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3 17:12:54
导语：在传统文化的事例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心理测评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心理学应用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咨询起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随着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心理测评体系传入中国，在我国的一些领域开始了应用，并蓬勃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心理测评的基本理论框架、操作技术和方法是来源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因此，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我国学者汪凤炎曾指出：“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缺乏中国自有的文化根基，导致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存在着将中国人当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研究的倾向，这就给中国心理学带来了很多弊端。”\[1\]不光是中国学者，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加德纳?墨菲和约瑟夫?科瓦奇也认为：“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地理、经济、军事和科学的背景下研究才有意义。”\[2\]也就是说心理测评的技术手段只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早在1980年，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在其撰写的题为《心理研究的中国化: 层次与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概念。他认为: “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中国心理学者如能鼓励自己在研究活动中加入中国式的想法与看法,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便可不知不觉融入自己的研究,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便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因此，心理测评的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其必然性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1.尚“和”心理根深蒂固
“和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际交往最根本的原则，这种尚“和”的观念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心理的形成。
“和”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有多方面的表现，从积极的影响角度讲：
其一，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延绵不衰，传承至今，这在世界其他文明地区是不多见的。其中崇尚“和”的理念就是重要的原因，“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家和万事兴”，无论从国家大的方面还是从家庭小的方面，中国人都强调“和”的理念。这种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涵相一致。
其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尚“和”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十分重视处理好人际关系，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注重营造和睦的氛围，即使发生冲突也往往在调解人的帮助下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和事佬担负着调节任务，必须充分考虑怎样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的解决方式已达成维持事例均衡。因此中国的官司往往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3\]
“和”的观念在社会中有积极地影响，也有其消极的方面，这些消极的方面体现在：
其一，“随大流”的从众心理突出。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个人与群体的意见或行动出现不一致，往往会出现个人屈从于群体的情况。这种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从众的心理也成为在群体中最主要的心态，以致于“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样的俗语在社会中广为流传。
其二，“厌讼耻争”的求和心态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和”状态的丧失是一种恐惧的心态，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家社会事务上还是个人家庭生活都有体现。如“将相不和，国有大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兄弟不和邻里欺”等等。这种心态在有些时候是“忍让”的表现，在有些时候则是妥协退让的表现。赵佳宾:论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心理测评本土化必然性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第25卷第2期
2.“面子”文化博大精深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很独特的一个概念，它对我们来说内涵丰富却又模糊不清，无形无状却又无处不在。林语堂认为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惠，在这三个女神中，面子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还受人尊重。\[4\]由此可见，面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明恩溥所说“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的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没有打开，那么面子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所以，理解了面子文化对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子”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为了有“面子”，人们会努力地在社会各个领域争取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资源、更广泛的交际面。因为爱“面子”，人们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装点门面，甚至是“打肿脸充胖子”，为的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了避免丢“面子”，人和人之间会相互照顾、相互妥协，彼此给对方留“面子”，而不是损别人的“面子”，因为照顾对方“面子”就是考虑自己的“面子”。
在乎“面子”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注重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尊自爱的心理品质；同时注重人际交往中的礼节，讲究社会秩序，处理事情会估计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过分强调“面子”文化又会形成一些心理上的弊端，例如，虚荣心和攀比心强烈，在群体中为了照顾别人的“面子”不愿意指出别人的不足和错误等等。
3.“中庸”心态大行其道
被尊为儒家经典的《中庸》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就是要求做人要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左不右，既要坚持正道，又不能太偏激。这种思想被儒家所提倡，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修身原则。其具体表现可以从《论语》中得见“惠而不费，劳而不愿，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对中庸心理的推崇使得中国人同西方人相比善于控制和调整自己而不偏激，避免过火的行为，从心理上对激进的行为产生一种否定和排斥的心态。
“中庸”心态对维持平和的心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积极地意义，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强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能力，在意志方面又有坚定性、顽强性；在为人处世上体现出重整体、顾大局、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人格方面形成稳重、踏实、忍耐、情绪稳定的状态。但同时“中庸”的心理也会导致一些人产生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习惯，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在对一些问题的价值判断上模棱两可，缺少西方人那种明确的立场，就像国学大师林语堂所说：“一个典型中国式论断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差。”既赞扬了甲，又不会得罪乙。这种“中庸”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固然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有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余秋雨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产生的影响有过这样的评价：“个体意义上的道德导致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不道德。”
综上，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尚“和”的心态、讲究“面子”的心理和“中庸”的处世方式只是中国独特传统文化中的几个方面，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注定与西方人文环境下形成的个人心理素质是不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套用西方的测评模式和手段来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测评是不合适的，因此有必要实现心理测评的本土化发展。
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中心理测评思想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完整的心理测评理论系统，但是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心理测评思想观念，这些理念是实现心理测评本土化的思想渊源。
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统治者选拔各级官吏，还是为了做到“因材施教”，还是为了做到“谨慎交友”，都有对心理素质进行评价的内容，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例如，《论语?为政》中记载了孔子对人心理评价的观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认为，对人进行评价要察言观行，还要看他做事的心态，从他的言论、行动到他的内心，全面了解观察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没什么好隐瞒了，就能很好地了解这个人了。
《吕氏春秋?论人》中就提出用“八观六验”的方法来考评人的才能与品性。不光要察言观行还要设置情境考验。所谓八观是指“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拣择观其所不为。”所谓“六验”法是指“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
与之相类似的心理测评思想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还有很多：汉代学者刘劭在其著作《人物志?八观》中也提出了“八观”法来对人进行鉴定。说：“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史记?魏世家》中记载了用“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五视”法来评价一个人的品行的方法。《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中记载有关察人、知人的“六征”：“一曰观城，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关于心理测评的思想的，这些思想是从学者的教学活动、国家选拔人才以及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对今天的心理测评仍然有着借鉴意义。研究中国心理测评的美国学者Lester Sdorow在他的著作中写道：“The use of mental abilities can be traced as far as back as 2200B.C.,when the Chinese used them to identify talented individuals to serve as civil servants.”(心理测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的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来选拔优秀的人才来充当“公职人员”。)所以，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测评思想就成为实现心理测评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三、中西方心理测评相互融合的必然要求
西方近代的心理测评是基于两条研究线路发展起来的：一个是以达尔文、高尔顿以及卡特尔关于个体差异的测量为基础的，另一个以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韦伯、费西纳以及冯特的实验测评为基础的。而后者正是西方实验心理学产生的基础，因此，西方的心理测验有注重实验研究的传统。在心理测评的发展过程中，比奈所编制的智力测量量表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此基础上，西方的心理学家编制了各种心理测评的量表，这也使得西方的测评有建立科学量表、形成标准化体系的特点。
由此可见，西方的心理测评强调精确性和定量分析而且成体系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心理测评中的定性分析是相区别的。西方心理学思想有重视科学主义的传统，再加上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很多西方学者相信心理测评应该依靠精确观察和测量，即便是难以量化和精确化的信仰、人际关系、情感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过分重视对行为的量化研究和对实验心理学的重视，使得西方学者本身也无法解释诸如意识等因素对心理的影响，促使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在学术研究领域“东—西方心理学”正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发展，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心理学百科全书》中，有一个叫做“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东方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些东方的思想包含有中国的儒学、道学、禅学，印度佛教和伊斯兰的宗教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等。由此可见要促进心理测评的长远发展不光是要中西合璧，甚至还要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参考文献］
\[1\] 汪凤炎，郑 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福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35.
\[2\] 加德纳?墨菲，约瑟夫?科瓦奇.近代心理学导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19.
中国的传统节日意义深远，它从多方面满足了人们心理上、生理上等各种社会需要，传承者自强不息、贵和尚美、精忠爱国等文化精神。中国传统节日以及节日中保留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立足之地，完全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的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尤其是传统节日春节，放眼中华大地，举目五洲四海，每逢春节，礼花绽放，龙舞翻飞，欢声笑语荡漾，春节热闹了中国，春节也正走向世界。
【关键词】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利用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文化，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是传统文化的亮点，正如谚语中所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有规定的日期的，这是约定俗成的，正月初一是春节，也是所有传统节日的开始，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祭祀或纪念的对象，民间流行着春节祭祖，端午节祭屈原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等等；此外，每个节日庆祝的礼仪形式也是有区别的，如清明扫墓踏青，端午吃粽子，中秋赏月等等；端午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屈原，中秋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嫦娥奔月，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被融入到每个传统节日中。重要的是传统文化节日有文化内涵，有历史记忆，有文明礼仪的传承，还有一种情感的寄托，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活力，在未来社会也会被传承。
中国的传统节日蕴涵着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形态，融合了美妙的传说、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情趣。传统节日习俗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深深地寄托着整个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
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不少节日自商周之后上升为礼俗，成为国家祭典。到秦汉时元旦、除夕、端午、七夕等节日基本已经定型了。之后由于各民族文化的沟通，节日文化得以加快交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节日内容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如：登高、秋千等新节日内容。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也对节日内容有了新一层的影响，如：四月八浴佛节、腊月初八腊八节等都为佛教信仰的产物。自宋元起，有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礼仪和娱乐性质的活动，摆脱了宗教迷信的笼罩、压制，例如用来驱除鬼神的鞭炮，逐渐成为了节日庆典活动的必需品。所以说，节日是在发展中不断的有所补充、丰富、完善，又有所淘汰改进的。
中国传统节日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热情、勤劳等美好的品质特征，也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向往，中华民族永不能忘记它那鲜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它已经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重要纽带。
2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
从哲学意义上讲，传统节日文化浓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追求，凸显一个民族的价值。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合一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具有鲜明的特征传承着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中国人向来有“天下一家”的概念，这种古典的世界主义虽然与今天全球意识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异国需要一个流动地适应、变化与变异成新的过程。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春节在某些欧美国家或是城市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节，作为观光旅游项目供人欣赏。当地政府会组织与其相关的活动，市长还会在当天向民众致辞并一同参加游行活动，参加者不仅仅是我们的华人华侨，更多的外国人会参与进来，感受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让世界民众在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够普及世界文化知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温厚与崇高，我们应努力让春节走出国门，影响更多世界民众。
当今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重组与创新的时代，各国文化通过多种渠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扬长避短，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联系中对不同体系的文化重新做出判断，多一种文化样式，多一种文化选择，这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3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相结合，对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信仰、民俗活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传统节日与中国现代城市的生活息息相关，其社会功能有以下几点：
3.1 通过饮食文化来缅怀祖先，寄托思念
饮食文化是最易传承的，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仍保持着这个传统的饮食文化。
端午节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这一天各地习俗不尽相同，要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悬艾叶、捣蒜芷，喝雄黄酒，还有的地方要吃油糕和绿豆糕。包粽子所用箬叶可疗咽痛或调女经；将捣蒜和雄黄酒洒在院落门庭可以驱蛇，挂菖蒲，悬艾叶可以驱邪祛病，净化环境。 可见，端午节既是纪念和缅怀爱国的诗人，也是一个驱除瘟疫的节俗。如今，古老智慧和灿烂文化融于一体的端午节已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被列入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此同时，节日的饮食是饮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自古以来烹饪技术的集中表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水平再日益的增高，但传统的饮食仍然经久不衰，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节日的餐桌上，受到人们的喜爱。
3.2 通过节日活动可以凝聚亲情、友情、乡情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节日活动可以让人们从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使得身心获得休息，调整心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协调相互关系， 缓和矛盾。节日期间，人们有大量的时间走访亲友、相会乡亲四邻，以获得较好的人际 关系，增进人们生活的快乐指数。
3.3 通过节日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带动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
通过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能够影响各行业各领域的产业发展及经济效益；与民俗文化活动相结合，产生浓郁的地方特色。从其现实价值看，中国传统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方法，传统节日不仅能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节日消费，改善人民生活，还能够调节民众身心健康，是民众情感的寄托，更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4 现代城市生活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利用
我生活在古都西安，这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城市，对待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不同的文化精神，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表现在思想上，更多的是对现代城市的衣食住行，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如：“尚红”观念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色彩精髓，这一点在西安现代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因为保护传统节日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历史，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只有利用才称的上是传承保护。
今天的传统节庆其精神内涵越来越不受重视，反而更多地被视为物质享受和假日娱乐。究其原因，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给出了答案——传统节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最根本的保证是将民间传统转化为民族信仰和公众共识，将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信仰赋予新的内容，创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节日。
我们不能总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停留在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社会生活水平中，成为一种仅仅是被人们记忆的节日，我们应该将其精神、内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在满足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精神向往的同时，更好地在利用借助中传承利用。因为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利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发展。通过寻找一些曾经在历史文明中存在，现在已经渐渐消失的文化，或者是在现代文明中，仍然可以通过转型过来，发扬广大的传统文化精神，来推动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真正的让节日文化带动经济，在发展中得到传承利用。
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及精神，传承利用要以文化产业为载体，直接为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更好的为现代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露露，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2]李露露，中国民间传统节日[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3]张海英，中国传统节日与文化[M]，山西：书海出版社，2006年6月。
【关键词】内省；心理模式
与西方文化通过向外索求而不断前行的心理模式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倾向于内省，这是探讨中西文化区别时已经形成的定论。在探讨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曾经否定内省对于研究的作用，康德认为，要运用自我观察的内省来研究是不可能的，孔德甚至认为内省法的“研究结果与这种方法的荒谬性成正比”，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才逐渐认可内省的问题。但是整个西方心理学，对内省的认识却又都停留在方法层面，对其研究改进主要表现为操作性的加强上，对其心理模式的研究也是以西方思维模式为桎梏，故而难以真正的契入。笔者认为，要探讨中国文化中内省的心理模式，需要以西方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来开拓视野，但是根本而言，还是要以中国传统模式来契应，可惜，当代中国，真正拥有传统思维模式，心理归属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师更是寥若晨星。这里，我们只能通过哲学思想与内省模式的对应简单的进行一些探讨。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应天道与人道相呼应的内省心理模式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思想，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同源，人的繁衍生息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就是破坏自身的生存基础；就形而上而言，天又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又称为道、元、玄等等，一切统摄于天，天是人精神的寄托和归属；但是在天面前，人又不是盲目无能的，传统文化早已经认识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作用，认为天地因人而有灵，人是承载天地的灵性。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出现也不足奇怪，而且从对世界的探索而言，必然的回归内省，其理由的消极方面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其理由的根本出发点则就是天人合一，了解了自身，也就了解了宇宙；其理由的积极方面则是人不了解自己，又如何了解他人，更何从谈起了解宇宙。故而内省是传统文化中研究人道，呼应天道的必然选择。由此，中国传统社会构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内省的社会构架和伦理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下引申出来的种种行为模式，种种科技人文的成果，则也同样暗含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结，虽则当事人未必如此认为，或后人观之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从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儒释道三家汇流，其得以成功的秘密也同样在于天人合一的境界，由于客观上科技不发达致使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人的物质构成也确实来源于自然界。如此认识的前提下，天人之道合一所必须要选择的修行功夫就产生了，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有修性与修命之学，这些学问对中国传统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都影响巨大。这类学问有流弊，例如的产生，再如明代汉族政权的覆灭等等也都与之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精华的确是认识天人关系，认识自身与宇宙的一种途径，有其朴素的价值。
二、身心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应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内省心理模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身与心的合一，是天与人的合一的缩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反求诸己，则形成了身心合一的哲学模式，也就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内省心理模式。毫无疑问，身为客，心为主，心是身的主宰，身按心的波动来行动。所谓身心合一，并非是让心能指挥身这么简单，而是达到无思无碍的状态，到达一个至善至真至美的境界。《大学》有言，修身在于修心，修心在于知、止、定、静、安、虑、得以及格物致知的系列功夫，其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为至善？按心脉相续的研究来说，至善是坤卦文化的极致，即如孔子在《易辞》中写的“洗心退藏于密”，如佛家所说的“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如道家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果今后西方文化可以接受中国文化的包容，那么这个至善也就是：神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
由对客观现象退而思之的再认识，到摈弃杂念，与客观世界合一共融的新生，这是中国传统身心合一哲学思想的内省心理模式。其胜处也是其流弊产生的最大障碍，什么是其胜处呢？明末清初的学者分析的非常好，但凡学者，自宋明理学熏染，都求一个豁然开朗，万事具备的境界，故而坐谈心性，实际上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枉费了韶华，耽误了国家。原因很简单，佛家说：有所求皆苦。只要是求一个境界，那就是走向了错误，绝不可能有身心合一的成就。
三、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应认知与行为相协调的内省心理模式
[关键词]元上都；北京故宫；传统文化；应用启示
一、都城地理位置选择及布局形态
自古以来，都城的地理位置选择都至关重要，关乎着统治者的安危及管理全国的便捷。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社会制度等于一身的集合体，功能复杂，内容繁多，一切为皇权服务。因此，都城的选择受各个方面的影响。虽然每个朝代确定都城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水源的选择是一致的。良好的水利条件，不仅供应着城市人民的生活用水，而且解决了漕运问题，发展了经济。
1.都城地理位置及规模格局
元上都位于燕山北部与大兴安岭西南部相交的地段，它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南面有闪电河流过，可谓是易守难攻的好地势。滦河以南和东西两面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便于调兵南下控制中原地区；北面又与漠北蒙古帝国联系十分便利，可谓是联系中原与漠北的交通要道。史籍这样记载元上都：“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王《中堂事记》，《秋涧集》卷80）。”元上都是由城址和关厢两部分组成，城址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全城的核心部分，位于内城中央偏北。平面呈长方形是宫殿建筑的主要聚集区，东西宽570m，南北长620m，四角建有角楼。内城和外城均呈方形，内城中的建筑多为官署和寺庙建筑，外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分布着关厢，关厢是根据其功能属性进行布置的。北关易守难攻，设为兵营区；南关位于都城的前方，设为御道；东关紧邻宫城，置为供前来觐见者的居住区；西关为商业区（如图1）。北京地处东部大兴安岭和北部内蒙古通往华北平原和江淮地区的交接部位。不论在抵御北退的蒙古贵族的入侵还是南部叛军的推进，这里无疑是至为重要的枢纽和前沿地段。再加上朱棣对其根据地的依托，共同铸就了明代定都北京的选择。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平面呈“凸”字形。由京城、皇城、宫城三重城筑成。宫城居于皇城中心位置，平面呈长方形，宫殿建筑布局严整宏伟。皇城内部功能庞杂，建筑形式多样。京城分为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内城中城市街巷规划有致，商业繁荣。外城是后期加建的，以抵挡外侵者的骚扰。由于宫廷建筑贯穿城市南北中轴线，因此城市中主要交通要道只能平行于轴线规划（如图2）。
2.都城内建筑空间布局
元上都的城市规划是汉制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宫城总体布局呈现中轴对称，且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布局对称，规整有序，营造出了庄严肃穆的氛围。然而，城市中其他建筑却各成体系，随地形和周边环境的特点自由散落布置。同时宫城中有多处湿地，建筑多环水布置，自成一体，道路曲折迂回，又完全没有了宫殿建筑的庄严之感，真可谓是夏都的离宫别馆（如图3）。北京故宫由若干组封闭院落组成的建筑群集，这些院落串联在城市中轴线上，并在尺度上加以变化，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烘托出了庄严、肃穆、恢宏的环境氛围。与前朝宏伟壮阔的建筑相比，后朝的寝室建筑显得亲切宜人，整个居住区的空间尺度更加适宜人们的日常生活。纵观整个宫城的建筑布局可以发现：在主轴线上的建筑是严格对称的，而主轴线两侧次要轴线上的建筑则采取大体对称、灵活布置的布局方法（如图4）。图4北京故宫外三殿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小结
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都是站在统治者安危、防御及交通便捷程度等角度考虑的，对调兵和防守的考虑至上，元上都位于联系中原与漠北的交通要道（燕山北部与大兴安岭西南部相交的地段），北京故宫位于东部大兴安岭和北部内蒙古通往华北平原和江淮地区的交接部位。都城内建筑空间布局都是以皇权为中心，但是建筑格局却截然不同。元上都建筑布局随行就势，与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北京故宫建筑布居严谨，运用一系列空间对比、建筑体量对比来烘托庄严的环境氛围。
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元上都和北京故宫
1.元上都建设中的文化根基
（1）逐水草而居随四时变迁的游牧生活是蒙古族不同于汉民族的鲜明之处。回溯辽代的“捺钵制度”，其早已将北方少数民族适时而居的生活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辽代的“捺钵制度”对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清三代政权却产生了深远影响。捺钵制度是北方少数民族渔猎文化的产物，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治理国家军政统一的另一种方法。随着北方民族受农耕文化的不断影响和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消化，在元代时期，受捺钵制度的影响也只限于文化精髓而非制度本身。因此，元代时期采用了“两都巡幸制”，即元上都和元大都。这不仅是出于对皇帝生活适宜性的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建造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政治中心，以应不时之需。“两都巡行制”的建立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也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政治交流、推动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帝王还是游牧百姓，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都会考虑水源。水源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解决自身生活用水，五畜的放牧更加离不开水源。因此，不论是帝王都城还是百姓毡包的建设，都和水源紧密联系。罗布桑却丹这样写过蒙古民俗：“每到夏季三伏天，蒙古人就要避暑。避暑时，大家搬到一个河边高地或湖边高地居住……（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三伏天避暑》卷九）。”（2）生物圈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使得每家每户都散落居住，因此在自家的草场范围内，人们和五畜是以蒙古包为中心画同心圆的方式生存。从外界进入人家，远远的会看到骆驼，然后是马、牛、羊，最后才是居民的蒙古包。蒙古包的搭建也要根据地形地势、便利交通、临近水源等来选择地点。这种生物圈的布置是自然形成的，羊行走的距离短而且每天都要赶回家里，因此在离人家最近的生物圈内，而牛、马、骆驼行走距离远，不用每天赶回家里，可以几天去照看一次，因此是在离人家稍远的生物圈内各自一体活动。这种生物圈的布置同样影响到了元上都的建筑布局：元上都首先以宫城的主殿为中心作为生物圈的核心，宫城内的其他建筑散落在主殿的周围作为生物圈的第二圈，而内城、外城、关厢的建筑群则依次作为生物圈的第三、四、五圈。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又自成一体，共同维系了元上都的独特风格（如图5）。图5蒙古族文化生物圈（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北京故宫建设中的文化根基
（1）伦理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任、义、礼、智、信。这种伦理文化在5000年的文明传承中影响着中国建筑空间秩序的规模体量。皇权至高无上的伦理文化就好比金字塔，皇帝高居金字塔的顶端，皇权之下依旧按照等级划分。都城建设在《周礼•考工记》中就有明确论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世朝一夫。”建筑也有明确的等级化和模数化的制度，这种伦理文化在北京故宫的建设上达到了顶峰。它是在一条主轴线上串联主体建筑，次要建筑在两侧大体对称。皇权所在的建筑在尺度、规模、装饰上都是最高等级，并通过一系列的空间序列烘托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意愿。整个北京故宫的建筑布局反映了皇权至高无上和尊卑有序的伦理文化。（2）风水学中国的风水学是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上，把人、建筑与周边自然环境三者相互协调。它影响深远，不论是都城选址、规划还是建筑布局亦或是陵墓建设都与风水学息息相关。中国风水学在基地选址上讲究依山傍水，在布局上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北京故宫以景山为背，周围有金水河河水环绕，形成了背山环水的风水格局，体现了“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思想。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别与色彩相匹配，即东青、西白、南朱、北黑，中央为黄色。“土”为黄色，是万物生长的本源，是五行的中心，因此北京故宫的色彩以黄色为贵。以土为中心的阴阳思想还反应在北京故宫的三大殿的布置上，三大殿坐落在“土字形”平面的台基上。这一方面抬高了基座是为烘托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五行思想的映射。
3.小结
元上都和北京故宫不论从都城建设还是建筑布局上都与其建筑文化息息相关。它们虽然都是帝王都城、一切以皇权为中心，却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元上都的建设是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生物圈的传统文化与环境融合的直接产物，北京故宫的建设是汉族伦理文化、风水学的传统文化的映射。
三、快速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对当代建筑设计的启示
全球化的进程、现代建筑思潮的冲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筑呈现国际化的趋势。文化融合下的建筑风格趋同似乎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站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应有适应其生存、生活的不同建筑类型。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材料、技术在不断更新，地域建筑的设计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对蒙、汉民族建筑古老文化中精髓的传承和发展。当代建筑设计应是站在人本理念的高度上，从本地需求出发，尊重当地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建筑设计首要考虑因素。以本地区特定的气候特点作为建筑创作依据出发的同时，也满足了人的客观需求。设计应当从整体的环境秩序、经济和文化的现实基础、使用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上入手，最终达到建筑与环境、人的和谐共存。如内蒙古盛乐古城博物馆，由于内蒙古地区冬季时间长、气候寒冷，因此外部从整体着手，塑以敦厚的建筑外形；内部则为了弥补环境上的劣势，塑造宜人的建筑空间（如图6）。挖掘深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内涵，是现代建筑设计的灵魂。建筑设计应当回归本质，脱离固有的形式化，应当注重建筑内涵的表达，追求形式之外的精神意象。从固有的蒙、汉建筑中提炼出的文化特征，塑以人文精神的表达。如锡林郭勒草原东苏旗牧业合作社，采用了“铺”的手法创造了草原上的建筑。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本地的材料作为建筑材料。造型虽采用蒙古包的原形，但是并没有生搬硬套。沙袋建筑在建造时直角的平面建造并不适宜，反倒弧形更加适宜（如图7）。图6内蒙古盛乐古城博物馆（图片来源：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图7锡林郭勒草原东苏旗牧业合作社（图片来源：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现代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注入了更多新的历史使命。即在速度之殇的当下坚守理性，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使用者的心理、生理需求，最终达到了建筑、环境与人的和谐共生。
四、结语
帝王都城及宫殿的建筑形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和文化精髓的缩写，也是本时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真实写照。纵观历史发展长河，元、明两朝是这一文脉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元上都和北京故宫的建设，映射出了蒙古族和汉族文化的不同。发掘其建都背后的文化力量，是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的理念精髓与核心载体。（1）元上都是一座建设在草原上的大都会，它虽然仿汉族宫殿的中轴对称、四角建角楼等形制，却完全没有宫殿建筑高墙林立的压迫感。它的都城规划和空间营造与蒙古族随水草而居、生物圈的空间布局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北京故宫是封建帝王都城规划达到登峰造极的成果，都城规划和布局上采用了汉族传统的伦理文化和风水学，其建筑布局的每个细节都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来烘托皇权至上的环境氛围。故宫是统治者精神意愿的直接体现，忽略了建筑尺度的人性化设计要求。（3）蒙、汉文化的源流至今依然流淌，在顺应时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本着从本地需求出发和回归本质的理性坚守，最终达到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传统文化 儒家 教学过程
在历史课教学中，做为教师，要注重对学生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渗透，这里我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思想和精神。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文化，特别传统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造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积淀，而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进化着的文化、文明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当时的各国有识之士纷纷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是学术大爆炸时期。如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有教无类”，“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还编成了诗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庄子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墨子的“非攻”，以及后来韩非子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等等，观点有相同相近的，也有相对的，争的不亦乐乎。由此出现了多位对之后中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诸子百家），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较出名的有十大家，即儒家（伦理）、道家（自然）、阴阳家（星象占卜）、法家（法治）、名家（修辞辩论）、墨家（科技）、众、杂、农家（农业）等。战争史上出现了杰出的兵法家孙武、孙膑。科技史上出现了墨子，建筑史上有鲁班，首次发明了瓦当，奠定了中国建筑技术的基础。同时此时中国的冶金也十分发达，能制造精良的铁器，能制造精良的战车与骑兵，在农业上出现了各种灌溉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为以后人口大大膨胀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中华文化的源头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故谓之百家争鸣。此时在中国，百家所倡导的，各有效法，对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此时，孔子的儒家较为醒目。孔子学说要点就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复周礼。即使是“周礼”，孔子也在其中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
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这是“礼”的核心内容，宣扬“性善论”。《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性善论”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依靠道德来对权力进行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给学生讲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历史学的故事性、可读性，改变烦冗无味、干瘪枯燥的叙述风格，改变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的思想苍白，而且应该贯彻这种传统文化，达到修身养性、尊尊尚德、沐浴圣化的目的。
总之，儒家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前提是人性本来是“善”的。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
在经典文化教育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作为素质教育而言，经典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传承作用。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作为教师，就是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比如在讲述“百家争鸣”一课时，可以着重的提出孟子。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物质文化和财富已然非常丰富，但精神文化却呈现出一种贫弱的面貌，人们迫切要求汲取精神的养料。尤其在外来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同时，如何建构我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自信成为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呼唤着对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文化底N深厚，全民族正朝着全面小康迈进，必须要有相应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做支撑，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旗帜。因此，必须要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真正的基础教育应该是让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的土壤，让一代代青少年都经历传统文化的洗礼，思想上有深度和情感上有广度，努力做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有帮助。
关键词：自然哲学；文化哲学；阳明心学；中国传统文化
一、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
在一个被当今世界公认并同称为“哲学”的学术领域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被一切自称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所共同接受的哲学概念。对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1892）中曾有所论：
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目的提出来的概念，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称为哲学的思维活动的结构。
也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只能这样来描述哲学：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面对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定义纷纭、莫衷一是的哲学概念，若非随心所欲而自行其是，像文德尔班、罗素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权威哲学家的意见，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些普通学者从事哲学研究的必要参照和主要依据了。
罗素对于哲学的总体看法，与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按照中世纪到近代对于哲学的分类习惯对哲学所作的分类是大致相应合的，后者将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门类，其中“理论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和“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实践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法律哲学以及美学、宗教哲学。显然，罗素所指哲学中属于广义科学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理论哲学，属于宗教与伦理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实践哲学。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亦称“巴登学派”或“西南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哲学分类中所使用的所谓“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概念是来源于康德所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而康德是以二元论思维来进行“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文德尔班语），通过这种理性批判，康德把在他看来是彼此不可调和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别判归于科学和哲学，将理论理性判归于科学、实践理性判归于哲学，主张科学与哲学“井水不犯河水”地各行其道，所以，综合罗素和文德尔班对哲学的总体看法，哲学区别于神学与科学的学术特征便可描述为：哲学坚定地信靠被神学弃之不用的人类理性，又不是像科学那样单靠理论理性，而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兼取并用来开展自己的研究。
这一描述至少是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这一思维特征在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乃至于不同的民族哲学通过其具体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所显示出来的两种基本研究向度：偏倚于理论理性的研究向度和偏倚于实践理性的研究向度。按照德语世界的科学（wisseschaft）概念，可以把这两种向度的哲学研究当作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和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从而也就可以把它们当作分别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和文化哲学范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研究来理解。这就是说，当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看作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时，这就意味着是肯定和承认传统哲学发展中实际并存有两种不同向度和不同性质的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在理论上，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按照著名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的观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是以经由对经验实在的抽象所获得的概念来把握事物的普遍法则，而文化科学是以对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的描述来展示事物的特殊个性；另一方面，因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故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个文化现象都必有价值意义，所以文化科学非谈论价值不可，这意味着这两大学科是各有其特殊的思维模式：自然科学是非评价的思维模式，文化科学是评价的思维模式。自然哲学固然不等于自然科学，文化哲学也不等于文化科学，但是自然哲学有同于自然科学者――都无需谈论价值，都属于非评价思维；文化哲学也有同于文化科学者――都必须谈论价值，都属于评价思维。
其次，按照我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哲学权威学者江天骥先生的说法――“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主张科学的职能在于探索真理，哲学则揭示意义，特别是科学概念、假说或理论的意义，这是两者的区别及关系。”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也可描述为前者“探索真理”，后者“揭示意义”，或按“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观点，将其区别描述为自然哲学“求真”，文化哲学“求善”。
再次，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理论哲学所要把握的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规律，实践哲学所要把握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据此，又可将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前者研究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后者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要之，作为传统哲学的两种基本研究传统，自然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真的理论理性，以非评价思维来探索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文化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善的实践理性，以评价思维来探讨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二、中西方古代哲学的共性特征：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
作为统一于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不仅同时存在于古代哲学中，而且无论是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它们都表现出了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
西方哲学固然是起始于“对于自然真理的探索”，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但是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残篇表明，他不但研究自然，同时也开始关注人事和探求人的活动的目的了。他是以精神宁静与肉体愉快的结合所达到的“怡悦”为幸福生活的最高境界，但同时强调“对人来说，精神与肉体二者应该更注意精神。精神的完善可以弥补躯壳之不足，但如果没有智慧的精神，躯壳再强壮也没有用”。苏格拉底就更是摒弃了他早年曾研习过的自然哲学，转而专注于人事研究了，他说：“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苏格拉底所求诸心灵世界的真理，是兼具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双重意义的，即它既是知识范畴的真理，又是价值范畴的正义。在苏格拉底哲学中，求真与求善、知识与道德是一致的，这与“合真善”（张岱年语）的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明显一致性，只不过相对说来，苏格拉底是明确地强调了“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而中国先秦儒家与道家均未尝如此鲜明地强调过知识对于道德的先在性、根源性。
但是，道家老子讲“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这其实隐含“无得道之知则无守道之德”的观点；而庄子虽然表面上显得似乎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其实和老子一样，他也是以“道”为“知”与“德”的标准，在他看来，合“道”之“知”则为“至知”，合“道”之“德”则为“至德”，只是较诸分辨“母”“子”、“道”“德”的老子，他不是像后者那样将“知常日明”（《老子・十六章》）的“得道（母）”与“常德不离”（《老子・二十八章》）的“守道（母）”分作两截，而是将“至知”和“至德”融合于“齐物”――“齐物”具有“以为未始有物”的“齐物之知”（“至知”）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之德”（“至德”）双重意义（《庄子・齐物论》）――在“齐物”境界里不再有“知”与“德”的分别。
与道家老子相似，儒家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又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更是明显蕴含“不知礼则无仁德”的观点，只是到了儒家“亚圣”孟子那里，他将“仁”“义”“礼”“智”四者并举而将“智”放在末位，这大异于孔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之说对“智”“仁”“勇”三者的前后排序，从而显示出孟子有将“仁”高置于“智”之上的倾向――后来发生于宋明理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其实就是关于知识（“智”）与道德（“仁”）之相互关系的争论，其论争诸方都肯定抑或至少不否定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不过相对说来，主张“知先行后”的朱熹是偏执于强调“道问学”的优先性而近似孔子以“智”为优先的思想；主张“立先乎其大者”的陆九渊是偏执于强调“尊德性”的优先性而近似孟子以“仁”为优先的思想；而主张“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王守仁则有模糊乃至于消除知识与道德的界限而使其融成一片的明显倾向。
据实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将知识与道德融成一片的显著特征，因为他把探究被他认为既是“万物的原因”又是“世间第一原理”的“神”的哲学凌驾于其他一切学问之上，成为如康德所说的“一切学问之女王”，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是将其哲学所立的“通式”――被他看作是对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的理性都起作用的“世界第一原理”――当作自然真理和人间正义的“极因”（吴寿彭语）来看待了，而他对于这个“真善合一”之“神”（“极因”、“第一原理”）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实际上正是在他所谓的“理论”的意义上对古希腊哲学最初的自然研究和继之而起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等哲学家的人事研究的一个综合，其《形而上学》便是这种综合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物理学》、《政治学》、《尼可马各伦理学》等则是以其形而上学的“通式”作为逻辑大前提来进行演绎性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自然哲学的内容，也有文化哲学的内容。到了古希腊哲学晚期，“斯多葛派认为哲学有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当我们考察宇宙同它所包含的东西时，便是物理学；从事考虑人的生活时，便是伦理学；当考虑到理性时，便是逻辑学，或者叫做辩证法”。其后，“在中世纪，更多的在近代，头两门学科（引者案：指逻辑学、物理学）通常合称理论哲学，以别于实践哲学”。
可见，自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这一西方古典哲学发展之盛期，它一直是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上展开其研究，而且这两个向度上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
当然，中、西互相比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在理论向度上所开展的自然研究确实从未有过如古希腊早期哲学那样独立而鲜明的表现，故相形之下，古希腊哲学便显得它有一个自然哲学传统，虽然该传统其实主要是表现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而中国古代哲学就显得缺乏这样一个传统，虽然其宇宙观中以“五行”、“水”、“精气”、“元气”等作为其标志性概念的思想或学说，以及以《周易》为代表的对“数”与“象（形）”的数学研究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理研究，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其实也不乏自然哲学的内容。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作为两个互有区别的研究传统在中西古代哲学中表现出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这恰好说明了古代哲学具有这样两个显著特征：（1）它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它是介于或游移于评价思维与非评价思维之间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是否作价值判断，取决于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况；（2）它既是崇尚真理的“爱智之学”，又是坚持正义的“贵德之学”。借用朱熹的话语来说，中、西古代哲学这两个方面的旨趣及其研究活动可一言以蔽之曰：“穷理”。朱熹道：“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或人七》）中、西古代哲学的“爱智”特征即体现在为达到“心不惑”而探求“事物之所以然之故”；其“贵德”特征则体现于为达成“行不谬”而探求“事物之所当然之则”。
三、17世纪以后西方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分化
在哲学发展的古代阶段，固然无论中、西，其文化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处在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状态，但是到16、17世纪，中、西哲学在研究向度上都各自从这种原始综合状态中逐渐分化而形成各有其明确偏向和取向的特定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就西方哲学而言，一方面，以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著《新工具》（1620）、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著《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1637）为标志，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明显侧重于自然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培根的《新工具》提出了“哲学和科学的正当分划”，事实上是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作了明确区分，因为他这里所讲的“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他所主张建立的“查究那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式”的所谓“形而上学”，按其对象和内容来说，就是关于“自然的永恒的和基本的法则”的自然哲学，而且由于培根意识到“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因而主张运用由他所首创的包括观察、实验和归纳三个主要环节在内的“发明知识”的“新工具”，故他所倡导并致力于研究的自然哲学是根据“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的原理”的归纳原则来认识自然界，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通的原理”的归纳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种经验型自然哲学不再像传统思辨型自然哲学那样是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⑤的演绎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是17世纪初西方自然哲学所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学术转型，由此所引发的“智力革命”（康德语）改变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久已形成而根深蒂固的知识观念和相应的认知路线与认知方法，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自从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以来，现代科学就已奠基于对自然的详细研究之上，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这就是：只有已被实验证实的或至少能被实验证实的陈述才是容许作出的”。如果说培根的《新工具》是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笛卡儿的《方法论》则实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因为此书不仅探讨了“什么是知识”的知识本体论问题，更探讨了“我怎么能知道”的知识方法论问题，其“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正是表明了笛卡儿所提倡的“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乃是一种始于怀疑而非始于信仰的反神学方法。这种方法较诸培根自然哲学所提供的经验自然科学方法，是属于理论自然科学范畴的方法――如果说培根哲学是一种经验型自然哲学的话，那么，笛卡儿哲学则是一种理智型自然哲学。这两种自然哲学作为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后来演化成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现代形态的自然哲学――努力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以石里克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标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另一方面，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著《人性论》为标志，西方哲学又开始逐渐形成另一种明显偏向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因为休谟主张哲学应当以人性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同期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有与休谟类似的观点，他曾宣称“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休谟、爱尔维修等之所以主张哲学应该去研究人，其背景是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挤压了自然哲学的发展空间，使哲学在自然领域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了。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时，曾经自认为能给人以“最高智慧”的形而上学已然衰落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让康德发出了“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的感叹，甚至戏称曾经长期被尊奉为“一切学问之女王”的玄学（形而上学）已然沦落成如同遭人鄙弃而颠沛流离的“老妇”了。正是在形而上学的学术地位如此一落千丈的情况下，康德开展了“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通过“三大批判”，康德不但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而形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还认识到了“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这意味着康德是抛弃了“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将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从原先大而无当的全宇宙或自然界转移到了人类理性世界，使形而上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变为限于研究人类理性的人本论。另一方面，康德为完成“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更致力于构建以“人”为主题的新哲学，这种被他自我称名为“实践哲学”的新哲学，在他看来应当是立基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三大假设之上，但显然，这些假设是既不能从经验中产生，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的，只能归因于康德自己指摘“玄学”时所说的那种“高翔于经验教导之外”，“唯依据概念”来进行的“完全孤立之思辨”。可见，康德哲学仅仅是在“科学认知”方面摒弃了玄学，在“生活实践”方面则仍然承纳玄学。由此可以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这里，不仅其知识论早在培根时已然发生历史性转变，其本体论也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从探求宇宙终极原因和第一原理的宇宙本体论转向探求生活实践原理的人本论。康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人本论形态的本体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但按江天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哲学导源于尼采，因为尼采对意识、自我和主体进行彻底的摧毁，并且主张重估一切传统观念的价值”。似乎江先生的观点更有道理，因为从西方哲学史上最先提出“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一词的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倡导“文化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挽救19世纪哲学从康德发展到尼采时所发生的在他看来是由于尼采的价值观所引起的深刻哲学危机。按照文德尔班的看法，尼采要求“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这是表明他主张“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这种“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哲学的解体和死亡”，面对这种危险，“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文德尔班所谓的“文化哲学”，正是指的将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而“继续存在”的“哲学”，故他所说的“价值”也是就“文化”而言，是指文化的价值。在《哲学史教程》（1892）的结语里，文德尔班从研究对象方面对“文化哲学”做出了明确界说：“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紧接着这个文化哲学定义，他又指出：“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然而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这是表达了他对文化哲学的任务的看法，即文化哲学是要用清晰和纯洁的概念来全面反映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充分展示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的人性。由此可见，文德尔班所谓“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就是指通过文化哲学所把握到的通过由“理性的人”所创造的文化产物及其成就表现出来的“人性”。所以，他所提倡的文化哲学，其实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是从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去探求人性的学问。
四、16世纪初中国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
较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约提前了一百年就开始走出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状态：16世纪初，以王守仁“龙场顿悟”而创“致良知”之说为标志，开始形成明显侧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至西汉武帝时，已形成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传统，其中“究天人之际”一语概括性地表达了先秦以来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此语出自司马迁之口，乃是表明中国哲学发展至司马迁时已达到了对“究天人之际”这一自我本性的高度自觉。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在总体上一直都是在“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之下自为地发展的。不管人们怎样去理解“究天人之际”的具体内涵，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它的基本意义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这种关系作为根本问题的哲学，恰好是说明了它具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双重性质，抑或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为一体的原始综合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观演变角度来看，先秦时代前荀子时期普遍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天人不分”意识，直至苟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主张，乃有自觉的“天人有分”观念。在“天人不分”阶段，“究天人之际”尚未免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盲目性，此时的哲学研究还谈不上有什么自觉而明确的研究取向。到了“天人有分”阶段，荀子在研究向度上有了自觉而明确的取向，提出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的观点，这似乎意味着他有不求“知天”但求“知人”的研究取向，但至少他未曾从理论上说明为何在“知天”与“知人”之间应当做出不求“知天”只求“知人”的选择之理由，故即便其哲学已显其文化哲学的研究志趣，也不能说他已然有自觉的“知人”取向了。
汉唐时期，从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观念，到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和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观念，都还反映不出此一时期哲学的研究向度到底是偏向“知天”还是偏向“知人”。到了宋明时期，张载首先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之说（《正蒙・乾称》），从其上文“因诚致明”和下文“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的话来判断，其“天人合一”是指“得天而未始遗人”，这是通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致学”所达到的“圣”境。故在张载哲学中，“天人合一”是针对“致学”这一道德修养问题所提出的一个知行观命题④，还不是直接针对“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天人观命题。这一时期，倒是首先由程颢提出了“天人无间”（《二程集》）的天人观命题，从其“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集》）的话，可见“天人无间”的意思，是“天人无二”或“天人不二”，而非“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和“天人合一”是思想上并不等值的两个命题，在程氏哲学这里，“天人无间”是绝不可以用“天人合一”来代替的。程颢“天人无间”的命题在逻辑上蕴含“天人相即”之义，也就是说，在该命题所陈述的天人关系中，天人之间是“天即人，人即天”或“天不离人，人不离天”这样一种互不相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这种天人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知天”与“知人”相即不离的认识论观念，由此更未免进一步导致认知取向和研究向度上把“知天”和“知人”视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南宋“朱陆之争”的情况来看，朱熹及其学术上的反对派陆九渊，就都是坚持了“知天”“知人”的统一观，只不过朱熹是偏重于“知天”而以“知天”为先、为主，陆九渊是偏重于“知人”而以“知人”为先、为主罢了一
朱熹从程氏“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之说引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T-～类》卷九）之说，但又声称“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卷十），于是将《大学》“格物在致知”之语解读为“即物而穷其理”，从而要“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如此将“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作为达到“得自家这道理”的“知人”之手段和路径；（然据王守仁所“手录”的《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到了晚年则自我意识到“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且表示“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之机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陆九渊则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求放心”之说，认为“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与胡季随》）。“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日阴阳，在地日柔刚，在人日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孟》）“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与蛭孙睿》），“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与邵叔宜》），“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与曾宅之》），因此坚决反对首先向外去“格物穷理”，以为如此将导致“道之不明”而“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与蛭孙睿》）。但他并未否定“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之必要性，仅仅是强调“格物穷理”须“先立乎其大者”而已。
及至“龙场顿悟”之后的王守仁，他对“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天人无间”关系方有明显不同于程朱的新见解：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
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
这些见解表明，王守仁将“天人无间”的意义由“天人相即”转换为“天即人”或“天不离人”了――在这种天人关系观念中，天人之间不再是一种互相不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而是天对人的单向依赖关系，由此在理论上确立了“人”在“天人之际”的中心位置和主体地位，也因此，他对《大学》“格物在致知”的诠释就大不同于朱熹所解释的那样是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而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顾东桥书》）了。这意味着中国哲学发展至阳明哲学阶段，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在研究向度上游移不定的“究天人之际”，而是将“知天”与“知人”的关系确定为“知天不离知人”或“知天依赖于知人”的关系，使“究天人之际”的方向明确偏向于“知人”并使“知人”落实于“知行合一”的“致良知”――阳明哲学断然摒弃了以往“究天人之际”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到人和人心之外去追求知天明理的那种研究传统，将目光从“天人之际”的方向上彻底收回，全部投向“人”，全力关注“人”，并且直指“人心”，直接向“人心”讨回“良知”，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显然，这种被称为“心学”的哲学，其实质乃是一种人事之学，一种生活之学！它是在肯定人人都有“良知”的前提下，欲使“良知”成为彼此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互相评判道德是非及其个人自我评判道德是非的价值标准，以消解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而且经常遇到的因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的标准不一致、不统一所造成的价值冲突，抚平由于这种价值冲突给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心灵上与环境上的创伤，质言之，就是要让“良知”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普遍有效且绝对合理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类能按自己的“良知”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创造自己的生活。十分明显，这种合乎“良知”的社会与生活，就是阳明心学所期望达到的人类生活的总体目的。故阳明心学的创立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终于走出了其原始综合状态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阶段。
由王守仁所开创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起初表现为心学形态。这种心学文化哲学不再以“究天人之际”的思辨形式来讨论“性与天道”，而是把“性与天道”理解为人所固有的“良知之天理”，从而使“究天人之际”转化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道德实践。这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知良”的道德实践的文化哲学，至明清之际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信奉阳明心学的黄宗羲和批判阳明心学的顾炎武这两位政治见解十分接近而学术道路明显相异的学术大师身上。
黄宗羲是曾师从于刘宗周而受到刘氏心学熏陶甚深的一位心学家，其心学特色，刘述先先生曾以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中的三句话及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铭》中所引的一句话来概括之：（1）“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2）“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3）“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4）“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黄宗羲的这种心学世界观使他走上了思想史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冯契先生曾指出：“在黄宗羲以前，王阳明把理看作一个过程，以为工夫与本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黄宗羲进而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著名论点。他否定心是虚寂的本体，把本体看作是随工夫（精神活动）而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此心‘一本而万殊’，于是表现为‘殊途百虑之学’。那些学术卓然成家的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去把握真理，虽深浅有异，醇疵互见，但对本体各有所见。学派纷争的历史，正体现了本体随工夫而展开的运动，而史家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系统的批判考察，才能把握其‘一本而万殊’的脉络。”正是这样，黄宗羲将“致良知”的心学引向了史学之路，使王守仁那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道德实践的直觉型文化哲学转变为主张通过“殊途百虑之学”来把握“一本而万殊”之“本心”的史学型文化哲学。
顾炎武在学术上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早年主要是受其嗣祖父“士当求实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的家教影响，17岁参加复社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复社通经致用学风的影响，继而更从“朱子之说”中领悟到了“圣人下学之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明道救世”为根本宗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基本原则、“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为实学理念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这种实学指摘“其说盖出于程门（案：指程颐、程颢）”的“宋之三家”（案：指上蔡谢良佐、横浦张九成、象山陆九渊）以及“源于宋之三家”的“今之言学者”（案：指明代以来的理学家）是“于禅学”（《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是“语德性而遗问学”（《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尤其指摘后者为“谈孔孟”之“清谈”，是“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然而，尽管其学术批判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王守仁及其后学，但顾炎武本人所提倡并从事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其实是一种比较接近于阳明心学的以“尊德性”为本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特点是：根据“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将“文行忠信”本质地理解为“性与天道”寓于其中的道德实践形式，并将这种道德实践看作“尊德性”的现实表现和实现人道与天道（“性与天道”）互相统一的现实途径与方式。由于其道德实践哲学是形成和发展于清初特别是康熙以后，其时顾炎武原有的“保国”意识随着明朝灭亡和南明诸政权的逐渐消亡亦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保天下”意识了，这种意识是出于对“吾道”（儒家仁义之道）有被毁之危险的警觉，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的学问，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这与其早年所追求的“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正是出于“明道救世”的需要，其学术活动才由追求“学识广博”转变到追求“学务本原”，从而最终归本于“经学”。这个“经”即“五经”及“圣人之语录”，其实就是顾炎武心目中华夏民族文化的“本原”。就此而言，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学”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华夏文化学。故如果说黄宗羲哲学是一种史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顾炎武哲学则是一种经学型文化哲学。
黄、顾的文化哲学和王守仁的文化哲学一样，都是属于道德实践哲学范畴，都是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并且都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所固有的天命之性，更把这种人皆有之的天命之性归结为“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都属于儒家“仁学”范畴，都是继宋明理学而起的明清“新仁学”。但是，黄、顾的文化哲学都不再是像王守仁的文化哲学那样主张直接诉诸人的“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直觉性道德实践，而是主张通过史学或经学的学术方式来达成其道德实践目的。故如果说王守仁的文化哲学是一种以崇尚“明心见性”为特征的直觉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黄、顾的文化哲学则分别是以推崇史学和经学为特征的知识型文化哲学――到章学诚提出并较系统地论证了“六经皆史”的史学观点以后，分别由黄宗羲和顾炎武所开创的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就逐渐合流为一了。
黄宗羲、顾炎武之后，通常奉顾炎武为始祖的清代朴学（考据学）兴起并盛行于乾嘉时代。因其考据范围既涉及史更涉及经，故清代朴学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黄、顾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一一就其史学考据而言，则可视其为黄宗羲史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就其经学考据而言，又可视其为顾炎武经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换言之，清代朴学其实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只是由于其发展至17世纪晚期，“自我认同趋明确、具体，人们不再把道德修养视为求知问学的首要途径，而是看作理性质疑的对象。崇尚道德修养之风式微了”，故朴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便不再具有道德实践哲学的性质，从而原本属于儒家“仁学”范畴的道德实践哲学就演变成属于儒家“智学”范畴的智能技术哲学了。这种智能技术哲学具有鲜明的诠释学特征，它主张“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提倡“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并通过理证、书证、物证等考据方法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一种“以信息还原为本质特征的诠释方法”。
五、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文化哲学”（Kulturp hilosophie）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相当晚出的，是到了20世纪初才由文德尔班首次提出来。当这个名词成为中外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一个哲学术语以及相应地文化哲学成为中外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或重要领域时，人们对文化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就变得多样化了。这里不拟也不便于具体地考察和评论这些互见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解和解释，只是根据笔者对于文化哲学的上述理解以及对相关情况的有限了解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一些浅见。
笔者是从文德尔班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背景和他同康德的学术渊源关系以及他对哲学的总体看法中，从德语世界的特殊科学概念和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德国哲学家对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讨论中，领悟到了“文化哲学”的一般意义应是指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向度，即实践向度的哲学研究，进而把这一向度的哲学研究理解为就是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它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自然哲学）相对应。当把文化哲学纳入文化科学范畴，把它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时，要准确地把握文化哲学的学术特质，就应该也必须将其置于同文化科学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和理解。据说，在德语世界里，是“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而德语中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这两个学术名词在指称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相对的学科的意义上是异名同谓。“文化科学”概念后来被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从德语世界引入英语世界，使用于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但是，一进入英语世界，“文化科学”概念在内涵上便发生了变化，其涵义不再是它在德语世界的时候那样系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那些学问，而是指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了。这明显地表现在泰勒起初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的概念，而在其后所著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又把原本被他称作“关于文化的科学”的学问（即该书所谓的“文化研究”）归入“人类学”了。
以笔者浅见，文化科学在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实是按下述不同学术路向发展的：
在德语世界里，文化科学是在哲学家们探讨它同自然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它与后者的区别的学术理论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研究最终导致了由文德尔班首先以“文化哲学”一词来命名的新哲学的诞生；在英语世界里，文化科学则是在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对原始部落社会的实地观察记录和采访报道的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经验科学研究导致了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诞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由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所发明的“culturology”（文化学）这一专有名词来加以标志的文化学概念，此概念的确立实是怀特受德国著名物理化学家、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瓦尔德《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1909）一书的思想的影响所成，奥斯特瓦尔德在该书中提出，人类的独特之处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或文明，故理应在社会学之外另外建立文化学，他并且把文化学置于科学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在1915年所作的题为“科学的体系”的一次讲演中，他又提到“很久以前，我就提议把这一正在讨论的领域称之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怀特赞同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所以提出用“culturology"这个英文单词来做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的正式学科名称，并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1959）一书中对文化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由上述可见，德语世界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概念和英语世界的文化学（culturology）概念在外延上有如此差异：前者是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后者则仅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故完全可以也应该把文化学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一门具体学科来看待。在文化学这门具体的文化科学领域中，诚然也可以开展某种形式的哲学研究，但这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被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待。这也就是说，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之外，不存在抑或根本无须建立另一种意义的文化哲学。换言之，文化哲学概念应该被统一到指称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这一意义上来，以免造成与该主题相关的思维混乱和文化哲学领域的学术乱象。
就文化哲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来说，文化科学所研究的是与自然现象有根本区别的作为人的本质（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人文现象及其规律，因而它是属于经验科学范畴，文化哲学所研究的则是人性本身，它视文化科学为认识人性的具体途径，试图为具体文化科学提供认识人性的一般方法，换言之，文化哲学本质上是认识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从理论上说，正是基于对文化哲学概念内涵的上述理解，才足有理由将中国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阶段的心学本质地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因为这种心学提供了一种把握人性（“良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致良知”；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就是关于把握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但它所提供的“致良知”方法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方法。其后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哲学之所以也可以被当作文化哲学来理解，是因为黄氏哲学和顾氏哲学都各自提供了不同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独特方法――黄氏哲学以史学作为把握人性（“本心”）的方法，顾氏哲学则以经学作为把握人性（“性与天道”）的方法。至于清代朴学，其“征实之学”并不是直接用于把握人性的方法，而是它为经学和史学所提供的用于解读经史的诠释方法。在其诠释方法归根到底是服务于把握人性的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清代朴学所自我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继朴学而起的晚清今文经学，其实和朴学一样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只不过晚清今文经学所提供的诠释方法不再是“征实之法”，而是“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一种以文本重构（text reconstruction）为特征的诠释方法。从信息论角度看，文本重构就是信息重构（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它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变换（information conversion），由此当然会产生信息失真（information distortion）的情况。所以，如果是以“求真”的科学（science）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是比较接近于科学而具有一定科学性，晚清今文经学则是远离科学而缺乏科学性；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以“求善”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倒未必适用于文化创造活动，而晚清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倒是更贴近文化创造活动的本性。
自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8）、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以来，中国哲学界的哲学研究，无论“中”“西”“马”，实际上都不过是运用某种诠释方法或综合运用某些诠释方法来解释各自领域中用文字写成的文本――中哲研究是解释国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西哲研究是解释西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马哲研究是解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按照笔者在2013年参加中国哲学史年会所发表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哲学知性是人类知性的一种形式，无论这种知性在人类知性系统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怎样的作用，它都是人类本性（人性）内容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它也无疑是我们自己作为人类成员的类本质的内容之一，在此意义上，哲学史研究不过是从一个方面对自己的类本质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就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来说，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本性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与黄宗羲的史学研究、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如果说黄、顾的研究分别是属于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则是属于哲学型文化哲学――以哲学作为把握人性的方法。
就现代西方哲学界而言，文德尔班、狄尔泰等一批德国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固然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就是以石里克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所从事的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科学哲学，实质上也具有了文化哲学特性，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不是将包括其命题在内的自然科学看作仅仅是由一系列通过一定语言（语词、句子）表述出来的概念、命题所构成的既定知识系统，而是把自然科学本质地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历史活动形式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命题”就无疑可以且应当被纳入“人类历史活动”范畴，从而所谓“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也就同“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有内在联系了，而不只是同“自然律”（石里克语）有本质关系，于是，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自然哲学活动，就不仅可以甚至也应当被当作研究人类历史活动总体目的的文化哲学活动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来看待了；而且更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初的自然哲学的转向，还意味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从原本关注自然事物和揭示自然世界的规律，转移到了关注人文事物（自然科学）和揭示人文世界（科学知识领域）的意义，这样，自然哲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化哲学的属性，从而使自然哲学具有了同文化哲学开展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学术对话当然有可能导致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学术争端或冲突，但同时也有可能在它们互相排斥的学术冲突中逐渐走向互相的学术合流或融合。这也就是说，在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江天骥先生曾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变角度论及文化哲学所当具有的四个特征：（1）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2）主张我们所感知的直接对象并非在心里，而是在外界；（3）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4）属于广泛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新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基于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的彻底语用学观点）。江先生认为，其中第三、第四个特征是一切严格意义的文化哲学所必须具备的，他强调了文化哲学以生活世界为基地，也就是以文化世界为基地（胡塞尔虽然以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其先验现象学却又放弃了生活世界），并认为同一文化世界的居民具有某种相同的意义场，以便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交谈或争辩，或者说，同一种生活方式的行动者，必定具有彼此共同预设的确定信念系统，以便相互了解，进行意见交流；同时强调了语言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语言的意义是由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即由讲话、交谈的活动所创生，因而语言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以讲话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环境（context）为转移的，他坚决反对把语言看作表达私人心里观念、思想或者表象某些事物的工具，因为这是错误地预设了语言的意义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东西。江先生的这些文化哲学论见，实际上是讲明了从意识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到生活哲学（即文化哲学）转变的基本条件。
笔者在18年前所撰《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一文中，曾如此论证过现代哲学向生活论形态的哲学过渡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哲学典型意义上，通观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它实际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一一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依次逐步上升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首先，存在论所致力于探讨的一般与个别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原本是自在地统一于存在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展，它们才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并且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了感觉或理智的作用，它们才被对立起来。然则，存在之成为问题，实是因认识而起。故当存在问题被研究且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作为引起该问题的原因的认识本身，就必然要被当作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决定了存在论的发展最终必然逻辑地归结到认识论上。
其次，认识论之所以必然进展到实践论，则是由于认识是起因于实践。人们出于实践的要求而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交往；而语言和意识就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见，认识原是实践着的人们用以实现其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是服务于实践的第二性的东西。因此，要使认识问题得到澄清，就不能局限于认识论，而必须扬弃认识论而使之上升到实践论；只有站到实践论的高度，才能认清并正确地揭示出认识过程的本质。
要之，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
关键词：游客凝视 旅游符号 历史街区 什刹海
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美）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刘丹萍.旅游凝视：从福柯到厄里[J].旅游学刊，2007，22（6）：91-95.
[3]吴茂英.旅游凝视：评述与展望[J].旅游学刊，2002，27（3）：107-112.
[4]Cheong S-M， Miller M L， Power and tourism： A Foucauldian Observa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2）：371-390.
[5]邓小艳.符号消费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路径选择[J].广西社会科学. 2010，（4）：38-41.
[6]谢彦君，彭丹.旅游、旅游体验和符号--对相关研究的一个评述[J].旅游科学， 2005，19（6）：1-6.
[7]彭丹.论旅游体验中的符号及其解读[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8]杨振之，邹积艺.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对旅游及旅游开发的符号学审视[J].旅游学刊，2006，21（2）：75-79.
[9]白凯，孙天宇，谢雪梅.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符号隐喻关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资源科学，2008，30（8）：1184-1190.
[10]孙九霞.族群文化的移植：“旅游者凝视”视角下的解读[J].思想战线，2009，35 （4）：37-42.
[11]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M].London：Sage，2002.
[12]周宪.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J].天津社会科学，2008， （1）：111-118.
[13]张秀娟.“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构研究——以广南县“世外桃源”风景区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2.
[14]周志强.从“游客凝视”到“游客化”——评《游客凝视》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贡献[J].文化与文学，2010，（1）：138-142.
关键词：乡土；离土；传统武术；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4-0058-06
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历史的记录与见证，是我们身体艺术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无形财富、无形竞争力。传统武术具有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凝聚了传统文化之根源，民族文化之魂魄。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于土地形成的传统武术表现出了严重的“失根”现象，脱离了自身所属的文化形态，开始背离了乡土。出现这些现象深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离土”时代下“传统武术生存寓所”的瓦解，“乡土文化”“乡土结构”的变迁，“虚拟空间”“拟生态环境”的出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正成为传统武术更好“活起来”与“走出去”的绊脚石。“牵牛要牵牛鼻子”“解铃还需系铃人”告诉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为此，找到“离土”时代下羁绊传统武术成长与发展的原因理应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乡土是传统武术形成、发展、演变的“原点”
“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1]。由此体现出土地对于国家、对农民是何等重要，而在土地上长出的传统文化也便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成为了传统的“根”。这就限定了传统文化受制于土地，土地对“传统文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对于镶嵌在乡土中的传统武术来说其同样也受制于土地，其成长与发展过程同样受到了乡土的浸染与滋养。正如“武术也是从乡土中‘长’出来的文化，乡土就是其理想的驻地、生命的寓所”[2]说的那样。的确，“乡土的特性”渗透到了武术形成与发展的各个环节，从“拜师入堂”到“口传身授”，从“德艺双修”到“形神兼备”，从“言行举止”到“亲师合一”，可以说，乡土就是传统武术的“根”，是传统武术的寓所。乡土的特征造就了传统武术的特征，如乡土文化的地域特征造就了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区域性差异，又如乡土文化的“显性”与“隐性”特征也从拳种风格、拳种特点上得以表现，如南方拳术体现了江南水乡的小巧与细腻：结构小巧、运动范围小、多用拳，而北方拳术则体现了北方的浑厚与豪放：架势舒展、运动幅度较大，多用腿法。这无不展现了乡土文化、艺术以及乡土精神对传统武术特征、内涵与价值的塑造。
乡土是传统武术技术、文化、精神产生的“根源”。 这是因为乡土中的生活方式与特有观念、风俗文化所形成的稳定结构体系对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核心”的熏陶与滋润作用，正是在乡土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传统武术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形成了自己的精华与内核。如物化场域的传统武术“文化空间”体现了乡土文化的价值规范，即乡土文化的集体意识或伦理意义，或乡土的习俗等；又如传统武术的习练风格体现了乡土的区域位置、民间文化等等，同时乡土文化还表现在传统武术的有形器械、设施与无形套路之中，有形的传统武术器械、习练场所、设施等物化载体直接体现了乡土文化的有形，而对同一套路同一拳种的不同解读以及对传统武术理念的不同诠释恰是体现乡土文化的无形特点，可以说，乡土文化的“土性”“整体性”与诸多因素共同缔造了传统武术的文化与精神的内核，是传统武术最初的原点。由此来说，从乡土的角度来阐释传统武术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是对传统武术这种文化事项最“确切”的解读。
2从“乡土”到“离土”中传统武术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武术是我们在长期的乡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与形成的，带有较为浓厚、鲜明的乡土文化的特色，传统武术从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乡土的气息，从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乡土的内容。反过来，传统武术又丰富与增加了乡土文化的厚度与内涵，很自然地传统武术与乡土文化形成了一个整体。同样地，传统武术也会随着乡土文化“共兴衰”。然而，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于“守土”所形成的传统武术在“原生态”生存、生活方式的瓦解与动摇中开始走向了下坡，原有的传统武术“传统特性”渐渐地失去最初的特色，繁华的背后传统武术的物化载体却消失了。同时更多的拳师开始告别固守的“乡土”走向了“离土”。这对与乡土文化“共兴衰”的传统武术来说却成了“致命”的摧残，这也许会成为传统武术永远的“痛”。因为无论是外来文化入侵了乡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终结了乡土文化，更或是乡土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武术的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化了”，包括语境、文化、场域、空间等等。
2.1传统武术乡土语境的“脱钩、脱域”
“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当展的新历史语境，这一新历史语境的深度大转换必然使中国传统武术发展语境较之于农耕社会的‘原初发展语境’发生巨大差异，导致传统武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发展很不尽如人意，传统武术许多拳种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归依而渐去渐远[3]。的确，传统武术的习练群体由于所在场所的不固定、不具体，而所“同时在场”的概率越来小。“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传统社区下本来是常态的全体成员‘共同在场’的情形越来越少……人类的交流互动越来越依靠远程化技术其后果是空间从‘地方’中的剥离（S即a-artionofspaceofrmplaee），而社会关系既在空间中延展，也和在场的语境发生脱钩、脱域”[4]。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现实转换，加速了传统武术“自在、自发”生存状态的消解，而这“自在”的生存状态，加上农耕文明、日常生活方式等多元素构成了传统武术生存的历史原生态语境。如今，传统武术习练人群、空间、场所的原本关系正在改变，“语境”的消失、“人”的脱域、“空间”从地方上的脱离等等成了传统武术当下发展的“阻力”。 这些阻力改变了传统武术的一系列语境，如原来乡土中“安静”练武的状态被打破，原来浓缩乡土文化练武的寓所结构被替代，原来悠闲的练武时间也被替换，就连练武的“主人公”也开始了现代化社会的大流动、大迁移。由此显现出，从乡土向离土的转型中传统武术发展的“尴尬”。
“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进行周期性往复穿梭外出务工或进城务工的实质，就是分别在城乡空间中的在场和离场的交替往复……使得农村居民的日常实践不仅在异地、也在家乡发生脱域”[5]。人口的“大流动”、科学技术的“时空延展”，让我们的传统武术艺人开始了“在场” 与“离场”的往复，而人的这种“脱域“成为了传统武术当下发展的“瓶颈”，因为“人”恰是承传技艺的核心，没了人的在场技艺就没法延续。同时空间结构的变化、时空的延展以及人的“脱域”等，也造成了传统武术“语境”的变化。而“语境”的变迁以及传统武术艺人、习练人群的“脱域”等也会使传统武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与审美取向，乡土结构的这种变化致使了传统武术中所蕴含的农耕理念价值与风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压迫。面对现实语境，传统武术呈现了传统特性的淡化与价值的游离失语。从乡土到离土的转型中，显现了传统武术发展的艰难困境与“阵痛”。
的确，“乡土语境”的不断变化，让质朴的生活、悠闲与良辰美景只能存在记忆中。而记忆中的质朴、悠闲、厚实的土壤恰是造就了传统武术“魂魄”的营养，而当下的现实无不显示了传统武术正在衰败与消落，无不显示了习武人对原生状态――“时光印记”的迫切思念。
2.2传统武术物化载体的被“替代”、 被“破坏”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传统武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物化载体（文化空间）相伴随，物化载体从各个层面影响着传统武术的时间性、空间性、规定性以及乡土性。然而，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的“离土”其结果都导致传统武术物化载体的衰落。这种衰落表现在新建村落替代了“原始的”村居方式、乡土文化的元素、图案、标志等等，万镇雷同、千城一面的建筑压缩了传统武术“求异”的生存方式。乡土的结构、乡土的味道开始被淡化、被缺失，凝聚地域特征、具有典型区域特色的建筑开始在“离土化”的进程中被“修改”、被“替代”、被“破坏”， 镶嵌在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武术在这种物化环境的变化中未尝不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时空压缩、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我们必须关注传统武术传承的“实物”载体，而非虚拟载体。因为那些实物载体承载了传统武术“无形的”“无法描述” 的软文化与软价值，而这是“虚拟载体”无法替代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构成昔日基本社会单位的村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与之相伴的，还有蕴含其中的千姿百态的村落文化”[6]。消失的那些村落恰是我们传统武术“活”的传承场域。众所周知，传承传统武术时，为了将传统的精气神、身法步、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铸进习练者的脑海中，需要那种“体悟”的环境。殊不知，传统武术 “悟”的环境、“活态传承”的环境需要去营造，如果缺少了对传统武术“体悟的”环境，就算练习了上千遍上万遍，我们也仅仅是记住了传统武术的“空壳”而非“魂魄”。而如今的城镇化建设对传统武术的物化载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冲击”与“摧残”，“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 270 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 100 个村庄消失”[7]，由传统武术物化载体面临的严峻形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冲击，正如“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8]说的那样，以“开放”为口号的现代化建设破坏了传统武术传承的链条，挤压了传统武术与村落所形成的共同体。新建的村落再也不能表达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再也体现不了传统武术的历经沧桑与博大精深。“离土”下的传统武术慢慢变成了无根的“蒲公英”到处飘散，可是哪里是它生根发芽之地呢？脱离了原本的空间，虽不意味着传统武术生存寓所的崩溃与瓦解，但传统武术在“离土的时代”真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
2.3人、乡、土间的背离，异域文化对传统武术“传统” 的改变与渗透
随着离土时代的到来，当下中国传统农耕生产活动正在背离原来的结构，表现出宏观结构的“城市入侵”和微观行动的“城乡穿梭”[5]。更多的“乡土人”开始选择进入城市生活或是选择背井离乡、走向城市，原本的“人、乡、土”之间的结构关系开始分离，走向了一个新的“超越”状态。这种新状态正挑战祖辈固守的乡土，他们开始了“离土又离乡”，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耕作中的传统休闲方式已渐渐远离了他们的生活，而传统武术就是这种休闲方式的主角，“闲来时造拳，忙来时来耕田”便是最真的写照，而“人、乡、土”间的背离，让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景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更让浓缩乡土文化传统武术没了结构上的依附。从这个意义与角度说，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与民间传承的活力被这种“新状态”给夺走了。
背离乡土的人进入城市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把城市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带回了乡村，使得原本相对封闭、落后的群体意识逐渐走向开放、走向了先进。带回来的城市文化打破了原本的乡土结构稳定状态，引起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振”。正如“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10]，进入乡土的文化不断影响着乡土文化的本真性与原始含义，隶属于乡土分支的传统武术也开始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下慢慢调整自己，潜移默地改变着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在异域文化的渗透与扩张中变得模糊，逐渐地呈现出了现代文化的“气息”、现代文明的“痕迹”，而其“传统”特色开始变淡，这让承载了传统文化与精髓的传统武术显得尤为落魄。离土的乡土人在城乡穿梭时将自己闲散的时间交给了城市，将肌肉的力量转移到了城市的混泥土中，那么必定没有或是有很少的时间或精力将肌肉的力量用来学习、去习练我们的传统武术，当我们的身体艺术与身体文化没有主体习练、承传时，我们的经典记忆就真的成为夕照残阳了。
“人、乡、土”间的背离让传统武术失去了最初的“相对封闭内向”的社会结构空间，城市入侵让异域的文化因子冲击着传统武术的“乡土标签”，改变着、渗透着传统武术之传统。 那些有形的器械和无形的文化空间曾是传统武术的营养，而如今其魅力正在丧失，随之消失的还有附着在其上的“文化遗址”。
3离土时代下传统武术发展的定位与转变
“离土”成了当下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旋律，是我们当下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从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区域结构表现出“离土时代” 的到来，离土给乡土文化、乡土空间带来危机的同时也为乡土的生存重建了一个新的环境。因为“离土”是“乡土重建”的序幕，因为今天的城镇化是我们重构乡土文化的开端，更是因为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核心文化是乡土文化。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也需要从新的空间、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武术，作为镶嵌在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武术必定随着载体、环境、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定位、转变传统武术的保护观念与保护策略。
学习传统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习练人真正了解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与精神，不只是会练、会比划而已，更不是穿奇特的衣服、做守旧的拜师跪礼等形式化的东西。传统武术需要意、练、悟的环境，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我们一再强调踏石要留印与抓铁要有痕的效果论，然而传统武术文化的“印”与“痕”已随着乡土社会的蜕变渐渐消失，我们不需要在保护的同时转变观念吗？
3.1传统武术作为一种历史基因，理应保护其生存土壤
“离土化”过程中新城镇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加快、加强等等一系列问题，正成为制约传统武术保持其“生存土壤”的外力。“离土”现象的加速务必对具有地域性、民俗性和封闭性等特征的产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武术造成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会随着乡土根基的慢慢瓦解而消失，包括铸就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稳定村落也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消解。“离土化”体现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制度规范以及生活习性等等的变化，正是“离土” 的这种变化才导致了传统武术的式微、传统武术这种社会文化的落魄。
村落作为社会单位，体现的是整体性、宏观性，是乡土文化的外在展现，乡土中人的行为观念、价值归属则是乡土文化向内的凝炼。传统武术是由人创造与丰富的，并且在乡土的土壤中生成与发展，既体现了外在结构的文化也体现了内在文化的精髓。然而，“离土”从内到外都在改变着传统武术的原点，外在表现了传统武术所处环境――村落的变化，内在则表现了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了城市价值的取向。如果环境不加保护、人的思想随着“离土化”进程不断演变的话，传统武术的“基因”原点也许就真的找不到了。为此，我们必须保护好传统武术发展中的微单位，比如传统的村落结构、传统的礼节、传统的仪式等等，那些微单位代表着传统武术发展的微观层面。如果微观层面不断变化的话，那么必然能引起宏观层面的变化。因此，要想保护传统武术的历史DNA，必须保护其生存土壤，强化其“乡土性”，回归传统。因为乡土是传统武术恒久不变的“固化”记忆，是传统武术的多元性与民间性支撑，是传统武术可感知的“中国特色”。如果丢了乡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传统武术的“传统特色”就难维系，就会成为“游魂”。
3.2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理应强化其乡土特性
城市边界的消失，“离土”与“留守”的事实，让传统武术渐渐淡出了乡土的“视野”，淡化了乡土的“特性”，传统武术随着乡土的变迁也在不断地调试自己。这种变迁来自乡土中的人进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后就会受到城市的熏陶，随后他们将时尚的消费文化、现代文化的成果带到了乡村，将它们扩散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乡土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民俗风情以及道德理念也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捆绑在乡土大地上的传统武术在这样的“演变”中，未尝不在改变着自己。这种城乡边界的消失，原则是拓宽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其实质是挤压了传统武术的“原生态性”同时也冲淡了传统武术的“乡土”特色，异化传统武术的结构体系。
农业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而那些按照固有惯性，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是“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10]。对生长在乡土文化的传统武术来说，其实质体现的是乡土“实质”，其如今的变化源自乡土建筑结构的凋敝，源自乡土的“空壳化”，源自异域文化的入侵，这种变化正弱化着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为此，要留住我们的“传统技艺”与“乡土记忆”，就必须强化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避免其被“离土”影响。因为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乡土文化的身体艺术、身体记忆，其底色是农耕文明、乡土文化，其主流体现的是家族本位、礼俗伦理以及中庸之道等等。师徒之间的血缘、类血缘关系，正体现着人与土之间特有的亲缘关系，这种特殊感情纽带无不显示着传统的乡土性。的确，传统武术只有“传统的”“乡土性的”内涵，才能凸显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价值。“离土” 时代下我们必须强化作为文化身份的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如果传统武术没有了乡土的特性，传统武术也许真的被异化了，传统武术的未来发展就成了“乌托邦式的展望”，没了实际意义。
论文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企业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营销管理中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随时调整和丰富当代市场营销谋略，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的关系营销。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第三，儒家“变异”思想与现代“创新营销”观念。营销管理者在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要正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变”创新；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