，因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失业人数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由2008年的149．9万人降为2009年的122．4万人，因此人口子系统得分转呈下降态势，2009年以后逐步恢复上升趋势，但与经济、环境子系统得分差距仍然较大，说明虽然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较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制约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占比为19．1%，2013年数据为22%，仅提高了2．9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必然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前期环境系统得分低且呈剧烈下降态势，在2006～2007年达到最低，主要原因是农药、农肥、塑料薄膜等使用过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负担。此后随着农药、农肥、塑料薄膜等施用量较大程度的减少和节水灌溉面积的较大增长，环境子系统得分攀升，一度超越经济子系统，成为得分最高的子系统，这表明人们的农业环保意识逐步提高，近年来政府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目前山东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现代农业的推广普及、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加之过去农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消耗过度，资源子系统在2007～2008年之间下降剧烈，后期小幅度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与自然资源的恢复性差及不可再生性有较大关系。经济子系统得分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由原始数据计算得出，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与土地产出率均增长了一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两倍，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增长了32．5%，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山东省农业产值多年来位居全国第一位，各项农业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农业经济整体运行良好。社会子系统得分呈稳步增长态势，2005～2006年公路通车里程大幅度增长，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在此阶段有大幅度改善，促使2005～2006年社会子系统增幅较大;中期发展较为平稳，2010年以后农村恩格尔系数由2010年的37．5下降为2011年的35．7，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并不明显，2004年为0．37，2013年为0．38，城乡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
3．2系统协调度分析协调系数越小，发展协调度越高。由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山东省农业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系数整体呈减小趋势，表明山东省近十年发展协调度整体提高，但2010年以后协调系数有略微增大趋势，可见各子系统之间发展有可能逐渐趋于不协调状态。另外，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与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差异较大，表明资源利用率仍然较低，资源承载力负荷过重，亟需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资源浪费现象，扭转以过度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4结论
通过对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4．1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5个子系统发展协调度仍有待提高。
4．2人口基数大及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践行国家人口政策的前提下，应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大农业科技的培训力度，全方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4．3资源消耗率仍然过大，在提高农业经济的同时，更应注重耕地资源、水资源的保护，积极推广现代农业，引进并普及现代先进农业技术，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优化农业功能结构，强化农业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15］，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出于数据的可得性，所选择的评价指标仍然不够全面，而且有的指标难以量化，增加了研究难度，因此仍需进一步探讨指标设立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参考文献:
［1］彭念一，吕忠伟．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及测算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2):87－90．
［2］姚成胜，朱鹤健．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以福建省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07，22(3):380－388．
［3］卢代富，邵海．产业化背景下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法律对策［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3):103－112．
［4］袁久和，祁春节．基于熵值法的湖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评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22(2):152－157．
［5］卢李朋，张杰，卞晓峰，等．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分析［J］．水土保持通报，2014，34(4):248－254．
［6］刘喜广，陶楚南，陈银蓉．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7，28(1):26－29．
［7］曹执令．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衡阳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8):113－116．
［8］高鹏，刘燕妮．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聚类评价———基于2000～2009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2(3):59－65．
［9］戴蓉，薛达元，郭泺，等．黔东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预测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32):138－146．
［10］彭万臣，张淑花，周利军．黑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26(5):22－26．
［11］欧阳涛，肖海燕，袁辉斌．湖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32(1):35－43．
［12］赵莹雪．山区县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五华县为例［J］．地理科学，2003，22(2):223－229．
［13］徐梦洁，赵其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研究［J］．土壤，2000(3):135－139．
［14］乔家君．改进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中的应用［J］．资源科学，2004，26(1):113－119．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贲克平.对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探讨［J］.农村发展论丛，1997，（1）：14～16。
［11］蔡昉.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7－137。
［13］蔡运龙.持续农业及其中国态势［J］.地理学报，1995，（2）：97～105。
［1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农学会编，常平生.农牧结合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陈百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3～19。
［16］陈成斌，中国农学会编.试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A］.北京：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53～55。
［17］陈飞翔.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4，（4）：61～66。
［18］陈会英.中国农村产业结构演化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1，（2）：20～26。
［19］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62～163。
［20］陈锡康.中国粮食生产发展预测及其保证程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6，（3）：197～202。
［21］陈锡康.农业发展—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态系统与持续农业［J］.自然资源，1995，（6）：1～7。
［23］程序.中国应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J］.科技导报，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续农业导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89。
［25］冯海发.中国农业的效率评估——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
［26］甘师俊.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48～52。
［27］高波.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J］.学术研究，1992，（6）：80～84，79。
［28］郭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2～9。
［29］郭书田.变革中的农村与农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30］郭玮.中国工农关系研究［J］.经济学家，1993，（1）：53～65。
［31］郭熙保.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的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2，（9）：57～60。
［32］郭熙保.农业发展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6～7。
［33］何焕炎.我国农村经济迈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A］.张新民.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农村篇）［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钢.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1～12，88～91。
［35］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观点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5）：69～78。
［36］胡希宁.西方发展经济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及理论思考［J］.理论前沿，1996，（14）：10～12。
［37］黄季焜等.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267～268。
［38］黄季焜等.农业科技革命：过去和未来［J］.农业技术经济，1998，（3）：1～10，49。
［39］黄青禾.资源约束下的食物系统［J］.科技导报，1991，（5）：28～31，62。
［40］将建平等.中国的“绿色革命”与持续农业［J］.科技导报，1993，（10）：54～55，24。
［41］靳光华.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1998，（4）：1～5。
［42］康晓光.中国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战略与管理，1998，（3）：62～68。
［43］康晓光.我国农业波动的政治与经济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8，（5）：71～75。
［44］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Z］.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晓光.2000～2050：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J］.战略管理，1996，（4）：37～48。
［46］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晓光等.农业与发展——中国农业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与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J］.学习与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及其内在联系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7，（3）：28～37。
［51］李享章.论双重二元结构与农业［J］.中国农村经济，1989，（2）：3～8。
［52］李应中等.中国农业区划学［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114～116。
［5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43，76～98。
［54］林毅夫.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J］.战略与管理，1998，（4）：82～90。
［55］林毅夫等.对赶超战略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1994，（6）：62～83。
［56］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7。
［57］林毅夫等.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416～419。
［58］林毅夫等.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对“比较优势战略”批评意见的几点回应［J］.战略与管理，1996，（3）：35～45
［59］刘葆金等.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村经济问题，1997，（11）：26～30。
［60］刘巽浩.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5，（2）：80～84。
［61］刘巽浩等.集约持续农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3，（5）：263～267。
［62］刘则渊等.持续发展观与产业生态化［N］.人民日报，1996－01－02。
［63］刘中一等.中国粮食的生产与流通［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38。
［64］卢良恕.持续农业的兴起与发展前景［J］.农业技术经济，1992，（2）：1～4。
［65］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2。
［66］罗必良.从贫困走向富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369～389。
［67］马世骏.经济生态学原则在工农业建设中的应用［J］.生态学报，1983，（1）：6～11。
［68］马世骏.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生态学报，1984，（1）：1～9。
［69］马世骏等.复合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A］.胡涛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2～8。
［70］木生.“农业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观点介绍［J］.经济体制改革，1998，（4）：125～130。
［71］牛文元.中国农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6，（4）：293～299。
［72］牛文元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系统解析［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00～101。
［73］牛文元等.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79～382。
［74］萨乌什金著，毛汉英等译.经济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00￣101。
［75］施琳.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从西方发展经济学到中国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104～108。
［76］石玉林.依靠本国资源养活16亿人口［A］.王先进主编.中国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好中国人［C］.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3～17。
［7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5～46。
［78］孙桂兰等.生态农业技术导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1～2。
［79］孙颔等.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45～147。
［80］孙鸿良.论中国生态农业的特点.原理及其主要技术［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0，（3）：3～8。
［81］孙鸿烈.充分利用我国各类国土资源，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M］.王先进主编.中国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好中国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26～130。
［82］田淑慧.生态农业与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J］.人文杂志，1997，（5）：44～47。
［83］佟屏亚.中国的高产农业及其可持续发展［J］.作物杂志，1997，（4）：12～15。
［84］汪卫民.中国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J］.环境导报，1998，（2）：5～8。
［85］王贵宸等.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2，（3）：1～8。
［86］王宏广.论要素组合理论指导农业现代化［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1，（1）：1～6。
［87］王宏广.“生态农业”是不是未来农业的模式［J］.农经理论研究，1992，（1）：5～8。
［88］王宏广.论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障碍、规律、对策与困惑［Z］.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参考资料，1992，（17）：1～13。
［89］王宏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胡涛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148～160。
［90］王建武等.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生态农业［J］.开发研究，1995，（6）：39～40。
［91］王建武等.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生态农业（续）［J］.开发研究，1996，（1）：46～48。
［92］王如松等.现代生态学的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30～31。
［93］王正平等.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J］.科技导报，1993，（9）：46～48。
［94］吴天然.中国农村工业化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0～112，449～450。
［95］武丽石等.试论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1997，（10）：14～16。
［96］夏英.贫困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104。
［97］辛德惠.对我国粮食问题与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的思考.王先进主编.中国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好中国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54～60。
［98］邢廷铣.农牧结合种植模式及其发展战略［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1）：46～49。
［99］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46～50，60
［100］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1。
［101］杨吾扬.区位论原理——产业、城市和区域的区位经济分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250～252。
［102］杨永华.论中国发展经济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2）：7～12。
［103］叶谦吉.生态农业——农业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49。
［104］于建国.二元经济与资源配置［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4）：17～27。
［105］于秀波.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研究［D］.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1999，17～18。
［1*］俞忠英.论中国的二极经济及其影响——兼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2）：21～26。
［107］袁从等.持续农业是生态农业的继续与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3，（2）：13～15。
［108］张法瑞等.关于可持续农业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J］.1997（7）：33～37。
［109］张建民.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J］.经济学家，1998，（2）：105～111。
［110］张克俊.可持续农业探讨［J］.经济问题，1995，（11）：18～19。
［111］张陆彪等.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的主题［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1，（5）：18～21。
［112］张壬午.论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态农业——我国生态农业与国外替代农业的比较［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0，（5）：37～39。
［113］张卫建等.农牧结合在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中的作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7，（4）：9～13。
［114］赵文昌.农业宏观调控论［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115］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开放实验室等主编.马世骏文集［C］.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95，2，290，296。
［116］周立三等.中国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的近期研究［J］.地理学报，1990，（2）：146～153。
［117］朱丕荣.中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J］.改革与理论，1996，（12）：27～30。
［118］朱泽.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J］.战略与管理，1996，（4）：28～36。
［119］朱泽.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对应［J］.战略与管理，1998，（1）：26～34。
［120］邹农俭.城镇乡三元结构及其协调发展.何康等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305。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素；创新路径；浙江省
浙江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水平稳步提升。各种农业示范建设基地的落成，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机械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使浙江省农产品经济水平持续增长。但在提升农业经济的过程中，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经济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且在浙江省实施“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计划后，促使现存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革创新，以跟愈演愈烈的农业经济市场相适应。
1浙江省实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曾提出，21世纪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可持续农业。具体而言，可持续农业是保护自然环境、粮食供应充分和农业市场公平公正的有机结合，它最本质的要求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协调，并且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可持续性、共同性以及公平性的原则之上。可持续农业是一种环境与农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式。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极易造成使用水平大于资源承受水平的情况，如果不改变现状，平衡农业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会造成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严重不良后果。就浙江省农业现状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总体上改良基层农产品市场的结构，运用高水平技术建立更加合理的生产营销体系，从而减少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
2制约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1农业原始资源不足
浙江省人口众多，目前已达到5500万。人口数量非常巨大，而土地面积却只有10．55万km2，占全国的1．10％。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食品、供能、居住地等生活必备条件的需求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在快速发展城镇工业化的同时，却没有做好相应原始农业资源的保护措施，致使许多农田出现荒芜化现象。农业原始资源被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给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原本一些能给农业经济带来效益的成果也将被相应抵消。
2．2浙江省政府在农业上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先进
尽管浙江省政府近年来在农业发展上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这部分支出占财政部门总支出的比例却仍然较低，这就意味着省政府在农业发展趋势上所投入的财力物力还远远不足。具体来说，浙江省农业高水平技术的应用落后于其他农业大省。另外，推广机制不健全，更新维护速度较慢，农业科研人才储备不足，研发资金供给不到位，这些都是导致浙江省农业经济无法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种植思想仍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口的学历普遍为初、高中，有些落后地区的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小学，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农民不能很好地接纳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从而影响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种植能力。
2．3浙江省农业市场的体系不成熟、机制不完善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产品也改变了以往自产自销的模式，转变为规模化生产销售。面对规模化农产品产量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培育与管理机制，势必会影响产品的对外销售，从而导致现有农产品的区域流通性和结构完整性出现过剩，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很难进行下去。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浙江省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培育体系已经基本完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发挥区域辐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农业基地面临着生产销售体系不成熟、缺乏合理稳定的贸易渠道的局面。以上不良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农产品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发挥对产业的干预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经济市场不能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3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促进农业市场体系完善
为使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带动农业周边产业，例如林业、牧业及渔业等产业的发展，大力健全农业市场经济体系，努力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此外，省政府应当全力支持各县市区建立更多的综合性农产品交易中心，完善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一条龙流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保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3．2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
逐步改变之前运用的土地漫灌方式，使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并加强在农村城镇等农田多的地区进行推广。对于农作物病虫害以及农田杂草问题，改变以往施加农药的做法，转变为运用生态科学技术，例如使用“生物天敌”防治措施。出台相关政策，改善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的现有局面，从而最大程度地减缓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3．3推动建立农业保护区
作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产业体系，农业需要人为的保护，而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农业的核心基础———农田，也是一种人工的生态系统，它的维护同样需要人来干预。所以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借鉴西方农业发达国家的做法，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区和示范区来规避市场竞争和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潜在风险。从此处可以看出，推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产品储备准则和农业风险评估系统等，是极其有必要的。与此同时，必须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省农业厅需要联合科技部门进行及时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与风险预测，并准确地传达给农业工作者。这些都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措施和根本保证。
4结语
随着浙江省农业经济越来越发达，一系列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随之产生。浙江省政府和相关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视程度，积极探寻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方法，增加对其投入的财力物力，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农产品种植和销售的高水平标准，从而使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健康稳定。
作者:刘克勰 陈晓菊 单位:宁波大学
参考文献:
［1］刘喜广，陶楚南，陈银蓉．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7（1）：26－29．
［2］刘一苏，刘朝晖．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J］．农业与技术，2007（1）：130－133．
［3］应风其．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及其应用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2．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