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19:20
导语：在中医学哲学基础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根据中专生特点试图通过案例教学这一尝试，改变目前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建立起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积极参与有机结合的交互式教学模式，增强哲学教学实效性，提高学生生活中的思辨能力。
中等专业学校是培养应用型“四有”人才的场所， 哲学基础作为中专的一门德育基础课，起着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三观”、形成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至将来能更好地走向社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专生社会阅历的局限，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在哲学教学上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对哲学功能认识片面化、教学模式拘泥于板块化等等，使学生们普遍认为哲学语言晦涩难懂、哲学理论枯燥乏味、哲学内容严重与现实生活相脱节，从而扼杀了哲学自身的鲜活性，影响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所以在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这门课概念多而抽象，内容杂，学时少。怎样上好这门课?我认为其实教师除了要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外，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以及对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及其特点
案例是实际存在或曾经发生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经历或体验模拟的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来感悟和理解一定的道理和方法，获得一定的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体验或经历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分析和研究的思维路线来感悟哲学的精神，理解哲学的原理，掌握哲学的方法，获得哲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客观真实。案例是客观的真实的，客观真实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是与认识论的原则一致的。客观真实的案例和时事事件、现象等，是学生理论认知的感性基础，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二）典型直观。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往往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来探寻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在规律，从中导出一般的原理、理论，所以比较易懂好记，生动形象，有助于理论学习的进一步深化。例如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框时，就可以设计以下案例：寓言《钉子》：“丢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个蹄铁；坏了一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通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哲学理论，加深了学生对普遍联系观点的认识。
（三）现实性和针对性强。为了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形成一定的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真正被摆到“学习主体”的位置上，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比如讲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时，就可以和学生讲讲网络上的案件来切入到认识事物现象不代表认识事物的本质，通过学生自己的讨论可以加深对真象和假象的理解，重新理解“眼见为实”的真正含义。
（四）吸引力和参与性强。由于案例和时事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所以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之情动于衷而表于行。正因为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积极地展开讨论、分析或辩论，充分展示他们的看法或观点，促进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比如在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时候可以从老子和孔子关于牙齿和舌头的关系的对话入手，让学生先有一定的好奇心，然后学生来用自己的想法进行分析，通过老师的点拨来完成哲学理论的理解，并且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入人生观教育中对学生进行人生哲理的领悟。
二、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在课堂上完成教学任务。哲学课的案例教学一般分三个步骤：
1、案例的准备和布置。案例是教学的主线，要贯穿一堂课的始终，能起到组织教学各环节的作用，比如导入、讲解、讨论、对话、总结等具体教学过程都以案例为基础而展开，它是学生获得认知的载体。所以，选好适用的案例对组织教学非常重要。案例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时效性、真实性。以“质量互变规律”这一问题为例;首先，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课程内容，安排学生阅读有关的教学内容，并将相关案例材料交给学生做课前准备;然后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案例分析和论证。这部分内容将是教师以后在课堂上要浓黑重笔，充分展开论述的份量较重的内容。比如:“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来分析我国申奥成功的问题，布置案例思考题是为了使理论学习落到实处，把重点放在应用上。
2、组织课堂教学。这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和中心环节。首先是要呈现案例，可以在刚上课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案例内容，或给每个学生发放一份文字案例，也可借用现代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案例，通过这些生动多样的开场白，引起学生的关注，为以后展开的课堂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铺垫。其次，教师开始讲解，分析他布置给学生的这一典型案例，随着对整个案例进行过程的详细分析，阐述这一案例中所揭示的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紧扣书中主要内容，重点思想，从典型案例中提炼出与之相吻合的思想观点来，这样可以深化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再次，在老师对案例分析，讲解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发言、讨论，就自己所做的案例分析和老师讲解的案例分析进行比较对照，或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分析，找出异同，区分正误，达到启发思维、充分开发学生智能的目的。在讨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辩，不单纯地去追求一种正确答案，而是重视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每个教学案例所涉及的问题都必须由同学们自己进行分析、解释和讨论，对学生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教师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引导学生正确分析错误的实质以及产生错误的原因。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组织和讨论，启发学生讨论，切忌发号施令和批语指责。对于部分学生不爱发言或很少发言，教师要和颜悦色地启发，开拓他们的思路，逐步消除他们的自卑感，使他们明确主人翁地位，从而产生积极参与讨论的责任感。
3、评价案例。点评阶段是案例教学的最后阶段，往往是一堂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必须通过学生的发言了解讨论的效果，必须要求学生案例与理论结合起来，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必须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并且在这基础上教师能把一般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表扬成绩突出的同学，指出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并精炼地概括出本案例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和核心内容，提出从事案例分析的正确思路和一般方法，进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应注意的是教师讲评除了教育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原理、哲学知识外，关键是要教会学生运用这些哲学原理、哲学思想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分辩是非曲直、美丑善恶，懂得唯物辩证地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现实意义
哲学课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避免传统的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抽象、乏味、说教式的教学弊端，将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够使学生保持与现实世界或社会的广泛接触与紧密联系，扩大自己的视野；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在具体的情境中渗透深奥的哲学理论，将哲学理论学习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新鲜感和强烈的求知欲，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体现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和应用对教师的素质和理论水平也是一种锤炼和提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案例教学法只是现代教学方法中的一种，要使哲学通俗化、趣味化，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广泛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哲学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赵丽华.哲学课案例教学方法探讨[J]. 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
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发现毫无恶意的语言会使对方惊讶或愤怒，简单的一句话会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则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请看下面的对话：
A（美国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国学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这里的美国朋友只是想礼貌性地称赞一下对方的新鞋子，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对他人的新服饰或打扮表示欣赏是良好修养的一种表现。中国学生不了解这一点，热情地要为对方买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搞得对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国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国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国学生按照中国的习惯想表示自己对朋友的关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穿衣打扮纯属个人喜好，他人如此“关心”自己等于在说他不能自立，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对于崇尚个性独立的美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矛盾最后只能导致双方的不欢而散。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学习英语必须同时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过去中国人见面常常用“吃了吗？”打招呼，那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吃饭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与英美人打招呼，他们会以为这是在请他吃饭。因为英国人见面常说“天气真好！是不是？”，这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有时一天中甚至会出现犹如四季的变化，人们对天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常常谈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些误会。
综上所述，文化知识对于英语教学和学习意义重大，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应随时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才能学得一门纯正的外语。那么作为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识呢？
传授文化知识的途径
纵观我国的英语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听、说、读、写、译几项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在具体教学中，对于英美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却不能真正流畅地运用这一语言，不能用英语深入、灵活、得体和有效地进行交际。针对这一状况，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开设专门的有关文化知识的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如“英美概况”“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等课程。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电脑、电影、电视等直观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师。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讲，与讲本族语的人接触十分必要。通过与外教课上、课下的接触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
4）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文章时，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知识。对于我国学生来说能够出国留学亲身体验异国文化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阅读就成为一条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径。
5）教师对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渗透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各个阶段、各门课程中，做到随时遇到随时教授。
【摘要】 探析传统医学文献中的哲学思想，指出《易经》《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形成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认为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 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 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 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 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 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 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 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 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 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 1997：3.
论述了古代哲学“精气合一”到中医学中精、气涵义分离的演变，揭示了中医学中“精”与“气”的根本区别在于：“精”为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基袖与本原而无调控之用；硕士论文“气”为调控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不是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本原。古代哲学气分阴阳、阴阳和则万物生化的辫证调控思想在中医学得到充分合理的继承。中医学“气分阴阳”最大的意义是在气为人体调控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体之气的调控之道。
中医是古代哲学科学化的产物之一，又通过其科学哲学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古典哲学的内容并推动了古典哲学的发展。“气”、“精”与“气分阴阳”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指导思想，中医学对它们进行了演变和传承。
1.古代哲学的气、精及中医学涵义的演变1.1哲学之气的涵义与精气合一古代哲学之“气”的涵义是非常复杂的，气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摄了广泛的义项与外化形式。曾振宇川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气论”分门别类地加以剖析。认为古典哲学之“气”是一个模糊、驳杂而游移的概念，具有泛生命性、泛伦理道德性、直观性和前逻辑性等“四大特质”，其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晰，只是一个“前哲学”的概念。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的特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气学理论是诊释自然、生命、精神、伦理、社会、人事等多维世界哲学规律的思维载体，“气”的概念虽然“辞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以它“大一统”的独特优势达到了古人经世致用与认知追求的价值目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要而言之，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气，是指占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去粗取精后可以看出，气的最终涵义有“元素与本原”物质之义[4〕，一方面气为天地万物之基本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本体“元素”，是 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具有构成万物的“质料因”；并且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调控、维系着万物发展变化从而具有“动力因”。另一方面气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为化生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这种“元素与本原”的观点反映在古代历代“气本论”哲学思想中。持“道本论”的道家、持“理本论”的程朱理学家在认识气方面，则否定气的“本原”部分，把道或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但保留了气“元素”部分的涵义。古典哲学中也有“精”的概念，但与气的概念基本是统一的困，如《管子》有“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一气能变曰精”，《淮南子》有“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可见精与气概念的统一性，有时精是指气的精华部分，总属于气的范畴，所以哲学中常“精气”并称，都是存在于宇宙中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元素与本原”物质，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古代哲学精气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人体的本原与物质基本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2中医学中气、精涵义的区别与关系中医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中医学之气、精主要指人体之气、人体之精，它本身的精气概念是为了自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而生，所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医学的人身之气“是人体内的活动力很强的运行不息的、无形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气的运动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故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其运动来维系和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在人体这个系统中，气是一个具有调控动力作用的流通物质及信息的载体。中医学人体之气的概念的形成源于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法与观察体悟，并受到古代哲学精气思想的渗透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之气的“元素”的部分含义，以“元素”中的“动力因”特点为主，即主要表现为调控作用，作为“质料因”的涵义是不完整的，气只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不是“最基本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的，不能直接凝聚为人体脏腑和代谢形体等有形物质，只能通过其不息的运动来促进和调控精、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的化生。正因为如此，人之本原也不可能来自于气，中医学之气已无“本原”之义。人体之精的概念，《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中的定义是“由察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上讲，精为来源于父母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这是人之本原的含义；广义上讲，它包括生殖之精、水谷之精、血、津液、髓等一切精微物质，且“精一般呈液态储藏于脏腑之中或流动于脏腑之间。”所以精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如《素问？金匾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人体之精的概念源于古人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并受到古典哲学中精气思想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中精气“本原”与“元素”的双重涵义，但它继承的“元素”部分的涵义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其中的“质料因”，而没有“动力因”，也就是说精只构建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推动、调控、维系作用的含义，这和气的“动力因”为主的特点形成互补。看来古代哲学之“精气合一”的气学理论渗透到中医学中，其气的“本原”与“元素”的涵义被作了新的调整与分配，中医学人体之气主要是继承了“元素”中“动力因”的涵义；而人体之精继承了“本原”和“元素”中“质料因”的涵义，这样中医学精与气的涵义与作用有了不同而分离开来，从而构建了人体大致模型：在以精为最基本物质与本原的基础上，以气为人体信息调控、维系的物质力量。因为气的无形性、不断运动性的特点与精的有形性、相对静止内藏的特点，二者因而构成阴阳关系：气为阳，精为阴。二者互相化生、互相依赖而存在。一方面气可化精，气可通过调控运动促进精的生成；另一方面精又可化为气，精虚则无气。
2.古代哲学“气分阴阳”思想及中医学对其传承2.1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想及意义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元素”，它化生天地万物，并推动、调控、维系万物发生变化的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云南医学堂仍延续了尊经崇古教学观，儒家文化教育贯穿教材全篇。在《医学正旨择要》开篇序中便提及“医学之有《内经》《难经》，犹圣学之有四书六经，凡一字一义都不可不精，求其解须以全力及之。”此后又云:“夫《灵》、《素》、《难经》、《伤寒》、《金匮》既当全记思索是书……学者以经旨为本。”这种尊经重儒的教学观念延续至今，它与中医特有的连续性紧密相连。比如，学习理工科的可以不明白《周髀算经》、物理假说;学习西医的也不一定要从希波克拉底、盖伦开始。但是，习中医者一定要从《内经》、《难经》读起。在历代中医教育中，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经验的继承，始终被大多数医家所认同并沿用至今。虽倡导尊古但不拘泥于定法。在教材卷二中提到“善学者，必静思古人立意之精，而得当日之心法，主治何意，佐使何功，方方透彻，证证相宜，遵用其方使病情之丝毫不爽，即自制其方亦与古人之精心相符，施治中窍不谬于表里虚实之情，顺逆相生，各达其寒热温凉补泻之用，庶非粗工其宜慎诸。”体现出医学堂执教者思求经旨，演其所知的中医思想，要求“诸家更随时而变通其方书，神而明之，不难矣。”
多次提到“圆机之才，变化由物，权衡在心，何物见而执一，何所往而不灵活哉。……苟其精心以求之，常者固常，何可执以为变。变者亦常，转能宰乎其变。故不在有形者之万万不常，亦达乎无形者之一一有条而有理也。”“其操是术也，役万物而不为物役，用万物而不为物拘，形与神运，法随道转……学者其先自信且自治，自信以治人者殆，造乎精微之域而不止者哉!勿谓可以轻心而谢，不遑则贻误不小。”
这对中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中医学不同于别科，涉及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执教者认为习医人临症时务必做到“举一反三，前变昭著乃知”，“勿惑于其所似也，而务求真实也夫”，“活法无穷，妙用无方”。这对于儒家出身的医学堂创办者陈雍先生，倡导尊经而又不拘泥的教学观点，突破了传统教学方法，着实对现代中医教育观有所启示。
多学科融合的教材编排
教材设置上采撷群言，由浅入深，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整体观念教育。陈雍先生在以经旨为本的基础上，“外择课本，古之人发《兰台》之秘旨，阐《金匮》之微言，河洛纪运，《甲乙》有经，《中藏》渡世，《外台》活人，《千金》传方，《十书》立说，图书设命《儒门事亲》《格致余论》《政治准绳》约计二百家，编成二十卷。……各有治要，无不收采，取精弃粃，删繁就简，总核足资，会通分用，斯无偏倚。”体现了医学堂的教材编写理念，认为中医学是一门集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且极具有继承性的学科。“人禀健顺五常之德，大无不包，细无不备，显于阴阳，藏于气血，而各有神焉”。将人体的生理结构、病理表现与当时社会的仁、义、礼、智、信等联系起来，以儒医思想强调了人、天、地相应的整体观。整部教材二十卷，分列本草卷、方剂卷、脏腑卷、经络卷、诊法卷、五运六气卷、内科卷、妇儿科卷、外科卷等，在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体现出由浅及深、丝丝环扣的编写特点。
小结
国际医学教育和方法的动态
谈到中医学教育的全球化，首先需要考虑国际主流医疗环境中存在哪些主要的阻力。主流医学以循证医学科学方法为主导，若想接纳另一个医疗系统只有通过激烈的辩论并解决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来实现。如果达成了共识，认为中医“以人为本”，为病人造福，并有必要开展中医师教育，那么医学院校才愿意将中医纳入已有的医学教育体系中。然而中医临床疗效的评价不能完全依靠目前为主导的循证医学医疗方法，即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和元分析来进行评价。一种新的评价方法———例如疗效或以患者为中心的评价———将成为中医辨证论治临床疗效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开发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以便开始将中医学教育引进已有的医学教育之中。说服医疗教育工作者接受这一过程以及能否成功，取决于医学评价综合方法的建立。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成立专家工作组，提供权威的调查结果和指导。
迄今为止，中国的中医教育和西医教育都是分别开展的。在中国，尽管将中西医教育相结合的呼声很高，但事实上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尝试，即使医师的理论或临床教育也没有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中国医院的临床中也没有深层次地实践中西医结合。针对中医教育全球化的策略和发展方向，应该深入地考虑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以及临床难题，进而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教育模式。在探讨教学大纲与教学方法等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21世纪医学的根本属性和内容。中医和西医的本质首先应该是为病患服务，其次是为未来医师的教育奠定基础。文章以“以人为本”的医学教育理念为主要讨论内容。未来医学教育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应解决西医和中医是否应该并行发展，或是寻求并建立两者相结合的新型医学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接纳中医模式，还是应该发展新型的结合医学模式？这一方向性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继承和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也可以进行讨论。
病患需求和临床疗效相关的医学教育内容
在已有的医学教育体系中研究中医教育的课程大纲和教学内容，应审视传统的循证医学的临床缺陷有哪些。医学教育应体现病患的临床需求。例如，化疗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但是这些不良反应可以通过中草药和中医针灸来减弱。确实，类固醇以及抗抑郁药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可以通过中医治疗而减弱。这是将积极的中医临床内容与医学教育相结合的例子。同样，中医妇科在治疗不孕症、更年期综合征以及中医治疗男科等疾病的优势也可以被视为中医课程的重点内容教授给学生。中医在皮肤科疾病的治疗上，如牛皮癣和湿疹也有惊人的疗效。通过针灸的方法治疗压力以及通过中药制剂治疗抑郁症也是未来主流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必要采取中西药结合的医学教育取决于其治疗效果是否精进以及能否改善公共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患者的需要及其对结合医学的反馈态度有关。在中西医结合的框架内，患者的人身安全以及生活质量成为考量的重要指标。中医将提供更为人性化且微创的治疗手段。
“以人为本”的方针
任何医学均以治疗病患为最终目标。在不造成更大伤害的同时，尽可能通过药物治疗提高健康水平，延长人类寿命。结合医学如果要在研究、教育和临床等领域被主流医学模式所接受，就必须证明其能为21世纪的临床疑难提供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人类文明的进程依赖于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智慧的发展，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医学也属于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回归自然，往往会选择天然食物和天然药物。在中国文化复兴的今天，中医药也面临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医药需要被注入现代的元素以应对西方循证医学带来的潜在挑战。现代社会正朝着个性化医疗的方向发展，患者将成为未来医疗体系各方面的中心，医学学生要逐步适应这一情况。医学教育也要适应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以满足现代社会需求为前提培养未来的医师。现如今网络极大发展，患者对疾病的了解也越来越详细，对疗效的期待值也逐渐提升。医疗服务应为患者的健康负责，尽量避免伤害较大的介入式治疗。同样，未来的医学教育模式也应该以此为据，适应“以人为本”的未来医学。
中医药教育全球化的战略性思考———结合医学模式
为适应中医药全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考虑中医药在结合医学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医药对现代医学的贡献。以下几个关键领域值得重视。
辨证论治作为一个诊断过程，对“以人为本”的未来医学模式的建立具有战略意义。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根本所在，从整体的观点出发辨别疾病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将中医药教育纳入主流医学学校教育，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查，了解辨证论治的逻辑思维与方法。
结合医学为医学科学和医学哲学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平台。当科学技术发展与中医理论所积累的对人体哲学认识相结合时，即成就了结合医学的理论基础。即需要将中国哲学概念中的阴阳、气、平衡和谐与物理量子力学以及超对称理论在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等新发现相结合。这一研究方向是结合医学教育的重要战略内容，也是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针对中医学是理论医学的观点，通过对经验、理论的涵义与划分，以及中医学理论特质的探讨，提出不能笼统地将中医学称为理论医学，与之相对将西医学称为经验医学。如果要说中医学是理论医学，也只能说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医学，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哲学医。
【关键词】 中医学；经验医学；理论医学；科学理论；形而上学
Abstract： Pointing to the view of TCM being the theoretic medicine，by connotation pision of experience and theory，the discussion on TCM theoretic features as well，it puts forwards we can not generally call TCM as theoretic medicine，or western medicine（WM） as experience medicine.If you shall insist on above，TCM is only metaphysics theoretic medicine，i.e.the philosophical medicine in earthily speaking.
Key words： TCM；experience medicine；theoretic medicine；science theory；metaphysics
一般认为医学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科学，经验对医学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中西医学概莫能外，只是相对而言，中医学更偏向于经验医学。但有学者则认为中医学不是对人体生命运动、疾病过程及治疗疾病等经验事实的描述和记录，而是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的理论知识体系，是经理论（逻辑）思维整理的具有辩证和类推特点的逻辑体系，是由一系列基本范畴组建的概念、范畴体系，故中医学是理论医学［1］。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意义，它涉及到经验与理论的界定、理论的划分，以及中医学与经验、理论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实有深入辨析之必要。
1 经验、理论的涵义与划分
1.1 经验的涵义与划分
从哲学的层面而言，所谓经验即感性经验，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认识的开端。但经验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上升到理论。F·培根认为一切知识来自个人的经验，并认为经验是由外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J·洛克也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但他把经验分为外部经验（感觉）和内部经验（反省）两种。
从经验产生的方式的角度而言，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经验概念：一是日常生活经验。它既不是系统的观察，也不是实验活动，而是一个人借助其亲身经验而发生的成长和教育。这种生活经验包括了某些无法传达给别人的东西，除非后者自己拥有类似的经验。因此，这里有一个“默会知识”的成分，它是无法仅仅用语词来传递的。我们通常与别人一起具有这种生活经验，别人常常帮助我们获得这种理解。这种亲身经验因此是可以为他人所了解的。二是以系统观察形式出现的经验。即在科学研究中根据特定概念对某些类型的事件进行观察和记录，如达尔文对动物的观察，天文学家对行星的观察等。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能提出可以被新的观察所加强或弱化的假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借助于假说演绎的方法来从事研究。三是科学实验的经验。即人们根据一定的科学目的，运用特定的科研手段（科学仪器与设备）主动干预或控制被研究对象，在典型环境或特定条件下获取的科学事实。实验是发现新事实的主要来源，1901—2008年医学诺贝尔奖（除9年因战争而停颁之外），计有5项临床技术奖（全部集中在诺贝尔奖早期），3项工程技术奖，其余均属于科学实验奖。当然，并非所有的科学都依赖于实验，但所有的科学都进行系统的观察，就此而言所有的科学都运用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称为经验科学，因为它们提供的理论是有实质内容的，并且可通过对现实的经验观察来检验。在这里，经验就是指知识的现实性或实质性。
1.2 理论的涵义与划分
一般认为，理论与经验相对而言，是指概括地反映现实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它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人们在实践中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随后对它进行加工制作，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把这种理性认识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必要的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从而形成理论。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和原理构成的，它既是一个有结构的命题系统，同时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它的各个命题或陈述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演绎结构使之相关起来。
理论大致可划分为科学理论、数学与逻辑理论、形而上学理论三类［2］，分别对应于经验科学、形式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科学理论（自然、社会）或科学命题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具有经验的内容。所以，科学理论或命题的真假，不能仅仅由逻辑分析来解决，而必须由经验来检验。一种科学理论，尽管可以建构为某种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但是，科学中的任何命题并不能因为它与由之导出的公理（科学理论的基本定律）相一致而成为真的，相反，如果这个导出命题与经验不一致或相悖，就将不但危及这个导出命题本身，而且还将危及由之导出的那些前提。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的真假是要由经验来判决的。
数学和逻辑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并不对自然界作出预言，因而不具有经验内容，不能提供自然信息。分析命题虽然有真假可言，但分析命题的真假仅由语句间的意义分析来解决，而并不依据经验来检验，它的真命题都是一些重言式，而所有矛盾式都是永假命题。原则上，数学和逻辑学理论都是一些重言系统，数学定理和逻辑定理都是一些重言式。因此，一个数学定理或逻辑定理能否成立，只接受逻辑的分析，而不接受经验的检验。一个数学或逻辑命题之所以是真的，仅仅是表明它与由之导出的那个公理系统相一致或符合，而并不对我们的经验世界作出陈述。
形而上学理论虽然表面上也像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形而上学“命题”也像是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命题，但实际上它既不是像数学或逻辑命题那样的重言式，可以通过逻辑的分析而判定其真假，也不像科学命题（综合命题）那样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原则上，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一些无真假可言的（既不真亦不假的）“伪命题”。它仅仅在表面上像是对世界作出了陈述，实际上它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曾告诉我们任何自然信息。
2 中医学理论的特质
当我们说中医学是理论医学的时候，根据上述对理论的划分，自然必须搞清楚中医学是哪种类型的理论医学。
2.1 从中医理论的建构看中医理论的特质
中医理论的建构，一方面来自于临床实践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经验的归纳总结，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引进。其中，经验体系是中医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临床诊疗的基本实践模式，是以状态调整为导向、证－治－效紧密相关的一种整体、动态的个体化复杂干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医生对临床经验进行积累，通过归纳总结个体病人形成的病人群体的共性特征，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而个体医生的学术观点被医生群体所采用，学术观点逐渐变成了学术思想；如果学术思想被传承、被流传就形成了学术流派；学术思想如果被进一步的提炼升华，就上升为中医理论。无论个人经验、个人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或中医理论都是在临床的实践中不断的得到检验和修正，不断的被凝练升华。《伤寒论》与《温病条辨》作为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著作，即是通过对大量个案的归纳总结，把握了辨证论治的规律，发展了中医理论。但是，中医学术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的反思和科学实验方法对现象背后本质的进一步揭示，因此，中医理论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成了一个贮存和再现经验事实的工具系统，其对病、证的认识，由于搜集的材料局限于表象经验范围内，故病与证也只能以临床表现的排列组合或主症兼挟来构造，内在机制则靠推测来填充和弥补，这样构造的病与证的模型，无疑仍然是经验型的，辨证论治也是对众多经验的分类捆绑。作为工具的中医理论，只联络有关临实，并不表达真实机制，或此或彼无须考察是否符合客观实在。中医理论的这种工具性特征，表明中医学仍停留在经验水平，这种貌似理论的经验工具极大地妨碍了中医经验的理性化、客观化要求［3］。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构建中医理论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气论作为一种自然观，着重探讨物质世界的本源，它以无形之气的聚、散等来阐释有形之物与无形“虚空”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事物的整体性、过程性和统一性。阴阳学说着重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运用阴阳的属性及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理论来研究事物的性质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五行学说则把自然界看作统一的整体系统，用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来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以这些哲学思想为指导来构建中医理论，势必强调从整体、宏观、动态的角度去研究人体的生活活动及其与外环境的关系，从而形成中医学重视整体、功能、运动等特点。同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观、形神观、中庸观、常变观等，都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由于中医学主要借助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的生命活动，所以，有学者根据《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述，提出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形上之人，西医生物医学研究的是形下之人［4］。
2.2 从科学理论的功能看中医理论的特质
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和预见两大功能。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见都是根据科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和本质联系，按照同样的逻辑机制从理论前提和先行条件演绎出来的推论。科学解释是从已知的事实概括、抽象出理论，再从这个理论逻辑地推导出内容上与这些事实耦合的判断。科学预见则是从该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未知事实的结论，这些事实或者已经存在但不为人们所知，或者暂未存在，但应当和能够在将来产生。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仅解释了已知水星轨道的摄动现象，而且也预见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效应，这都是后来为天文观测证实了的预见。
反观中医学理论，一方面其从经验归纳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或者是对经验的约定性说明，如疟疾的病理是风、寒、暑、湿、痰浊之邪，伏于少阳半表半里，用小柴胡汤加常山、草果等治疗是和解少阳，祛邪截疟，它并没有反映疾病现象和医疗事实的本质原因和内在机制；或者理论只是经验的替代工具，是对一组经验现象的捆绑，并不表达真实机制，如“风寒袭表”只是“发热恶寒，头身疼痛，无汗，苔薄白，脉浮紧”的代称，辛温解表是对麻黄、桂枝、荆芥、防风等药物组合的说明。因此，当我们提起“风寒袭表”时，一系列临床表现组合便不言而喻，说到“辛温解表”，一系列相关的方药组合随即而现。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哲学移植、引进的理论，则具有上述形而上学理论的所有特征。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犹如有学者对质量互变规律分析所说：科学是允许套公式的，通过套公式而演绎出具体结论，尽管其结论是可错的，但却可由此来检验理论。辩证法却不然，它不可能导出任何可检验的蕴涵，任何可检验的具体结论都不可能是真正从它导出的。因此，那些具体结论的错误也不可能危及任何那些作为前提的所谓“辩证法规律”。所以，像以辩证法那样的用“质、量、度”来解释水的结冰和沸腾，虽然它所“解释”的是一种物理现象，但这种对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不可能被写入物理学教科书，因为它完全是一种伪解释［5］。当然，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学之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质量互变规律与物理学之关系，它与中医实践长期磨合，已成为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框架。但是，这种理论往往也只有解释功能，甚或是事后的，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解释经验而存在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预测价值。如根据五行相生规律所确立的治法，常用的有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滋水涵木、益火补土，而没有养木生火之类的提法，况且益火补土之“火”，也根据临床实践经验修正为肾阳，而并非五行学说本义之心火。再如在五行预测中人们常举“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为例，其实这种表述也是建立在临床经验基础上的，人们发现在情绪受到刺激之后，大多伴有消化系统功能异常的情况，中医学称之为“肝胃不和”、“肝郁脾虚”等。我们并不能根据五行理论预测其他的传变关系，如“见心之病，知心传肺，当先实肺”等，尽管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余脏准此”，但缺乏实践经验支持的形而上学思辨演绎，是很难达到预测的目的的。
中医学产生于自然哲学的自然科学时期，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看，一门科学理论愈是不成熟，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就会愈多。中医临床经验犹如一粒粒珍珠，正是借助于哲学体系编织成理论之网的。因此，并不能因为中医学有一系列基本的概念、范畴按一定的逻辑结构组织成体系，就笼统地将中医学称为理论医学，与之相对将西医学称为经验医学。如果要说中医学是理论医学，也只能说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医学，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哲学医。虽然科学家在创造和建立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理论或某些“命题”甚至还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曾经对道尔顿建立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和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科学家建立近代物理学理论都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启发作用一样。甚至即使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有某种启发的作用。但科学家发展科学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因为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途径。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1925年在《我的世界观》中对形而上学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着精辟地论述：“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之手从迷雾之中伸出来引导我们，但同时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引离正路坠入深渊。或者换种说法，在探求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是一支先遣队，它深入到情况不明的敌方境内布下前哨。我们不能没有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最容易遭到狙击。再打个比方，形而上学并非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建造大厦不可缺少的脚手架。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中可以转变为物理学（形而下学）。”很明显，中医学正是因为其形而上学的思辨限制了人们更深入地研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阻碍了中医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思辨理论没有办法加工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新的经验材料，没有办法使经验向概括运动，抑制了中医科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医学是什么样的理论医学做出明确的说明，搞清形而上学理论与科学理论的区别及其关系；否则，很容易给缺乏科学哲学知识的学者造成误导，反而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任秀玲.论中医学的理论医学特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6）：323325．
［2］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08111．
［3］聂广.中医感悟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5．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方法，文化基础
中医学的临床疗效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其独特的健康观念、医学理念、治疗技术、养生方法所获得的认同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在常见病、多发病治疗，还是在诸多疑难病甚至新发疾病的应对方面，中医药学的独特作用不仅得到了直接受益者的青睐，更得到学术界以至更大范围的认同，其国际影响也正从民间到学界再到官方日益扩大。然而，对于作为方法的中医学的独特认知方式的解读还远未深入。对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医学理念、疾病观念、概念系统与直接具体的临床疗效之间关系的解析，仍在相当程度上停留于、满足于以传统中医自身的言说方式反复陈说而不能深入分析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像青蒿素等具有特定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重大成就与系统性的中医药学的深层关联的探索仍然强调的是实践层面的意义。系统生物学等一系列前沿科学方法的引进、借鉴对于探求中医药学的“作用机理”之类的问题还只是开启了令人有几分乐观的研究进路，在临床成功经验与作用机制之间及其巨大的灰色地带的开垦有待长期执着的不懈努力。
1中医独特的认知方式潜藏着有待深入解析的奥秘
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把中西医学的差异说成是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差异是一种有一定普遍性的表述。但是，这种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学界似乎并没有一条共同的思想基线。在长期存在并持续至今的关于中医药研究、评价中的种种论争，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当我们说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两种体系的地位可以对等吗？二者之间的沟通、对话是可能的吗？其实，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各有自己的学术框架，据此都可以对自然、宇宙和人体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的主要方法，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方法，是寻求事物之间的共性，寻找同类关系，寻找感应关系[1]。也有人说，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事”。“事”不是实体，而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思想主旨上，西方哲学是关于必然性的思想，而中国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思想[2]。这种特征在中医药学的理论实践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中医药学在实践中已经不容置疑地成功彰显着中医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也集中体现着中国思想的独特传统价值。
中医学当然有自己的鲜明文化特色，有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这些观念的现实价值，在中医临床实践的世界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传统中医诊疗所达至的境界，有时看似简单，却并非仅仅靠一般经验的重复、累积、再现就能透彻说明，中医独特的认知方式潜藏着有待深入解析的奥秘。中医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有限的表观信息何以能传达出科学手段并未关注到的“世界”？事实上，真正对于中医的有深度的理解只能基于对中医药临床成就的深刻认识。因为，基于中医千百年实践的系统化经验的理论说明具有相当的有效性，并且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例如，中医临床中既有相对稳定、效不更方的典型证候，更有“但见一证便是”与随证加减。而这里的随证加减并不是简单地对症用药，因为每一个看似单纯的症状实际上都是在一个解释系统中被准确定位的，它基于另外一种症状鉴别诊断系统。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固然复杂，但其独特认知方式的现实解释功能不容忽视。在这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高度的统一性。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面对同一个风湿病病人或高血压病人，一位西医专家和中医专家关注病人的角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会导向不同的治疗策略。
在迫不及待地不断追求新技术的取向和刻意捍卫正宗的复古倾向之外，作为方法的中医学有待于在新观念指引下进行深入开掘和重新阐发，这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中医药学超出临床实践意义的重要科学贡献。在当今的医学语境下，聚焦中医临床实践，对中医对疾病的认知方式做更深入的开掘性解读不仅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还可以为当今医学发展带来更深刻的启示并做出科学性的贡献。
2超越传统的本质论疾病观与线性还原的因果论
2.1“刷新”我们的疾病观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疾病看成对健康的偏离。或者进一步说，疾病是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后，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引发一系列代谢、功能、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症状、体征和行为的异常。传统的疾病观，总是试图确定疾病的某种本质，对导致疾病的原因进行无穷追问。具有很大相对性的疾病分类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成了必须遵循的铁律。时下学者比较中西医学时，也每每以所谓“证”状态与“病”本质作对比，其实也是受到这种束缚的表现。关于疾病的分类与本质的本体论的强制性导致了现代医学研究在应对生命科学的复杂性与医学的不确定性的单一向度。走进中医的世界，眼前展现的是迥然有别的医学天地。用完全不同的概念、术语表达的其实是疾病世界的不同维度。但要把这套系统言说直接“翻译”成现代医学术语在当下阶段几乎不可能。而有时超出预期、时常被视为神奇的中医临床疗效，在其自身的境界里其实顺理成章。这样的境界值得我们以谦抑的态度审慎对待，虚心学习。
在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沈自尹院士早在二十多年前的见解。他曾说道，过去一直认为感染性炎症是细菌或病毒等外邪所引起，只要消除细菌或病毒，炎症自然会消退。但研究表明，清热解毒药不单纯在于抗菌、抗病毒，而是对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进行精密协调，由此抑制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从而改善了炎症与组织损害。因此，需要转变对清热解毒药作用环节的认识，不能仅认为清热解毒药是祛邪以安正，清热解毒药杀菌灭毒之力实际不如其调节细胞因子、炎症介质之功效，其中实含有扶正(扶正不一定是指补法与滋补药，免疫调节就必须通过人体的正气)以祛邪之深意。也就是说，清热解毒中药在严重感染的状态下，不仅能“祛邪”，还能“扶正”。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对待外来因素所致疾患还须注意从保护与提高非特异的免疫功能着眼。特异性的杀菌作用固然是好，但还有非特异的免疫功能，那却是人体生来就有而且是最基本的防御杀敌能力[3]。这样，“感染”、“抗感染”的内涵就都有了新变化。对疾病原因的寻求也超越了简单的线性关系的思路。
沈院士[4]还指出，针刺也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的抗病能力，同样说明对待感染性疾病不能全赖高度特异性的抗菌药物。这对西医来说将是概念上的转变，这是中医药研究不容低估的贡献。
2.2所谓“关系本体”有其科学内涵
证是什么？迄今为止，对这一中医学最具典型性的概念的共识度还有很高的相对性甚至表面性，相关认识差异的存在并不只取决于所谓表征指标的客观性问题。一般说来，证作为同时并存的一组症状的组合有其空间维度；其形成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又有时间维度的考量，证候状态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相当的恒动性；其每一构成要素都处于复杂网络的某个节点，时时会出现主次关系的变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无穷无尽地追问，相关联动的结构关系断面剖析也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不同于实体本体的所谓“关系本体”就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具有其科学内涵。
关于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等也同样曾经开启了抗感染的新境界，但其意义也还没有得到彻底、充分的解读。通里攻下、急下存阴等治法机理的研究，同样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某些证本质的探索，还有其他诸多治法的研究也曾触及到过去几乎不被人知的看似不相干的疾病之间的共同“本质”，其足以带来某种颠覆性观念转变的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其实，复杂性研究之不重因果而重相关的取向有其深刻内涵。表面看来比较直观的症状组合所代表的内在关联要求更具系统性的解读方法。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系统生物学将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系统生物学使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体及疾病成为可能，认为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5]。最近，王喜军教授团队的一项关于中药六味地黄丸的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通过调控苯丙氨酸、酪氨酸、亮氨酸、硫酸高香草酸、溶血性磷脂酰胆碱等30个血液代谢标记物及12个相关的靶标代谢通路，显著影响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血液代谢轮廓，并圈定了硫酸高香草酸、苯丙氨酸、甘氨胆酸等8个代谢标记物为六味地黄丸影响大鼠生长发育的核心代谢标记物。证明了六味地黄丸能够显著调控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血液代谢网络，从而影响大鼠的生长发育[6]。这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持久深入地探究下去，世界可以因你看它的方式而不同。
2.3寻求“以变而在”的方法论
在另一个方向上，与清热解毒研究可以成为对照的对虚证本质和补益药的研究发现虚证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尽管虚证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温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益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细胞免疫，表现为上向调节，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这对中、西医两方面都具有意味深长的启迪[7]。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辨病辨证相结合等实际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
哲学家赵汀阳有一段重要论述：“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笔者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我们并不熟悉的这些表述，实际只是想借用“以变而在”这一颇为精到的概括，虽然不能简单地以此概括中医学的方法特征，但中医学变动不居的“恒动观”确实与之有异曲同工之感。赵汀阳先生还讲到，人们已经知道了各种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事物本身还重要，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路径进入由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所构成的思想空间才最能够理解这个思想空间。中国顽强之长存能力就在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教义的中国[2]。这同样提醒我们要极端重视作为方法的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正是中医学的认识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认识取向，足以刺激我们尝试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认识、分类方式。中医学整体恒动的疾病观、变与不变动态统一的辨证方法正是近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的体现，实际上昭示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别样世界。
3追问的逻辑与逻辑的追问
3.1中西医之差异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镜子
中西文化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双方都愿意承认这几乎就是两个世界。二者之间差异的突出表现常被定位在思维方式不同。所幸，对两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必要性或可能性的共识越来越高。不过，正如有识者指出的，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像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尤其是，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8]。如前所述，对健康疾病之变动不居的认识方法自有其长处。
3.2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
有必要强调一点，形式逻辑并不发达的中国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中医的“概念化”方式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内在的相关性，中医学显在的理论系统并未实现严格的内部自洽。例如，肾、阳、肾阳、肾阳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层级严格的线性关系。但我们可以着力于对传统言说方式表达的相关性经验间的潜在关联的内在逻辑做深入解读，而这终将导致系统化成功经验下潜在规律的逐步发现。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像变得微不足道。不过，面对这样的传统体系我们的逻辑追问只能适可而止。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强求以一种一统天下归于气般的一以贯之的解题方式来研究中医药学，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充分尊重传统观念与实践经验的传承创新和在以上两者之间不断往复的深度对话与诠释性解析，才是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
3.3走向创新通用概念
时下许多论者谈论中医问题每每把哲学观念当成具体知识，急于以之说明个别问题，而其实际陈述更多体现为理念却缺乏明晰性与可操作性。捍卫中医的言说者众，隔靴搔痒亦复不少，而维系中医内在生命的临床行动者们每每语焉不详甚至失语。以自视超迈的理念能高视却难以阔步，要走出行动者失语的悖论需要走出浮泛的哲学辩护。我们需要基于中医的认识与实践寻求创造新型的通用概念。
赵汀阳[8]也曾说道，东方的智慧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想象力。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还发现了一些在西方哲学里没有被重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一旦能够使某些(数量不用很多)中国概念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即成为人类在思考任何事情所使用的普遍(universalandgeneral)概念，或者说，使中国语言中的某些关键词成为普遍通用的关键词，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通用的思想工具和根据的一部分。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概念进入人类通用概念体系将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在如何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期待。而这，正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代表。
3.4让“科学”向“传统”致敬，让“传统”向“科学”致谢
中药有效性是中医药治疗优势的直接体现，而有效性的科学阐释是连接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科学的关键渠道，中药有效性评价也是发现药效物质基础的前提[9]。用一种新的生物学语言，科学地表达中药的有效性，让现代生命科学领域认识和接受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的科学价值是当代中医药研究的重要使命。中医方证代谢组学(Chinmedomic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中药方剂有效性及其药效物质基础的整合策略，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法学意义上的创新。它基于中药复方给药形式的特殊性及方证对应疗效的专属性特点，以代谢组学技术建立方剂有效性评价体系，揭示证候生物学本质；以证候生物标记物发现为切入点，以方剂为研究对象，为中药有效性评价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揭示临床常见中医证候的生物标记物及其相关方剂的有效性，推动了证候的精准诊断及临床治疗经验的挖掘，为提升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的科学价值的认识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解释。这种方法学上的创新开辟了中医药研究的新境界，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同，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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