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17: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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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约束 能源约束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和能源匮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IPCC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地球大气中CO2浓度在2009年达到387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是历史最高值。①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已经高达42万桶，按目前的能源消费速度，世界石油40年后将面临枯竭，到2060年核能及天然气也将终结（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对于中国，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更是悬在可持续发展头上的两把利剑，制约作用显而易见。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理论探讨环境与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轨迹，力求提出值得借鉴的相关结论。
一、文献综述
有关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研究，历经了一个演变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开始，到90年代将环境污染引入增长模型，再演变为现在关注可耗竭资源、环境质量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关系。但从目前文献看，将环境约束和不可再生能源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仍然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在分析可耗竭能源对增长约束的同时，并没有考虑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那么原有的分析就可能出现较大漏洞。尽管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认为现在大量的研究中关注可耗竭性资源的研究在减少，而关注空气质量、全球变暖和工业生产排污的研究在大大增加。但这并不表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不存在，只能是表明研究中的一种潮流。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在我国国内，尚未见到将能源和环境同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建模分析，但在国外，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模型研究方面，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把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到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的分析框架。比较能源与环境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他们认为资源制约比环境污染要小。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把能源和环境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当能源越来越少时，经济增长会变慢；且持续的正增长和降低排放水平二者不再可以相互兼容，直接以降低减排为主的技术进步将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最终结果的核心因素。此外，Grimaud and Rougé（2005）在一个不考虑中间产品部门、包含技术进步的内生框架下，把不可再生资源（R）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把污染（P）引入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同时把污染看成是关于R的一个函数，进行了最优均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降低资源使用税有助于均衡路径的实现。
在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Say and Yucel（2006）把能源看成是人口和收入的函数，把污染排放看成是能源消费的函数，进而预测土耳其的碳排放量，并认为土耳其的能源消费能够显著的解释其碳排放量。Soytas等（2007）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收入三者之间长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在收入和碳排放、收入和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能源消费却是引起碳排放的主要原因。Ugur Soytas和Ramazan Sari（2009）建立一个包含能源消费、CO2、人均GDP、劳动、总的固定资本五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土耳其的能源、碳排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内三个变量是显著互为影响的，但长期内能源与增长、碳排放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之间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碳排放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总的来看，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而且研究结果会因所用数据以及所用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逻辑
本文理论模型的构建基于下述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大自然对于人类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物资资源的提供者，二是人类排放废物的接纳者。对于能源，本文假定：能源（即不可再生类的化石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并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同时排放出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对于环境，本文假定：环境作为投入品进入生产函数，而污染作为副产品并不进入生产函数；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到现代人的福利，环境进入效用函数。
第二，内生增长框架比新古典增长框架更适合用来分析可持续的增长问题。尽管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比较成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仍然不成熟，但比起新古典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更见长于解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它主要关注在面临不断出现的报酬递减情况下经济增长如何持续的问题。况且，新古典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技术进步，而内生增长理论却是试图补充这个解释。
第三，一个合理的内生增长模型必须包含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是不合理的。如乔治（George）等所指出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是与特定的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经济拥有1900年的技术并令其保持不变，但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却不断积累。这样的经济真可能经历长期增长吗？”②因此，本文在构建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时，除了内生化两个约束因素和资本及劳动之外，还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二）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基本逻辑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思路是，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本文以总收入为约束条件，寻求消费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最终得出最优增长路径。此处，假设总收入等于总产出，而技术、能源、环境以及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总产出。因此，本文得出的增长路径为，能源和环境通过总产出作为约束条件的最优增长路径。
根据上述逻辑，首先寻求家庭效用函数。假定人们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物质消费流，还取决于当前的环境质量，所以代表性消费家庭的效用在无限时域上取决于消费C和环境质量E，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整个时域上的效用函数U0表述为：
U0=∫0∞U（Ct，Et）e-ρtdt （1）
其中U（Ct，Et）为即期效用函数，表示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给定时期的效用，ρ为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率。这里Ct为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由于将社会中的总人口数L标准化为1，所以（1）同时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具体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采用类似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和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做法，选用加性可分的效用函数为：
ε，ω>0且ω≠1 （2）
其中ε为边际效用弹性参数，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反映了表性消费家庭成员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ω为环境意识参数，表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
（三）约束条件
对效用函数形成约束的基本条件，依旧设定为总收入，并假定总收入等于总产出为Yt，即为假定在t时刻，同质产品的产出量为Yt。根据本文建模的基本逻辑假设，t时刻的技术存量At、能源使用量Rt、环境质量Et以及资本使用量Kt和人力资本使用量HYt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产出Yt。为分析方便，这里采用一般标准的生产函数设定形式。因此，总产出Yt为如下公式：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3）
其中，由于产出的一部分会用于减排支出，所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出为总产出的（1-θt）倍。同时，假设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A，则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Y=1-HA③。式中，1>α1，α2，α3，α4>0；α1+α2+α3=1；β>0。
该约束条件包含了环境、能源、技术等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通过这三个因素来体现。
1、环境约束
E为环境质量，E越大则表明容纳能力越强，环境质量越好。显然E值为正，且存在一个下限Emin，即E≥Emin。当环境质量E小于该下限时，环境的破坏变得不可逆。假设第t期环境质量Et取决于上一期的环境质量Et-1、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η（η>0）以及第t期的污染排放物Pt，所以Et可以表示为：
Et=Et-1+ηEt-Pt （4）
Et≥Emin （5）
环境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运动方程为：
=dE / dt=ηEt-Pt （6）
对于总污染排放物的影响，本文借鉴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的做法，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设定为Ω，令Ω=（P/R）·（R/Y）④，其中P为污染，R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不可再生化石资源，从而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Ω分解为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γ1=P/R）与能源强度γ2（γ2=R/Y）。假设第t期最终的总污染排放物为Pt，第t期实际产生的污染排放物为P1t，第t期由减排支出带来的污染减少量为P2t，则：
Pt=P1t-P2t （7）
其中P1t=（P1t/Rt）·（Rt/Yt）·Yt=γ1tγ2tYt，进一步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减排函数为D，且D与总产出Y及减排支出YD ⑤有关，则可令P2t=（P1t/Rt）·（Rt/Yt）·D（Yt，YDt）=γ1tγ2tD（Yt，YDt），将此两式代入（7）式，即有：
Pt=γ1tγ2tYtd（θt）（8）
其中d（θt）=1-D（1，θt），
这里减排技术的进步通过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t的变化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能源强度γ2t的变化来反映⑥，经济规模通过产出Yt来反映，从而实现了引起总的污染排放物变化的三个因素同时在总污染排放物Pt的函数表达式（8）中出现。（8）式中的另一个参数θt为减排支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2、能源约束
本文讨论的能源约束主要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本文借鉴Kolstad and Krautkraemer（1993）、Tahvonen（1997，2001）、Schou（2000，2002）以及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的做法，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并且为了分析方便，只考虑能源使用中产生的污染的流量的效应⑦。
假设能源的有限初始存量为S0，且能源存在一个下限值Smin，当能源存量小于该值时，人类陷入非常严重的能源短缺。再假定t时刻能源的开采率和使用率为R，不计开采成本的情况下，经典的第t期能源存量方程可以表述为：
St=S0-Rτdτ （9）
Smin≤St≤S0 （10）
=-Rt （11）
本文虽然借鉴了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人的思路，在引入能源约束时，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污染问题，但在具体设定污染Pt与能源使用量Rt二者关系时，与他们的做法不同。根据（8）式的设定可知，Rt=γ2tYt，因此有：
Pt=γ1tRtd（θt） （12）
3、R&D部门
研发部门主要负责研究供最终产品部门使用的新技术，其产出取决于该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已有的知识资本存量。本文采用了琼斯（Jones）（1995）、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1991）、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2）等人所采用的R&D部门生产函数的改进形式，来描述研发部门的生产情况。
借用琼斯（Jones）（1995）的做法，研发部门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设定为：
=γAHφAAφ （13）
其中γA>0，0
（四）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设定，可以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同时，假定总消费为C，由于能源的开采不计成本，所以资本存量的净增加等于总产出减去总消费。根据（1）式—（14）式，对于社会计划者问题，整个规划可以表示为：
s.t.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Yt-Ct；=γAHφAtAtφ；=ηEt-γ1tRtd（θt）；=-Rt；Smin≤St≤S0；Emin≤Et
最优增长路径的现值Hamilton函数为：
H=U（Ct，Et）+λ1（Y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其中λ1、λ2、λ3、λ4分别为K、A、E、S的影子价格⑨，代入U（Ct，Et）和Yt的表达式，可得现值Hamilton函数为：
+λ1（（1-HAt）α1Ktα2Rtα3Et-λ4Atβ（1-θ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对上述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⑩，可得各个变量在最优增长路径的长期增长率为：
（14）
（15）
（16）
三、模型分析与结论
通过对（14）、（15）和（16）式求偏导，可以得出如下表1所示的结果，进而分析出经济中各个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结论1：经济中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ρ的增长效应：ρ越大，则长期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会增加，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也会增加；当g0Y>0时，ρ越大，长期的经济稳态增长率也越大。
结论解释：消费者这种对当期消费的迫切性，都会促使资源的使用增加，使得最终稳态下资源开采的增长率变大，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也随之增加，人类为这种“消费的迫切性”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可以从“及时享乐”这一角度来理解性质1，对于一个追求及时享乐的人类社会，虽然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会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也会提高，但这种及时享乐的实现，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以资源的使用开采率和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率增加为代价。
结论2：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的增长效应：φ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越小，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越大。
结论解释：对于结论2存在一个问题，即当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时，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是下降的，而并非象正常预期那样提高，这里给出作者一个自己的理解如下：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则当期在保持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率会提高，从而使得当期的经济增长加快，这样社会计划者会追加人力资本到研发部门，从而使得研发部门的人员数量增加，这种研发部门人数的快速增加会带来研发部门的无效率（类似重复投入、垄断竞争等）增加，进而降低整个研发部门的创新速度，因此可能使得最终的技术进步率下降。这种长期的技术进步率的下降，最终将导致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研发部门的这种无效率状况，最终可能祸及能源的使用和开采，使得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不多，进而使得能源的开采率在长期处于提高状态，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长期来看也处于提高状态，整个经济的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
结论3：经济中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的增长效用：提高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将降低长期的产出增长率；当g0Y>0时，提高ε将降低技术知识的长期增长率，同时也会降低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
结论解释：边际效用的弹性ε越大，则意味着消费者从一致的均衡消费路径上获得的效用越大，所以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同时而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效用不下降。当g0Y>0时，即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时，ε越大，则社会计划者将会安排投入到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较少，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会降低；同时社会将会选择减少能源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稳态下能源开采的增长率，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将也会下降。可以借助“知足者常乐”这一观念去理解结论3，对于一个容易知足的人类社会来讲，更容易维持一个低消耗、低增长、技术进步较慢而环境质量较好的“和谐”状态。
结论4：人力资本投入量HA的增长效用：HA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越大，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会越小。
结论解释：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外部性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追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可以提高长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进而提高长期经济的增长率，同时使得长期资源的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得到抑制，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有望实现。
注释：
①引发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灾难的CO2浓度阀值是多少？目前没有确切答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David King 建议“我们应该防止大气层的CO2浓度超过500ppm”；澳大利亚科学家Raupach主张550ppm才是浓度极限。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可能引发危险的CO2浓度阀值为560ppm——相当于工业化前CO2浓度280ppm的两倍。按照当前大气层CO2浓度2ppm为一年增长速度，到2100年560ppm这个临界值恰好被突破。更多的论述参见Warwick J. McKibbin等 鱼和熊掌兼得——中国的发展和规避CO2公地悲剧，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中国的政策选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165-195
②Donald A. R. George等，经济增长研究综述[M]，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版，第3页
③对人力资本的这种处理方法，参考了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 p113
④这一分解模式同时暗含着的意思是：污染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对不可再生化石类资源的使用造成的，即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⑤虽然污染的减排和污染的恢复是明显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减少污染的流量，而后者是降低污染的存量。但本文这里的减排支出仍倾向于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即为提高或改善环境质量而进行的各种投入，而不仅仅局限于为减少污染排放而进行的支出。
⑥虽然用各产业产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来表述经济结构更为准确，但这里用能源强度 来反映经济结构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当能源强度 越大时，说明能耗大的产业（工业）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大，能耗较低的产业（三产和一产）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小
⑦严格意义上讲，能源的使用所带来的污染应该考虑污染的存量而非流量，Schou（2000）和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为了分析的方便性，只考虑了污染的流量效应，本文沿用了这一处理方式
⑧这里 为控制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我们可以改变状态变量
⑨这里的影子价格是指状态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最大效用增加多少个单位
⑩具体求解过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略。
在很多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为了分析的简洁性，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参数直接假设为1，而不考虑该参数的变化对稳态下增长率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假设是难以与现实相符的，所以对技术进步的假设采用Jones（1995）的做法，尽管这样给对后面的分析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该表述引自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p116
参考文献：
[1]Aghion，Philippe，and Howitt，Peter.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Cambridge，MA，1998
[2]Aghion， P， and Howitt，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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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ock，W.A.，Taylor，M.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1749—1821
[4]Garnaut，R. and Huang，Y.，2007. ‘Mature Chinese growth leads the global Platinum Age’，in R. Garnaut and Y. Huang （eds），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Asia Pacific Press and ANU E Pres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9—29
[5]Donald A. R. George等. 经济增长研究综述[M].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6]龚六堂. 动态经济学方法[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彭水军等. 环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8]邱东等. 中国不应在资源消耗问题上过于自责——基于“资源消耗层级论”的思考[J]. 统计研究，2007，2：14—26.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关键词：经济稳定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3]。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何为对外贸易？就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通过多样化的交易与交换形式，获取各自的利益所需，从而使自身经济效益得到提升的商业活动。经济效益，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所付出劳动与所获成果之间的比例。在国内经济活动方面，经济效益取决于国内劳动成果的大小；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经济效益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劳动成果比例，而且取决于国际范围内的劳动成果比例关系，变现为货币形式就是汇率的不同。其次，就宏观而言，国家可以选择有优势的劳动成果对外出口，这种优势可以是实物商品，也可以是技术性的软性商品。第三，在企业层面上，可以通过国内外贸易差价获取合理的利润，对于国家经济增长，也是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国际贸易组织——WTO，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三条原则：（1）促进贸易增长。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收入和需求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2）保护生存环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与恢复。（3）实现社会公平。贫富分化的加剧并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进步，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的核心理念。理解并应用这个理念，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关注出口量、进口量的数字指标，而应该立足WTO三原则，提高国民生活幸福指数。
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
据海关统计，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下降0.6%；贸易顺差2.35万亿元，扩大45.9%。按美元计价，2014年，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4%、6.1%和0.4%。在全球大宗商品供过于求、价格持续下跌的前提下，我国对外贸易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总体而言，我国的对外贸易暴露出一些阻碍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外贸环境境况不容乐观。首先，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额呈现连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印度、越南、墨西哥等的此类商品出口额表现为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多的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到人工成本相对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其次，对外贸易集中于其它贸易大国和组织，这就意味着，我国在进出口的依赖性方面容易受制于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依存度存在着很大的变量，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越来越大，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越发突出。第三，就国内外贸企业而言，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先进管理手段等弊端，导致行业整体性的收益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难移突破“低端产品—低廉价格—低收益”的经营怪圈。
2.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合理。首先，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信息产业、金融业务、保险服务等产业所占份额过低。传统的运输贸易服务、旅游服务业等服务类产业的贸易顺差优势受到压制。其次，受对外贸易范围较为集中的因素限制，国内一些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企业，在对外贸易或对外合作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反倾销、贸易壁垒等，直接打压了我国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商品的真实价值，影响了我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速度。
3.贸易壁垒的形式依然很严峻。虽然WTO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做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但是，贸易壁垒，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依然很顽固地存在着，这些贸易壁垒主要分作三类：（1）技术壁垒。技术壁垒是WTO明文规定可以存在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或组织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多种原因，以技术壁垒为借口，对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和商品进行封堵，阻挠其进入该国市场。（2）“绿色壁垒”。“绿色壁垒”的本意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某些发达国家经常以不符合环保指标为理由，对我国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挥舞制裁大棒。（3）“蓝色壁垒”。“蓝色壁垒”的本意是维护劳工福利，但是，某些发达国家实行双重标准，更有甚者，绑架人权等政治术语，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横加指责，希冀以此为裂隙，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
4.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可持续性。以往，我国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许多行业存在着高耗能、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起到快速提升经济发展速度的目的，随着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很多行业都已经步入以技术为支柱、以环保促发展的升级阶段。如果不能认清发展形势，仍旧依赖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不能保持有效的可持续性发展势头。
三、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的策略
1.开拓外贸市场，优化外贸环境。在政府层面，积极开拓对外贸易市场，是开拓外贸市场，优化外贸环境的最有效的手段。现在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并维护发展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构思，就是连接亚欧非大陆，联系寻找发展机遇的相关国家，通过加强国与国的良好沟通，完善基础建设，开发经济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创造外贸收益的新型增长点。在搭建好良好的对外贸易平台之后，在国内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企业革新，逐渐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和国际品牌。
2.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附加值。通过制定并落实国家政策，健全法律法规建设，积极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扶持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信息产业、金融业务、保险服务等产业，加大国际间的技术、市场、资本的合作，进一步放开国内金融界与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强化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支持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新科技产业，积极转化科研成果，使之尽快投入到实际的生产与贸易当中，最终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附加值。
3.提升管理水平，打破贸易壁垒。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实力有时间做好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工作，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实现企业生产力的升级换代；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恢复并保护适于人居的自然环境；加大人力资源管理力度，遵守法律法规，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通过加强促进经济发展的软性与硬性条件的打造，创造和谐的发展氛围，建设绿色宜居环境，打破贸易壁垒，维护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坚持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低水平的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趋势了。值此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应该树立以技术革新为核心，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互联网+”为运营模式，引入低成本高效率的经营模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己任，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
四、结语
关键词：煤炭繁荣；资源诅咒：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3-0047-04
一、引言
煤炭资源型城市是指因采掘地下煤炭资源而形成或发展起来，并且煤炭采选业至今仍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占据显著重要地位的城市。根据美国学者哈里斯(C.D Harris)统计描述的简单分类法，凡煤炭产业的增加值占城市GDP的10％以上，或煤矿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5％以上。即为煤矿城市。鄂尔多斯是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全市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含煤面积约占80％，总储量约10000亿吨，其中探明储量1532亿吨，约占内蒙古的1/2，全国的1/6。2008年，全市实现原煤产销25139万吨，同比增长28％，原煤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9.2％，占自治区煤炭总产量的55％。
“巨能”的拥有让鄂尔多斯成为我国正在开发的新世纪能源之都。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煤炭产量超亿吨的地级市。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资源优势并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相反还存在着“资源诅咒”，即资源繁荣并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因此。一个地区如何以资源为起点，在壮大产业规模之后，再提升产业价值。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现实经济的重要难题。
二、资源繁荣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着正的边际贡献，因此，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相对于资源贫乏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资源繁荣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有着更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但是，二战后绝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因为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迅速发展起来。发展速度反而低于很多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伊朗、委内瑞拉与日本、韩国就是很好的例证。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资源诅咒”假说(Auty，1993)认为。自然资源繁荣在短期外生性地提高了资源富裕地区的收入，当这种收入足够高或者占当地经济的份额足够大时，会使本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出降低。从而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进一步导致消费的繁荣，即表现为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有限性，自然资源开发、特别是资源繁荣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同于制造业等其他部门，难以在长期内保持一定的正增长，最终必将趋向于零，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随之下降。因此。资源繁荣会通过一些机制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冲击，
但是也并非所有资源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在经历资源繁荣后经济增长都长期滞后，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这就意味着，资源诅咒机制并不是必然发生的(Auty，2001)，适当的政策措施和投入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资源诅咒”。
三、鄂尔多斯煤炭产业发展中存在“资源
诅咒”
在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中。通常有荷兰病和工业化政策失败两类解释。荷兰病模型认为，自然资源部门的繁荣导致本地区工资与物价上涨，会导致本地区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所以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的萎缩会使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难以为继。工业化政策失败的解释认为，资源的繁荣会使本地区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租金，并掌握在极少数人或者政府手中，由于荷兰病效应及过分自信、急于发展的“勃勃雄心”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结果往往是因为不具备宏观或微观条件而使重化工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畸形、利益集团内耗严重、收入差距扩大，致使经济发展滞后。从目前情况看，鄂尔多斯煤炭资源繁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会产生资源诅咒现象，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一)产业结构存在缺陷
在资源繁荣的前提下，资源充裕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只重视重化工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存在缺陷。不利于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鄂尔多斯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构成变化情况上看(图1)，鄂尔多斯市工业化发展方向上也存在这一问题。2001年至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49.3％下降到23.7％，7年间下降了25.6个百分点：而采掘业的比重则由30％迅速上升到59％，7年间增长了29个百分点；以电力行业为主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的比重波动较为平缓。采掘业比重迅速上升的工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内必然表现为工业规模的快速膨胀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鄂尔多斯很难依赖于煤炭采选业的增长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的制造业比重过低，更难以推动整个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率偏低的情况。即荷兰病症状。
再从制造业结构上看(图2)，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占比的下降主要表现为纺织行业的不景气。纺织行业一直是鄂尔多斯制造业中份额最大的行业，但随着资源的繁荣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进而通过联动效应带动各类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最终使该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竞争力优势，制约该类产业的发展。2001年。纺织行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59.1％，到2008年下降到11.5％，7年间下降了47.6个百分点，至今仍呈下降态势。
由此看出，依赖于煤炭经济繁荣的鄂尔多斯，一旦煤炭业出现萧条，那些依靠煤炭开采而繁荣发展起来的餐饮、娱乐、商业等第三产业必然受阻，而此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羊绒、医药等也失去了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必然会导致失业率增加、行业结构不合理等“资源诅咒”现象，总体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二)公共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资源繁荣形成大量的资源租金，并通过多种方式成为政府收入，而当地政府能否合理地使用这笔收入，决定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否更易陷入资源诅咒。
从总体上看(图3)，鄂尔多斯市保持财政支出平衡性的能力不强，地方财政风险较大。一方面，资源繁荣刺激财政支出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于煤炭行业的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能力受到质疑，一旦煤炭行业进入萧条期。财政支出的顺周期波动将不可避免，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该市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即使在资源繁荣期间。直到2006年财政收人才超过了财政支出，但是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上交上级政府，地方财政积累有限，很难有能力保持财政支出的平稳性。
从鄂尔多斯市财政支出结构上看(图4)，财政支出不尽合理。首先，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20.7％上升至2008年的35.2％，增长14.5个百分点：其次，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比重从2001年的17.6％上升至2008年的20.3％，仅增长2.7个百分点，而其中教育事业费支出却从2001年的12.4％下降到2008年的11.8％，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且更多地倾向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对教师、教学软件、实习基地投入却是变化不大。教师更新培训、新师资力量引入、素质教育投入呈下降趋势。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偏大。一方面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形象工程，造成浪费。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等问题。教育事业费支出比重的下降一方面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能存在以人力资本为传导机制的资源诅咒。
(三)煤炭繁荣加剧贫富分化
一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并呈不断扩大趋势。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占人均GDP的19.2％，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不足人均GDP的7.2％，与2001年占比相比分别下降了26.7和10.2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由2001年10.5％上升至2008年的18％。增长近8个百分点。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而鄂尔多斯还不足20％。因此，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利益并没有完全被本地区人民享有，“繁荣并不富裕”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
二是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从城乡收入差距上看。2008年，鄂尔多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35元，是当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052元的2.8倍，并呈扩大趋势；从行业来看，煤炭行业是全行业收入最高的行业。从农牧民的收入构成来看，矿区农牧民工资性收入比重较高，2008年矿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0200元，是全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052元的1.4倍，也就是说矿区与非矿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因此。如何抑制收入差距，使经济增长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金融服务明显不足
一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产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目前，鄂尔多斯煤炭企业的融资方式单一。煤炭工业投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企业间接融资比例过高，融资结构严重失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它融资手段和金融工具未被很好利用。
二是信贷资源错配使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存在矛盾。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相当一部分银行信贷资金投放给了煤炭企业的基本建设项目和一次性资源开发上，而对于有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提高行业长期收益的领域，以及煤炭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资源深加工转化项目，支持力度则明显不足。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就导致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间的动态失衡，难以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煤炭产业的作用。
三是银行信贷资金集中度高，潜在风险大。目前银行信贷资金已在煤炭领域呈现出较高的行业集中度，至2008年末，全市商业银行各项贷款总额为649.4亿元，其中煤炭、电力等能源贷款210.9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32，5％。煤炭等能源工业是一个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的行业，这种高度集中的信贷投放积累的风险正在逐渐增大。
(五)环境治理欠账较多
环境污染是威胁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造成了采空区塌陷、地下水位下降、耕地退化、植被破坏等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煤炭生产的社会成本十分巨大。目前。全市采空塌陷面积已达到100多平方公里。由于国家能源开发利益协调机制尚未理顺，矿区生态环境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生态补偿远远滞后于资源开发，使得环境污染等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
四、结论及对策
(一)拓展思路，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是积极推进煤炭工业的循环经济模式建设。鄂尔多斯煤炭资源处于生态功能较弱的区域，资源的开发很容易产生各类污染。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煤炭产业必须以循环经济为指导，通过深加工和精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煤炭深加工行业，积极培育各具特色的煤炭资源深加工产业集群。在发展重化工业方面，鄂尔多斯在立足“大煤炭，大煤电，大化工，大载能”四大战略的同时，可考虑围绕几个大型煤化工项目，发展关联性较强的煤炭深加工产业及煤炭采选设备制造业，通过市场细分，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中小企业间竞争与协作的企业集群，将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增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是有选择的扶持有发展前途的非煤接续产业，实现新兴煤炭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煤炭作为不可再生性资源，终有耗竭的一天，而这些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产业的聚集。很难整体外迁，因此，要吸取一些资源已枯竭城市的教训。遵循市场导向、发挥优势、保护环境、科技进步、产业相关、协调发展等原则，发展节能综合利用型、自我服务型、与煤非相关型等非煤产业。
四是拓展思路，鼓励创新，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新升级。为避免轻工业产品陷入高成本困境，影响产业结构的整体合理构建，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新出路，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创新，寻求产品附加值的增长空间，推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高质量、高价值、高竞争力方向发展，实现对该类产品高端市场的占领，最终形成产品的品牌优势，力求在解决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实现该产业的升级发展。
(二)多种方式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让经济增长更多地惠及民众
一是通过多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避免收入差距扩大。
二是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平抑财政支出波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向低收入区域和低收入个人的转移支付力度，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增长，使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分配合理化；避免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等消费性支出同步增长，杜绝形象工程等浪费性支出。在煤炭不景气时期，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增长，以避免经济波动过大而影响就业市场及居民收入，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日本；国债政策；国债风险；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81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165-02
日本是国债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国债的发行不仅弥补了其财政赤字，同时成为景气下滑时刺激消费和投资，恢复其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货币手段。但近年来，随着国债政策的频繁运用，导致其国债规模急速膨胀。安倍内阁上台后，虽然将财政整顿列为重点调整对象之一，但国债发行数量仍然持续增加，2014年底，日本国债规模达到历史最高的177.7万亿日元。尽管2015年日本国债发行额低于上年，但仍处于170万亿日元的高位，同时，与国债相关的各项指标也远高于欧美国家。
欧债危机的爆发令债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国债问题也被纷纷揭示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国家债务负担排名首位的国家，其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一、日本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有利因素
（一）完善的国债管理机制
国债管理机制包括国债的发行、结构以及债务的偿还。日本国债管理机制是其国债政策可持续的强有力保证。
1.强制性的发行方式
日本国债发行具有强制性，其主要购买者为机构购买者，并且满1年后，可由日本银行收回。这种发行方式虽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悖，但能够保证国债顺利发行。这种发行方式不受市场其他证券数量及收益的影响，在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的同时，保证金融机构在下期国债销售时有足够的流动性。
2.合理的国债结构
从国债的期限结构看，到2015年，日本国债期限从3个月的短期到40年的超长期共计12个品种。其中短期国债、中期国债、长期国债和超长期国债的占比分别为23.2%、41.8%、19.6%和15.5%，①基本上符合国债期限集中度不超过40%的理论标准。
从持有者结构看，2014年底日本国债持有者包括日本银行、金融机构、年金保险金、国内居民，持有比例分别为20.1%、36.5%、31.5%和3.5%。②其中，国内持有比例超过90%，持有者集中度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样的持有者结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日本银行持有比例20%，保证其货币政策对象的灵活性；二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80%，大多为长期投资，稳定性较高；三是外债占比仅为8.4%，汇率风险小，且受外部冲击少。
3.精准计算偿还额度
日本财务省每年公布国债偿还计划，主要依据预期的利率变化、国债余额和偿还期限计算出未来各年度偿额，并且政府强制保证在计划期限内偿还，从未出现过逾期现象。这些措施增强了投资者对于购买和持有国债的信心。
（二）极低的国债融资成本
国债的融资成本主要为国债的利息支付。国债利率不仅会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变化，还会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而上升。日本国债利率虽然符合上升型的期限结构，但由于普遍偏低的市场利率水平，其国债总体利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14年底，日本国债平均收益率仅为0.38%，③远低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三）较好的经济基础
日本虽未彻底走出经济萧条的困境，但其经济基本条件较好，这对保证国债的发行与偿还发挥重要作用。
1.储蓄积累规模大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的储蓄大国。到2014年底，日本国内存款总额达到933.46万亿日元。①这些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由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购买国债。近年来，虽然随着老龄化问题和就业形势的恶化，日本居民储蓄愿望降低，储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体看呈稳定增长态势。
2.物价上涨率低
日本物价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甚至有10年为负增长。虽然安倍政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提高物价刺激经济，使物价有所上涨，但2014年CPI增长率仅为2.7%，且从当年10月份开始呈下降趋势。投资者为规避汇率风险，在国内金融商品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更愿意以国债作为投资首选。
3.外汇储备及对外资产充足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2014年2月外汇储备达到历史最高的1.22万亿美元。②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体现了日本的较强对外支付能力，同时也为抵御对冲债务风险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而作为海外总资产规模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其海外资产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 351亿元。日本的海外投资对国内经济形成保护态势，是国债偿还的最后保障。
二、日本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不利条件
（一）累积债务比例过大
从日本国债发行情况看，中央政府债券包括建设国债（含特别国债）、复兴国债、财政投融资国债和转换国债。其中转换国债主要用于旧债的偿还，且比例过大，2014―2015年日本转换国债发行额分别为120.1和116.3万亿日元，占国债总发行额的67.59%和68.41%。③这说明日本自二战后国债长期积累，造成债务负担沉重。如果国债累积规模无法大规模降低，为清偿旧债，日本仍会维持较高的国债发行额。
（二）经济形势无明显好转
日本政府在陷入危机后，持续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但均未能使其彻底走出危机。安培政府在2012年推出“安倍经济学”，采取一系列政策拯救经济。这些政策仅在最初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民间投资下降、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日本经济未有明显起色。从实际经济增长看，2013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为-0.4%，2014年初虽有所好转，但全年实际GDP增长率为0，④且无好转的迹象。
（三）财政收支具有刚性
日本财政支出的刚性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可能增大。首先，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财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项开支。其次，在货币政策效果甚微的情况下，日本频繁运用利用减税或增加政府购买、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致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最后，日本财政改革收效甚微，除 “财政重建”政策效果明显外，其他政策要么无效、要么在中途被迫停止，难以实现降低支出的目标。
日本财政收入的刚性在于在经济未出现好转的情况下，政府很难通过增税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日本解决国债负担的最有效途径是提高税率，增加税收。但提高税率直接减少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可能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增加税收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带来的好处。
三、日本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综合评价
论文摘要：化解这种两难，需要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放松管制，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进入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开始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总体来看，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速达11.1%。预计第三、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呈现前高后稳的格局。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要关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缩与内部紧缩带来的叠加效应。
从国内的情况看，一方面要降低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另一方面市场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还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经初见成效，交易量大幅萎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还并不明显，房地产调控的力度还不能轻易放松；节能减排的压力不小，同时今年第一季度单位GDP能耗还有所上升，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还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蕴含了一定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紧缩可能产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对经济复苏的冲击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内过大幅度的工资上升也会转化为物价的压力。
这些两难问题，应当说是中国经济从应对危机的超常规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转向可持续的复苏进程中，所必然会遇到的挑战，也可以说是这种转换中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化解这种两难，需要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放松管制，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从政策基调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观政策不会过早退出，也不会匆忙加码。一方面，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如楼市调控、对信贷总量和节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规范化、节能减排、出口退税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观察，可能暂时没必要进一步收紧，否则可能导致“超调”，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只要经济增速回调在预期范围内，也没必要过于匆忙地出台所谓“二次刺激”政策，否则会助长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
从目前的讨论看，不少人担心二次探底，实际上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经济复苏的势头虽然有所放缓，但毕竟还是在复苏，与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显著的危机冲击是不同的，近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迅速上升就是一个证明，至少今年出口对GDP的贡献不可能如同2009年时期那样是大幅的负贡献；从内部看，虽然经济回落会面临去库存化的压力，但是毕竟现在的库存水平远远低于2008年底时期的水平；同时，地方的新开工项目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还会有一个正常的增长，加工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稳步攀升，也会逐步推动企业扩大投资。
关键词 包容性增长；教育；经济、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141-04
长期以来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为主要特征的非均衡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陷入了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境。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的是经济与自然、社会、人的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当期的核心目标就是引导和促成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单向型、数量型、速度型向集约型、全面型、质量型、科学型转变，构建一种新的经济、自然、社会与人包容共进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方式。肩负技术创新和培养人才资源任务的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它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互为促进。深化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既是实现两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所向。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实现条件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对传统增长理论的反思和批评。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改良与修正，它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正式提出。从其演进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到强调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等阶段。虽然包容性增长已经受到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认识均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1）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2）以人为核心，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人群。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3）包容性增长要“经济包容”与“社会包容”兼顾，即要坚持同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包容社会各个方面、层次、角度的平衡、协调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共享性、平等性、全面性、广泛性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它在促进并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原则（陶蕾幅、路日亮，2012）。
（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条件
包容性增长是相对于非包容性增长而言的，其能否实现及达到的效果如何需要必定的条件和基础。（1）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前提。不管是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还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始终是包容性增长的基础。这是因为，包容性增长旨在追求的所有社会成员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及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等的协同发展都是建立在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或者由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不同的是。它更加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的相互兼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途径来增强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包容共进。（2）社会成员素质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平等发展、参与经济增长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更多地把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到包容性增长中来，这是由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属性决定的。第一，从社会成员平等机会的获取来看，在排除不可控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能力的高低是决定人能否获得和把握发展机会的关键条件。因为机会是相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群体而言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群体中，每个人所想要的机会必定各不相同：机会的获得也并非完全没有条件，个人获得机会后能否承担起该机会所赋予的责任、实现相应的目的是机会供给和分配要考量的重要依据之一。换言之，即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首先要提高个人的素质能力，使其有条件去争取和把握相应的发展机会。第二，从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力量来看，人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没有人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第三，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经济发展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这就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而其基础同样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能力，增强其就业能力。以上所述。其重点就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普遍提高人口素质，促使“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进而形成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二、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
（一）有利于增强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很显然，包容性增长所倡导和所要实现的就是要构筑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经济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兼顾的良性的社会发展形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资源的合理开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其越来越取决于社会智力的开发和社会人才的培养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必须解决好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事实上，教育与经济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和互为促进的：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可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科学技术，促进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并直接拉动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其产生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提供了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劳动力与人才结构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相应提高人才培养层次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且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激发社会成员产生新的教育需求。进而增强教育发展的外部引力。由此可见，推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越高，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和保障力就越强。
（二）有利于丰富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并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
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是包容性增长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内容，而且包容性增长还强调了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拥有平等的机会权利，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经济增长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共享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有学者认为，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生很大程度在于人与人之间机会的不公平性，根源在于既有制度公平性的缺失。不可否认，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平等问题，但对于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参与经济增长并为之作出贡献的目标而言，仅仅解决由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需要考虑两点：经济发展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机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把握机会及参与竞争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解决好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而实际上，充分就业应优先于GDP、出口等增长目标的实现早就被众多学者所认同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近代的宏观经济学论著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我国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普及，但人才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因此，只有推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才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层次人才，形成全社会的均衡人才结构，促进人才与岗位的无缝匹配，最终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坚强保障。
三、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教育与经济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共同体，相互制约，互为促进。不管是从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包容性增长所期望建立的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审视，教育与经济都应该实现双方的协调互动和高度融合。
（一）构建与经济协同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机制
当前人才结构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经济稳步增长与社会成员就业矛盾突出是教育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和脱节的具体表现之一，要使教育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并实现两者的互动协同，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科学、有序的教育发展体系。第一，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多结构且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技术产业是包容性增长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但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绝对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第一、第二产业来发展，甚至很多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经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发展而来，由此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发展对人才层次的需求不可能是完全的高端化，关键是要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同匹配。为此，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等互为一体的，而并非某个层次教育独自发展的教育结构。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理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结合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推进区域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整合资源，形成布局合理、比例适合、发展均衡与区域经济协调、适应区域产业布局的高等教育结构。教育主体特别是高等教育学校要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的意识。摒弃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纯粹的教育观念，避免为“教育”而“教育”，而应认识到提高人的素质服务经济需要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要紧紧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优化教育结构、教育规模、学科专业设置，提高教育质量，尽可能提供更多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第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在促进更多人享受教育资源中促进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并为之作出贡献。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人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资源带来的效益的平等性具有巨大影响。这不难理解，对于社会成员来说，虽然都接受教育，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如重点学校的资金投入、教育设施、师资力量都强于普通学校，而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重点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户籍等因素，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区域、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所能获得的更具优势资源的教育机会差距甚远，在教育机会和享受教育资源不平等因素的影响下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成员素质能力的差异。而用人单位出于成本最小化、用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必定会优先录用重点学校培养出来的“优质”生源。那么社会成员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差异也就由此产生。为此，必须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合理配置，并对现有的学校招生体制进行改革，在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尽可能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增强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就业竞争、经济增长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
在当前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适应性即协同性的关注主要是集中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教育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规模、人才结构供给和企业人才结构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很显然，上述指标用于衡量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也主要是体现在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呼吁的层面上。缺乏一种督促相关部门去纠正这种不协调的机制。可以说，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不适应性与其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的欠缺或者缺失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对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加以完善，并建立与之相关的考核机制，纳入高校或者相关部门的责任考核内容，促使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同的制约因素得到尽快解决进而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的制定应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高校及有关专家进行充分调研论证后来确定，但至少应该包括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发展要求相适应；教育的层次、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产业、行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结构需求相适应；高等教育的质量、成果能基本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人才素质与经济发展的诉求相匹配等方面。在考核机制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把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的适应性、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发展对人才能力诉求的匹配性等纳入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评价的重要内容；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而言，上级有关部门应该对所属区域的教育资金投入进行监管，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保持相应比例。为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修正，和督促相关部门切实执行相关政策，建议将此部分职能交由相关部门负责；同时成立相关社会团体，收集、整理、分析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动态信息，为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并监督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能，以为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驱动是一种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内生性特点;以创新为核心,因此具有创新性特点;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知识化为目标,因此具有可持续性。内生性。创新驱动的内生性特征体现在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运行系统两个方面。从经济增长模式上看,创新驱动是建立在自身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及制度和文化变迁等基础上的内生型增长模式。创新驱动力的内生性是其区别于投资和要素驱动的基本标志。投资驱动通过加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要素驱动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都是短期的、规模报酬递减的,而单纯的引进技术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函数中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只有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长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因为知识、人力资本、制度及文化等内生性创新驱动要素,是蕴藏在经济增长机制中的动力源;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强化、自我变革功能,以及强大的扩散和溢出作用,能够对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进行有效改造,实现经济增长机制由内而外的全面蜕变。例如,在知识的积累和强化过程中,不断产生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需求,进而产生持续的科技创新活动,打破原有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发展质的飞跃;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及资本的利用效率。从经济运行系统的角度看,创新驱动型经济系统呈现出一种自组织协同效应。各驱动要素问能够结合经济运行系统阶段性特点自发地进行优化重组,使系统沿着“均衡——创新——均衡”的轨迹演进。
创新性。创新驱动的创新特征体现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一系列的活动。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和来源,包括科学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提供一种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管理、制度和文化创新的发展和电力科技创新和保障机制,并在合作与相互促进,形成了社会全面的创新体系。综合创新体系的影响下,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技术更新速度不断缩短,商业模式创新,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逐渐形成。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的比例,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投融资机制、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改善人才管理系统。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可持续性。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其可持续性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在三个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二,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型产业提高比例在所有行业,知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教育和培训系统的进一步改善,而且,反过来,促进知识的交流、学习和共享,形成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产业结构的绿化,技术创新成果在生产系统中,改变了传统的应用程序破坏环境和消费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提出了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中小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创新战略的选择
(一)分层级聚焦战略分层级聚焦战略是根据不同的层次选择不同战略,来配置资源。把整个创新的资源链分为上、中、下三游,上游的创新聚焦主体是政府和科研院校,战略聚焦主体战略是基础研究领域领先战略和应用研究紧跟战略,资源聚焦的主体是资源是国家科技投入和国家创新平台与高层次创新人才;下游的创新聚焦主体是高校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战略聚焦主体是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服务、创新环境营造,资源聚焦的主体是资源是制度、文化和创新高科技人才;下游资源聚焦的主体是企业,战略聚焦主体是技术、产品、管理等创新,资源聚焦的主体是信息、技术和创新人才。上游创新聚焦围绕和会发展的需求市场进行创新引导,中游是创新成果转化实现转化的先决条件,下游是实现创新成果转化为效益和创新面向市场纵向延伸的的阶段。(见表1)分层级聚焦战略强调创新链上不同层级之间创新主体的功效,明确各个层级上的主体、战略和资源的聚焦的重点以保障创新链上各个要素优势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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