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7:39:03
导语：在自然灾害的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人教版新教材地理八年级上册第二章“中国的自然环境”第四节“自然灾害”的课程标准要求是：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教材紧扣课程标准的要求，重点突出三个方面。第一，在掌握程度上把握“了解”，不涉及较深的原因分析，这是因为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分布较难，初中学生不适合展开太多研究。第二，在掌握内容上立足“中国”，以中国的自然灾害为案例讲述自然灾害，让学生了解中国实情。第三，在掌握方法上从“身边”入手，将所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二、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实例说出自然灾害的内涵；了解我国几种常见的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分布和成因；了解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举例说出我国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形成“自然灾害频发是我国基本的地理国情之一”的认识；了解一些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
过程与方法：通过展示图片和资料，观看视频，加深对各种自然灾害及造成损失的了解；通过收集、加工整理各种地理信息资料，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我国自然灾害情况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培养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灾害自救能力；增强学生关注我国自然灾害的现状与趋势，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树立建设家乡和祖国的美好志愿。
三、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新教材增加的内容，在旧版教材中，自然灾害零散分布于其它章节，在“地形和地势”一节中介绍地质灾害（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在“我国的气候”一节中通过活动题呈现气象灾害（干旱、台风、洪涝和寒潮等）。此次新教材改革，将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合并在一起，用一节内容专门介绍，体现了它的重要性。本节教材依次介绍自然灾害的种类、自然灾害的特点以及防灾减灾三框题内容。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分布及成因是本节的重点内容。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形成“自然灾害频发是我国基本的地理国情之一”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理解自然灾害和破坏环境的关系，树立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第一框题“常见的自然灾害”：与旧教材不同的是，新教材将原先零散分布的知识集中起来，首先介绍自然灾害的概念和分类。然后安排图2.46“主要的气象灾害”和图2.47“主要的地质灾害”，以举例的形式介绍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再通过活动题引导学生分清哪些是自然灾害。这样通过分析身边发生的案例，避免空洞的知识说教，有助于理解自然灾害的内涵，丰富对自然灾害种类的了解。
第二框题“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教材首先介绍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然后从同一时间多地发生灾害、同一地区发生多种灾害、同一灾害多地发生等三个角度，强调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的特点。紧接着介绍我国受灾严重的现实。最后通过活动题引导学生分析自然灾害的分布及原因，既要学生知道各种自然灾害的分布地区及原因，又要学生深刻理解“祸不单行”的真实含义。本框题重点是要掌握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即种类多、分布广。难点是理解我国常见的自然灾害的分布及原因。在分析气象灾害分布及原因时，可要求学生在图2.48“中国主要气象灾害的分布”中画出秦岭―淮河一线，找出南北方不同的气象灾害，进而归纳出干旱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洪涝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区。然后要求学生结合我国气候图、地形图等进行小组讨论南涝北旱的原因。在分析地质灾害分布及原因时，可要求学生阅读图2.49“中国主要地质灾害的分布”，明确我国位于两大地震带上，即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并结合板块构造学说，试着解释我国西南多地震的原因。而滑坡和泥石流，也要结合我国地形图、气候图，从第二级阶梯的山地地形、降水多暴雨等自然因素综合分析。这样通过多幅地图大量信息的分析，既强化了学生前后知识的联系，又充分发挥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自主性、主动性、创新性。
第三框题“防灾减灾”：教材图文并茂介绍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巨大成就和避灾方法。教学中可通过师生问答、小组讨论等形式，使学生从对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报、建设防灾工程、做好灾前准备、灾时救援与救助等方面看出防灾减灾的成就。围绕避灾方法的活动设计更贴近生活，可培养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面对灾害时临危不惧的自救与互救能力。
四、图表利用
本节教材配备8幅地图（见表1），“常见的自然灾害”一框有2幅图，“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有2幅图，“防灾减灾”这部分内容有4幅图。这些图大部分来自于身边案例，为学生了解自然灾害，对比分析、归纳总结自然灾害的成因、分布、危害等知识提供了佐证和方向。教师若利用好相关图表，恰当设问和引导，不仅能让学生较快掌握知识，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他们热爱家乡、关心祖国的情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活动建议
本节教材共安排3个活动，设计7道题目，既重视对课本知识的运用，又重视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身边问题能力的培养。以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真正“活”起来和“动”起来。在教学中，教师还可结合中国地形图、气候图等让学生分组讨论自然灾害成因。
活动一：第1题，属知识巩固类。引导学生巩固对自然灾害的理解，学生阅读材料后可小组讨论，教师可提供两个分析思路：是否自然原因导致？是否带来危害或损失？第2题，属问题讨论类。是一道发散性思维的题目，不要选距离太遥远的，也不要选发生了很久的案例，要求学生例举身边最近发生的自然灾害案例，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心身边发生的自然灾害，从而真正落实“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这一课标要求。
关键词:交互式白板 课堂实效 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
新世纪的教育是信息化的教育,随着科技的进步,多种辅助课堂教学的高科技手段不断涌现。交互式白板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是一个融图画、回放、移动、制作、展示、存储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图像处理器。强大的功能在教师使用之后,都会感受到它对信息处理的快捷与直观。我校交互式白板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积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教学效果。交互式白板在课堂中的使用也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肯定。特别是在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在平时教学中利用其他媒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重点,都能够迎刃而解。交互式白板在课堂教学中是如何发挥实效性的?
一、实现了师生、生生、教师与媒体、学生与媒体之间的互动
在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中,课程标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学生在课堂中要主动参与教师设计的每个教学环节,而且还要在实践操作后学到知识,提高能力,培养感情,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作为教师要想尽各种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还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给予适当适时适度的指导与评价。教师在利用其他媒体时会感到比较麻烦,甚至不能及时进行互动交流。比如说PPT演示文稿,这是一种在教学中使用最广泛、最便捷的程序。但是这种课件大多是用来展示教师的教学思路,不容易处理教学中灵活突变的情况。而教师费尽人力、物力所制作的主题网页、网站,在教学中可以突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容。但是往往容易离开教师的指导而缺乏有效性。怎样才能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让学生扎实地掌握课程标准规定的基础知识,提高综合能力呢?交互式白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补充了演示文稿与网站教学的空白。例如:在讲《生活中的自然灾害》时,要求学生简单了解自然灾害的含义以及自然灾害的分类。一节课只有40分钟,而这节课的教学内容很充实,如果展开讲自然灾害的含义和分类就需要很长时间,这是时间所不容许的。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我想到了使用交互式白板,提前在图库中准备了自然灾害的含义和不同的自然灾害现象。课堂中通过视频启发和语言引导让学生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自然灾害,进而在图库中找到自然灾害的含义,来验证同学们所说的是否正确。在此基础上教师强调,自然灾害是灾害的一种,是指危害人类的生命财产,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的自然变异过程和现象。通过白板的演示加深了学生对自然灾害含义的理解。接着请学生说说知道哪些现象是自然灾害,把学生所说的自然灾害现象都罗列在白板上,体现了师生与媒体的即时交互。教师提出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分类,根据自然灾害的成因和特点,我们可把自然灾害分成4类:海洋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列举的自然灾害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学生在小组讨论基础上,把罗列出来的自然灾害现象通过白板功能拖动到相应的类别。分类结果不可能一次正确,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请其他同学继续分,最终提出正确的分类方法,这种即时的纠错功能是其他媒体所不可比拟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体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且也突显了学生学习的思维过程。
二、易于表现抽象概念和事物,帮助教师突破重难点
交互式白板的功能十分强大,这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慢慢地积累与摸索。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我逐渐发现白板有很多其他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优势。特别是它易于表现很多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不易在头脑中形成鲜明形象的概念和事物。如果教师使用得当,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生活中的自然灾害》一课时,涉及地震的震级和震波。这是一个难点,学生大多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更感觉不到震级的大小和震波。这个内容并不是本课的重点,教师可以不必讲解。但是在备课时,我考虑到如果有学生提到这个内容怎么办,如果没有准备,可想当时的教学过程不但尴尬,而且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感受这一内容,我利用了白板的回放功能。在图库中准备一张建筑物的图片,如果有学生提到震级和震波,我就进行演示,再利用回放功能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震的震动效果了。
三、同时完成讲解、图画、分析及评价的综合信息处理任务
如果教师使用黑板可能无法把课堂所需要的信息及时提取出来,如果使用普通的计算机媒体虽然提取的信息量大而多,但是又不能进行筛选和处理。如何处理教学中的这种矛盾呢?交互式白板的又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同时完成多种信息处理的工作,在《生活中的自然灾害》这一课,重点是通过调查分析家乡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引出中国和世界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通过直观的表格、数字,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分析和处理,总结发现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及危害严重。在出示家乡自然灾害统计表时,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在课前的调查、访问,汇报家乡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简单进行填写,通过填写的内容让学生体会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特点。接着教师从图库中插入中国自然灾害的统计图表,让学生观察表格后,认真分析一组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数字,通过数字教师在白板上直接进行计算。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学生自己体会出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性。教师就是利用白板在已有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处理和加工,发挥信息的功能,给学生以正确的示范,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处理信息、分析信息和使用信息。
以上几点是交互式白板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显示出的一些优势以及所取得的课堂实效成果。但是在实践与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1.不能兼容视频、音频等有效内容
白板使用功能虽然强大,但都是针对图片素材进行。这个程序不可以兼容视频和音频等素材。品德与社会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要贴近学生的生活。教材中的很多内容主要都是通过视频和音频来让学生产生直观形象的。如果白板不能兼容,教师在使用过程中就要不停的切换。如果教师对交互式白板的使用非常熟练和适当,就可以使教学过程井然有序。如果操作不熟悉或者是课堂出现一些突发状况,就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2.教学内容要进行筛选
关键词 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指标体系；评价模型；浦东新区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编号 1002-2104（2008）04-0024-04
自然灾害脆弱性的评价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Juha等首先从地理学角度提出了城市自然 灾害脆弱性评估的理论框架［1］，采用定性分析与建立概念模型的方法，进行脆弱 性的初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灾害脆弱性逐渐从社会学的定性分析转向自然、社会学相 结合的综合性定性、定量评估［2］。 国内脆弱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生态系统脆弱 性探讨，灾害脆弱性主要以农业区域为主，多从具体灾害种类入手研究， 对大空间尺度区域承灾体脆弱性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确定方法、脆弱性评 价理论模型等也有初步探讨，但是，相对于欧美等国在自然灾害脆弱性评 估 方面取得的众多成果［3］，国内仍很薄弱，以沿海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灾害 脆弱性研究尚未真正开展，这与沿海城市高风险的灾害处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不相称。本 文尝试以提高沿海城市的防灾能力为出发点，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方法，进行沿 海城市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实证研究。
1 自然灾害与脆弱性
(区域)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三者共同组成的地球表层变异系统，孕灾 环境的稳定性、致灾因子的风险性和承灾体的脆弱性，以及灾情（害）相互作用形成区域灾 害的事实［3］。
在灾害学的文献中，脆弱性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受到灾害影响时的抗御、应对和恢 复能力，侧重灾害脆弱性产生的人为因素，可概括为以下几种：①强调承 灾体易于受到侵害的性质，指承载体对破坏和伤害的敏感性。②强调人类自身抵御灾害 的社会经济属性，指人类敏感于灾害破坏与伤害的状态，用来指人或人群对灾害的预见、对 付、抗御并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人和人群的脆弱性受到现行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 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收入水平、种族、宗教、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③ 综合定义。脆弱性指人类、人类活动及其场地的一种性质或状态，即同时强调承灾体与 人类自身［4］。
综合上述概念，灾害脆弱性是指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区域内特定 承载体对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易于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区域自然孕灾环境与各 种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灾害脆弱性是一种状态，反映的是社会受自然灾害影响、 威胁的程度。脆弱性可以看作是安全的另一方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降低，脆弱性越强， 抗御灾害和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差［5］。
2 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
沿海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自然灾害的易发和频发区域。首先，多种自 然灾害的形 成条件较充分，海陆交互作用产生的复合型、变异型灾害种类繁多，破坏性巨大。其次，与 城市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灾害隐患不断增多，原有的致灾因素和致灾源不断外延、激化，新 的灾种和致灾源不断产生，特别是人为因素的致灾、成灾频率呈非线性提高。另外，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大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人口与财富将进一步积聚，由此诱发的灾害影响也更广泛 ，同等灾害强度下，灾情的“放大效应”更为显著［6］。
沿海地区是我国三大灾害带之一，自然灾害种类多、活动强。主要包括洪涝、台风、风暴潮 、海啸、地震，其次还有低温冷害、旱灾、农作物病虫害、干热风、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和 赤潮等灾害。沿海城市又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中心，以上海、广州、北京和天 津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都位于沿海地带。沿海城市地位的不可 替代和面临自然灾害的高风险性致使其自然灾害风险研究备受关注。灾害脆弱性研究作为灾 害风险分析的一部分，是把风险和灾害紧密联系的“重要桥梁”［7］，对区域灾害 风 险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要实现沿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展自然灾害脆弱性研究 。
3 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模型构建
由于自然灾害脆弱性系统庞大，囊括自然、经济和社会体系，目前国内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评估方法主要依赖于建立指标体系，选取影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根据专家打分采用AHP 法确定权重，最终采纳综合指数法全面衡量区域面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状态。
3.1 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与以往的此类研究相比，本文构建的指标和脆弱性评价模型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不同于过去 单灾种的脆弱性评价，即，在识别沿海区域主要灾害类型和灾害特点的基础上，不涉及某一 具体灾种，而从沿海城市这一承灾体自身的特征出发，评价其对于自然灾害的脆弱性。②国 内外的脆弱性评价多以自然系统为主。结合沿海城市的实际，本文认为，对于沿海城市而言 ，影响其脆弱性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不在于自然系统的特征，而在于其人文要素，因此应充分 考虑社会经济要素与人文要素对沿海城市脆弱性程度的影响。③除了区域脆弱性评价之外， 本文强调人类自身抵御灾害的属性，因此特别针对沿海人群，进行人群脆弱性评价，用以衡 量人或人群对灾害的应对、抗御、并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本文从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社会、人口、城市结构与形态、灾害管理体制5个方面入手，本 着科学性、全面性与针对性结合、定性定量结合、可行性和简明性的原则，考虑到资料的可 获得性和详尽程度，选用代表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见表1）。
3.2 指标权重的确立
多指标建模的过程中，权重分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权重的确定方法有 专家打分法、经验权数法、数理统计法 、模糊统计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劣。考虑到AHP法和专家打分法在定量 分析与客观状况吻合方面有较多优越性，本文采取此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东方科技论坛第80次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3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论坛主题为上海城市 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气象局 、上海市气象学会、上海防汛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在本次会议 上，本文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专家咨询。
根据专家打分结果，按照建立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层次单排序权重和层次总排序 权重4个步骤对灾害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有的变量赋以权重［8］。结果见 表1。
石勇等：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 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4期3.3 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模型
3.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获得各个指标的实际数据后，为消除量纲影响，必须对具有不同量纲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选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指标体系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对灾害脆弱 性影响不同，将所有指标分为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两类，分别采用公式（1）和公式（2）进 行处理。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和权重代入公式(3)，计算指定地区的区域脆弱度和人群脆弱度 。以平均脆弱度为参考值，高于平均值作为高脆弱区，低于平均值算作低脆弱区。
4 实证分析――以上海市浦东区为例
4.1 浦东新区概况
浦东新区地处上海市东大门，濒江临海，全区面积522.75km2，是上海市受 海洋影响最 大的区域之一，自开发以来，浦东新区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功能开发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 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已经发展成一个基本具备现代产业结构的新城 区，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见证，同时，其日益增长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 济和重要的战略位置也决定了其面临灾害的高风险性和灾害评估与预防的重要性。
4.2 浦东新区数据及标准化处理
浦东新区相关指标的原始和标准化数据见表1。
4.3 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结果
根据指标体系搜集数据，运用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权重和构建的脆弱性评价模型，计算得 出浦东新区的区域脆弱性和人群脆弱性(见表2)。
从总体来看，浦东区域脆弱性与人群脆弱性指数相当。在区域脆弱性评价要素中，经济指数 最小，基础设施脆弱性指数也较小，这是因为，浦东开发中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实力雄厚的经济也对增强防灾减灾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三、 二、一的产业结构，使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影响降低。人口结构脆弱性最大，这与浦东开发中 ，大量引进外来人口，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比例较大有很大关系，应加强管理。人群脆弱性评价指标中，基础设施脆弱性指数仍旧最低，灾后应对脆弱性偏低，与浦东新区 人均保险额高、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高、救援队伍相对完备和拥有专业救灾队伍与志愿者队伍有关。相对而言，灾害管理体制脆弱性较高，说明浦东仍需要在灾害管理上下功夫。灾害管 理体制方面，上海各区县状况基本相仿，均设有民防办公室，下属科室设置及分工基本一致 。浦东新区拥有先进的“多元灾 害事故应急处置辅助决策系统”，率先实现了数字化管理， 但需要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浦东人口结构脆弱性虽然较高，但人 口素质和公众灾害意识较强，这与浦东新区重视科教事业、关注公众灾害意识的培育有关， 其民防网站十分完善，信息量与访问量都较大。
5 结论与讨论
文章侧重从社会、经济系统寻找影响沿海城市面临各种灾害时区域和人群脆弱性的主要根源 。按照构建指标、确定权重，构造模型的步骤实现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估，并以上海 浦东新区为例，进行脆弱性评价，找出影响区域灾害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出一些初步 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如有足量的数据，有望再进一步研究，加强脆弱性机制研究 ，完善指标体系，利用和改进该模型，进行脆弱性的时空分布分析，为综合减灾与减灾投入 提供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Juha I. U. The Geography of Disaster Vulnerability in Megacities［ J］.Applied Geography, 1998, 18(1),7～16.
［2］孙蕾，石纯.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估研究进展［J］.灾害学,2007,22(1):102～1 05.［Sun Lei,Shi Chun.
Progress i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Natural Disaster s in Coastal Cities［J］.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07,22(1):102～105.］
［3］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自然灾害学报，1996，5（4）：6～14.［S hi Peiju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saster Study［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 rs, 1996，5（4）：6～14.］
［4］商彦蕊,史培军.人为因素在农业旱灾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探讨［J］.自然灾 害学报，1998，7(4)：35～43.［Shang Yanrui,Shi Peijun.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Forming of Agricultural Droughtdisaster Process［J ］.Jo 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1998,7(4):35～43.］
［5］Cannon Blaikie, Davis I P T,Wisner B. At Risk:Nature Hazards,People′V ulnerability,and Disaster［M］.London:Routledge,1994.141～156.
［6］许世远，王军，石纯等.沿海城市自然灾害风险研究［J］.地理学报,2006，61(2):127 ～138.［Xu Shiyuan, Wang Jun, Shi Chun et al.Research of the Natural D isast er Risk on Coastal Cities［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06，61(2)：127～138.］
［7］UN/ISDR. Living with Risk：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 ves 2004 Version［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4.
关键词：灾害防治教育 初中地理 自然灾害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如何通过灾害防治教育减少灾害的损失，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学校作为育人的专门场所，其在灾害教育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因此，中学地理课程担负着灾害防治教育的重任。初中地理灾害防治教育在提高学生灾害意识，增长灾害知识，培养防灾能力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初中地理教材中有较为丰富的灾害教育内容，灵活运用这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灾害教育，有利于学生树立忧患意识、环保意识、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
一、培养学生防灾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地形多样且山地居多，气象、地质、地震、洪涝、海洋等自然灾害都十分严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自然灾害种类多，除现代火山灾害之外，全球多种自然灾害都有发生，分布广，全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发生频率高，1998年发生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涝，2006年重庆和四川发生特大干旱、2007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1]。自然灾害损失的不断增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如何控制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是我国及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国政府为防灾减灾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但减灾目标的实现，减灾任务的落实、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救助技能的普及与推广，都离不开教育。因此，在地理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防灾减灾技能，是地理教育向应用学科发展的组成，是贯彻学习公民必备的地理的重要体现[2]。此外，课程标准中关于《自然灾害与防治》选修课的内容标准，也规定学生应该对其达到相关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素养。
二、学生防灾能力的培养
（一）学习灾害地理知识。利用地理教学手段，引导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灾害地理知识，引导学生从对灾害的表面印象深入到对灾害概念、分布规律、发生机制等深层知识的掌握。例如：利用地图法，结合地图讲授，有利于学生自我分析，掌握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训练他们的读图能力和地图思维。讲我国的气候类型时，当学生学习了我国的主要气候类型之后，可以带领学生分析这种气候类型的特点，结合地图找到其在我国的分布区，从而可以找到我国的季风分布区也是我国频发水旱灾害的主要分布区。分析完毕，可以结合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这一实例进行分析，带领学生讨论分析可以得出，长江流域正好处于季风气候分布区，因此该地区容易发生洪灾，因此预防洪灾是这一地区的防灾重点。对于长江上游河道的整治，可以提高抗洪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因此，利用发现法，可以训练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并激发他们学习灾害地理的兴趣。最后，利用板书笔记法加强学生对灾害地理规律性知识的记忆。
（二）学习灾害地理知识，掌握技能、熏陶学生的情感态度。鼓励学生多看、多想，多动手，从而促进学生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在学习地震灾害时，可以先利用演示法，放一段地震发生时的视频资料，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带领学生到地震模拟实验室，感受一下地震发生时的场景。让学生直观感知该种灾害的发生、发展特点，然后利用发现法，鼓励学生自己动脑筋，思考在这种灾害来临时，人类该如何躲避，从中学习到防灾技能。最后，让学生写出自己遇到这些灾害时的逃生方案，并以作业的方式呈现。
（三）帮助学生掌握灾害自救技能。在灾害地理教学中，利用课本、地图结合的讲解法可以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利用多媒体、图片资料可以促进学生的现象能力，并能促进学生自我认识程度的提高；利用小组合作法，可以培养学生与他人相处的交际能力等。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提高在自然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技能[3]。
（四）熏陶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贴切、自然、巧妙、潜移默化的灾害教育，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建立全球的观念，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灾害知识的兴趣，由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样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内在的、积极的、长期的、稳定的，它对于掌握知识、技能以及发展智力，能起积极地促进作用。从而了解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做贡献[4]。
通过搞好灾害防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培养具有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未来建设者。
三、存在问题
（一）防灾意识低。以本人所在城市为例，乌鲁木齐很多学校防灾意识薄弱，对于学生的灾害知识的传播比较缺乏，但随着重大灾害的频发，各个学校也逐步引起重视，不断加强中学生的防灾知识的普及。
（二）防灾技能有待提高。学生对防灾技能的掌握水平还比较低，具有逃生意识，但受到生理年龄和心理素质的限制，很多学生无法确认自己在灾害来临的表现，有具体的防灾技能训练，但训练形式比较单一，学生缺乏对突发事件处理方式的锻炼。
（三）学习态度不够认真，重视程度不够高。学校虽然已经将消防演习和地震演习常态化，但对于学生来说认知不够充分，总认为只是演习，又不是真正灾害来临，所以反应比较慢，个别学生态度不够认真，三三两两，手拉着手，有说有笑，严重影响了演习效果。
（四）有关灾害的基础知识了解不足。很多学生对各种灾害一知半解，获取的知识也是支离破碎的，缺乏全面性；有些是因为没有专门开展知识讲座，老师在传播灾害知识时也是通过各章节渗透的，缺乏系统性；对于学生认为考试考灾害方面的知识少，同时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所在的区域不会发生以上灾害，重视程度不够。
（五）获取信息多为图片、视频、缺乏体验。学生获取有关灾害的知识多为讲座、报纸、电视、网络和视频资料，虽然图片信息和视频资料很直观，但缺乏真实感受性，如在地震灾害中会出现纵波和横波，由于比较抽象，所以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不足[5]。
四、建议
（一）重视灾害教育，提升抗灾能力。结合书本知识，在知识传授过程中，传授有关各种灾害的形成原因，结合各种灾害自身特点，有效抗灾，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转化成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能，教师应意识到灾害教育是生存教育、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地理灾害教育是生命安全教育的重要阶段，教师应意识到培养学生的防灾技能也是地理教师的重要责任。
（二）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情况开展灾害教育。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山的地貌特征以及强烈的地壳运动，受不稳定的季风环流的影响等，使得我国自然灾害类型多样，发生的频率高、强度大，且自然灾害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应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有效地开展灾害教育。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北部，临近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该地区多地震灾害，因此对于该地区应加强地震灾害教育，学校应开办地震墙报、宣传地震知识，开展地震知识讲座、进行地震演习，这样对于我们这样的多地震地区可以起到有效的防灾减灾作用。
（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全面开展灾害教育。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专题讲座、学生课外活动等多种方式开展灾害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老师讲解与学生动手相结合，从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灾害地理教学。
（四）加强防灾演练教学活动。防灾演练教学活动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灾害教育方式，学校与社会、家长联合，开展防灾演练，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式活动，增强自身防灾技能，提高灾害教育学习效果。日本在每年的9月1日的国家防灾日，举行全国防灾大演练活动。我国在汶川地震后，也有专家建议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我国的全民防灾日。学校防灾演习包括课堂的防灾演习和课余的防灾演习。演习可以长期开展，从而锻炼学生的身心和活动能力，形成自我的防灾技能。尤其是地震灾害，由于其爆发突然，很那预知，是比较适合用这样形式开展教育的。
（五）建设学校灾害地理课程资源库。收集灾害地理教科书、灾害地理教学用图，灾害地理教学模型和标本，灾害地理图书资料、开展灾害地理学习兴趣小组等。让学生学会利用资源学习知识，从而运用知识减灾防灾。
参考文献
[1]陈霞、朱晓华.试论灾害教育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J].灾害学
[2]《中国的减灾行动》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于秀丽.中学地理教学中防灾减灾教育的探讨.东北师范大学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然灾害便与人类相随相伴。历史上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形成存在诸多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1.自然灾害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意志决定的在中国商代，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抗御，而又不能对自然灾害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就把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如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其降堇？”说明当时人们相信大自然与人世间一切都是上帝直接主宰的，这种主宰没有任何选择，与人事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孔子认为天不仅是个人的死生祸福的主宰者，也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者。《论语》有记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认为：“有一个唯一的神，是诸神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神是全视、全知、全闻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思左右一切。”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法维耶曾指出，“正如对于所有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一样，人们也是用神的干预来解释自然灾害的，遇到火山爆发、地震时尤其是这样，因为这种灾害的力量好像来自让人捉摸不透的、让人无法理解的大地。”
2.自然灾害是由于人君失德或人类自身的罪孽而招至天谴引起的春秋中叶的伯宗把不利于奴隶制的违反“亲亲”和“尊尊”原则的“反德”事件，说成是发生自然灾异的原因。他提出，“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汉初的陆贾提出“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在欧洲历史上，每逢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便对犹太人进行人身攻击，认为是犹太人造成了这场罪恶。公元六世纪和公元七世纪中晚期，罗马帝国以及更广大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瘟疫，《圣徒传》作者兼历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把这场大灾难归结于“上帝的愤怒。”
3.自然灾害是由于自然界本身失调或失衡引起的西周时期，人们开始怀疑上帝鬼神，认为人民所受的灾害不是上天降下来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西周末年伯阳甫（伯阳父）论地震，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春秋时期，天文学家把阴阳看成是事物自身的客观发展过程，把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叫作“阴阳有序”；把自然界的反常现象称为“阴阳失调”。东汉王充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运动的特点是“和”与“通”，他说：“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宋代张载在《太和篇》中说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意即气自身就具有上浮、潜沉、升起、下降、运动、静止的本性，这些作用经常是不平衡的，打破平衡时就有胜负屈伸。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灾害就是平衡被打破的结果。
4.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当前，人们对自然灾害形成原因已基本形成了共识，普遍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是地球和各圈层物质的运动和变化，如海水的异常运动会导致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的发生。社会因素也就是人为的作用和影响，如过量开采水资源造成地面沉降、环境污染造成酸雨赤潮等。“人类的活动已达到足以影响自然界，并使原有灾害加剧或产生一些新的灾害。”总之，纵观历史上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自然灾害的产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上帝）的意志决定的或是上天（上帝）对人实行惩罚引起的；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灾害是由自然规律所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是由于某种失调引起的。无论是哪种观点，实际上都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哲学视域下自然灾害的本质
1.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理解“自然”是把握自然灾害本质的前提。对于“自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事物的自然本性，即事物生来就有而不是外加的属性。二是指事物的某种存在状态，即一切人之外的存在物。如人们通常所讲的自然界、自然物体、自然环境等。而本文所讨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与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理论：一是自然中心论，二是人类中心论。“自然中心论”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那时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只能靠天吃饭，被动地适应自然，受自然所支配，对自然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于是产生了自然中心论。认为“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人只能服从自然，即所谓的听天由命。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宣扬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以此来扼杀人们的反抗心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里的“自然”概念比较模糊，可以是指“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可以是指上天或者神灵等。
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开始从消极顺应自然逐渐向积极改造自然转变，同时对自然的敬畏态度也有所转变，当人类在一次次胜利征服自然之后，人们就开始怀疑自然的力量、上帝的存在，认为人类才是世界的主人，于是“人类中心论”也由此产生。所谓人类中心论,就是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空间上来说，人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二是从地位上来说，人处于世界万物的核心地位。第二层含义应该是人类中心论者最为直接推崇的观点。正因为他们认为人是宇宙万物的核心，人就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万物都是为人而存在，那么人就可以随意地利用世间之万物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无尽的欲望。由于人自身的特殊性，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离不开万物，使得人类中心论在历史上成为了一种主流理论。古今中外，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不乏其人。如中国古代董仲舒提出了“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的观点。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近代,康德则提出了“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并指出：“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当人们把“人类中心论”作为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贪欲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的理由，把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作为征服自然的手段时，于是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迭起，自然灾害频发的局面。
20世纪以来，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空前水平，但是，人类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也空前严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呈现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日趋紧张、日益恶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关系的变化。所谓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灾变对人类生命和财产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伤害的现象和过程。由此，自然灾害的形成主要是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生自然灾变，二是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就可以从这两方面体现出来。从自然灾变的发生来看，20世纪以来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自然灾变日渐频繁，尤其是不断出现各种新的自然灾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的科技水平大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生产能力也空前提高，人类既向大自然肆意开发和占领，又向大自然肆意排放废弃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再加上各种各样不合理的工程项目建设，于是大大促进了各种自然灾变的不断发展。马克思说过：“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谈到了“人化自然”，今天，整个世界几乎就是一个“人化自然”的世界，未经人类开发的自然已经难以找见，正是人类改变自然的活动，造成或者加快了自然界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异变和灾变。
正如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所说：“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这种观点虽然有失于偏颇，但也确实说明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从人类社会受到自然灾变的伤害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自然灾害，无论其原始灾变的发生是否与人的行为有关，但是就其成为灾害而言，首先就是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离开了人，任何灾变也就无所谓灾害了。比如拿地震灾害来分析，地震的发生可能完全是地壳运动变化的结果，但是，地震不是地震灾害，只有地震作用于人类社会，超出其承受能力，使人类社会受到伤害时，才成为地震灾害。反之，即使地震再强烈，破坏性再大，如果发生在海底或者荒无人烟的地区，也构不成地震灾害。由此可见，任何自然灾害即使是由纯自然因素导致灾变而引发的灾害都包含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人类如果能够承受住灾变的影响，则不会发生灾害，如果承受不了灾变的破坏性，则灾害便随之发生，而且承受能力越低，则受灾程度就越大。因此，无论是从人为因素导致自然灾变来看，还是从人类对自然灾变的承受能力来看，可以说，自然灾害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自然灾害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正在愈演愈烈，好在人类已经对自己的生存危机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作，试图共同努力消除这种危机。
2.自然灾害是“人—自然”巨系统内部失调的必然结果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来看，它主要强调灾害的产生是由某种失调引起。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自然观认为整个物质自然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以系统方式存在着和发展着。系统原指由部分组成的整体、集合。物质系统指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与特殊方式中的两个以上要素或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的整体结构和适应环境的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有母系统和子系统、大系统和小系统之分，但任何系统都是相对的，它在作为母系统的同时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生物界对生物界中的众多个体生物来说是母系统，而对整个自然界来说，它又属于子系统。
三、总结
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几个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更是关注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工作。依据对北美洲、亚洲、欧洲等国自然自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的比较[8],本文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管理模式。
(一)美国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詹姆士·米切尔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灾害管理政策和协调机制[9]。从1974年起,美国政府组建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以来,即以一个核心政府机构为中心,联合联邦27个相关的机构,形成对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体系。2003年3月1日以后,FEMA整建制归入美国联邦政府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ofHomelandSe2curity(DHS)],其功能和力量更为加强。目前,该系统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五个核心机构,掌管国家的应急响应准备和行动工作,除在首都华盛顿设有总局机关外,还在全国建立了十个区域机构和两个地区机构,形成了以联邦和区域两级行政体系为核心、辅以联邦相关机构参与的灾害风险行政管理区域模式(块块模式)。与此模式相一致的还有德国政府,即德国联邦政府管理办(BVA)下属的民防中心(ZFZ),不过其联邦的作用只是在战时发挥作用,平时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其辖区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工作,即以政府灾害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区域模式。法国也属这一模式,即法国政府下设的应急局(DDSL),也如美国,以国家和地方二级为核心,辅以国家相关机构的参与。俄罗斯、意大利也与此类模式相似[8]。
(二)日本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叶耀先系统地介绍了日本防灾和灾害应急管理情况,并与中国进行了比较[10](P254-290)。日本在一整套详细的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框架下,构建了以首相为首的“中央防灾会议”制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指定行政机关、指定公共单位应对自然灾害。为了有效地进行灾害管理,要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指定的行政机关和公共单位,依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必须制定防灾计划并予以实施。2001年,日本中央政府机构重组,内阁府成为国家灾害管理的行政机构。内阁府灾害管理政策统括官负责防灾基本政策,如防灾计划的制定,协调各省、厅的活动以及巨大灾害的响应。此外,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大臣,还新设立了“防灾担当大臣”职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以中央为核心、各省厅局机构参与的垂直管理模式。一些国土面积相对小的国家都建立了与此模式近似的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体系。
(三)中国式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模式
中国政府历来对自然灾害管理予以高度重视。近年来从参与实施国际减灾计划和减灾战略过程中,加强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工作。1989年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减灾十年计划,率先成立了由国务院领导负责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减灾十年结束后,于2001年该机构调整为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2005年又调整为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并成立了该委员会的科技委。国家减灾委作为一个部际协调机构,已成为中国应对自然灾害之中央政府的最高机构,其办公室设在民政部。此外,民政部还组建了国家减灾中心,作为承办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相关工作的一个技术支撑单位。目前,中国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的行政管理,依自然致灾因子仍然由与此相关的部委局负责管理,例如中国地震局负责地震灾害的风险管理,中国气象局负责气象灾害的风险管理,水利部负责水旱灾害的风险管理,国土资源部负责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管理,海洋灾害的风险管理由国家海洋局负责,森林火灾由国家林业局负责,农业病虫鼠害及草原火灾则由农业部负责等。为了加强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行政管理,国务院还特别设立了一些自然灾害管理的领导小组,如国务院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国务院抗震领导小组等。与政府设置的有关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机构相对应,还在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设置了相应的机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目前运行的是以部门为主、结合地方政府的“垂直与区域相结合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与此模式相一致的还有比利时、挪威等国。
上述三种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模式,都包括灾前的监测、预报和预警,以及各种减灾工程建设;灾中的应急响应;灾后的灾情评估、救助救济、恢复与重建,通常形成一种循环的模式。这三种自然灾害风险行政管理模式,都呈现出“条与块”的结合,或以“条”为主,或以“块”为主,或“条”与“块”并重。美国式管理突出了“块”的重要性,强调了联邦和州、县三级政府的作用,辅以妥善协调联邦政府下设部门的功能;日本式管理突出了“条”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各负其责,辅以协调发挥都道府的作用;中国式管理突出了“条块”并重,发挥其整体功能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应从系统和综合的角度着眼,突出“块块”的核心作用,并协调“条条”的专业职能。
二、自然灾害风险的复杂性与链性特征
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与渐发性特征,决定了其对承灾体影响的方式、程度,并且还影响人类的响应措施。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与链性特征则决定其风险形成的多因性和综合性。
自然灾害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组成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过程(图1)。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自然致灾因子发生种类和频率及强度都是随机的,致使对其预报一直成为灾害研究领域的世界难题,至今进展甚微。因此,准确地估计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发生的概率,进而计算其造成的风险(假定受其影响的承灾体不变)仍然是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工作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承灾体是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总称,由于区域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具有相同致灾强度的致灾因子发生后,造成的影响迥然不同。如1991年中国淮河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水,水情资料表明其上中游和下游几乎接近百年不遇,但造成的损失在两地产生明显差异,不仅因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因防洪排涝能力的差异所致。由此可见,承灾体的脆弱性对灾情大小的影响是显然的。受承灾体灾后恢复力差异的影响,诸如是否吸取了经验教训,是否加大了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的能力等等,这不仅对致灾因子的强度产生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承灾体的脆弱性,进而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大小。区域灾情的大小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绝对水平,而且还与区域整个经济社会水平相关。通常我们对“小灾大害”和“大灾小害”的描述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区域经济社会水平高的地方,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高,尽管同样的自然致灾因子造成灾情的绝对值可能比经济社会水平低的地方要高,但因其恢复力强,可大大降低其风险水平。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灾害风险既受自然因素,还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自然灾害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使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性,就显然影响着对其进行管理途径和措施的确定。
自然灾害系统还表现出链性的特征,即以主发致灾因子为诱因,形成灾害链。我们曾总结了发生在中国的四种主要的自然灾害链,即地震灾害链、台风-暴雨灾害链、寒潮灾害链、干旱灾害链(图2-a、b、c、d)[11](P187-189)。从中可以看出,致灾因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链性特征。由于自然灾害链的存在,不仅对客观估计自然灾害风险造成困难,还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自然灾害应急处置、灾后救助与恢复,以及灾前的备灾等各项减灾工作造成影响。
三、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模式
针对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链性特征,借鉴前面已有的三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行政模式,参考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塔式模式[12],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模式[13],本文提出整合纵向协调、横向协调、政策协调为一体,减灾资源高效利用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三维矩阵模式”。
Okada在其倡导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中,强调协调社会各方面与减灾相关力量的能动性,重视发展与风险控制相平衡,并通过系统的营养动力过程,实现整体管理的优化。前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日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的思想,这就是强调以纵向协调为主辅以横向协调的综合管理模式。席酉民倡导“和谐管理”的思想。他认为,对以人与物两类不同性质的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状况下,维持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在于如何充分地发挥系统内有差异个体各自的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系于系统内的两种基本秩序,也即系统内各种互动关系的本质就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秩序———和与谐,其中前者表征了系统内演化的方式,后者表征了基于人类理性设计的建构方式。“和谐管理”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对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系列管理问题,提出一种较为全面的解决方法。
由于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及链性特征,实施对其进行综合行政管理,就必须首先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纵向协调,即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要强调基层社区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处理2003年SARS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强调以属地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就是强调了基层组织在社区水平上的重要作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纵向协调,就是强调了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组织中,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关系,突出“和”的原则。诸如发生水灾时,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的防洪减灾协调,就要突出涉及各级行政区之间的协调,通过实现“和”的原则形成“合意”的“嵌入”,实现减灾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率化和效益化。
与此同时,在强调纵向协调的同时,遵循区域自然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特征,对其实行综合行政管理,就必须同时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横向协调,即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设置的与减灾相关的机构的能动作用。这正如Okada所阐述的“螃蟹”行走模式,多条腿协调一致向前走的作用,这也是体现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和”的原则基础上,形成“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中国政府在同一级政府中所设置的与减灾相关部门间的协调机构,就是对这一横向协调机制的具体实践,如国家减灾委、国务院防洪抗旱领导小组均由多个国家部委局负责人组成。
如何充分发挥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的再协调,则必须通过制定各类标准、规范、指标体系,以实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的共建和共享,以发挥灾前、灾中、灾后减灾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获取这些信息资源装备和设备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制定各种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以规范纵向与横向协调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以此,充分调动各种减灾力量的积极性(如政府减灾资源和社会减灾资源等)。这就是通过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政策的协调,实现对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为此,从管理学的角度,就是寻找发挥所有减灾要素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合理”的投入。这就是要遵循席酉民等提出的“谐则”[13]。“谐”是指一切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是一种客观、被动的状态,“谐则”是指在“谐”的概念基础上,概括那些系统中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系统中的这个方面是可以通过数学量化处理模式且根据目标需求得以解决的[12]。我们通常说的优化系统结构,寻求系统整体功能作用的最大化,就是要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协调各类与减灾相关的政策,使之从系统的整体角度,发挥纵向与横向减灾资源的功效,通过非线性系统优化模拟实现纵横之间的优化配置。如区域发展与减灾规划之间的协调,平原城市规划与河网格局之间的协调,土地开发规划与生态建设间的协调,以及水旱灾害与水土保持间的协调等。
我们将上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模式中的纵向、横向和政策协调,概括为如图3框架,并称其为“灾害风险行政管理的系统综合模式”,即是一个“三维矩阵模式”。图3中“和度”对应“和则”、“谐度”对应“谐则”。与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中的“和”和“谐”、“和则”与“谐则”的含意是一致的;考虑到区域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特征,我们在此模式中,增加了“合度”和“合则”,即在同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强调各个与减灾相关部门之间应形成合力,即在席酉民等强调“人与物要素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关注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优化与和谐。
四、中国自然灾害风险
综合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存在多种灾害链的特性,依据上述论证,提出构建中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议。
首先,加强国家关于减灾政策协调的力度,健全减灾管理法制。尽快出台“中国自然灾害防御基本法”、“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法”,以此协调现有的单一自然灾害管理法规体系之间的矛盾,完善并补充现有单一自然灾害管理的法规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对各类自然灾害产生的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管理之间的法规协调,即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管理法规的协调,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自然灾害管理法规的协调。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减灾职能协调的力度,完善减灾管理机制。完善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共享”机制,特别需加快制定有关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标准、规范及指标体系。厘定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尽可能实现各相关部门在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良好衔接,如在水旱灾害风险管理中,气象、水利、农业与民政部门之间的职能明晰;减轻水旱灾害过程中科技、教育、国土、财政、金融、发展与改革等部门之间的职能界定。再次,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改革减灾管理体制。针对辖区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性程度,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加强辖区自然灾害区划、减灾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行动、救灾救济基金、恢复与重建等项工作,从而实现明确目标、分级负责、协同作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整合上述三个方面关于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功能,具体操作方案如下:
在各级政府组建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行政职能部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局。考虑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周期性[14],其下设减灾法制管理、信息共享、技术、应急管理、物资储备、应急行动(可实施军政双重领导)、救灾救济、装备管理等部门。在上述辖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局”设立的基础上,针对辖区自然灾害系统的特征,明晰并完善现有单一自然灾害系统管理部门的职能。一般可包括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生物灾害、火灾与病虫害等主要自然灾害风险管理部门。内陆辖区则可不设海洋灾害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要加强对这些主要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风险评价和应急预案制定等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的完善。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区域自然灾害系统复杂性和链性特征的基础上,吸取各国关于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行政模式的优点,参考有关研究提出的模式,提出了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模式,即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政策高效的“和则、合则与谐则共存,和度、合度与谐度合一,纵向协调、横向协调与政策协调集成为一体,减灾资源高效利用”的“三维矩阵管理模式”,以此加强辖区减灾区划、立法、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物资储备、应急行动、救灾救济等能力的建设。
摘 要：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要求从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社会灾害的发生；强调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识别社会灾害，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治理及消除危害。灾害的评价尺度与灾害评价应该是多样而全面的，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创新理念，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X43，X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2］全国重大自然灾害调研组.自然灾害与减灾［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5.
［4］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困局，其实最应该反思的就是公民防灾教育、政府灾害处理智慧和科学决策体系，而这些无不植根于一个科学高效的灾害治学系统。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过往以惯有的科研课题、学术刊物以及教学课程等组成的围绕生态灾害的治学，已陷入一种低效、彼此区隔、重复、自我阐释和口号化的症候当中。
我们应该千万警惕，西南旱灾之后，围绕水的反思和举措，成为替代其他反思的惟一途径。西南民间已隐现一种式的引水、找水、蓄水工程――对雨水的截留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不要以此为借口开始对水源地、敏感水环境、生态湿地、已经贫弱的地下水进行透支式开发。
即便以水为命题，从仿生学的角度来说，除了止渴之外，还要“生津”，恢复一个乡村、城镇、城市的立体、循环、智能化、节制的水世界微循环――相比较跨区域的输血型调水，我们更需要城市供水的“滴灌技术”，可是我们的水文学研究，是不是做好了学科转型的准备，研究城市水文和钢铁丛林里的水文系统?
对于日渐频仍的生态灾害，我们首先要把它看成是积累于忽微的小灾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非一个突然到来的厄运，并同时动用全社会的知识、系统、财力、物力、人力来应对与之相关的千方万面。
具体到中国西南的水系，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地理概念，它还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许多河流和水系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区域文明的基础，应该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为中国西南的水安全和自然环境设计一个可持续百年的发展规划。同时还应延伸的是基于这个区域的生态现实而展开的“人文经济学”和民生设计――中国西南的植物、动物、地质、人种、气象学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资源，完全可以设计成一种面向22世纪的生态中国发展计划。
同时基于这种自然和人文经济学设计，我们还应整理思考中国西南在宗教和认识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意义，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观，一场灾害会改变几何?
甚至，一些所谓的“迷信知识”也应被关注，因为有关谶纬、谣言、传言，都可能通过现代的传播科技，携灾害契机，最终酿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地震”。
细心的人其实已经注意到，在这次西南旱灾期间，民间的传播结合《2012》这部西方想象的末世电影、一本2004年就预测了西南大旱的美国智库报告、此起彼伏的地震消息和地球震动模式、有关灾害的数字迷信和谶纬算法等途径，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它会加剧自然灾害的现实影响。
一、指导思想
按照学校新学期的工作计划，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围绕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可持续发展开展工作。
二、奋斗目标
做好学生初高中地理基础知识的衔接工作，扎实完成高一阶段的教学任务，为高中毕业会考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学生知识现状分析
高一新生虽然在初中学过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对世界的、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所了解，但由于中考不考地理和初三不开设地理课，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地理知识的掌握可以说非常有限，对地理教学的观念，也仍保留在应试教育阶段即认为地理是“副科”。
四、本学期教学的主要任务和要求
1、转变学生观念，提高学生素质。
2、做好初高中地理基础知识的衔接工作。
3、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组成要素及其主要特征，理解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4、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资源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5、初步掌握必要的地理观察、学习、调查、运用图表和数据分析等基本方法和技能，学会应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分析评价地理问题。
五、本学期教学内容
单元
基本规律和原理
与人类关系
宇宙环境
日地关系
地球运动关系及其意义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利用
大气环境
大气环流
气候的形成与变化
气候资源与灾害
大气环境保护
陆地与海洋
海水运动；地壳物质循环
内力作用于地貌
水循环
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水循环的意义
自然资源和
自然灾害
自然资源分布规律
自然灾害发生发展机制
自然资源和能源
地质灾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
六、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
1、转变观念，改进教法，增强师生关系，实施开放教学。
2、理解记忆为主，强化训练为辅。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