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6:20:18
导语：在闽南文化的重要性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从感受欣赏，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入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在艺术领域的内容和要求中，又明确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幼儿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在这阶段中教师注意收集相关材料，对舞种进行分析，拟订系列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步骤，为幼儿丰富相关的知识经验，通过谈话、观看图片、录像参观等系列活动，让幼儿认识自己的家乡，初步了解家乡的一些名胜古迹、特色小吃及简单的闽南风俗习惯，借助踩街等民间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欣赏闽南舞蹈车鼓婆时，幼儿都能很认真地观看，但由于 DVD的画面不够清晰，而且画面变化速度较快，因此幼儿不能很好地感受舞蹈《车鼓婆》的音乐美和舞蹈动作美，虽然在第三环节跟着图片学习动作时，幼儿能很好地跟着图片学习动作，但是在音乐感受上还不强，以至于虽然教师在下面的环节中借助服饰和推选“小小车鼓手”等形式让幼儿反复练习动作，但幼儿在跟着音乐表演动作时，不能很好地按音乐的旋律、节奏特点做动作。将在下阶段活动中，继续研究在舞蹈教学中如何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使得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二、挖掘闽南民间舞蹈中幼儿乐于接受的教育因素
在闽南地区，每逢重大节庆或民俗节日，闽南人民都会组织隆重的庆祝仪式，活动经常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吸引观众，这些歌舞就是闽南的民间舞蹈。
闽南民间舞蹈的内容很多，如开展的“车鼓队”。在幼儿对自己的家乡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借助元宵节的喜庆气氛让幼儿认识“车鼓队”，幼儿非常感兴趣，又由于“车鼓队”的表演形式和平日里幼儿的节奏乐有点类似，所使用的乐器音色高亢、响亮，因此，对“车鼓队”系列活动的开展幼儿是乐于接受的，而且非常投入。大班开展的舞蹈《骑驴探亲》，教师把舞蹈内容编成故事引入，充分引导幼儿想象、创编故事情节，并迁移幼儿的生活经验，创编相应的舞蹈动作，使幼儿的表现力、创造力、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又进一步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制作舞蹈道具，体验制作的乐趣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提高幼儿舞蹈的积极性。在舞蹈《骑驴》中，幼儿不但能够惟妙惟肖的模仿出民间艺人表演的舞蹈动作，而且能够迁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创编出了许多具有情节性的动作组合，使整个舞蹈的内容更加饱满，舞蹈的表现更具活力。
三、注意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创造性，让幼儿通过体验来表现
汉语儿缀演变考察
满语情态动词语义研究
汉字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关于那乃语的系属定位研究
朝鲜语词类体系的历时考察
专有名词语的语用修辞研究
呼图壁芳草湖正繁户方言调查
中世朝鲜语语头子音群研究
谈西北回族花儿的语言特征
乌德盖语及其汉语借词的特点
语法与四个世界关系之断想
印尼城市中文名的命名研究
西方传教士汉语闽方言教育史略
金门县烈屿乡闽南话的语音系统
两岸闽南话极量程度副词分析
洪水论与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类型
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的存在形式
移民文化对宁夏话形成发展的影响
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的存在形式
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
《菲英汉综合字典》中的闽南话音系
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外来语的一些思考
通古斯语支跨境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展望
16～18世纪朝鲜语舌尖塞音腭化研究
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的佛教文化特色
京郊密云檀营的满族文化与满族语言
粤东客家话软腭音龈腭化的音变起点
朔城区方言的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化现象
朔城区方言的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化现象
蒙古语族语言语音演变的共同性规律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满语中[r]与[l]的语音特征与区别特征
人口较少民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的科学价值
朝鲜王朝司译院类解书《汉清文鉴》研究
中古入声韵在《资治通鉴音注》中的演变
东南亚西南官话的分布和印尼“先达国语”
多语多方言环境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方言取向
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重论在全球视野下粤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
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的内容及其书写格式
马来语中所见海外闽南语借词的对音类型
新加坡“中英对译人名”中的汉语方言信息浅析
勿洞容县白话与广西容县白话声母、韵母比较
香港粤语范围副词“晒、添、埋”语义指向分析
东方孝义《台日新辞书》的音系及其相关问题
从澳门地区及街道名称看当地的缩略语言现象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临时名量词与名词的匹配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社会》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受贸易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宗教信仰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近世海洋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到复杂纷纭的中国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机制，地方的社会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e 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 R.Clark，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 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1、 认识到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2、引导学生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
参加人员：四年级一班全体同学
活动过程：
1、由主持人谈谈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
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应该是每个人不陌生的，但是近期，国家调查显示，中国人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同时有四成人看不懂繁体字，但仍有0.92%的人坚持使用繁体字书写。这是26日在人民大会堂揭晓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约为53%，8%的人从出生就开始讲普通话。场合越正式，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高;其中在家讲的最少，在单位最常用。目前，方言还是家庭成员最主要的交流语言。多数人学普通话最主要的困难是“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和“口音不好改”。此外，全国95.25%的人平时主要书写简化字，3.84%的人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使用。
2、讲不好普通话很容易闹笑话，请看一下这些笑话。
例一：广西某高校新来一位口音很重的校长。一天，他走进办公室严肃地对秘书说：“我要杀一个人!”话音刚落，旁边一宁夏籍的女助手被吓得花容失色。弄了半天，原来校长“杀”(sha)“查”(cha)不分，其实是想说“我要查一个人”。
例二：区直某单位一位负责上传下达的男秘书普通话不标准，经常“上”(shang)“下”(xia)不分，每次碰到开会通知，大家都听不清他到底是说“上午”还是“下午”。于是便出现这边秘书使劲强调“上午”，那边同事猛问“什么，下午?”常常惹得办公室里一阵哄笑。因为这种“耳误”，有人把本来上午开会听成下午开会，误了大事被批评。
与闹笑话相比，林先生可为普通话说不好付出了惨重代价。林先生在南宁某建筑公司工作，讲一口“粤味普通话”。XX年，林先生承接了一个企业建筑工程。企业的老总是天津人，普通话非常“正”。结果两人上桌一谈，林先生错漏百出的普通话说得对方一愣一愣的，老听不清楚，林先生自己也急出了一身大汗。最后，对方老总“忍无可忍”，提前退席，建筑工程的事情也随之泡汤。
让学生自由发言，谈谈自己对于说好普通话有什么看法。
小结：其实以上几位同学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虽然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能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但是它们的适用范围不一样。闽南话只适用于闽南地区，而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故而在不久的将来，为了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沟通，我们更应该学好普通话。
3、 绕口令比赛
语言美是文明礼貌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我们不仅要说好普通话，还要能够正确使用礼貌用语，比如，“请”“谢谢”“对不起”等。
【关键词】东南亚;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K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66-01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南部沿海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及非洲东海岸，因此，东南亚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历史上，越南、老挝、缅甸因与中国毗邻，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古代越南又被称为交趾国，在西汉武帝时期曾设交趾郡，隶属于中央政府。古代越南的汉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在越南文物古迹和历史资料书籍中，汉文随处可见。越南地名至今深受中国影响，如长沙、太原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地名均被沿用。东南亚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有着相同的发展阶段，也有着自己的发展路径。地理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其文化发展的关键，而中华文化的影响对其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中国人多次移民东南亚，特别是每逢王朝更替，许多先民为躲避战乱跋山涉水移居东南亚。元末明初大量移民来到东南亚。郑和下西洋时又有大量移民来到东南亚，更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东南亚的开发。因此，华人对东南亚开发的重要性无可替代，近代以来华人对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1994年，泰国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不足百分之二十，却控制了泰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商业资产和百分之五十的银行资产;在印尼，华人总数只占印尼人口的百分之四，却掌握着印尼二十五家最大公司中的十七家;在菲律宾，完全是华裔血统的国民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在全国六十七家最大的企业中，华人就占了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中小企业更是华人的天下。华夏族正是以自己的勤劳在东南亚开创了新的天地。英国学者巴素在《东南亚之华侨》写道：“东南亚华侨对该地区，间接对整个世界而言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重要性，而且一般华侨的勤俭坚韧谦和已成为当地社会的安定力量。”这正说明了在东南亚的发展中，华夏族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贡献。
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基础，东南亚华侨所表现出的价值特征是融儒、道、巫、释于一炉的信仰。有学者认为，这可谓之“中华教”（新加坡学者邱新民），它不像其他的，但其思想同样给人以精神解脱。华夏族根据殷人的天、周人的德、老子的道、孔子的中庸、释迦的佛及理学家的修身养性，综合而形成自己的信仰意识。正如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所言，用儒家传统思想治国，在整个新加坡社会形成了一种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可以说，新加坡文化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延伸。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并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文化风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和谐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影响着其他地区，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润的。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留下的都是和平往来的良好口碑，而不像西方文化那般野蛮抢掠。
中国文化不具有侵略性、掠夺性，中国文化传播到东南亚不仅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在东南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元素，例如喜庆的中国结、剪纸、年画，以及非常盛行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等。东南亚的饮食也深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如越南人喜食的春卷、新加坡的海南鸡饭、马来西亚的沙茶酱等。在饮食方面，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另一贡献就是筷子的使用，使用筷子使中国与东南亚有了更深一层的民族情感。
从古代起，东南亚就与中国有着舞蹈、歌曲方面的交流。早在唐朝时，爪哇王子就带着盛大的歌舞团来到中国。近现代时期以来，双方的交流更加频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港台地区的歌手在东南亚可谓是红极一时，如邓丽君、张学友等歌手的歌曲风靡整个东南亚。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飞速，东南亚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市场，尤其是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新加坡歌手孙燕姿、林俊杰等在内地造成不小影响。同时，内地同港台地区的艺人在东南亚也是风靡一时，如周杰伦、陈奕迅、赵薇等，使两地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抛开选秀以及流行文化的负面影响，仅仅从文化的交流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东南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正不断加深，已经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相信在和而不同、的方针前提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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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男装的集散地众多，浙江、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北京等都是男装强省，但品牌男装主要集中在三个板块：浙江板块、广东板块、福建板块，其中浙江板块一直是老大哥。但近5年来，市场风云变幻，以中档休闲装为主力的福建男装迅速崛起，品牌集群力逐渐赶超浙江板块，并以较大优势领先于广东板块，其崛起之因众说纷纭：闽南企业抢先一步完成积累；闽南人敢打敢拼，豪赌央视：福建板块产业链完整，资源优势明显；休闲风的兴起有利于闽南企业……但说起原始积累完成的先后、板块的资源优势，福建板块却还略输一筹；并且以“敢为天下先”闻名的温州人，更早就把钱砸向了央视；而对消费趋势的把握每个板块都平等……究竟其真正原因何在7笔者试以16年的营销积淀、6年打拼于这三大板块的经历，为各位描述福建男装稳健崛起，而其他板块起伏跌宕的真正奥秘!
探秘世界大牌男装崛起的规律
“设计文化与设计实力崛起”是通用定律
我们调查了世界十大服装品牌，包括GIORGIO ARMANI、PRADA、GUCCI、VALENTINO、DIOR、VERSACE、CHANEL、LOUIS VUITTON、DONNA KARAN、GUESS等后，惊奇地发现，它们都是设计师品牌。之后，我们又研究了世界十大男装品牌，竟然发现它们也都是设计师品牌。
何谓设计师品牌?――由设计师创立或以设计师名字命名的品牌。在长达百余年或数十年的岁月中，无论世界诞生了何种先进的营销模式，或者国际大资本如何猛砸试图挤占服装版图，这些大牌始终坚守自己的秘密壁垒，专业而细致地占据着与设计实力有关的资源，如设计师资源、面料资源、供应商资源等，并不断讲述着娓娓动听的品牌故事，让设计文化的魅力始终凌驾于包括资金在内的一切因素之上。
因此，设计文化的积淀是服装品牌走向永久成功的秘密通道。
或许有人发问：近年崛起的低端时尚品牌ZARA和H&M是否遵循了这个规律呢?
不幸而言中!我们一般都非常欣赏ZARA超短的前导时间(平均只需10～15天)，但如果深入分析，隐藏在超短前导和精确预测的背后其实有一双“巨手”，即规模强大的设计团队所带来的超强设计实力。ZARA拥有三位一体的设计师团队，包括400多位的设--计师、市场分析专家、采购专家，同时把所有专卖店店长视为设计师团队的助手：同样，H＆M拥有100多位专属设计师，保证每天有20到55件新货品进入店铺。最足以佐证设计文化或设计实力重要性的例子是 2004年，H＆M和国际时装设计大师KARL LAGERFELD牵手合作的当月，其销售额飙升了24％!因此H＆M早在2000年即把与设计大师的合作当作其核心的战略是非常有远见的。可见，即使是ZARA和H＆M这两个新科状元，其崛起也无法绕开这个重要的规律。
所以，设计文化与设计实力崛起是世界大牌男装崛起的通用定律!这个规律对于包括福建男装在内的所有中国男装的启示都是意味深远的!
中国男装的品牌崛起之路
目前中国男装产业分布的板块特征鲜明，而品牌大量依存于板块也是一大特征。究其崛起之道，先有板块，后有品牌，是板块崛起促成了品牌的崛起。
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服装真正大规模融入到世界流行舞台则要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截至现今的这20多年中，中国服装演绎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样式，期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产业聚集，各个形态的服装板块浮出水面。到2006年，中国大约形成了近20个重要的服装集散地，其中男装实力较强的板块及对应的核心城市有：浙江板块的宁波、温州、海宁：广东板块的虎门、沙溪、顺德、广州；福建板块的晋江、石狮；江苏板块的常熟。同时，青岛、武汉、北京、上海、大连、辛集、成都等地市也有少量的大牌或成长性品牌，但尚未形成显著的板块效应。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中国本土男装品牌，几乎都是在板块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品牌与板块互相推动、借势，形成共振，最终形成了品牌群落，如闽南男装、宁波男装、温州男装、常熟羽绒服等。因此归根到底，板块是本土男装品牌的“成功之母”。目前中国的男装已走过了四个阶段。
单品崛起阶段
如杉杉、雅戈尔、罗蒙最初的产品是西服和衬衫；七匹狼、劲霸早期的产品是夹克，以批发渠道或者商场单品专柜两种方式走货。当时只以穿衣需求为导向，无专卖和品牌概念，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1995年。
专卖崛起阶段
从1996年开始，这些走批发线路比较成功的产品，或者观念比较超前的企业，开始尝试将产品“装”入形象较统一的店铺中销售，但由于规模较小，缺失品牌文化，因此尚不能称之为品牌。但这个阶段，有了一个质变，即产品开始拔高利润及向多元化扩展，从而支撑起专卖的生存及赢利。
品牌崛起阶段
2000年之后，店铺的规模性扩张、产品的多元化延伸、设计团队的升级、品牌文化的成型、终端实力的构建等，促成了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其销售和利润进入了优势区间，成功不可逆转，品牌由此诞生。浙江板块率先崛起，紧随其后的是广东板块、福建板块、江苏板块等。
冠军崛起阶段
板块由于拥有人才、土地、资金、产业链、政府等合力的优势，在其土壤之下，品牌大量崛起，在高成长性的市场牵引之下，这些品牌互相竞合，观念、战略、人才、资金、设计、生产等综合因素领先的品牌最终崛起成为冠军品牌。一般地，板块的冠军品牌也是中国本土的冠军品牌，它们将是国际大牌最有力的挑战者。如雅戈尔、杉杉、七匹狼、利郎、美特斯邦威等都具备冠军品牌相。
冠军崛起阶段之后的竞争形态将是什么呢7我们认为：将迎来巨无霸崛起阶段和个性品牌崛起阶段。
福建男装崛起的奥秘
福建的男装，分布于泉州、厦门、莆田、福州等沿海城市，主要集中于闽南，代表了中国中档商务休闲装的整体实力。2000年前后，福建的休闲装曾受到浙江商务正装的压制而略呈低迷。但近几年来，福建男装显示了强大的爆发力，几大前锋品牌每年销售回款的递增速度都在60％～100％之间；其店铺数量增长速度也是惊人!从最初的200到500，从500到1000，从1000到2000，甚至从2000到3000……几乎每年
均呈跳跃式发展。
在板块与品牌共振中，男装品牌脱颖而出，包括七匹狼、利郎、劲霸、柒牌、九牧王、才子、与狼共舞、虎都等，这些品牌的店铺(专厅)都已经达到2000个上下的优势规模终端零售额也在12亿～4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七匹狼集团由于多品牌战略的成功，旗下拥有七匹狼(红狼、绿狼)、与狼共舞、港士龙、七匹狼运动、马克・华菲等多元化品牌，集团标准形象店规模已超过4000家，一跃而成为“冠军品牌”。其带动崛起对福建男装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品牌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男装整体的进步。进入2007年，福建男装的步伐依旧锐不可当!反而压制了曾经实力占优的浙江男装。它们的发展到底有何奥秘?有七个关键性因素，我们――来解密。
一、实战买手支撑的完整专卖形态
“完整专卖形态”侧重指南方产品形态和北方产品形态之于专卖结构的完整性(图1、表1)。
专卖必须要有专卖的生存方式。中国地域广大，季节变换差异大，因此中国的专卖店不能死套国外风格沉淀的模式。福建男装在“完整的专卖形态”上下足了工夫，这是福建男装崛起的核心奥秘!也是中国本土中档男装崛起的奥秘!
1995年前后，以夹克起家的闽南男装面临销售“瓶颈”，七匹狼、柒牌等率先走出变革的道路，尝试发展专卖事业，遂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仅有单品优势，发展缓慢。2000年之后，随着专卖产品形态的逐渐完善，福建男装有了显著的终端竞争力，销售呈现几何倍数增长。与此同时，在衬衫、西服等单品上沉寂多年、举步维艰的利郎、才子等品牌也受到启示，大力完善专卖产品结构，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后起之秀。2005年开始，已在西裤(休闲库)系立全国冠亚军地位的九牧王、虎都开始导入完善的专卖产品形态，遂又取得瞩目突破。
福建板块近20年的沉淀，造就其拥有中薄夹克、休闲衬衫、正装衬衫、T恤、休闲裤、单西等南方强势产品，同时其厚夹克、棉服、风衣、尼克服、毛衫、西服、羽绒等北方属性的产品也日趋完善(图1、表1)。
因此，福建的男装可在三亚生存，北可在漠河扎根，并且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心应手，店铺规模迅速扩大，不仅提前占据了店铺资源，而且抢在其他板块之前完成了品牌的综合积累。
但“完整的专卖产品形态”之模式是如何建立和支撑的呢?这其中又有奥秘，福建男装采取的是“设计＋买手”型的开发理念。
“设计＋买手”型的特点是，企业一般拥有一个主导的设计师与一个买手团队，设计师作产品整体布局，在自行开发或采购回来的样衣上导入与品牌相关的设计元素，如立领时尚、明线时尚、阳光彩条，锦绣时尚等：而买手团队则分工到全国各地采购样衣，组成订货会的一盘货，订货会结束后，达到单量的产品再向贴牌厂下单，自己的工厂只生产部分的强项产品。
福建男装买手的特点是：有着设计师的基本素养，又有丰富的市场眼光，熟悉审单、下单、工艺监控等环节，工作贯穿于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他们拥有广泛的供应商资源，包括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专业贴牌工厂或面辅料厂，在流行款判断、样衣组织、配件开发、采购周期、价格谈判等方面都有优势，一般在两个月内即可完成产品的入市，真正做到完全的实战。在买手制之下，福建男装的成本价格优势也是明显的，如2006年部分单夹克、衬衫、休闲裤的加工费可低到15元、9元、8元左右。
“完整的专卖产品形态”之因素既可造就福建男装的崛起，其缺失也可以揭密为何以“商务正装”为主力的宁波男装之专卖竞争力日益走弱的原因；也可以为身处纺织大省的山东某实力男装为何久攻不下全国市场找到合情的答案；甚至敢于做出常熟板块、郑州板块中的夹克、裤业单品牌子在3年内仍将处于弱势的论断。
在福建男装、中国中档男装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中，“完整的专卖形态”之权重甚至超过了其他七个因素之和。
二、霸气推广制。低调夯实终端
“敢为天下先”，还是“巧为天下先”? “实力崛起”，还是“制度崛起”？福建男装的创业者们显然选择了后者!
中国有3000多个大中小城市，各地风土人情、消费习惯各不相同，落地营销、借助商建立销售渠道成为服饰企业风险最低的营销手段之一。忽略了这一点，也正是众多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遭遇滑铁卢的原因。而不少中国本土的品牌，特别是福建男装，则迅速抓住了制这一模式，一举崛起而成全国性的品牌。
营销的落点是产品，而产品的落点则是消费群。在中国这个足够大的市场里，中档休闲装推行制找到了它生存的土壤：消费主体是工薪阶层，市场容量庞大，利润可以满足多层分配；而其他类别的男装要么利润空间较小，要么消费群体小，实施制都有较大的制约。
制的特点是：快速占有资源，巧妙规避风险。
其一，品牌商可以借助商的办公、资金、人才、人脉、店面等资源，快速实施专卖专厅的复制；全国若拥有二三十个总，其爆发力是惊人的；其二，通过实施订货制，货品库存在商和终端处，对于品牌商几乎没有风险：其三，由于商承接了下游的管理，品牌商可以腾出手来整合中上游，完善产品。
在闽南的品牌中，最早采取制的品牌如七匹狼、劲霸等在2006年终端零售都顺利突破了30亿元，较迟建立制的与狼共舞、才子等品牌的终端销售也达到15亿元以上。
制虽好，却不是所有福建男装的天下!在闽南，粗粗算来，曾经与劲霸、柒牌实力相当的牌子不下10个，如今却有多数沦陷为三线品牌，甚至岌岌可危。何因?
推行制需要一股霸气。孙子兵法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制的运转道中有道：首先，必须快速崛起，先乱后治，否则你的销售规模上不去，打不起广告，商赚不到钱，会弃你而去，造成恶性循环；其次，单店实力起来之前，“开店增长速度”必须大于“库存增长速度”。否则，不论库存在哪一个环节，都将拖累公司。
推行制也需要一股狠气。多年来，福建男装成功的企业家们都在不厌其烦地做着如下的动作：不断招商，直到找到最好的总商，砍掉扶不起来的总商，实施区域或分公司制。如A品牌仅2006年就优化了近10个省份，增加了上百个区域；B品牌则从2005年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压缩总省份，大力推广分公司，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更能体现双赢结果的是，经过“霸”和“狠”的洗礼，一批有实力的商纷纷脱颖而出――从2003年开始，四川、广东、福建、贵州等10余个省份都诞生了回款超亿元的商，3000万元回款以上的则遍地都是。福建男装牛气冲天。
关键词：新媒体 文化传播 潮汕文化
向世界各国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和重要课题之一，各地区、各民族根据自身实际研究并推行其相应的区域文化传播策略，是合力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和抓手。潮汕文化的形成是中原文化与潮汕本土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与历代中原移民南迁密切相关，是文化传播研究颇具意义的一个课题，特别是近期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更凸显了研究潮汕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针对性。
历史上，潮汕人的商贸活动在国内外相当活跃，潮汕文化随着潮汕人源源不断地向外移民而远播海外，影响深广。据统计，迄今侨居海外的潮汕人已达1000多万，与潮汕本土人口相当，形成“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全球潮汕人共同造就潮汕文化的独特现象。潮汕文化地方性与国家性特征兼具，本土性与跨国性皆备，地域性与群体性特征交融，其传播学研究极具典型意义。
一、潮汕文化传播新媒体视角的提出
自从国学大师饶宗颐提出并倡导“潮州学”研究以来，潮汕文化作为一种特色区域文化备受关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岭南文化书系》中的《潮汕文化丛书》，从潮汕方言、潮州音乐、潮剧、潮州商帮、潮汕文化精神、古代名人、潮汕女性、工夫茶、潮州菜、工艺品、民居等各个层面来介绍潮汕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各领域学者，如中山大学陈春声对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史及明清之际韩江流域社会史多有研究，吴国钦厘清了潮剧的源流；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专门研究潮汕方言，黄挺则主攻潮汕社会史、潮商文化。但研究潮汕文化传播的文献极少。
陈学希等将潮剧、潮乐在海外的流播分为三个时期：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早期，当时的潮剧潮乐艺人与同期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潮汕人一样，潮剧、潮乐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和手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期，潮剧潮乐在海外各地发展有所不同，潮剧逐渐成为潮汕人一种重要的自娱与娱人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近期，潮汕人在海外大多事业有成、根基稳固，潮剧、潮乐成为联络乡谊、服务社会的重要艺术形式。但这主要是史学研究，不是真正的传播学研究。目前尚未看到从新媒体角度对潮汕文化的研究。
2000年以来，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这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并引起国家主管部门乃至最高领导层的关注。2006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柳斌杰认为，对新技术和新媒体应采取“主动参与、积极应对、为我所用、趋利避害”的态度，并就新媒体现状与问题、“十一五”规划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入的阐述。十以来，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也对当代文化传播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特别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于当代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快速成为国际文化传播主流渠道的趋势，如何提高文化传播研究的丰富性和准确度，以辅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和国家软实力建设，成了亟待破解的命题。
二、潮汕文化传播历史阶段与模式
潮汕文化起源于潮汕先民，后经汉越融合与中原文化交融，秦汉时期大致成型，历经唐宋、明清至近代，不断发展，又不断吸收域外文化而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在粤东大约有1370万人讲潮汕方言，加上港澳台潮籍同胞及海外潮籍华侨、华人，会讲潮汕话的人口估计达2000万左右。正是这个族群，以潮汕方言为基础纽带，维系并向海内外传播着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的传者不仅有本土的潮汕人，还有潮籍华侨、华人；其传播范围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全球潮汕人所到之处；其受者既包括国内其他族群，又包括海外潮汕人所能接触到的群体；其传播媒介不仅是潮汕话，一曲《寒鸦戏水》能召来诸多潮乐知音，一部潮剧《陈三五娘》可引起海内外潮汕人的共鸣，一盘地道的潮州菜、一杯给力的工夫茶、一件精巧的潮绣或陶瓷都能使潮汕人立刻辨别出“胶己人”（自己人）。潮汕文化的传播渠道从古代的“过番”到近代的海运商贸，乃至现代的出国与归侨、商贸与旅游等双向传播，形式多样；其传播效果从潮州菜、工夫茶、工艺品、潮州音乐、潮剧、英歌舞等“潮系品牌”的名扬天下可见一斑。
潮州音乐和潮剧是潮汕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两大艺术形式，两者均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海外传播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研究潮汕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阶段和传播模式提供了参考。但文化包罗万象，其传播不以音乐戏剧为起点。第一，人是文化传播的首要元素，以潮汕人到海外的最早时段作为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起点更合理。第二，现场听潮乐、看潮剧不是传播的唯一方式，目前已知至少在1935年―1937年，潮州著名乐师张汉斋为百代公司录制近百张外江乐、潮州音乐唱片，此后潮乐便借助唱片流传海内外。1955年香港江公司出品的潮剧电影《王金龙》，开启了潮剧影视传播模式。当代的潮州群众常通过潮州电视台《潮州戏园》等栏目观看潮剧，甚至通过微信互传潮剧图片视频。
由此，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时期及传播模式重新梳理如下。1840年以前为古代，以人际传播和较小规模的组织传播为主。1840年―1949年为近代，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大众传播开始出现，其中大众传播模式和时段可按报刊、广播、电影等不同媒体形态细分。1949年―1979年为现代早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共存，其中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逐渐兴起。1980年―2000年为现代中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传播方式中，大众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媒体开始出现。2000年以后为当代，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共存，以社交媒体为重点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并呈现出强有力的持续发展的态势。
三、潮汕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以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逐渐勃兴，传播模式发生许多重大改变，文化传播也不例外。与国家整体上出现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两个舆论场”的态势相似，潮汕文化传播呈现出两大结构性的现状与问题。
一是在本地的舆论宣传引导格局中，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模式与青少年一代以互联网、手机为主的媒介使用习惯存在突出矛盾。传统媒体传播效果事实上在逐步下滑，而潮汕的党政部门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介入太慢，不熟悉传播规律，缺乏话语权，在政务微博建设上落后全国两年，在政务微信上至今还基本“失语”。
微博是基于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国内2007年初兴，2009年成熟。截至2011年12月10日，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四家微博客网站上认证的政务微博客总数为50561个，但潮州市政府新闻办官方政务微博“潮州”2013年6月28日才上线；汕头市委宣传部政务微博“汕头”2013年8月26日才上线；揭阳甚至未开通“揭阳”，仅其公安局开通了微博“平安揭阳”。
微信是2011年1月21日由腾讯推出的一款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软件，可发送文字、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微信用户量2013年11月突破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1亿）。据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5月2日，全国开通的政务微信总量超过1000个，但潮汕地区仍未政务微信。
二是在外宣领域，官方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模式，与潮汕人海内外民间的交流联系、文化传播以QQ、MSN、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流的趋势矛盾突出。政府招商引资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意图通过传统媒体途径基本上影响不了潮汕地区之外的潮汕人，即使初步介入新媒体领域，也因内容以政经新闻等严肃内容为主而传播力不强，与民间运用新媒体自行传播文化如火如荼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在百度搜索键入潮汕方言“厝边头尾”，相关页面结果有219万个，呈现在首页的全部是潮汕饮食等内容；以“厝边头尾”检索微信公众号，同名的有10个以上，从其自我介绍看都是民间自发申办的，大部分是推荐“潮汕小食”，其中有些是专门服务于在大连、闽南（有些具体到厦门、漳浦等地）或其他城市的潮汕人的。这说明潮汕人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跨区域的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已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
再以“英歌”为例。“英歌”是潮汕地区最具特色的男子群体武舞，与潮剧、潮乐同属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传播模式演变大致如下：在明代初期的潮汕乃至闽南地区存在着一种以水浒英雄为主题的男子武舞（英歌雏形），这种雏形舞蹈在师徒言传身教的人际传播、村镇之间互相学习模仿的双向组织传播、游神赛会多向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影响下，在不同闽南文化亚区产生分化，在南澳形成车鼓舞，在潮阳、普宁形成英歌舞，在闽南地区形成宋江阵，宋江阵随漳州泉州士兵移民台湾而入台。1949年―2000年，报纸、广播、电视盛行的年代，英歌也借助传统媒体进行传播。2000年以来，网络、博客、微博、微信接踵而至。潮汕地区之外，观看、了解英歌最便捷的途径则是在百度键入“英歌”，显示有192万个相关网页，首页上还有不少英歌的视频推荐链接。以前必须借助传统媒体才能传播的信息，现在通过互联网、微博或微信等新媒体就可以传播至全球，小到英歌，中如潮汕文化，大至中华文化，都处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的传播规律。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缅甸华人使用微信与国内亲友或东南亚华人联络的很多，其用户体验较好，与国外同类产品WhatsApp和LINE相比更加方便好用，可见以微信为载体进行外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无论内宣还是外宣，潮汕地区官方在运用新兴媒体“打通两个舆论场，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方面，都存在薄弱环节。
四、潮汕文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
根据媒体格局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及时准确制定潮汕文化海内外传播的策略，重要而紧迫。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升传播力。传统媒体具有从业人员专业素养高、信息采集较为系统权威等优势，新媒体则在信息量和互动、分众、聚众传播等方面更胜一筹。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将两者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为区域文化传播服务。潮州电视台近年来主打的一档原创节目《探亲行》，通过派出记者团队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拜访当地潮汕人，联络乡情，传播潮汕文化，成效明显。建议电视台开设专门的微信公众号，以简洁的标题、图文、影音等内容全面展示海内外潮汕人的生活和文化生态。
2.运用社交新媒体主导海内外文化传播，提高针对性。国内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普遍存在内容过于“高大上”的问题，不接地气，不会“卖萌”，缺乏文化传播视角，建议潮汕地区加快建设步伐，结合潮汕人文化特征，提高运用政务微博、微信平台向海内外的潮汕人、华人传播潮汕文化的针对性。引导海内外的“美食控”、潮乐迷、潮剧票友、英歌爱好者等运用微博、微信进行良性互动，将使潮汕文化传播更为高效、广泛。在获得大量用户（“粉丝”、听众）认可的前提下，再融入政治、经济等传播内容。
3.寻找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点，增强软实力。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利用“国际潮团联谊会”等民间组织，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挥潮汕商帮极其擅长海外商贸拓展的优势，鼓励其寻找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点，以文化传播带动文化产业走出去，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提供有效借鉴，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潮汕民俗舞蹈的传播与谱系建立”（项目编号：2012WYM_0096）、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攻关项目“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13ZGXM0007）及“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建设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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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台湾原住民族论述在建构文化身份的时候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他们利用罗马拼音文字直接书写、原汉对照书写及各种语言杂揉的三种书写策略进行探索。虽然原住民的探索保护了自己传统并加深外界对其了解，但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其发展充满艰辛。
文化身份是台湾原住民论述的最重要焦点，原住民文化复振、文学书写及原住民叙事都是围绕着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来展开。但是如何重构文化身份却是原住民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重要问题。语言是建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范畴、行为模式均与用户的文化背景有着深远联系。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建构首先要涉及到用何种语言来建构。事实上，原住民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母本族语言，创作者、读者都是在原住民抗争历史脉络下进行思考与解读，因而使语言不可避免地附带着政治论述意义：“虽然作家、文学作品‘使用语言’的问题其实少有语言学、文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策略论述，然而作为研究问题，似乎必然触及语言作为文学的符号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书写置于在台湾社会整体论争与族群关系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将会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书写有一个重新认识与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台湾原住族的语言策略。
一 创制文字与交掺对照——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
原住民族语言按语言发生学归属于南岛语系。台湾现在约有30多万人使用着南岛语系的十几种语言。但是正如台湾学者何大安等所指出的：“高山’和‘平埔’之分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唯一可说的是，平埔族由于汉化深，她们的语言也消失得快。大部分的平埔族语言，现在已经没人会说了。”由于多年来，台湾当局并不重视对原住民族语言的保护，甚至有意进行弱化和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交流越来越密切。原住民族语言在这种潮流里并不能发挥其交流作用，反而容易造成交流障碍。在这两种潮流的裹挟下，即使是在原住民里，口语也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更何况他们没有发展出书写文字。因此，从延续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角度出发，有人提倡创制一种新文字，也有人提出利用罗马拼音文字对原住民的语言进行保护性定制。但是，如果从现实的书写状况来看，原住民作家里确实有一大批已经熟练掌握了汉语，要求他们重新学习一种新语言是不太符合现实。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作家既保留了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同时也利用自己娴熟的汉语来进行创作。
夏曼·蓝波安就是既使用汉语用得纯熟而又善于表达原住民族的独特生命感受的作家之一。例如他在(
夏曼·蓝波安不但有创作汉语作品，他还通过利用原住民拼音语言与汉语的互相交掺，构出一个新的书写模式。如一九九二年晨星出版发行的《八代湾的神话》，就是以每一则口传故事，都以原汉语隔页对照注记，如《小男孩与大鲨鱼》一文：“Kowyowyod na no Kanakan a Zokang ori ranam，do Jimasik rana yam，amiyan SO tawo amiyaven do vahay am，amiyan SO kapaka nateng SO awawan am，abo pa O kanen da sospa ya，am aboji rapong sira a paciwalaman，ta ji sira mangononong SO kalahetan NO keilyna ya，no manireng sira yam，marang—kong kaminang—kongk Wan da，ori tonadpodponi no tawo do naworad da a mangononong．
小男孩与大鲨鱼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Jimasik社有对夫妻结婚了八年膝下仍无子女，在社里他们被喻为模范夫妇，除了天天上山外，在休闲之余成以微笑迎人，甭谈李家长、张家短，因而，社里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皆喜欢到这家人的凉台(Noworad)(类似汉语的院子)说故事。”
在使用何种语言上，作家显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迷失。而夏曼·蓝波安的创作表达了一种民族的取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信息交流的载体。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鲜而显见的。其次，语言的差异反映的是一系列繁杂的生活系统。每一族群语言文字其背后都有一个实际的“经验世界”与“生活世界”来支撑。卡西尔说“语言间的差异不单单是声音和标记有所不同的问题，而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使用民族创制的新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建构自己民族身份的努力：“母语得以保留后，文字便成为纪录的绝佳工具。‘有语言无文字形同无文化’的观感多少存在为数不少的汉人朋友的片面印象中；历史的发展也看到不少殒落的民族，因为仅有语言没有文字，即使苟活一时，也必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迁而遭淘汰的命运。原住民自主意识的抬头，重建母语及发明原住民文字便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诉求。……‘原住民作家有必要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书面语，唯有如此，它才能把作者的心声传达给自己的族人。”
孙大川指出：“显然语言文字不仅能通人情而已，其象征性的力量是人类生存、行为规范、文化社会形式之张本。尤其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使人类经验的累积和传递成为可能，使人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存有。语言文字的使用，使人们能够了解并族类整体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属‘环境’的奴隶，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没有文字，不但无法形成一个以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传统，也无法将民族有血有肉的情感和想象藉文学的力量绵延下去。”
台湾学者提出创制新的文字策略显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口语都被迅速同化的当代，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创制语言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孙大川就创制文字指出其范围狭小，容易导致生命力与延续力不强：“这些努力和成果，或只限在少数宣教者身上，或只适宜流传在研究报告里，始终不是一个统一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少原住民文化及文学工作者，如泰雅族的娃利斯·，以罗马拼音文字从事原住民的文学创作，……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鼓励的……但是就原住民文学之可能这个角度说，母语拼音有它一定的限制。”诚然，创制新文字虽然有利于保护传统，但是这种文字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青年一代会学习与运用这种语言，那么创制出来的新文字其传承作用就大大减弱，最终还是逃不出消失的命运。如果提侣以创制的新文字进行文学书写，却会成为原住民族文学推广的阻碍。原住民族的创制新文字文学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入到主流的研究视野里，这对于已经处于边缘战斗的原住民族来说无疑更为艰难。
但是面临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原住民作家又必须使用汉语。由此才有孙大川在提出鼓励原住民语言符号化之时，还提出原住民族文学使用语言的策略：一、母语的保存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二、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应该积极地去开拓原住民汉语创作可能。但是他也提醒要时时警惕汉语的强大同化作用的：“向族群经验回归，重构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们的汉语写作具有族群的纵深，而不是漫无限制的任性想象，更不是对汉语全面之投降而任其宰割。”坚持原住民的特殊经验，才有可能使语言变成一种工具，否则原住民作家很容易会向更为强大的汉语思绪投降。如何表达原住民的特殊经验呢?孙大川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在《久久酒一次》书中，他指出酒是原住民的重要经验所在：“就像世界各地的部落族群一样，山地饮洒现象本有它宗教、社会、艺术想象以及集体活动等之丰富内涵。在山地社会未完全崩解之前，饮酒不是‘孤立的行动，它总是和宗教祭仪、婚丧喜庆、歌唱舞蹈等伴随而生；更多的时候它和劳动生产密切地关联着”当然，孙大川也关注到了山地酗洒问题，但是他认为“与其从‘涵化’压力的角度来考虑，不如从‘原始生命力’的扭曲和丧失来构思。”
二杂揉语言——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与分歧
不同于孙大川的语言“工具”说，瓦历斯·诺干则将“语言”视为是否为原住民族文学的标准。他主张母语书写，以此强迫读者进入作者的世界，理解和阅读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他注意到原住民族语言在面对强大的现实挤压时的危险处境：“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组权力中介的萤要作用，当原住民使用‘帝国语言’(中文)以定义自己的时候，除非是毫无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向中心吸纳的欲望靠拢的这种‘向中心模仿’的态度……否则，弃用或否定中心的优惠以及对中心语言的挪用与重构便会发生”。由此，瓦历斯·诺千认为文本中对于汉文词语、逻辑的‘挪用’和‘弃用’，正是向中心对话、挑战、对话与寻求多元并存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以杂揉为手段的语言使用方式，得到其他学者的赞同。傅大为认为一旦介入、寄生、繁殖于主流书写文化中，便在某个程度撼动了汉文逻辑，进而产生颠覆、挑战等效应。”。删这种书写策略就是采用各种语言的杂揉，通过这种杂揉展现原住民族的经验与思考。
杂揉语言的采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特别是在一九九零年代以阿美族阿道·巴辣夫(江显道)发表的作品，此后，原住民文学的小说、新诗、散文、以及报导文学的语言叙事策略均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超越出汉语书写模式，转向族语、双语、混语书写的实验，从而强化了原住民在台湾的差异性文化存在。特别是进入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台湾的中文发生了很大的杂揉趋向：“……是揉合了中文、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它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
对于这种杂揉语言的写作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未翻译，直接采用原住民语言。如拓拔斯·塔玛匹玛的忏悔之死趴最后的猎人里大量运用原住民的神祗名称而不加以翻译。夏曼·蓝波安在也有类似的杂揉方法，如“雅玛，在海上看天空很漂亮啊!Yaro mata nO angit!’他的母语脱口而出：‘好多眼睛的天空!同样，原住民作家里的奥威尼在其《云豹的传人》以及《野百合之歌》里都有原汉语言并列的情况。在云豹的传人》里，鲁凯族的母语基本上还是运用汉语拼音。但是在《野百合之歌》里则用罗马拼音字进行标注，使得发音及语法更靠近鲁觊族的使用习惯。如在《野百合之歌》里利用汉语音译再加上罗马拼音，并且不做解释：“底哦得尔(Tiethedrerr)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夜深人静着温柔地啼叫。”
另一种方式是把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进行杂揉，即在中文内部的杂揉。像拓拔斯·塔玛匹玛《冲突里就把大量的闽南话用中文的音译方式采用，整个文本读起来显得很怪异。阿道·巴辣夫是这其中的代表者。例如在《好想“弥啁啁”啊，现在》：“牧师在讲摩西还在埃及的故事时，我的眼睛才会睁得好大——大啊，原来，天使的‘阿灵0’所飘之处，哀豪遍野……除非‘宰羊’的门楣上有血涂抹，那一家人能得平安外，其余，‘莫宰羊’的……都死得好惨”。在这个作品里，阿道写其听到传教故事，不禁与阿美族的传统故事‘阿灵0’的传说相对照。阿道用“宰羊”、“莫宰羊”来理解《圣经》里的故事，而闽南语发音里，这两个词分别是对应“知道”、“不知道”，而这也与文本的意义相符合，知道者可以避过灾难，而不知道者则毁于灾难。汉语、外来故事、阿美族传说、音译的闽南语都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特异的文本。阿道·巴辣夫很善于把台湾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杂揉，其中以他的《说：我们才是爱币力君啊!——给雅美勇士》为代表。这首诗里看似粗俗的标题里用了英语、闽南话的音译和阿美族一些特殊服饰将台湾当局侵犯原住族的生活，批判其短视近利，只是跟着钱走的“爱币力君”，将其政治讽喻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种杂揉就是采用所谓的句法融合。在最后的猎人》序里，吴锦发透露拓拔斯·塔玛匹玛在创作小说时，是先在脑中用“布侬语”写好，再脑译成中文写出。通过这几处策略，原住民文学里特有的杂揉语言也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疏离”式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运用必须靠着作者的叙述才能得到证明，而事实情况是否真如作家所言，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因此，在实践中也引起许多争论。
关键词：晋江；雨伞加工业；品牌建设；产品定位
一、晋江制伞业的品牌建设现状
（一）品牌经营的总状况
2003 年，晋江市东石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日用杂货工业协会授予“中国伞都”的称号。目前晋江制伞业中仍有众多的企业是依托OEM模式经营，晋江市现在拥有40多个国家级品牌，居全国县级市第一位。
（二）雨伞加工业品牌建设的代表企业
晋江市目前共有四个中国名牌企业，梅花伞业有限公司的“梅花牌”晴雨伞获得“中国名牌”和“中国出口名牌”两个名牌称号，是晋江首家雨伞上市企业。富隆洋伞有限公司在严格有效运行ISO9001体系和ISO14001体系，晋江鸿盛伞具有限公司创造生产了“雨中鸟”牌晴雨伞，以及雨丝梦伞具有限公司。
（三）品牌推广状况
晋江晴雨伞需要注重民族品牌的塑造，并建立高效的海外营销网络。“梅花”、“金瓯”、“雨丝梦”等品牌的晴雨伞在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150 多个国家均占有较大市场份额。
二、晋江制伞业的品牌建设存在问题
（一）地域文化对品牌建设的不利影响
1.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阻碍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晋江制伞企业家族文化的封闭性阻碍了晋江制伞业与外部的交流，家族本位主义非常容易产生对外人不信任的氛围，从而影响了公司的制度化和现代化管理进程。
2.品牌经营理念不清品牌整体竞争力不足
晋江制伞业品牌整体经营理念模糊不清，目标消费群定位也出现雷同；品牌识别语空泛，品牌个性不鲜明；品牌代言人没有准确的传达企业定位和产品定位，导致品牌内涵被严重稀释。
3.品牌定位不清
晋江制伞业的品牌定位主要采用“先做量后做牌”和“边做量边做牌”的策略，而极少会选择“先做牌后做量”的策略。晋江从事雨伞加工的企业并没有对市场进行认真的调研，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定位，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长久发展。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1.产品高度同质化
晋江制伞企业生产的产品同质化十分严重，导致行业内竞争的低价化，最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企业缺乏清晰和稳定长远的发展战略。
2.品牌营销方式单一
国内人们的伞具消费习惯始终都没有太大改变，而且受民俗观念影响较为深远，对于以内销的产品为主要依托的“小商品市场”进行贸易，并无太多创新。大多数的雨伞加工企业都还是通过按单生产的形式销售，通过博览会、展会等形式进营销的观念较为淡薄。
3.行业总体仍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
晋江尽管有一些雨伞加工企业开始从贴牌生产逐渐向自主设计经营的方式转变，但多数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发展层次较低，伞具的生产与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相脱离。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饱受外部市场变化而造成的冲击。
4.从业人员多且水平参差不齐
晋江市制伞企业职工的平均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数为初高中文化水平，甚至更低。因此在晋江制伞业企业品牌建设的道路上，应该认清人力资源队伍素质提升的重要性，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的培训工作。
三、晋江制伞业的品牌建设对策分析
（一）结合绿色环保理念打造优质品牌
晋江制伞业作为传统制造业同样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因而企业在进行品牌化生产经营过程中要植入绿色环保理念，使用新能源，增加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实现现代化生存模式打造优质品牌。
（二）将品牌建设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雨伞加工业的企业主们要注重的社会责任，把企业社会责任贯彻落实到企业营销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提升雨伞品牌信用，为晋江制伞企业的品牌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强有力地品牌信用基础。晋江制伞企业要特别注重企业的信用能力、企业家的个人信用、公众信用、银行信用、资本信用及政府信用的建设与品牌建设的结合。
（三）运用网络等渠道进行品牌营销
晋江制伞企业应当重视品牌营销的网络建设，逐步建立加盟批发和电子商务以及“晴雨伞+饰品”品牌专柜等渠道网络。晋江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伞业产品订货会活动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信息，双向服务等进行品牌营销，逐渐加大招商融资力度。
（四）实行品牌延伸策略
目前国内雨伞加工业的中高端市场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市场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晋江制伞业不应该被定位所束缚，既可以生产中高端产品用来提升品牌形象，又可以在实际的市场开拓中进行分系列、分市场做好中低端产品市场。
（五）加强品牌建设的管理和保护
落实品牌规划，建设支撑体系，严格执行品牌战略管理和战略经营，实行科学地品牌管理和品牌经营，从而提高其整体水平。加强品牌营销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品牌营销运行过程中各个具体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品牌营销的科学管理和品牌保护。
（六）形成国际品牌
晋江制伞企业可依靠品牌效应，走集约化生产、集团化经营的道路，也可以通过和高校以及著名设计公司合作，设计出独特外观专利，突出产品的新颖独特性，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的消费欲望，形成特有的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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