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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 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Commercial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基本面决定市场趋势
万家基金认为在流动性冲击过去之后，投资者需要进一步认识“宏观稳住、微观放活和社会托底”的意思。由此看来，宏观政策将以稳为主，如果失业情况未出现明显恶化，没有爆发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经济将沿着自身的途径开始缓慢下滑。周期股将继续趋势性下降。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经济驱动力将在未来的1-2年逐步显现。下半年影响股市趋势的关键是宏观经济的走向，原本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就有环比减弱的趋势，在目前央行重拳治理影子银行的情况下，估计三季度减弱的程度更大。
汇丰晋信：
震荡市关注新兴产业
汇丰晋信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经济的疲弱形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央行也多次强调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疲弱、货币中性的情形下，通胀滋长的条件并不具备，数字上的回升仅代表基数较低带来的计算结果，不足以引起市场过多的忧虑。因此通胀并非市场担忧的主要因素，经济的下滑和流动性的情况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
具体到投资领域，汇丰晋信认为，应回避受到经济影响较大的传统性行业，持续关注局部对经济敏感性较低的行业，如以“消费服务”和“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成长性行业。
上投摩根：
坚定持有优质成长股
上投摩根表示让市场在5-6月陷入混乱的两大因素已在6月底后出现和缓迹象，未来只要美国公债利率的波动率企稳，将有助各类资产波动降低并回归基本面。
整体而言，夏日炎炎，7月份全球股市可能会进入一段修身养息期间，后续主导大势的变量因素可以主要观察美债收益率、新兴市场波动率变化以及经济数据与美联储政策。另外，7月中旬后各市场上市公司将陆续公布半年度企业财报，也有望对个股投资机会提供新的指引。不过，坚定持有优质成长股仍将是战胜市场的不二法则。
华宝兴业：
分配正义的旨趣是在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机制，以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实现程序上来看，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在经济活动之前，每个人对资源的使用机会是平等的；在经济活动之后，每个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担的责任是公平的。然而，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的“责、权、利”配置原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
[关键词]
金融化；分配正义；经济哲学追问
分配是经济活动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表达了关于分配与正义之间的真实洞见：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会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价值[1]（P88-96）。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既存的“责、权、利”分配原则，主要表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以财富实力为核心的信用，“嫌贫爱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之初，使用资金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导致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更须提及的是，金融通过杠杆运作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通约着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和价值准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这是由于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问题，使得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金融权力通兑政治权力，“最后贷款人”的政府角色遵从金融逻辑，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追问的制度基础。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对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与追问，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提高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化视阈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资本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希法亭曾经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实现了对经济的主导与控制。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希法亭看来，使“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2]（P1）。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垄断特征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他认为是金融资本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黄金非货币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充足的货币量和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创新，金融不断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为产业部门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中进行“价值创造”。也即通过“实现价值流通”和“经营活动资本化”两个渠道，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资金命脉，将社会运行统摄到金融逻辑当中，打造了“金融主导经济”的图式，形成了经济“金融化”的景象。对于“金融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是金融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戈拉德•A•爱泼斯坦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P14-21）。他还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实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金融化的表现形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迈克尔•赫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通过将在垄断行业获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5]（P6-12）)。大卫•科茨认为将“金融化”取代“金融统治”，能够准确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都集中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从广度上来看，金融活动已广泛渗入到经济体系当中；二是从深度上来看，金融已经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金融化颠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金分配上“嫌贫爱富”，因而在经济活动初始，人们对资金资源的使用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源于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以财富实力为尺度的信用之上，这种信用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财富实力越强，则信用越强，越能从金融部门融到更多的资金，而真正缺乏资金的人则由于信用较差，很难得到金融资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国银行业时曾鲜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别是在伦敦———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不是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国的产业将会因而大大发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导资金配置，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在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中，高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源通常会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财富实力弱的人手中转向实力强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逻辑中，决定其资源流向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下的财富实力；二是未来的升值预期。前者是传统的通行标准，后者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的风险投资。从经济的运行后果来看，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成本共担，导致收益和责任分摊上的不对等。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在经济的金融化语境中，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正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为分配问题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解构了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融合约所消解。产品交易无需考虑生产过程，因而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产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因而无法在外观上被感知，也难以在经验中被检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纯粹的智能设计，财富获取的高度或然性与赌博类似。金融产品的载体———金融合约在内容上极具复杂性和高深性，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只是出于“赚钱”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人性，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资产的增殖，而对于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后果并不知晓。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脱域，刺激了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这对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资产主义财富生产的奥秘是活劳动，不是资本。而作为资本最高级形式的金融资本，其本质内涵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资金余缺”和“经营活动资本化”，“流通”是其内核，尤其是虚拟经济中的巨量资产从实质上看只是一种数字符号。也就是说，资本在虚拟市场中的增殖只是一种数字的增殖，在实体中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虚拟资产可以兑换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意味着，金融资产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具有分割物质财富的权力。虚拟资产的总量越大，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大，这对从事产业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P10）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的运行机理是把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目标，运用数理逻辑的论证和复杂的公式计算，将预期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未来”与“当下”之间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价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观性基础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投资者、交易员，甚至经济学家、政府和媒体，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飞速上涨的数字假象所蒙蔽，从而助长投机和市场不公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会导致虚拟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危机的极度恐惧也可以导致资产规模的迅速缩水。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食利者阶层增多，会使商业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此外，源于虚拟部门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金融危机在惩罚那些贪婪的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也冲击了众多无辜的诚实劳动者，危机的成本最终会转向社会，由全社会承担。近些年来，经济危机大多源自金融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虚拟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真正做到“自我循环”，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甚或金融危机。最后只能诉诸于政府救助，将成本社会化，让大多数人承担少数人因贪婪所犯下的错误。这会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让少数人享受权益而社会全体承担成本。
二、被财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义问题
在金融化语境中，财富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使得财富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明确的对立主体。而金融化颠覆了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实施主体，并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分配规则。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技术手段的假象掩盖了金融市场之中的人对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财富攫取。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产价格上涨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物价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倍感剥削但又不知被谁剥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场中没有生产关系是分配正义被掩盖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雇佣关系，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与人打交道，投资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他们都被计算机转化为量的存在，遵循着数量的机械逻辑，因而没有交往关系。在金融市场中，个人被取消了物质的实体而成为抽象的存在，变成由符号、数字、图像所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质料。持有暴富欲望动机的投资者像一个个做着布朗运动的原子，通过数字的跳动和图线的波动表达自己的乐观、恐惧、自信、疯狂等主观情绪。在这样一个连续的、无摩擦的、完全流动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这里所践行的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诸如正义、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被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场提供了财富获取量上的无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单一性和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导致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张扬，从而失去了对金融市场飞速上涨的价格是否脱离现实，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吞噬了劳动者的实际财富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当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突破临界值，就会引发一轮市场恐慌和价格下跌。当危机产生时，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当的，而丝毫不会认为由个人的狂热、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是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在政府救市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价值悖论”———救市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数量众多但资金实力比较小的散户。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会考虑与个人的微量资本相比，政府救助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损害了那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的利益。
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三个分配原则”[9]（P23-25）中曾经提到过，分配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换的原则。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经济行为、经济程序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财富幻象所造就的社会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从而将实现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交给了“物”———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放松或放开资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局面。然而，这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无限循环，利率差异和国际贸易在浮动汇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国的货币价值经常处于波动当中，诱发资本套利，加剧币值的不稳定，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它们金融市场不发达，监管不到位，极易成为金融投机大鳄袭击的目标，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案例。此外，资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反映到实体经济上来，就是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分离导致资本缺乏或过度盈余，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金融为纽带的联系，不是交往互动，而是财富转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则借助于政治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现象。“toobigtofail”生动地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为了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诉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正当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实质上是将坏账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也即成本的社会化，从而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使政府实施矫正正义的行为受到钳制。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理论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得政府救助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在一种“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看似合理与正义的威胁中，正当地实施了一种非正义行为。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最终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而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在政府实施救助以后，依然拿着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机与他们无关。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反抗。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问与反思，形成一种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础上的价值导向，从而使经济行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财富幻象打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如金融合约这样的抽象因素所决定，追逐个人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无意识。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对现实中经济状况的理解能力失效，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个体价值本位与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
三、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义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金融化的社会语境之所以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在于金融配置资金的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广大的普通民众排除在金融的服务范围之外。金融化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症候，金融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必须认真审视金融所产生的分配正义问题。金融所导致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活动之前，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机会和支配权利不平等；二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权益和相关责任的分摊不公平，其表现形式是来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共担。更为重要的是，由信用扩张所制造的财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对分配正义的探讨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和被追问的制度基础。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金融学自身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为金融活动寻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希勒曾经说过：“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10]（P13）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金融的杠杆化赋予经济主体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将经济“搞活”：工具创新将不能流动的大额资产实现上市流通；技术创新将未来价值翻转为当下价值进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财富实力为基础的信用标准，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嫌贫爱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在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资本的稀缺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服从于构建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需要金融的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构建平等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金融服务是否涵盖了较低收入阶层和小微型企业。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价方式，长期以来，金融定价是以财富实力作为判断依据，探索一条以品性为基础的信用定价方式，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银行的总分行制在管理上实行统一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7]（P85）
发展地方性银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正义不仅仅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社会伦理，正如罗尔斯所说：“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不能被当成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11]（P32）。政府权力被金融权力所通兑、所重构，是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共担，带来了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这需要用政府权力来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从开征资本税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两个角度进行：第一，征收资本税。资本税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对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大于买入价格的差价部分进行征税。在内部一般表现为资产交易税，在外部表现为外汇交易税。资本税有利于减少过度投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托宾对于当时巨量的国际流动资金，曾经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易。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当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认为开征全球资本税是一种理想政策。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12]（P532）第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监管、市场主体不成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资金在利润回报率的导向下自由流动，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就资金缺乏的国家或地区面临资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在促进市场一体化的表象下，具有将市场分裂化的倾向。再次，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对称和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信用经济创设了一个混沌的投资环境，运转机制的复杂性使市场主体对其运行后果陷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分配正义失去了存在的规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义，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本质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财富更多的体现在产品可交换的经济属性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是货币或金银的观点，“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之所以会产生货币拜物教，在于货币具有通约一切商品的权力。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在促进流通和价值通约上有了更高层次的表现。但金融与货币一样，功能在于促进财富实现，将流通手段等同于财富本身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从历史上看，荷兰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没有将金融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终被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所超过。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国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金融的实质是“搞活”经济，金融是与资金流通相关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决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萧条，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金融的信用扩张，则是缺乏物质根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如何解决生产过剩仍然是当下经济社会的重心所在。
四、结束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和杠杆性会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富裕。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信息足够充分；二是每个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力；三是市场监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时制止不合理行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服务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使金融定价缺少最优的操作标准。金融作为人类智能设计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带来好的社会。但金融的运行遵从市场逻辑，它更为关注“效率”目标。当资金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显得稀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金融在分配资金上的“嫌贫爱富”。发挥金融对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积极作用，需要将其服务功能涵盖大多数人，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这需要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实现金融领域内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利用金融资源的权力。最后，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其非理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速度近乎光速，在发现问题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无法查清其来源和去处。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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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预期经济一定会走差，最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意见的差别难道仅仅在于怎么评论央行的政策，是对还是错？对不起，这样的判断在最近两个月不断遭到挑战，如果这个判断是错的，它错在哪里？
第一、是对货币紧缩方式的理解。毕竟这次不加息也不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只是在银行间市场搞小动作。从总理那里也看不到多强的紧缩信号：他不担心过热，只是觉得“货币太多”了。这样的方式使得紧缩的信息在经济中的传导非常缓慢。市场上的人可能担心的不得了，实体经济个体说不定才刚刚感觉到。
第二、是没有看到7月份以来的融资情况。如果算上类信贷中不重复的数据，社会融资总量在7月以来其实增速不比年初的几个月慢多少。事实上8号文件和钱荒都没有中止同业业务的进一步扩张。
第三、在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流动性宽松的时间中，融资量的确很大，但因为换届的不确定性，年初部分地方和国企“干劲不足”，在5、6月份恢复正常之后，这部分融资看起来能提供一些支持。
第四、是对利率市场化的理解。银行间市场债券的大幅下跌，已经有明显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子。在同业业务可以获得更高收益的情况下，一些银行已经对债券失去了兴趣。而这些同业业务在本质上是市场定价的，其市场化程度可能还高于表内贷款。或许可以认为，同业业务让此前无法在正式金融体系实现的融资变得可能，有利于社会资金的“边际价格”下跌。尽管其代价是“边际内”的资金价格的上涨，但它并不代表整个经济资金价格的上升。央行的操作，也许主观目的是紧缩，但客观上是顺应了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剪刀差缩小的趋势。从票据贴现利率来看，现在没有很强的证据讲最近两个月整个经济的资金在变得更紧。
上周，沪深300指数下跌2.64%，计算机行业上涨1.06%，行业跑赢大盘3.7个百分点，其中硬件板块上涨1.26%，软件板块上涨0.38%，IT服务板块上涨2.10%。个股方面，长城电脑、新世纪、湘邮科技等涨幅居前，而银之杰、新大陆、美亚柏科等则跌幅居前。
国际市场动态
谷歌在加州推汽车保险比较工具；消息称Twitter拟斥1亿美元收购视频直播应用Periscope；谷歌将推新版通讯录，整合Gmail与Google+；PayPal收购移动钱包创业公司Paydiant。
国内市场动态
支付宝钱包试水互动广告，共1.45亿人次参与；阿里巴巴完成亿级条码库，三八节大规模推扫码购物；阿里云宣布开放美国数据中心，与亚马逊短兵相接；华为与百度宣布在室内地图领域开展合作。
A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三泰控股：拟出资1亿元设立并购基金；赢时胜：拟合资成立互联网金融公司；恒生电子：拟出资2500万元参股证通股份；科大讯飞：与京东合作拓展智能家居业务；数字政通：与焦作市卫生局、北京天健源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海科技：收到478万元政府补助。
投资策略
上周，沪深300指数震荡下行，创业板指数冲上2000点高位后于上周五大幅下挫，全周来看小幅收涨。计算机行业走势与创业板走势相近，亦于上周四创出新高后于周五大幅下挫。行业在节后的走势中波动幅度明显加大，板块内个股的走势分化也较为明显，前期涨幅较大个股均呈现回调可能，而前期涨幅较小的个股则走势相对较为稳健。
我们认为，行业走势加剧震荡的原因是在经历年初的强势上涨行情后，计算机行业走势在估值方面存在一定压力，因此短期的震荡有可能仍将持续。
但由于行业代表着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此次两会期间总理也是力挺互联网经济，肯定了互联网对国家经济转型的积极促进作用，并对互联网在传统行业的渗透表示积极肯定，同时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多维度，且复杂性比较强的整体，与整个国家所有群体的经济利益相关联。国民经济统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相应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国民经济统计为出发点，了解国民经济统计实质与要求，分析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关键词:
国民经济统计;国民经济运行;具体影响
国民经济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各种经济活动总和的反映。在社会再生产方面，就生产过程来说，国民经济是生产领域、分配领域、流通领域和使用领域各种活动的总和;就组成要素来说，国民经济除劳动者经济活动之外，还包括实物、资金流量;就行业角度而言，国民经济是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总和。经济主体不同，所活动的部门和环节也不同，各种经济流量的产生和交织，最终形成国民经济这一整体。
一、国民经济统计
国民经济统计包括统计学方法、经济核算体系以及统计结果的应用和反馈。国民经济统计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根据多个指标和大量调查数据，从多个角度全面、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统计学方法以数字的形式呈现统计对象与统计结果，利用简明、直观的数字来反映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选择有效的统计学方法，是国民经济统计的重要前提，账户式平衡法、经济数学模型法、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等是比较常用的几种方法。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开展，主要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依托。在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以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统计理论与实际，明确相关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确立主要的国民经济核算规范，设定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具体指标，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结构的完整性以及逻辑的完善性［1］。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经济统计资料的搜集。统计结果的应用和反馈，是国民经济统计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国民经济统计，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改进依据。在分析统计结果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把握好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也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潜在问题，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此外，国内与国外国民经济统计结果的对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也有一定提升。
二、国民经济统计要求
首先是整体性。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国民经济统计应满足相应的整体性要求，从整体角度，全面统计各种数值，保证核算体系的完整性。其次是关联性。国民经济中的组成元素相对比较多，因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国民经济统计需要对各个部门进行分类，根据各个部门之间的关联性，找到共同的关联要素。此外，还应分析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同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为各种数值的有效统计提供依据。最后是层次性。不同的数据所反映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有一定的层次性。国民经济统计的各种数值，需要保证其完整性和清晰性，有效运用各种统计标准分析数值核算，积累相应的数值核算资料［2］。在保证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清晰性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满足层次性方面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在宏观层面上的反映，主要是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经济行业结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结构与数量等角度，以此为依据，明确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在《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在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万亿元，高达636463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为48．2%，相对于42．6%的第二产业，超出5．6%，这意味着我国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新时代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因此，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应以此为方向，转变经济发展结构，顺应经济发展趋势［3］。
(二)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国民经济统计能够反映具体地区、部门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能反映文化、创新、环保等产业方面的发展问题。如广东省地税局在2015年1月所的相关数据中，广东省在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5%，而地税系统组织税费累积的增长速度则达到11．1%，即税收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广东省的经济成果分配中，政府财政所占比例偏大。因此，广东省在2015年的经济工作中，应重点关注经济成果的分配，保证一定的公平性，减少相应的税收费用。
(三)提高国家经济全球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民经济统计也包括对外贸易统计。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三大世界对外投资国家之一，是世界投资所关注的重要潜力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在国民经济统计过程中，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对外贸易统计。对外贸易统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变化趋势和发展状况，以此为依据，改善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发展中的融入状况，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不断提高［4］。
四、结语
国民经济统计是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的一项工作，而国民经济是一个国家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国民经济统计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进行数据统计，保证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清晰性。国民经济统计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影响，主要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明确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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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测，全球GDP2004年的增长率将可能是4.2％，这个数字比全球经济3.6％的较长期平均增长率仅仅高出了0.6个百分点，明显低于过去全球商业周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中和80年代初)更加有力和持续的反弹幅度。而到2005年，全球GDP的增长率将迅速回落至3.7％。这次复苏将成为历史上最软弱无力的全球复苏之一。
2005年这种经济增长的减速将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美国经济在2004年预计能够实现4.7％的增长，但随着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力度转弱，美国经济明年的增长中将有一部分是通过牺牲往后的利益得来的，到2005年，美国将会带头减速，预计2005年的增长率只有3.8％。而依赖美国的拉丁美洲经济也将在2005年放缓，预计将从2004年3.8％的反弹速度(该地区5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幅度)，回落到2005年的3.3％。
我们预计，亚洲整体经济的增速也将放缓，这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大部分依靠贸易的其他经济体。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预期在2004－2005年将能实现平均6％的增长率。然而，该地区的增长也有其极限。事实上，在亚洲持续内需不足的基础上，预期2005年由美国带头的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将于2004年初开始对该地区的周期反弹形成阻力。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有可能找到的新的增长引擎。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今天亚洲的主角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前者日渐成为重点。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是，继2003年高速增长势头无法持续后，当局正设法让经济软着陆。信贷供应减少将有效缓和2004年中国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增长势头，从而大幅拉低中国的进口需求增长，使其从2003年的40％降低至2004年的20％。此举将显著影响日渐由中国带头拉动的亚洲出口经济，特别是对日本、韩国和台湾而言，估计2003年输往中国的出口约占此三地总出口增长的50％以上。
我们预期，欧洲将能幸免于全球增长放缓大势，该地区整体上应该能够在2004－2005年实现2.1％的增长率。然而，因结构性原因而积弱的欧洲经济仍然没有资格成为带领全球增长的新引擎。最乐观的估计是，经过2001至2003年期间两次探底后，欧洲经济现已踏上适度复苏的轨道。
总体来看，叫人担心的是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将因不断倾斜而失衡。没有任何数据比美国经常帐赤字预测更能表明这种情况，估计美国赤字缺口在2005年将上升到相当于GDP的5.8％的水平。它不但创美国新高，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届时(2005年)美国将需要外国投资者在每个营业日向其输入近30亿美元的资金。
关键词：可编程控制器；现代化技术；电力设备
1绿色电力电厂自动化控制的重要性
现代化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一方面为城镇基础化设施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供电系统的安全绿色运转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之上，绿色电力电厂自动化控制成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电力运转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重要电力发展模式。为保证城镇居民生活环境的绿色健康，绿色电力电厂的电力运行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了安全范围之内，在保证居民用电安全的同时，实现了对电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了供电系统的使用效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供电企业的电力供应要坚持绿色发展的前进方向，将供电的效率同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使得人们对于电力的应用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一方面促进了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供电系统的运行效率，在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力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为了保护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电力基础化设施的合理建设，相关部门开始将绿色电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广泛的应用于电力领域，从而保障电力资源的合理应用，减少在供电过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损耗，提升电力公司的经济效益，实现电力发展的安全有序。
2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在电厂的具体应用措施
2.1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在电能生产过程的应用
电能的产生是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要想实现绿色电力控制模式，首先要将提升电能的生产效率放在其首要环节。将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电能生产的实践环节是提升电力生产效率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在电厂中实现自动化的控制流程可以有效的提升生产安全系数，保证电能的使用质量标准。一旦电力生产过程出现异常情况，通过自动化的管理系统，可以对故障环节进行反馈处理，将故障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由于其自动化的检测系统将先进的监管技术应用于电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可以实现电力生产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因此能够及时对事故做出预警，对系统的安全隐患排查也能做到高效、准确。为实现其运转控制程序的高效性，增强程序的实用性，自动化的电力控制系统在进行设计研发时要根据电厂生产电力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确保其使用适应电厂的生产实际。在保证自动化电力系统有效控制的同时，也要加强电力厂硬件设施的运行流畅，综合考虑电厂的规模与经济投资效益，对电力生产硬件设备进行优化升级，实现软硬件设施的配套运转。将绿色电力的发展理念贯彻到电力生产的全过程中，实现供电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对电能生产过程出的可持续经济的发展要求。
2.2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对电厂自身系统提出的要求
在电力领域实行绿色自动化控制模式时，对电厂的运营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绿色电力的自动化控制要适应电厂的生产、供电规模，对电厂基础设施的也提出了一定的使用要求。自动化系统应用完成后要对电厂的电产能、经济效益等相应指标进行有效计算，在保证电力使用质量的同时实现电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有限的规模范围内为供电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其次，自动化绿色电力控制系统主要通过信号接受与输送的方式来进行电力运营流程的有效控制，这一运转流程的专业化技术较强，为此要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培养，实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将人为失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第三，自动化系统对设备的管理控制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因此为准确确定电能生产环节的各部分启动、管理时间，需要对自动化系统的运营时间进行测算，加强对电力生产设备、程序进行科学的控制管理，实现电力企业资源项目的合理配置。
3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优势
社会的数字化进程要求供电企业在进行电力供应时确保电力资源的合理调配，保证用户用电的安全系数。与此同时，为保证企业市场占有率，提升电力企业的竞争能力，电力公司应确保公司的产能效率，资源的优化配给与管理流程的高效有序。为此，将绿色电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应用于电力企业发展的优先环节，成为了当前阶段电力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计算机网络数据技术控制下的电力运营系统相较于传统的电力生产企业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首先是对电力运转过程控制的时效化，数字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电力系统运营的监控技术也实现了快速、准确的数据传递，这种新型的监控技术不仅实现了对设备突发状况的及时反馈处理，也加强了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自动化的监督管理模式，用机械代替了人力资源的消耗，极大的提高了设备的维护、检修效率。其次，自动化技术的使用极大提高了电力的生产效率，机械设备的自动化运转实现了各生产环节的有效操作，将电力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运行环节串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产业流程的标准化管理，极大的减少了因部门协作问题而造成的资源损耗，降低了供电企业无效成本的投入。最后，电力系统的自动化管理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在系统控制平台可以有效的查询、处理设备或程序的数据信息，如在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可以通过对设备历史数据的查询，了解故障设备的损坏频率、故障原因、使用年限等，提高设备的维修效率。与此同时，计算机的数据存储技术较于电厂传统的纸质文件记录，在存储时间与储存效果方面都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数据文件的储存方式具有不易损坏、查询方便等特点，即使由于操作不当而导致文件受损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复原，确保了信息存储的安全性。
4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技术原理
在电力行业实行的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集散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4.1集散控制系统
集散控制系统大主要作用是利用通信网络对电力生产过程进行相应的控制以及监控操作的计算机系统，这种系统蕴含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多不同种技术类型，集散控制系统还有分散控制、集中控制、灵活配置等不同的优点。对于集散控制系统来说，它主要是由现场I/O层，过程控制层，机组监控层、生产管理层和决策管理层，由这五个层面构成，这种控制系统有着较强的灵活性。在实际环节的应用过程中，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寻求，利用互联网与其他的计算机终端相连接，从而实现集中化控制管理。不过集散控制系统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说，当工厂需要超大规模集中化控制时，这一系统的某些部分可能出现断层的现象，系统的信息传送容易出现中断，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而且这一系统所使用的模拟信号精确度不强，容易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
4.2可编程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在工业环境中使用的数字化操作的电子系统，这种可编程存储器的内部储存了用户设置的工厂命令的一些特殊的逻辑语言。继电器逻辑梯形是他的最终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更利于工厂操作者掌握，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封闭的结构，因此还具有很高的抗干扰性。
4.3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所谓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就是采取一对多双向传输的信号，可以让大量的数字化状态和诊断信息传输至中输控制系统时不会增加成本，并且可以减少通讯时的负荷。可以预先为现场实时情况提出提前判断。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具有减少电缆，免除设计，调试，减少工作量，并且易于拓展。这种控制系统减少投资，增加企业效益。现场总线控制在电厂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升级，工厂设备的维护和整修，减少建设投资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5结束语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电力相关部门深化绿色电力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用程度，提高电厂电力生产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无效成本的投入，使电力企业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效的结合起来，在确保供电行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将电力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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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空中国者提供的数据和逻辑来看，不管中国政府行动还是不行动，灾难都必将降临――听起来这更像一个神谕。真的吗？这一次，让我们听听来自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的意见，他对此就很不以为然。
海外看空中国有利于软着陆
《投资者报》：现在海外流行看空中国，其中“末日博士”鲁比尼最具代表性，他把中国说得很恐怖，好像要崩溃，您是怎么看的？
屈宏斌：不用太在意外国人怎么说，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的。中国这么大，他们都是瞎子摸象，好不容易摸着一个什么东西，就把它无限放大，以点带面。我经常跟客户讲，越是对中国不了解的人，对中国的观点就越武断，因为越不了解就越容易下结论，反而是了解的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对这些海外看空中国的声音不必太在意，中国永远不会因为国际市场看空中国就真的出现硬着陆。我倒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谁看空中国，中国政府就应该给谁发封感谢信。因为看空的人越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包括索罗斯什么的，他们看空中国的声音越大，全球市场流入中国的热钱就会越少，这对中国有帮助，可以缓解中国的通胀压力，可以使中国的紧缩政策早点结束，这样的话，中国取得软着陆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汇丰看多中国的逻辑
《投资者报》：从最近汇丰的研报来看，您是看多中国的，而且认为中国股市下半年将有20%的涨幅，为什么如此看好？
屈宏斌：之所以看多中国，主要是我们认为中国会实现软着陆。原因主要有两点，这两点也正是“硬着陆论”所担心的：
第一是担忧通胀失控，出现泡沫，然后采取更大力度去控制泡沫，最后付出的代价就是经济硬着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对中国最新的发展状况不了解，中国自从去年10月以来，密集型的数量调控持续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从这八个月的效果看来，的确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它正在开始发生作用，一方面，流动性超速增长的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善，不仅反映在中国信贷增长和货币增长已经开始明显放缓上，更重要的是，整体资金的价格，利率的水平已经开始小幅上涨。这是好事情，说明资金明显紧了，是政策起了作用。按目前的速度来讲，紧缩政策再持续两三个月，再上调一两次准备金率，资金增长状况就会回到比较正常的增速，基本上就可以把通胀的货币因素消除掉了。另一方面，随着资金状况的收紧，实际上总需求也就是经济增长也出现了降温迹象。这种降温是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向比较正常的8%~9%的增速靠近，这会从总需求方面来缓解通胀压力，也就是通胀的总需求因素也在逐步消除。
所以，当这两方面的通胀因素得到消除后，我认为下半年通胀是可控的。当然有人会说，猪肉价格会涨，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搞清楚，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猪肉价格的通胀并不能用货币政策来治理，加息不能使老百姓少吃肉，也不能使农民多养猪，所以即便是将来由于通胀造成猪肉价格出现波动，但只要通胀的货币因素被消除了，总需求因素被消除了，那我们的信贷调控就是起作用的，也是完成了任务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胀是可控的。具体来讲，通胀6、7月份会见顶，不用再担忧通胀的风险。
第二，很多唱空中国的人在想，调控会不会过度？通胀下来了，增长也下来了，代价会不会很大。我刚才说了，增长已经在放缓，而且放缓是必须的，我们必须通过总需求的放缓来消除通胀的总需求因素。当然如果放缓太多，比如降到8%以下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压力，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信贷放缓只不过是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信贷增速放缓到15%~16%是中国调控的目标，15%~16%的信贷支持一个8%~9%的增长，和一个4%的通胀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资金总量不会出现过紧的状况。其次，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很强的，过去两年大量上马项目的后续开工建设都会对投资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投资会放缓，但不会大幅放缓，更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走传统之路是比较靠谱的
《投资者报》：很少听到您对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有什么特别的逻辑支撑您一直这样乐观吗？
屈宏斌：其实很简单，放在一个大的背景来看，今天中国所走的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非常传统的致富之路。当初英国人、欧洲人、美国人，后来的日本人和亚洲四小龙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条路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国家从穷国变成富国可以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目前走的还是这么一条比较传统的路，这条路虽然比较传统，但也比较靠谱，只要这个大的趋势在，不脱离这个轨道，我觉得中国差不到哪去。
所不同的是，中国规模大很多，尤其是人口。过去都是世界上一小部分人在开始这个过程，可能有更多的空间去使用资源和市场，有全球的资源和全球的市场。到中国这里就不灵了，中国突然一下要把全球近20%的人口由穷变富，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使中国要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但这些问题不会改变中国的这种发展路径，按中国本身的条件来说，目前已经走到一半了，还能再走一半。比如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达85%，中国不走到85%，起码可以走到65%，而现在才40%多，空间还很大。
鲁比尼有些杞人忧天
《投资者报》：但鲁比尼所提到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和房地产这两大利空因素，其问题毕竟不能小视，您如何评价这两大隐患？
屈宏斌：除了上面讲的两个原因外，这是很多人看空中国的第三个原因，他们喜欢拿一些结构性问题来说事，比如房地产问题会不会导致整个结构出现问题？比如地方融资平台会不会导致银行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些风险都存在，但都过虑了。
比如房地产的确有过热迹象，但是，即便是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这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不像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调整，对家庭啊、银行啊、整个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他们就担心这个，这是有情可原的。
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基本可以这样来总结：中国房地产市场也许过热，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出现过度举债的状况，还是一个现金为主的市场。这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第一，中国目前城市家庭有按揭的比例还非常小，不超过10%，也就是90%的家庭是没有按揭的。这个数字可以这么简单估算出来，用6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算一下平均每个房子贷多少，有多少套房子，然后看它占整个总人口的家庭数，差不多不到10%。第二，房地产按揭占银行整体资产的比率不超过15%，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贷款也就是25%左右，这相对房地产贷款已经超过50%、60%的那些国家，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房地产调控不需要担心对实体经济有大的影响。我常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真的出现调整了，它可能对意大利、法国的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不会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过去都是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有钱人买房，手里有五六套房子，过去几年作为投资，每年涨个30%，反正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容易，给自己买个奔驰，给老婆换个手袋，要是市场出现调整了，无非就是车不换了，手袋少买几个，所以高端消费会受影响，大众消费不会受大的牵连。
至于地方债务，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政府不去动手解决的话会出大问题，但我觉得政府不会不解决，而且它是有可供选择的解决工具的。穆迪说中国官方低估了地方债规模，这是拘泥于猜数字游戏，我觉得这不是关键，就算他们猜得准，无非是把10.7万亿元变成14万亿元，那又能怎么样呢？关键是，看到风险以后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如果没有，像希腊、欧洲那样就是很大的问题，而中国是有可以腾挪的空间，也是有操作工具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发市政债。
只破不立远远不够
《投资者报》：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和凯恩斯相关，这位刺激大师总是在危机时刻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但最后人们又会遭受他的漫长折磨。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但最早采用凯恩斯刺激，而且刺激的量也最大。您好像也很喜欢凯恩斯？
屈宏斌：在危机时刻有危机时的需求。事后看，大家觉得当初的“四万亿”做得过头了，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总理，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经济不要出大问题。所以后面的政策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至少从防止硬着陆、防止经济衰退看，还是成功的，现在看就是在规模上、做法上可能觉得有需要商量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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