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3 17:12:56
导语：在社会治理的刚与柔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道家哲学 传统文化 社会发展 现代意义
儒家在我们社会传统中占显学地位，在国内外影响最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道家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非常大，乃至今天的社会都有道家思想影响的实际存在。道家在汉之前一直是主流思想，李约瑟就说，如果没有道家，就没有当时的科学技术。政治上几个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所采用的就是道家的无为治国等思想，西方哲学家一般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但他很重视道家学说，认为它的理论达到了行而上的层面。海德格尔欣赏道家的理论，他认为道家的“道”可以理解为理性，认为它是能力的源泉，托尔斯泰认为道家的“道”是神，是上帝的最高律法，只有道才是东方民族的救世主。
一、守柔处弱，柔弱胜强
“物壮则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道家认为“法于自然”的道生成万物，而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也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庄都强调柔弱而反对刚强。“反”是对立面的转化，这是道家辨证观点的优秀之处，也是逆向思维的方法，而道的表现就是周而复始和循环往复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终结点还是道，道家的“弱”其最终目的在于“强”。反者道之动，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胜刚强是一定的。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只有“贵柔”才能胜强，“处弱成强”，使处于柔弱状态的人变为强者。这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
老子还认为要削弱对方，应该把对方推到强的顶端。因为“反”是事物的运动规律，物极必反，他会变成另一面。“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实现“柔弱胜刚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可以都说强会变弱，故“弱”的作用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一书中，柔弱与坚强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柔弱接近“道”，守柔的目的在于得到道，也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子说：“守柔曰强。”就是说，作为人，守住了那“柔”就会变得坚强，变得刚强，变得强大！在柔弱中看到了恒久的力量、成功的力量。道家贵柔。我们想要成功，就要有一种以柔弱达到成功的本领。不怕自己柔弱，只怕自己守不住柔弱。要以柔化刚，强大的处于下位，柔弱的反处于上位；天下最柔弱的，能够驾驭天下最坚硬的。
二、道法自然，自然无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无为”意味着不强为、不乱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无为的结果是人民自然富足，同时治国效果得以实现。
道家的目光始终对准社会，“无为即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是说明道的特征是无为，以“无为”为原则治世也就代表着以道治世。当然道家的治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实施也就形成了道家比较完整的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比如说采取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等看似“无为”的措施，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可以说都是这种所谓“无为”的结果。“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烹炸一条小鱼一样，要保持国家安宁太平。这简单的道理来说明如何治理国家是非常形象透彻的。为政者应顺民心，从民愿。不扰乱民心，可以天下大治。要顺民心，从民愿，达到人与人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安定。
现代意义上的“无为”应该是顺应历史潮流，遵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自主精神，不束缚其思想与行动的“无为”。让人们充分解放思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才干，真正导致了大有所为。这就是由“有为”至“无为”再至“有所为”的辩证关系，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无为而治”思想也被广泛接受，以调动人们工作与创造的积极性为主。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智慧在西方社会中也体现出了迷人的光芒，具体的说，在对外上，统治者应避免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玩火好战，好战必亡。在生活上，统治者更要体察民情提倡整个社会形成“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风气，达到一种“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境地，从而无形却有力地约束一切人。另外从普适性上来讲，“无为”原则普遍适用于很多管理中。
三、无为与中国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总的趋势是将权利下放，就是要由管制性政府转变为服务性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干涉和控制，为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尊重经济社会固有的运行规律。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种高明的管理方式，反复体味这一思想，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管理智慧，可以使我们减少失误，少走弯路。
[关键词]民族精神 高校 师德建设
[作者简介]郭清(1965- ),女,天津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天津 300222)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CE4040)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069-03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千年优秀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动力、支撑,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尺。高等院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高校的历史战略。而学生的“向师性”和社会的“期待性”使高校教师的人生追求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发展和教育的方向,教师的整体道德水平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高校师德建设不仅是个体成长的内化修养和外化表现,更是联系着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企盼。在高校师德建设中凸显民族精神的魅力,是对高校教育事业的尽责,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一、民族精神给高校师德建设的启示
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它是民族、血脉、历史、文化、思想等所濡染、渗透而成的文化慧根,更是民族根脉绵延发展的永续。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友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高校师德建设在民族精神中可得到众多启示,本文仅从三个方面阐述。
1.民族精神给予高校教师社会责任感。古往今来,教师承担着为国立心、为民立命的历史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多少伟大的教育家凭借对使命的认知和追求的自觉,责无旁贷地承担着社会责任。他们以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完成着社会诉求。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在某些领域我们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但在很多地方我们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要完成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必须做强高等教育。因此,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居安思危,高校教师作为高校的核心资源,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唯有保持忧患意识,增强爱国热情,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才能不断创新,加快发展。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科学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优势,看到不足。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民族精神中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坎坷而经久不衰,坚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当下,在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多元的思想状况,信念的模糊,理想的黯然,急功近利的追逐,责任意识的匮乏,加之评价体制和人才机制的导向,使有的教师注重个人利益多于事业利益。重科研,轻教学,忽视教育的内涵和精髓,淡化政治理论学习。个别教师甚至忘记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社会职责。
《易经》有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是爱国者的忧患意识,是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国解难、为民排忧这是中国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理性抱负、恻隐情怀、奉献之心,既有独善其身的高洁又有兼济天下的胸怀,这些都是民族精神的深厚积淀。大学师者作为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具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觉悟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2.民族精神给予高校教师人格魅力。《学记》有云:“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步。”而如何让学生亲其师,在中华民族沉积的伟大精神中给予高校教师众多启示。
首先是厚德载物。这是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更是民族精神的境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大学教师应以自己宽广深厚的情怀,美好豁达的品行来承载不同,包容异质,允许差异共存,以达到多元同归。没有厚德载物,亦没有大学之“大”。王岳川在《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中有这样的阐述,大学师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们“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
关键词：无为而治；柔性化管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启示
一、企业管理的基本思想原则：无为而治
“无为”是老子思想里最基本范畴之一。它贯穿于老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领域中，“无为”的含义亦有多种。在本原论中，“无为”指道的自然性，在发展论中，“无为”指静止，不变。在认识论中，“无为”是指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所达到的一种内心“极筑虚静”的状态。而在本文是站在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老子的“无为”。
将“无为而治”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三层含义：
（1）“无为”管理思想的第一层含义：无代为
将“无为而治”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领导者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监督权下放，而应致力于重大方针的确定。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无为而治”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用辩证法的原则来处理事物。高层的“无为”是基于基层和中层的“有为”，同时“有为”蕴含在“无为”之中。“无为”又驾驭在“有为”之上。领导者一定要处理好“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关系，不是要事无大小，都要亲力亲为。那样，不但不能将企业做大，反而会越来越糟。三国时期，诸葛亮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受先帝委托，总是认为其他人做事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因此诸葛亮便事事亲力亲为，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事实证明，蜀国也是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同时，海尔企业的事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海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说：“你能翻多大的跟头，我就给你多大的舞台。”管理者就是应该像张瑞敏这样，在能够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给员工创造更多发展机会，而不是控制，阻碍其成长。
在一个企业中，每个岗位都有不同的人来管理，在这个企业中，他们也算是其岗位的精英，有自己的专长及经验。领导者要秉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开手，在规定好企业的大方向的前提下，让员工自己来规划及其发展。使员工在这个企业中有种“主人翁”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心尽力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的更好。如果每一个员工能够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尽显才能，那么他所负责的这个部门也就能快步向前，从而使企业整体也都快速发展起来。因此管理者一定要认清一点，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大，都不可能代替另一个人该做，或正在做的事，一旦违背，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也许，你在你的工作范围内你很出色，即便你是领导，也不能证明你在这个企业每个部门都是精通的，只能说统筹大局的能力，对企业发展方向，应对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时能够给于一个大的方向的指引。上级不能代替部下，就像家长不能代替孩子写作业一样，只需指引大方向，让他自己去完成，看似我们“无作为”实则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却发挥了实际作用。
（2）“无为”管理思想的第二层含义：无数为
“无数为”其本意为不要多做。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伊尹认为汤是个贤德的君主，便向他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一次，伊尹见汤询问饭菜的事，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很受启发，便产生重用伊尹之意。和伊尹商谈后，顿时觉得相见恨晚，当即命伊尹为“阿衡”（宰相），在商汤和伊尹的经营下，商汤的力量便开始不断地壮大。其实“烹小鲜”就是基于老子“无为”的思想，一件事若经常搅动，事情势必要搞砸。因此，一旦规定下来，就不要经常变动。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既然定下的规定。定下的目标，我们就要努力去实现，认真去遵守，而不能处处设卡立规，总是变换政策、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同时，企业的管理者要学会一种思想，给自己的企业做“减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治大国我们要“烹小鲜”，而管理企业，我们要学会“做减法”。诺基亚在做手机之前是做胶皮鞋起家，然而多元化产业，外向经济，曾给苏联人生产胶鞋，造纸，原件，电视，它都做，结果却分散了资源和精力，到1988年遇到了重大的事业挫折和危机，迫使诺基亚经理凯拉莫自杀，结果新的诺基亚班子开始反思：我们资源这么多，为什么做的越短，越差，越小？因为分散领域太大了，最后，诺基亚开始做减法，卖掉了造纸厂，胶鞋厂，电子元件厂，同时也卖掉了欧洲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集中力量只做一个产业：手机。结果不到五年，就做到了世界第一。这就是企业“做减法”的最好例子
（3）“无为”管理思想的第三层含义：无妄为。
“无妄为”是“无为”的最高境界，也是最根本的原则，“无妄为”其实质就是要顺其自然，主张人要在符合其客观规律，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事，合理的利用资源，配置资源，如果违背其行事，就会受到自然规律及客观规律的惩罚。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企业，领导者要遵循企业的发展规律，要努力把个人能力与集体的智慧联系起来，这样企业才能够长足发展。而何谓企业的“道”？能够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实用化的企业运行机制，按照企业所既定的发展目标前进，即为企业的“道”，也是企业自然的发展规律。“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要求管理者，按照企业发展的既定目标，激发员工的创造性，积极性。而不能任由领导者的想法，随意改动企业的目标及规定。
二、企业管理的基本方式：柔性化管理
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很多语句都表明老子所说的“柔”是一种处世态度以及自我保全的策略.其实对于当今的管理者，对于企业实行“柔”性化管理也是势在必行。这其中的“柔”主要是对员工来说，要强调其组织的灵活化，制度的柔性化。方法的情感化，影响的无形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如果对员工不懂得“柔”性管理，凡事都是用强硬手段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扼杀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对企业的归属感，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很慢，甚至停滞不前。
其实这种“柔”性化管理不仅适用于内部员工，而且对于外部的“劲敌”我们也不能太强，“骄兵必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蒙牛乳业的发展历程。在成立初期，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而作为从伊利——当时乳业霸主跳出来的一部分，蒙牛还处于乳业市场的“弱势企业”，牛根生与他的团队在蒙牛品牌建立初期甚是低调，甚至在2000年前后提出了“创内蒙古如乳业第二品牌”的创意，甚至蒙牛通过标杆定义：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就让很多人记住了蒙牛，甚至到了今天，当牛根生再接受采访的时候仍说伊利是蒙牛的老大哥，这其中不乏有谦恭的成分，但也充分的体现了蒙牛乳业的“守柔”思想在企业当中的运用。
三、企业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一个真正优秀的管理者管理好企业的前提管理好自己。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也就是说，“圣人”最重要的是“治身”，提高自身素质，然后才可以治国，接受万民所托的“天下”。同时身为统治者，一定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胸。
治理一个国家统治者需要这样的心胸，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的的领导者，也应具备这样的素质。因为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同样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兴衰成败。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领导者只有对这三方面来理解“无为而治”，才能真正意义上懂得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在管理方面的思想，然后更好的运用到企业当中，使企业发展的更好。只有对内对外用“柔“性化方式管理才能使员工有归属感，是对手无防范意识。避重就轻，最后赢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些都基于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敏锐观察，以及其本身的自身素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任者有力，自胜者强”
因此，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的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领导者自身素质志在必行。那如何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带头人呢？
（1）学会倾听
在一个企业中，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上级与下属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家长与子女的关系。领导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带着整个家族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一步步前行，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仅仅只知道前进，身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我们要学会倾听，听一听员工的意见，员工的心声，让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精神方面也要得到满足。有的时候，精神上的满足要远远胜于物质上的。当员工能够把心交给企业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就一定会做大，做强。“合抱之木，生于毫未；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有的时候，停下来倾听。表面看我们的步伐是慢了，实则是走的更快更远了。
（2）学会自知
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第七十一章）。这句话解释为：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这是很高明的。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就是很糟糕的。圣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正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明白自己，并且要虚心接受员工的建议，对于确实是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自身提高的地方，必须认真接受并且采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员工，对企业负责的一种表现。
四、结论
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强势企业还是弱势企业要想生存，就应研读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以及“守柔”的管理思想，只有真正理解明白老子的思想，企业才会运用其思想来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很多外企也涌入中国，这就使我国企业不仅要应对国内竞争，更要阻挡国外竞争。老子的管理思想更是对企业在今后如何应对挑战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将老子管理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其运用到现代的企业当中。（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耳，庄周.老子*庄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102
关键词：现代商业广告 传统文化借鉴
商业广告是以最终盈利为基本目的，通过各种媒介向用户和消费者宣传商品和服务，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效益性。由于商业广告的功利性特征较为突出，庸俗化广告、虚假广告、恶性广告比比皆是，对于广告业的治理，除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之外，更需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建立健康的精神理念，以寻求整个商业广告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按照我国国学大师张岱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本文即从这四点人手，讨论一下商业广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利用。
一、刚健有为
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日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举出大量例证，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王勃宣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总理在汶川灾区为小学生题词“多难兴邦”。这些都集中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推崇与赞赏。而商业广告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李宁体育用品的“行者无疆，自强不息”和“追求，无止境”，安踏体育用品的“永不止步”等，都表现出一种面对困难和挑战无畏抗争、勇往直前的价值观念。
二、和与中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解有多种多样，如“和而不同”的和、“致中和”的和、“和为贵”的和以及“仇必和而解”的和。这些都显示出中华民族宽厚、仁爱的品质。
中是指中庸。“中庸”是古代先民孜孜以求的美德，“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人都应是“文质彬彬”，“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哀而不伤”。因此，中国人言行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有节、行为有度、进退有矩，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和谐思想。
在“和与中”的文化环境中做广告，广告人常常要含蓄谦和地表现出自己产品的特色与卖点，而不是对自己的产品夸大其词，或者咄咄逼人地攻击对手产品的缺点。这样做只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因为与宽厚仁爱的传统文化不符，公众会认为是在“招摇撞骗”或者“不厚道”。
三、崇德利用
《周易・系辞下》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思想的点睛之笔。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体现出对道德至高无上的推崇，历朝历代都身体力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本。
道德在我国有多种具体表现：诸如仁爱孝悌、礼义廉耻等，但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精神在我国传统道德中占有核心地位。孟子应对梁惠王“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问话时，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颜渊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些都是民族尊崇的圣贤。
商业广告直接的目的是盈利，但裸地表示盈利挣钱的广告在我国没有推广的土壤，还会受到公众发自内心的鄙夷，比如房地产宣称是只为富豪盖的房子、在公益场合挂设商业广告牌等。而借助于宣传仁爱情义等内容来推广产品的广告却被人广为传颂，比如王老吉为汶川灾区捐出了一年的全部利润、海尔援建海尔希望小学等。
四、天人协调
《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强调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协调说的典范。《中庸》也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提出人要顺其自然，而不是去征服自然、毁灭自然。因此，一个人乃至社会组织如果做到了天人协调，其道德就会与天地相合，从而也就能成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前，保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公众都能意识到环保对自身、对社会、对未来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进一步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协调”观念。将“天人协调”的思想引人现代商业广告，无疑将引发起公众内心的认可和接受，加大广告传播效果。如农夫山泉的广告语便是着眼于自然的回归：“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句广告语从强调大自然出发，浓缩了对自然的热爱，突出了产品特色，不仅引起人们的共鸣，同时增加了认可度。
“象类”一词，首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大夫子产之言：“雷震电曜，天之威也。圣人作刑戮以象类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雷震电闪能给人一种天发威怒的感觉，使人产生危惧心理，于是“圣人”经过类比推理，采取了用刑罚诛戮罪人以威慑犯罪、治理社会的措施。雷震电闪是一种自然现象，刑戮罪人是一种社会行为，“圣人”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自然现象中类推出治理社会的道理，并用之于实践。古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象类”。
象类思维是人们通过观察、认识某种客观事物的形象及其内在规律，运用综合、分析、类比等推理手段得出其他事物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特征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不完全等同于文艺创作的形象思维，至少它没有形象思维那种强烈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相反，却因运用了抽象思维手段，而具有了客观、冷静的特点。它也不完全等同于只用逻辑推理的纯抽象思维，却其中包含着某些形象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由小见大，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从中类推出某种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
“象类”这一完整的概念虽然出现于我国春秋时期，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早就存在了。《周易·系辞》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究竟为何人所作，学术界说法不一，我们这里也不作深究。但是《系辞》讲的关于象类思维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应是可信的。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他们为适应自然，管理自己氏族的内部事物，与别的族群相处等，都需要寻求一种大家必须遵行的法则，在最初无所师从的情况下，先民们就以观察到的天地万物的运行现象为法则，是很自然的事情。据孔子说，早在尧的时候，他就已经按天的运行法则行事了，所谓“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大禹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法，也是通过“象物天地，比类百则”得出的。总而言之，象类思维应是我国最早的思想形式之一，其最初的内容史则天法地，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象类思维方式。
象类思维在中国出现很早，并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先民们将这种思维方式用于治国、理军以及战争的指导等军事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丰富、饱含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象类思维在春秋时期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战略管理和战争指导两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象类思维在战略管理中的运用。古人将象类思维运用于战略管理，重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模拟天象，建立与中央集权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和军队管理制度。古人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出发，提出，既然天的运行法则史最高法则，那么，人们就应当按照天的模式设立国家和军队制度。《礼记》中说：“凡礼（制度礼仪）之大体”都要依据“礼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而定。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理论出发，强调官制要象天而设，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都是因为天之大经而置。《汉纪·哀帝纪》中也说：“王者立三公，法三光（日、月、星），立九卿以法天。”又《汉书·魏相丙吉传赞》：“古之制命，必有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司马法·仁本》中所谓“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等，这些论证都体现了法天以设制的思维特点。
2.从自然万物之象中感悟、类推出治理国家和军队的方法。从自然现象中悟出治理人类社会和军队的方法这在《周易》中已有广泛的体现。如《师》卦通过卦象，宣传军队要有纪律、治国勿用小人的道理。《豫》卦象辞由天地以顺动类推出治国要刑罚清明等。这种数千年就跨越自然和社会进行类比推理的象类思维方式，在世界之林中应是独树一帜的。
道家中最善使用这一思维的莫过《老子》。此书从“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一自然现象中类推出“圣人”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样做了，就会“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不觉得不堪重负），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作者还从“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类推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古代君王自称朕、孤、寡人等，本意是自谦自抑，经常提醒自己高不忘下，贵不忘贱，其用意与《老子》的主张相合。但由于封建社会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皇权太高太贵，他们实际上只能把这些话停留在口头上，并不能真正实行，所以历代王朝都没有“长生”。《老子》从事物“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分解），其微易散”这一规律出发，指出国家统治者要善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该书海认为“烹小鲜”与“治大国”有着相通的道理，强调要善于从“烹小鲜”中悟出“治大国”的方法，都体现了象类思维的特征。
儒家中注重从自然万物中类推出治国理军方法的，应首推董仲舒。其推论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亦非全无可取。如，他从“王者配天”出发，强调必须“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即“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制》）。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未必史这样的关系（有些地方没有四季之分，照样有庆赏刑罚），但在阶级社会中，庆赏刑罚不可不具却是千真万确的。他认为，“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国。”董仲舒此类言论甚多，其目的在于利用人们尊天、法天的心理，宣传自己治国理军的政治主张。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战国策》载，邹忌从自己不如城北徐公美，而其妻、妾、客都称赞他比徐公美中，悟出国君“之弊甚矣”，因而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被采纳，也是采用的象类思维。
（二）中国古代象类思维在战争指导中的运用。通过象类思维产生某种灵感，得倒某种启示，进而得出结论，也是古人进行战争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老子》“柔弱胜刚强”这一谋略思想，就是通过得出的。作者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得出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并进一步推出：“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此，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一自然现象中推出结论：“受国之垢，史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主张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这些结论的产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现象的启示。
《孙子兵法》在战争指导上主张用兵要势险节短，这一观点的得出至少与作者观察自然现象密切相关。作者看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是险势在起作用；“鸷鸟之击，至于毁折”，是其节量远近而实施攻击的结果，因而得出结论，用兵要像疾水、鸷鸟那样，既迅猛，又有节量。作者还从从“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进而推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他以“五行无常势，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为据，证明“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还从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中，悟出了军队灵活机动的重要与可能等。这些都说明，孙子是一位善用象类思维思考战争指导理论的大家。
《六韬》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例，强调军事上防微杜渐的重要；该书还从“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推出：“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一论述成为后人强调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理论依据。《阴符经》由“迅雷烈火，莫不蠢然”（人们在迅雷烈火面前往往不知所措）悟出用兵神速的妙谛；由“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这一现象中，得出“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的结论，强调将帅不可因小利而分散兵力，认为并力一向，可抵十倍之师。这些关于战争知道谋略的提出，与象类思维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有些将帅在思谋不得其策时，常用对弈、视察、垂钓、读史、谈天等看似不相关的活动启发灵感，往往会达到“菰蒲深处遗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的境界，从而忽生奇谋，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其原理也正在于此。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企业文化决定企 业的竞争力。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之一，企业文化与企业员工、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以及企业效率和企业效益等密切相关，企业员工还是企业文化的承载者、体现者、传播者。企业文化管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是企业管理的高境界。许多现代企业的成功范例，让诸多企业家和理论工作者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及其发展趋 势，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有利于改善企业发展的软环境，构建更 加适应行业与企业和谐健康发展的特色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企业效率与效益，提高企业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1、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本质上它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只能把它近乎于看作一种状态。而企业管理是一个实际概念， 涉及到方方面面。实际上，企业文化的体现是企业管理水平高度发达的一种表现。有人认为“ 企业文化”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是片面的认识。提出“企业文化”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施行企业管理制度。从更高层次来讲，是构建一种企业的独特思想和信仰， 来激发员工们的潜能，从而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直至主动把工作当作是一种主观享受。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就不用刻意去“ 管理”了，就是“ 自然而然” 了。所以说，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实际上是一种“ 表象”和“ 实质”的关系。
2、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1凝聚力与灵魂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最人性化的一面。通过企业文化的聚合效应，创造出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与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在管理者和全体员工之间形成一种 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向心力凝聚力 ， 为企业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企业文化实际上是指导企业 及其员工的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体现在每个员工的意识上。当然最终就成 为指导员工行为的一种思想。因而企业文化最 终作为企业的灵魂而存在。从现实状况来看。任何一个企业所倡 导的企业文化。恰恰就是这个企业在制度安排以及经营战略选择上对人的价值理念的一种要求，也就是要求人们在价值理念上能 够认同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战略选择.并以符合企业制度安排及战略选择的价值理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因而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作为企业的灵魂而存在。
2.2制度与战略保证作用
企业文化是保证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实现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文化作为每个企业员工的一种价值理念。当然就会对企业员工的行为发生应有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的行为准则 ，从而会对企业发生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激发企 业活力的作用 。也包括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正是因为企业文化 作为员工的价值理念存在，而员工又会受到自身理念的作用。所 以企业文化能够使 员工自觉主动地执行企业制度 ，贯彻企业经营战略。因而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的思想保证。
2.3认识与引领作用
人们从企业文化 （ 商标徽标、厂歌企 旗、企业精神、经营理念、核心价值观等）可以初步
了解企业的精神风貌、经营特色、发展思路、企业责 任等，员工则可以通过认识企业文化来认识工作的性 质、任务和目标，进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政治面貌及发展变化，起着统一认识作用。先进文化代表时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前进的方向。引领作用是文化的先进性与引领性和影响性趋使的必然。文化是软实力，起正面引导作用。
3、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融入企业文化
3.1管理中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领导垂范，打造企业精神文化。
企业文化的实质是“ 人的文化” ，是企业 家理念的升华。企业领导者作为企业文化的 缔造者、倡导者， 必须带头思考，带头实践， 积 极建立学习型组织，抓好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知识培训，把各种领先的理念转化为企业的理念、 企业的体制、 企业的规则。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调动起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 使企业的管理更加科学， 更有凝聚力。
3.2 目标激励，突出管理中的特色文化， 打造企业制度文化。
搞好企业文化建设关键在于突出企业的鲜明个性 ，培育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能够促进企业整体素质提高、健康发展 ，具有 自身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特色的企业制度文化，必须将企业精神、价值观的“ 柔”与制度化管理的“ 刚” 有机结合，切实保证制度的顺畅执行，减弱员工与制度之间的对立。要倡导企业民主管理，鼓励员工参与各项制度的制定，重视制度执行中的反馈意见，及时做好有关制度的调整优化，切实让每项制度“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使各项制度更具合理性、可操作性。
3.3建立科学、 完善的现代管理机制，运用感情投资促成“ 情感共同体”文化。
以科学的管理机制打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和底蕴， 使企业的价值观深植于员工的内心， 与个 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并自觉为岗位工作而努力。 用企业的价值观来规范员工的行为， 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变制度规范为文化规范，变外在约束为内在约束。 以关怀员工、尊重员工为主要做法，对员工施以感情的投入， 拉近员工与领导者、与企业的关系，这是开发人的潜能的最重要因素。
3.4创建“ 团队合作” 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
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 使大家形成“ 分工不分家 ”、“ 互相支持与配合”的习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团队内部， 要把成员的力量凝聚起来，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形成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认真落实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责任制， 齐心协力完成团队任务。团队合作意识在企业发展中趣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团队精诚合作， 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促进企业有效发展。为此，在加强团队建立中，必须让团队成员认清自己的地位价值，懂得取胜要靠大家协调合作的道理，从而自觉地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切实做到在团队统一支配下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关键词：周敦颐；《通书》；师道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69-03
《师说》篇中，韩愈叹言：“师道之不传也久已！”何谓师道？师道如何传承？历代儒学大师都十分注重这些问题。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先生对师道的确立及其传承也尤为重视。在其《通书》 [1 ]章中，关于立师之道就有六七章。如《师第七》、《师友上第二十四》、《师友下第二十五》、《颜子第二十三》、《圣学第二十》、《志学第十》、《蒙艮第四十》等。在这些篇章里，周敦颐阐述了师道的内容、师道的实施及师道确立的重要性。
一、“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在《通书》中周敦颐赋予师道多重内涵。
其一，提出了“为师”的标准。
《礼记·学记》云：“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2 ]博学多识，然后才有资格做老师。周敦颐则更强调为师者的道德品格修养。在周敦颐看来，只有身有“道义者”才能为师。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君子以道充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富贵第三十三》）“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文辞第二十八》）“师者”是“先觉之人”（《师第七》）。这些“先觉之人”要“觉后觉之人”。其自身理当具有“道”和“义”。
何谓道义呢？对“道义”的解释，周敦颐接受了传统儒学的观点。认为所谓“道义”，亦即“仁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 [1 ]。而所谓“仁”即“爱”。周敦颐在《诚几德第三》中说：“德，爱曰仁，宜曰义。”周敦颐在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基础上，还将“仁”的内容具体解释为“无欲”。“无欲”即“无私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庶矣乎。”（《圣学第二十》）即仁的外向表现为“爱人”，“仁”的内向表现就是“无私”。只有无私，才能要求从己做起。他还在《爱敬第十五》中对“爱曰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朱熹进一步解释说：“善无不学，故悉有众善；恶无不劝，故不弃一人于恶。不弃一人于恶，则无所不用其爱敬矣。” [1 ]就是说，虚心好学，并博爱大众，则能“贵且尊”。这是圣人、君子应该具有的道德修养，也是“为师者”应具有的道德品质。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肯定和尊重，也是由人心中推出，而施爱于人。仁由心生，非由对象物而生起，仁即无私。要求从己做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树立主体人格意识。这正是教师应追求的职业品行。“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顺化第十一》）“义”的本义是“仪”，是一种仪礼形式。《说文》注释：“义，己之威仪。”段玉裁注：“威仪字用之谊也，人所宜也。”“宜曰义”，周敦颐指的是人们行事要合乎当然之理。“义”的最基本规定是正直，其内在基础是羞恶之心。“义”的实质就是道德的规范。“义”是人类活动的规范和精神境界。也是师者，“先觉”之人，在其“觉后觉”的过程中要追求的。周敦颐在《道第六》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
其二，明确为师的职责。
教育关乎天下，教师职责的明确直接影响教育目的的实施、教育行为的规范。作为有志于为社会培养众多贤才的教育家周敦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周敦颐在《通书》中明确提出了教师的职责，不只是教学生知“句读”，为学生解疑“惑”。更大的责任在于启发、引导、鼓励受教育者进行志向的确立，品德的修炼。用周敦颐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学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志学第十》）。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表现为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应引导学生树立以心怀天下，情系于民的政治抱负，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胡宏在《通书序略》中说：“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 [1 ]正如朱熹所说：“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于私。大抵古人之学，本是欲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凡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无一不理会。” [1 ]周敦颐认为教师教育学生以伊尹为榜样，以致力于治理国家，为民造福为己任，是儒家传统教育观的继承和发扬。“学颜子之所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格。胡宏在《通书序略》中说：“周子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子之所学’。” [1 ]教师要求学生摆脱时俗只为“科举取名”的学习目的，而应“进德修业”，“务实”，不断改善自我的品性，最终达到“养心无欲”。面对现实社会学习日益功利化，周敦颐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1 ]所谓“立人极”，是指做人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周敦颐卓有见识地认识到，人的品性的改善、修炼、人生境界的确立至关重要，而教育和教育者的职责就是鼓励、引导受教育者提升其自我的人生境界。所以他说：“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其三，揭示为师的根本。
《通书》中，周敦颐没有独立辟章阐述“为师之本”，但从《通书》大量篇幅论述天人之道的根本——诚，我们可以得知，为师之本，在周敦颐看来，亦是与为人、为圣之本相统一的。即“以诚为本，修身立命”。在周敦颐看来，“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行百常，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诚下第二》）何为“诚”？周敦颐的解释是“纯粹至善者也”。即天命之本然，毫无不善之杂。周敦颐在《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中阐述到：“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之者，人之道也。”在《诚几德第三》中周敦颐进一步阐述到：“诚者，无为。”所谓“无为”，就是顺其自然。“诚则无事。”所谓“无事”，就是任何事情不须刻意而为。周敦颐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以“诚”为根本之道。所以他们 “感而遂通”、“神应故妙”（《圣第四》），“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诚几德第三》）。但周敦颐同时也指出一般人也是可以像圣人一样的行事修身。“‘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圣学第二十》）“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损益动第三十一》）“诚”虽为圣人所故有的德性，然如果后天不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会失去其本性。至诚的关键，是摒弃私欲。没有私欲就能静虚、动直，就能明辨是非，就能公正不阿，广大而通晓。因此周敦颐认为，凡人通过学习也能至“诚”。更何况“先觉”的师者。老师，要传承道义，要“攻人之恶，正人之不中”（《师第七》朱熹解附语），自己首先就得严于律己。“公于己者公于人”。身正为范，不令自行。主张“师以明道”，老师必须把大道阐述透彻，要以自己的榜样去教育人，勉人必先自勉，“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同上）。“动而正日道，用而合日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塞也。故君子慎动。”（《慎动第五》）教师要通过无欲、养心，从而达到纯粹至善之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 [1 ]
二、“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周敦颐对师道的实施尤其重视。《宋元学案》续编者黄百家说：“《通书》四十章，屡言师道，盖元公以师道自任，《蒙》以养正为圣功，而《艮》有始终成物之义，殆隐然欲以先觉觉后觉乎！”
在《蒙艮四十》，周敦颐以蒙教起论，“意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沽则乱，乱则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此论由《易经·蒙卦·彖辞》 [3 ]而来。《易经·蒙卦》曰：“蒙，亨。匪我求童，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辞》曰：“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而周子通过对卦辞的删、补、改，综合表述出自己的师道实施观。
第一，师道的实施，重在高度的责任感。
以“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总起，突出强调教师对待启蒙学生应具有的正确态度、基本原则和高度的责任感。周敦颐于“童蒙求我”句后，将《象》辞“君子以果行育德”句删改为“我正果行”，其意非常明确，一个“正”字，集中体现了周子的拳拳之忱。教师发蒙，教生学为圣人，而学为圣人的入手功夫就在一个“正”字。教师，惟其正，才能端庄自己的身心，无论身心还是言语，都要正而无邪。也只有正，才能更好地引导教育学生。《礼记》言“身正为范”。
童蒙求教，“如筮焉”。虔诚、恭敬之心如世人礼拜神灵。师者，就应以高度的责任感规范自己的言传身教。如童蒙启而不发，则“不告”。对如山泉般纯洁无邪的学生，教师应当对他们百般呵护，不让他们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汩则乱，乱不决”。对童蒙的启发教育引导，为师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告与不告，决与不决，以及如何告，如何决，告之何等程度，决之何等程度，凡此诸方面，都依赖于教师。教师不能随意处之！为此，周敦颐说：“慎哉，其为时中乎。”呼吁广大为师者，行教时要慎之又慎，决不可不顾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盲目为之。
第二，师道的实施，贵在“务实”而远名。
欲行师道，为师者应“务实”而远名。
何为“实”也？周敦颐在《文辞第二十八》阐述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周子指出当世之人多“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的状况，已“弊而久矣”！而这种现象不改变，就会恶人多，善人少。在周敦颐看来，要想善人多，就得立师道，就得“务实”。周敦颐在《务实第十四》说到：“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他主张实胜于名，实胜是善，名胜是耻。君子要有孜孜不倦地进德修业精神，始终保持实胜于名。在周敦颐看来，一个人在追求品性修养的提高和事业的进取过程中，要远名而务实。要甘为孺子牛，踏踏实实做好自身工作，尽到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做到实至名归。为师者，要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师第七》），就应“有善不及”，“则学焉”；“有不善”，“则告之不善”（《爱敬第十五》）。向颜子学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第三，师道的实施，还需“重思”。
周敦颐在《思第九》说到：“《洪范》曰：‘思曰睿，睿曰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在这一章里，周子论证了“思”的重要性。他认为，圣人“感而遂通”、“神应故妙”，也都是通过下学而上达，通过“思”，才能融会贯通。通过“思”，才能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通过“思”，才能辨动静之化，判善恶之端。教师行师道，也只有重“思”，才能在“童蒙”和“后觉者”“汩”、“渎”之时，果断作出选择，采取恰当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施教。周敦颐认为教育行为应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把学生的不良动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这需要教师“思”的功夫。
三、“师道立，天下治”
在《师第七》，周敦颐开篇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明确提出，“师”能“为天下善”的观点。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周敦颐从人性论的角度，阐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为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非常重视教育。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官，都提倡办学校。例如周敦颐于1046年冬由大庾调任郴县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大开讲学之风。程颢、程颐兄弟曾随周敦颐问学。周敦颐之所以如此重学，这与他的人性观有关。周敦颐认为，人之性者，有“刚柔善恶中”，而“刚恶——为猛、为隘、为强梁”和“柔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侫”皆为不好之性；“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和“柔善——为慈、为顺、为巽”，虽为好之性，但不是最好之性。只有“中”为最好之性，而要达到既“和”又“中节”之性，就需进学问师。周敦颐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师友下第二十五》）周敦颐认为，“圣”与“贤”非天生，人之初，皆懵懂无知，长大后，经由老师的引导、教诲，就能“得贵且尊”。周敦颐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师友上第二十四》）天地万物中至尊至贵、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道德。而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之间最难得者，人之所以是天地间最难得者，是因为其有道德。如果想要每一个人都拥有道德，那除非人人都有良师益友，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柳宗元在《师友箴》篇所言：“举世不师，故道益离。” “不师如之何，吾道何以成？” [4 ]周敦颐在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观基础上，更深刻地论述了从师与个人品性提升的重要关系。
其次，周敦颐从师道的确立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出发，突出强调尊师重教。
《荀子·大略》篇提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5 ]周敦颐在《通书》中继承了荀子的观点，将师道的确立与天下的治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敦颐认识到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立，就是要让我们“自易其恶”，“自至其中”，成为善人。而在这一过程中，“师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第七》）先领悟圣贤之道的师者，自觉地担负起示范、引导和劝学的任务，让蒙昧无知的人，人人主动弃恶扬善，见贤思齐，这样，良好的师道自然会树立起来。“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同上）师正则人正，师邪则人邪。社会有良好的师道，人人能纯其心，那么善人就会多，善人多，那么朝廷就会有清廉之政风，朝廷清正、威严，国家就治理好了。在周敦颐的这一论述中，强调了师道确立是事关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情。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确证了这一道理。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6.
[2][清]阮 元，校刻. 礼记·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王 弼，孔颖达.周易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一、林氏发声法的启迪
导致嗓音疾病的原因有病理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方法因素、过度劳累等。嗓音疾病的主要症状有：“声音嘶哑、咽喉疼痛、咽喉干燥、喉痒咳嗽、喉中粘痰、咽喉部异物感；次要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吞咽困难、言语不清”①等。截止目前中国的嗓音疾病的治疗或曰矫治，大多还是依赖手术治疗，但缺点是术后容易引起后遗症，许多人还可能出现复发。有幸的是许多医科大学的喉科教授也很推崇用发声矫治手段进行“保守”或“保险”性的治疗，也主张“能不动手术则尽可能地不动手术”。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7年间，笔者系统地学习过林俊卿②先生的咽音发声法，曾运用林先生的《咽音八个步骤》的相关手法，结合其《歌唱发音的机能状态》、《歌唱发音不正确的原因及纠正》、《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等相关理论，成功地矫正了多例患有声带小结、喉炎导致的沙哑、声带水肿、声带增厚、声带闭合不全等嗓音病症问题的教师和学生，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倒嗓”的扶正》、《“再造”嗓音条件之实施手法》等论文。
凡事都有阴阳两面，这一点在中国的中医辨证施治中早已得到印证。在尊崇林先生的嗓音矫治手法的同时，最近二十年来笔者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有幸受到老子《道德经》的启迪，于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自以为与过往以改善嗓音机能为目的的“至刚”性发声手法相反的，藉“以柔治刚、以柔制刚”，“道法自然”为基本指导思想的“至柔”性歌唱发声方法与嗓音矫治手段，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功能性作用的“簧管谐振”发声法（另文发表，此处不赘）。
二、艺术嗓音矫治发展现状
中国是一个歌唱大国，众多的“嗓音工作者”患有嗓音职业病的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人因长期处于疾患的状态而痛苦不堪。运用科学的发声手段治疗嗓音疾病，使患者恢复正常的嗓音功能和歌唱艺术生命，是除却医疗手段以外的最为人性、最为环保的手段，“在西方国家已广为应用，并设有专业语言矫治师从事此项工作，但在我国则多由喉科医师承担，有关报道甚少”③。所见报道的全国性嗓音治疗和康复科学研究亦大都为医学领域的“听力学及嗓音言语医学”学术会议所主导，以声乐专家或嗓音艺术工作者来主导的艺术嗓音矫治方面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或许时机尚未成熟而鲜于见诸报端。
关于艺术嗓音矫治方面的学术研究状况，近期笔者对《中国知网》中“嗓音矫治”的学术论文词条的查询仅有60条，且内容中不仅仅是发声矫治类文章，还包含有相当比例的医疗矫治内容，而利用发声矫治的大部分手法是步林俊卿先生嗓音矫治理论的践行性文章④，其他网络平台中也仅为些许零星叙述。经梳理各路网站所发论文中嗓音矫治的办法大致有可分为如下几类介入方式。
（一）利用医学手段介入的有：1.药物治疗：包括内服药、局部点敷和药物雾化吸入；2.针灸、按摩；3.心理治疗；4.常规手术治疗；5.激光手术治疗；6.“腹音”训练。
（二）利用发声矫治手段的有：1.“行为学”（说话、朗诵）矫治法；2.咽音系统发声训练；3.类咽音方法；4.微声训练；5.自然放松的“簧管谐振”发声法等。
（三）第三类“治疗”方式是崭新的调息法，包括：1.积极休声；2.气功疗法；3.物理性疗法。
在我国现阶段，第一类介入方式应该还是嗓音矫治的主体。但通过喉咙在只有1/3或1/4英寸长短的声带上去完成常规手术和激光手术，即便是成功的，痛苦和风险也是随影而至的。第二类虽然相对安全，但主观随意性取代实验性和科学性的状况依然相当普遍。“治疗师”中鱼目混杂，个别手段几近巫术的情况也常常令人产生疑问。自195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所“声乐研究所”至今，此一领域的学术发展状况已无法用“缓慢”一词来形容的了。当然，嗓音治疗师队伍里也不乏优秀人才，但相关方法的学术性提升和业务与经验的交流还远远未能跟上医学手段的发展步伐，而关于第三类疗法不确定因素可能就更多了。
三、国内嗓音矫治研究机构概况
多年来于听闻中获悉国内以发声为手段“治嗓子”的职业和业余人士，大多采取的是“咽音”或类咽音的手法，而鲜见其它自成体系的方式方法。为此深深感怀独树一帜的林俊卿，他不仅为嗓音疾病患众提供了一条治疗嗓音的有效途径，而且也为今天的许多人提供了就业的门径。但他也一定希望后人对他所创造的方法和手段能为音乐院校常规声乐教学遇见的嗓音矫治问题有所发展和创新。而许多人依然是在啃食林大夫所留下的那份公共遗产而忘却了应该有新的建树。此类话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与北京声乐研究所的老师讨论过，但二十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多大进展。
美国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学会于2003年正式将每年4月16日命名为“世界嗓音日”，以其使人们更加关注嗓音、关注健康。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发声为手段的嗓音矫治机构在一些发达城市悄然出现，应该说这是中国嗓音健康意识和时代文明的一大进步。我国的嗓音发声矫治研究机构并不多，常见诸于网络的有如下几类机构：
？穴一？雪音乐院校嗓音研究中心，如？押北京声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嗓音研究中心、中国音乐学院嗓音研究室，沈阳音乐学院嗓音诊所，四川音乐学院嗓音研究所、湖南省艺术研究所艺术嗓音职业病防治研究室、大连疗养院艺术嗓音门诊等。
（二）依附于各大省市的歌舞剧院、部队文工团的嗓音保健与治疗机构的，如：四川省歌舞剧院嗓音诊所、战旗文工团嗓音诊所、浙江歌舞剧院杭州丽声嗓音诊所等。
（三）依附于各大医院的嗓音语言医学研究中心的艺术嗓音保健治疗与矫治的门诊。如：重庆全国嗓音言语医学研究中心艺术嗓音门诊、北京友谊医院嗓音病诊疗中心、哈尔滨市四院嗓音病门诊等。
（四）各类致力于嗓音改善与研究并以盈利为目的艺术嗓音研究中心或门诊。如：湖南艺术嗓音研究室、“Best Voice”——山东省嗓音矫正与声乐教学研究中心、上海海韵艺术嗓音研究所、国酩大众艺术嗓音医学研究室、南通崇川嗓音研究所、北京春宇嗓音治疗音乐工作室等。
以上统计虽然不是全部机构，但是与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康复与保健事业相比，或是与各种以音乐为手段来进行不同病症的干预性治疗和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相比嗓音矫治专业的发展还显得十分滞后，特别是缺乏学术上的交流。
四、建立有效的嗓音康复体系
建构环保型的艺术嗓音矫治工程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嗓音研究首先是提升艺术院校声乐教学的科学支撑。据笔者对2012年全国28个省市（个别省未能找到资料）的206所高校中的声乐表演与音乐教育学生数的统计，共招声乐方向的学生16414名，如果乘于4的话，目前至少也有六万余名学生在学习声乐。如果将若干所未能统计到的学校、二级学院包括在内，那么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大得多。让更多的学生学好、唱好是利于声乐学科良性发展的动力，而科学的发声方法和正确的发声意识的普及，又是减少嗓音病痛的社会基础，以更为简便、更易操作、更具说服力和安全有效的发声矫治为手段，则是嗓音健康、保健和人的幸福指数提高的保障。
嗓音疾病早已是嗓音工作者中最具杀伤力的职业病，既影响了工作，又降低了生活的质量。据相关网站统计：“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目前共有教师1249.8万人”⑤。2011年4月16日是第九个世界嗓音日，专家指出：中国有“七成教师患有咽喉声带疾病，教师中70%以上不同程度地患有喉炎及声带疾病”⑥。换句话说仅教师这个行业，就有近九百万人患有不同的嗓音病症。如果加上播音主持、各类演员和各级需要经常性开会或作报告的公务员以及讲话频率过高的人群等，罹患嗓音疾病的比例将会有多大？
要突破没有林俊卿先生后的嗓音科学和嗓音矫治学的发展瓶颈，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集嗓音医学专家和“艺术嗓音发声矫治学”专家于一体的全国性嗓音康复体系，而建立有效的嗓音康复体系也应该是一个体现先进社会的时代文明、进步或曰新的价值观的标志之一；这个体系须有统一的规划、章程、机构性组织架构，定期的会议制度、合作与交流平台，须有目标明确又各具特色的研究课题、评估体系与成果分享原则等。至少召开有声乐教育专家和医学联合共同参与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应该说已经是势在必行。
目前林俊卿先生的歌唱机能学说和嗓音矫治理论，在国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但我以为可以暂时以林大夫建立的理论体系为研究基础，去学习、去消化、去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去逐步建立起一个个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中心。如此，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嗓音矫治计划必将会结出新的硕果。
①新浪健康：
http：//zhuanjiaguandian/zhenghongliang_140740.htm
②林俊卿：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理学系医学选修科。1940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41年后跟意大利音乐家学习声乐。建国后，任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中国音协第二、三届理事。曾对“咽音”练声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摸索出一套以“咽音”为基础的练声体系。著有《歌唱发音的机能状态》、《歌唱发音不正确的原因及纠正方法》、《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等。
③④知网空间http？押//
⑤天涯社区http？押//
关键词：哲学；《秋夜独坐》；《秋颂》；人生态度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人，是开元，天宝时代最有名望的诗人，当时李白和杜甫的诗名都不如他。“唐代宗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唐窦蒙于《述书赋》中也说：‘时议论诗，则日王维，崔颢。’殷瑶于天宝末年编成《河岳英灵集》，其《序》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而不提李白。”(陈铁民，2005：5)王维也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田园诗，多喜欢刻画一种宁静幽美的境界，呈现出一派静美诗风。王维的诗贯通其泼墨山水画法。并通过多种因素的渗透达到一种静穆的意境。佛家主张“天识互通”，人的感觉也确实是相互勾通的：“热”使人觉得“闹”，“冷”使人觉得“静”。同样，幽深、稀疏也会使人觉得静，牛羊归村、黄昏薄暮都会使人觉得静……王维正是综合了空、远、闲、净这些与静相关的识觉，造成整体上“静”的效果：
夜静春山空 (《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 (《鹿朵》)
独坐幽篁里 (《竹里馆》)
落日满秋山 (《归高山作》)
在王维的心中，一切都是静的：月光、夕照、河水、鸟声、颜色都是静的，甚至在大自然的运动中。他也能捕捉到恬静的美。而且，王维在创作中多有变化，给人以细致的感受，如平静、恬静、闲静、静寂、静远等。这些微小的感觉在结果上，产生的效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们形成一种我们说不出的什么。形成一种趣味，一些感觉性质的形象，在全体上是明晰的。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英国浪漫主义五大诗人中出生最晚却逝世最早的诗人。“中国学者王佐良指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1)济慈在他的诗作中想象非常丰富。他的想象有个特点。即：美。他长于描写大自然和一般事物的外形美。同时又处处洋溢着欢乐精神，与美的品质相得益彰。他的代表作《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颂》三诗无论写自然、艺术和田园，都异常优美动人。济慈短暂的一生潦倒穷困。不幸早天，但是他在自己的诗作中体现出来的悠然自得的人生情怀，令人印象深刻。“人们把悲惨的现实世界称为‘泪之谷’。但济慈在‘泪之谷’中始终绽开灿烂的笑颜。不管命运如何亏负自己，济慈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失去那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欢乐。”(傅修延，2008：6)
一
秋天风物萧瑟，天气清寒，自古中外文人墨客都乐于在作品中用秋的主题来表现自己的清秀精神和浪漫情怀。秋天使人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稍纵即逝。王维与济慈二人各自生活的时代及环境有很大差异，在王维的《秋夜独坐》与济慈的《秋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只是这两种人生哲学却仿佛是被放错了位置，也许应该将各自的归属作一个完全的调换才更合情理。然而历史的事实却不容后来者随意遐想。
二
王维的《秋夜独坐》大约作于天宝末年。诗写诗人秋叶独坐的感触。“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四句阐发出诗人在寂寞清冷然而又雅致可爱的秋天夜晚的人生感悟。山果鸣虫皆是极平常之物，但于此平常之物中，诗人含蓄地表露了人生易老韶华易逝的悲慨，以及独坐秋夜的凄凉，由此也体现出诗人对于生命的珍视。末四句“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则是诗人于岁月流光的无奈挽唱。全诗字字皆能令人体会到诗人的寂寞凄苦，但是正是这份寂寞凄苦，才是诗人艺术纯熟，人生阅历千锤百炼的写照。“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说：‘一唱三叹，由于千锤百炼。今人都以平澹为易易。知其未吃甘苦来也。右丞‘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其难有十倍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者。到此境界，乃自领之，略早一步，则成口头语而非诗矣。”’(陈铁民，2005：137－138)陈先生所引潘论，道出了王维诗作的恰到好处。“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大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指其极致言之，普通是格格不入的。”(顾随，2006：11)王维是一位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高明淡泊的哲人。他的诗作之中，情理合一。情意合一；景是意，事也是意。他常常借重自身的感受和印象来刻画外界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亦悄无声息地阐释了内心的感怀。
但是这种感怀却是一副冷寂凄清的面孔。王维一生仕途不算得意，开元九年秋(721)进士擢第后不久即谪官济州：天宝十五年又为安史之乱叛军俘获，苟从得命。但是总的来说王维生活在开元盛世，且家道殷富，他所以会有这类寂寥隐逸的心境，大概即是受到了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诗人将相思，别离，盛衰，死亡等等都超脱于禅宗宣扬的宁静淡泊之中，在生活的表层显露出一种逍遥不争的态度，流连山水，离世绝俗。不过这种放任却无能改变岁月的惨酷，也无法寄托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抱负，又兼《秋夜独坐》写于天宝末年，社会动荡的征兆已然显现，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心态终究不能逃避。于是在诗作中，多少流露出几点悲慨与无奈。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人生的理想状态，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大悲剧，大概中国古代士人大多时候所能做的，即是在作品中演绎出内心那种对于自身，对于国家的无限感慨。
三
中国古代士人的哀婉气息是有佐证的。“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朱自清。1998：38)可见中国传统士人的情辞之苦，自然这也是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的离乱和动荡。
不过同样糟糕的环境之下，甚至更坏一些，济慈却在他的《秋颂》中动人心魄地唱出了一个浪漫主义 诗人特有的灿烂和天真。《秋颂》是济慈的六大颂歌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诗人细致人微的观察力和独具一格的想象力得到了完美体现。诗中的意象都是极为平凡的，只是从未被如此描述过，也从没被这样完整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诗人开篇就抓住了秋的实质一一成熟：“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21)，然后从湛蓝的晴空转到挂着葡萄藤蔓的茅檐，从房前的苹果树到丰收的田野。诗人着力描写秋天成熟的果实：葡萄，苹果，葫芦，榛子。伴着欢唱的蜜蜂和沉醉的罂粟花香，伴着篱边的蟋蟀和红胸的知更鸟……一幅绚丽多姿的初秋美景就展现在眼前。诗人的视角将“秋”从一个抽象的词变成了一个可以感知的实在的物。诗作所体现的完全不是中国诗歌中易于见到的秋天的萧瑟和凋零，而是一种欣欣向荣。丰收殷实的美好情状。而且这种殷实是在极其漫不经心的表述中展现的：
谁不曾遇见你经常在仓廩的中央?
谁要是出外去寻找就会见到
你漫不经心地坐在粮仓的地板上，
让你的头发在扬谷的风中轻飘：
(《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21)
用这样轻松愉悦的笔调把读者的身心带到想象中的情景，让读者领略那秋日中的暖阳普照和谷丰仓实，这样的文字能出现在济慈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自然。诗篇中也有一些令人深思的角落。《秋颂》作于一八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已经临近诗人生命的终点。很多评论家认为《秋颂》是一首奇怪的诗篇。因为与同年五月所作的抒写困惑、痛苦、忧伤和恐惧的《忧郁颂》相比，可以说，《秋颂》一改常态、异常平静，尽管诗人的弟弟汤姆已成黄泉新鬼，乔治远在美国肯塔基，济慈自己债台高筑，心上人芳妮·布郎离他远去，而《秋颂》却是一个欢快的音符。但往深处看，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济慈的内心是脆弱的，因而诗中诗人的影子也照样是纤细的。在第一节里，造物主表现出意外的大度和慷慨。在第二节里，自食其力而又受惠于造物主的俗世之人也是悠闲的。而第三节里却有的是哀音和秋之将逝、冬之将来的暗示。春之歌充满活力、生机与希望，秋之歌则充满丰盈与成熟。春之歌已逝，秋之歌将逝。分飞的燕子，象征着生命的诀别。但是尽管如此，相对于王维的《秋夜独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幅全然不同的半景画。这幅画中更多的是感性的对于生命的眷恋和追寻，而不是对于年华易逝的无奈和悲歌。诚然，王维的《秋夜独坐》是诗人晚年灰色心情的写意，而济慈正当少年风流。然而济慈所承受的身心的压力和痛楚，其实亦丝毫不亚于王维这样一位大诗人在漫漫人生中历练出的悟道。只是济慈发自内心的对于美的追求和发掘，促使他能够撇开忧郁和伤感，对于坎坷的人生总是抱着一种甘之如饴的态度。他不是悲观地看待花开花落，四季轮回：诗人更在意大自然的生生不已，认识到新旧交替不过是旧美的消褪和新美的再生。正如济慈在《仙子的歌》中的吟唱一般：“不要哭泣呵!不要哭泣!／花儿明年会再放蓓蕾。／别再流泪呵!别再流泪!／花苞正睡在根株的心里。”(《济慈诗选》，屠岸译，1997：161)诗人的《秋颂》大约也是为着这一份情思。虽然济慈本人并未有渴望的要求，但是诗篇中却着实充满了希望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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