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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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经济 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缺失的原因
纵观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导致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现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旧的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伦理基础尚未建立。首先，计划经济的伦理基础是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孕育产生的，讲究的是人情面子。而随着市场的转型，社会流动性增大，商品经济中的交易主体多为陌生人，市场经济行为无法通过传统的计划经济伦理基础得到有效的约束。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结构、生产任务、利益分配都是计划的，是受政府严格控制的。而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享有独立的地位，利益分配与效率挂钩，政府仅实施宏观调控。即传统经济结构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垂直关系转变成了一种平等、独立的水平关系。显然，旧的计划经济伦理基础已无法有效约束市场经济行为。
2 构建市场经济新伦理基础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新的伦理基础完善其约束机制。首先，交易主体对“经济人”理论理解片面，忽视了自身“道德人”的身份，导致其无节制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形成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病态现象。其次，依据“有限理性”理论，当人以为做出了最佳利益抉择时，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所做的决策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符合理性决策。“囚徒困境”就是有利的例证。所以，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需要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两者平衡发展的新的约束规则对市场经济行为加以规范和指导。而约束规则有硬性规则和软性规则。硬性规则主要是指法律、法规等外在强制性规则，软性规则主要是指内在的伦理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法律和伦理共同维持。原因是：（1）法律、法规的制定、遵守和维护不仅需要法律责任作为保障，也需要交易主体在道德伦理上的认知、自律和实施。①（2）制度的实施和监督使交易成本增加，通过伦理内化产生的自我约束，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3）法律规定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法律约束力的有限性。伦理是法律最好的补充。（4）从伦理学的角度，任何外在的强制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伦理可以通过价值内化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②使交易主体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自觉地考虑伦理。再者，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基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通过资源、物质财富的高消耗和自身体能的低消耗的方式发展经济，导致资源紧缺、环境破坏等“病态”和自身生命力的下降，③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我们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旨在追求经济和环境的共同发展，并要求当代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考虑后代人的发展需要。由此可见，符合规律的社会发展需要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评价和伦理规范。
3 构建市场经济新伦理基础
以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协调，“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集体主义与个人精神相结合为基本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基础。
（1）自利性与他利性相统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并且，交易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达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效果。所以自利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们应该肯定其合理性。但，自利性并不是毫无约束的，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的实质是实现商品价值。这要求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也要考虑对方利益能否得到满足。否则，商品交换将无法顺利进行，交易各方利益都无法实现。以自利为目的，以他利为手段，最终达到互利，这也符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2）自主性和责任相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从垂直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独立的交易主体。这种自主性充分体现在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市场运行环节中。自主性有利于促进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但，当自主性畸形发展时，则会导致偷税漏税、短期行为等个人主义产生。市场经济主体，应当正确认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成就观。首先，自主的交易行为应当遵守市场规则，市场规则是在反复的交易过程中提炼的共同约定，能够维护市场秩序。所以，交易主体有必要也有责任遵守市场规则。其次，人的成就不应当简单地以货币财富来衡量，还应当结合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评价。如前文所述，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自身利益的实现离不开他人利益的实现。在繁多的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利益关系网，从而会产生公共利益。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不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存在。所以，我们个人利益的实现应以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前提，坚持个人精神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3）公平效率相统一。 公平主要包括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而效率是指高效、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效率承认收益对等性，激励经济主体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竞争公平是分配公平的前提，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效率是分配公平的保障。个人与集体的统一性，自利与他利的一致性要求经济主体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改进技术等公平竞争手段提高效率。同时，经济效率代表着社会经济利益的生产创造和其第一次市场分配。然而，完全依靠市场分配社会经济利益会导致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为了使少受益方获得补偿利益，由政府主持的第二次利益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④这种分配公平是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协调，并且需要以经济利益的产出和收益增加为保障。而三者的协调统一，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动力所在。
（4）诚实守信和契约精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通过契约的方式避免交换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或时空间的分离所带了的交易风险。契约是达成合意的承诺。而交易主体对自己能获得应得利益的确信主要来自对法律效力的信任和对交易他方的信任。⑤但，法律的监督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要实现自身利益最根本的前提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在实现交易各方利益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和繁荣。
注释
①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② 杨光飞，梅锦萍.市场转型与经济伦理重塑——对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伦理学研究，2011.11（6）.
关键字： 公平，效率，竞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
目 次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二、市场·竞争·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
五、总结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最大的变化就是微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宏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1）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市场经济阶段。反思两个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标不同了，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的利益分配目标：微观、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优先、生存养人；宏观、再分配的经济目标是效率优先、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会行政管理者之外，还同时兼有国有资产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为国企的直接投资者。它既要当市场的“裁判员”，又当市场主要的“运动员”，他经常要代替企业而直接去搞微观运作，它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具体企业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下达的社会行政目标，要解决就业和公平分配问题，要追求“生存养人”的利益目标。企业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最终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目标与计划经济截然相反。如下图所示：
微观宏观
计划经济 追求公平优先 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 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场经济 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 追求社会公平 生存养人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2）
而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微观上的效率和宏观上的公平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来调整的，。经济法便由运而生了。
二、市场·竞争·效率
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缺乏了竞争的市场是一潭死水，散发着冲天的恶臭；是枯萎的花儿，低垂着丧气的脑袋；是无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而充满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泓泉眼，流淌着汩汩的生命之水；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扑面的清香；犹如健壮的青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高度主动积极创造型的竞争，这种竞争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促使人奋发图强，大胆冒险，不断进取”（4）
竞争是动力。“如果说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5）列宁认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配置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6）
竞争是压力。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大自然普遍应用的法则。不进则退、不优则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巨大的动力。
竞争是共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竞争者之间在压力和动力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竞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更好的和更灵活的管理超过竞争对手，以造福消费者，从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的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8）
所以，竞争就意味着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9）竞争使人尽其才。同时，竞争者必须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浪费、节约资源，是物尽其用。“竞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到极致，讲究效益。实践证明，竞争是效益制度，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没有效益”。（10）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效率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计划和垄断。这是两个相继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现象，是效率的对立物。
计划经济时期，前已论述，妄图通过计划达到微观领域的公平。“不管计划用最现代的计算方法能够多么详细地、迅速的和准确的计算出复杂的关系，计划还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状况的影响，而没有市场机制，就会造成计划和现实经济的最优发展和现实发展之间的最大脱节”。（11）所以，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微观的公平。计划一切，使广大民众的自我设计权利、自我拼搏精神丧失，说到底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的蔑视。“当一个全面的计划成为社会一切经济决策基础的时候，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被大大减少了，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被满足，而是论为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12）
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垄断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强大到如此地步，能够控制某一行业和领域。行政垄断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方面为政府及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垄断保护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来解释。“经济学中的‘寻租’是指经济活动者为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寻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体竞争，保持自身垄断地位，以获取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收入的行为”。（13）参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做建立并保持垄断的工具，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费。“生产经营者寻得‘租值’就获得相当于法律上的垄断；从供给角度看，政府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为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设租”。（14）即所谓“在权钱交易中，寻租活动具有双向性质”。（15）行政垄断，造成了市场经济部分领域的无效率。如电信行业：这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行业，垄断者-政府的宠儿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取费用，由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竞争机制，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得到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因为-竞争意味着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一切经济问题的基础是人具有两重性-经济人特性和社会人特性。所以也就有两种公平：从经济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公平；从社会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即现实中的社会平等。（16）
在此，我仅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讨论结果的公平。因为机会的公平也即微观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结果的公平也即宏观上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却和效率不尽一致。
在横轴右半面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一阶段，社会处于逐步发展阶段，分配还不尽公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效率也越来越
高。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开始增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逐渐趋于公平。但是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公平达到了最高点A点时，如果效率继续提高，就以牺牲结果上的公平为代价了，社会分配相差越来越远了。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
而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大都已步入后阶段了。所以说当我们把社会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终级目标进行动态分析时，一个社会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最优的组合，这种最优组合要求的条件是：公平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边际社会福利）与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边际社会福利）相等。或者说，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与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相等”（18）单纯依靠微观上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市场能够保证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却必然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效率通过市场获得实现，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实现的。不能片面追求无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无公平的效率。如果社会失去了效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失去了公平，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和缓和，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必须得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衡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19）从这种角度上说，经济法是一部平衡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公平，达到社会正义的法律。
在此，我比较赞同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即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辅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
四、民商法与经济法。
作用于微观领域法律不仅有经济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旨在实现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法是政府管理，通过政府规范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外部性的行为；而民商法是对企业自身的要求，是内部性的行为，民法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活动；商法规范每个企业的资格和内部管理。
武汉大学的漆多俊教授是这样来评价民商法的“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过前述，我以为，作为完整的、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应称之为民商经济法秩序了。
五、总 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和遵循自然规律。经济法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西方国家是适应19世纪反垄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中国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起的社会立法必然要借鉴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为己所用，这就决定了社会立法的综合性。德尔马尔默尔利用一种鸡尾酒调制方法来说明经济法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个调酒器。放进一份商法；用社会发色素使之上色；加进大量的税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调味；撒进大量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随意摇晃，然后作为冷饮，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经济法。”（22）正是由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综合性，意味着它必然担负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随着经济法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法一定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
索 引：
（1） 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页。
（2）《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页。
（3）《来自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54页。
（4）《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5）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页。
（7）《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页。
（8）《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熊彼特著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262页。
（9）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程恩富 著 载法律教育网2004年。
（10）《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11）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页。
（12） 《理解市场经济》以萨克森登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38页。
（13）《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4）《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5） 《经济学分析法学》张乃根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45页。
（16） 《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页。
（17）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页。
（18）《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网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页。
（20）《正义论》罗尔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页。
（21）《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漆多俊著 载《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页。
（22）《经济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52页。
参考书目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国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作用。
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两条实现途径
现代市场经济教育指的是市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过程，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自发教育是市场主体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市场主体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自我演化；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自觉教育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术团体对市场主体施行的教育，是排除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思想障碍、提高市场主体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
1、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自发教育的渠道有两条。
其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对于其他人而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能够起着自发教育的作用。这些暂时没有成功的人群必然会模仿成功人士，积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并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其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市场主体与之相适应，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市场主体迟早会招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淘汰。
2、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是文化经济，体现为市场主体成熟、市场客体完备、市场制度完善、政府干预合理、科技发达等方面，而其中许多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功能难以胜任的，需要自觉教育功能发挥作用。现代市场经济自觉教育的内容包括：现代市场经济法规教育、现代市场经济技术知识教育、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宏观调控知识教育。
二、进一步加强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思路
在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功能是协同发挥作用的。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不能只取其一。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必须同时从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两个大的方面着手。
1、引导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发挥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首先，树立合格的成功人士为典范，让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遵守市场规则而致富的市场主体脱颖而出，带动更多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致富。其次，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在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勤劳、智慧、诚实、勇于创新品质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成功的几率更大，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就称得上是好的、规范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走向成功营造外部环境。因此，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仍是必要的。唯有从以上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发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的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2、继续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
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实质上就是强调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当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应注意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变化同步调整并深化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只有能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才真正具有说服力，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其次，推行全面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当前我国一些部门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内容比较片面，结果一些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全面的了解，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原则也毫无所知。最后，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当前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覆盖面比较狭窄，针对社会人员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几乎是空白。因此，还应大力发展成人继续教育，传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
3、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等环节间的联系
当前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环节联系的紧密性还有加强的余地。学者们往往更注重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学、传播关注不够，这样的理论往往是不彻底的。因此，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研等环节间的联系，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建设和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具有双向的促进作用。
4、处理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与市场监管、法制工作的关系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 研究内容 创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若干特点
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管理思想和方式的研究。在中国管理学大会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管理学家刘源张院士等曾多次呼吁管理学者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的呼声较高，但动作不大，形成强大研究体系的不多，很难拿出一个有充分证明的著作和系统的理论方法。
国内的研究不如国外的研究多。国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认的管理理论之中。而欧美的管理早已形成体系，理论缜密，方法充实。国内受“中国不存在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虚无观点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鲜见，学者们大多将研究力量集中在了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探讨和推广上。
国内学者的管理理论“西化”严重。国内学者对管理理论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西轻东”的倾向。当然，近代的管理理论大多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管理理论“虚无”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尤其是对中国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否定，直接反映了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与偏见，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有人则主张偏向市场经济，有人则主张二者合一。
国内企业家对有效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方法的自我体验和西方管理理论学习经验严重不一致。再好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也必须结合本土实际，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配套，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相结合，否则必然出现脱节、消化不良等尴尬的局面。
研究手段的重定性、轻定量倾向严重。现有的一些东方式管理研究，包括中国式管理研究大多围绕在定性的说明罗列之中，沉湎于对古典词句的解释推理之中，缺乏数学家的参与和对IT的使用，方法显得空泛、不实用、不易操作。无论是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还是近期台湾出现的中国式管理都局限在条条框框之间，缺乏大企业如丰田、本田、浦项、LG、海尔等的实证分析研究，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的探索，还缺乏严格数学论证、推演和样本统计比较手段的投入和归纳总结，没有计算机应用的提炼。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思路
西方管理理论与方式。证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说明管理方式是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欧美等西方式管理必须满足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提出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通过对东方主要国家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根源探索，提炼与总结出东方式管理，证明中、日、韩管理思想与方式的同源性。分析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中国传统（民国及以前）经济管理和企业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达到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根源的目的。东方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两大理论阵营比较。在管理理论上进行定义，提出新的管理理论阵营和学派划分理念及方法，建立更明确的界线，形成容易学习和理解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和东方其它国家理论界明确自己的管理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改革开放后成功的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寻找优劣，取长补短，取利去弊，研究适应中国目前发展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结合东、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式管理。证明中国企业更需要偏重东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证明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只能是中国式管理，以利于企业的学习和方法的借鉴使用，减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学习和实践的盲目性。总结制定中国式管理要求。理论性的论述与方法阐述相结合，既要有理论深度也追求可操作性，必须使用计算机和IT手段。
而研究内容是从对西方经济理论、西方式管理、东方式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进行总结来看，应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突出东方文化元素，尤其突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基因，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并进行重点企业案例剖析。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创新点
市场经济与欧美管理方式密切关联研究。市场经济理论相对比较成熟，欧美的管理方式也很成型，但证明欧美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能说明欧美的管理方式更适合西方企业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则很难说明东方式管理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也就没有研究的可能，就掉入东方无管理、中国无管理的“虚无论”之中。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管理实践，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理论界都已达成共识，确实存在着东方特色的管理方式和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并且在世界管理理论之林中独树一帜，日渐强大。所以，区分西方式管理与东方式管理的研究是重要前提之一。
研究东方式管理，求证儒家思想与东方式管理的关联。与西方式管理相对应，建立东方式管理。重点是从中、日、韩企业发展的相融性，推导出三国管理方式的互用性，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基础的特性。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下，建立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重点包括三国现有管理方式的整理与提练、近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源关联与论证等，提出东方式管理。除现有较为成功的东方式管理的归类、总结、提炼之外，还可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在理论上创新提出丰富的东方式管理，尽管这些管理方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证明，也有很大研究难度，却尤显重要。
完成东、西方式管理的比较研究。在建立了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这里进行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东西方两种管理方式的比较，采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完成其共同之处的归纳，不同之处的分离，建立各自的特色，重点为东方国家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指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发展方向，不能只是跟在西方管理学家的后面亦步亦趋、摇旗呐喊。其创新点是进行两种管理方式不同的根源比较，除了从深层次的文化、制度和传统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外，还重点进行管理方法、方式、实证等方面的探讨，力图使东方管理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计算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总结。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理论进展，在引入市场经济理论后中国经济的变化。难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别、与原计划经济的差别，本身独特之处的概括与总结。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产生现有中国式管理的土壤，是目前适应中国发展的最好形式。如果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那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与欧美的经济成功一样，中国一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方式，与欧美的管理方式并驾齐驱，这个管理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和总结。重点是建立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难点是要抓住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进行比较，指出不同之处，强调适应性。以国家100强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导出中国式管理的主要特征。不但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也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东方式管理的不同也很重要，不然将不能证明与日本式管理的区别，也说明不了与韩国式管理的区别。以上证明具有较大难度，尤其是优缺点的归纳和总结带有预测性，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关键词] 经济活动 互利原则 伦理学
一、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的提出及意义
互利是一个伦理含义及其丰富的概念，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的伦理基石，它规定和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伦理范畴，决定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中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互利是经济活动的本质要求，互利原则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导互利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互利原则伦理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学者从20世纪末才开始关注互利原则这一问题，而且研究的层面也比较浅。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互利原则是指在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中，经营主体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伦理互利原则是指各经营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正当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获益达到公正和谐，互促共进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则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原则是符合时展要求的，是解决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理论，无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研究互利原则有助于提高经济管理理论水平；从互利原则这一视角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揭示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丰富、发展、完善经济理论；在继承、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经济理论，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现实意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互利原则产生的决定因素；互利原则的发展是与当代经济活动的发展同步发展的，经济活动主体对互利原则认识的趋同过程，也是互利原则潜在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杠杆作用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高；互利原则将最终成为经济活动主体自觉遵循的伦理原则。
二、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国内外研究现状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同时，由于人类价值观的偏离而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人们自私自利，人性堕落异化等问题。在反思中，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并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构建新价值体系。从伦理学角度去研究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却似乎为人们所忽视，相关论文并不多见，更无专著问世。而笔者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它将挟带着一股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冲击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
西方国家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早已涉足与研究经济领域的互利原则问题。哲学家孟德斯鸠认识到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要以相互的需要为基础，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因而带来了和平；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都凸现了一个鲜明的伦理主题――互利，他们认为只要从事贸易活动，各贸易主体就能够做到绝对互利和相对互利。我国对互利主义原则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相关著作主要有，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李欣欣的《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策》，何怀宏的《底线伦理》等。相关论文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等。
以上这些论著和论文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的宏观层面来提倡互利原则，研究互利原则的经济伦理理论较少，仅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互利原则理论的专门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互利原则理论观点，如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等。这些互利原则理论观点都是互利原则理论的表现模式之一，但尚不能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
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互利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的理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都没有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在经济活动中为互利原则提供理论论证。在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方面，现有的研究不全面。在对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方面，很少有学者从互利主义原则的内容、伦理内涵、实现等全面系统地论述，而且忽视了在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创新
从以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及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角度论述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领域对互利原则进行现实思考，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并指出在构建市场经济新价值体系中要注意的问题。
纵观现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力图在前人已经研究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没有研究的方面，努力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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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形成，经济学沦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弱势群体”。钱颖一先生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钱文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范式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惟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笔者以为，钱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惟一性”是值得怀疑的。包括哈耶克、舒尔茨在内的一些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出过质疑和批判。
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同样有其必然性。傅勇先生认为，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公平，三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具现实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利益受损者因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产生不满。
笔者以为，从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理论信仰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基本方面。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自己的理论信仰。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忽视公平正是由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信仰所决定的。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内时，是根据其理论信仰有所选择的。比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经济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其理论却受到我国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的冷遇。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主流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造成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困境的深刻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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