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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资本主义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视野十分宏大宽广。“这部著作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马克，序言第1页）
“本书体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观理论，又有具体实证研究，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序言第5页）
针对资本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的三种解释，作者支持第三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取得利润，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第3页）
“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究竟是怎样逐渐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束，这种确立和结束只有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第4页）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六个概念：原生型资本主义、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制度的调整。这六个基本概念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原生型资本主义中“原生”的含义是：“资本主义起源于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的内部，资本主义是在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由于内部因素的作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8页）
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封建社会内部，即使出现了私人雇佣关系，却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有赖于某种外界力量的冲击或压力，使得那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已有的私人雇佣关系才得以进一步发展，最终或者引致封建社会自身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或者引致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统治者，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8～9页）
“刚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在不违背封建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第45页）
作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就是一种弹性体制。”（第45页）“日本是直接从刚性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而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先由刚性体制过渡到弹性体制，然后封建社会弹性体制长期存在，再逐渐衰败、解体。”（第521页）
对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书中的看法博采众家之长，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从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入手。”（第34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产权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私人产权的确认和有效保护与否，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能否建立。”（第35页）
“伦理观念（包括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第35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市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作用也要有适当的估计。”（第35页）
“不管是不是后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是不是原生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例，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都应当从封建社会中体制外权力中心（城市）和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以及由市民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原因、过程和后果方面去探寻。”（第417页）
“除非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形成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否则社会的转变不会简单地发生。这就是本书的基本论点。”（第418页）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是经济要繁荣发达，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轻也不成，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就经济社会两者关系来说，第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才有物质条件，所以必须确定经济要优先发展的原则；第二，经济要持续发展，需要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支撑；第三，经济发展要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形成的物质财富要有合理的分配机制，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第四，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这是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战结束以来，各国发展的实践有以下几种情态：第一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体制适时变革，社会事业相应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社会有序、稳定，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第二类，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体制改革迟缓，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国等。第三类，经济较快发展，社会体制未变，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无序、不安，遇到国内外环境有大的变化，经济骤降，社会矛盾爆发，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如拉美一些国家。第四类，经济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减少，少数人暴富，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严重不安，如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轨迹看，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并不多见。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实践，不断探索、不断调适才逐步实现。日本的发展是个特例。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退回到农业社会，经过约十年的艰苦努力，经济才恢复到战前水平，与此同时，国内进行了民主改革、农村改革和解散财阀等重大改革，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政治、社会基础。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日本比较重视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出台了相当多的社会政策，逐步形成了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良好、社会稳定。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者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而变化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物质产品少，只能初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满足人们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第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也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来越迫切，经济发展本身也对科技、教育、社会环境提出了要求，而经济发展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社会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旋律；第三，社会发展为主的阶段，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以后，社会发展的内容日益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调，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此时，经济发展将服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总起来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要把握好，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比重不断增大，社会发展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8.39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倍，总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相比较，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由此产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把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放到应有的突出位置。
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会结构没有随着经济地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得到相应地调整。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结构，它包括的面比较广，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仅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来说，2004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3.1％，第二产业占52％，第三产业占34.9％，二、三产业占86.9％，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但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6.9％，第二产业占22.8％，第三产业占23.3％，还是工业化初期的就业结构。在城乡结构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为41.8％，农村人口占58.2％，也还是工业化初期的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是社会总体结构的集中表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占相当比重的阶层结构，这个社会才能比较和谐、稳定、健康。据调查，2004年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间阶层约占20％~22％，也属于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总的说来，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则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结构，两者不相称、不协调。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当前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产生种种矛盾。以教育、医疗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则发展得不理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广大群众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较好、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国家决定大学扩大招生名额，2005年在校大学生的总额猛增到1562万人，使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达到21％。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这方面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合格优秀的师资缺乏，校舍、场地、教学设施跟不上扩招的需要，经费严重不足，不少大学在负债运行，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成了问题。这需要有一个调整、消化和解决新问题的阶段，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阶段。
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近几年群众最为关注社会问题。追根溯源，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们对医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医院、医护人员以及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即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到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典型例证。在许多国家，医疗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大部分由公共财政支出。如看病治疗支出100元，英国政府提供69元，美国政府支出39元，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国30元），而我国政府支出，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6%~17％。
第三，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财富的急剧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适时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原因，分配问题凸显。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急剧地扩大。相当一个时期，一些地区、一些部门自行其是，自作主张，为本地、部门谋利。这也是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和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免农业税，给种粮农民直补，加大对农村的各项投入等，已初见成效，但城乡、地区、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扭转。经济发展了，把分配问题搞好，统筹协调好城乡、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四，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社会治安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一个现代化社会，既要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要有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也就是说，“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无论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类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文化场馆等方面的建设，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还相当现代化。但社会管理却比较落后，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饮用水不干净、公共交通不便，社会管理跟不上，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安居乐业，是我国人民传统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案件持续增加。当然，社会治安恶化，不仅是社会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通过综合治理来解决。近几年，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任务，采取了诸如减免农业税、改善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项等措施，再加上近几年政法、公安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案件在持续多年增加的情况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国县以上党政部门受理上访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况正在好转。
第五，社会体制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必要的、相应的改革。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这在以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第一次。社会体制改革，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应该包括那些内容，要在实践中逐步明确。社会事业的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创新。
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虽然也进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说，整个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还没有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得到相应的改变。其与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以及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要求还不相称。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较大。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
三、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这已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所证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社会发展，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今后应按照《决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更加注重社会结构的调整，更加注重社会体制改革。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有认识，思想上要有个转变，不能再搞经济发展孤军独进，要“两条腿”走路；同时，也不能再只把GDP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而要制订考核干部全部业绩的综合指标。
第二，要继续深化改革。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和原则。社会体制包含的方面比较宽，应该包括：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就业、人事和社会保障等体制，当然也包括社会事业的体制。总体说来，这些社会体制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构建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就是这两种体制矛盾的集中表现。2004年全国的GDP中，农业占13.1％，而在就业的总劳力中，农业劳力占46.9％，在城乡结构中，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8.2％。这就是说，46.9％的劳动力创造了13.1％的财富，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之低。“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结构同社会结构不协调的表现。而这个不合理的结构正是由于目前不合理的城乡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不改革这些社会体制，农业、农村人口不减少，“三农”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关键词：市场经体制 会计模式 经济基础环境
会计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指特定的会计环境，会计环境包含诸多复杂因素，其中经济基础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然而经济基础环境又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包括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管明体制、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内容。本文从经济基础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模式进行分类比较，以期为我国会计模式的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
一、会计模式的界定分类比较分析
(一)会计模式界定从不同角度对会计模式的概念及内容进行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会计模式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会计实务体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内容是非常广泛和丰富的，可以包括会计目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会计的组织和管理体制等(常勋等，1999)。会计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由于会计管理体制、会计原则、会计制度以及由此决定会计方法、程序组织机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杨纪琬、娄尔行，1991)。会计模式是指一个国家的会计工作如何管理、如何运作的方式，是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会计实践活动本质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观性、抽象性、综合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朱小平，2003)。会计模式是指为实现会计目标，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会计工作标准形态(于玉林，1994)。笔者认为，会计模式是指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特征的综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实务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职业修养等。不同会计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异，应对其进行分类比较研究。
(二)会计模式分类当前理论界对会计模式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按会计模式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管理体制)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基本目标划分、按会计活动的构成要素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历史时期划分等。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会计模式进行分类研究，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并具有不同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大致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代表国家和主要特点如(表1)所示。按照各国具体市场经济体制类型的不同，可将会计模式相应地分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
(三)会计模式理论层面的比较分析理论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会计目标引导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会计目标是对会计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因此，会计目标往往作为研究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然而会计目标在很大程度受会计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环境的影响。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目标比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确立了明确的会计目标，即通常以维护私人或企业利益为主要目标，这是与其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会计目标也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是我国会计目标研究和建设取得的重要进步，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日趋成熟，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日益紧密。
(2)会计法规是会计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国会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程度。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立法比较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计法规相对比较完备。多数国家的会计立法受本国商法、公司法或者证券法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我国尚未有商业法典从整体上规范和约束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使得我国的会计法规缺乏完备的立法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企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日益繁杂多变。为了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经济业务，会计法规必须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3)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内容反映了国家的会计发展水平。只有科学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在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证其权威性外，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适当介入以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准则比较如(表4)所示。从(表4)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介入，保证了其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权威性，从而得到社会的公认和遵守，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4)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比较如(表5)所示。从(表5)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阶段，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在我国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范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属于一般原则的一部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原则，包括：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则。我国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一般原则”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代之以“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并作为基本准则中独立部分出现，这一变化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与我国会计目标的变化相适应而做出的调整。新准则的规定是对原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更加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表明我国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会计模式实务层面比较分析实务层面主要因素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
(1)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不同会计模式下财务报告内容的比较如(表6)所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会计目标明确合理，因此其财务报告的内容比较完备和详尽。虽然法国和德国的会计目标
不尽相同，但其财务报告均着重体现真实和公允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或企业的利益。日本会计受德国会计和美国会计的共同影响，财务报告不但要为维护私人利益服务，而且还要为国家宏观管理提供经济信息。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财务报告内容不够完备，且主要以资金管理为导向。财务报告的提供着眼于国家宏观管理，强调资金的来源与运用，注重受托关系和经管责任，忽视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服务。随着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我国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确定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一变化决定了我国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明我国在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2)有关不同会计模式下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的比较笔者依据美国会计学家弗雷德里克・D.S.乔伊等人采用的比较方式，选取不同会计模式下的重要会计实务事项进行比较，具体内容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实务中重要事项的处理基本与国际接轨，但许多事项的处理方式是在新会计准则中加以规定，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融资租赁的处理方式等。但随着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的发展，许多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正在发生变化，如资产计价的历史成本原则正受到公允价值原则的冲击。因此，我国在完成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任务之后，必须结合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加强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为实现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更加科学合理作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政府层级；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省直管县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062-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省级政府陆续进行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探索，最近几年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改革也开始启动。从方向上看，中央肯定并鼓励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进行的改革探索，并把此项改革上升到国家改革战略布局的层面。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此问题有两处非常值得重视的新亮点：一是在完善财政体制中提到“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对县的管理体制”；二是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强调“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从发展的实际来看，改革还有继续扩大和向纵深推进的趋势。但鉴于中央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政策部署出台，实践探索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探讨。
1 “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的现原因
可以说，实行“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有着强烈的现实动因。
(1)提升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重要地位的需要。县域国土面积超过全国的90％，人口超过全国的70％，GDP超过全国的50％。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决定我国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以往，由于城市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极其繁重，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规模与水平已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实现程度，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这个基础不牢，就有可能拖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2)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广大农村的发展速度却比较缓慢，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面貌、财政支出、金融信贷、投资方面存在着“六个巨大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和农民长期贫困呢?有学者认为“是上层建筑已超出了地方经济承载力”(张新光，2005)，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解决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严重、县乡财政信贷困难、社会事业落后等问题，近年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一是提出了“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二是明确了“统筹城乡”的基本方略；三是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四是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五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3)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需要。近年，与县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关联的政策导向和创新部署引起广泛关注：“县域经济”的概念已经出现在中央的重要文献中，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需要改变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层级改革应当逐步提上日程。比较而言，省、市、县、乡四级只能选其一。从历史来看。省是比较稳定的建制，可考虑逐渐完善，不存在减少的问题。“县”作为国家最为稳定的地方行政建制，始终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地位突出且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有两种选择相对比较现实：一是从地级市改革人手；二是从镇乡改革入手。考虑到我国的实际，镇乡处在社会管理的基层，虽然问题较多，但还不能轻言撤销，比较可行的应当是从地级市改革入手。市管县这种体制的发展延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以往在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方面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要改变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就需要有新的突破及统筹安排，在地级市这个中间领域进行改革，具有上下联动的突破效应，有利于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质性推进。
(4)提高政府服务绩效和探索公共管理创新的需要。公共组织和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是世界政府管理的发展大势，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必照搬，但属于公共管理层面的改革经验我们也要重视。近些年来，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已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趋势，公共组织的改革和创新颇有新意，也有较好的实践。
2 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有504个县(市)进行了强县扩权的改革，占县(市)总数的四分之一，各省的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主要是下放经济管理权，省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实行省一县二级财政体制，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
从国家行政学院调研组2006年8月对浙江的调查来看，目前改革中也遇到了不少实际问题：一是经济强县社会管理权限和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履行。如公务员录用的审批、社会中介机构审批、机动车驾驶证登记和审验、职工伤残等级鉴定、医疗机构设置、自来水及排污费征收、涉外(婚姻、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等都需要到市或上级办理。二是经济强县发展需要的市场监管服务机构缺乏，编制受限。如海关、商检、金融监管机构等没有编制，已有的工商、税务、环保、质监等的编制也受到限制。三是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与国家体制和法律、法规不适应，许多权力难以真正下放，有的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了，如这项改革与条块的矛盾、与法律、法规的不一致、缺少衔接和细则等。四是经济强县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础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如存在不少“上面请客，下面埋单”的问题。
从各地的实践反响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一是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二是省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三是扩权带来的这部分县(市)事实上与原来隶属的省辖市管理脱钩，催生了与原来省辖市的矛盾。这就增加了这些县(市)主要领导进行协调的工作量。
3 现行政体制省直管县的路径和配套改革设想
实践表明，“强县扩权”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应当是行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的渐进过渡。从实践来看，减少财政层级，通过“省管县”的改革，争取把地方四级财政先扁平化为省、县(市)、乡镇三级，将来(5－10年)有条件的也可以简化为省、市(县)二级。在此基础上，再经过5－10年，完成向行政体制的过渡。总的方向应当是，地级市不再管县(级别可保留)，市和县分治，相互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统一
由省直管，即省直管县。改革后，市与县的经济合作联系要以市场推动为主，政府协调配合为辅，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体。
目前重点从财政上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其类型可能有三种：一是在已经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和积极构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直辖市和广州、深圳、南京、武汉、青岛、大连等城市化比较高的副省级城市，可重点加大推进邻县“撤县建区”的力度。为构建区域经济中心，较发达的地级市也可适当扩大管辖范围，改进郊县全部或部分为市辖区，或将几个近郊县部分区域划归市辖。二是在西部面积比较大的欠发达地区，如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在区划没有调整的情况下，仍维持目前的行政管理格局，但可向县级单位下放一些权力，选择部分县进行直管试点。三是在上述两种情况外的大部分区域，特别是区域面积相对小的省份，积极探索省管县的改革，条件成熟时实行从财政体制过渡到行政体制意义上的省直管县。
中央、省级政府应当在各地探索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从而设定地方政府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加强统筹协调，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举措，以保证改革的推进力度。在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背景下，县级政府责任重大，为了使县级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政府”，省级政府应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和经济管理权下放到县级行政单位，有些中央和省直管单位也要考虑权力下放到县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这既是目前县级行政单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需要尽快统筹解决的问题。
减少政府层级改变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同时还需要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
一是解决我国省级政府的管理规模和幅度普遍较大的问题。借鉴我国历史和国外区划的经验，缩小省级政府的管理规模和幅度，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合理下放和配置权力，能够减少和避免地方主义的出现，可以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笔者以为，可考虑以增设直辖市、分拆和重组等方式适当增加省级政府的数量，至少应有10－20个左右的省级单位的空间。比较稳妥和可行的是应重点考虑增加新的直辖市，例如，逐步从大连、青岛、南京、武汉、宁波、深圳、广州、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选择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基础。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校人事；管理制度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促进新型高校面对中艰难的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是高校滚利工作领域中主要的核心内容。我们根据宏观调控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对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作出了分析。
一、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条件中的重要作用
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在整个高校的管理工作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人事管理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负责高校中机构的设置和教职工编制，配备。考察，奖罚和培训及其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务上的评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下，新型高校的认识管理制度就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高校进行人事管理的改革，重要的作用是：
1.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办学效益，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以市场经济竞争为基础，我国通过在竞争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在竞争环境当中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和高校人事管理上的竞争，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我们应该合理的调节人才资源上的竞争，新型的高翔要想促进办学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加强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对高校人事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对适应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2.新型高校人事管理的改革，可以完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校传统的认识管理体制相比较，一定会发生摩擦。这种摩擦的发生在很大的长度上可以推动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新型高校的认知管理制度的改革，指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校的教学相互结合的重要内容。改革的核心是对认识管理制度上的改革，然而在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中，对重要的部分是高校内部当中建立的对人才竞争上的制度。我们通过高校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充分的实现了教职工人员的配备，实现了新型高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事管理的制度。
二、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表现
1.高校人事管理体制方式上的不适应
传统的高校人事管理的体制当中，在管理方式上是过于陈旧简单的，并且缺乏一定的管理机制，目前为止，在高校人事管理体制并不完善，仍然处于更新之中，在对于能力吧的培养上相对薄弱，在高校人事管理的人才选取的问题上，民主的程度并不是很高，总体来说，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存在着一些领导干部缺乏竞争的意识，在人才选取上缺乏自主性。
2.高校人事管理手段上的不适应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高效率的进行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应该具有高科技的现代化的管理的手段，我们对西方发达的国家而言，倘若在管理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效果，当前，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管理手段和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 在很大的程度上杜宇的是经验型和手工业的阶段，我们要配备科技现代化的设施，具有一些列先进完善的人事管理的制度，在人事管理的手段上适应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新型高校在人事管理制度上的遐想
1.解放思想，建立新观念
高校人事管理人员应该转换传统的管理理念，实践创新进行改革，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建立新型观念，才会是高校的人事管理管理制度适应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时念，深刻的记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目标，根据当今时代的需求，明确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和选人的准则。建立人才的理念，我们要尊重知识，重用人才，要有一定的对人才的爱惜，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充分的选取有德有才的人，在综合素质够合格的条件下，对人才进行提拔任用。
2.合理的调配人才资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竞争体制的建立是人们的长处和工作岗位特点的有机结合，我们要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明确工作的内容，实践时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确定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
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充分的做好人才的选用，不公平的竞争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和伤害了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在公平的环境下，可以使人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竞争刺激，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人员的选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四、总结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给新型的高校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深化改革不断的扩大开放性的社会，才会进一步的加强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更大提高。
参考文献：
[1]阎雪瑞：浅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体制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J].渭南师专学报.1998（03）.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完全积累个人帐户公营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转轨国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成果，大多数在本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经验无疑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点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的一大社会进步。然而，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社保机构自身的财务危机上。20世纪70年代，各国已经开始酝酿要改革这一制度。
（一）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智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体的行动可以认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当时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广泛地覆盖了养老金、抚恤金、疾病补助和津贴。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加上原有体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机构的财务状况呈不断恶化之势，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政府决心对原有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经过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过改革法案，1981年新体制正式实施。其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强制性规定公私单位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参加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将不少于工资10%的资金存入自己的个人帐户，形成养老基金；政府的养老基金监管局只负责规范与监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体参与实际管理事务。私营性质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经营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权选择和更换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这迫使各个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在价格和服务方面展开竞争。政府对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财务状况、资产结构进行监管，并要求其交纳风险准备金；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独立化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企业证券和民营化的公共设施；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从自己选择缴费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领取养老金，或者将积累的养老金连本带利转向人寿保险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二）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实施
许多转轨国家认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强制性定额缴款体制对于它们并不合适，因为这一体制存在两个缺陷：该体制没有真正分散风险，比如，一旦出现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资本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完全积累的基金制将可能破产。更何况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由于存在转轨成本，智利模式难以在具有庞大的现收现付体制的国家内实施。
1994年，世界银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三支柱”方案。这一方案对于转轨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养老金的来源应该多元化，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现收现付支柱、强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辅支柱（即个人的商业保险部分）这三个支柱来保障个人未来得到稳定的养老金。赞成该方案的人士认为，由于该体系的每一个支柱分别是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来组织和运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下，这样，体系内总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从1998年开始，转轨国家开始纷纷按照三支柱方案来设计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侧重点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转轨国家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该支柱将与经过改革的现收现付支柱并存。它们力求形成一种包含了代际联系的优点和强制性长期个人储蓄的优点的混合制度。
我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紧迫性来自以下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迅速来到。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国的退休人员将达到高峰期，根据估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来得都要快；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会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是城市人口，这意味着加入到这一制度中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还多少依赖于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这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下一步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
对于我国养老资金的财务机制，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主张实行完全的现收现付制，认为该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济色彩鲜明；主张部分积累制，实际就是统帐结合，该制度与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质上是相同的；主张完全积累制，即社会统筹的部分也要进入到个人帐户。对于第一种观点，除了前面讲到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还有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即如果提高缴费率来缓解支付压力的话，无疑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最终导致国内企业的亏损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部分积累制，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统筹部分通过现收现付制来提供最低养老保障，而个人帐户方面通过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基金积累则既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又有利于激励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该观点似乎最为合理。但是，国内外学者中对此都有不同看法。费尔德斯坦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资本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因此，将现收现付制部分改为基金制，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郭树清则是国内强烈主张完全积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个人帐户制使得养老保险的享用与贡献完全挂钩，可以彻底打破“福利大锅饭”；完整的个人帐户打消了人们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缴费的顺利进行；政府难以挤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积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不搞个人帐户，政府的养老保险负债会越背越大。他认为，为了体现基本养老金的互济性，可以拿出统筹部分缴费的30%-50%平均化后再记入个人帐户。笔者认为，完全积累制应该是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别是，转轨国家所担心的完全积累制不能分散风险的担忧，可以通过现代金融工程来设计收益和风险水平固定的金融产品来化解。
（二）养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积累制还是完全积累制，都面临个人帐户中积累的资金如何管理的问题。世界上实行个人帐户制的国家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前面讲过的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对于智利的私营管理模式的具体运做方式及优点，前文已经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对私人管理个人帐户提出了两点疑虑：私人管理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要求较高，而许多国家都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即使资本市场状况良好，也会存在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能为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险以避免通货膨胀这种风险，而定额给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营管理模式具体为：所有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薪金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到中央公积金局设立的个人帐户，基金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按政府规定的利率付给利息，基本上相当于其国内主要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长期以来，新加坡的个人公积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对于这一公营模式也存在诟病，包括：中央公积金局将该笔巨额资金交给新加坡财政部，由财政部进行投资，政府投资难免会降低投资效率；政府掌握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进行公共项目投资，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
客观地讲，两种模式的优劣很难区别，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资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选择公营模式可能更符合国内的情形。当然，对于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共投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来保证其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对于其权限和责任，包括投资领域给予明确化。
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这些政策应该包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同步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条款，以及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
关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隐性债务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其补偿问题的解决。总体上看，减持国有股权和出售其他国有资产，或者直接划拨国有股权应该是进行债务补偿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筹资渠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期。通过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和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完全积累型的个人帐户制，社会统筹和企业与个人缴纳的资金都应该进入到个人帐户，同时，现阶段应该选择公营管理模式来对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当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我国在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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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树清.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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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小川.社会保障与企业盈利能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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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因方特，J·阿里斯蒂亚和J·R·温杜拉加.智利社会保障改革历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关键词：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3-0055-02
1 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1 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建设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而二十多年机构改革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县级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1.2 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国家机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同时，县级政府担负着许多繁重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最为集中，职能转变的任务最为艰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县级政府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县级政府要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必须全面加强政府管理的观念更新、职能转变和行为规范。
县级政府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加大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推动县级政府职能不断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转变。县级政府要努力实现从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政府职能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形成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框架，建立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1.3 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县级政府除了要担负必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职能外，经济职能是极其重要的乃至核心的职能。县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实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并尽量减少市场力量的负面效应。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处于基本层次，是宏观经济层次中最基本的调控单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和基本支柱。县域经济贴近物质资料生产的实际，处于行政管理和政策落实的前沿，始终发挥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直接从基础层面影响人地矛盾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方向。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是运作县域经济的必要条件。县域经济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部门结构、多层次隶属关系和多级生产力水平构成的地域性生产综合体。如何根据发展县域经济的需要，相应的进行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就成为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思考并解决得当务之急。
2 当前县级政府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
2.1 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定位失当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失当现象仍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县级政府自恃为“权威型”的领导者。出现新体制下的角色与旧体制下的角色错位。县级政府习惯于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方式，靠行政强制力行使职能，重视行政干预，忽视协调指导。(2)县级政府充当了“全能型”的管理者，造成职责内角色与职责外角色错位。县级政府大包大揽，把对经济的管制和社会的管理都纳入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造成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职能错位。(3)县级政府担当了“忠实的”持家者，导致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错位。县级领导干部轮换调动频繁，造成县级干部的短期行为，县属企业发展缓慢，财税资源枯竭，从而使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难以为继。
2.2 政府职能不适宜市场经济下的要求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县级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按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基本上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体制和框架内运转。县级政府的权力关系没有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县域的具体经济行为，“政企分开”并不彻底；“政事分开”仅仅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威信降低、动员能力低下；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制度、机制和程序的缺失，降低了县级政府的能力、扭曲了县政的基本功能。
2.3 现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县级政府的发展
我国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交通和通讯能力极其低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得以强化的历史背景下而确定的。通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大规模建设和高速度发展，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与当今时代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日见显露。现有的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格局，与当今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条件已经难以适应。
3 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
3.1 重塑中国县级政府的角色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它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从行政管制向依法行政转换，从制定计划的政府向引导、培育市场的政府转换，从以权力为运转轴心的政府向以社会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的转换，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换。换言之，县级政府的角色应该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进程中，县级政府必须对其性质、职能、权力界限、功能范围、行为方式和活动领域严格界定，履行好自身应该承担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县级政府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旧格局。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运转效率低下的状况，实现人员精干，高效运转，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实现最优化的行政管理。
3.2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通过推行省直管县，可以改革目前我国行政区划中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参考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情况下划小省区，划清边界，有利于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央的领导，有利于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行政区划体制环境。在经济上实施强县扩权，在财政上实行省管县，可以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自，把一些原本属于地市级政府的行为审批权里直接下放到县。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我国目前虽然只是在试点阶段，但从目前的情况至少可以窥见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县的发展环境得到了优化，使之拥有更大的自，形成一批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高、带动作用大的县。从而有利于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实行“县财省管”体制可以绕过市这一级周转和盘剥，提高了财政资金运转效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的财政困难，强化了县主观上的努力程度，调动了县发展的积极性；第三，促进了市级政府工作职能由领导型向自我发展型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3.3 优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1.1区域性特征
县域经济因其所存续、依托的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区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市区与城郊、内陆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县的县域经济都会呈现显著差异，其也是不同的经济存量、发展速度、发展变量存在巨大差别的基础条件。所以，从空间定位来看，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1.2系统性特征
在县域经济中，包含着若干构成因子，在这些因子的有机结合下又形成了一个有序、完整的系统。以农业县域经济为例，其包括产前、产中及产后；生产、加工、营销；农科教、销等环节，在这些环节的结合下又自动形成一个运作系统，县域经济中的金融、财税、商贸、工业等行业亦是如此。站在全县的角度来看，其可视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各行各业可视作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这些子系统的结合下，使得这个庞大的系统得以高效、有序地运转。
1.3整体性特征
县域经济具有完整的经济结构，其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工商建运服、农林牧副渔一应俱全。同时，县域经济也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如社会保障、政府企业、城市乡村、工业农业等，正是这些经济要素组成了完整的县域经济，使其在功能上、结构上具有整体性。
1.4综合性特征
在县域经济中，不仅包含了完整的经济行业与经济部门，同时也包含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相关行业、部门，例如艺体卫、教科文、工青妇、党政军等，其几乎囊括了社会所有行业，所以其在行业及部门构成来看，具有综合性特征。
1.5复合性特征
县域经济，既包含农业经济也包含工业及第三产业经济，既包含城镇经济也包含农村经济，不仅有国有经济，也有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长期以来，我国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一体制也在县域经济中得到了典型、完整的体现，由此可看出，县域经济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
1.6层次性特征
首先，在国民经济中，县域经济是一个基础经济层次；其次，从县域经济构成来看，其包含了从县城到乡镇再到农村三个经济层次，所以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1.7开放性特征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经济，在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县域经济也势必具有开放性特征。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下，区域化经济社会分工也不断增强，县域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完善，在此情况下，县域经济的开放性特征也将不断被强化。
2、县域经济的作用分析
2.1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基础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植根于广袤的县域范围内，其亦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这一基础地位都不会有所动摇。农业发展状况会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次，乡镇企业既是县域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军，它也是县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区域基础的重要原因。最后，在县域范围内，广大的农村市场也是商品流通数量最多的卖者和买者，农村市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
2.2建设小康社会建的主要支撑力量
我国从21世纪开始，全面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壮大县域经济，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在小康社会建设工作，农村是其重点和难点。县域经济一方面以自身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为农村合作经济、家庭经济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另一方面又以其集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直接为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服务，是整个国民经济网络中与农村、农业、农民最直接、最基层的结合点。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民的小康、农业现代化便无从实现。
2.3推动城乡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关键词] 济南经济开发区 行政管理 体制创新
一、济南经济开发区现状分析
济南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总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作为全市东西两翼展开的重要载体，目前已初具规模，现已实际开发12平方公里。区内设有鲁能工业园、高科技电子工业园、食品工业园、综合加工园以及相配套的生活服务区等；现有企业130多家，其中总投资在亿元以上的有15家，4家为世界500强企业。开发区主要生产门类有电子、机械、汽车零部件、轻工、食品等。自2001年以来固定资产累计投入71.8亿元。特别是2005年以来，开发区有了突破性发展，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和30平方公里的控制性详规已经完成。基础设施投资仅2005年就达到3.9亿元，实现了“七通一平”，形成了“四纵六横”30公里路网，辐射面积达20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58.2万平方米。2006年济南经济开发区进入全省“十大产业集群”行列，被命名为山东省机械装备产业集群。经济开发区已成为济南西部工业投入的核心区，招商引资的聚集区，科技创新的示范区，功能完善的新城区，促进全市工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增长极。 2005年以来，开发区共引进项目42个，总投资55亿元，其中外资项目5个，投资过亿元的15个，过5千万元的15个；年底在建达到40个以上，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投资18亿元的济南柴油机厂、投资2.6亿元的重汽工业园、投资4亿元的联想济南沃德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的济南鲁联集团产业园区、全国试验机行业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行业排头兵企业济南试金集团整体搬迁项目、国内变压器行业前5强济南志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的生产塔式起重机的专业公司通发实业，投资1.2亿元高强标准件项目纷纷落户开发区。
作为功能区，开发区对增强长清区乃至济南市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功能区发展的日益成熟，功能区与行政区之间，在行使各自职能的时候，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理顺开发区管委会与行长清区政府的关系，也就理顺了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二、开发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伴随着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的不断增强，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不断创新的过程：但出现了一些问题。 新区内部块状管理依然、条块关系难理。
1.现代功能区管理体制与传统行政区管理体制难以融合
开发区实际上由长清区和开发区共同管理，开发区代表的是现代功能区管理体制，它与以长清区为代表的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在形成背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功能区运行的管理体制，是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以开发区管委会为载体，在强化服务意识、精简管理机构、加强依法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之相对，形成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载体的，政府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和干预程度较高。现代功能区管理体制与传统行政区管理体制交织在一起，但却难以融合。
2.行政区经济现象
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惯性以及新形势下日益明显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使政府经济管理的计划色彩依然很浓。功能区管理体制和传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种体制的难以融合，由此强化了功能区与行政区之间的某种分裂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纵向责权的下放，大大激化了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内经济发展的责任意识，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块块经济与地区本位主义倾向。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在资源整合、产业分工等方面的合作意识和全局意识较差就是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所带来的地区本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造成开发区与长清区产业布局出现一些不合理状况。由于行政区层次的法定性和固有性，以及严格行政区划和过度分权所强化的行政区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导致了日趋严重的分裂状态。
3.现行管理体制层级重叠
开发区的范围主要析自平安办事处，既归长清区管理，也归开发区管理，出现管理体制的层级重叠。
长清区是济南市的一级行政机构，副局级政区，在行政管理方面直接对济南市人民政府负责；经济开发区是省级开发区，局级建制，尽管不是一级政府，但享有局级经济管理权限。向济南市人民政府负责，但实际运行中，尤其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直接对长清区人民政府负责。济南市领导开发区，长清区也能领导开发区的。
开发区的管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重叠的结构，使得开发区管委会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受到制约。因此，对新旧两种管理体制的统合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统合对开发区整体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事权不集中、管理难统一
从开发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上述特点来看，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是相当明显的。当初设立开发区管委会的目的在于通过管理的统一，强化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功能。作为对应于传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来说，这种新的体制是符合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需求的，但是在新体制实施的过程中，却发现新旧体制的难以达成协调关系。在新体制实施过程中，发现尽管新区管委会被赋予了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责，但并不拥有对各行政区和功能区的行政管理权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 “权责不对等”、“有责无权”的现象。而且，在不拥有对内部各区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情况下，开发区管委会被赋予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等权力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新旧体制不相协调的情况下，开发区内部各区协作与分工的加强、整体功能的发挥也就难以得到保证。
三、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构想
虽然开发区现行管理体制曾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管理体制与新的发展需求已经不相适应，因此为了避免功能区与行政区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内耗，增强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探索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加强各区之间协作，在区域内形成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势在必行。
1.体制创新
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从开发区管委会1999年成立，就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改革，与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地区比较而言，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处于爬坡阶段。比如浦东新区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可以说目前已经处于比较优化的阶段，改革后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使浦东新区相对有效地进行资源组织，发挥整体优势，促进整体发展。
最初，浦东新区也是实行管委会制，但在2000年10月，浦东新区正式建立人民政府。新区政府机构仍然保持了“小政府、大服务”的格局，实现了政企分离。为了更好地转换政府职能，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浦东新区还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发展专业机构和中介组织，健全了市场服务体系。
而开发区目前仍是以管理委员会形式管理、开发、建设，这种管理模式目前已开始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发区管委会在调动当地资源、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职能等方面都会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如果这种体制不加以改变，势必影响到开发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开发区可以借鉴浦东新区的经验，建立起能够满足新的竞争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
2.层级精简
开发区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多头领导。这些问题导致了经济活动主体的上级部门过多、且不统一、难以协调，在处理行政事务时容易出现推拉扯皮，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而影响开发区整体发展。目前，开发区内部各区的行政管理部门是长清区人民政府，其经济管理部门是开发区管委会，这样的设置安排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管理工作的实际运行中，开发区管委会对内部各区在经济方面的统筹管理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尽管有开发区管委会，但是开发区的管理工作仍然是由行政区的行政管理机构起主导作用。因此，开发区在区域规划、产业选择、项目引进等方面往往从本位出发，而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而开发区管委会由于没有人事权、财政权，许多新区内跨行政区和功能区的建设项目的实施也难以组织和协调。因此，开发区要发展就必须在行政管理制度中，协调好功能区管理机构与行政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职责与职权，并对管理部门与层级进行简化，由原来分别管理走向统一管理，原来的瘦长型管理结构，向扁平型结构调整。
3.责权明确
改革开发区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解决现行体制中存在的责权模糊的问题，就必须提高开发区的规格，济南市和长清区要下放行政权力，以解决新区权力分散的问题。将“管人权”与“管事权”结合起来，强化开发区管委会对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职能。根据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和整体功能开发的需要，由济南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确立开发区为济南市的法定建制区。整合开发区、长清区功能，逐步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并在适当时机调整行政区划，确立开发区法定建制区的地位。开发区也将完成从当前的功能区向新城区的转变。
4.建立“小管理、大服务”的管理体制
上海浦东新区、广州萝岗新区的发展都为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开发区经过近十多年的实践，也积累了自己的发展经验，并且已经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开发区不断尝试和探索新体制，积极进行行政管理、投融资、社会保障、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运营机制；在投资管理方面，坚持以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全过程”优质服务为宗旨，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行政措施进行调控，营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另外，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管理经验，不断健全生活、生产、保安、运输、仓储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积极推行全员社会劳动福利保障制度体系，企业用工和医疗、工伤、养老等多项保险初步实现社会化，减轻了企业的社会负担。在建设布局上，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容积率。在土地使用上，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制度，在制定远景规划的前提下，以项目带开发，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收效一片、滚动发展。通过整体规划和对土地的调控，运用市场机制和资本市场运作来筹集建设资金，探索建设城市、经营城市的新路子。从而实现 “小管理、大服务”的管理新体制。
5.促进功能区与行政区的重组
在开发区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主要有产业区和农高区，面积总和不足12平方公里，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继续搞好现有开发区、农高新区的建设，充分发挥功能区管理体制的优势，加快产业的集聚和经济的发展。
在大力发展功能区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与行政区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冲突，那么推动行政区与功能区的联合就成为了必然。
在功能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功能区自身实力的积累与加强，同时就出现了发展空间扩大的需求。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动功能区与周边行政区的联合，对于推动行政区与功能区的互补共赢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功能区可以得到行政区的土地等资源，以扩大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行政区可以利用功能区零活、高效的体制机制带动周边行政区的发展。另外，行政区已有的社会管理平台为功能区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后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需求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补充。因此，推动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联合，是促进二者统筹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必经之路。
综上所述，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开发区在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也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数字来源于jnedz.省略“园区概况”
[2]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发――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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